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衫泪》到《青衫记》演变的多元文化解读
蒙古族 郝青云
内容提要:元代是由蒙古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时代,蒙古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与精神文化上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明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元代的汉语文学创作中也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青衫记》是明代传奇作家顾大典根据元代杂剧家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改写的传奇剧本。《青衫泪》是从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琵琶行》敷衍出来的故事,因而大多数情节是作家虚构的。在基本故事情节上,《青衫泪》与《青衫记》是相一致的。但在《青衫记》的改编过程中,增加和删改了一些情节,在这些情节的增加和改动中,可以看到两部作品的跨文化性质,进而可以看到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青衫泪 青衫记 文化 比较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元代是由蒙古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时代,蒙古游牧民族在生产方式和精神文化上与中原的传统农耕文明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元代的汉语文学创作中也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元代的文学和明代的文学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通过明代对元代文学作品的改写和再创作,可以解读到两种社会文化在同一题材作品中的不同体现。从元杂剧《青衫泪》到明传奇《青衫记》的演变就是体现两种社会文化的例证之一。
《青衫泪》全称《江州司马青衫泪》,是元杂剧作家马致远的代表作品之一。《青衫泪》以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作为引线,又敷衍出很多情节,使之成为一部悲欢离合的爱情喜剧。《青衫记》是明代传奇作家顾大典根据《青衫泪》改写的传奇剧本。
《青衫泪》共四折,主要情节如下:第一折:白居易与贾浪仙、孟浩然在公廨中闷倦,便来到官妓裴兴奴家玩赏,白居易有心留下,席间贾孟二人称醉,执意要同走,于是只得说改日再来。楔子:唐宪宗因文臣中多尚浮华,以诗酒相胜,不肯尽心守职,因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尤以做诗做文,误却政事,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与裴兴奴已来往半年,感情甚笃,得知要外任,白居易来与裴兴奴道别,临别二人盟誓守志不移。第二折:裴兴奴在白居易走后拒不接客,茶商刘一郎听说裴兴奴才色出众,怀重金来访,裴母贪钱与茶客定计,称白居易已死,让兴奴放弃等白居易的念头。兴奴闻知白居易的死讯,异常悲痛,但被裴母逼迫不过,祭奠白居易之后,随茶客上船。第三折,白居易来到江州一年之后,听说好友元稹来至江州,在船上设酒宴招待元稹。裴兴奴嫁给茶客已有半年光景,这一日也随船来到江州,茶客去朋友处吃请,兴奴知道这里就是江州,心情很闷,于是拿出琵琶弹奏,白居易听出是裴兴奴的指拨,邀出相见,兴奴与白居易相见,说明原委,二人百感交集,白作《琵琶行》。茶客醉酒归来,兴奴待其睡熟,随白居易逃走。茶客找新妇告到州衙。第四折,元稹归京,奏请白居易无罪远谪,当召回。宪宗召回,白居易谢恩,并奏请兴奴之事,请皇上发落茶客刘一郎。皇上让裴兴奴出面述说始末,判白居易与裴兴奴重归旧好,并让裴母
和茶客得到惩处,。
《青衫记》共三十出,用青衫作为线索串起故事。白居易告别侍妾小蛮和樊素,带上青衫,进京赶考。与元稹双双得中“同进士出身”,游街后与刘禹锡一同寻访名妓裴兴奴,席间白居易不慎将酒打翻,兴奴欲当掉金钗换酒,白居易阻止,并脱下青衫让人当了换酒,兴奴酒醉,白居易也称醉留宿裴家,二人互相表达了爱慕之情。朱克融叛乱,朝廷出兵不利,白居易谏议,触怒皇上,被贬江州司马,临行向裴兴奴辞行不遇,带着伤感和遗憾前去赴任。裴兴奴赎回青衫,以期白居易归来,永结同好。遇乱携青衫避难,碰巧来到了白家,被小蛮和樊素好心收留,当兴奴得知这便是白居易家,将青衫交还,并说明事情原委,蛮素二人非但不妒,反而认作一家人。茶客刘一郎听说裴兴奴很出众,便来访,兴奴拒不陪侍。白居易上任后派人迎蛮素,蛮素邀请兴奴同去,兴奴欲往,被鸨母阻挡。兴奴被鸨母卖给了茶客,只得随行,但不让茶客靠近,并立下誓死守节之志。蛮素来到江州,将青衫交与白居易,白居易派人请兴奴,知已嫁茶客。元稹来江州看望刘禹锡、白居易,江中赏月宴饮。兴奴随茶客的船也来到江州,茶客与朋友饮酒去了,兴奴知道是江州,想起白居易,便取出琵琶诉怀。白居易听出是兴奴的指拨,请出来相见。茶客酒醉溺水身亡。二人终于团聚,蛮素知趣避让。皇帝醒悟,白居易被召回京城,官复原职。
《青衫记》的篇幅容量要大于一本四折的《青衫泪》,《青衫记》中增加了一些情节和人物,但同时也做了情节上的删改,在这一增一删之间,二者的文化差异也就浮出水面。
一、从戏剧中白居易被贬的
原因看元代文人心态
白居易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马致远抓住《琵琶行》中的情节线索,虚构了白居易与裴兴奴之间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白居易被贬江州这件事。《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经过的:
(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
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
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
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
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
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
追诏授江州司马。①
宰相武元衡力主削藩,结果得罪割据势力,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了,白居易主张讨贼,因而也得罪了割据势力。于是以“越职奏事”被参,并附加以“言浮华无行”、“作诗不孝”等借口上奏皇上,结果被贬。其真正的原因是藩镇势力对白居易的打击陷害。
在《青衫泪》中,没有完全依照史实。称皇上不满“文臣中多尚浮华,各以诗酒相胜,不肯尽心守职。其中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尤以做诗做文,误却政事,若不加以谴责,则士风日漓矣。”②于是白居易便被贬为江州司马。很显然白居易被贬的主要原因是好饮酒赋诗,而作诗是浮华的习气,会误却政务的。白居易回去对裴兴奴说,裴兴奴表示不满:“人说白侍郎吟诗吃酒误了政事,前人也有这等的。只那长安市李谪仙,他向酒里卧酒里眠,尚古自得贵妃捧砚,常走马在五凤楼前,偏教他江州迭配三千里。可不道‘吏部文章二百年’,甚些的纳士招贤。”③裴兴奴的话说明历来文才都是受到皇上重视的,白居易也不算过分,而对他的处罚却如此严重,这样的朝廷怎么样吸纳人才?
事实上这也不是唐朝皇上的做法,更像是元朝皇上的所为。把“做诗做文”说成是浮华,这完全是元代统治者的视角,因为元代的蒙古皇帝和大臣对汉文诗词不能够充分欣赏,因而也不能像汉族皇帝那样提倡。在《通制条格》中记载: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奏:为科举的上头前的日奏呵,开读诏书行者,么道圣旨有来,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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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翰林院官人每一同商量立定检目来听读过。
又奏为立科举的俺文卷里照呵,世祖皇帝、裕宗
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
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题
说。如今不说呵,后头言语的人有去也。学秀才
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
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
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来。为这上头。
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
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
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
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
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材去也。④
这是用蒙语语法、汉语词汇制定的元代行政文书,记录的是元代恢复科举的过程,其中“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诗赋”的确是一个事实,元朝皇帝所说的“浮华”即指“吟诗课赋”,并在科举考试中取消了这方面的才能测试。这自然有蒙古皇帝对汉语诗赋无法欣赏的原因。在蒙古皇帝的眼中,经学是能够修、齐、平、治的,而诗赋是“文字”的勾当,会让人变得浮华,与治国之间似乎找不到直接的联系,科举是取吏的渠道,因而在科举中废除了诗赋的测试。
马致远的生平事迹不详,但通常认为他应该是1324年以前在世。也就是说他亲历了元代恢复科举的过程。元代的行政文书把文人一向所自恃清高的诗才说成是浮华,显然会给他带来怀才不遇的失落。《青衫泪》的这个情节,应当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现实有关。科举取士自隋代产生以来,在唐宋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汉化程度较高的女真族效仿中原,也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可以说科举不仅是一种得到公认的选拔人才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原文人完美人格和治世能力的体现。科举在几百年间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仕宦之路,也是中原文人改变自己命运并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途径。到了元代却发生了变化,蒙古族信服武力而轻视文治,其对儒家的治国理念、方法和作用的不理解,导致对文臣和科举的漠视。唐代的科举考试要考查士子在诗笔、史才和议论几个方面的才能,因而通常唐代的文人要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⑤。在后代的科考中,诗赋都是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但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不能完全欣赏汉文诗词作品。文人以往引以为自豪的诗才,如今却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在《青衫泪》中把白居易被贬的原因归于皇帝不喜欢浮华的诗词,这也充分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里积怨。在这一点上,作品虽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却与生活真实相吻合,这也正体现了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艺术真实。
在顾大典《青衫记》中,白居易被贬的原因发生了变化,朱克融反叛朝廷,朝廷因无人可用,派宦官吐突承璀领兵出征,大败而归。叛军进军长安,百姓纷纷逃难。白居易在上朝的时候建议皇上要赏罚分明,并要合理调兵,结果触怒皇上,因而被贬。《青衫记》中这一情节的修改也反映出明代作家对白居易因作诗而被贬的借口的可信度的怀疑,即在明代的生活真实中,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从戏剧中白居易被贬原因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元明两代社会文化的差异,即体现统治者对诗文创作的认识和态度,从深处探求,则能看到蒙古族统治者与中原汉族统治者对汉文诗赋的理解和认识的差异。
二、借蛮素之贤宣扬封建妇德
在白居易的生活中,侍妾小蛮和樊素一直都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虽然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找不到,却广为流传。在杂剧《青衫泪》中,基本没有表现小蛮和樊素的情节,只是在最后裴兴奴即将见到皇上时,猜测皇帝的意图,“他教我与樊素齐肩,受小蛮节制,圣机难察。”⑥仅此一处提到,而且主要是担心皇上如何处置她与蛮素的关系。在明传奇《青衫记》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展现小蛮和樊素的性格及生活,不仅蛮素之间异常和睦,而且在裴兴奴的问题上,二人丝毫没有嫉妒之心。得知兴奴与白居易的情意,蛮素都表现出亲如一家的热情,并且打算相公来接时带兴奴同去。从《青衫泪》到《青衫记》演变的多元文化解读
当蛮素得知鸨母要将兴奴以千金高价卖给茶客,二人又要卖钗钿为兴奴赎身,只是数额太大力不从心才作罢。蛮素南下江州时,兴奴想与她们同去,二人欣然同意,但由于鸨母的阻拦没有成行。最后在裴兴奴与白居易团圆之后,她们还好心回避,让裴兴奴与白居易单独相处。裴兴奴也曾担心蛮素得知她与白居易交好后会产生嫉妒之心,但她也猜想“他未必生嫉妒”⑦,猜到蛮素应当有“不妒”的妇德修养。果然“不妒”的美德在蛮素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不妒”是一夫多妻制对妻妾关系的要求,在古代一夫多妻的环境中,妻妾关系难以协调是必然的。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关系到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涉及到子嗣继位和家产继承问题,因此妻妾之争往往使很多地位显赫的男人都疲于应对。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因妇女相互嫉妒而引发的家庭矛盾、宫廷斗争,有的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局势、皇位的传承。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宁,在儒家传统礼教中,很早就将“不妒”纳入到女德修养的范畴,“七出”之一就是“嫉妒”。在封建妇德修养中,要求妻妾之间“不妒”对于维护多妻家庭的和睦是非常有利的。明清时代,传统文化得到提升,而这种“不妒”的要求更加严酷。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正妻主动为丈夫纳妾的情节。如《红楼梦》中的邢夫人,虽然作品对邢夫人持否定态度,但她的行为应该说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青衫记》中对蛮素之间及她们与裴兴奴之间的一团和气正体现了明代的礼教对理想的妻妾关系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出明代戏曲的封建教化功能的提升。
三、从裴兴奴的地位变化看明代
作家对女艺人的看法
裴兴奴虽为风尘女子,但在元杂剧和明传奇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不同。从自主权上讲,在元杂剧《青衫泪》中她能够和白居易平等地盟誓。得知白居易“死讯”后,虽有鸨母的催逼,但最终还是她自己决定:“罢罢罢,母亲,我也顾不得你了,我去也”。而
在明传奇《青衫记》中,她想见蛮素把青衫的事情说清楚,连个自由的时机都很难找,白居易派家人接蛮素去江州时,她一心想同往,但鸨母的阻挠她又无法冲破,最后又在鸨母的逼迫下跟茶客走了,她能做到的只有以死捍卫对白居易的忠诚。可见鸨母对她有绝对的支配权。从地位上讲,元杂剧中的裴兴奴受到了皇上的接见,并且敢于在皇上的面前讲清来龙去脉,在满朝文武之中穿行,找出白居易、贾浪仙和孟浩然,还批评白居易。在明传奇《青衫记》中,没有皇上召见裴兴奴的情节,白居易与茶客的纷争因茶客溺水而自然化解。
在中国古代,女艺人被称为倡优、倡妓或戏子,地位通常很低下。相比较而言,元代女艺人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元代与明代相比,女艺人的地位有很大差异,这个问题在扎拉嘎的《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在元代发生的历史变迁》⑧一文中,有很充分的论证。无论从女艺人教坊的品级,还是人身自由来考察,元代女艺人的社会地位都高于明代。这也是元代戏剧繁荣的原因之一,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体现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对妇女及女艺人的态度的差异。在农耕文化体系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女艺人是以自身的技艺取悦男人的一个群体,她们往往集倡优和娼妓于一身,故而她们的身份是下贱的同义词,这在农耕文化中早已形成了共识。但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男男女女都是歌手,他们都同样热情奔放,能歌善舞,加之游牧民族本身男尊女卑的观念不重,因而对女艺人也很少歧视。元杂剧的兴盛使人们在文化娱乐上对这一技艺产生依赖,女艺人是快乐的使者,而不仅仅是取乐的玩偶。鉴于元代女艺人的特殊地位,裴兴奴受到皇上的召见也不足为奇。但明代女艺人地位的下降,使作家认为其受到皇上的召见不够真实,于是在《青衫记》中我们看不到这一情节。
四、茶客刘一郎的结局变化与理学思想
在白居易与裴兴奴悲欢离合的过程中,茶客刘一郎是一个集败事与成事于一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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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造成了二人的分离,但又是他使二人得以在江州重逢,可他的再一次出现使问题复杂化了。刘一郎花重金将裴兴奴从鸨母处买来,他便合法地拥有了对裴兴奴的所有权,所以白居易与裴兴奴的重逢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元杂剧《青衫泪》与明传奇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青衫泪》中,白居易与裴兴奴重逢之后,刘一郎酒醉归来,裴兴奴将其安顿睡着后,与白居易逃走。白居易官复原职之后,奏请皇上裁决。依照法律,裴兴奴仍归本夫白居易,刘一郎诓骗人妾,被判“流窜遐方”,最终人财两空。《青衫记》中,刘一郎酒醉归来,不慎溺水身亡,与白居易争妾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元杂剧《青衫泪》中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解决了矛盾纷争。而明传奇《青衫记》中则用巧合的办法,使矛盾化有为无,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天理”的作用。“天理”是宋明理学在儒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天理带有自然之德或自然法则的含义。但宋明理学的“天理”所支持的善恶标准其实就是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茶客刘一郎的溺水也正是“恶有恶报”的结果,这是天理在主持公道,天报比人报更能体现惩恶扬善的理想和主张。
元杂剧《青衫泪》是在元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构想出来的,它与元代的历史有诸多的吻合之处,也映射出了元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特征。《青衫记》同样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但由于时过境迁,使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明代中原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两部作品虽然没有真实地再现历史,但作者的虚构过程,实际上是再现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尽管作品与史实大相径庭,不足为信,但在其艺术的创作过程中,体现了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基本原理
。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文化差异的解读,可以看到同样一个题材,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会体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
。
注释:
① 刘:《旧唐书?列传116》,第4344页,中华书局1975年
版。
② 马致远:《青衫泪》,见《全元戏曲》第二卷,第134页,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青衫泪》,前引书,第137页。“吏部文章二百年”是出自
欧阳修诗《寄荆公》:“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是指南朝时的谢,他曾在宋明帝时任吏部尚书郎,擅长五言诗,是欧阳修用谢来比喻王安石的诗才。在杂剧中,则是用来说明自古以来,做官的都需要有几分诗才,白居易做诗也并不过分,不应该因此被贬职。
④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第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⑤ 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版。书中《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中,论及了唐代科举与“史才”、“诗笔”和“议论”的关系。
⑥ 马致远:《青衫泪》,第152页,前引书。
⑦ 《青衫记》,第35页,前引书。
⑧ 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第
316-321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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