孝子鲁迅在家里，鲁迅从小到大都不忘孝敬父母。
自1893年鲁迅的祖父科举贿赂案爆发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幸接连降临，1894年父亲突然大病，一病不起。
这时，家庭的一切经济负担，培育子女的责任，都落在了鲁迅母亲头上。
母亲只能靠出租几亩水田维持口粮，平时一切开销，只能靠典当旧物和首饰。
作为长子的鲁迅，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主动地承担起典当旧物和为父亲请医买药等杂务，从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把旧物典当出去，再到同样高的药店柜台为父亲买药。
有好几年，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没在当铺和药店里。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庶，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
”因为用了“原对的蟋蟀”等稀奇古怪的药引，也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鲁迅从此便对中医失去了信任。
他后来到日本学西医，还梦想救治父亲似的病人的疾苦，给母亲以经济上的帮助。
鲁迅从日本回国不久，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后又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
按鲁迅故乡绍兴祝寿习俗，以阴历虚岁生日做寿，1916年阴历12月19日，是鲁迅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六十元钱，给母亲做生日，在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
鲁迅的母亲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因此为了庆祝母亲生日，让母亲愉快，特约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
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也是鲁迅母亲六十年来最高兴最欣慰的一天。
1918年鲁迅又通过蔡元培的关系，把二弟周作人从绍兴调到北京大学任教，第二年，鲁迅在西城八道湾十一号购置了一套住房，购房当年，鲁迅就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部家属接到了北京。
鲁迅的母亲在北京定居时，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
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每月达六百多元，已是中上等生活水平。
经济上再不用母亲奔波操劳，母亲开始过上了安逸幸福的生活。
每当母亲生病时，都由鲁迅亲自陪同到医院诊疗，或是由鲁迅请医生来家里医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