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伦理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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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现状及发展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公共伦理建设在我国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
公共伦理,作为社会道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社会主体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更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
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文首先对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包括政府、企业、公众等各个层面在公共伦理建设方面的实践和成果。
同时,也指出了当前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伦理意识淡薄、伦理制度不完善、伦理监督不到位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影响、制度机制不健全、社会环境变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接下来,本文对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趋势的深入发展,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将面临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挑战。
因此,文章提出了加强公共伦理教育、完善伦理制度、强化伦理监督等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公共伦理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本文总结了公共伦理建设在我国的重要性和意义,强调了公共伦理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以期为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历史回顾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的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代的儒家伦理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强调的“仁爱”“忠诚”“礼义廉耻”等伦理观念,对我国的公共伦理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传统伦理观念不仅塑造了我国社会的道德风貌,也为现代公共伦理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进入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伦理建设经历了显著的变革和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开始重视公共伦理建设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中古古代社会对法的理解一、从灋说法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写法是“灋”。
“灋,刑也。
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从古体法字外部的形象特征,可以分析出古代对法的认识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一)“氵”即水。
法“平之如水,从水”,即法的价值标准是公平正直。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对水的特性的熟悉与掌握也是早期各民族最基本的生活技巧。
古代的中国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还不能对水平面毫无倾斜的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也不能科学地分析出水的结构,但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已经观察到,水无论是在流动时还是静止时,都具有相对均平的性质。
他们希望把水的这一特性渗透到法中去,使法适用后的结果不偏不颇,公平正直。
(二)“廌”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独角神兽,貌似牛、羊、鹿、熊。
《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
”其实是黄帝建立部落联盟之后世代主管司法的部族的图腾。
由图腾崇拜演化出民族禁忌,这种禁忌就是最早的行为规则,它是法律的前身。
(三)“去”,《说文解字》解释是:“去,人相违也。
”该字甲骨文、金文由弓矢二字组成。
古人捕猎,常常因猎获物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判断是非的最可靠办法是出示其弓,看弓上的记号和矢上的是否一致,一致就是“夷”(弓矢一体),不一致便是“去”。
在裁判前常发誓诅咒,若被认定有过错,则罚他到河那边去。
经过水的冲洗,可将他对神的罪过清除掉川。
由此可见,古体“灋”字凝结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最朴实最可靠的见解。
即:“法”是由社会权威机构组织的,通过查明证据来解决纠纷判明是非曲直并对违法者施以刑罚的特殊社会活动。
同时,也是通过这一社会活动来体现人们必须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
但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法的认识水平,还是相当粗糙、相当直观,用水这一自然事物来作为法的标准,使法带有更多的自然色彩;用廌这样的神物来说明法的权威,给法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浅谈对中华法系的认识作者:蔡浩威来源:《西部学刊》2021年第13期摘要:中华法系是我国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历史中形成的法律体系,其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通过对《唐律疏议》法律条文的分析和整理,归纳出了中华法系的五个特征:(一)德主刑辅,礼法结合;(二)重视教化,宽仁慎刑;(三)家族本位,维护伦理;(四)贵贱有等,尊卑有序;(五)皇权至上,政法合一。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法系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如日本、高句丽等法律制度的发展,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唐律疏议》;中华法系;古代法律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69-04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1]。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华法系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积淀,自原始社会末期至近代,源远流长,独树一帜,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对中华法系加以研究总结,深入挖掘我国深厚的传统法律文化,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华法系的历史概述(一)中华法系的概念中华法系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论法律五大族之说》一文。
关于中华法系的概念,当今法律史学界通常认为,所谓中华法系,就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及在这种法律制度影响下各国所制定的封建制法律的总称。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是以传统中国法律为母法的东亚法系。
它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却从未中断,具有其他法系所不具备的完整性与悠久性,是研究东方法律文明的典型范例。
它不仅是中国法制文化深厚底蕴的集中体现,也被世界公认为体现人类社会进步和法治文明的瑰宝。
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之礼的法律化浅谈一、礼与法礼,就是各类纲常礼教及其外在表达,它起源于祭祀,后来内容逐步延伸并影响到家族(宗族关系)、等级关系、国家等各个方面,成为标准、约束社会秩序的一种普遍性社会标准。
礼主要是从儒家思想的礼的内容逐步演变和开展而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起到标准制约的作用。
我国古代礼的内容涵盖面广,几乎涉及到了家庭、社会、国家等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礼大体有亲亲尊尊、三纲五常等内容,核心是亲亲尊尊(亲近该亲近的人,尊重应当尊重的人),主要是通过礼的教化、约束和标准作用,通过家国一体的家治国治方式,实现统治国家的目的。
目前,大家对中国的法起源于习惯都达成共识,而习惯又和礼紧密相关,于是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法律最早称为刑,后来又称为律,然后又改法为律。
最早的法,根本就是以刑为内容,主要是针对不服从或者不遵守某一秩序标准的人,以刑的处分,也便有了出礼而入刑的说法。
古代法的内容根本都是涉及刑法,民事等方面的内容根本都靠礼等方面的内容予以标准。
二、礼与法的关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思想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因此,儒家关于礼治的思想便影响到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影响到每个人。
儒家所追求与倡导地和谐、尊卑有别,也只是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即为一种工具主义。
法同样也只是一种国家治理工具。
礼与法并不高于国家,只是为国家统治阶级效劳,为皇权统治效劳,没有现代社会中的为民的内容,民众只是被统治的对象。
中国古代社会是原有氏族社会转变而来,虽然成立了国家,国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统治形式,但是原有的宗族关系、血缘关系还在。
儒家的礼治方式便在现有的宗族关系中建立起来,礼的维护与遵守便成为社会的一种标准与常态。
只有超出礼范畴的才会用刑(即法的方式来制裁标准),表达了中国古代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状态。
具体而言,表达在以下几点:1.以礼为主,以礼为纲。
礼作为一种普遍性社会标准,具有涉及面广、内容多的特点。
《法律职业伦理教程》评介_法律职业伦理是什么《法律职业伦理教程》评介法学1602班 ** 当代法治国家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构筑完善的法律体系,确保法制的健全;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法律人才的培养,使法律职业者具备法律知识、逻辑思维和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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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法律职业伦理学科体系创新,即更新与改进,这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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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职业伦理教程》的目录可以看出,该书采用了传统的总论与分论的内容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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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互摄:中华法系的特质和现代意义作者:钱宁峰来源:《唯实》2015年第12期随着法治中国命题的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主流话语之一。
然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论断始终提醒人们法律之外有道德,法治之外有德治。
尽管法律、道德、法治和德治等词汇经过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已不再拥有传统文化固有的语境,但是“德”和“法”并置的模式始终要求从历史角度来理解中国法治道路的自身特色。
这就有必要探究中华法系的特质,进而深入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
一、人伦入法:中华法系的特质在比较法中,中华法系被视为一种区别于其他法系的独特的法系类型。
这种法系在19世纪以前始终按照自己的发展轨迹延伸。
自近代以来,中华法系已经成为法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对此,理论界大致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中华法系的物质层面,如律、令、格、式、礼等法律渊源形式,侧重于通过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进行解读;二是中华法系的精神层面,如仁、德、和等概念范畴,侧重于对其所具备的价值观念进行挖掘。
无论上述哪一种论证思路,均体现了中华法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有机结合。
那么,中华法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法系?或者说中华法系的特质是什么?对此问题,近代以来的中华法系研究者进行了多面向的描述。
在这些描述中,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将中华法系概括出一种统摄性特征,如“和合”、“人本主义”、“亲属伦理”等。
其大致做法为讨论中华法系的价值观念及其法律形态。
这些本位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中华法系的某些特征,但是有可能出现某些缺陷。
一是伦理、人本、道德、义务等概念是近代以来在西方观念冲击下形成的范畴,虽然其可以揭示中华法系的某些特征,但是始终存在隔靴搔痒之嫌。
二是和合等概念来自于传统典籍,凝结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气质,但是这种概念难以和法律相结合,从而使得传统与法律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清晰。
不过,也有学者试图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将中华法系视为一种名分法。
然而,名分概念本身具有正当性的意味,但是名分本身是什么却似乎并没有归纳出来。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实用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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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的法律与法治建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法律与法治建设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进步。
本文将重点探讨近现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变迁,以及对中国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一、清朝时期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方式在清朝时期,法律体系主要基于儒家思想和律令制度。
儒家思想强调家族纲常和尊卑有序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在法律实践中,法官通常会依循儒家的价值观来进行判决。
此外,清朝的法律体系也大量继承了前朝的律令制度,如大明律和大清律。
但由于清朝法律实施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严重,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受到质疑,法治建设严重滞后。
二、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随着近代中国的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的混乱局势,法律改革成为了当时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尝试。
民国政府颁布了《大同宪法》和《约法十款》,旨在确立国家的法律地位和国民的基本权利。
此外,民国政府还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并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改革,如民法典的制定和行政法的建立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建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法律制度和法治建设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出发。
新中国政府通过颁布宪法、民法典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
此外,中国还加入了许多国际法律组织,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
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保障公民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
其中,2004年颁布的《物权法》和2017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于增强公民的权益保护和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的法律与法治建设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方面,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公众对于司法公正性的质疑依然存在。
伦理问题的演变与历史:伦理观念的历史变迁伦理问题一直是人们思考和探讨的焦点之一。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伦理观念的认识也发生了演变和历史变迁。
本文将对伦理问题的演变与历史进行探讨,以展示伦理观念的变化和进步。
古代伦理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宗教和道德规范的影响。
各个文明古国都有其特定的伦理准则,这些准则既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
例如,古代希腊的伦理观念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责任,而古代中国的伦理观念则强调家庭和谐、孝道等。
然而,古代社会的伦理准则相对固定,缺乏对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伦理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发生变革。
人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促进了对人类行为的重新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观念带有人本主义的特征,更加关注个体的权利和尊严。
伦理观念的转变也促进了人权思想的崛起,伦理观念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
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伦理观念的演变。
启蒙运动提倡理性思考和自由主义,反对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
伦理观念的转变在法律和政治领域得到体现,例如美国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权利的确立,这些观念成为后来现代伦理观念的重要基石。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伦理问题也在逐渐增多。
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例如,生命伦理领域的辩论涉及到堕胎、安乐死等充满争议的议题,这些问题在道德和法律层面上都存在巨大的争议。
当代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进一步受到科技发展、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响。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伦理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和广泛,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使得伦理问题更加复杂。
同时,多元文化的出现也导致了伦理观念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维护伦理和道德的平衡。
伦理问题的演变和历史变迁反映了人类对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不断探索和调整。
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思想的发展,伦理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
然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谈一谈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认识法治与德治作为治国手段,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法治建设,又要重视道德建设,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对法治之路的认识,希望大家喜欢。
对法治之路的认识篇一一为何法治建设首要的是走对路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
法治建设也是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
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
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
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
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
动物保护法律与伦理动物保护法律作为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已经向公众证明了保护动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类理应对动物进行保护,因为动物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和环境的一部分。
践行道德伦理,保护动物,也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本文将探讨动物保护法律的现状、制定动物保护法律的必要性,动物保护的伦理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道路。
一、动物保护法律的现状和必要性动物保护法律是指由政府制定,旨在保护动物免受虐待、抛弃或过度捕捞等行为的法律。
中国历史上的马禁、狗禁等规定,和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在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加强动物保护立法。
尽管现有的动物保护法的制定和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证明了其重要性,在中国,野生动物的偷猎和非法买卖,以及宠物狗被<highlight>虐待</highlight>等问题仍然屡禁不止。
这表明,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动物保护法律和其实施细则的完备性。
我们需要用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全球的动物资源。
二、动物保护的伦理问题伦理是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是我们对待自然和动物的负责和关怀,以便我们能够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动物保护问题是伦理的问题,因为人们应该感到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待动物,不将其简单地看作人类的商品和娱乐。
在中国,狗和猫等宠物,被视为人类的朋友和伙伴,但仍有很多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动物。
因此,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动物,不仅从道德的角度,更从过去动物按人性的机制转型到现代化,以缓解难题的全局性视角出发,制定、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强文化教育,提高公众意识,提醒人们动物是生命和资源,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三、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道路动物保护法律的制定和伦理的道德教育是保护动物的必要手段,同时,人们应该探索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道路,以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半封闭的大陆型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
如: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乐天知命等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几乎到了有一种伦理关系在其中的地步:人,出于自然,以天地为父母,以万物为朋友,其精神(“气”)可以与天地相通。
因此可以说,人的德出自于自然天地,人与天地自然可以“合其德”。
“天地有德”1.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在社会根源上,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体系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
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步入文明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宗法体系。
与之相联系,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指自己一族。
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的观念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精密化。
经过历代统治者及其士人的加工,宗法体系下的血亲意识有的转化为法律条文(如不孝成为犯罪的“首恶”),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
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庞杂精细。
不仅如同世界诸多民族一样纵向区分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长幼序等横向方面也有极严格的规定。
如英语中uncle和aunt的汉语对应词,竟有伯父母、叔父母、姑父母、舅父母、姨父母等五种之多。
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
这种情感不仅表现为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绝对孝顺,所谓“百善孝为先”。
大一上学期末法律职业伦理复习要点一、法律职业伦理概念及重要性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准则。
它不仅涉及到法律从业者的个人操守,更关乎整个法律体系的公正和权威性。
法律职业伦理的遵守是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对于培养和保持广大法律从业者的良好职业道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法律职业伦理原则1. 诚实守信原则:法律职业人员应当保持诚实守信,言行举止应当恪守道德底线,不得虚假陈述、隐瞒真相或者违背诺言。
2. 保守秘密原则:法律职业人员必须尊重客户的隐私权和保密要求,严守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绝不泄露与工作有关的保密信息。
3. 公正廉洁原则:法律从业者应当以公正、公平、廉洁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绝不得以权谋私利,接受贿赂或寻求不正当利益。
4. 尊重当事人权利原则:法律职业人员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和意思自治权,不得滥用职权或者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
5. 职业精神原则:法律从业者应当保持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水平,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
三、法律职业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1. 律师职业伦理:律师是法律职业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职业伦理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关系到当事人的权益和司法公正。
在公正、客观、保密、忠实、专业等众多职业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律师应当勤勉尽职,代理当事人诉讼,捍卫当事人权益。
2. 法官职业伦理: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持者,他们的公正、廉洁、客观、审慎等职业伦理原则的贯彻执行对于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法官应当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行事,不受任何非法干扰或者不正当影响。
3. 检察机关职业伦理: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职业伦理是对法治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检察官应当坚守法律原则,秉公执法,不偏不倚地维护国家法律和公民合法权益。
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对法律从业者进行职业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的教育培养。
对行政伦理的简单理解伦理主要关注什么是公平、公正、正义或善,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来维系的,表现为善恶对立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
伦理是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
而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行为,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们对这些行为、关系的态度与看法进行评价时,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规范。
公共管理伦理或者行政伦理不仅包括作为社会行为基本规范的伦理的一般规定性,而且由于公共管理所固有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在伦理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和内在规定性。
公共管理伦理是特殊领域中的角色伦理,公共管理伦理或以公共管理系统为主体,或以公共管理者为主体,是针对公共管理行为或政治活动的社会化角色的伦理原则和规范。
它是以“权、责、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
没有公共管理伦理,公共管理就不能担负起它的作用。
公共管理伦理的类型有体制伦理、政策伦理和职业伦理三种类型,它的功能主要有引导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和选择功能。
行政伦理学是行政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这一交叉学科的出现,既深化了行政学理论,又丰富了伦理学的内容行政伦理作为一门课程让我们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让更多研究者来探讨行政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行政道德原则和规范,更在于提高未来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增加他们在工作中分析和评价道德行为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完善国家行政生活而发挥积极地作用然而中国目前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就说明了国家和政府长时间不够重视道德教育,包括对学生、公民和公务员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对公务员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这说到底还是行政伦理道德问题。
要想遏制腐败,提升国家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水平,就得注重法制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
在这里,我只想从依法行与政行政伦理的关系、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来谈谈我的看法。
第1篇一、背景北宋时期,包拯以刚正不阿、公正无私著称,被后人尊称为“包公”。
在他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曾发生一起涉及法律伦理的典型案例,即“王氏诉夫案”。
以下是该案的详细情况。
二、案情简介王氏,年方二十,嫁于李家为妻。
婚后不久,李家突遭变故,家道中落。
王氏贤惠,勤俭持家,与丈夫共度时艰。
然而,李家欠债累累,债主纷纷上门讨债,甚至威胁要拍卖家产。
在一次激烈的讨债过程中,李家失火,房屋被烧毁,家产化为乌有。
王氏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
在灾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王氏发现丈夫李明与一女子暗中私会。
原来,那女子名叫赵氏,是李明的青梅竹马。
两人青梅竹马,感情颇深,但赵氏家境贫寒,李家不愿将女儿嫁给她。
此次火灾,李家陷入困境,赵氏便趁机向李明施压,要求他离婚,并与自己结婚。
王氏得知此事后,悲痛欲绝,遂向包拯告状。
她声称丈夫李明背叛家庭,提出离婚,并与赵氏结婚。
王氏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财产,只求包拯为她主持公道,严惩李明的不义行为。
三、审理过程包拯接到王氏的诉状后,深知此案涉及法律伦理,关乎家庭和谐与社会风气。
他决定亲自审理此案,以正视听。
在审理过程中,包拯首先传唤了李明和赵氏。
李明辩称,自己并非背叛家庭,而是与赵氏真心相爱,愿为她付出一切。
赵氏也哭诉自己的苦衷,表示愿意放弃一切,与李明共度余生。
然而,在审理过程中,包拯发现李明与赵氏的证词存在诸多矛盾。
为了查清真相,包拯决定深入调查。
他派手下四处走访,收集证据。
在调查过程中,包拯发现李明在火灾当晚曾与赵氏私会,并约定次日离婚。
此外,赵氏在火灾发生前曾向李家借过钱,而李家欠债累累,无力偿还。
这些证据表明,李明与赵氏串通一气,企图霸占李家的财产。
四、判决结果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包拯依法对李明和赵氏进行了审判。
他判决李明败诉,撤销其与赵氏的离婚协议,并赔偿王氏因离婚所遭受的精神损失。
同时,包拯下令严惩赵氏,将其驱逐出李家。
在判决书中,包拯写道:“李明、赵氏二人,为了私利,背叛家庭,败坏风气。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作者韩继伟系 (院) 政法学院专业法学年级 2005 级学号 05023065指导教师黄斐论文成绩日期 2009年6月6日学生诚信承诺书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
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论文使用授权说明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韩继伟(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
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
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
论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目录摘要: (2)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 (2)(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 (2)(二)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辨析 (3)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意义。
(4)(一)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的共生性 (4)(二)法律职业伦理是保证法律职业共同正常运行的润滑剂 (5)三、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 (5)(一)凝聚功能 (6)(二)示范功能 (6)(三)约束功能 (7)(四)调节功能 (7)(五)激励功能 (8)(六)辐射功能 (9)参考文献 (10)论法律职业伦理的功能摘要: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律职业工作者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实践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其既有与一般社会公共伦理相同的一部分,也有专属于法律职业特殊的部分。
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具有共生性,是法律职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法律职业理论具有凝聚、示范、调节、激励与辐射六个功能。
关键字: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功能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一)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体相伴而生,是法律职业化、专门化的结果。
法律职业伦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付子堂教授认为:“所谓法律职业伦理(legal ethics),即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在法律实践中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原则,具有公共性、职业性和政治性等特征。
……法律职业伦理建设要坚持人性原则、理性原则、人权原则和公正原则”①。
谢莹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是指:“在实际从事法律适用、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在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法律道德、整体伦理之间相互关系现状如何和应该如何规范。
”②王婷认为:“法律伦理是职业伦理中的一种,是随着法律工作日益专门化,人民在长期的法律职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适合该职业的道德规范,也是法律职业从业者的从业道德规范。
具体而言,是指法律职业从业者在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调整其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
关于我国法律传统主要有哪些,学者们虽然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
张晋藩先生所概括的12个基本方面,可以作为中国法律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法系虽然历经数千年,中国法律传统中虽不乏现在看来也还是真知灼见的法观念和充满智慧的法律制度设计、法律运作安排,但其中却难以找寻到全民普遍遵从的良法、良法至上这一法治精髓。
尽管人们在中外法律学说史上对法的起源问题,曾有过神意论、理性论、权力论等不同的认识,但‚刑起于兵‛以及‚法源于礼‛这两个观点,现在已几乎成为了有关中国法起源问题的通论。
假如我们将‚礼‛的本质归入道德规范的范畴,那么‚法源于礼‛的实质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
‚法的发展可以逻辑地划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法律与宗教、道德浑然一体,此为‘混沌法’;其次是法律走出宗教、但仍与道德不分,故乃‘道德法’;最后是法律进一步与道德分离而独立化,便是‘独立法’。
‛其中,‚道德法‛阶段无疑占据了中国法发展历程的主流,‚独立法‛的形成则直到清末修律之后才真正开始。
道德与法律的界线不清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在中国古代,也有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线,或者说以德代法的倾向。
‛这种传统对现代中国社会仍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但这种道德与法律界线不清的状况也并非绝对,中国古代‚出礼入法‛的论断就是最好的例证。
‚所谓‘出礼入法’似乎就是指违犯了‘礼’,严重的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
‛有学者甚至还认为‚礼‛与‚刑‛结合在一起,以礼为体,以刑为用,出礼入法或出礼入刑,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体系的另一特征。
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则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诠释‚出礼入法‛的论断:即人们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戒,道德与法律间必须有泾渭分明而且合理的界线。
这对现代中国法治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化的法治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初现雏形,但由于历史上‚道德法‛传统强烈影响的存在,在很多地方仍无法合理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界线,这也成为导致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且不论中国古代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状况如何,但至少古人们在认识上早已明晰二者间的界线。
中国古代至东周前虽仍保持着德法未分的状态,但德法分离的思想却在东周后就已较早出现了。
传统儒家思想虽然在总体上极力主张德法融合,但在其中也不乏德法分离思想观点的点点火花。
‚礼者,治之始也‛而‚法者,治之端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这些论断就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荀子提出的。
他认为‚礼‛是法的总纲而法是‚礼‛的派生,若将‚礼‛视为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其实就是法律起源于道德,当然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法律区别于道德之义。
萌芽于春秋之际的法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应与法律分离的主张。
特别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为天下之至道’、‘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等偏激法治观念的蔓延,则标志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越来越远。
‛韩非子甚至还提出了‚不务法而务德‛的主张。
自两汉起德法融合的思想虽总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人们对道德与法律区别的认识却越来越清晰。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以及‚出礼则入刑‛,就语出自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陈宠传》。
即使是在‚一准乎礼‛、‚德主刑
辅‛的唐代,人们仍能在认识中明晰道德与法律的不同作用。
李世民更提出了‚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以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等很多著名论断,在后者中他更是将刑的作用归于禁止失礼行为。
而这句话若用法伦理学的现代话语来进行注解,就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者说是底线道德,逾越道德这个底线也就进入了法律的调整领域。
中国社会自宋以后进入了‚以德代法‛的时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对社会的调控功能上甚至取代了封建法律,德礼与刑法的界线在中国才从此开始变得模糊,而在此之前道德与法律却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以德代法占据主流,但仍然具有时间较长的道德与法律分离的历史。
注重弘扬这种传统、区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线,这也就是‚出礼入法‛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我们将现代法治的本质内涵归纳为:通过执法者严格依据民主程序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明确、完备的法律,来保障社会成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
其中包含着法律是多数人利益的表现、法律具有至高权威、上下一体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观点。
它既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原则性的、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更是人类在饱经封建专制之后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
纵观东西方文明发展史,应该肯定地说,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
众所周知,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斯多德和西塞罗就明确表达过近似于现代法治之本质的观点。
据一般考证,亚里斯多德是最早提出‚法治‛并加以理论化的思想家。
他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应包含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西塞罗更明确地强调了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他认为:‚法律当然是为了平民的安全,维护国家和人类生活的安宁和幸福生活而创造的‛,由于法律的正义性和正当的理性,所以事实上最终并不依赖与皇帝或罗马统治者的任性,而是依赖法庭的正义;握有统治权仗的人可能更替,而罗马法却没有改变。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多继承了西方古代的法治理论,并以争取民主、维护人权为核心加以阐释和弘扬,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如哈林顿、格老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人对于法治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至今仍是全人类法律文化的亮丽篇章。
及至现代西方,思想家们对于法治这一古老观念的理论探索更是层出不穷,各种观点异彩纷呈,但仍然没有离开法律至上、良法要维护公民自由、保障基本人权这一传统主线。
不必讳言,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上也产生过‚法治‛这一提法,中国封建法制史上也实行过‚法治‛之治。
这主要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主张的‚法治‛。
法家以此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
如《管子〃明法》中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韩非子〃心度》中也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
而且,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即实行过法家的‚法治‛。
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那种‚法治‛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及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一种‚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夫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
(《管子〃任民》)‚法‛与‚术‛、‚势‛一起‚皆为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
而后两种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
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没有能在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发源?原因当然有多种。
我认为,其中对于‚正义‛这一观念的不同认识是构成中西方法律传统差异的根本所在。
古代西方文明的正义观念中包含个人权利的思想,即视个人权利为正当的、合理的。
如《法学阶梯》中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所以,‚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梁治平《书斋与社会之间》第11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而古代中国文化观念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无私的‚大同世界‛,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其生活中的法律不但不像西方法律那样是作为维护个人权利的一种保障而存在的,反而是要抑制个人利益。
而个人权利的保有乃是作为人之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求。
因此,大体而言,中国古代法律多是强行法,多是刑法罚则的规定。
如果说,中国民众对法律无认同感,无亲近感,无自觉依法和守法的传统,那么,古代法律背离人性、压抑人性、践踏人性的规定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通过比较和分析中西法律传统的事实差异,在对待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时,我们既不应牵强附会地硬要从我国君主专制的古代法文化中找寻蕴含有法治真谛的观念、学说、规范、制度,也不能因为现代法治理论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而在自己民族的文明史上无源可求,就自惭形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我们应该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将西方法律传统视作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视作人类的共同财富,当认为它有现代价值,可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