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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马栏精神,再创老区辉煌’学术研讨会征文”

关键词:马栏精神内涵

摘要:

马栏精神是习仲勋所领导的关中分区在马栏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并由关中分区的革命所证明的,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真理。它包括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亲民团结精神;民族大义精神;独立自主精神;开拓担当精神;民主管理精神。

马栏精神的内涵和意义

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精神。

1932年3月,习仲勋利用王德修营将开出陕甘边境的凤县、两当赴甘肃徽县、成县换防之际,组织发动“两当兵变”,但由于起义部队在北进途中遭到埋伏,兵变失败。

6月,习仲勋回到富平,想方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在周明德(后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的掩护下踏上了寻找陕甘游击队之路;9月,习仲勋在耀县照金镇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找到刘志丹,被留作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指导员,在栒邑石门、耀县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斗争。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的前身是栒邑游击队(亦称三水游击队),是一支活跃在栒邑石门、耀县山区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栒邑县清塬郝村人,曾参加过栒邑起义,起义失败后,程双印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栒邑石门山区活动,组建起了栒邑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斗争。

最后由于特务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习仲勋即带领处境艰难的特务队撤离照金,在三原武字区找到了渭北游击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习仲勋担任政治指导员;10月,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并率领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开展武装斗争;

11月再次回到富平,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建立淡村游击队,在富平西区继续游击与群众展开分粮斗争;12月,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组织委员。

1933年2月,习仲勋担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3月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同月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共青团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了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4月,担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指导整顿20多支游击队,积极推动土地分配运动,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使照金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3年8月,习仲勋任关中分区执行主席,在陈家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为日后西北主力红军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及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4月,习仲勋赶赴关中苏区,其路程虽不过六七百里,但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穿过无数道封锁线,大路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他们一行连续在人烟稀少的稍林中钻了六七天,艰难奔波才到达了关中特区首府新正县南邑村。随后习仲勋被增补为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开始了领导关中特区的工作。一是组织特区干部学习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使广大干部统一了思想,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扩大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新局面到来的信心和勇气。二是努力纠正党政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巧妙引导干部认清了“肃反”的危害、汲取了教训,支持创办了关中小报。使党的路线政策得到了及时宣传,特区的工作进展和基本经验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端正了认识、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注重在革命斗争中发现、培养骨干和发展党员,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新正县由原3个区委迅速发展到包括甘肃正宁、陕西旬邑、彬县交界地区的6个区委、乡党支部36个、党员160余名;淳耀县则由2个区委8个乡党支部发展到5个区委、31个乡党支部、720名党员;新宁县则由2个区委、11个乡党支部,发展到4个区委、15个乡党支部;永红县则由3个乡党支部发展到5个乡党支部、党员90余名;赤水县则发展到5个区委、22个乡党支部。并将新宁、新正、赤水三县独立营依次改编为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并成立关中特区司令部,统一领导红一团和三个关中独立营。强化、发展并整顿了各属县的地方武装。四是统筹调度党政军,灵活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并夺回被占区。五是加强了对游击队的整顿和训练,清除了混入游击队的不良分子,使游击队提高了政治素质、战术水平、纪律意识,增强了自身战斗力并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193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并纠集地方保安队、反动地主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关中特区大部分失陷,整个特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哗变投敌。新正县干部在粮食断绝后,以刚脱蕾的杜梨山杏充饥,斗争形势极为艰难和残酷。即便环境如此恶劣,习仲勋等仍在马栏坚持革命斗争,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以上均摘自《习仲勋在旬邑》之《红星照亮陕甘高原,肩挑重任赴关中》)这就是马栏精神,这就是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

二、亲民团结精神。

1937年2月,习仲勋到了新正县(旬邑县)马家堡。马家堡位于今旬邑县城东20公里处,只有几十户人家,分两个家族,一个姓马,一个姓张。姓张的多数住在涯底沟东坡原畔的窑洞中,姓马的多住在原区城中的瓦房中。

对于关中特区驻地到底设在那儿,特区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我们革命就是要为穷人谋福利,就应该相法设法住在穷人的家中,可当时住在涯畔的几户张姓人家没有空闲的地方,加之他们对革命还不了解,甚至心中还是把红军当“共匪”,总是躲着特区干部,即使碰到了特区干部也不打招呼,除非我们的干部过去问他们,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当然,这都可以通过做思想工作加以解决,最让特区干部头痛的是,

涯底沟的西面就是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这边的窑洞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窑洞外面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在他们的哨兵眼里,特区如果放在这里,可以说无秘密可言,两家和好也就罢了,但如果发生摩擦或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城门里跑出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年人,一看这穿着,这走路,这姿势,肯定是那家的掌柜,且是长期在外面跑的,见过世面的。

特区干部也都愣住了,竟然没有人礼。但这位却乐呵呵地道:

“几位兄弟,有什么事到家里头去坐着说,这大冷的天,怎么能站在门口呢?里面坐!里面坐!”

当时特区的干部与士兵聚在一块也就十几个人,其他的特区干部与士兵都不看好这位搭讪掌柜,心里道:“不是地主,就是土豪,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但习仲勋却开口了:“谢谢!谢谢!我们还正准备去找您们商量商量。”

那掌柜仍然很热情:“好说!好说!回去坐下来咱们慢慢地商量商量!”

进城不多远也就是掌柜的家,确实是一家高门大户,四合院。房上都是个顶个的圆木大梁与檩条,大概都是过了圈的,还都有斗拱。

一进院,掌柜直接就把他们领进了上房(这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地方)因为人多,士兵们也都站在院子。然而没想到,这位掌柜将干部领进客房,让家人给干部倒水,他却出来招呼院子的士兵进了偏房,给他们倒起了水:“我家客厅地方小,你们就先坐这儿歇歇脚,暖暖身子。”

这要是放在紧张时期,谁敢懈怠,这么的热情,没鬼才怪呢?怎奈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会有事,士兵们也就安安心心地坐下来喝水了。

掌柜这才又到了客厅,招呼特区干部:“我们村就这么几十户人家,不是姓马的就是姓张的,虽说两个姓,但跟一家人差不多,我知道你们革命长年在外,不容易,如果需要什么?或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这一说,才知道马家堡原只有姓马的一家,后来来了一个姓张的,招了女婿,也就成了姓张的与姓马的了,这位掌柜就是马进财。

当马进财听到要在自己的村中设立关中特区时,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是高兴:“那好,我们坚决拥护。”没等关中特区的干部说,他就主动要求誊出自己隔壁的院子,让给关中特区:“我们家现在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地,但多余的房子还是有的,闲着,也是闲着,能用得上更好。”

原来,马进财早就了解革命,也可谓是一个进步人士了。只是没机会与革命人士接触,这回道随了他的愿。

后来关中特区也就设在了他的别院了。马进财有一个两岁大的儿子,长得着实可爱。有一次,马进财的家人带着他出来玩,碰到了习仲勋,习仲勋便与小孩开玩笑,骂了小孩一句,没想到小孩竟用同样的话回敬了一句。这下可下坏了马进财的家人,他们想,习仲勋是什么人?那可是常委,在这地方,那可就是司令,要是放在军阀时期,那可是掉脑袋的。随即便拉过去打孩子,没想到习仲勋却护着孩子:“没关系,孩子都懂事了,那还叫孩子吗?你们放心,交给我,我保证教他听话。”

“那你就做他的干爹吧!他爸早就想和你做亲家了。”没想到孩子的妈妈趁势说。

习仲勋愣了一下,便爽快地答应了“那白狗(马重民)就是我干娃了,你可不要后悔。”

“我们才不后悔,只是你可别忘了过年给干娃挂锁子送灯笼呀!”

就这样马进财与习仲勋越走越近,竟成了名付其实的亲家。凭着马进财早年跑江湖的身份,他还为关中特区提供了不少的情报,帮过不少的帮。【来自马吉文(马进财的亲兄弟)的口述】

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群众情况,有一次,他到王福泰家。王福泰在陕甘两省五县的交通要道上的刘家店开过店,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见分区书记到家来访,当即拿出酒来招待,还炒了一盘洋芋丝,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习仲勋说:“这比过去过你王大爷地盘时偷偷摸摸好多了。”后来王福泰为分区提供了不少的情报与物资帮助,最终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兼新正县长。在土地私有的年代,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因土地纠纷可能发展到宗族村镇之间的械斗,流血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习仲勋就亲自处理了姚宗弟与姚宪章的案子,使两家和好如初,避免了纠纷扩大和矛盾的进一步激化。2005年,姚玉瑞家拆房子时,在倒塌的墙缝中就发现了习仲勋签发的判决书。习仲勋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一文中就说:“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我们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分委驻马家堡村,农民马聚娃的媳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生了一天一夜都没有生下来,习仲勋即派警卫员党寿山去请大夫买药,使婴儿顺产,母子平安。全家感动落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起名。习仲勋还到杨坡头去看望一户孤儿寡母乔喜华母女,赠10元边币为其补贴生活。旬邑石门山区的李木匠、冯大汉、王金牛和习仲勋都是亲如兄弟的朋友。当时,面对敌人的封锁,关中分委机关在新庄窝开办农场却没有家具、耕牛。习仲勋就给这几位朋友写了封信,叫张贵德去借,他们二话没说就爽快地把家具与耕牛送来了,没要过一分钱,就连玉米、豆子、洋芋种子都是无偿提供,要知道那可不是一亩两亩地,而是一百五十多亩。关中分区专署驻杨坡头期间,习仲勋和警卫员检查边防返回途中,一老农崴脚疼痛难行,坚持让老农骑上自己的坐骑,自己步行代挑行李走了几十里。后又嘱托警卫员关老人家到卫生队做了包扎并送回了家。(以上均摘自《习仲勋在旬邑》之《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就是习仲勋,我们现在不是也讲走群众路线,和群众搞好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我们的干部能看到这些,看到当年的习仲勋,就不会没有好办法,好措施,这就是马栏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亲民团结精神。

三、民族大义精神。

西安事变后,习仲勋也致力于灵活多样地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开展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坚决反对到友区筹捐筹款、拉游击队到友区活动,使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次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如向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对马鸿逵部被击毙官兵,按回族风俗习惯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对被俘人员,在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10元路费,送回原部。在争取民团方面,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委,以维护抗日大局,促进国共合作为重,调整了民团工作对策:停止让民团哗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二是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其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

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是发动民团驻地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是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习仲勋甚至亲自去宣传动员,与这些民团首领结为朋友。如职田镇的民团首领马宏德,姚春桂等。同时,习仲勋加强了对友区的群众工作。他针对友区多数抗日救国会徒有虚名的实际,组织各业各界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争取群众。使其成为实实在在有人有枪有觉悟的抗日救国会。习仲勋注重“化敌为友”的工作方针。

蒋家坪村有一个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勋分析说:“事物是发展,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连蒋介石都变化了,蒋德宽会不变化吗?”蒋德宽见习仲勋进到他家,格外热情。习促勋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很好听,德宽,德宽,要对人民好,对国家好,才可以称得上是德宽呀!”,通过习仲勋的感召和疏导,蒋德宽上儿子参加了红军,并为抗日救国活动捐粮50石、银元1000块。

习仲勋通过强化少数民族工作,积极争取少数民族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新正县龙嘴、孟家河、西渠一带是以回民居多的回汉杂居地,因历代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的积弊,这里回汉人民隔阂较深,回族群众备受歧视。习仲勋推行了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倡导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回族中发展培养干部、建立自治政权、发展回族武装、兴办回族教育,甚至拨款修缮了龙嘴子“清真寺”,并高度评价了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习仲勋获知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区传染病流行,立即派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相关部门请来医生帮助治疗和预防,迅速控制了疫情,赢得了全体回民拥护,增进了民族情谊,促进了民族团结。(以上均摘自《习仲勋在旬邑》之《加强党的建设,筑牢抗日根基》)能够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消除民族矛盾,团结各族人民,甚至受尽委屈,容忍和团结自己原来的敌人、对头,来挽救中华民族,改写中国人民的命运,这就是马栏精神,这就是民族大义精神。

四、独立自主与开拓担当精神。

1936年10月中旬,习促勋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一、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在行动上,则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由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勋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等。三、整理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会议讨论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苏区各县区政权的问题。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关中特委积极整理扩大游击队;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尽可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后开辟新苏区。同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驻地马家堡主持召开了50余名代表参加的关中分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关中特区党的工作,讨论了将苏区转变为边区的问题,完成关中特区更名为关中分区暨关中分区成立的使命,决定关中分区设立相应的党、政、军、统战、群众团体机构,并将机关驻地设在新正县(今旬邑县)马家堡村。随后,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委积极建立各级党政军群组织,

并根据新形势对各县党组织作出针对性调整。将关中特区委员会改为关中分区委员会,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改为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勋担任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在习仲勋的悉心指导和不懈努力下,所有的机关、团体和乡镇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奠定了边区党对各方面工作领导的坚实基础。

建立健全区内各级党政组织,1937年8月,新正县在杨坡头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共青团更名成了青年救国会,贫农团改为了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也成立了,抗日救国性质的群众组织更加广泛。1937年10月间,关中分区对党组织作出针对性调整,所有的机关、团体和乡镇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到1941年5月,关中分区增加了5个区委,49个党支部,到1945年关中分区共有党员3131名,增加了1265名。

习仲勋指导关中分区各县完成了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产生了以各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的抗日救国政府。

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栒邑事件,在险恶的环境下,9月,习仲勋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区),主持召开了50余名代表参加的关中分区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分委书记,并兼任分区专员。两年间,他和分委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关中分区人民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实现了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

重抓干部队伍建设。抗战时期,关中分区所辖县、区、乡三级干部,大多数来自工农,文盲较多,文化程度偏低,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不高,基本缺乏马列主义修养,虽然有革命积极性,但一些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习仲勋十分重视分区干部队伍建设,他一方面主抓干部的学习提高,一方面重抓干部的选拔培养。建立了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干部学习教育制度。为了提高和培养干部,关中特区还办起了自己的报纸《关中报》《西北红旗》,成立剧团,创编了《九一八》《卢沟桥》《救国公粮》《新十绣》《反对摩擦》《保卫边区》《大生产运动》《四季歌》《百团大战》《读书识字》《反特务》《边区好政府》《改造二流子》《劳军歌》《减租》等许多反映新生活的秧歌剧本,组织群众排练演出。甚至办起了学校,创设陕甘定边区第二师范,不仅为关中特区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英干部,也为全国的革命培育一大批的英才。

常言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革命也一样。关中分区的干部越来越多,吃住用度也就成了大问题。为打破国民党对关中分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习仲勋指示分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辖区内积极创办合作社组织,以国统区缺少食盐为突破口,通过分区合作社扩大食盐运销渠道,用陕甘宁边区盐池、定边两县富产的食盐,去国统区换取根据地所缺的各类军用物资。

在习仲勋的重视、鼓励、领导和推动下,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就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办事处,各县、区、乡也随之相应建立了供销合作社。这些供销合作分社,采取群众联合经营的集体商业模式,主营食盐、布匹、百货、皮毛、纸张等商品。同时,习仲勋还创建“军人合作社”在交通要道上设立“骡马店”、开办小作坊、摆杂货摊。既满足了根据地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又赚得了资金,克服了财政困难,还为人民军队解决了装备供应。

我叔父(师德贤旬邑县底庙镇刘西村人)当年就是后掌棉贸公司的会计,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们白天在后掌村的公司工作,晚上便躲到了靠南坡的底原子,为的是预防国民党军的突然“围剿”,底原子就是沟畔,纵然是白匪来了,他们只要跳进院前的沟坡,也就没事了。因为当时的突然“围剿”多为骑兵,下不得坡,进不了沟,沟里又多是林木,想打也看不见。

我突然就开玩笑地问:“那你不是说做生意吗?还说收有物资,银元,簪子,手镯什么的,不是说还用麻装吗?紧急时刻怎么转移呢?你怎么没给咱们家留下一块银元或手镯呢?”

“你这啥觉悟!那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物资就放在群众家里,只要不被国军发现,群众是没有人动一丝一毫的。稍有风吹草动,我们带上账就走,群众负责转移物资钱财。有一次,我们回来了,群众已经给我们交接过了,到了第二天,那位群众又送来了一根银簪子,说是转移贮藏的时候掉在了他家的屯底下,晚上没看见,今儿才发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以上均摘自《习仲勋在旬邑》之《红星照亮陕甘高原,肩挑重任赴关中》《加强文教建设,孕育英才成长摇篮》《加强经贸建设,促进边区全面繁荣》以及我叔父的口述)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到了中国,到了关中,就必须结合关中的实际,以及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抗战或革命的措施,不能等,也不能要,这就是马栏精神,这就是独立自主精神,开拓担当精神。

五、民主管理精神。

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时,习仲勋就在关中分区机关及所辖各县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民主普选制度。并在普选制度得到初步确立与扩大实践的基础上,稳步推行了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各级人民代表选举制。在各级政府推出“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政策。

关中分区第一次普选始于1937年7月中旬,终于8月底。这次是在分区苏维埃民主制度向议会民主制转变过程中进行的。为使区人民真正理解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新的选举原则,即以普选、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方式,促使抗日制度早日建立。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委在本次普选活动中,扎实开展工作,积极实践创新,不断探索关分区民主政权建设的新路子。普选伊始,习仲勋就领导关中分委严格掌控普选的基本步骤和环节:一是积极宣传发动。通过向群众阐明苏维埃民主制转为抗日民主制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使选民尽快接受抗日民主选举制度,并投入到选举活动中来。二是严格审查选民资格。进行了居民与选民登记,并予以张榜公布。三是检查政府工作。由政府工作人员向选民做政府工作报告,选民对政府工作进行评审、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评议,考察干部业绩,进行换届改选。四是提出候选人名单。分别由党组织、贫农团、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提出候选人名单。五是正式投票选举。召开选民大会,采取“认人”(候选人背朝选民)投豆,或由工作人员念候先人姓名时选民“烧香”点洞,辅之以送选民家中的流动票箱,进行投票。六是召开乡代表会和各级会议。确定方针和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七是进行选举工作总结。由各级选举委员会将本级整个选举经过、结果及经验、教训写成总结,报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和政府。当

时,分区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第一次普选,选出了乡代表和乡长。全县28个乡共选举产生乡代表1623人,乡政府委员也由原来10人精减为4人。

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纲领》提出了普选制度的原则: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并明确规定:凡居住人在边区,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差别,除有卖国行为经政府缉办有案者、经法院判决有罪和剥夺公民权尚未恢复者及有精神病者,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乡、市参议会居民每30人得选举参议员1人,县参议会居民每700人得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参议会居民每5000人得选举参议员1人;边区管辖范围内的部队、机关、工厂、学校都应参加选举,按居民一样比例选举参议员。少数民族的选举人数在达到选举人数的五分之一以上,就可以单独进行民族选举;乡参议会议员每半年改选一次。县参议会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边区参议会议员每一年改选一次;乡参议会议员的选举区域基本以行政村为单位。县参议的选举区域以行政区为单位,边区参议会议员的选举区域以县为单位。此外,条例还对各抗日党派、团体的选举及建立选举委员会事宜作了原则规定。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民主选举。大大提高了关中分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党在群众的威望。

习仲勋领导边区,在逐步探索、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使这一民主选举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为民主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年关中特区的民主选举制度,选举方法可算是民主道路上的一大创举,这也是马栏精神的一部分,更是我们现在实现广泛主民学习的榜样。

作者:师秉会、男、旬邑县职教中心、教师、电话138********、

通讯地址:旬邑县职教中心。邮编:711300 电子邮箱:sbh001898@https://www.doczj.com/doc/f414434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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