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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2010-06-07 08:49:55)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提供的借鉴作者:武汉体育学院教授陈晴为什么某房地产商成为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之一？为什么张悟本欺名盗世还能红火那多年？为什么市场的乱象愈演愈烈而民众又无可奈何？我们今天的市场和商人怎么了？诸如此类的质疑，迫使人们去思索。
回忆一下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考略一下时代背景和政府的作为，或许给今人一点启迪。
一．“三反五反”运动追溯新中国的成立使深受欺凌的中华名族扬眉吐气，也为国人开辟了一条实现理想目标的康庄大道。
这对经过艰难卓绝的抗争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机遇又面临着严峻挑战。
作为执政党，时刻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工作。
然而，部分干部受封建社会“坐天下”的影响，放松了思想改造；部分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对党的形象和党的执政地位构造“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底，及时地提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在全党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三反运动”。
毛泽东同志要求“三反运动”做到“四个一样”，即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查，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严厉惩治腐败官员的决心之大，态度坚决而果断，并附有具体要求和政策尺度。
其目的是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明吏治，取信于民，长治久安。
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十分关注经济领域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问题。
从1950年抗美援朝以来，一些不法资本家和不法商人，在援朝物资供给方面，以次充好，甚至在武器弹药方面作假欺诈，导致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造成无谓的伤亡。
在国内，一些资本家和商人趁国家困难时机，囤积商品，哄抬物价，欺行霸市，故意扰乱经济秩序，以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反腐斗争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以“三反”运动建设阶段为中心的考察作者：方闻昊来源：《理论导刊》 2017年第10期摘要：针对当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到巩固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新阶段和目前学界对于“三反”运动建设阶段的研究存在盲区的现状，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反腐斗争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包括在思想建设中既重视干部教育，又重视阶级教育；在组织建设中既注意清除旧的腐败分子，又注意吸收和提拔新的优秀分子；在制度建设中既瞄准日常工作的规范，又聚焦内外监督的加强，可为今天顺利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事业提供深刻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三反”运动；建设阶段；巩固成果；系统性方略；全面从严治党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６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７４０８（２０１７）１０－００４３－０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纲肃纪，铁腕反腐，初步营造了“不敢腐”的清明政治环境。
在此阶段，学界响应党的号召，注重从古今中外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不仅考察我国古代政权兴亡的递嬗轨迹，分析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治理腐败的利弊得失，而且清醒地认识到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自身反腐倡廉优良传统的极端重要性。
在后者方面，有学者致力于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的经验资源，为今天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目前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构建“不能腐”和“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巩固前一阶段的斗争成绩，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适应发展的实践需要，学界关于“三反”运动斗争艺术的阐释不应再局限于发动阶段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斗争阶段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以及处理阶段的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而应更加关注建设阶段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运动胜利成果的系统性方略。
党中央在结束运动时曾特别指出：“‘三反’运动必须经过建设阶段，才能完满结束。
‘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于‘三反’运动的总结，这是巩固‘三反’成果、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觉悟程度和工作效率的重要关键。
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发起的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
该运动的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清除腐败现象并打击国内资本主义势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基础。
三反运动主要包括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社会经济环境复杂，许多旧的习俗与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迅速意识到消除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在这个背景下，三反运动于1951年由中共中央领导启动。
首先，运动着重反对贪污行为。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贪污现象普遍存在。
公共资源被不法分子挪用，一些官员对政府资金进行非法操作，使财富流失以及不公平的资源分配。
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把打击贪污行为作为三反运动的首要目标。
其次，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反对浪费行为中。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尚处于物质资源匮乏的时期。
因此，浪费现象被视为对社会财富的破坏。
三反运动呼吁人民群众发挥监督的作用，制止不合理的浪费现象。
这种参与度强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愿景。
最后，官僚主义被认为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当时中国的官僚体系还未完全改革，一些官员的官僚主义思想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
三反运动寻求通过动员群众来打破官僚主义体系，推动官员更加务实和服务社会。
三反运动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
在推进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过火行为，例如一些官员被错误地追责或指控。
这些错误的行为让三反运动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然而，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三反运动的整体效果仍然是积极的。
通过三反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减少了贪污行为，节约了大量的资源，并改善了政府行政效率。
运动还引发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事务的更广泛参与，增强了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同感。
除此之外，三反运动也为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打下了基础，例如“五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尽管这些运动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它们却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反五反运动与大跃进政策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群众性反腐败运动。
此次运动涉及商人及其他社会精英阶层，不同于之前的运动只针对国民党及其相关机构。
参与此次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土地改革铲除了绝大部分地主和富农，资本家则成为了社会的一种统治力量。
大批小商贩、地主富户或其后代上升为商界名流，加之不合理的市场份额及不恰当的商业竞争手段，令这些商人越来越难以遵守常规的社会正义规则。
此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始一系列的反腐败运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在中共八大前夕，即1949年10月至12月期间进行的。
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在此次运动中，商人们不少是投机者，许多商业行为严重受到谴责和惩罚。
虽然此次运动并非瞄准商人，仅仅是作为第一波下手对象，但许多商人感受到了中共对于私企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负面态度。
“五反”运动是在1951年至1952年间进行的。
在此次运动中，针对的对象依然是商人阶层，但已不局限于私营企业，扩展到了国有企业。
此次运动的五个方面：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虚假销售及反对盗窃经济情报。
此次运动中，中共继续以打击资本家为主要目标。
一些大企业家被打成了“贪官污吏”抑或“人民公敌”，典型案例即乐清商人傅连耀，他的整个家族都受到了处罚，被称为经营者罪案、华东贪污大案、商业恶棍案等。
整个运动的结果是许多商家破产甚至自杀，商业销售出现严重下跌现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还是备受争议的问题。
“大跃进”则是1958年至1961年间进行的一次发展中国经济的计划性决策。
由于中国在此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人民生活状况陷入恶劣，且国内经济严重落后于德国及日本。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使国家实现短时间内的工业化，同样改善经济状况和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大跃进大大超过了政府的承受能力，导致了农村居民的大规模失业，农村卫生和教育状况大量恶化，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环境破坏严重，而城市生活状况也因划一平衡化、集约扩充等计划性要求而极度退步。
新中国反腐的历史轨迹和实践经验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反腐斗争。
1949年成立的“政府行政管理委员会”即对国营企业进行了严厉的反腐工作。
最著名的例
子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官僚资本
主义，清除那些在国有企业内搞特权、贪污受贿的干部。
此后，各个
时期对反腐败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在
这一时期，反腐斗争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落后的法制建设、国有企
业内部的腐败现象以及与市场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的其他问题。
为应对
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反腐败政策和法律。
其中包括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等。
21世纪初叶以来，中国政府对反腐斗争的重视程度又大幅提升。
2003年，国务院成立了反腐败协调小组，以加强全国反腐工作的统筹
协调。
201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等文件，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此外，中国还成立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领导小组，并签署了一系
列反腐败合作协定，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反腐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
然而，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如何规范反腐的程序和程序公正等。
未来，中国政府仍需不断努力，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进反腐斗争。
对建国初期运动反腐的历史思考摘要:运动反腐发动快、见效快、能够产生巨大威慑力。
本文分析研究了建国初期采取运动反腐形式的原因,指出了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建国初期运动反腐积极作用局限性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化剂。
其危害巨大,影响恶劣。
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并且会严重削弱执政党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古往今来,许多政府就是因为腐败猖狂、恶劣,民愤难平,导致整个政府倒台。
同样,正是由于新中国初期腐败现象严重,反腐势在必行,我党雷厉风行,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整党整风、三反五反等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
在较短时间内及时有效的治理了腐败,加强了党风、政风建设。
但运动反腐同样存在着弊端,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缺乏反腐的长期性与连续性。
对历史的思考必定能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重要借鉴作用。
一、建国初期采取运动反腐形式的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初期,运动反腐一直是我党严惩腐败的主要反腐模式。
特别是建国初,反腐斗争比以往的斗争规模更大,运动一个接一个,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通过对运动反腐的利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利用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反腐在建国初总的来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反腐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却超过了中央领导人的设想范围。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建国初,中央之所以采取运动反腐这一反腐模式也同样存在着客观的历史条件。
首先,建国初期中央之所以采取运动反腐形式,这与当时阶级斗争的大环境分不开。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际国内的政治环境并不稳定,反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
因此,建国初无论是为了支援前线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还是镇压反革命,又或者是为了解决党内外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而发起的“三反”、“五反”等运动,都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就国内来说,建国初,国民党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
在新解放区,国民党留下了大批残余势力,这些残余势力与当地恶霸勾结,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破坏新生政权。
中国军转民74建国之初，中央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泽东手上。
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
毛泽东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
在阅读和处理这类文件中，毛泽东觉得，现在这样以各地党委一事一议的办法来处理，远远不能遏止已经发展起来的腐败现象，必须在全党开展一场大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在他1951年11月30日批转的报告中可以反映出来。
薄一波和刘澜涛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他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成。
11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文件。
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
之后，毛泽东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2月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发动全民，在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之举。
这场运动开创了50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反”运动之缘起“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
1951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经济财政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而战争的继续耗资巨大(约占年度财政支出的50%)，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这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
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出路又何在?恰如毛泽东所说，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
为此，10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
同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也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立即开展一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建设。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据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从1951年12月10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已发现的贪污人数达1670人；浪费现象也相当惊人，仅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一年内因管理不善，就损失汽油7000余吨；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国家投资4000多亿元(旧币，下同)，因计划不周，施工马虎，工厂建筑尚未完工，所有厂房的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不平衡下沉，造成巨大损失。
工业部化大公为小公，金额达730亿元；重工业部领导则有为下属厂假造开支503亿元的问题。
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药时，将3吨误写为300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译为“黑茶砖”，各级领导审批时都未发现问题，致使造成损失62亿元。
新中国反腐路线图(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法治反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先后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强调: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舆论认为，这表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下，反腐败斗争正在步入“法治反腐”新阶段。
运动反腐:弊大于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反腐败基本上是依靠发起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来实现的，这种反腐败模式可称作运动反腐。
运动反腐的基本逻辑，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力量来惩治腐败。
“三反”“五反”“四清”等都是典型的运动反腐。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运动反腐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如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就在当时和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发挥了极大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但运动反腐缺陷明显:首先，严重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损耗;其次，对腐败现象所掩藏的深层次问题以及滋生腐败的体制机制原因关注不够，不注重制度建设，运动过后，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
权力反腐:难以治本权力反腐是一种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人权力意志推动的反腐模式。
权力反腐的基本逻辑，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力量查处和遏制腐败。
从改革开放直至20 世纪90 年代初，权力反腐模式占据反腐败的主流。
权力反腐的优点在于便捷高效、执行力强。
但依靠领导权力推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较强的人治色彩和较大的不稳定性:领导人改变，反腐败的政策也会随着改变;领导人注意力变化，也会影响反腐败工作的力度和效果。
这就导致反腐败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较强的波动性，难以长期有效地遏制腐败滋生。
制度反腐:仍有不足所谓制度反腐，顾名思义，是指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来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反腐模式。
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在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逐渐形成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并在加强制度建设、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推出一系列重大措施，200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布实施，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正式走上制度反腐道路的标志。
第31卷第2期2021年6月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1.No.2June 202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腐败现象高危频发，中国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形成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
同时，开启制度建设，编扎“不能腐”的笼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搭建“不想腐”的防线。
分析该时期腐败现象的表现、产生原因和反腐防腐的举措，总结历史经验，可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81（2021）02-0072-05梁丽辉（河北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071051）收稿日期：2020-05-28修回日期：2020-08-11作者简介：梁丽辉（1975-），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PRCLIANG Lihui（Marxism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Baoding 071051，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orruption ，waste ，bureaucracy ，commandism and other phenomena of corruption occurred frequently.The CPC launched an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with great fanfare ，forming a strong deterrent of “dare not corrupt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rganized a cage of “cannot corrupt ”；strengthened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built a defense line of “do not want to corrupt ”.Analyzing the manifestation ，causes of corruption and measures of anti-corruption and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is period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Key words: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PC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dare not corrupt ”；“cannot corrupt ”；“do not want to corrupt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自身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从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看目前的反腐斗争作者：孙琦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09期[摘要]新中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同当前形势下的反腐斗争，在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具体操作方法上具有共同之处。
而且，从毛泽东和习近平个人看，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在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态度。
“三反”运动虽然没有达到根治腐败的程度，但打击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势头的蔓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和广泛拥护下，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反腐败斗争以锐不可当之势，逐渐荡涤党内存在的污泥浊水，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键词]“三反”运动；反腐败；依靠群众[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44-03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之后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
同土改、镇反不同，“三反”运动的开展不在党中央工作计划之内，其发动具有突然性。
由于进城之后工作重心放在了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两个方面，并没有对“腐败”问题做过多的关注，因此，当面对大量干部贪腐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决心对此痛下杀手，严惩不贷。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督促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持续了半年左右的“三反”运动，从整体上看，对大多数干部起了教育的作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的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促进了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同样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使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切实解决自身问题，努力保持全党的纯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当前反腐工作的开展，我们不难看出，两代领导人在对待“腐败”这一问题上，其态度和手段都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运动，也对当今的反腐斗争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一、提高认识，惩治腐败的态度坚决有力毛泽东对党的干部进城以后可能受到的腐蚀和分化现象，应该说是有足够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的。
早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专门就进城后可能发生贪腐问题为党的高级干部敲过警钟，要大家小心“糖衣炮弹”。
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估计到，进城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贪腐问题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1951年11月28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相关报告。
报告称：华北全区1950年一共处理干部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者303人，1951年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案件531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贪腐案。
刘、张二人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动用“宝坻县救济粮款4亿元”；动用“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已还10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后确认数是“60亿元”）等。
面对大量干部贪腐问题，毛泽东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
1951年12月31日在京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称：“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
“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不整好人，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好人整得更好……有多少反多少，开除了400万党员还有180万……在所不惜。
”对于许多基层权力部门反贪污可能造成干部全体垮掉，毛泽东主张：“不要怕，有人接替。
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
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1]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是空前强大的，因此腐败问题才有所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中央在对腐败问题的处理上，以及处理的效果上，全国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过去，党中央和中纪委的报告在腐败这一问题上一直使用的是“反腐败工作”。
而在2014年的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王岐山除在2014年工作安排的标题中使用了“反腐败工作”的提法外，正文中一律使用了“反腐败斗争”这一立场鲜明的字眼，如“习近平总书记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全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部署”等。
可见，新一届党中央在对待反腐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过去更明确、更坚决的态度，由此可以预见，未来的反腐力度势必更大。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对腐败分子采取“不姑息、不纵容”的坚决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分子形成了高压态势，惩治腐败的力度空前。
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组长的中央巡视组自2013年5月起，开始了一系列的巡视工作，首轮巡视10个巡视点9个发现腐败，第二轮巡视6个巡视点中5个查出腐败。
由于中央巡视密度之大，效果之显著，使得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相继落马，这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干部。
当前的核心思路是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而目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2]截至2014年3月，中纪委检查网站上公布了164名被调查的官员，从2012年12月到2014年3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查处了如此多的官员腐败案件。
正是因为党中央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下决心对腐败分子予以严惩。
二、依靠群众，惩治腐败的方法切实有效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而取得很好效果的一个典型的运动。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此次…三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在…三反‟运动中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干的，这是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但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乱‟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及时地恰当地规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项政策和纪律。
这种领导艺术是应该好好学习的。
”[3]“三反”运动中，各地纷纷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置检举箱，鼓励大家举报。
大会动员，小会学习，“背靠背揭发检举，面对面斗争批判”是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最有效的办法。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4]继承这一传家宝，并经常以此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我们就能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中共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全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干部群众连连叫好。
自2013年4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持之以恒转作风”为专题的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进行了深一步阐述，其中第四篇就是号召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在各大重点网站开设…举报监督专区‟，把效能考评、作风评判交给群众，对曝光线索迅速跟进查处……各地实践表明，转作风要转出时效、转出常态，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把群众监督纳入制度监督范围，在…动真格‟中依靠群众力量，既是前一段改进作风成效显著的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啃好…硬骨头‟的关键所在。
”[5]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群众通过舆论、媒体发挥其监督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依靠群众进行反腐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拒腐防变机制，网络舆论监督无疑为这一机制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当前形势下的反腐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跟群众发挥其监督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查处的官员，都是通过群众揭发、检举才被绳之以法的。
例如，陕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杨达才，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等。
一方面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群众通过网络发挥其监督作用、行使其监督权这一行为的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群众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有了显著的提高，对行使其监督权的愿望也更为迫切。
虽然群众监督的覆盖面最广泛，群众对更好的行使其监督权的要求最迫切，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也是最难实施且亟待解决的，因此解决好群众监督问题是检验监督工作是否到位的试金石。
三、树立典型，惩治腐败要集中力量捉“大老虎”毛泽东指导政治运动的方法，一贯是“树典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运动同样也是采用这种“树典型”的方法，即集中力量捉“大老虎”。
因此，在这场“打虎”运动中，许多生活上、思想上腐化的“大老虎”都没能幸免，纷纷落马。
1952年1月19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中，薄一波就指出：“如果在这次运动中不彻底肃清这些大贪污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暂时藏起来，一阵风过后，他们又会继续起来作恶。
”[6]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开展一场由毛泽东亲自组织的“打虎”，尤其是打“大老虎”的战役，成为接下来工作的重心。
这一时期，典型的案件，即天津前后两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经河北省在保定市举行公审大会后，将二人执行了枪决。
从高级干部抓起，向人民证明，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纵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
部分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解决上述问题充满了期待。
经过了一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新进展，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
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指的是上层、掌握大的权力的人，而“苍蝇”指的是社会方方面面，特别是社会基层那些没有一定官衔的人。
要净化社会风气，中国共产党从上到下进行反腐，“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上下相互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取得更好的效果。
“反腐”，是每一个国家和政府任何时期都高度重视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反腐倡廉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是一项关乎党和国家乃至民族大业的长期的系统性工程。
虽然“三反”运动己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这场斗争提供的历史经验，是我们保持艰苦奋斗、廉政为民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
新时期，我们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同。
因此，如何在继承中更好的发展“三反”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从而更好指导当前的反腐工作，也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当前强有力的反腐斗争，能够使隐藏在党员中的腐败分子无处遁形，净化党的组织，从而更好的肩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
参考文献：[1]罗瑞卿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七十二次常委会上的传达报告，1952年2月25日[F].广东省档案馆藏，58-59.[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6.[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1991，145-146.[4]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27.[5]人民日报评论员.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N].人民日报，2013-4-15.[6]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央一级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全面展开向大贪污犯总进攻向毛主席的报告[J]建设，1952，（1）.责任编辑董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