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背后：你若沉默，便是灾难文/杜祎洁摘要：位高权重之人暗箱操作、权力不受监管且串通一气、官官相护，真相被掩埋，旁观者不语，剩下的便只有无辜者受难。
“一座城市的繁荣离不开重要公共机构的通力合作”，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中，波士顿总教区的红衣主教伯纳德·劳在和《波士顿环球报》新任主编马丁·巴伦初次会面后告诫他。
当然，主教所谓的“合作”，是共同保持沉默。
主编马丁平和地表达了异议：报纸想要履行职责，必须保持独立立场。
2002年1月6日，《波士顿环球报》调查报道小组“聚焦”发表了第一篇系列报道《教会多年放任神父性侵行为》，之后一年中，他们发表了近600篇相关报道，将神职人员广泛和系统性的性侵丑闻公之于众。
之前的数十年里，围绕在性侵罪行周围的是无边无际的“沉默”。
标志性的《约翰·杰伊报告》显示，1950至2002年间，全美共有10667起涉及4392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起诉。
在超过10万名神父、辅祭(举行弥撒时的辅助者)和修会神职人员中，只有252人因此获罪，100人获刑。
更多的时候，性侵儿童的神父大多指使身心受创的儿童保持沉默，发现真相的父母多半因羞愧和罪恶感低声不语，少数选择投诉的家长被教会恫吓或者和教会达成私下赔偿协议。
主教和牧师将性侵行为视作违反戒律的罪孽而非难以控制的强迫症，认为神父可以通过治疗和忏悔来改过。
他们多半会被送至教堂经营或是独立运作的治疗中心，并为之后的人事调动奠定了因病调休的基础。
为掩人耳目，神父会被秘密地从一个教区调遣至另一个教区。
离任或者接任教区的牧师通常并不会被告知该神父的犯案历史。
而教会暗中调遣神父或安置病假的内部文件，也不对外公布。
外部的沉默加上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庇护，神父的性侵行为被层层掩盖。
视而不见或沆瀣一气谁也未曾料及，面目和善、经常主动帮助单亲妈妈看护孩子、带他们去吃冰淇淋或者陪他们做睡前祷告的神父患有恋童癖，并利用自己的圣职掩护罪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130人出面揭露前任神父约翰·吉欧根的猥亵或强奸行为。
受害者几乎全是上小学的男孩，其中一个只有4岁。
从1984年开始，劳主教就已经知晓吉欧根的行径，但依然批准他在各个教堂间辗转，吉欧根的直属上司更在1973年就收到了父母的投诉信，而他的数次任命均获得医生的安全许可。
1980年中期，波士顿警察局调查了两起针对吉欧根的儿童性侵指控，因为证据不足以及受害者拒绝起诉撤案。
主教区官员并未就此与警局有任何交流，也从未将收到的任何指控转交给当地执法部门或社会服务部门。
从索格斯到韦斯顿的圣茱莉亚教堂，直至1993年，吉欧根才退休离岗，不再担任教堂教职，而这并未阻止吉欧根继续寻觅、猥亵幼童。
在针对他的诉讼曝光整整2年之后，1998年，教会最终开除了吉欧根，剥夺了他神职人员的身份。
2002年2月22日，66岁的吉欧根被判处9到10年监禁。
红衣主教和其他五个曾任吉欧根上级的主教，在多个民事诉讼中被控玩忽职守，知晓吉欧根的性侵行为却并未制止罪行。
“如果需要整个村庄才能养育一个孩子，也需要整个村庄来践踏一个孩子。
”这是电影《聚焦》里的一句台词。
在教会沉默文化的浸淫和人事任命机制下，神职人员长期被驯化服从权威，任何批评或者质疑教会政策、思维方式、权力行使的行为都被视为不忠。
1974年，在牙买加平原的圣安德鲁教堂，园丁弗朗西斯 ·利里成为了吉欧根的猎物。
据他回忆，有一次当神父将他带到楼上自己的房间时，一位年长的修女正站在楼梯尾端。
另一次当他在吉欧根的房间内，另一位头发花白的神父进来让吉欧根停止性侵行为。
当吉欧根在1984年从多徹斯特圣布莱登教堂调离时，坊间就有传闻他对儿童行为不轨。
当记者和一名在养老院工作的神父谈起吉欧根一案时，神父轻声吐露，“我们都知道他和小男孩约炮。
”另一名神父表示如果他们约的是小男孩而不是女孩，就不算打破独身宣誓。
《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试图采访吉欧根曾经的的上司或同事，但没有一个主教愿意做出评论。
同事中，也几乎很少有神父愿意公开发言。
其中一个主管神父直接挂了电话，而另外一个人在听到吉欧根的名字时狠狠地甩上了门。
在教会新颁布针对儿童性侵行为的零容忍政策之前，基层神职人员遵循着教会根深蒂固的威权体制，默认教堂官员会采取行动保护儿童。
一名接受《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神父表示，神职人员对悲剧的发生负有不同程度的集体责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知晓现实每况愈下，却不愿有所作为，这植根于他们的身份属性。
在他们的培训体系中，每一个神职人员不过是教会的一个棋子，没有任何人鼓励神父应当特立独行，富于创造性，敢于承担风险、对抗权威，坚持自己的是非观。
一些信奉天主教的法官也与教会沆瀣一气。
在1992至1996年间，波士顿一个法官团队选择扣押针对三名神父性侵行为的五份诉讼文件，在他们眼中，具有争议的详情不应该为公众知晓。
对于为受害者发声的律师而言，神父性侵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诉讼领域。
一旦双方达成一致，他们通常会从教会的巨额赔偿金中抽三四成佣金，而事前签订的保密协议则阻碍了丑闻进入公众视野的步伐。
在他们和法律专家眼中，律师既对想要保护个人隐私的客户负有义务，也受困于教会达成赔偿协议的保密条件，保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唯一合法选择。
医院亦是这条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
1970年代以来，被指控神父被送进精神治疗中心。
主治医师将诊断报告呈递给主教，预估复发的风险，之后神父被释放出院。
有心理学家曾指责医院只在基本面上接受了教会的调查要求，没有联系受害者，并把跟进责任留给神父的堂区。
这些精神病专家本质上是在为教堂服务，他们的潜在观念是把这些“康复出院”的神父送回堂区。
在吉欧根案件中，庭审记录表明波士顿大主教区引用两位主治医生的正面意见作为派遣依据，他们的从业资质却疑点重重。
罗伯特·马林斯博士在1984年宣称吉欧根完全康复。
他是一位全科医师，在精神病学和精神疗法领域并无资历。
另一位精神病专家约翰·布伦南并无治疗性侵的背景，他本人甚至在1977年被起诉猥亵一位女性病人，最终支付了10万美金赔偿金。
布伦南在1980年治疗吉欧根时，与教会保持着两层利益关系：他在教会附属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任精神病教育主任，并从波士顿一位著名神父心理学家手上定期接收转诊病人。
哈特福德市一家长期为教会服务的精神病医院就曾指控教堂高层故意忽视了他们的诊疗意见，并以此为掩护将存在隐患的神父短期内送回神职岗位，最终招致祸害。
知晓丑闻波及范围之广的媒体人也曾因主题本质受到束缚。
对权威机构犯罪行为的报道，甚至是专门跑案件的记者都会审慎再三。
自1950年起，主教就开始把犯案神父送至治疗中心，但直至60年代中期，对此问题的公共讨论微不足道。
大多数讨论都在天主教会内部举行，几乎没有媒体进行披露跟进。
直到1980年代，这一事件才作为现象出现在媒体的镁光灯下。
路易斯安那州拉法叶的杰森·贝里在1980年代中期对教会庇护神父性侵行为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贝里初期试图给很多杂志投稿，《名利场》、《滚石》、《纽约时报周日杂志》、《国家》等主流媒体均冷淡回绝。
1992年，律师罗德里克·麦克利什曾向《波士顿环球报》寄送了一份包含波士顿地区20名被控性侵神父的名单，报社却在1993年12月发布了一篇相关报道后再无声息。
沉默的羔羊与帮凶社会中的人们，也在周而复始的寂静中陷入集体沉默。
在一个受尽恫吓和过分轻信的教区，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了这桩骗局的间接凶手。
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天主教波士顿总教区拥有约200万教徒，是全美第四大、也是历史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总教区之一，《波士顿环球报》53%的订阅者是天主教徒。
在长年的文化洗礼中，起源于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于教区的祖辈世代而言，是一个行善积德、实现个人救赎，心系众生福祉的组织。
它教诲着他们，在新大陆赐予了他们一席之地和立身之本。
影片中记者法伊弗的祖母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平日里随身携带念珠，在报道披露后告诉孙女他们一直都认为神父是上帝的化身。
在危机早期，受害者及家属都不愿意向权力机关或者媒体上报性侵行为，因为这被视为是对教会的不忠。
一些受害者在数十年之后才和自己的亲人坦露儿时的梦魇，在此之前父母对此一无所知或仅略知一二。
一位负责神职人员性侵案的波士顿律师表明，起诉劳主教就等于起诉教皇。
很多受害者均因为这种“宗教胁迫”未能坦露自己的遭遇：对神父的敬仰，对教会乃至上帝拒绝的惧怕，在教义的灌输下，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在信徒的心中根深蒂固。
牙马加平原7名吉欧根受害者的亲人玛格丽特·加兰特在发现真相后终日以泪洗面、孤立无援。
堂区居民对她敬而远之，谴责她制造丑闻。
教会官员警告为了她的子女和吉欧根年迈的母亲考虑，她需要保持安静。
“不要起诉，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
”时隔20年之后加兰特终于在1997年起诉，教会和她在签订保密协议后和解。
据受害者律师透露，他们代理的大多数性侵案例走的都是庭外私了程序，教会愿意配合的重要因素就是双方签订保密协议。
对于大多数受害者而言。
拿到一张教会的支票，和犯案神父将会被禁止接近儿童的承诺已经为教会洗去罪名，却不知道后者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一些受害者和律师表示，在特定案例中，红衣主教的律师坚持与受害者快速达成秘密协议是合适的，受害者的隐私得到了充分保障。
谁料这种少数人的秘密却在更大维度上招致后患，一些神父再次出现在新的堂区中，侍奉那些对自己的儿童性侵史一无所知的公众。
少数勇于发声的受害者在教会激进的策略下遍体鳞伤，抑或再度缄默。
在吉欧根事件发生前的二十年里，罗马天主教会在针对神职人员性侵诉讼的抗辩中无所不用其极。
谴责强奸受害者自身鲁莽，起诉受害者妄图诽谤，控告未成年人家属监管不力，恫吓证人，藏匿证据，阻碍拖延法庭诉讼程序，无视法庭判令，否认对性侵知情。
在红衣主教进行暗箱操作的文化传统中，教会的声誉高于一切。
教会牧师文化孕育了“教权主义”，认为神职人员组成了一个精英团体，拥有神圣权力的他们比平信徒(普通信徒)的地位要高。
天主教会内部的管理层结构非常扁平，在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爆发之前，每一个主教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相关事件和申诉，这为官官相护埋下伏笔。
1985年，劳主教曾鼓励出炉一份报告，表明性侵儿童的神父可能无法被治愈。
全国天主教主教大会却搁置了这份报告，在充分知晓一些神父倚仗职位权威侵害年轻人的危急情况下，仍不为所动。
曾任波士顿两大红衣主教第一副手的托马斯·戴利在证词中承认层层包庇吉欧根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惧怕公众曝光。
由于担心丑行公开后激发公众舆论，波士顿教区内部政策规定尽一切可能回避丑闻。
法律上的漏洞更使得教会高层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包庇有恃无恐。
教会并不具备企业或非盈利机构的披露和报备义务，不需要提交纳税申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律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