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
2012年第3期
《口译认知研究》述评
—兼谈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
李光泽福建师范大学
一、引言
同声传译是最为复杂的语言加工活动之一，其过程凸显了高速度、共时性、高认知负荷的关键性特征。正是同声传译的这种复杂性引起了心理语言学家以及认知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Christoffels,
2004：1-10），因为对同声传译现象的研究既可揭示同声传译的工作机制，又可洞察和印证人类语言认知的一般规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口译的认知研究逐步成为西方口译研究的中心（许明，2008）。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认知是西方同声传译研究的核心主题，而实证分析是其主流的研究方法（高彬、柴明颎，2009）。与西方的研究趋势相反，国内的同声传译研究似乎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取向，大多关注口译技能及技能教学，基本缺乏认知方面的相关研究（高彬、柴明颎，2010）。显然，我国的同声传译研究尚未达到西方研究的成熟程度，仍处于探索与尝试的起步阶段。2011年，张威的专著《口译认知研究：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的出版（该书是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同声传译认知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对国内今后同声传译认知研究，起到引领与示范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对《口译认知研究》作一评述，首先评介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然后着重讨论和分析书中涉及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的一些问题。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口译认知研究》是一本比较系统全面探讨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的著作，其基本的研究思路为先实证研究后理论建构，即作者首先应用综合性实证研究方法对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同声传译中工作记忆的运作模型。全书由7个章节构成。第一章绪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口译活动发展史、口译的基本类型以及国内外的口译研究，让读者对口译活动和口译研究有个全景式的印象。第二部分聚焦口译记忆现状，梳理和分析了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相关研究，并着重指出当前口译记忆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工作记忆构念的理解偏差、工作记忆测量工具不统一、不同方向口译中工作记忆的作用缺少实证研究、研究手段单一、研究结论欠说服力，等等。这为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第二章阐述总体的研究目标、研究价值、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研究目标为在考察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体现为四大研究内容：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工作记忆与同传效果的关系、口译工作记忆能力发展特点、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口译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建构同传工作记忆的运作模式。预期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于深化对口译认知过程的认识、完善口译研究方法和促进口译理论发展。理论框架以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口译认知研究的理论沿承关系来组织，具体包含工作记忆理论、信息加工理论以及口译信息加工理论、口译认知资源分配理论和口译认知语用理论。研究设计综合考虑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采取调查法、观察法与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第三章以职业口译员、口译专业研究生、非口译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形式调查认知能力在口译中的地位以及工作记忆与同传的关系。调查发现，职业译员与口译学员和非口译人员的看法和意见差异明显，但表现出一些潜在的倾向：口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记忆能力的发展，同传活动干扰信息记忆过程影响记忆效果，记忆资源协调能力比记忆容量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口译效果，记忆能力与口译效果无显著相关性，英汉同传记忆压力高于汉英同传记忆压力等。另外，职业译员一致认为记忆能力对于口译的重要性远低于语言知识和口译技能。第四章引入观察法具体考察实际口译情景中的省略现象，旨在分析工作记忆与其它口译技能的关系以及对口译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口译实践中，记忆能力是影响口译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具体的口译策略意识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认知记忆资源主要用于语义信息的理解和处理。
第五章采用实验法进一步考察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相互关系，具体包括：（1）同声传译对工作记忆技能的影响；（2）工作记忆能力（容量与协调两个方面）与同声传译效果的关系；（3）工作记忆能力在口译活动中的发展特点；（4）工作记忆能力在不同方向口译活动中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1）同声传译对信息保持与理解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其原因是同传活动中所形成“发音抑制现象”干扰了工作记忆
书刊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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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源语信息的处理过程；（2）工作记忆能力与同传效果显著相关，工作记忆的协调能力比起记忆容量能更有效地预测和解释口译效果；（3）同传活动对工作记忆能力，尤其是工作记忆资源分配与协调能力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工作记忆能力在不同方向口译所起的作用悬殊，工作记忆与英汉同传效果显著相关，而与汉英同传效果不相关。
第六章根据实证数据和研究结果构建了同声传译工作记忆的运作模式，该模型有如下特点：一是重点展示工作记忆在口译认知操作中的具体作用；二是强调同传活动中工作记忆与感觉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相互关系；三是充分考虑口译语境对口译认知加工过程（特别是记忆）的影响；四是明确显示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口译中的不同作用。最后一章讨论和总结了全书的理论贡献、实践意义以及研究展望。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主要有：深化对口译工作记忆机制的认识、综合应用各种研究方法、促进口译理论发展（如对释意派“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现象提出质疑）。本书对口译教学的启示在于让人们更加明确工作记忆与同传的关系以及工作记忆与其它口译技能对口译活动的不同影响，从而更好地提高口译教学效果。未来的研究应强调口译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同时加强跨学科研究，例如引入抑制机制、内隐记忆、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综上所述，本书理论基础厚实，数据丰富，材料详尽，凸显了以下几个特点：
（1）大胆尝试和践行系统性框架设想与构建的研究思路。所谓系统性框架设想与构建是指借鉴认知科学记忆研究成果，并结合口译记忆研究的实证数据，最后构建口译记忆操作模式的研究模式。（张威，2011：7-8）
（2）采用定性与定量、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收集第一手的口译实证数据，从而较为系统而客观地探索和描述工作记忆与同声传译的相互关系。这与目前国际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兴起的混合研究方法相吻合。（郑新民，2010）（3）首次证实了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口译的不同作用，即工作记忆与英汉同传效果显著相关，而与汉英同传效果不相关。同时还提出要全面考察工作记忆的记忆容量和协调能力，实验结果也表明工作记忆的协调能力比起记忆容量能更有效地预测和解释口译效果。
三、对书中一些问题的探讨与分析
诚然，该书对我国口译认知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体现了作者在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难能可贵的学术冲刺精神。但纵观全书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值得商榷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中常见的问题，因而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分析。
（一）概念的界定
核心概念准确的定义并保持在上下文的一致性是学术专著，也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口译认知研究》一书中两个关键概念“工作记忆”和“同声传译”的界定却显得有些混乱。从绪论的文献梳理以及理论框架介绍可以判断，作者认为工作记忆能力应包括两个维度：工作记忆容量和工作记忆协调能力，但遗憾的是，这一个构念并没有贯穿全文，而且各章节中均无作者明确界定的理论定义，从而给读者造成许多疑惑：
（1）作者假定的工作记忆能力与Baddeley（1998）包含中央执行系统、语音环、视觉空间模板三大模块的工作记忆模型之间呈何种关系？两大维度与三大模块如何对应？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本研究最终的同声传译工作记忆运作模型却是基于Baddeley 的工作记忆模型。另外，工作记忆两大维度如何体现在最终的运作模型中？
（2）工作记忆的操作化定义前后不一致。例如，第五章第一节考察同声传译活动对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由实验A1和实验A2组成。实验A1仅测量工作记忆容量，用的测量工具为阅读广度测验，而实验A2工作记忆的操作化定义却是信息保持效果，具体的测量工具为语篇信息理解和单词辨认任务。
（3）有关工作记忆协调能力的测量。很明显，工作记忆两大维度的提法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工作记忆理论，但在第五章第二节实验B论证有关工作记忆协调能力测试材料时，作者却认为采用“语言难度控制句”的理论基础是Giles（1995, 1997）的Effort
Model中的口译认知资源协调能力。而在第六章讨论Giles的Effort Model时，作者则明确指出，该口译模型只涉及短时记忆，没有详细分析工作记忆在其中的作用（张威，2011: 189-190）。不难看出，工作记忆理论与工作记忆的操作化定义脱节，因此研究中工作记忆协调能力测量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同样，“同声传译”也存在内涵不一致的现象。在全书确定的四大研究内容中（同上：20-23），同声传译一般指同传的效果，但在“同传对工作记忆能力的促进性影响”以及“工作记忆能力在口译活动中的发展特点”两个研究议题上，此处的同传或口译显然是指同传的经验或同传的专业能力。此“同传”不是彼“同传”，不可混为一谈。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博士论文创新性研究的一个关键环节。通常的做法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创造性提出研究问题。其中需要强调的是，问题的提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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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论证的过程，使得即将开展的研究与前人的研究形成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联系。《口译认知研究》提出的四个研究内容（问题）几乎涵盖了工作记忆与同声传译的种种可能关系，而事实上，其中多种关系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反复验证。显然，这样的研究不具有针对性、选择性和批判性。不仅显得宽泛，也难以突出作者的贡献。
例如，研究内容“同传对工作记忆信息保持效果的消极影响”（同上：20-21）就是简单的重复性研究，因为丰富的实证数据业已证实同传对信息保持的不利影响，其内在机制是“发音抑制”（同上：11-13）。又如，“同传对工作记忆能力的促进作用”的研究议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同上：13-14）。如果说跟印欧语系内语言间同传相比，英汉或汉英同传有其特殊的认知加工过程，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话，那么作者应详细论证此类型同传的特殊性，但作者并没有往这方面下功夫。
不仅如此，这种面面俱到式的研究还缺乏一个贯穿全文的基本问题或基本观点，然而一篇创新性的博士论文必须围绕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观点进行探索与论证（刘南平，2000）。笔者认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还是宜小不宜大，真正做到小题大作。其实，通读《口译认知研究》不难发现有两大问题值得深究：一是有关“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现象的争论，如果能够在理论上深入思考这种现象在口译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认知机制（也有可能不存在），然后设计巧妙的实验加以检验，不管结果是推翻还是证实这种推断，无疑都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二是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口译中的作用（这是作者有重要发现的地方，可惜未能成为主攻目标），同样，其内在的加工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为了收集第一手的实证数据，《口译认知研究》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仍值得商榷，就是研究方法的选择。这涉及到如何判断与研究问题相对应的研究方法的恰当性。一般认为，研究方法的确定取决于要研究的问题，或者说相关研究的深度。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越深入，研究的理论基础就越坚实，研究者也就越可能提出具体的假设，对研究对象和环境的操纵水平也就越高；反之，研究就缺乏理论基础，属于探索或描述性质，研究手段也只能局限于观察和描述的范围内。”（吴旭东，2006：6）仔细阅读《口译认知研究》一书中的“口译记忆研究回顾”、“理论框架”和“同声传译记忆模型简介”，并结合近期有关西方同传研究新进展的综述（高彬、柴明颎，2009），读者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工作记忆是同传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工作记忆与同传关系的研究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然而，《口译认知研究》在介绍研究方法选择的理据时，仅仅考虑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张威，2011：40-45），却忽视了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决定性关系。其直接造成的后果是，一些方法所获得的数据不能对同传研究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如：第三章有关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的调查，几乎没有超出前人研究的新颖结论。
上述的分析与讨论进一步印证了当前我国应用语言学博士论文方法论明显缺失的观点（郑新民，
2009）。此外，全书在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对应问题上显得模棱两可。也就是说，没有明确指出哪些问题（研究内容）由哪种研究方法或者在哪个章节中回答。第五章实验研究几乎囊括了四大研究内容，而第四章观察法研究仅涉及一个研究内容，第三章调查法研究的内容除了主要研究内容之外还牵扯到其它。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研究方法基本特征的认知存在偏差，如第五章实验B探讨工作记忆能力与同声传译效果的关系，该研究是典型的相关研究（或探索性研究），但作者却把它纳入实验法的范畴。
（四）实证数据与理论目标、模型建构的关系
《口译认知研究》第二章开篇指出，本研究的目标是考察工作记忆能力与同声传译的关系，构建同声传译中工作记忆的运作模型。总体而言，全书能够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直至建立同声传译工作记忆模型。但其中对实证数据与理论目标和模型建构关系的具体处理和做法却值得商榷。
一是似乎有双重理论目标的倾向。虽然第二章开篇制定了明确的理论目标，但在随后的“研究价值”部分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本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释意派“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现象，从而促进口译理论发展，在第七章讨论“对口译研究的贡献”时也再次强调本研究对“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现象的质疑作用。这样的做法显然偏离了既定的工作记忆与同声传译关系的研究目标，严重混淆了实证数据与理论目标的对应关系。实际上，“脱离源语语言外壳”问题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目前研究者对“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认知机制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许明，2010），另一方面，书中实验A2所采用的原文单词辨认任务（测量结果为主）能否探测“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语言加工过程（以过程为主）值得怀疑。况且，作者并没有对“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现象以及与原文单词辨认任务的关系进行剖析和论
证。有关“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讨论也无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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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构的同传工作记忆运作模型。
二是实证数据与理论模型相脱节。理论模型旨在描述某种现象的系列过程，进而展示现象中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口译认知研究》一书虽然明确主张模型的建构应基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证数据，但全书的研究实证数据与其所构建的模型却存在明显的脱节，使得作者的研究理念与实际操作形成矛盾。一方面，一些研究的数据不能体现在最终的模型中，如第三章调查法研究考察的工作记忆与其它口译技能的关系，第五章实验法考察的同声传译（活动）对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等等。另一方面，恰恰相反，在最终的运作模型中一些模块并没有实证数据的支撑，如视觉空间模板，长时记忆系统，尤其是情景记忆到语义记忆到程序性记忆的单向箭头问题。（依据何在?）尽管一项或几项研究难以理清模型中的所有关系与作用，但究其根源，在于缺乏一个统领全文的基本问题。
三是在实证数据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是直接建立新的理论模型还是优先考虑与以往理论模型的关系？《口译认知研究》似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作者首先指出前人的同传工作记忆模型（同声传译中记忆的一般模型和同传“内嵌式”加工模型）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没有客观的实证数据的支撑（张威，2011：190-193），随后便着手构建同声传译中工作记忆运作模型。其实，通盘审视书中三个章节的实证研究，很容易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工作记忆在不同方向口译中的作用，而这一实证数据恰好可以由前人的同声传译中记忆的一般模型所解释（同上：
190-192）。换句话说，这一重要发现强有力地支持了同声传译中记忆的一般模型。而且，其他一些重要研究结果也支持了同一模型，如：同传口译活动后源语信息保持水平下降，其原因在于同传中译语产出与源语信息听辨同时进行，从而形成了“语音干扰”（同上：118-124）。因此，在着手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时有必要认真思考两个问题：现有的实证数据与前人模型呈何种关系？新建的模型是否优于前人的模型？否则，就是纯粹为了建构模型而建构模型。
四、结语
总而言之，《口译认知研究》是当前我国口译认知研究一次非常积极的、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关系的实证资料，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发现，为口译认知研究做出了贡献。该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很好地展示了口译认知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优势，势必对以经验总结或纯理论思辨为主的口译研究构成一定的冲击，进而扩大研究者的学科视野。同时，该书异常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论证，具体涉及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多因素实验设计、实验变量、任务的信度和效度、统计描述、统计分析、图表的呈现等，书中还详尽记录了整个研究的过程，包括一个长达一百多页的附录。毫无疑问，这必将为我国口译研究实证方法的推广与普及做出有益的贡献。
基于书中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对今后口译认知的实证研究及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提出三点建议：（1）口译认知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因而有必要加强跨学科的专业训练与研究合作；（2）实证方法（尤其是实验法）是当前国际口译认知研究的主流方法，显示出口译认知研究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所以，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包括方法论的哲学认识、实验设计、统计分析）是深入口译研究的必由之路；（3）博士论文是口译研究重要的文献来源，成为推动口译研究的重要载体，如Christoffels的博士论文《同声传译的认知研究》（2004）彰显了认知科学家独特的研究路径，成为当前口译认知研究的高引用文献。而一部好的博士论文往往能够清晰回答：如何创造性、批判性提出研究问题，如何界定理论定义及操作化定义，如何选择与研究问题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如何把握实证数据与理论模型的关系，如何凸显对相关领域研究的贡献等重要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口译方向博士候选人批判性思维能力、方法论意识以及博士论文写作技巧的训练和培养。
*本文得到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JA10108S）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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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光泽，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心
理语言学博士，研究方向：双语认知研究、心理语言学。[作者电子信箱]lxin2835@https://www.doczj.com/doc/f1177770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