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该不该读经？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师夷长技”，中西文化问题凸显。不过，在“中体西用”论占居思想主流的局面之下，中国的伦常名教与西方的富强之术并行不悖，士人传统的读经活动基本未受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由兴而衰，时人逐渐认识到西学有用有体，遂开始主张改革科举。因主张者着眼于“致用”，故统治者也支持并推进；但有人进而鼓吹民权、议院，试图推动政体变革，并随之有病经、废经之议，这就为统治者所不容。张之洞于维新变法前夕抛出《劝学篇》，在倡导致用的同时，强调的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这种是华夏民族，这教便是儒教，这国即君主专制之国。力图维护经学意识形态地位之良苦用心显而易见。
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清廷加快改革步伐，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传授西学。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民间诟病经学之风，防止新式学堂中经学教育被弱化，1904年初颁布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在所附《学务纲要》中特意强调“中小学堂宜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较之前一年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新版的章程中，经学课时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章程规定中小学堂皆设读经讲经科，初等小学堂讲授《孝经》、《四书》、《礼记》节本，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0小时）；高等小学堂讲授《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每星期12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中学堂讲授《左传》、《周礼》，每星期9小时（各科总计36小时）。章程颁布后，一些论者针锋相对地指出读经非幼稚所宜。
此时，科举妨碍新式人才的培养，应予废除，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清廷遂于1905年下诏停办。不过，停办科举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读经。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奏折中，认为科举时代很多士子对经书不全读、不尽解，而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有内容和课时的规定，“旧学非但不虑荒废，抑且日见昌明”。而实际上，统观当时中小学堂的科目及课时，读经讲经只是8至12门必修课之一，课时只约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经学不再是独有、独尊的知识，加之西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对经学形成冲击，经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自然弱化。更为重要的是，一支不依附于封建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正由此而逐渐形成。它的兴起，势必对社会各界关于读经的看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及清廷宪政的推进，废经呼声越来越高。1911年4、5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各省教育总会联合
会，通过初等小学堂不设读经讲经科的议决案，并于7、8月间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获得通过。这项决议虽因御史弹劾未向内阁呈递，却可看出废经已成为教育界的主流意见。
二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月19日启用印信的当天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单设一条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同时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中学课程和师范课程中也没有读经科。对于孔子，他认为其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在4月同记者的谈话中，又指出旧学自应保全，但大学亦不设经科，相关内容分入哲学、史学、文学。可以看出蔡元培认为在共和政体下，经学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但作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依然可以存在。
不过，此时的民间，却是别一番风景。中国各地祀孔之风仍盛，儒家文化的主要生存空间正由经学形态向民间“草根”形态过渡。与此同时，不少人撰文称中小学读经一科不宜尽废。
为实行帝制，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强调各学校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要求中小学均加读经科，大学独立单设经学院。经学之意识形态功能，又一次被彰显。这自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经学无用化，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与传统学术价值，也被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只堪作为文献资料的“国故”。其后虽有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20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等书认为东方文化有诸多优点，一度引发东西文化优劣讨论，但影响不大。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1920年教育部规定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改文言为白话。这意味着在小学教材中不允许出现经学内容。1923年更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不过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受到抵制。
二梁之后，又有章士钊主张文化调和论，反对与旧传统割裂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1925年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教育总长后，决定自初小四年级起读经，每周一小时，不过因其旋即去职，未及施行，倒是引起了一个读经争论的小高潮。1925年山东省省长熊炳琦、1926年江苏省都督孙传芳令省内学校添加读经。纵观经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其命运犹如一位过了气儿的演员，上台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呆在台下的时间越来越长；好不容易被推上台去，却很快又被观众轰下台来。
三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内忧外患加重，文化建设问题于是凸显，读经争论再起。教育部于1930年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继承了不设读
经科、小学用白话的规定。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写成《中国教育之改进》，认为中国教育应建筑在固有文化基础之上，于次年国内翻译出版后引起热议。三十年代初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省主席何键分别在省内推行读经，声势颇大。1934年国民政府明令祀孔，蒋介石也倡导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教育部于1934年4月通令禁止强迫小学生学习文言文及读经，由此引发关于读经问题的新一轮讨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引发了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全国性的大争论，读经与废经成为论辩双方的着眼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经之于现代中国文化是神圣性的、根基性的还是普通性的；读经是否实为军阀及国民党的统治策略；读经是否有助于提振民心、挽救国难；读经是否可提升民众道德水平、维持国家长治久安；以经为主体的古文是否还该学。
这些争论直接影响到对中小学读经的看法。绝大多数论者不反对大学相关系科将经学作为文献资料加以研究，但对中小学读经很多论者持谨慎态度。相关讨论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关于该不该读。总体上肯定经在现代仍有价值的论者之中，对中小学是否读经有三种看法：第一种不主张读，理由主要有：不易理解；国文、历史、公民等教材中已有相关内容，不必另读；观念、时间上妨碍理工科学习。第二种认为应从初中或高中读起，小学不应读，主要是无法理解，不会取舍。第三种认为应从小学读起，理由主要有五：一是一些经典的意思较易理解；二是小学应以培养道德心性为主；三是读经所需时间有限，无碍算学（很多论者主张每周读一二小时）；四是小学生心地澄明，应以正确思想占据其头脑；五是小学生记忆力强，不管理解与否，应先大量背诵，待以后再逐渐理解运用。以上不同意见的核心是对经的现代价值、难易程度和中小学生理解力的不同认识。
关于读的内容。不少支持中小学生读经者对于所读内容提出了具体建议，最基本的是“四书”，因为其较易理解，重在伦理修身，合乎读经初衷；其次是加入《孝经》；再次是加入《礼记》部分篇章，都是围绕基本的伦理道德及其原理展开的；再次是《诗经》、《左传》，为其有文学价值；再次是《尚书》、《周易》。还有论者进一步对选编方式提出了建议，要之如下：（1）节选，要符合现代精神及生活所需，一般以伦理道德类为先；（2）作必要的改良，不能固守古人思想；（3）分类编纂，以更见出其系统；（4）不局限于“十三经”，应杂
取史、子甚至集部类书；（5）附一些古人注释、相关历史事迹，以引起兴趣、帮助理解。
关于读的方法。在学习方法上，论者大都强调两点：一是注重理解而非如以前那样死读，要求教师运用各种适合儿童接受能力的方法促进学生理解；二是要切己体察，学以致用，力践躬行。这是对儒学原始精神的回归，也表明读经主要由知识传授向人格塑造、由存圣教向助修养过渡。
关于课程设置。有些论者主张设专门时间读经，每周一二学时。不少论者则不主张中小学特别是小学专门读经，给出了一些替代方案，如：将读经改为经训或伦理或修身，或直接将学生可懂可用的相关内容并入国文、公民及历史教材中；改编成语体文，用浅白文字表达伦理之旨，或用具体事例阐述经义；选择适合儿童心理之部分，改编作故事或戏剧，教其阅读和表演。这些看法很有创见，出发点大概有三：一是经书的精义有限，不用专门去读；二是可以充分理解，避免死读；三是避免给反对者以口实。
以上论点较之旧时代全学、照学的方式已有根本不同，考虑到了经的价值及现代适用性，又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特点，兼顾了社会本位与儿童本位。对中小学生读经而言，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读经的合理性及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