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罗斯主义述论

十九世纪早期俄国官僚制度与官僚阶层问题述论2006年5月第22卷第2期陕西教育学院JournalofShaanxiInstituteofEducationMay.2006V01.22No.2十九世纪早期俄国官僚制度与官僚阶层问题述论郭响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俄国官僚制度发端于彼得一世,正式形成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至尼古拉一世时已臻于成熟.除此之外,俄国官僚制度在19世纪还在内容和性质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官僚阶层社会构成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职业模式的变化.19世纪俄国官僚制度已发展成一个专业化的,自我衍生的组织体系.正是依靠相对成熟的官僚制度,亚历山大二世才完成了"大改革".关键词:俄国;官僚制度;官僚阶层;社会特征中图分类号:KI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8X(2006)02—0058—05一,俄国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发展俄国沙皇政府被誉为"官僚政府"的典型.…)俄国官僚制度是随着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17世纪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的建立,标志着俄国政治体制重新开始沿着等级代表君主制的轨道继续前进.不过从17世纪后半期起,俄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就开始向专制政体演变.沙皇费奥多尔(1676--1682年)统治末年,即1682年1月,政府废除了此前按门弟授官的制度,入职年限和是否胜任的原则被提到首位,从而确立了俄国官僚制度的基础.l8世纪以前,俄国中央机构职能混乱,模糊,经常出现延宕,扯皮现象.彼得一世为改变俄国行政的这种混乱状况,借鉴欧洲的模式,用委员会取代过去的衙门,从1718到1721年,共成立了儿个委员会.同过去的衙门相比,委员会有明确的职责和职能分工,分别管理国家不同的部门,在中央形成了相对有序的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开始影响国家的社会生活.彼得大帝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1722年颁布的《官秩表》.它确立了直到1917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官阶制以及根据品级晋升和论资排辈的传统.官员获取品级时,门第,财富不再是晋升的门槛,晋升的标准主要根据供职的状况,而不是拥有农奴数量的多寡和土地的多少.彼得大帝改革的目的是努力打破对家族和个人的忠诚,以转移到对国家和社会的忠诚上,最终集中到对沙皇的效忠上.除此之外,《官秩表》第一次规定普通民众可以通过为国家服役而获得贵族地位,这不仅为一些有才能的人进入官僚机构打开了职业之门,而且增加了俄国行政机构的流动性,从而在扩大统治阶级基础的同时,也增强了官僚制度的活力.总体来说,彼得大帝为俄国创设出一个较为规范的行政机构,成为沙皇制订和执行政策的主要依托对象,俄国官僚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但官僚制度很不稳定,君主个人的意志和宠臣的作用对官僚制度的冲击相当大,在地方一级还未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叶卡特琳娜二世上台之初决意继承彼得大帝所开创的事业,首先着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的混乱状况,于1755年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用省,县两级管理体制取代过去的省,州,县三级管理体制.并设立总督辖区,监管两三个省.规定地方要以中央为模式,省长直接负责地方行政事务,税务署和社会救济厅等地方机构向中央的委员会汇报,接受参政院的监督,从而在地方一级确立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较好地协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中央,总检察长A?A?维亚泽姆斯基对官僚制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收稿日期:2006—02—19作者简介:郭响宏(1978一),男,甘肃秦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58他扩大了检察官的职权,另一方面把自己领导的参政院变成一个实际上的行政机构.到1793年任期结束时,维亚泽姆斯基不仅组建了一个正式的职能机构——检察长办公室,而且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库.实际上维亚泽姆斯基领导的机构是内务部和司法部的一种早期结合形式,为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部长内阁制的改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18世纪中央与地方缺乏系统有效的沟通,有效的行政管理仅限于各地的省会城市,地方总督常拥权自恃.19世纪,疆域的扩大,人121的增加以及西方工业革命对俄国的挑战,原来的委员会已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总督权力过大使皇命很难在地方付诸实施,有些地方总督集大权于一身,在中央他们与各大臣平起平坐,经常抵制中央委员会的命令,造成彼此冲突不断.亚历山大一世以建立一个高效,合理的行政体制为已命,用当时欧洲通行的部取代原来的委员会,先后成立了11个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各部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各部下面又分成若干子单位,具体负责不同的事务.各大臣时常开会,协调工作,共同辅佐沙皇.在地方,保罗一世已撤消了总督职务,亚历山大一世巩固并扩大了叶卡特琳娜的地方行政改革,省长成为内务部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具体负责一省的行政事务,省长下面有各部的代理人,分管司法,治安,商务等事务,并直接向其彼得堡的上级负责汇报,中央与地方之间一个新的,相对有效的,互通信息的制度正式建立,中央可以了解地方的状况,地方可以相对有效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完善了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了完整的省署机构,在地方按照部门分工确立了几个基本的运行体系:行政——警察体系,财政体系和司法体系,并进一步削弱彼得大帝所创立的委员会的影响.在中央,参政院只是最高司法机关,国务会议相当于最高立法咨询机关,各部是行政执行部门,从而基本完成了地方与中央体制的趋同,建立起了相对有效的官僚制度.二,19世纪早期俄国官僚制度的社会特征关于19世纪早期官吏总数的准确资料无法获取,大多数学者的统计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19世纪初,据德国学者托克(Torke)估计,官吏总数达到38,000名,而到1856年,总数已达113,990名,其中82,325名(72%)处在14品级以上.而每个官吏平均管理的人口也从19世纪初的1000人左右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500人左右.[](P192)因此,无论是官吏规模的简单增长,还是人均管理人口数量的下降,都表明了官僚对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大,官僚制度的内容和性质也必然发生变化.1.官僚阶层社会构成的变化.如前所述,《官秩表》不仅创设出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官吏等级,也构建了官僚这个特殊的群体.但18世纪贵族一直是官僚机构的主体,1755年左右,上层有90%的官吏是贵族,t2](P195)14品级以上的官吏中,大约有一半是贵族的后代.后来沙皇对非贵族出身官吏的限制及对他们晋升条件的苛刻要求,进一步巩固了官僚制度的阶级基础,18世纪因而被誉为"贵族的世纪".到19世纪早期,国家机构的增多,分工的细化,贵族这一阶层已不能满足国家对官僚源源不断的需求,加上贵族对行政机构的蔑视,为一些非贵族出身的人跻身官僚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尤其在官僚机构的下层,中小官吏的后代占有相当的比例,故而这一时期的官僚机构呈现出贵族,教士及中小官吏的后代三分天下的局面.19世纪早期,贵族,教士和中小官吏的后代在中央机构占14品级以上官吏总数的67%,而到19世纪中期这一比例已高达80%;在地方机构,这一比例也从19世纪早期的73%增加到中期的76%.[2](P197-200)根据俄国学者札依翁可夫斯基的统计,"在1841——1859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14品级——8品级的官吏共有78,494人,其中世袭贵族,终身贵族之子,僧侣之子,商人之子,非贵族知识分子分别占17.3%,18%,3.4%,7.4%,53.9%.[3](P6s)似乎19世纪前半期官吏的社会构成仍以贵族为主,但贵族出身并未告诉我们他们与行政机构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他们属于哪一类贵族,是旧式的土地贵族,还是几乎丧失土地或没有农奴的服役贵族.如果我们把拥有农奴的数量做为衡量标准的话,1755年,所有官吏中,70%的人至少有一个农奴,而到19世纪50年代,全部贵族官吏中50%的人没有农奴,甚至连他们的父母,妻子都未拥有一个农奴.在官僚机构的上层(1—5品级),有40%的官吏没有农奴,但仍有20%多的人拥有500个以上的农奴;在官僚机构的下层,无农奴官吏的比例更高,从18世纪中期的27%上升到19世纪中期的73%,上升幅度达46%.[](P202--207)至于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官僚机构中的贵族已由传统的土地贵族精英发展成法津上具有贵族地位但已与土地及贵族的传统价值相脱离的食禄者,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其称作为"职业世袭官僚".因此19世纪早期俄国官僚阶层的社会构成呈现出与其它59群体(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日益分离的复杂趋势,在政府中他们构成了一个分离的权力群体,在社会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2.官僚阶层教育水平的变化.19世纪以前俄国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正规教育机构廖廖无几,完整的教育体系更是无从谈起.亚历山大一世上台之初,成立国民教育部,制订《国民教育章程》,来培养国家需要的专业化人才,从而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第一次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对官吏的任用和考核开始注重教育水平的高低.亚历山大一世规定:凡要求晋升八等文官者,必须持有大学毕业证书或参加相应水平的考试.尼古拉一世除坚持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外,还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学校,对官吏进行岗前培训或在职培养,有些学校直接成了官僚的输送地,如1811年成立的皇村高级中学.1834年颁布的《文职晋升条例》对不同教育水平晋升期限的规定再次显示出教育的重要性.正是教育的发展和一系列法令的颁布使官僚阶层的文化水平有了大的提升,这尤其表现在中上层官吏上.如在上层官吏(1—5品级)中,1801809年,56个官吏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4%,而到1841855年,5个人中就有4个人受过高等教育.【](r,2z3)另外,根据对官吏平均入职年龄的统计显示出,18世纪末平均入职年龄还在16岁以下,而到1810--1819年平均入职年龄首次在中央机构超过17岁,在地方机构超过16岁.此后每10年平均上升1岁,到19世纪40年代,中央和地方机构大约都达到20岁.对于中上层官吏来说,平均入职年龄大约是22岁.[2](P2z0)对所有官吏来说,初级和中学教育仍占相当大的比例,19世纪中期受过这两类教育的官吏占官僚总数的40%多.【4J(9)但无论如何,中上层官吏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对教育水平的重视使那些认同帝俄国家价值和目标的人能进入官僚界,并得到重用,从理论上说他们更有能力,也更有效率;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看,国家对教育水平的重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即使是下级官吏的后代,如果有大学教育水平的话,实际上能保证一个飞黄腾达的事业.到19世纪,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也有机会进入中央机构的上层,从而有利于官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官僚群体本身也产生了影响,新近步入官僚界的官吏不再将他们的青春耗费在办公室的繁文缛节上,而是首先进入某一类学校,接受广泛的课程教育,学校教育的宽泛和活力使官吏更具社会化色彩,从理论上说他们更有效率.3.官僚阶层职业模式的变化.l9世纪初,官僚阶层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官僚职业模式的变化,其发展模式已从军事——行政混合模式(先入军职后从事行政)为主转向以职业官僚(终.身从政)为主.19世纪初,中央机构军事——行政混合模式占27.7%,而到19世纪中期则下降到16.7%;相比之下,职业官僚所占的比例从19世纪早期的72.3%上升到中期的83.3%.【J(蹦2)不难看出,19世纪早期,以前的军人在行政机构中并未消失,但他们在中央机构不再占有数量优势,行政管理中的"军事影响"也El渐衰微,终身官僚的影响渐趋扩大.这一方面应归功于国家行政职位的明髭增多,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的发展,使一些贫穷的贵族通过受教育就能获取一个比较良好的职位,这些人人职后除了薪俸没有额外的收入,如果失去这份工作,就无法维持生计,因而他们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从这一点来看,职业模式的变化似乎带有必然性.然则职业模式的变化正是俄国向官僚制度专业化迈进的重要表现,到尼古拉一世末期,俄国已出现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官僚,他们成为俄国政府进行有效治理的强有力工具.4.官僚晋升模式的变化.18世纪,官僚的晋升主要取决于家庭背景和拥有农奴的数量,但到l9世纪早期,除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以规定的品级入职外,所有有权担任文职的官吏都要从办公室的办事员干起,而官吏的晋升开始与教育水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贵族仍是官僚机构中的第一大群体,在晋升时也有优势,但他们的优势不再是家资的丰厚和背景的深远,而是他们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因为即使大多数教育机构为所有自由民开放,但贵族最有能力,也最易于从中获益.到19世纪中期,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管他们出身如何,也不管他们拥有多少农奴,也不论他们的职业模式怎样,如果达到相应年龄的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晋升到行政机构的上层.相反,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很难晋升到上层,倒是在官僚机构的下层集聚了相当-~tl:只受过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或中学教育的人.l9世纪中期,在中央政府机构的上层(1--5品级),受过高等教育的占65.1%,相比之下受过初等教育的仅占4.7%;而下层(12—14品级),受过高等教育的占15.9%,受过初等教育的却占46.3%.LJ(P43)601834年的《文职晋升条例》对官吏的晋升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即区别一般供职和出色供职,[](P6并规定以后晋升主要取决于受教育水平而非等级,出身等因素.这给想为国家服役的非贵族阶层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也为俄国的制度现代化创设了一个重要条件:官僚机构开始由传统的门第取仕,关系标准转向现代的以教育水平和成就取人.三,几点思考提起官僚制度,人们常常把它与办事低效,文牍主义,甚至贪污腐败联系到一起.但这只是官僚制度消极的方面.实际上,官僚制度还有它另外的方面,即是一种"在大型组织中对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5](P2)具有等级化,非人格化,程序公式化和明确的职责分工等特征.如果对近代西方文官制度进行一番考察,就会发现国家大小政策的落实实际都依靠官僚来进行的,官僚制度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大型组织的基本组织原则.在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官僚们常常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官僚是其意志强有力的推行者;对普通民众来说,官僚则是民意的可能表达者,最高统治者一般是通过官僚们的报告来了解国家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复杂化,官僚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尽管人们对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取代官僚制度.即使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在对俄国官僚制痛斥后,也无法阻止官僚制在俄国的继续发展和运作.直到今天,我们仍很难想象摒弃官僚制度后的国家管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在俄国,尽管传统上历史学家易于将其历史分为三部分——沙皇,贵族和农民进行解构,沙皇权力的加强,贵族势力的消长以及农民的农奴化及解放是许多严肃的历史着作所阐发的核心,但不能低估官僚在俄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上的改革有两种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一般是统治者意识到自己的虚弱与差距,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推行改革,由于社会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动员,所以必须依靠国家机器——官僚机构去推行.俄国的历次改革均未摆脱自上而下的模式.彼得大帝强制地把俄国推向西方,其手段就是培植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僚,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叶卡特琳娜虽自称是启蒙运动的学生,但仍坚持认为"治理俄国,舍弃君主专制皆为下策",她还发现,在俄国离开官僚什么事也办不成.就连坚信专制制度力量的尼古拉一世也坦言:科长们领导着俄罗斯.因此可以说,在俄国,统治者要完成某一任务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官僚机构.同时,19世纪俄国官僚制度已发展成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组织体系.这一时期大部分官僚都是从基层干起,在行政机构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并把供职看作是自己地位和经济的依托.18世纪的官僚主要是一个军事臣仆,而到19世纪,以前的军人虽然在行政机构中还能找到,但他们不再占有优势.可能他们身居高位,但经常处在被其下级官员领导的地位上,对新事物一无感知,对专业知识更是难以适从.相反,职业官僚的比例正在上升.19世纪前半期,大部分官僚既对办公室事务十分了解,又对本部门所要完成的任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如司法部的青年官吏大多来自法律专科学校或其它大学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同时,由于大部分人把供职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自己本身又是国家任命和培养的,因而对国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结果在服役时,虽然他们大多来自于利益集团,但又不拘泥于自己阶级的利益,"总是感到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于是他们越来越脱离自己原来的阶级".[](Pl18)此外,正如大学由专门的学院发展成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一样,官僚集团也由一小撮贵族精英演变成一个由有着多种背景的人组成的大规模官僚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19世纪早期称为"官僚制度的重要变革时期".此外,19世纪俄国官僚机构已发展成一个完全可以自我衍生的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与土地分离,但仍保持法律地位的贵族的后代,以及中下级官吏和教士的后代,即那些把全部工作时间花在行政事业上的人.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从下层向上层的发展趋势.许多落魄的贫穷贵族和出身低微的人把他们的后代送到学校去读书,然后跻身官僚机构,加上服役的传统,使许多人,尤其是贵族,不再认为进入行政机构是一种对荣誉的贬损,而是可供选择的,有吸引力的职业之一.其内部已形成一套相当正规的任职,选拔和提升规则,官僚制度的等级化,体系化,非个性化等特征已基本形成.因此,19世纪,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作为政治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官僚制已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就.国家政策的执行不再依赖于把荣誉奉为至上的世袭贵族,也不再仰仗沙皇临时派出的钦差大臣,而是依赖一6l套自上而下的正规管理体系——官僚制度.帝俄后期,沙皇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克服阻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自己权力的同时,依靠官僚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机构大部分是由那些终身以供职为生而又很少有其它收入的职业官僚构成,他们更能专注于自己所处理的事务.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世纪40,50年代在俄国官僚界内部出现了一批自由派官僚,如尼古拉?米留金等,他们对俄国社会有着全面的了解,最终成为俄国19世纪60,70年代大改革的制订者和推动者.正如拉伊夫所言:的确,俄国"第一个初级阶段的改革规划就是由各部门在历来许多历史学家描绘为一成不变,愚昧反动的政权下制订的".[6](PI16)[I][2][3][4][5][6][参考文献][英]戴?比瑟姆.马克思?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Walter.M.Pinter."TheEvolutionofcivl1offidaldc~m,1755—1855".In"RussianOfficialdem:TheBureaucratizationof RussianSocietyfromtheSeventeenthtotheTwentiethCentury"EditedbyWalter.M.Pintera ndDon.Kar1.Ebwney.[C]TheMacmillanPress.1980.张广翔,刘文山.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J].史学集刊,2001(1).Walter.M.Pinter."Thes~ialcharacteristics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RussianBureaucracy".[J].SlavicReview.XXIX.N0.3.1970.'[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美]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责任编辑沈正军] ReviewofRussianBureaucracyandBureaucraticstratuminEarly19thCentury GUOXiang-hong(College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RussianBureaucracyoriginatedfromthereignofPetertheGreatandcameintobein gintheperi?odofAlexanderI.ItwasmatureduringthereignofN icholasI.Meanwhile,ithadchangedinter msofthecon-tentandnatureinthenineteenthcentury.Thechangeofitliedinthechangeofsocialgroup,thec hangeofthe advanceofeducationallevelandthechangeofpromotionofofficialrank.Therefore,ithadbec omeaprofessionalandself—developedsystem.Undersuchcircumstances,Alexander1Icompletedthe"GreatReforms" byan—lightenedbureaucratsKeywords:Russia;bureaucracy;bureaucraticstratum;socialcharacteristics(上接第57页)AnAnalysisonGeneralY angHuehengandtheProblemoftheNorthwestSemi——IndependenceSituationLIUDong-she (HumanismandEnvironmentDeparunentofShaanxiInstituteofEducation,Xi'an710061,C hina)Abstract:AroundtheXi'anincident,CPCandGeneralZhangXueliangandY angHuchengha dschemedtoesatablishasemi—independencesituationforastrategicbaseoftheresistanceagainstJapaninfuture.Butthispla nfailedtomaterialize.Duringthisperiod,GeneralY angHuchengdidgivefreeseintoadecisive functionwithhisspecialpoliticalpositionintheNorthwestareaofChina,especiallyheandCPCdidtakeconeer teedactioncomple—mentinShaanxiandGansu.FhesethingscertainlydeservetothethickdescribedaSachaptero fthehistoryofGeneralYangHucheng—CPCcooperation.Keywords:GeneralYangHucheng;theNorthwesteommi~ionofmilitaryaffairsandpolitics ;theNorth—westsami—independencesituation:dealwithprobleminShaanxiandGansufromtheincident.62。

2.1.2霍夫斯坦特关于俄罗斯式管理特质的概括霍夫斯坦特是最早尝试总结俄罗斯管理文化特点的人之一，他从文化差异的五维度模式分析了基于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式管理特质，概括如下：1、俄罗斯通常高度倚重权力距离指标。

这种社会的明显特征是权利高度集中，而集权统治又强化了这一特征。

这种统治的结果便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顺民，他们习惯——实际上是期待——接受来自上层的指示，被人告知该怎么做、怎么想[12]。

在前苏联时期，国家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经济、文化、教育、媒体、宗教、公民的私人生活中都可以看到铁腕政策，任何事情都由国家制定计划、指导方向，家长式作风随处可见。

2、根据霍夫斯坦特的调查，俄罗斯是高度的风险规避型社会。

俄罗斯人谨慎保守、重视稳定、安全，不喜欢冒险。

人们担心发生太大的变化，已有、已知的东西胜过新生、未知的事务。

20世纪的所有经历使得俄罗斯人不得不谨慎小心。

人祸——第一次世界大战、革命、内战、两次大饥荒、被迫的集体主义、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俄罗斯成百万的普通人和官员成为受害者。

这些事件造成了保守主义这个“维系国家和整个社会的真正纽带——也是阻碍变化的主要因素”[13]。

3、根据霍夫斯坦特的说法，按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把俄罗斯社会定位在集体主义的位置。

在俄罗斯个人主义是个贬义词，俄罗斯人一直重视大家共同遵守的生活方式，而不重视个人的选择。

4、俄罗斯社会具有很强的女性气质。

男性化所指的成就、金钱、英雄主义、自信武断等价值现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受欢迎；相反，俄罗斯社会崇尚谦逊的美德，对弱者抱有极大的悲悯情怀。

“母亲俄罗斯”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在这个母亲之国里，女人们身体强壮，她们不仅要辛勤劳动，还要养育下一代。

她们性格坚强，是俄罗斯的英雄，她们一起支撑着这个国家。

2.1.3霍夫斯坦特的文化维度理论评述霍夫斯坦特的文化维度理论是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的产物，起初并没有理论架构。

在霍氏的研究中，由于种种限制，上世纪70年代对IBM员工进行的文化价值观调查并没有对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中东欧国家进行研究，1993年霍氏重温了那些1971 年收集起来的数据，并把他们分派给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员工；霍夫斯坦特的追随者奈斯等人根据霍氏的研究方法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中东欧主要国家进行了预测，但对涉及俄罗斯的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这一维度并未进行调查。

普京关于俄罗斯的主权国家的表述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俄罗斯联邦的总统，他多次就俄罗斯的主权国家地位进行了表述。

普京认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有权利自主决定国家内外事务，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首先，普京强调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的重要性。

他表示，主权是每个国家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利。

没有主权，国家将失去决定自身命运和发展道路的能力。

普京认为，尊重国家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原则，也是国际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

其次，普京谈到了维护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他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大国，国家利益与俄罗斯国民的福祉息息相关。

普京认为，作为主权国家，俄罗斯必须坚决捍卫国家利益，保护俄罗斯人民的权益。

他多次强调，不论外部压力多大，俄罗斯将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和领土完整。

第三，普京还强调了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他指出，保持国家安全是主权国家的首要任务。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俄罗斯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措施确保国家安全。

普京强调，俄罗斯在维护自身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承担了重要责任，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威胁安全的挑战。

另外，普京对于国际事务中的包括领土争端等问题也有自己的主张。

他提到，俄罗斯在国境领土问题上有着严格的立场，不容任何侵犯国家领土的行为。

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做好了维护国家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准备，并愿与有关方面进行对话，解决领土争端。

在国际关系中，普京也提到了俄罗斯与其他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

他认为，国际关系应该建立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各国应该互相尊重、相互协商并解决问题。

普京表示，俄罗斯一直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总而言之，普京多次就俄罗斯的主权国家地位进行了表述，强调了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他认为，主权是每个国家的基本原则，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和广大人口的大国，有责任保护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安全。

论述俄罗斯特色之大国外交概述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和资源的大国，其外交政策中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讨论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中的特色和策略。

经济实力俄罗斯以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其资源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

俄罗斯通过利用资源优势，与其他国家建立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强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地缘政治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有独特的优势。

其拥有的广阔领土和位于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俄罗斯通过对周边国家实施经济援助和政治引导，扩大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

军事力量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其军队具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实战能力。

俄罗斯通过对军事力量的持续投资，并积极参与国际军事事务，提升了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

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使俄罗斯能够在国际外交中更加自信和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多边外交俄罗斯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机制，加强与其他大国和地区的合作。

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俄罗斯倡导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结论俄罗斯在大国外交中展示了多个独特特色，包括经济实力、地缘政治优势、军事实力和多边外交合作。

这些特点使俄罗斯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了解和研究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是对俄罗斯特色之大国外交的论述，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语言变化一、语言口语化后现代主义破除"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对立的结构，以大众文化为主流，提倡语言风格走向口语化和平民化。

当代俄罗斯整个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起主导作用的已经不再是以作家、文人为代表的精英文化，而是低一等级的"大众文化"。

这在后现代主义诗歌文学创作中表现明显，在大众传媒语言中亦然。

此前的大众传媒一直是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体现，只有少数人具有话语权，说话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大众传媒向受众的传播是单向的，把言语成品展示和灌输给受众，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需要和不需要的信息，并没有真正的互动，言语风格是单调的、高雅正式的。

当代俄罗斯大众传媒受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呈现出口语化的表现，大量使用口语成分，造成交际亲切的效果，减少交际的正式性、官方性。

因为要想亲近受话人，就必然使用他们喜闻乐见、让他们感到亲切自然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

正式的书面体的词汇、句法手段带有无个性的、冷冰冰的、疏远的和古板的色彩，过于严谨、一本正经的话语会让人产生距离感，让人敬而远之，所以原来作为加强言语正式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书卷语，尤其是带有崇高色彩的书面词语的运用大大受到限制，有时因使用不合适宜，会产生讽刺效果。

而非正式的口语体成分朴实通俗，使人联想起友善温暖，具有亲和力。

因而当代大众传媒语言越来越多地吸收口语构建话语的原则，如简洁性、分解性、随意性等，口语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使属于社会性交际行为的政论言语和日常会话的个人交际行为之间、书面和口头交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大大地削弱了言语的正式性。

"书面形式的政论篇章在整体上变得更加口语化，获得大量的口头特征，使用口头言语中典型的手段……通常篇章本身就被构建成和读者进行谈话、讨论的类型。

"很多传媒中的言语作品都是现场即兴表述，口语化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泛俄罗斯主义问题【专题说明】泛俄罗斯主义问题(1968年4月至1982年8月)60～70年代，泛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在苏联，并且形成了一些带有政治性的组织，如“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

实际上，这种思潮的重新出现不过是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反映，而人们的不满竟然发展到形成地下组织的程度，的确说明当时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已经激化到相当程度。

本专题选编的4份文件涉及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类组织及人员活动的侦查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以及苏联司法部门对这类人员和组织的审理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赵英杰、李明翻译)№04564安德罗波夫关于审理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成员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4月16日)机密苏共中央11967年12月，自称为“全俄罗斯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的反苏组织的首领：И·В·奥古尔佐夫、Е·А·瓦金、М·Ю·萨多以及Б·А·阿维里奇金被列宁格勒市法院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

今年3月14日至4月5日期间，在列宁格勒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17名参加者进行了法庭审理工作。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下列人员：В·М·普拉托诺夫，1941年生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非洲学教研室助教；Н·В·伊万诺夫，1937年生人，无党派人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艺术史教研室助教；С·С·乌斯季诺维奇，1938年1该文件附有决议报告：“请中央书记们审阅”。

下列人员签署了该文件：安·帕·基里连科、米·安·苏斯洛夫、鲍·尼·波诺马廖夫、康·维·鲁萨科夫、亚·尼·谢列平、米、瓦·齐米亚宁。

(完整版)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苏俄形式主义文论选》普洛普：《故事形态学》中国明代著名画家、诗人徐渭在谈到什么是好诗时，曾有一个特别的说法：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好诗.有趣的是,美国著名女诗人狄金森也有类似的说法：“要是我读一本书，果然使我全身冰冷，无论如何烤火都暖不过来，我便知道这是好诗.”他们都认为，好东西是出人意料的，诗是不同寻常的表达。

这一观点与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相通.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1、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19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主义的，这种方法着重研究传记、历史和思想史在文学中所起的作用,忽略了文学本身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正如雅各布森所指出的，文学史家们已经变成了诸种“手织布”学科的人，这些学科的基础是心理学、政治学和哲学。

奥西普·布里克把这些人称作“疯子”，因为他们“一味寻求普希金抽没抽过烟这个问题的答案"。

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是把文学看作表现作者的个性和世界观，或是看作模仿地（现实主义地）再现作者所生存的那个世界，或是两者的混合。

前者不可避免地导致传记和心理学,后者又会导致历史学、政治学或社会学。

形式主义对文学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找差异或对立的定义：文学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是它和其他事物的差异。

文学研究的对象甚至完全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系列的差异。

在这种差异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手段就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在他们看来，某一部文学作品和一般的文学有关，而和其作者的个性无关。

作者只不过成了他那一行的里手、工匠和文学藉以或多或少独立发展的媒介，仅此而已。

《叶甫根尼·奥涅金》即使没有普希金也会写成功,正如没有哥伦布,美洲也会被发现一样。

诗人的生平是诗歌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是普希金的诗歌让我们了解普希金的感情和其最隐秘的思想，塑造出普希金这个人而不是相反。

【论文】当代俄罗斯民族政策述评左凤荣1内容提要：苏联的解体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俄罗斯联邦也是多民族国家，在独立之初同样面临严峻的民族分裂问题。

俄罗斯吸取苏联的教训，在民族政策上有了很大调整和改变，其宗旨是构建国家民族和增强国家认同意识。

在立法上巩固多民族国家，强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同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平等的联邦主体，强调公民的社会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国家的多样性发展；努力塑造新的国家民族，把全体国民视为一个民族，即俄国民族、俄罗斯人，在用语上把国家民族与族裔民族区分开来，通过加强国语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感；大力发展民族文化自治，满足少数民族对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需求。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认同民族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说：“民族是个历史性概念，它出现的时间刚好是在18世纪，特别是在19世纪王朝衰落之前。

”2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建立，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就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当代世界体系也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任何国家，如果不想在竞争中被淘汰，也必然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

于是，一种全新形态的民族——有国家的、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出现了，这一般被称为“国家民族”、“公民民族”。

而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人群共同体仍然作为社会的单元存在，通常也被称为民族，但为了与“国家民族”相区分，也被称为族裔、族群。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和宗教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国家民族”，增强国家认同，同时，又要满足国内各个族群的发展需要，承认和保护族裔认同。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新俄罗斯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其经验值得吸取。

一、通过立法，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

根据2010年10月全俄人口普查，俄罗斯共有1.429亿人，有193个族群，俄罗斯族占80.9%，百万以上的民族仍是上次普查的7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鞑靼人，数量为531万人，但也只占全俄人口比例的3.87%，与上次普查不同的是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人数并没有随着总人口的减少而减少，而是分别从136万和113万增至143万和118万，所占比例分别从0.95%和0.79%增至1.04%和0.86%。

一、二月革命的地位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

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但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二月革命的胜利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中俄资源互补性中俄两国农业具有广泛的互补性:(1)俄土地资源丰富,中国人均土地资源较少;(2)俄出现人口危机,农业劳动力资源匮乏,中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3)俄近期是中国农机产品的广阔市场;(4)中国将长期进口俄罗斯钾肥;(5)明日的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的粮仓;(6)俄将是中国园艺产品的长期市场;(7)俄是中国传统的茶叶市场;(8)俄将是中国猪肉和禽肉的主要出口市场;(9)中国将是俄罗斯牛肉和乳制品的主要出口市场;(10)中俄双方农业科技各具优势,互补互利,加强合作,可促进两国农业经济共同繁荣.俄两国固体矿产存在的互补性。

中国在钨、锡、锑、铅等有色金属，以及非金属方面有很大优势，俄罗斯在镍、铜、铂族元素、钾盐、金刚石、硼等矿产方面有较大优势，在煤炭、铁矿石、铬铁矿、锰矿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

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国,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轻工业却相对落后。

而人口密集型的加工业、制造业,正是中国优势所在。

中国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电子产品，在这方面中俄之间的互补性十分明显。

俄罗斯国内的家电市场被进口品垄断，价格很高，许多消费者无力购买，因此，俄罗斯缺乏适合于普通消费者的食品、服装、家用电器，而这为发挥中国的优势、开展中俄合作提供了机遇。

中国是资源产品消费大国，木材、化肥、废铜等资源紧缺，这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俄罗斯地阔人稀，自然资源蕴藏丰富，例如：石油、木材、天然气、矿产等，以自然资源为重要生产原材料的工业相对发达，在俄罗斯国内市场上，资源产品供过于求。

三、普金为什么受欢迎？普京执政后坚决推行适合俄国情的改革战略，对原有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地理环境因素与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形成摘要：提到俄罗斯的民族性，人们会很容易联想到其非欧非亚的独特性、鲜明的二律背反性、浓厚的宗教性和一定的前现代性等。

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也是其民族性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因素与其弥赛亚意识的形成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键词：俄罗斯，弥赛亚，民族性，地理环境“弥赛亚”(M essiah) 是一个从基督教引进的概念，它来源于古希伯莱语，在《旧约》中是指那些被上帝以油膏立做以色列人的先知、祭司与君王职份的人，并从这个意思演变成为一个人头上被涂了膏油，即指被上帝选中的人，便负有特殊的使命；在《新约》中，“弥赛亚”则是犹太人对所盼望的中心人物正式使用的称呼。

因此这个词又有了“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的意义。

弥赛亚就是上帝选定的以拯救其他民族为使命的个人或民族。

位于欧洲东部、信仰宗教最正宗的东正教，尤其是以东正教为国教的俄罗斯就承袭了这种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弥赛亚意识是一种俄罗斯民族中心论。

它是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人类是自己的义务，按照俄国人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救世主义。

它宣扬人类利益至上、俄罗斯是神赋的、具有世界性任务的、超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关怀天下、拯救人类为己任”。

这种弥赛亚意识的形成，与俄罗斯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恰达耶夫曾经在著作中特别提到过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有一个事实，它凌驾在我们的历史运动之上，它像一根红线贯穿我们的全部历史，它包含着历史之所有哲学，它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时代，并确定着各个时代的特征，它同时是我们政治伟大之重要的因素和我们精神软弱之真正原因，这一事实，就是地理事实。

①”罗扎诺夫认为寒冷和漫长的黑夜给俄罗斯带来深刻的心理影响：“光照贫乏，造就了俄罗斯现象。

漫长的黑夜，造就了俄罗斯心理。

”在《俄罗斯历史教程》中，克柳切夫斯基开篇便开始论述俄罗斯大自然，分析它对民族历史的额影响，这是不无道理的。

俄罗斯当代女性作家创作中的身体叙述【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创作中身体叙述的三种方式：一，记录女性身体所遭受的创伤、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写作身体的方式；二，张扬女性欲望与激情、将身体等同于女性性本能和性欲的写作策略；三，将身体作为一种象征和暗示置入文本的写作策略。

每一种方式都在建立女性主体性、彰显女性自我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反映出女性的心理现实。

【关键词】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女性文学/身体叙述身体理论一直是女性主义文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很多女性主义文论家都将这一内容作为自己论述的中心议题。

身体理论纷繁复杂，虽然它们均是在女性主义这一框架内产生的，均以建立女性主体性为指归，其内部却又充满争论和矛盾。

以波伏娃、米莱特、肖瓦尔特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论家借助身体策略去探讨父权体制对女性所实行的政治、权力和性欲等方面的“殖民化”，认为将女性等同于生理的现象就是一种倒退；而另外一些文论家，如伊利加莱、考夫曼、西苏等则赞扬女性身体中所蕴含的创造性资源，西苏的“阴性书写”的理论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女性要将肉体冲动和潜意识联系起来，女性必须书写自己，用“白墨水、乳汁、蜜糖”来书写，要让身体“发出声音”。

（西苏：580—606）与此同时，有些评论者则认为，阴性书写的观点忽略了社会文化以及象征体系的塑造力，呼吁女性作者要为“收回”自己的身体而努力，因为在当代文化中，那些和身体相关的联想会鼓励男性作者去对其进行挪用。

（Wolff: 122）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考察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创作中的身体叙述，或许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

俄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而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恰好处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剧变的前夜。

各种因素的交替运作，尤其是自由、开放的创作政策，使得女性作家的创作发生了某种量变，女性作品大量涌现，其规模与成就超过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创作内容上发生的“质变”，对女性的生存困惑、社会角色的反思，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对生理描写和女性欲望的张扬等。

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着很⼤的变化，中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下⾯是店铺给⼤家推荐的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希望能对⼤家有所帮助! 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篇⼀：《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初探》 摘要：2010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最⼤的贸易伙伴。

但由于中俄两国在双边贸易秩序、银⾏结算机制、仲裁机制、出⼝信⽤保险等⽅⾯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得中俄贸易的发展并不顺利。

因此,认真分析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现存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个蓬勃发展,潜⼒巨⼤的俄罗斯市场呈现在了我们⾯前,我们必须要⽤新的观念来发展双边经贸合作。

关键词：中俄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建国时与苏联的蜜⽉期，到赫鲁晓夫后的兵戎相见的紧张期，再到如今中俄的战略性建设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经济合作尤其是外贸的发展是两国和平相处，化解⽭盾和冲突的基⽯。

中俄两国互为最⼤的⼭⽔相连的邻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巨⼤。

⼀、中俄经贸合作现状 在中俄政府的共同努⼒下,中俄经贸关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我国海关统计1999⾄2008年,中俄贸易保持连续10年年均近30%的⾼速增长,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2008年创纪录的568.3亿美元,但2009年受全球⾦融危机的影响下滑⾄388亿美元,⽽在2010年中俄贸易取得很⼤发展,达到554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70%,基本上恢复到全球⾦融危机之前的⽔平。

俄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的贸易伙伴。

在中俄贸易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不断增加,据中⽅统计,2010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增长70%以上。

此外,中国还对中俄重⼤合作项⽬提供中长期的信贷。

如果把这些也考虑在内,中国在俄投资额已达⼏⼗亿美元。

俄罗斯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

近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科技等领域的⼀批⼤型合作项⽬陆续启动,为两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述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述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指20世纪初期在俄罗斯兴起的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

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学批评的一次革新，对理解文学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

然而，正是因为其主张过于偏颇，导致了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评。

形式主义在俄国文学界产生的背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国家政权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这种社会变革也冲击了传统文学观念，俄国文学界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文学的内涵和功能。

在这种背景下，形式主义的理论涌现出来。

形式主义主张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和独特性，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形式美，而非作品所传递的思想和情感。

他们主张关注作品的词句、结构、节奏等形式特征，强调文学创作的技巧性和艺术性。

形式主义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学的研究领域，为后续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虽然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但其观点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

形式主义过于偏重作品的形式美，忽视了作品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人文精神。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表达作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途径。

形式主义的片面性使得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局限于形式技巧，对作品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关注不够。

此外，形式主义在实践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

形式主义主张以客观的标准评判作品的质量，但如何确定这些标准成为了一个难题。

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不同的人对于作品的评价难免存在主观性。

形式主义对此问题的回避和规避，使其在实践中遭遇到瓶颈。

综上所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拓宽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视角，重视作品的形式美。

然而，其过于偏重形式特征，忽视作品的内涵和人文精神，使其在后来受到了广泛批评。

形式主义的理论也面临了一些实践上的困难。

因此，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作品的形式和内涵，使得文学批评更加全面和具有指导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文论述略贺天忠（整理）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论有着十分深刻的渊源继承关系，也可以说是对后者唯美形式主义观点偏激极端而深化性的张扬。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布拉格学派文论和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是率先把批评的重心由创作移向了文本的形式、结构。

这是现代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真正发源地，对20世纪西方批评的演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文学运动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转折。

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封建制危机的加深、现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冲击，催动着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

俄罗斯文坛迎来了一个诗歌与批评理论繁荣、小说成就显著、散文和戏剧获得长足发展的“白银时代”，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正是诞生在这一时代。

当时一批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年轻大学生，在“重估一切价值”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既反对传统的重内容研究的现实主义批评，也向象征主义的主观主义美学原理提出挑战。

他们在科学实证主义的热情鼓舞下，开始了诗学的探索。

俄国形式主义是1914年至1930年在俄罗斯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

它对后来的布拉格结构主义和60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小组：一是“莫斯科语言小组”，由雅各布森创立于1914年，其他成员包括维诺库尔、布里克、托马舍夫斯基等人；另一小组是“彼得堡小组”，从1916年起称为“诗歌语言研究会”，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成员还有艾亨鲍姆、雅库宾斯基、鲍里瓦诺夫、日尔蒙斯基、维诺格拉多夫等人。

2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语言研究会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俄国形式主义深受日内瓦语言学派、胡塞尔现象学、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等等的影响。

形式主义者接受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共时性和语言学中各种因素相互类比的结构观点，把音位学作为语言成分的因素用来剖析和建造形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