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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_孙艺风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_孙艺风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_孙艺风

中国翻译 2012年第1期

引言

目前有关中译外的讨论已经启动,并得到了各方关注。但若要取得实质性推进,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下跨文化交际的条件与环境。尽管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遭遇了广泛的不可译问题,但似乎总有办法将其译出。问题的关键是效果如何?许多译出的作品拘谨、生硬,过分强调原汁原味,结果事与愿违。翻译似乎总是在尝试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不可译的结果往往使译作令人不知所云或不忍卒读,译作的可读性便成了紧要的问题。而实际阅读效果和对译作的接受程度又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可读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准确性。不可译性困扰译界由来已久,虽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在技术层面的准确或字面上的异质性,但源语文本固有的特质及内涵仍难让译者割舍。在跨文化语境下,复杂的文学性尤为凸现,需要小心协商,创造性翻译也随之应运而生,否则译作的文学性会明显式微或丧失殆尽。因此,如果重构文学性并重新赋予其功能不得力的话,自然会影响接受。毋庸置疑,由于译入语的审美架构有别于源语的审美架构,如果译者一味埋首于形式重构,原作的文学价值未必受到欣赏。逐字翻译冒的是读者看不懂的风险,异化翻译亦得冒接受不佳的风险,如此情形,并不鲜见。如何做到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是译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壁垒何在?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应对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2010年11月20日,在杨宪益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众多的与会者对这位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的翻译巨匠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有几位大会发言的英国人,回忆起与杨先生相处以及在中国外文出版社工作、生活的点滴,竟几度泣不成声。英国知识分子一般感情很少外露,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身历其境,感受到的不只是翻译家的人格魅力,更有翻译本身的强大感染力。此景此情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不断有人在问:杨宪益之后谁来翻译中国?的确,中国文化怎么才能有效地走出去?这已是一个不容回避且刻不容缓的问题了。人们一般倾向于寄希望于西方汉学家,认为他们是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所在国的理想人选。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西方汉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做研究,当然,有些翻译任务,其挑战难度,不亚于任何研究工作,如斯皮瓦克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使之风靡欧美学术界,自己也因此一举成名。只是这种情况实在不算普遍。一般而言,翻译同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翻译家Nicky Harman 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提前退休了,如此一来,可以安心翻译。她与我谈起此事,如释重负地说,这样可以摆脱研究和教学的压力,专事翻译。当年霍克斯为了能译好《红楼梦》,也是毅然辞去牛津大学的教授职务,返回家中,心无旁骛地做翻译。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情况只属个例。全职做文学翻译,不足以此为生。如真要靠这个养家糊口,那就只能译得飞快,何以保证质量,产出精品?

前一段英国大学进行各个学科评估,分为几个等级,其中最高的一项是“世界领先”。就算霍克斯译的《红楼梦》是“世界领先”,那也不是一个评估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

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

摘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就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的文化纬度的重要性也随之显得日益突出。需要从全球视野充分认识到,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受制于各种因素,不可不应对(不)可译性与跨文化阅读。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估计严重不足,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的效果,一直有些差强人意。翻译首先要解决文化跨越的问题。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显然是我们交际的最大障碍。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跨文化的不可读性,或低可读性。译作的接受势必涉及到跨文化交际的可读性,如可读性低下,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则难得以体现。故此,跨越不同文化的栅栏,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就得制定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审美共性,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关键词:不可译性;跨文化阅读;文化改写;可读性;交际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2) 01-0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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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可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风险”太大,让人望而却步。其实,在目前的评估机制下,费时长的研究也难以为继。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世时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足70页,当然来头很大:罗素作序,凯因斯给联系的出版社。按现在的量化标准,他肯定提不了教授,非但如此,还会拖了整个评估单位的后腿,把大家的总分给拉下来,直接的严重后果是研究经费的减少。为了译一篇值得译的东西,译者要花费极大的代价,但还是可能因为没有“原创性”,不能计作研究成果。有些翻译任务,如上述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是要通过大量研究完成的,不加区别地对待,显然不公平。然而,毕竟探索和发现,是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标志。所以翻译大抵被排除在外,似乎并不足为奇。如此看来,指望西方汉学家去完成我们“走出去”的文化使命,怕是不太现实。

再者,从实际效果出发,西方汉学家是否就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最佳人选,还值得商榷。有相当多的汉学家在翻译时,小心翼翼、亦步亦趋,翻出来的效果好像比中国译者更为生硬、拗口,因为他们大都从学术的角度看翻译,唯恐被人诟病为译得不准确,或不可靠。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译入语为非母语的译者恐怕就得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了。

中译外的空间有多大?操作性又如何?我们目前翻译专业硕士汉译英部分的培训跟“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有关系吗?如果有(当然也应该有),是如何体现的?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培养人才的质量?是勇于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质量是中译外的生命线,否则翻译中国只能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但无论如何,若翻译要和学术挂钩,就要有学术的严谨。粗制滥造的翻译和急功近利的学术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虽然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但由于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缺乏了解,西方铺天盖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在全球化的时空条件下,我们需要很好地参与其间,有效地展开对话,用他们的语言讲我们的事情。此处指的是他们真正的语言,而不是我们想象的语言。英美人士对书面语言的质量是极为挑剔的。他们虽然可以对能对付几句英语的人,大加称赞。但大多出于礼貌,当不得真。这本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是也夸能讲几句中文的老外,说人家的语言功底如何了得?回到基本的层面,译入语要地道、规范。从现实考虑,我们还远没到异化翻译可以让人家接受的程度。但归根到底,如韦努蒂所指出的,西方读者大抵已被惯坏,早已习惯阅读归化式的翻译,动辄便抵制和阻抗异化翻译。因此,缺乏活力、没有灵魂的翻译,就更打动不了读者。早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里,李欧梵批评几位中国译者,“译得虽正确,但缺乏文采(stylistic ?air)”(Lee, 1985: 561)。可说是点中了要害,缺乏文采的翻译,仅仅是意义正确,是远远不够的。生动活泼的性格语言译不出来,交际的效果定要大打折扣。

对异国的文化语境重视不够,甚至忽视,通俗地说,就是“翻”得程度不足,译得还不到位,接受的效果自然受影响。无需回避的是,有的译作,在句法上无懈可击,全无漏洞,但读起来感觉就不是英文。更糟糕的是,如此译作,会严重误导初学者。以汉译英为例,中式英语,久治不愈,竟成了顽疾。不仅是词不达意,表述也十分混乱。满大街令人汗颜的公示语英译足以说明,我们完全不顾及交际的效果。一看就知道是从某本汉英词典查到的“对应词”,按照学校教的语法规则,拼凑而成的。这种想当然的拼凑式英语,不出“洋相”才怪。用洋文出洋相,直截了当地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坊间劣质译文充斥,原因当然很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目的,关键在于一个“跨”字。跨不出去,自然谈不上交际。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原文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忠实”地保留了,但翻译语言显得笔力孱弱,生硬刻板,毫无生气,读起来如同嚼蜡,兴致全无,虽无明显的施暴痕迹,原文的艺术生命就在看似不动声色中被谋杀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必须要认真对待,只是工匠般的逐字译出,译文就难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异国情调,译入语读者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会欣赏。我们有些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就是因了写的英语不够地道,不经意地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反而成了优势,感觉是在听带了口音的英语,倒是增加了几分真实感。但是,也有个平衡问题。如口音过重,弄得人家听不懂,或听得太吃力,影响了审美体验,阅读的兴致自会锐减。说到底,跨文化交际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若将文学翻译带入民族主义的褊狭,就不大考虑及正视接受的环境及条件是否满足异化翻译的最基本标准,于是只能造成自己津津乐道的东西,别人无动于衷。这大多是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在作祟,其结果只能造成变相的自我封闭。

夏志清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版序言里,提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忽视,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巨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提高。但西方读者似乎仍对中国文学大致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就在当时,夏氏已在强调“文学记录”的巨大价值,

中国翻译 2012年第1期

以及其“对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的深刻影响”(Hsia, 1999: xiv)。其实,英美读者不大待见翻译作品,由来已久。想当年,阿瑟·韦利为了减少阅读阻力,伤筋动骨地对《西游记》施暴,凡是遇到“文化专有项”,一律决不手软,大刀阔斧地连删带改,原作因此被弄得面目全非,书名也改成了《猴子》,副标题是《中国的民俗小说》。单就改名来看,就可窥见节译本对可读性的刻意追求。

从小喜读《西游记》的余国藩对此大为不满,且痛心不已,公开质疑这种以真实性为代价的可读性(Yu, 1998: 94)。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节译本身——韦利在序言里就已交代清楚了,而在于“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同上)。在余国藩看来,如此处理源语文本代表了一种文化简约主义的方法,不足为训。有鉴于此,余国藩虽然赞赏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方法,但还是主张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因为与可达性密切相关。他又写道:“可将异质与不同,改变为熟悉和可理解的”(Yu, 1998: 89)。然而他却又支持韦努蒂对可读性的责难,认为对可读性的追求必会造成“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同上)。诚然,为提升总体的可读性而进行过度归化,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显然不合时宜。但问题在于,源语中不可译的部分,如若不加妥善处理,结果便是不可读。的确,在翻译中保留异质有可能造成对阅读的干扰,故此,异化所产生的问题不容回避。异化翻译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但不太顾及可读性,译者用的不是地道的译入语,可能制造交际障碍。余国藩拿出了自己的全译本,尽量做到挽回损失,但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阅读过程变得支离破碎,想必一般读者是难以忍受的。

饱含文化意蕴的细节有时被视为必要性不大,也无助于增强可读性,从而为一些翻译暴力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内容残缺的译作,无论有何种理由,终究难逃尖锐的批评。萧乾虽承认韦利的“文字很好”,但指出错误也不少,所以认为余国藩的译本“好得多了”(1983: 422)。至于究竟怎么个好得多,萧乾并未点明,但似乎是指错误少多了。当然,由于是全译本,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注释和汉英专有名词对照表,无疑是更好地体现了《西游记》原著的全貌。《猴子》翻译失真情况严重,但行文畅达易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起到了推动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作用。学者自然推崇余国藩那样的学术性译作,但一般读者恐怕不免望而生畏。但是二者难以兼顾,妥协之道并不好找。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足够的读者群体,要吸引各类读者,而不只是某一类读者。一般译入语读者需要愉悦——虽然有时痛苦的愉悦也是愉悦,甚至是更大的愉悦——但终归不是大多数人能消受得起的。

晚清时期,中国人在翻译外来作品时,大都随心所欲地进行归化,过度归化如同家常便饭。仅仅是删除也就罢了,还要往里加内容、发议论,乃至创造人物,同时还给小说里的原有人物安排新的台词,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发泄不满。虽然此举在五四时期备受诟病和抨击,现在也难以想象有人去如法炮制。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样的翻译实践有其道理。那时人们对外来文化缺乏开放心态,译者要设法诱使他们阅读译作,首先要解决跨文化的障碍问题,所以王佐良谈论严复的翻译方法时用了“糖衣”作比喻。在译入语读者原本拒服的苦药上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就会吞服下去。我们今日对外翻译也可考虑包裹糖衣的策略。或许未必是王公所称的“雅”,而是我们所强调的可读性(王佐良,1982: 27)。既然可用“糖衣”向中国输入外来文化,我们何不也裹着“糖衣”向外输出我们的本土文化?对外交流时过度强调原汁原味,无异于难以下咽的中草药,若人家没有喝这苦汁的习惯,那也只好作罢。要想突破僵局,取得预想的效果,需要了解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要想变逆为顺,不妨投其所好,作出适度妥协,向译入语读者提供他们可接受的跨文化产品,这听上去虽不无偏执,却也是道出了译作求生存的残酷法则,否则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失去读者。

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被无数次重复陈述的事实是: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随心所欲断然不行,一味迁就译入语读者也未必行得通。译文的可接受性是个棘手的问题。不可回避的是:为谁所接受?纽马克指出:在翻译评论者的眼里,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译作,如果准确度打了折扣,则是不可接受的(Newmark, 1991: 23)。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在功能上全然没有问题的译作,在艺术风格上又难以被接受。难怪译者经常左右为难,处境十分尴尬:可谓是哄住了外行却又骗不过内行。内行虽认可了,却又不卖座。畅销的译作,在评论家眼里,可能又是错漏百出。

翻译处在“瞻前顾后”的两难之中:前面要顾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后面要提防批评家挑毛病,大有腹背受敌之虞,极容易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并顾。在网络世界里,读者和评家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经常是读者也是评家,动辄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对译作品头论足一番。尽管如此,在新的阐释框架下,以变通为手段的改造、变形与再组合,是成功翻译的重要保证。一味只求忠实,不加任何调剂与协商,原封不动译出,不免拘泥于只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反而事与愿违。好的译作往往是大胆实验的结果:重组词句搭配,梳理语境关系,游刃有余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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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提到的,译文的活力十分重要。在发表

于1995年《纽约人》的一篇译评里,美国当代著名小

说家和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指出:“美国的当代中国

小说翻译似乎是一个人孤独的领地,他便是葛浩文。”

为何是“孤独的领地”?葛浩文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把

现当代中国文学以生动、鲜活的状态,呈现给西方读

者,意义十分深远。Andrea Lingenfelter 就曾指出:“葛

浩文与其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译者的不同之处在

于他注重英文的风格。在葛浩文登台之前,想探究中

国小说的读者常常得忍受毫无生气的翻译,原作的活

力很少得以体现。”①显而易见,缺乏活力的译作缺乏竞争力,打动不了读者,销路也就无从谈起。葛译的

成功之处在于极好的灵动性与可读性。

然而,可读性的获取不是没有代价的。有评者

在高度评价了葛浩文译文的可读性后,还是质疑译

文欠准确的地方,认为葛译的可读性“有时是以原

作的历史与文化所指为代价的”(Zhang, 1997: 178)。

但同时也承认,如要兼顾二者,在没有脚注的情况下

是难以做到的(同上)。葛浩文是不赞成脚注的,认

为会破坏阅读的效果②。但有的时候,必要的代价是

需要付出的,取决于翻译的具体目的和功能。无论

代价如何——譬如准确和充分度打了折扣,可读性

的特殊重要性不可低估。翻译策略的制定,要有的

放矢,对症下药,同时也要权衡得失,有时还需要做

出迫不得已的决定。

译者的苦衷,外人未必清楚。译者有限的自由度

有时还会使他们蒙受冤屈。如果发现原作有错,译

者该怎么办?如果不纠正原作的错(如一个明显的

数字错误),译入语读者通常会认定是译者的错(尤

其当原著是经典作品),而不会想到是原作者的问

题。如果译者实在看不过眼,动手改了错,在评者眼

里,又犯了擅自改动的忌,落下个不忠实的骂名。此

外,在西方,除了大学出版社以外,一般商业出版社

都要考虑利润。所以他们的编辑,为了阅读的效果,

时常不顾译者多次的严正交涉,对中国文学原文大

肆删改,不明就里者自然容易把帐算到译者头上,实

在是冤枉了译者。③

然而,既然是翻译,基本的准确性和真实度还是

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对我们

也有启示。事实上,他对准确性的追求是不遗余力

的。根据莫言当年的回忆,自1988年他与葛浩文

合作以来,他们之间的通信超过一百封,电话更是不

计其数(Mo, 2000: 473)。目的就是要弄懂原作的意

思。另外,追求可读性并不意味着不加节制的归化。1999年葛浩文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时就表明,他在重视读者接受的同时,对归化的分寸拿捏是否得当,也非常注意。④

文学翻译的一个常识性道理,似乎往往被人忽略,就是加强译者的文学修养,包括文学语言的修炼。很难想象一个阅读有限的译者能在译作里有效地提高可读性。葛浩文在这方面的经历很说明问题。当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拜访了杨宪益夫妇。戴乃迭把原本自己已开始翻译的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让给葛浩文来译,理由是:“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若她翻译,恐怕会译成1950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⑤戴乃迭坦荡的为人境界自不待言,但的确也道出了阅读的不可或缺性。杨宪益夫妇所处的是动荡的历史时期,从事对外翻译的时间压力又大,相对而言,留给自己的空间不多。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译出更高质量的译作。毕竟,精品是要不惜费时费力去打磨的。或许,这是历史的局限留下的历史的遗憾。

葛浩文曾对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年轻人说过:“学好中文固然重要,但别忘了加强英文写作……”⑥他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他虽从未脱离过西方文化环境,但仍不间断阅读英美文学名著,以丰富自己的词汇和获取多样的表现方式⑦。知识需要不断更新,语言何尝不是如此?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中国译者来说,加强英语阅读与写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功夫。一个英文写作没过关的人,谈不上胜任汉译英的工作。缺乏跨文化素养和相关的知识,容易漠视文化异质性,翻译容易成为自娱自乐的行为。惟有下功夫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善于汲取促使自我生长的语言养料,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还需要想方设法拓展跨文化交际视野,切实可行地解决文化层面上的不可译或译不好的问题。

再有一个从事汉译英的人员可能习焉不察的问题,就是译者的气质。谨以诗歌翻译为例,一般在提到只有诗人才能译好诗作的时候,更多指的是技巧方面,很少涉及诗人的气质和激情。译作不能打动读者,不能简单归咎于翻译水平不高。如果说,干瘪的诗人大概难以创作出打动人的诗篇,干瘪的译者大概也难译出热情澎湃的诗作,除非让干瘪的译者去译原本就是干瘪的诗作。译作需要感染读者,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译者挑选译本,犹如演员挑选适合自己的角色,如能从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转变,就可胜任饰演多重角色。译者适应面宽,变通灵活,便能更好地完成各种翻译任务。此外,调动出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也是行之有效的。一时难以译好的部分,换一个时间,以不同的心态,困难似乎迎刃而解,因为无论是无动于衷的翻译,还是勉为其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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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都产生不了好的交际效果。

对可读性的期待,使改写进一步合法化。改写的英文rewrite,既有重写,也有改写之意。改写自然有改动的含义。改写的动因自有不同,直接间接、内在外在、主观客观、有意识无意识,令人莫衷一是。文学翻译越来越体现出跨文化的交际性特质,而跨文化交际则对认识文化差异和纠正对文化差异的边缘化具有重要作用。翻译中许多微妙的语义变化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倾向性。文学翻译试图把两种文化的阅读体验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尝试能有效加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译入语读者阅读时在情感上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而逐渐发展的跨文化移情会使情况发生显著的变化,并且翻译也利用重构(re-configuration)来消除文化陌生化和不必要的异国情调。归根结底,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同化。翻译的衍生性和调节作用意味着跨文化翻译是阐释的具体化,而不是文化形式的直接转换。

文化移位对文学翻译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中势必涉及到改写。以介入为特征,其强大的颠覆力和改造力往往被低估。介入诗学(poetics of intervention)研究词语的意义如何产生,文学翻译把这些词语挪用到全新的、不同的和经过再创作的语境中,进行带有移情性质的改写,并且通过保留文化交流中的各种语域,把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融合到翻译中,使读者得以畅游于原文和经过再创作的文学文本中。过于贴近原文无益,译者与原作要有意识地拉开一段距离,不要循规蹈矩, 亦步亦趋,以减少原作语言和文化对翻译的干扰。

文学文本的移位和置换给译者带来众多难题,为了应对这些难题,译者必须采用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此过程必然涉及到对词语的处理,然而由于词语受到文化和政治的限制,于是带出了充分或适当翻译的难题。翻译中词语的替代也显示了文化和语言移位所带来的挑战。文学翻译要达到原作的文学性而不仅仅是给出语义内容,这个目的高于一切,从而使文学翻译的重心逐渐从文本转移到文化的层面。再者,翻译所产生的文化和语言移位导致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异,同时因翻译牵涉到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语境换置和可读性遂又重新界定文学译作的阅读效果。文化移位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假如译者有机会重新描写源语文本并从文化上进行改写,语言障碍是可以超越的。

实际上,文化移位对文学翻译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如果译者处理方式拙劣,出现严重的风格问题,译本就会让人感到语义不清、软弱无力、平淡无奇。文学翻译读起来常常不像文学作品,因为文化特征经过消除、减少或替换,用不同的文化词语表达后,作品中的细微差别、含糊歧义、冷嘲热讽、矛盾斗争便荡然无存。因此,补偿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应运而生,原文因此得以融入到新的文化语境。据赫尔韦和希金斯所言,补偿就是“在TT(译文)中用另外一种形式弥补ST(原文)中的文本效果”(Hervey and Higgins, 1992: 35)。这对我们理解补偿的本质具有启示意义,因为翻译的吊诡是,完全把原文翻译过来也会破坏原文,尤其是诗歌翻译。

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化不可译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文化语境提供了不同的框架和视角,用以展现独特的文化经验,或者将这些文化经验重新语境化。在评论卡特福德(Catford)对文化不可译性的分类时,巴斯奈特主张:“文化不可译性实际上隐含在翻译的任何一个环节中”(Bassnett, 2002: 40)。文化不可译性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无所不在,这就要求译者不停地在文化的层面上调整翻译策略,其所具有的启发作用,有助于译入语读者解码文化信息,从而认识背后那些看似无法攻破和费解的文化差异。语义和文化调节避免了语言或文化意义的丢失。

虽然跨文化交际没有规定翻译需绝对符合规范,某些人士更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可是符合规范仍然是一项有利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对以结果为主导的翻译而言。武彦良美(Yoshimi)在研究英文报纸头条的日语翻译时,发现了一种相当激进但却必要的改写形式:“改写分为对英语固定表达的增词、删除和替代,以及在我们的实验体系中插入预先编辑的符号”(2001: 235)。虽然翻译不同于顺应,可是改写仍然意味着改动和转变原文,是一个在翻译中增加和删减的调解过程。翻译时常表明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中存在相似之处的可能性。翻译不断为创作和复制这对矛盾注入新鲜的活力和紧张的气氛。改写可以是一种模仿而不是操纵,尽管这样可能产生韦努蒂所说的“拙劣模仿的”效果(Venuti, 1998: 64),而且诗学的模仿也需要校正,因为它可以是对原作的批判表现形式。

改写假如没有受到限制,会变成修正(revising)的一种形式。修正“具体指的是大量存在的文本改动——修改,其使内容、重心、结构和意义在修辞上产生巨大的变化(Harris, 1984: 102)。很明显,具修正性质的改写预示着一种改造。改写是否有助或阻碍来自源语文本的信息,取决于最终所导致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经译者改写后,原文令人反感的部分被阻隔,受译入语系统欢迎的成份被增强或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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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交际的效果出发,文化改写是必不可少的。

简而言之,在翻译的语境下,改写通常是因译入语中写作规则的不同而引起的,因为不可译性促使了另一种解决方案的选择。翻译中的改写大致有两种类型:模仿型和创造型。无论如何,改写使原文的某些部分产生移位,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新的东西。例如,文化比喻或者文化中的具体事物由于某种原因被替代,是译入语中可以用于取代的成份,而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成份,其结果意味着原文中的文化特征被冲淡或者删除。阅读和改写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的活动,改写的政治和诗学由此形成,并且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挪用的具体实施。

近些年来国人对中国作家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心情颇为复杂。与此相关的翻译问题备受诟病。翻译文学作品对文学性的关注显得日益重要。文学翻译理应重现文学性,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性尤为模糊缥缈,既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免带有政治动机,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译入语文本话语形式通常不适合异质材料,原文中独特的部分在译文中难以替代,自然需要在译文里进行调整。如果文化意义上事关重大的细节是不可译的,就需要在语言、文化及概念方面体现创造性。翻译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大抵是杂合化了的,构成了语言中之语言,可称为次属语言,而非自然语言。翻译语言的形成源于翻译行为,残留了异质他者的一些痕迹,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译入语规范,故此不免显得有些刻意、造作。

不可译而译之,是常态。但不可译,非要强行运作,自然遭受阻抗。不可译与可读性也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关系。突破文化樊篱不是一句空话,仍需回到不可译的老话题,因为这恰似老冤家的老话题还在历久弥新地破坏着我们的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跨文化交际语境开启了对不可译的多元认知的途径。不可译其实是基于对译文难以被接受,或经过译出后,语义或形式出现重大亏损的判断和预测。本质上说,不可译引发的是一种担忧,促使译者采取某种“防范”措施。尽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贬低原文至高无上的地位,敢于与原文大相径庭的翻译似乎并不多见(以功能主义为特征的广告和旅游翻译除外),因为这要冒不小的风险:最后出来的结果不被人当作翻译。因而,对待不可译的办法,不是肆意删除或随意改写,更不是越俎代庖,妄顾翻译本道。

然而,对于不可译的部分,不加必要的干预、调整,乃至改造,强行“译出”,容易跌入诘屈聱牙的陷阱。因为如此一来,不可译的结果只能等于没有译,或几乎没有译。说到底,是对不可译缺乏充分认识。有些情况甚至是,原本并非真的不可译,经过翻译,其效果与不可译无异。这是翻译的真正悲剧:竟人为(当然不是有意)地制造出大量的不可译现象。中国翻译要走出去,首先要有面对这一残酷现实的勇气,设法挣脱语言及文化的藩篱。要想做到这一点,权衡利弊得失,也许需要一定程度地舍弃“原汁原味”,耐心培育我们的译入语读者。考虑到我们的文化竞争力目前还不够大,在现阶段文化信息的传递,虽然并非不重要,但需要改造加工,这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却是我们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必由之路。

以接受为主导的现代翻译学理论早已向读者中心论转移。跨越和转述成了翻译必不可少的程序,阅读效果的最大化,也不失时机地成为译者的重要考量。由于译入语不可避免地存在语言和文化的空白,定会产生不可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比喻、意象、修辞、双关语等方面。然而,如同可译的情形一样,不可译性也是局部的,因此是可以定界的。无论怎样强调接受性和可读性,质量低下的翻译仍以欠缺、亏损为主要标志,信息的损失量与不可译的程度成正比。换言之,亏损一般归咎于不可译。于是,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补偿的必要性一般也与不可译有关。有了替代,形式上的不可译变成了意义上的可译。

表述蹩脚,语义含混、可读性低通常用来形容差劲或力所不逮的翻译作品,而且似乎与原作关系不大,哪怕原作的可读性就很差——人们一般只是怪译者。当然,这一切也都可以归咎于不可译。地道的文化形态给翻译带来的挑战,应该如何面对?翻译时是否也应该相应地用地道的表达方式?倘若是这样,就会引致归化翻译,似乎又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不符。接下来的翻译的沟通行为主要集中在文化、信仰、价值和期待等诸方面彰显的异与同不断交汇与交锋。

不可译肯定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处于变化的状态,从而产生新的翻译形态,游移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与文学翻译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翻译的对象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对译入语文化产生影响?是什么性质的影响?近些年来,文化普世主义虽然备受诟病,但其迅速扩散是不容否认的。语言和文化间所具有的共通性与重叠性,使得译入语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到原本生活经历中不可能有的文化体验,虽然源语中某些文化形态的不可沟通的性质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这些文化体验的难度。源语文化中的一些不可言喻,或难以言喻的生活方式自然给翻译带来了麻烦,但毕竟促使了译入

中国翻译 2012年第1期

语文化与异国文化的接触与碰撞。

霍米·巴巴指出:“语言的“异质性”是不可译的核心,超越了主题的透明度。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意义传递不可能是完整的”(Bhabha, 1990: 314)。翻译总是在试图探索妥协的可能性,最终成为妥协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可译是异化与归化之间平衡的主因。过度归化表明了对再生产的摈弃,也就使翻译成为没有节制的生产。如果用暴力的手段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就会悄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有的有关可译性和可读性的讨论都可置于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下。对于不可译性的一个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是翻译意义,基于的设想是:只要意义存在,就可以译出。经常困扰译者的是译作的可读性不强,且大都由不可译造成。需要指出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可读性的问题,对于译入语读者心目中的文学价值,至关重要。文学体验全在于一个文本在译者手里经过怎样的处理,译作的接受凸现了可读性的重要,最终关乎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效果。如果设想同一原作的两个不同译本,在风格特性方面大相径庭,但在准确度方面几乎同样可靠,那所揭示的就是不可译是怎样克服的了,也就意味着对付不可译一定有不同的途径和办法。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改写对于一个译作的生存无疑是关键的。就文学翻译而言,可读性似乎与文学价值不无关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假如可读性在原文里并非重要的考量,如果在译作里一味地寻求可读性,似乎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如果译作的可读性过于显而易见,就容易使人疑窦丛生。译评者大概就会刻意去找过度归化的迹象。人所共知,虽然“严肃”文学甚少将可读性当成追求目标,但不可读性终会破坏阅读的接受。同时,还需看到,翻译的主要目的毕竟是可达性,否则译文难以生存下来。可读性低是不可译的反映,对原作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提高对源语语言的熟悉程度。

有可能是异化引致的笨拙而不对劲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妨碍可读性的主要屏障,因此文学的诗学维度受到遮蔽。但流畅通达的译语也未见得就没问题,因为会出现常用形式的置换。不容否认,置换是绝对必要,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常见译者采用补救性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现或再现原文形式。

一般而言,不可译往往体现在形式层面,似乎避开形式,直取其意义就好办得多。根据德曼的说法,直译无助解决不可译的问题:一旦翻译真的是照字面了……逐字逐句,意义就丧失殆尽了……当译者照字面翻译,紧跟句法,意义彻底丧失……在一定程度上,译者又不得不照字面译(de Man, 1986: 88)。几乎可以说,直译的翻译往往是糟糕的翻译。避免直译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阐释,然后进行重构。一个具体的所指对象可能是不可译的,因为对译入语读者毫无意义,除非译者对其改动,替代或置换。在把不可译转化为可译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此举能够提升可译性,从而产生更好的可读性。但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如果形式特征,诸如文本在内容、措辞、风格和语气等方面,被除去或遭重大改动,文学价值势必受影响。不可否认,原作的文学性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获得译入语读者充分欣赏。我们需要认识到:逐字翻译与保留原作的文学性绝不是一回事。

译者的“创作”本是一个自然行为,但却要受制于“不自然”的因素,首当其冲的是源语的形式特色。弗朗斯观察到:

当然有些时候,译者感到他们所创造文本通过自己自如地流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要受五花八门的限制和进行各种“非自然”的活动才能完整地译出原文,并有效地转达到他们在追求的读者那里。(France, 2005: 257)

文学翻译较少以自如的方式进行,译者如需追求自然的风格,又要避免过于偏离原文,以免引起翻译在跨文化功能方面的大起大落。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对可读性的担忧,因可读性的欠缺势必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产生负面的影响,有些译者决定更为大胆地从事创作性翻译。文化流畅性的翻译,是一些视可读性为一切的译者所不懈追求的。

去异化及再整合,其目的是恢复和保留文化连贯性,但所揭示的是一种担心:语义层面的可译,而且已经译入了译入语,但仍然是文化层面的不可译,译入语读者还是不能明白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的相关性能够改变思路,并有助于译入语读者建立相应的关联关系,使他们认识到这些关联关系有助于他们理解译文。为建立文化的相关性,译者给译入语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译入语的系统内,因地制宜(包括利用译入语的所指和指称),帮助他们进行文化联想。这是基于对潜在的文化不可译性的预防性措施。在不过度惊扰读者的情况下,设法增大可读性与不可读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操控空间。

无论表面如何,翻译终究还是要顾忌可靠性,毕竟不准确的翻译还是会招致批评的。翻译当然与意义相关,但又不止于此。意义是不确定和游移的,并取决于不同的解读。要做到有效的翻译,需要创造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1 2012

性的翻译,同时也需迂回应对各种翻译问题。只要相应的文化、历史条件具备,翻译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无穷尽的。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产生了更多的有效方法来翻译过去不可译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白,就算是翻译过了的东西,在本质上仍是属于不可译的,因为毕竟有些至关重要的成分,无论是内容、措辞、风格,还是语气,在本质上是不可译的。至于哪些成分与主要意思关系密切,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从跨文化角度看问题,不可译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实际上,文化意义即使是不可译的,也是可以移行的,但需要在复杂的本土化过程中进行解读和挪用,以适应本土环境。

结语

文化意义的传递意义深远,应走出封闭的地方主义,抵达某种可接纳的普遍主义,同时充分考虑翻译的文化特殊主义。文化形态是(不)可译的主要焦点,需要以创新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处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作为杂合的文化表现,翻译若仅仅用同化或排斥的方法来应对文化的不可译性,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反之,不遗余力的跨文化谈判,虽不免会有一些文化交融和语言及文化上的改造,愈来愈得到重视。把文学质量和一定程度的可读性挂钩不无道理,但应是跨文化的可读性,而非仅仅是文化的可读性,后者会阻碍通达原作,不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从不可译到可译,从不可读到可读的转化,说明了翻译的变通潜质和改造力量。

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实在不容忽视。把自己的美学价值强加给译入语读者,就不免出现自己觉得美不胜收,别人不为之所动的窘境。生硬的强加,非但吸引不了译入语读者,只会让人敬而远之,导致文化自我边缘化。翻译是一种实验性的探索。若同时还要保留原作基本的准确度和真实性的话,翻译任务的难度的确很大。逐字的精确之于可读性和接受,孰轻孰重,本无须多辩,可读性较高的译作是成功的关键,确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对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的忽略或重视不够,翻译字斟句酌地追求文化传真本来无可厚非,但应注重交流,而非强加于人。循序渐进地增多文化信息,才是可行的策略。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不可能一蹴而就。甘于做译入语文化的“局外人”,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欲跨越不同民族的文化障碍,就有必要调整好跨文化交际的心态,同时认清形式等值和功能等值之间的差异,力求做到再现原作的艺术质地和情感,用活力四射和酣畅淋漓的译文,去打动和吸引更多的译入语读者,使我们的文化真正地走出去,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注释

http://

①①https://www.doczj.com/doc/fb17363578.html,.tw/Content.asp?I_No=16&Period=2

不久前葛浩文教授在香港岭南大学工作访问时与笔者的②①

一次交谈。

同上(葛浩文教授与笔者的交谈)。

③①

1999年6月《南华早报》。

④①

“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南方周末》,2008⑤①

年3月26日。https://www.doczj.com/doc/fb17363578.html,/content/6709/1

同上。https://www.doczj.com/doc/fb17363578.html,/content/6709/2

⑥①

参见本期“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⑦①

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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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艺风,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

[作者电子信箱] sunyf@https://www.doczj.com/doc/fb17363578.html,.hk

中国翻译

2012年 第1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Its Functions and A Possible Direction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by Xu Ju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p. 5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ies conducted since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lation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country. Whether in introducing insightfu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lational practice, laying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promoting translation-related pedagogy, enriching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fostering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or enhancing China ’s soft powe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by Chinese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ing gained its disciplinary status and succeeded in refuting popularly held misassumptions such as “translation

is not amenable to theory ” or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re useless,”

however,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further develop itself in China pose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its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takes up the challenge by reflecting on some of the burning issues of the moment, including those over the exclusive adoption of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 dearth of translation-specific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translation to some better established disciplin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function; development; issue

Translation and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Sun Yife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 16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main mean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strategy for China to become more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and thu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a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all kinds of factors, and (un)translatability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 have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 Over the years, we have seriously underestimated the obstacle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as a result, translation out of Chinese, particularly into English, has been less than satisfactory. First and foremost, translation needs to address cross-cultural problems.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is obviously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communication. Untranslatability to a large extent is constrained by cross-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or low readability. The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 invariably concerns cross-cultural readability, and if the readability is low, the artistic valu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barely manifest itself.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formulat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plore aesthetic commonality of different nations in order to cross cultural barriers and transcend narrow cultural nationalism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genuin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untranslatability; cross-cultural reading; cultural rewriting; readability;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ocaliz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eaching in MTI Education

by Gavin Cui (Localization Service Committe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Beijing, China ) p. 29

Abstract: Taking localiza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 demand for translation professionals and MTI program ’s goal of training “high-level,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ized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 as its twin points of refer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localization as a component of the teaching in MTI education, proposing the titles and contents for the courses to be offered and laying down “three primary motives,” “four structural layers ” and “?ve pedagogical methods ” for their syllabic design .Key words: localization; MTI; teaching practice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Legal Terms in English

by Qu Wensh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China) p. 40

Abstract: China-based missionaries around the mid-19th centur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initially rendering legal terms in

Western languages into Chinese. A survey of earl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magazines and books on law reveals the forms in which the earliest translated legal terms in Chinese assum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ir marked differences from the same set

of terms in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were later borrowed from Japan. The ?ndings about the missionaries ’

creativ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 are of cultural and socio-psychological interests to Chinese lawyers, historians and translators of our time. Key words: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translation history; missionary

英文摘要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inly refers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ative speakers and non-native speakers, as well a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who differ in any aspect of language or culture background.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surroundings, societies and religion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ach language community results in its own code of language, social culture, customs and practices and so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situations wh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interact. Aside from language, IC focuses on social attributes, thought patterns and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C also involves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languages and customs of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re are three formats of IC: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when source and receiver are different races),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arties are of the same race but of different ethnic origins) and 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ame culture including racial, ethnic and other co-cultures). The term translation itself has several meanings: it can refer to the general subject field, the product (the text that has been translated) or the process (the act of producing the translation, otherwise known as translat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etween two different written languages involves the translator changing an original written text (the source text) in the original verbal language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a written text (the target text) in a different verbal language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type corresponds to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nd is one of the three Roman Jakobson in his seminal paper. Jakobson’s categories are: 1.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 2.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 3.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would occur when we rephrase an expression or text in the same language to explain or clarify something we might have said or written.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would occur if a written text were translated, for example, into music, film or painting. It is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although by no means exclusive, focu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s easily seen that the three form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three types of translation are partly corresponding to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which both attach attention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and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To conduct eff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nations and then to look for them and pay attention to in ever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By doing this, the high-context communicators can learn to use and respond words, emotions, postures differently, and low-context communicators can learn to

浅析翻译的创造性

浅析翻译的创造性 人们常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丝毫谈不上有什么创意,甚至有人认为翻译就是“模仿”或“拷贝”的同义词。不仅如此,在传统观念中,作者和译者是全然不同的两种角色,作者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处置自己的作品,而译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权利,他只能跟在作者的脚步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只能如实地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更没有发挥创造性的自由。 近些年来,认为翻译缺乏创造性的看法在理论界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这对于广大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 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列举了翻译中对译者创造性要求最高的七种情况,包括文化词语、特殊的句法结构、具有文化内涵的暗喻、习语、谚语、双关语和新造词、特殊的语音联觉效果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原文中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所做的出色而灵活的处理。请看例子: 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有这样一段近乎文字游戏的表达,幽默而不失词趣,可是,多年来成为了一个翻译难题,各路高手屡试不爽。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David Copperfield,XXII) 这段文字其实是英语中的一种嵌字顺口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说的人一般要讲六句话,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都要一样(如上述文字都是以字母E打头的单词),如果作不上来便要受罚。此类文字游戏的翻译通常对译者都是一种挑战,因为这种文字上的特点在汉语里似乎是不可能再造的。且看以下两种译文: 译1:……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 (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转引自《英美名著翻译比较》,第271页) 翻译家董秋斯是以上译文的译者。 在这段译文中,英语和汉语夹杂。对于不懂英语的读者来说,那就构成了遗

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CHINAENGLISH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Journal of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No 2,2002 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C HINA ENGLISH 金惠康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 510665) 摘 要:本文讨论什么是中国英语及其在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功能。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汉英翻译;中国英语 中图分类号:H 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03(2002)02-0072-07 一、什么是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不同于中式英语(Chinglish),它既不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过程中所产生的 过渡语 ,也不是因英语不够表达而胡编乱造的英语。本文倡导的宗旨就是要使用规范英语来描述中华文化和社会,尽量避免中式英语。目前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使用和拓展中国英语。 1 从广义上来说,中国英语产生于国际英语对中华文明和华夏社会的描述,也源于中国人长期用英语对自己与世界描述,它是国际英语的拓展与延伸。中国英语以国际规范英语为共核,把中国独有的文化、语言、事物、意念和传统等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传入国际(英语)社会,同时也融入许多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和汉语言特色的表达方式。如别有风味的词汇、短语、句式、认知方式、修辞手段、行文风格和章法结构。因而,中国英语具有国际规范英语的共性,又具有汉文化的内涵和汉语言的一些个性特色。毫无疑问,中国英语是长期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产物。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中国英语指的就是:在描述(翻译)华夏文明、中国社会及汉语言中所拓展了的那部分英语。 有人说在汉译英中使用中国英语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句话也要从另一面理解为 非得如此不可 。社会发展与变革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化发展并给语言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表达方式,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的。 中国英语的规范主要是来自现代中国官方媒体的英语文本典范和国际现代英文媒体的主流内涵;也来自汉英双语娴熟者描写华夏文明和中国社会的英文文本和由中国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等。这里使用 中国英语 这个词语(概念)来描述和记录国际英语在描述中华文明和社会、中国人民和政府用英语表达自己对世界事务的理解、看法和立场时,英语所发生的变化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有中国文化内涵和汉语表达特色的、并能为国际英语读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英文(文本)都可称之为中国英语。 2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中国英语的中国特色,即本土化(nativization 或是indigenization)。社会语言学中的本土概念的实质是主张文化和语言的相对价值、尊重个性,并以此来促进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彼此的适应与沟通。 72 收稿日期:2001-11-05 作者简介:金惠康(1950~),男,湖南邵东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应用语言学。

(完整版)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翻译1-10单元

1 Translation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由于彼此所处地域、意识形态、容貌服饰和行为举止上存在的差异,而长久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和睦相处。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得以形成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许多挫折,既是个人的,又是全球性的;人类历史进程总是充满了个人间的直接冲突和民族间的误解——从骂骂咧咧到孤立主义直至到武装冲突,大大小小争端不绝。 很显然,文化间以及亚文化间的交往比以前多了,这迫切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去理解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并与之和睦相处。通过加深认识和理解,我们能够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们和平共处;这不但有益于我们周遭环境的安定,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2 Translation 文化有时候被称为我们的心智程序,我们“头脑的软件”。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这个用电脑所做的类比,把文化看作是支持运行的操作环境。文化就像电脑使用的DOS或者Unix或者“视窗”(Windows)等操作系统一样,使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实际应用中处理信息。用“视窗”这个比喻来描述文化似乎也很有吸引力。文化就是我们心灵的视窗,透过它我们审视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社会中不同个体的视窗是不大一样的,但都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 文化就好像是鱼畅游于其中的水一般,人们想当然地把文化看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而很少去研究它。文化存在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之中,文化对于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之为何物是必不可少的,就正如生命离不开空气一样。文化是特定群体的共有财产,而不单是个体的特征。社会按照文化设定的程序运作,这种程序来自于相似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这种生活体验之含义的相似阐释。 如果文化是一种心智程序,那么它也是现实的心灵地图。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开始,文化就告诉我们应该看重什么、偏好什么、规避什么和做些什么,文化还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是什么样。文化为我们提供超越个体经验可能的理想典范,帮助我们决定应该优先考虑的人或事。文化为我们建立起行为准则,并视遵守这些准则的行为为正当、合法。 3 Translation 43

(完整word版)跨文化交际教学大纲

《跨文化交际》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英语教学论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 考核类别:考试 适用对象:本科 适用专业:英语 总学时、学分:36学时2学分 一、课程教学目的 该课程旨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对西方文化的不同层面有所了解,以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在传统的外语教学中, 人们往往忽视文化的重要作用, 只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而未能顾及交际能力的提高。近年来国内学者认识到外语教学必须引进文化知识的对比,训练学生灵活运用语言知识, 更好地与外国人沟通, 减少和避免误解。 1

二、课程教学要求 该课程教学要求学生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更有效地与外国人进行交际,为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翻译实践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三、先修课程 跨文化交际是英语专业的必修课, 是在完成了精读、泛读、综合英语、写作等基本技能训练后开设的,旨在增强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有助于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翻译实践能力的提高。因此,学生先期完成英语听说读写等技能训练基本课程,如《基础英语》、《英国文学选读》等课程。 四、课程教学重、难点 该课程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 2

了解及跨文化交际意识, 提高驾驭英语语言的能力, 从而使其能得体地运用语言与操英语的外国人士进行交流。教师的讲授重点是帮助学生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分析文化差异的根源, 帮助学生深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表层上很容易识别,但对造成差异的原因却需追根溯源。东西方在历史,思维方式以及哲学等方面的差异则是造成中国学生对西方文化不解的主要原因,也是该课程的难点。 五、课程教学方法(或手段) 教学方法:以课堂讲授为主,适当组织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课外资源进行探索性、研究性学习。 六、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4学时) 3

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摘要]古诗翻译要求译者根据需要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对诗歌进行形式和意义的变通,最大限度地把原诗的情、韵、意完好地再现出来,从而达到译文和原文在意境、文化背景和情感上的和谐统一。 标签:古诗翻译;创造性;译者 [一、概论 在古诗翻译中,关于译者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许渊冲提出了另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理论,那就是译诗与原诗的创优似竞赛论。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许渊冲,2003)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作品中留有许多空白与不定点等待着读者去补充,而读者的思想中又存在不同的先行结构与前理解,所以读者不同,补充的图景也各异。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作的创作者。他们以理解的主动性、阐释的能动性以及重构的创造性把一个全新的译作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但同时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文本随意发挥,因为原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意蕴,寄寓了原作者的某种情感。译者的责任应该是把它们尽量完美地再现出来,在译语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忠实的译语文本。 二、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与意境的和谐 译文是原文的代替物,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地改变原文的意思、风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创造出译文。诗歌有它比较固定的模式或内涵,翻译时,我们有时需要把诗歌原文中的意境传达出来,充分发掘出蕴涵于其中的美的因素。明朝的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陈伟,1997)这说明了意境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在考虑到源语的语言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译语的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语言转化,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特征。根据语境的需要还需进行必要的增减词,进行整体的变通。如: 刘方平的《月野》中有: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Winter Bynner的译文为: When the moon has colored half the house, With the North Star at its height and the South starsertting,

跨文化交际翻译作业

跨文化交际翻译作业10级中文系对外汉语 张妍 20101040022030

原文: If movie trailers supposed to cause a reaction, the preview for “United 93”more than succeeds .Featuring no famous actors, it begins with image of a beautiful morning and passengers boarding an airplane .It take you a minute to realize what the movie’s even about .That’s when a plane hits the World Trade Center .The effect is visceral .When the trailer played before “Inside Man”last week at a Hollywood theater, audience member began calling out, “Too soon !” In New York City , the response was even more dramatic .The Loews theater in Manhattan took the rare step of pulling the trailer from its screens after several complaints . 译文: 如果电影预告片能够引起一种反应,那么《93号航班》的试映不仅仅是成功了。(trailer译为预告片,suppose to译为应该做,能够做,cause译为引起,preview译为试映.n. more than 译为不仅仅.而且第一句为虚拟语气)这部电影没有著名的演员出演,他只是开始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乘客登机的画面。(feature译为由…主演,featuring no famous actors为状语从句,我译时将其主语译出来了,而面主语用“它”来代替了.登记用“board an airplane”)你只需要花费一分钟就会明白这部电影实际上讲的是什么(这句话有一个句型:it takes sb. Some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因为通常被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 在由Ann Beylard-Ozerfoff等大主编的题为《翻译者的策略与创造性》一书中,就有专门文章来讨论翻译与创造性的问题。在谈论翻译的创造性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创造性。该书中有关文章对创造性行为的认定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创造性指一个人产生新的或原创思想、艺术创造的能力O。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一般定义为这样一种构想,它是"有新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所出现于其中的情景有用或合适"。 2.创造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定义,它指把原先存在的一些构想以新奇的方式加以组合。 3.一种学科的规则与约束,不仅不与创造性对立,而且还使创造性成为可能。每一件音乐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超出音符系统的范畴。一个文学作品,即使它是标新立异之作,也总是要符合它所成文语言的语法规则。但须在掌握了某一学科规则之后,方有可能来打破这种规则,这又是一种体现,创意的方式。 4.创造性行为还可以界定为一种解决问题能力的形式。 5.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转变成为目的语的过程。这一转换过程导致一个新的文本的产生,这个新文本在内容上虽与原作相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一件创造性的作品。它是在词、句、语义三个层面上重构信息的结果。语言结构重组的程度越高,这个转换过程的创意便越大。

跨文化交际翻译

题名/责任者/语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金惠康著/中文 出版发行/载体形态: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402页;20厘米ISBN/装订形式/定 价: ISBN:7-5001-1010-3/23.00元 索书号:H315.9/8050 丛编: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附注:“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附件: 文摘或提要:本书以实例描写为主,配以适量的理论指导与分析,收集了近二十年来大陆、港、台、澳及海外华人的精彩汉英翻译例证,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规范的汉英对译系统。 跨文化交际翻译 作者:金惠康 书摘 a sea oI people/flames/blood/flags/flowers/happy faces如海般的/如潮一样的人群;火海;血海;旗海;花海;无数幸福的面孔 an ocean of trouble/time/space/cheering 无穷的麻烦;无休止的时间;浩瀚的宇宙;欢乐的海洋 a scene of great rejoicing一片欢腾 a chorus of protest/praise一片抗议之声/赞扬之声 a trove of Chinese porcelain一批中国磁器 a grove of coco(a)nut/hamboo一战挪椿}镌椿 a blaze of lights一片灯火

a mountain of debts/rubbish/money/dirty clothes 债台高筑/gr圾如山;家财万贯;一大堆脏衣服 a mass of images/facts/figures/data大量的图像/事实/数据等 a rain/storm of tears/ashes/arrows/bullets嚎啕大哭;尘土蒙蒙;一阵箭雨,一阵弹雨 a storm of applause/criticism/cheering 一阵暴雨般的掌声;激烈的批评;狂热的欢呼 a gale oflaughter/excitement阵阵欢笑;一阵激动 a flood of tears/words/light/terror 泪如潮涌;滔滔言辞;一片光明;一片恐惧 a store oflearnlng/experience知识渊博;经验丰富 a wealth of experience/data/troubles/good/goods 经验丰富;丰富数据;问题多多;大有好处;商品丰富 a sudeit offood/drug dosage 过量的食品;过量的药品 a succession of defeat接二连三的挫败 a world of goods/food/pleasure/meaning/to do s b a world of good/harm a forest of hllls/nags/chimneys/hands 这些表量的手法也可用复数,像10ts of,tho。。。。d。。f一样.如seas。f,mountains。f,st。r es。f,swamls。f,thunders。f。sh。wers of,in showers,in stores,in numbers。 a(great)number of books许多的书 numbers of peoples许多的民族 a quantity of energy大量的能量 quantities of oxidize大量的氧化酶 an amount of material大量的材料 small amount of water少量的水 l he。mount of energy possessed by a given quantity of radiation depends strictly on it s frequency.一定量的辐射所掘有的能量完全基于其频率。 The total amount of radiation辐射的总量 What’S the size?尺码多少?

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许力生) 课后翻译

1.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民族与文化由于彼此所处地域、意识形态、容貌服饰和行为举止上存在的差异,而长久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和睦相处。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得以形成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许多挫折,既是个人的,又是全球性的;人类历史进程总是充满了个人间的直接冲突和民族间的误解--从骂骂咧咧到孤立主义甚至到武装冲突,大大小小争端不绝。很显然,文化间以及亚文化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这迫切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去理解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并与之和睦相处。通过加深认识和理解,我们能够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们和平共处;这不但有益于我们周遭环境的安定,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2.文化有时候被称为我们的心智程序,也即我们“头脑的软件”。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这个用电脑所做的类比,把文化看作是支持软件运行的操作环境。文化就像电脑使用的DOS或者Unix或者“视窗”(Windows)等操作系统一样,使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实际应用中处理信息。用“视窗”这个比喻来描述文化似乎也很有吸引力。文化就是我们心灵的视窗,透过它我们可以审视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社会中不同个体的视窗是大不一样的,但都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文化就好像是鱼畅游于其中的水一般,人们想当然地把文化看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而很少去研究它。文化存在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之中,文化对我们了解自我是必不可少的,就正如生命离不开空气一样。文化是特定群体的共有财产,而不单是个体的特征。社会按照文化设定的程序来运作,这种程序来自于相似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这种生活体验之涵义的相似性阐释。如果文化是一种心智程序,那么它也是现实的心灵地图。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开始,文化就告诉我们应该看重什么、偏好什么、规避什么以及做些什么。文化还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为我们提供超越个体经验的理想典范,帮助我们决定应该优先考虑什么。文化为我们建立起行为准则,并解释为什么符合这些准则的行为正当、合法。 3.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但在每一文化里,总有弥漫于整个文化之中的普遍的价值观。这些被称作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通常是规范性的,它使文化的成员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什么是真的和假的、什么是积极的和消极的,等等。文化价值规定了什么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什么是值得维护的,什么会危及人们及其社会制度,什么是学习的恰当内容,什么是可讽刺嘲笑的,什么是形成群体团结的途径。文化价值观也指明了文化中的什么行为是举足轻重的,哪些是应当尽力避免的。价值观是人们在做出抉择和解决争端时作为依据的一种习得的规则体系。 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所具有的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价值观产生出决定何为正当或不正当社会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以符合他们的价值系统所期望的行为准则。由于文化价值系统之间存在差异,我们可以预见,在相似的情境中,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会表现出并期待着不同的行为。 4. 我们说语言总是模糊的,指的是我们所说所写的东西总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图。我们通过说话和写作所传达的意思不仅仅由词语和句子本身决定,听众和读者的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换言之,是交际双方共同创造了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语言的模糊性是与生俱来的。为了沟通,我们必须自己推断出对方的意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理解别人说话时,我们必须推测这些话的意思。这些推测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来源:(1)他们所使用的语言;(2)我们的世界知识。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读后感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读后感 AP0802325 钟欣奕 在学习《跨文化交际》这门课程和看完《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这本书之前,我对“跨文化交际”的认识是: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组织或是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是跨文化交际,而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交流并不是跨文化交际。因为我认为既然是“‘跨’文化”,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是很大的,有非常不一样的文化来源和文化背景,有不一样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过程,形成了两种很不一样的文化内涵。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文化、黄河孕育的文化都是各有各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跨文化交际成了人们的需求,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的需求。 但是,《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这本书中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提到:任何两份人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这让我对“跨文化交际”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有些学者就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应该也包括地区、职业、年龄、性别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探讨。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饮食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肇庆一些地方,番薯和南瓜是很少被当做是一道菜,更多的是当早餐或者是相当于正餐的米饭,但是同属广东,有一些地方又偏爱“蒜炒南瓜”。又比如,在我的家乡—海南,人们很爱吃生芒果,吃法也很特别:有的人会蘸盐吃,但更多人,包括我,更喜欢蘸调料吃,这种调料是用酱油、白砂糖、海南灯笼椒、或虾酱调制而成的。我周围的朋友都觉得这种吃法很奇怪,无法想象竟然用水果蘸酱油吃。不过我们当地人觉得味道还挺不错的。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每种行业之间虽然有互通的知识,但是之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对大多数学习文史类的人来说,理工科的公式换算简直就是“鬼画符”一样难懂。具体来说,要一个只专长与计算机编程的人去欣赏充满意境、“形散神聚”的散文,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论翻译的创造性-最新文档资料

论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不是一门简单的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之所以说它是一门艺 术,和翻译本身具有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 翻译的创造性,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在透彻理解原文 的基础上,通过发扌车其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的创造性阐释和 再现。旨在通过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来再现原作中的精神内涵与 意境风貌。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写道: “翻译与其说是出自原作 之生命,不如说是出自其生命的延续。”。“译者的任务,就是 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翻译具有创造性,但是这种创造性翻译并不是对原文进行随 意的更改和延伸。翻译的创造性要始终以原作为依据。因此翻译 中的创造也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创造。正如英国诗人莱德顿所比喻 的那样,文学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二、翻译的创造性在语言转换中的体现 (一)词义的延伸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有些词语在词典中的意 思放到另一种语言中,原封不动地照搬翻译过来, 放到具体语境中,会出现意思不通的情况。这时候就要求对英语某些词语的语义进行适度的延伸。如以下的情况: 例1:A personnel deficit has existed for years.

人员短缺的情况已经存在多年了。 名词deficit 在词典上意思是“赤字”,“亏损”或“逆差”。但放在上面的句子中,显得很生硬,读起来很拗口。因此在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引申,在句中译为“短缺”。 例2:The man was lured to north London house and secretly filmed in a compromising position with the woman. 这位男子被(一女人)引诱到北部伦敦的一所房子里。他与这个女子在一起有卿卿我我之嫌的情景被人偷偷地拍录下来。 英语中单词compromise 常常可以作“妥协”,“损害”讲,也可以表示“放弃”,“改变”,“修正”,“修改”的意思。 但是现代英语中频频出现如compromising position 一类的表达,使译者不得不费一点思量了。将其译成“妥协的地位”,或者“损害人的地位”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的翻译即便不使人误解,也常语焉不详。其实compromising 在现代英语中做形容词用,常表示人“处于或暴露在某种瓜田李下或不名誉的境况之中。”据此,译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大胆进行词义引伸。 二)语义的引申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冲突,需要译者绞尽脑汁。译文要做到准确流畅, 可读性强,就要译者进行不地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进行意思上的调整。具体如下:

新编跨文化交际课后翻译中英对照

Translation1 The growth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is based on a view of history that clearly demonstrates people and cultures have been troubled by a persistent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get along with groups and societies removed by space, ideology,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from their own. What is intriguing about many of human civilization’s failure is that they appear to be personal as well as global. The story of humankind is punctuated with instances of face-to-face conflict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misunderstanding--major and minor quarrels that range from simple name-calling to isolationism tr even armed conflict. It is obvious that increases contact with other cultures and subcultures make it imperative for us to make a concerted effort to understand and get along with people whose beliefs and backgrounds may be vastl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The ability, through increased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to peacefully coexist with people who do not necessarily share our lifestyles or values could benefit us not only in our own neighborhoods but could be the decisive factor in maintaining would peace.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民族与文化由于彼此所处地域、意识形态、容貌服饰和行为举止上存在的差异,而长久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和睦相处。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交际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得以形成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许多挫折,既是个人的,又是全球性的;人类历史进程总是充满了个人间的直接冲突和民族间的误解--从骂骂咧咧到孤立主义甚至到武装冲突,大大小小争端不绝。 很显然,文化间以及亚文化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这迫切要求我们共同努力,去理解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信仰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并与之和睦相处。通过加深认识和理解,我们能够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不同的人们和平共处;这不但有益于我们周遭环境的安定,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Translation 2 Culture is something referred to as our mental programming, our “software of the mind.”But we can take that computer analogy further and say that culture is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at enables software programs to run. Culture is like DOS or Unix or Windows:it is what enables us to process information in various specific applications. The metaphor of windows seems to be very appealing to describe culture:culture is a mental set of windows through which all of life is viewed. It varies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within a society, but it share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with members of a society. Culture is like the water fish swim in--a reality that is taken for granted and rarely examined. It is in the air we breathe and is as necessar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o we are as air is to our physical life. Culture is the property of a community people, not simply a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s. Societies are programmed by culture, and that programming comes from similar life experiences and similar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those experiences mean. If culture is mental programming, it is also a mental map of reality. It tells us from early childhood what matters, what o prefer, what to avoid, and what to do. Culture also tells us what ought to be . It gives us assumptions about the ideal beyond what individuals may experience. It helps us in setting priorities. It establishes codes for behavior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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