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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的史学与易学苏洵（1039年-1112年），字子瞻，号子厚，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他是苏州人，父亲苏仍居为北宋名相，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苏洵对史学和易学有深入的研究和贡献，成为了中国历史学和易学的重要代表之一。
苏洵对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作《东坡志林》上。
《东坡志林》是一部包括历史、传记、人物论等多个方面的杂记。
在书中，苏洵以自己独特的观点梳理了中国历史的脉络，并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进行了评价和传记。
他注重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苏洵也运用了讽刺和幽默的手法，使得他的历史著作读起来生动有趣。
《东坡志林》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后世史学的启蒙之作。
苏洵的史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历史真实性的坚持。
他认为，历史应该追求真实，不应该被偏见和扭曲所影响。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苏洵注重对事实的考证和论证，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他也批评那些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的行为，倡导历史学家要有责任感和良知。
苏洵还主张对历史人物进行公正和客观的评价，不盲目崇拜和吹捧，也不盲目诋毁和抹黑。
他认为通过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进程。
苏洵对易学也有较深入的研究。
他在易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他的《抽掷法言》一书中。
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对于预测和理解人类命运具有重要意义。
苏洵通过对《易经》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他认为易学是一门严肃而庄重的学科，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他提出易学的核心是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塑造自己的未来。
苏洵的《抽掷法言》被后人广为传颂，对于易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冷成金：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基本特征—兼与朱熹文艺思想相比较苏轼一生，对“三传”（《东坡易传》、《书传》、《论语传》）极为重视，他在黄州、儋州、虔州时分别写信给滕达道等人，认为完成了“三传”可以“冥目无憾”，“即觉此生不虚过”（分见《与滕达道》、《答李端叔》、《答苏伯固》）。
确实，《东坡易传》是苏轼哲学思想的集中、完备的体现，也是蜀学的核心著作。
《东坡易传》7卷，存《四库全书·易类》，《书传》20卷，存《四库全书·书类》，《论语传》已佚。
《书传》一书，多为史实、名物的考释与辨说，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关系不大，《东坡易传》则不同，在宋代易林中独树一帜，不仅是理解苏轼的人格与文格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东坡易传》迄今不受重视，表面上看是哲学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相互“礼让”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其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冲突。
中国的哲学是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发展的，而对《老子》、《庄子》、《论语》和《周易》的解释则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脉。
宋代释《易》掀起了高峰，有宋一代就产生了十数部个人阐释性的重要专著，司马光、张载、程颐、刘牧、欧阳修、朱熹、杨万里、周敦颐等人都有易学专著。
后世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清代李光地在《御纂周易折中》序中就说：“易学之广大，悉备秦汉，而后无复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来，周、邵、程、张阐发其奥，惟朱子兼象数天理，违众而定之，五百余年，无复同异。
”推崇朱熹，兼及诸人，唯独不提苏轼，个中因由，已如上述。
但事实上，《东坡易传》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心学的形成，影响重大。
同时，苏轼有着丰富系统的文艺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艺观与他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度的契合，如果能以《东坡易传》为背景，并兼与朱熹的文艺观相比较，我们将会更为深入地理解苏轼的文艺思想。
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拟先分析《东坡易传》的思想特征，然后再探讨苏轼文艺思想的性质特点。
第２９卷第１期（２０１４）内江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１Ｖｏｌ．２９（２０１４）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牛 秋 实＊（许昌学院社科部， 河南 许昌 ４６１０００） 摘 要：苏轼对易学的兴趣，始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锒铛入狱期间。
当他流放儋州之后，苏轼完成了《苏氏易传》。
由于苏轼受到易学思想的熏染，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浪的思想性格有深刻的影响。
苏轼以易学为基础，以其多样化的著作如散文、诗歌、词、绘画、书法等表达他宽广的胸襟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极大包容。
宋人如苏轼辈研究易学，好发为宏论，故学术风格导致写诗议论转多，有时会使得诗风在奇趣之下顿失诗格，所以居儋州期间苏轼在师法唐诗风格之下便不得不转而师法魏晋，以渊明为诗，这就是诗歌的流变与延续使然了。
关键词：苏轼；易学；诗学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３６－０５ 在北宋时期，理学家们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极不一致。
理学家认为科举考试文人士大夫之文，有害于道。
但是在苏轼看来，那种培养真正有价值的个人艺术修养的教育也可以是所有道德行为的基础。
事实正是，“为文”完全可以是一种道德实践形式。
宋代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研究儒学经典，他们热烈地讨论经典中间的许多知识问题。
“五经”仍然是他们所关注的重要经典。
如宋儒的《易》学的研究，就有范仲淹的《易义》、胡瑗的《周易口义》、石介的《周易解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颐的《伊川易传》、朱震的《汉上易传》、胡宏的《易外传》、朱熹的《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张栻的《南轩易说》、杨万里的《诚斋易传》等等，宋代那些著名的学者、理学家们，几乎没有不研究、讨论《周易》的。
宋儒是如此关注《周易》，人人研究并讨论《周易》，是想通过重新阐释《周易》来构筑自己的经学体系，或者像苏轼那样，构建其基于儒家的诗学思想体系，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
唐都学刊Tangdu JournalJul.2019 Vol.35No.42019年7月第35卷第4期【博士论坛】诚明合而道始见——论苏轼的中庸思想张勇（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西安710061）摘要:在复兴儒学、改造世道人心的宋学思潮中，儒学的“中庸”思想深刻影响了苏轼的文化创造。
苏轼通过《中庸》篇的诠释,发挥了“明体达用”的中庸思想;他扣住“诚明”“终始”两端的“中庸”辩证原则，批判了性命形上学在儒学诠释中的偏颇。
在儒学史的研究中，苏轼运用“中庸”思想，发挥出性情不离、情礼相融说的儒学观点，呼应了宋学的历史任务，并取得了比较圆融的理论与人格成就。
关键词：苏轼；中庸思想;诚明合;道始见；明体达用；性情不离；情礼相融中图分类号:1206.24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4-0105-04收稿日期：2018-12-06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社科基金项目：“仁学理论视野下的宋代士大夫精神及宋诗研究"（13JK0253）成果作者简介：张勇，男，陕西汉中人，文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在兼收并蓄的“宋学”思潮中，苏轼是最具有包容气质的文化巨擘。
苏轼的包容性创造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⑴5，儒家的中庸思想开辟了他对真、善、美不同领域的文化融合道路。
苏轼以儒学“中庸”思想的诠释与发挥呼应了复兴儒学、改造世道人心的“宋学”思潮,形成了圆融洒脱的理论与人格特点$一、儒学中庸思想阐微儒家的中庸思想，显豁于孔子，集成于《礼记’中庸》，哲学完型于宋代理学。
结合儒家圣哲的思想诠释，我们可以对儒家中庸思想内涵做出三层阐发：其一，中庸是儒家天人合一的道德文化理想。
杜维明说:“天人合一乃《中庸》的基本主题，它构造了《中庸》所有哲学论述的基础$”"*5《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63°这里由天道下贯人道，确立了儒家道德文化的本体来源;与之相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苏轼的易象与意象易象与意象的关系，是文论史上一个不断被探讨的问题，八卦的来源本就有“观物取象”说，《易·系辞》说：“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3]也就是说，易象来源于对于天地万物的拟取，《周易》便利用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来传达其易理。
易象是对于外界的模拟，以及象中包孕更深刻的情感或意义，在这两点上，易象与诗歌意象是相通的。
陈骙《文则》中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
文之作也，可无喻乎?”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
”[4]在《周易》中《井》卦是经常被作政治化解读的一卦，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在苏轼对于《井》卦卦意的独特阐释，以及如何运用“托物寓旨”的手法把《井》卦卦意运用到诗歌的“井”象当中。
一、《井》卦卦意《易·井》卦为：上坎下巽，坎为水，巽为木，井卦就是取象于木上有水。
其卦、爻、象辞如下：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九二：井谷射鲋，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周易》卦象来于“观物取象”，关于《井》来源何物，徐中舒在《古井杂谈》[5]一文中列举了三种，《井》卦之井有：井田、陷阱、水井三义。
苏轼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思想发微作者：吴怀东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06期内容提要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宋代几乎被提到前代第一诗人的崇高地位，其中苏轼有关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中膏”说在陶诗认识史上甚至古典诗论史上影响极大，学术界将此说简称为“枯淡”说，或视同于“平淡”说，其实皆非苏轼本意。
苏轼强调的是“质而实绮”——“质”“绮”相反相成。
中唐以来，士大夫人生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们逐渐认可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在南朝人看来质朴的田园生活及其诗风，在他们看来却极富诗意。
苏轼的概括既揭示了陶诗本身所具有兼容“质”“绮”的审美品质，也反映了陶渊明的文学实践经过了从“绮”向“质”、由“质”返“绮”这两个层次进而达到第三层次即“质而实绮”的最高境界，揭示了作家创作艺术成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苏轼通过解读陶诗而建构了“质而实绮”“外枯中膏”、绚烂平淡的转化与结合之美，这种美学观和美学形态反映出中唐以来士大夫“兼济”与“独善”兼备的人生观，也体现了源自《易经》的矛盾两极相互依存、转化的认识与思维方式。
关键词“质而实绮” 外枯中膏矛盾两极易学思维方式〔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6—0060—10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生前身后地位显晦变化最大的诗人，钱钟书《谈艺录》早就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
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
”在钱先生看来，欧阳修和苏轼的评论不仅反映了宋人的崇陶认识，而且在陶渊明地位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苏轼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诗文书画兼工，创作、理论兼通，论文艺才华之全面、美学见识之深刻在古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
苏轼在陶诗价值的再发现、再阐释与地位的提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轼不仅隔代为他所见传世的每一首陶诗都进行了唱和，得《和陶诗》109首，而且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了富有个性和深度的理论分析，其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以及“外枯中膏”说已成为陶诗定评，在陶渊明接受史、认识史乃至中国古典诗论史上影响极大。
苏轼易学思想初探——以《东坡易传》为例付俊龙（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摘要：苏轼的文化价值理想本于易学的普遍原理，追求天与人的整体和谐。
这是由易学传统世代相传承长期凝聚而成的理想，并且由易学传统朝外横向辐射，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理想。
苏轼对易学的理解有他独特的个性，他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及时代的特殊感受纳入此理想中，使之充实丰满，有血有肉，成为自己毕生真诚追求的对象，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原动力。
这成为我们理解苏轼哲学思想的一个基点。
关键词：苏轼;易学;东坡易传;卦辞Su Shi Thought- To "Dongpo Yi Chuan" as an exampleAbstract: Su Shi's cultural values and ideals of this was to lear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the pursuit of days with people's overall harmony. This is easy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cohesion formed the ideal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outwards from the horizontal radiation,as the Chinese people in various areas of spiritual ideals. Su Shi's right to learn in understanding his unique personality, with his own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nd time into this ideal of a special feeling to make it enriched plump, flesh and blood become his lifelong pursuit of the object in good faith, an everlasting spirit of the driving force.This became our understanding of Su Shi's philosophy of a point.Key words: Su Shi ；Yi Chuan learn Dongpo ；Hexagram ；Statement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它久远的博大中，正因为一些卓越的文人，才使这渊远的文化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苏轼便是一个最具魅力的文化人。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尤以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便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
苏轼便是这一文化特征最集中的代表。
他的人格是复杂的，儒家、道家、佛家杂取而互用，所以单凭一方面的理解很难客观评价苏轼一生的行迹的。
学术界一般认为，苏轼是杂家，兼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从苏轼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的著作，《易》、《书》、《论语》这些儒家经典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始终在占主导地位。
苏轼的经部作品《东坡易传》是易学的典范之作，他对于研究苏轼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林语堂先生曾这样描述苏东坡：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个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的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散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3］（P2）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看出苏轼的文化人格，他是丰富而新颖的，这种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中国的哲学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种理想，与现实始终是一个不可化解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苏轼的理学思想则恰恰相反，他希望达到一种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的境界，试图把一切名教都建立在自然的伟业上。
苏轼以文名世，实则他的解易也独具特色。
通览《东坡易传》，东坡解易，本儒家“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精神，又博取道家“超然旷达”之思想，使之在北宋思想中独树一帜。
苏轼的易学思想与老子、庄子均有很大不同，他的思想已不再是社会群体的政治操作，也不在是经世治学的南面之术。
苏轼较为偏爱庄子，所以他的性格和气质与庄子多有契合，他对易经的理解也主要放在安身立命上，而没有去延宕王弼、孔颖达等人的思想，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大众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对中国文化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审视。
值得解释的是，苏轼对易经的研究并非全部出于个人偏爱，而是深受北宋社会政治、历史动因的影响。
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使许多有志之士饱受贬谪流离之苦，苏轼也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一个，在政治挫折中，他们热切地探索个人如何在社会苦难中安身立命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所以苏轼的易学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也是北宋士人思想从外在转为内在的一个基点。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更能客观地理解苏轼易学思想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苏轼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文如其人，文章如水，为人亦如水。
水象征着苏轼丰满而完整的人格内在精神，是苏轼的内在精神，正是他心底终生追求的圣人之德。
苏轼认为，上善之水是基于道的，水是丰盈的圣人之德。
同人卦乾上离下。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于也，亨。
利涉大川，乾行也。
”［2］（P107、109）苏轼东坡易传认为：野者无求之地也。
立于无求之地，则凡从我者，皆诚同也。
彼非诚同，而能从我与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故天与人同，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
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
（《东坡易传》卷二）“天性是向上的，与天呼应才能成为同人。
人聚众在旷野上，是很吉利亨通的，有利于渡过大河，这个环境和时机有利于君子发展。
”苏轼说：“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
”所以他对卦辞的理解不是着眼于理学家的执着，而是倾身于自己的率性和旷达上。
他明白：在社会环境中，离则两伤，和则两美；在社会的发展和过渡中必然是一个相互追求的过程，所以要尊重各自不同的个性，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思潮，形成协调并济的互补结构，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
苏轼在对这个卦辞的理解上还提出了一些光辉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君为阳，臣为阴，只有当阴阳保持一种均衡，才能协调并济，相辅相成；如果君主骄奢淫逸，刚愎自用，造成阴胜阳衰的局面，就会破坏政治上的均衡致使祸乱频生。
从苏轼对这一卦辞的理解我们可以分析北宋社会政治面貌。
其一是北宋的冗官冗兵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加强，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权力的相互争夺；其二苏轼做人为官的思想本源。
他所理想的是一种民主的、合理有序的社会形态，在做人为官上也要达到自由高蹈、和而不同和独善其身。
从苏轼《东坡易传》的思想和他对这一卦辞的理解和肯定来看，我们就能更深一步地联系到北宋社会的派系之争和党锢之争，以致于北宋王朝的倾覆，苏轼的这一思想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和预测性。
屯卦坎上震下。
元亨，利贞。
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涣卦巽上坎下。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2］（P65、298）“屯”《说文解字》曰：“难也，象草木之初生。
”草木萌芽于地，但萌芽中仍少不了艰辛，天地行而万物生，但生长之初天地之气并未通畅，所以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亨”者，通也。
君王有庙宇，有利于渡过大河，可以成功。
雷雨来时大水涣漫，就像天地初生之时杂乱晦冥，正适宜有德之君统治管理，但管理之初人仍不得安宁。
东坡易传认为：初九以贵下贱，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磐桓居贞以待其自至。
惟其无位，故有从者，有不从者。
夫不从者，彼各有所为“贞”也。
初九不争以成其“贞”，故“利建侯”，以明不专利而争民也。
民不从吾，而从吾所建，犹从吾耳。
（《东坡易传》卷一）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
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
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
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
“涣”之为言，天下流离涣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经营四方之不暇。
（《东坡易传》卷六）苏轼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对这个卦辞的理解也突出了很强的民本思想，他认为，作为强大的君主唯一正确的做法应是尊重人民的主体意识，听任人民自由选择，坚持尊重个性，尊重差异，要实现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主张文化的多元共生。
［1］（P149、150）所以君子要有大的作为就必须使天、地、人获得和谐，要在谋求人民利益上付出艰辛的努力。
可以说苏轼的这一思想在宋朝不会过时，再过百年也不会过时。
从这个卦辞我们再来分析苏轼：其一苏轼的为官执政思想。
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慧州、儋州。
”在地方官任上，他总是竭力造福一方百姓，可见他的为官思想也是一直在追求和秉承着这种“民本”主义。
其二苏轼的贬谪流放实多，但他为什么总是显示出那样的从容镇定，那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拥有这份天、地、人的审美境界，他很早就具备了“天地行而万物生”的这一思想准备，所以在屡次的贬谪生活中他亦挫亦勇，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乐观和镇定。
苏轼深知，“万物”“天下”“大道”都是比政治更大的东西。
真正的“大丈夫”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具有终极关怀的人。
他认为作为官僚就应该尊重人民的主体意识，尊重差异性，要在给人民谋求利益上多做努力。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客观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避免不了局限性，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这里，苏轼是通过对“民间”的关切与开掘来考察民间大众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对社会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审视；而王安石等人则多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充当民间的“救世主”。
在传统精神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士大夫文化，在纭纭大众面前往往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他们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审视大众与民间。
他们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为民间的“救世主”。
苏轼作为“保守派”，是看破了这一层事实后力图尽量挽回和作到“兼济”和“独善其身”。
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历述了他在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的政治立场：仁宗朝因循守旧，所以他：“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姓，果断而行”；神宗敢作敢为，励精图治，所以他“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
元佑初除新法，“劝多行仁宗故事”，苏轼强调新法“不可尽废”，主张“参用所长”。
他认为：“圣人之治天下，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