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怀凌、红旗等人的诗歌倪万军我们还能够清楚记得，1980年代早期和中期，朦胧诗像海啸一样漫卷而来，以《今天》为中心的写作群体①，迅速展示出这一代诗人的英雄主义立场及其高贵的写作姿态。
到了90年代，在80年代作为整体出现的诗歌群体开始迅速分化，“世俗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政治意识的滑落，诗歌的写作呈现出一种离开政治意识和反叛意识的迷茫、暧昧情绪。
而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歌写作的地域性转换也表现的比较明显，由北京而西南，尤其是四川。
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写作呈现出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局面，但是由于其他一些非诗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些年的诗歌写作并不能使人们感到满意。
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艺术功能的衰退，想象力的丧失，批判意识的淡薄等等使得诗歌像一朵明日黄花，日渐沧桑。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西部的诗歌创作还是处在这样一个稳步前进的发展状态之中，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诗歌创作会不时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甚至被称为是“西部诗坛刮起的绿色风暴”。
宁夏的诗歌写作长期以来一直孤守在这样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方暗自生长，先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讲，他们可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进入不了文学史的写作视野，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努力，不能忽视他们作为诗人那种纯粹的诗歌理想和精神，那种饱满的情绪和高扬的写作姿态。
这一期《六盘山》杂志上选编的几位原州区诗人的作品，基本上能够代表当前原州区诗歌写作的基本状况。
下面就以这次选入小辑的几位诗人及其作品做一简要解读。
一、关于王怀凌我总是喜欢将一个人的创作和他的身份归属、精神选择联系起来，所以在2004年《绿风》杂志的宁夏诗人点评中，我说王怀凌是一位身在庙堂心在野的诗人。
这种特殊的身份归属和他的诗歌写作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
比如他创作过一首题目为《昼伏夜出的羊们》的作品。
作为乡镇干部的王怀凌必须毫不迟疑地执行上级的各种政策法规。
在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之下，传统的牧羊在西海固地区已经成了历史，那些关于羊群的美好想象在这里画上了休止符。
羊群由放养改为圈养，但是有一些农户根本没有太多的草料去喂养羊群，所以只好在夜色的掩护下，将羊群赶到外面去啃青草。
或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和国家政策相悖的小小举动，然而那些夜晚出没的羊群却打动了诗人，或许，这时候诗人真正感到了内心的凄凉和无奈。
作为一名乡镇干部，他的理性和情感此刻正处在纠结当中，如果此时是白天，或许他会上前劝说牧羊的农户，然而此刻，夜晚，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打动了。
这并不像诗人单永珍曾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是一首强烈批判现实的优秀诗作”，更多的是表现诗人内心的悲悯情怀，批判需要的是锋芒和烈火，而在王怀凌则是成熟之后的忧虑和恻隐。
《我看到了两只喜鹊》不是一篇关于“邂逅”、关于“童年”的诗篇，而是关于传统与现代，关于城市与乡村，关于命运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打量。
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喜鹊走失的消息，就像邻家女孩/不辞而别的说法一样，有很多种版本”，喜鹊的走失、邻家女孩的不辞而别，诗人似乎是随手拈来，但是实际上这两者都是在现代化的阴影之下悄然发生的事实，这是一种让人多么心痛的现实，可是谁都无法阻止现代化的脚步。
然而在“几孔窑洞，几棵苍老的杏树”的“东山里”，诗人却看到“两只喜鹊落在崖畔畔上，像一对走亲戚的夫妻”，这是凑巧被诗人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在传统的乡村甚至是贫穷的乡村，诗人看到了喜鹊并没有走失，因为“黄土旱塬上草木稀疏，但天空很干净”，所以“风轻轻一吹，我的伙伴又回来了”，仿佛邻家女孩再次回来，让诗人内心充满了美好的感觉。
在城市里，诗人看到的是被欲望和物质切割得七零八落的现实，而在乡村，在干净的天空下面诗人感受到了生命原初的美与力量。
这也是这些年来人们在不断的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个让人尴尬和窘迫的问题，然而在王怀凌这里我们却轻而易举地看到了答案。
所以，王怀凌所呈现给我们的事实绝非一般，他不是靠想象和幻想写作的人，镇长的特殊身份让他在生活和世界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联，让他看到了荣华背后的辛酸。
当然，在中国有无数个镇长，但是这些镇长却没有全部成为诗人，这关系到作为写作者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良心。
一个没有良心的写作者最多只能当一个镇长，而一个有良心的镇长即使他不写诗也是一个诗人。
生活没有代偿品，诗人这种切肤的生命感受不是靠写作者“体验生活”或者“观察生活”所能感受得到的，正是多年来这种特殊的身份、地位和经历使得诗人充满生命激情的同时内心却满是冲突。
王怀凌始终把目光落在脚下的土地上，但不是简单地歌唱土地，而是以悲悯之心去审视土地，几棵卑微的小草、两只久违的喜鹊、半块断壁残垣、一个辛劳的麦客子，缠绕在山腰的小小村庄，而这些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真相，世界的真相，这不单单是西海固的，这是人类的，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一棵草的命运就是自然的命运。
所以，有时候我非常想看到那些能够忍得住寂寞，能够想到去关怀一棵小草、一只虫子的诗人，如果懂得去关怀着这些卑微的生命，那么他也一定会去关怀人类。
二、关于红旗红旗是一个从企业家成长起来的中年诗人，他没有经历过诗歌的青春时代，所以从他的创作一眼就能看出那种人到中年的悲壮、沧桑以及无边的怅惘。
经验和情感交织，使得情感更加真实、饱满、成熟。
比如《谷雨》一首，在谷雨的背景中弥漫着怀旧的情感，时间过去了，甚至时代也过去了，然而保存在人心底的那种怀旧情绪和纯真的童趣却依然在目“那时，每逢我冒雨回家，父亲就训斥/——我不知，教训该从哪里汲取/事实上，趟水总比踏进泥泞畅快”，当然，如果单单表达怀旧和童趣，那这首诗只不过是和“童年”的一次偶遇而已，关键是诗人最后写道“直到今日，人们都小心翼翼、裹紧风衣/躲在伞里，而父亲/像一束谷穗，指着我被雨敲打的颧骨”这最后的一节让人眼前一亮，“父亲”像“一束谷穗”，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坚定与苍茫，经历了不止一次“谷雨”，而是经历了人世的所有“风风雨雨”，诗人内心满怀着无与伦比的沧桑情怀，坚定有力地从现在一眼望到过去，望穿人世，望穿秋水。
在西海固作家的笔下，雨总是金子，像上帝一样被人们信仰，然而在红旗的诗中总是那么温暖，似乎散发出薄薄的橘色光芒，就像在一个母亲臂弯熟睡的孩子，让一个坚硬的人变得柔软，就像一个贴心的友朋或挚爱的情人，允许你向他（她）低低诉说。
《雨点》《小雨来了》《等雨的心情》《有雨，才会有》几首，使用散文的语言，通过描写和渲染，通过对生活对细节深透的观察和精微的体验，把一种简约空灵、沉静恬淡的心境表露无疑。
寻找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红旗不断在路上，像一个漂泊的人，似乎一无所获却又得到了很多。
尤其《小雨来了》一首。
夜行的列车将很多人带入了梦中，而红旗却始终在“疲惫的车厢/咬了一夜的牙齿，打了一夜的呼噜”中醒着，这种状态最容易给旅途中的人带来孤独和漂泊之感，即使一个即将归家的人也不例外。
然而红旗却在这孤独的漂泊之中看到“小雨来了/她，轻盈地走下月台/穿过菜市场/走进田野”，“小雨”就像是寂寞旅途的希望，就像是一个浅浅的微笑，就像是一只小小的烛火，成了寂冷夜晚最美好的相逢。
这时候“许多爱情逐渐圆满/——许多春天开始发育”，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和这“小雨”擦肩而过的人来说，这最终却只不过是“秋气垂落在言语的肩头”，这就像是命运，所有的相遇只不过是一场相逢。
中年就是一场守候已久终于来临的雨，没有太大的惊喜也没有过多的失望，如果再早一些则满是青春的伤痕和颜色，如果再晚一些则暮气沉沉黯然神伤。
然而，恰好在红旗这里，中年这场雨伤心迷茫却明亮干净，充满希望。
中年的红旗和迟到的诗歌，在人生的拐弯处相逢，正如一场雨一样，不管紧迫或者随心都是北方人所希望的。
红旗对于诗歌始终怀着信仰一般的热爱，在开始写作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走遍了西海固的沟沟壑壑，创作了大量细腻丰富的作品。
正如在谈到王怀凌的时候我所说的那样，有一种有趣的事实，红旗从一名企业家转而成为一名诗人，当我们问起其中缘由时他只是不好意思地一笑，像一个犯了小小错误的腼腆孩子。
这种身份与事实的强烈反差往往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误的判断，诗歌在红旗这里不是附庸风雅的游戏或者青春的冲动，而是人到中年之后一种深刻的历险，义无反顾且稳健成熟。
三、关于几位年轻诗人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谈到，诗歌就像是一个燃烧的青春，是属于青年人的事业。
事实上，诗歌的写作最渴望的就是火热激情和充沛力量，而这些正是青年们所拥有的，所以我们会经常说：青春期的诗人。
所以，很多年轻时候的诗人等到青春期过后却成了小说家和散文家，这就说明那一股火烧完之后剩下的是老道的经验和深邃的思索。
田玉铭我见过几面，之前他和另外几名青年诗人经营着一份叫做《现代诗报》的民刊，辛苦但却充满理想。
张家传我并没有见过，也是初次阅读他的作品。
武碧君是在和红旗编《草根诗刊》的时候听红旗介绍过几句，大约说是一名充满了诗意和理想的写作者。
我曾注意到，在西海固写诗，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功名利禄，没有一个人会把诗歌当做一种工具，尤其在这些青年诗人的身上，我们更容易看到一种高扬的诗歌理想，在困顿低落的现实生活面前，诗歌成了拯救生命的水和粮食。
他们大多数是为自己写作，细节的感受、现实的描摹、情感的流露，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生活烙印。
描写亲情和人间的温暖似乎是田玉铭最钟爱的事业。
《山城街景》仿佛一幅年画，淡淡的怀旧色彩，“两岁的女儿/搂着爸爸妈妈的脖子/幸福的笑脸宛若晶莹的花蕊/一顶花折伞在细雨中尽情绽放”，一个细节，一个瞬间，温暖情怀像一股溪水流入心中。
另外，《与母亲一起割苜蓿》《父亲的向日葵》两首在朴素甚至艰苦的生活中折射出诗人的温暖情怀。
当“我”跟随母亲收割霜降前的苜蓿的时候“母亲不断回头叮咛/苜蓿低旧茬高镰刀快”、当母亲的手被锋利的镰刀割破的时候“母亲靠前揽着宽趟儿苜蓿/不断回头叮咛/苜蓿低旧茬高镰刀快小心手”于朴素之中显露出无边母爱。
“父亲老了向日葵让父亲/尊严地在土地上耕劳/原谅那场秋雨吧/毕竟这里的土地缺雨父亲说”当父亲的向日葵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中遭遇重创时，父亲并没有气馁伤心失望，而是以宽容谅解了秋雨，这是西海固农民与生俱来的高尚品质。
田玉铭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武碧君善写长句。
善于通过气势恢弘的句式表现或壮阔的历史文化或细微的生活场景。
有时候读者更加期待清新娟秀的小诗，对于长诗或长句总是有一种隔膜的心态，但是在青年诗人武碧君这里这种隔膜却荡然无存。
比如《北嘴旧城》，就仿佛一曲苍凉的历史悲歌，长句反倒使得作者更加具备了婉转曲折叙述历史的可能。
我们一直在回望历史，然而历史终究要成为过去，所以只能在斑斑痕迹中翻捡那些沉淀下来的东西。
在这首诗里一些历史片段被无限放大，“爷爷的爷爷拉运银元”成了很多人叙述历史的入口，虽然这种话语模式比较陈旧，但是却不影响我们从这个放大的细节中去窥视历史的真相，去体会人世的艰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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