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
———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的证据
易志高潘子成茅宁李心丹
内容提要：高管减持过程中是否会利用其内部人优势来谋取私利，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间国内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为对象，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
媒体样本，系统研究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
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异常上升，即存在主动管理媒体披露的现象；而且，在减持不同
时期，其主动管理策略也不一样。此外，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对管理媒体披露的
动机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对其没有明显影响。策略性媒体披露在短
期内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高管通过高位减持来实现财富转移，长期看则会导致股价反
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高管会利用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进行“搭便车”减持。
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公司媒体（信息）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
策等方面具有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高管减持策略性媒体披露媒体报道股票价格搭便车
一、引言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套现的现象呈井喷之势，备受市场关注。数据整理发现，2016和2015年国内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市值分别达960亿元和1330亿元，比2014年分别增长1.34倍和1.86倍，减持规模和增速惊人。高管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其减持行为的信号功能和股票供给的陡然上升，容易引发股价下跌；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自然不利于高管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高管们很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和择时能力等来谋取私利（Piotroski＆Ｒoustone，2005；徐昭，2014）。诸多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经常会利用选择性信息披露等策略，在短期内拉升股价，然后高位套现（Cheng＆Lo，2006）。但现有关于内部人交易过程中的策略性信息披露研究，主要关注会计信息和公告等“硬”信息。
另一方面，现代媒介的快速发展，致使媒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日益凸显（Tetlock，2007，2010；Barber＆Odean，2008；Fang＆Peress，2009），并开始受到公司管理层的重视。如Hamilton （2003）和Holstein（2008）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主动寻求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媒体报道主要是指新闻事件或公告后，媒体对公司的进一步跟踪及分析评论等，且不限于公告内容本身。相比“硬”信息，此类信息属于“软”信息，较为模糊或不确定，在事后难于验证（Bertomeu＆Marinovic，2016）。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会计信息披露，媒体报道留给管理层加工粉饰的空间更大（Solomon，2012），可披露一些事后无法核实或验证，但有利于公司形象的软信息；而会计信息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后，邮政编码：210023，电子信箱：shuapi@126．com；潘子成，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茅宁，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李心丹（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2091，71372031，71102025）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4M551566）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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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则容易陷入会计操纵或欺诈的指控。因此，媒体披露管理相对隐蔽且不易受到监管，深受公司（管理层）的重视。
那么，高管减持期间是否存在类似的媒体披露管理现象呢？本文以2006年1月至2014年12月A股公司高管及家属减持交易为研究样本，重点关注公司管理层是否存在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以谋求减持收益的最大化。媒体披露管理主要表现为某时期内，公司媒体报道（即报道量和报道倾向）的异常变动。①由于影响公司媒体报道的因素较多，如成长性、盈利能力和分析师推荐等，因此本文的关键在于，如何识别高管减持期间的这一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为此，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识别策略：第一，基于Ahern＆Sosyura（2014）的思路，利用描述统计分析和T值检验，分析比较减持前后公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变化的显著程度。第二，通过构建减持当期和前期两个虚拟变量，检验减持行为对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的影响；若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减持期间管理层有操纵媒体披露的倾向。第三，借鉴Solomon（2012）、Ahern＆Sosyura（2014）的方法，检验高管减持完成后，公司股价的反转情况；若反转明显，则说明减持期间公司股价上涨是媒体披露管理的结果。
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存在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迹象，以配合其财富转移目标的实现。其主要表现为：减持前期，公司就会开始媒体造势，并在减持当期达到顶峰，事后媒体报道又恢复正常；而不同时期媒体披露策略的重心也不一样，前期主要侧重于报道倾向的有利性，当期则注重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并且，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但参与减持的高管职位高低则对其没有明显影响。在短期内，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有助于拉升股价，进而有利于高管在高位减持套现；但长期则会导致股价反转，不利于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此外，同行高管有利用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经济性来进行“搭便车”减持的现象。总之，媒体披露已经成为管理者自利的一种工具。
本文的可能贡献在于：（1）首先，不同于现有大股东减持期间的信息披露管理研究，本文关注更具信息及控制权优势的公司高管在减持期间的信息披露管理行为（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其行为信号功能或市场反应可能不同于大股东。其次，当前内部人交易中信息优势问题研究主要以会计信息即“硬”信息为主，较少关注新闻报道等“软”信息披露的管理。再之，现有内部人交易文献大多基于“信息驱动型交易行为”的视角，即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优势去从事获利交易。而本文从“交易驱动型信息行为”视角出发，研究高管减持期间的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即内部人不只满足于内幕信息的事先知情优势，还会主动利用其内部控制权去影响信息供给来提高私人效用，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内部人交易及其信息优势等问题的研究视角。（2）现有媒体披露管理研究大多以并购（Ahern＆Sosyura，2014）、丑闻（Zavyalova et al．，2012；Gurun，2016）和股权融资（才国伟等，2014；汪昌云等，2015；王木之和李丹，2016）等主要涉及公司整体利益的事件为背景，鲜有关注直接涉及管理层利益情境下的相关研究。本文则重点研究高管利用媒体披露管理来谋求私利的现象，进而拓展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内容。（3）本研究还发现，高管有利用同行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来进行“搭便车”减持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司行为决策中“同群效应”（Leary＆Ｒoberts，2014）产生的原因，即在公司同群效应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贡献。
论文剩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样本选择与界定、数据来源、实证模型设计与主要变量说明等；第四部分主要为实证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①为表述方便，下文“媒体披露策略”、“选择性或策略性媒体披露”、“主动管理或操控媒体披露”等与之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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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信息特征与媒体披露管理行为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内部人交易期间的信息披露更是深受业界和学术界关注。诸多研究表明，高管们经常会利用其内幕信息优势提前抛售或购买公司股票（Ke et al．，2003；曾庆生，2014）；或减持期间利用其内部控制权操纵信息披露来拉升股价（Cheng et al．，2006；Lougee＆Marquardt，2004；Doyle＆Magilke，2009；Cicero＆Wintoki，2014；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蔡宁，2012），以获取超额收益（Lakonishok＆Lee，2001；Hung ＆Trezevant，2003；Jenter，2005；Piotroski＆Ｒoustone，2005）。
但现有内部人交易期间信息披露管理问题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内部人借助“硬”信息而非“软”信息的披露管理来谋取私利。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行为（方式）及后果受信息特征的影响。“硬”信息包括会计指标、产品销售、重大经营决策等，其披露内容可能不太好操控，若有所偏差（不管故意还是无意）则可能涉嫌违规或需承担法律后果。对于“硬”信息披露，管理层有一定的决断权（Bertomeu＆Marinovic，2016），如披露时机和是否披露（影响空间有限）等；但是，需在指定媒体并以相对固定格式对外披露。“软”信息则包括非正式公告、高管访谈或未经证实的传闻等（如2016年11月，乐视网“内部信”事件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等），以公告所引发的媒体跟踪报道（不仅限公告本身，还包括对其内容的深度解读、公司前景预测等；如2016年11月，“格力电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告成为众多媒体追踪热点）。很多时候，“软”信息可靠性较差（Ｒogers＆Stocken，2006），且事后难以被验证（Bertomeu＆Marinovic，2016），即信息含量不如“硬”信息；即使有所偏差（不管有意与否），事后也难于去追究。因此，留给管理层操控的空间相对更大（Solomon，2012）。“软”信息或媒体披露管理形式更为多样，除了发布时机、披露与否等之外，还可通过新闻发布会、管理预测、CEO访谈、各种主题论坛及会议等形式披露公司现状及未来战略（如当时处于经营困境中的柯达公司，在2008年1月召开了公司战略沟通会议，一度引发市场高度关注，公司股价也应声上涨，而随后不久柯达申请了破产保护）。
尽管近年来，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但大多是以公司整体利益事件（如并购、丑闻或股权融资等）为背景，直接涉及管理层利益情景下的媒体披露管理研究则较为罕见。因此，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高管，在完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其在媒体披露管理方面是否表现得更为明显？换言之，国内上市公司高管在其减持期间，是否会利用其内部控制优势进行策略性媒体披露来拉升股价，从而实现财富转移效应的最大化呢？这已成为当前事关国内股市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且迫切的现实课题。
2．高管减持期间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
由于媒体因素对资产定价的重要影响，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媒体披露在公司财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Holstein（2008）发现，管理者可能经常会花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去寻求对媒体报道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在公司重大事件期间，如IPO（Ho et al．，2010；汪昌云等，2015；王木之和李丹，2016）、并购（Ahern＆Sosyura，2014）、再融资（才国伟等，2014）和丑闻（Zavyalova et al．，2012）期间，公司存在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以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少公司还会聘用财经公关公司等专业机构（Bushee＆Miller，2012；Solomon，2012）或具有媒体从业经历的高管（Gurun，2016）来帮助公司进行媒体沟通管理，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提升公司形象，从而提高公司市场价值。
根据管理者自利假设，当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作为公司内部控制人的管理层很可能采取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性披露行为。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制度（如股权激励设计等）会激发管理者的信息披露操控动机（Goldman＆Slezak，2006；Axelson＆Baliga，2009；Hermalin＆Weisbach，861
2012）。在国内，近些年公司高管特别是创业板公司高管在限售股解禁后，大规模减持（甚至不惜辞职以达到减持条件）的现象十分普遍；并且在减持期间，公司经常有涉嫌通过策略性媒体披露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倾向。如创业板公司天龙集团，以总经理冯毅为主的高管团队在大规模减持之前，
连续发布资产重组和高送转等消息，引发媒体高度关注，股价快速上涨则即刻开始减持。①可见，在减持前期和当期，高管很可能会通过媒体造势，提高公司曝光率，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并有意
释放（掩盖）正（负）面消息，以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在短期内拉升股价。而减持完成后，鉴于媒体披露管理的成本及风险，进而会自然停止，即公司媒体报道回归正常水平。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a ：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媒体关注度明显上升；而减持后，媒体关注度则显著下降；假设1b ：高管减持期间，媒体正面（负面）报道倾向明显上升（下降）；而减持后，正面（负面）报道显著下降（上升）。
3．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影响因素
正是高管的自利倾向，诱发了其在减持期间对媒体披露的主动管理，而该行为本身会涉及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以及实施的便利性等问题，因此减持规模（与减持收益直接相关）和高管职位高低（进行媒体披露管理的便利性）等可能对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产生影响。
（1）减持规模
公司任何行为决策都需承担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对于媒体披露管理来说，不但要支付诸如媒体公关费等显性成本；而且若行为过于明显，还可能陷入违规披露的指控，引起市场和监管层注意，从而遭受监管处罚和致使公司形象受损。因此，媒体披露管理过程中，管理层必然会考虑该行为背后的成本与收益关系。如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发现，减持规模越大，大股东操控信息披露的概率就越高。蔡宁（2012）也发现，股东对信息优势的利用，不仅表现在披露时机方面，还会表现在交易规模的安排上，即业绩预告之前（后）抛售股票，该预告的利空（好）程度越大，股东抛售股票的数量也越多。事实上，减持规模太小，通过媒体披露管理所获取的减持收益相较于其所产生的社会经
济成本（段宏，
2014）和法律诉讼风险（Cheng ＆Lo ，2006）来说并不明显（甚至为负），这会削弱高管的媒体披露管理动机；而减持规模越大，在成本和边际收益等给定的情况下，收益自然越高。因此，
减持规模（即收益）很可能对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于是，提出假设2：
假设2a ：减持规模对减持交易完成之前的公司媒体关注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b ：减持规模对减持完成之前的公司正（负）面报道倾向有显著正（负）向影响。（2）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根据信息层级假说，内部人交易回报受其在公司内部地位的影响；信息层级高的内部人因其信息优势更明显，故获益相对较高。如Jeng et al．（2003）、Ｒavina ＆Sapienza （2007）发现，在购买公司股票时，高管的超额收益比独立董事要高一些；曾庆生（2008）则发现，在卖出股票时，独董的超额收益低于非CEO 高管。而Cheng ＆Lo （2006）发现，当CEO 购买公司股票时，释放坏消息的数量明显多于其他高管。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也发现，相比其他股东，控股股东对信息的操控更为严重，所以其减持收益也较高。朱茶芬等（2011）发现，位于信息层级最高层的CEO 在内幕交易过程中的收益高于其他高管和非执行董事。但也有研究认为，因为公司核心高管如CEO 等受到的监管
9
6
1①
如2016年11月17日，天龙集团发布高送转公告；接着，关于该公司高送转概念的媒体报道快速攀升（半个月内，百度新
闻搜索约838条），
公司股价连续两天涨停。此后不到一个月，公司总经理冯毅及家属冯军、前任总经理程宇、董事冯华等高管在限售股解禁后累计减持2400余万股（套现近8个亿），约占公司总股本8.3%；本轮集中减持后，公司媒体报道急剧下降，
股价也明显下跌。而且此前，10月10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的消息，随后公司媒体报道由先前每月约20条上升到80条，公司股价也明显上升（上涨约15%）；尽管重组方案在11月8日宣布终止，
股价有所回调，但仍没有回调到重组公告前水平。显然，该公司高管减持期间，明显涉嫌选择性披露来配合其减持。而且，此类现象在国内股票市场中较为普遍。
更为严厉，因此所谓的信息层级假说并不成立（Dymke＆Walter，2008；Fidrmuc et al．，2006）。
本研究认为，以下三方面原因有助于激发或方便董事长和CEO在减持期间实施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一是作为公司最高长官，他们直接参与公司所有重大经营决策，具有各大事项的优先知情权和决策权；二是他们掌握着更为丰富的媒体关系资源（如媒体及记者因信息来源问题，自然尽可能会找机会接近董事长或CEO）；三是国内市场监管的不尽到位，为核心高管的媒体披露管理提供了便利或更大空间。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有董事长或CEO参与的减持交易，公司媒体披露的策略倾向更为明显，即媒体关注度更高，且报道倾向更为正面。
4．媒体披露管理的经济效应
高管减持期间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旨在利用媒体报道去刺激股价，然后高位减持。现有研究表明，因媒体报道对投资者注意力及情绪的重要作用，进而可在短期内拉动股价显著上行（Chan，2003；Vega，2006；Barber＆Odean，2008）。不但媒体关注度对股票交易量和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Barber＆Odean，2008；Fang＆Peress，2009；Da et al．，2011），而且报道语气对股票收益也有重要的影响（Tetlock，2007；Tetlock et al．，2008）。甚至，有时媒体对股价的影响可能远甚公司基本面（Huberman＆Ｒegev，2001；Lehavy＆Sloan，2008）。因此，在短期内，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有助于促进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于是，提出假设4：
假设4a：从短期来看，减持期间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对股票收益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4b：从短期来看，减持期间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对股票流动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因媒体披露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过度粉饰”行为，如采用提前（延迟）披露利好（空）消息、过多使用正面用语等方式以激发投资者的乐观预期；事后随着信息本质的显现和投资者理性回归，导致股价或收益发生反转（Solomom，2012）。Liu et al．（2014）、黄俊和陈信元（2013）也发现，公司IPO过后，媒体关注效应会出现反转。Ahern＆Sosyura（2014）则认为，积极式媒体管理会在短期内引发公司媒体报道增多、进而股价显著上升，事后则会导致股价反转；原因在于，前期公司股价的上涨并非公司基本面驱动的。
因此，减持当前和前期，在公司基本面难以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借助媒体炒作和渲染，在短期内拉动股价上涨，即股价波动幅度远高于公司基本面变化（或大量减持时股价仍下行有限）；而减持完成后，随着媒体报道水平回归正常及市场的理性回归，股价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换言之，这种与媒体披露管理相伴的财富转移行为，更大程度上侵犯了外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最终投资者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此行为进行惩罚性定价，导致股价反转。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5：假设5：从长期来看，减持期间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会导致股票价格反转。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间沪深A股公司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减持交易作为样本。考虑到大规模集中减持会导致股价短期内大幅下跌，容易引起中小投资者和监管层注意，因此高管们很可能选择分批错时减持，即拉长交易时间和增加减持次数，以削弱不利影响。为此，本文对减持样本做如下处理：（1）合并同一上市公司不同高管及家属在一个月内（即30天）的多次交易，并将其定义为一轮交易，把该月内第一位高管或家属的第一次交易日确定为此轮减持的起始日；同时，为更好地观察公司媒体披露策略，依次向前（后）推进30天，并定义为减持前（后）期。（2）选取每轮累计减持量占公司总股本5?以上的样本。最终，得到981轮减持样本，共2943个月度观测值。
071
媒体报道主要来源于：①纸质媒体：基于游家兴和吴静（2012）、才国伟等（2015）的思路，通过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利用公司名称或简称、股票代码和高管姓名等为关键词进行主题和全文检索分别获得减持期间（前期、当期和后期）的报道，共21752篇。②互联网媒体：近年来互联网媒体迅猛发展，开始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另一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利用百度新闻的高级搜索功能，采用上述同样的关键词检索方法得到减持期间的互联网报道，共1507498篇，与纸质媒体报道形成互补。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和锐思数据库。
2．实证模型设计
（1）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识别
为检验假设1，我们基于Ahern＆Sosyura（2014）的方法构建下述模型：
Media
i /P_slant
i
/N_slant
i
=γ
+γ
1
D
pre
+γ
2
D
cur
+γ
3
CVs+ε（1）
其中，Media i、P_slant i和N_slant i分别为减持期间i公司媒体关注度、正面和负面报道倾向。Dpre 和Dcur是关于减持时间区间的虚拟变量，其基准类为减持后期，即：Dpre=1时为减持前期，Dpre=0为减持其他时期；Dcur=1时为减持当期，Dcur=0时为其他减持时期。CVs为相关控制变量（下同）。
（2）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影响因素为检验假设2和3，本文基于Ahern＆Sosyura（2014）、Gurun （2016）的思路构建下述模型：
Media
i，k /P_slant
i，k
/N_slant
i，k
=γ
+γ
1
Ｒ_ratio
i
（/D
CEOi，k
）+γ
2
CVs+ε（2）
其中，Media i，k、P_slant i，k和N_slant i，k分别为第i轮交易在k期的媒体关注度和正负面报道倾向；k 为－1、0和1分别表示减持前一个月，减持当月和减持完成后一个月。Ｒ_ratio为公司高管及家属在第i轮减持股票的规模（检验假设2）；Dceo为虚拟变量，Dceo=1即仅有董事长或CEO参与的减持，反之Dceo=0（检验假设3）。
（3）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
为检验假设4和5，借鉴Solomon（2012）、Ahern＆Sosyura（2014）思路，构建模型：
Ｒe turn
i，k=0/Turn
i，k=0
=γ
+γ
1
Media
i，k
+γ
2
Ｒ_ratio
i
+γ
3
CVs+ε（3）
Ｒe turn
i，k≥6=γ
+γ
1
Media
i，k
/P_slant
i，k
+γ
2
Ｒ_ratio
i
+γ
3
CVs+ε（4）
式（3）和（4）分别用来检验短期和长期效应。式中Ｒeturn i，k=0为减持当月股票持有期收益，即每轮减持均价减去减持开始前第60天至第31天的股票日均收盘价（即基准价）再除以基准价；Ｒeturn
i，k≥6
则分别为减持完成后第6（9和12）个月收盘价均值减去减持交易均价再除以减持交易均价。Turn i，k=0为减持当月公司股票交易量。
3．其他主要变量说明
公司媒体报道主要包括媒体关注度和正负面报道倾向。媒体关注度即为减持各期的媒体报道量，而正负面报道倾向则参照李培功和沈艺峰（2010）、游家兴和吴静（2012）、才国伟等（2015）的做法，通过人工阅读法来辨别，并采用绝对值（正面或负面报道量）和相对值（正或负面报道量/同期总报道量）两种测度形式。另外，对样本采取1%的截尾处理方法，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主要控制变量包括：高管减持规模（Ｒ_ratio）为某轮交易中公司高管及家属减持股票数量之和与公司流通股之比、减持频率Ｒ_fre（某轮交易中高管及家属减持次数之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Person（某轮交易中参与减持的本公司高管人数）、当地媒体发展水平M_grow（公司所在省报纸总发行量与本省人口之比值，并取对数）、公司规模Size（公司上市年数）、公司成长性Growth（主营业务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ＲOA（净利润/总资产）、账面市值比B/M（账面资产/市值之比）、负债比率LEV（负债/资产总额）、机构持股比例Inst、分析师跟踪人数Analyst（同期公司证券分析师跟踪人数之对数值）、减持不同时期前一个月的股票收益Pre_Ｒ、市场行情Mkr（同期沪深综指月收益）、行业IND及年份Year等。
171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中Panel A和Panel B为媒体报道的描述统计结果。由表可见，减持前期、当期和后期公司平均媒体关注度（互联网关注度）分别约为7.09篇（119篇）、8.45篇（128篇）、6.66篇（105篇），呈倒“U”型变化；而正（负）面报道量倾向则均呈现出明显的单边下降（上升）趋势。此外，高管平均减持比例为22.29?，最大值为150?（方差20.51），这说明高管减持规模大，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公司高管减持规模也存在较大差异。高管减持频率均值约为5次，最高达61次。且常表现为多个高管或家属同时减持，即减持行为极有可能是一种“有预谋的集体行为”，相比单个高管行动，其存在人多势众效应，更易激发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动机。因篇幅原因，其他变量描述统计结果略。表1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Panel A：媒体关注度（篇）
变量Mean Median Std．Min Max
Media
－1
7.09414.580197
Media
8.45416.540202
Media
1
6.64314.860203
Baidu
－1
119.2786447.83013600
Baidu
128.9489489.76014800
Baidu
1
105.8567480.08014400
Panel B：媒体报道倾向（%）
变量Mean Median Std．Min Max
P_slant
－1
0.570.5710.3201
P_slant
0.400.4000.3001
P_slant
1
0.310.2860.2901
N_slant
－1
0.0800.1801
N_slant
0.180.0730.2501
N_slant
10.240.1080.3201
2．高管减持期间媒体披露管理行
为的识别
（1）T值检验
首先，从表1可发现，减持前后公
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确实有明显
变化，为进一步分析该变化在统计上
是否显著，我们采用了T检验法，结
果见表2。T检验显示，减持当期公司
媒体关注度比减持前一个月平均上升
1.36篇（1%显著水平），上升幅度近
19.2%；减持完成后公司媒体关注度
比当期平均下降1.81篇（1%显著水
平），下降了21.4%，其变化呈明显的
倒“U”型。此外，正面报道倾向，在减
持前期和当期均表现出较高水准，而
在减持后会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其
中正面报道倾向相比减持前期和当期
分别下降46%和22%（且均显著）。
相对应地，负面报道倾向尽管会在减持当期有所上升；但从总体看，负面报道倾向会随着减持的完成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这些差异在统计上也均很显著。
表2减持前后媒体报道水平的T检验分析
变量分组均值差异T值分组均值差异T值分组均值差异T值媒体关注度（0）－（－1） 1.36＊＊＊ 5.62（1）－（0）－1.81＊＊＊－8.510（－1）－（1）－0.45*－1.76正面报道
倾向
（0）－（－1）－0.17＊＊＊－15.13（1）－（0）－0.09＊＊＊－7.030（－1）－（1）0.26＊＊＊18.75负面报道
倾向
（0）－（－1）0.10＊＊＊10.94（1）－（0）0.07＊＊＊ 5.362（－1）－（1）－0.16＊＊＊－13.14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此可见，高管减持前期，公司就会开始有意加大媒体披露力度，提前造势以拉动股价缓慢上升，并在减持正式开始前达到较高价位。这样一来：一是可避免在减持当期因媒体披露管理意图过于明显（如股价异常上涨）而引起监管层注意；二是减持当期高管及其家属的抛售行为自然会对股271
价产生下行压力，因此减持开始后能保持股价基本稳定或有限下行就不错了，此时前期的股价拉升作用就不言而喻了。到了减持当期，媒体关注度上升至最高值；同时，随着减持的逐步完成，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也趋于减弱或停止，此时媒体关注度、正负面报道倾向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也可能会因前期的过度粉饰而导致后期负面报道反弹）。据此可初步推断，高管减持期间有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迹象，即假设1a和1b得到初步验证。
（2）基于虚拟变量的回归分析
表3公司媒体披露策略的回归检验
自变量
因变量
Media P_Slant N_Slant
Dpre 0.5675
（1.35）
0.2581＊＊＊
（17.66）
－0.1518＊＊＊
（－12.37）
Dcur 1.1931＊＊
（2.40）
0.0945＊＊＊
（6.00）
－0.0791＊＊＊
（－5.26）
Lev 4.8303＊＊＊
（3.52）
0.1210＊＊＊
（2.65）
－0.0820＊＊
（－2.14）
ＲOA －0.1539＊＊
（－2.17）
0.0029
（1.34）
－0.0053＊＊＊
（－2.9）
Analyst 0.0237*
（1.81）
－0.0004
（－1.18）
0.0000
（0.08）
Asset 0.2010＊＊＊
（10.27）
0.0007＊＊
（2.23）
－0.0009＊＊＊
（－3.61）
Inst
－0.8234
（－0.85）
－0.0016
（－0.06）
－0.0530＊＊
（－2.33）
B/M －0.1054＊＊＊
（－12.27）
－0.0007＊＊＊
（－
3.01）
0.0012＊＊＊
（5.89）〗
Growth 1.5557＊＊＊
（2.87）
0.0126
（0.86）
－0.0229＊＊
（－2.04）
Cons 14.7424＊＊＊
（3.07）
－0.2094＊＊
（－2.41）
0.1414＊＊
（2.52）
IND＆Year Yes Yes Yes Adj_Ｒ20.3430.1800.135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在此利用模型（1）对假设1a和假设1b做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3。表3显示，高管减持与否确实是影响公司媒体报道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不管是媒体关注度还是正面或负面报道倾向（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Dcur和Dpre 系数值均显著为正或负（1%显著水平）；而减持完成后，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均会出现明显反转。因此，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存在策略性媒体披露倾向，且会导致公司媒体报道发生显著变化，即假设1a和假设1b成立。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一方面，从与媒体关注度的回归来看，Dcur系数值比Dpre的要大且显著，即减持当期媒体关注度与后期的差异程度要大于前期与后期间的差异程度（系数值分别为1.1931和0.5675，前者1%显著水平，后者不显著）。而媒体关注度的上升有助于吸引投资者注意力，形成对股票的需求压力（Fang ＆Peress，2009；Da et al．，2010）。这意味着，减持当期，公司主要侧重于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来维持股价的稳定。
另一方面，从与正（负）面报道倾向的回归来看，Dpre和Dcur的系数值分别为0.2581和0.0945（－0.1518和－0.0791）且均显著，即减持前期与后期的正（负）面报道倾向的差异程
度要大于当期与后期，这说明减持前期媒体披露管理策略的重心在媒体报道倾向上。根据Tetlock （2007）和Garcia（2012）等有关报道倾向对投资者情绪影响的研究，这说明减持前期公司主要通过释放更多的正面消息和抑制负面报道来激发投资者的乐观预期，以拉升股价，为即将到来的减持做好准备。由此可见，减持的不同时期，公司媒体披露策略的侧重点不尽一样，这也可能是公司为逃避投资者和监管层注意，以降低行政处罚和诉讼风险的概率。
（3）基于反转效应的检验
考虑到篇幅原因，本节与下文中“媒体披露管理中长期经济效应”的实证检验内容合并讨论，详见表7。结果显示，减持期间的媒体关注度和正面报道倾向与公司股价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其中后者显著程度不如前者），即减持完成一段时间之后，公司股价出现明显反转。这说明，减持期间公司股价的上涨并不是来源于公司基本面的改善，更多是公司媒体披露管理的结果（Ahern＆Sosyura，2014）。因此，假设1a和1b得到验证。
371
3．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检验
（1）减持规模的影响
在这里，利用模型（2）对假设2进行检验，结果详见下表4。结果表明，减持规模对减持前期和当期媒体关注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值分别为0.0178和0.0461，而对减持完成后一个月的媒体关注度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减持规模越大，高管们越有动机在减持前期提高公司的媒体关注度；而减持一旦完成，其媒体披露管理动机自然消失。同理，从正面报道倾向的系数值来看，减持前期大于减持当期，说明前期主要策略是提升媒体的正面报道倾向；而从负面报道倾向来看，减持交易完成的中后期，公司的负面报道倾向会显著反弹。这也说明，减持前期公司可能存在有意抑制负面消息的倾向，进而导致后期负面消息显著反弹，即进一步支持了前期策略注重正面消息释放的推测。于是，假设2a和假设2b成立。
表4减持规模的影响
变量
Media P_Slant N_Slant0
Media
－1
Media
Media
1
P_slant
－1
P_slant
P_slant
1
N_slant
－1
N_slant N_slant1
Ｒ_ratio 0.0178*
（1.68）
0.0461＊＊＊
（3.03）
0.0189
（1.4）
0.0031＊＊＊
（6.33）
0.0008*
（1.65）
0.0002
（0.38）
0.0001
（0.1）
－0.0017＊＊＊
（－4.13）
－0.0029＊＊＊
（－5.27）
M_grow 0.5550＊＊
（2.00）
0.5969*
（1.84）
0.5484*
（1.88）
－0.0131
（－0.92）
－0.0124
（－0.97）
0.0031
（0.25）
0.0043
（0.53）
－0.0125
（－1.07）
－0.0186
（－1.34）
Analyst 0.0148
（1.12）
0.0119
（0.52）
0.0218
（0.88）
－0.0001
（－0.24）
－0.0011*
（－1.81）
－0.0001
（－0.16）
0.0002
（0.87）
－0.0002
（－0.56）
0.0004
（0.82）
Inst 0.0048
（0.44）
0.0022
（0.12）
0.0020
（0.11）
－0.0002
（－0.48）
0.0002
（0.31）
0.0002
（0.31）
0.0004
（1.57）
0.0011＊＊＊
（3.01）
－0.0001
（－0.26）
ＲOA －2.5710*
（－1.69）
0.3219
（0.12）
－2.6898
（－0.91）
0.0717
（1.02）
0.0268
（0.39）
0.0327
（0.45）
0.0815*
（1.74）
－0.0306
（－0.51）
0.1266
（1.53）
Growth 2.0268＊＊＊
（3.47）
2.1788*
（1.83）
1.6848
（1.33）
－0.0068
（－0.25）
0.0373
（1.42）
0.0561*
（1.95）
0.0130
（0.73）
0.0205
（0.99）
0.0633＊＊＊
（2.62）
Size 0.1329＊＊＊
（9.44）
0.1996＊＊＊
（5.74）
0.1748＊＊＊
（4.82）
0.0011*
（1.78）
0.0013＊＊
（2.1）
0.0006
（1.01）
0.0010＊＊＊
（2.85）
0.0009*
（1.89）
0.0013＊＊
（2.4）
B/M －0.0667＊＊＊
（－8.77）
－0.0929＊＊＊
（－6.81）
－0.0803＊＊＊
（－6.35）
－0.0004
（－1.09）
－0.0007＊＊
（－2.01）
－0.0002
（－0.56）
－0.0007＊＊＊
（－2.8）
－0.0010＊＊＊
（－3.09）
－0.0011＊＊＊
（－2.88）
Age 0.0614
（0.64）
0.1088
（0.72）
0.1661
（0.98）
0.0018
（0.33）
0.0064
（1.4）
0.0030
（0.65）
0.0008
（0.28）
0.0045
（1.39）
－0.0013
（－0.27）
Cons 9.7060
（1.4）
11.5442＊＊＊
（3.53）
19.1407＊＊＊
（6.56）
－0.0327
（－0.26）
0.0430
（0.14）
－0.1787＊＊
（－2.06）
－0.1092
（－1.56）
0.0671
（0.85）
0.0301
（0.31）
IND＆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_Ｒ20.3440.3350.3130.1570.0990.0740.0580.1150.197（2）参与减持高管职位高低的影响
样本统计显示，本文样本中，有董事长或CEO参与减持的有492轮。我们利用模型（2）对假设3进行相应的检验，结果详见表5。结果表明，董事长或CEO参与交易与否，对减持当期或前期公司的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的变化并无显著影响。即使利用仅有董事长或CEO参与（95轮）的样本来进行同样的检验，结论仍然成立（因篇幅原因略）。可见本样本研究中，并不支持Jeng et al．（2003）、Ｒavina＆Sapienza（2007）等的信息层级假说，即假设3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与董事长和CEO作为公司核心高管受到的监管更为严厉（Fidrmuc et al．，2006；Dymke＆Walter，2008）有关，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471
表5高管职位高低的影响
变量Media－1Media0P_slant－1P_slant0
Dceo 0.1691
（0.49）
0.1170
（0.16）
1.3548
（0.59）
0..0418
（0.51）
Ｒ_ratio 0.0144*
（1.8）
0.0375＊＊
（2.44）
0.2931＊＊＊
（6.11）
0.0070＊＊＊
（3.05）
Person
－0.0325
（－0.43）
0.3991＊＊
（2.26）
－0.6564
（－1.36）
0.0393＊＊
（2.16）
CVs Yes Yes Yes Yes
Cons 10.0336＊＊
（1.98）
9.8679＊＊＊
（2.99）
－1.5511
（－0.12）
－0.8906＊＊
（－2.47）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Adj_Ｒ20.3080.3390.1580.084
另外，从表5还可发现，参与减持高管的人数（Person）对减持当期的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样本统计也显示，两个或两个以上高管参与的减持有584轮，参与人数最多的达12位高管。可见，当有多位高管参与减持时，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更明显。原因在于：一是参与减持的高管越多，可动用的媒体披露管理所需资源也越多，自然越有助于媒体披露水平的提升。二是除了经济成本之外，媒体披露管理行为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诉讼和声誉损失等风险；参与的人多了，不仅各种成本和风险可多人分担，而且还可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进而提高了高管操控媒体披露的概率。
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Zavyalova et al．（2012）所说的“人多势众”效应，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合谋的结果。
4．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
数据统计显示，减持过程中，公司股价有明显的先升后降的特点（因篇幅限制，图略），而这可能与减持期间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有关。为此，我们基于模型（3）和（4）分别对其短期和中长期效应（假设4和假设5）做了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详见表6和表7。
（1）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短期效应
表6显示，减持前期和当期，媒体报道量和正面报道倾向对减持收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4a得到支持。其中，减持当期（前期）的媒体关注度每提升1%，能给参与高管带来约18个（13个）基点的收益；而从报道倾向来看，约为7个（5个）基点的收益。根据本样本中平均减持规模（约9400万元）来计算，媒体关注度上升能给高管们带来约16.9万元（前期约14万元）的边际表6媒体披露管理的短期效应
变量Ｒeturn Turn
Media
－10.0013*
（1.82）
0.0090＊＊
（2.45）
Media
00.0018＊＊
（2.25）
0.0119＊＊＊
（3.51）
P_media
－10.0005＊＊＊
（2.72）
0.2037＊＊
（2.35）
P_media
00.0007＊＊＊
（3.39）
0.2333＊＊
（2.43）
CV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033139
（0.48）
0.1337＊＊
（2.55）
0.1313*
（1.92）
0.1192*
（1.84）
18.0979＊＊＊
（60.81）
18.0687＊＊＊
（62.62）
18.0917＊＊＊
（58.75）
18.0981＊＊＊
（60.01）
Adj-Ｒ20.0580.1320.1350.1370.3520.3620.3490．357
571
收益，正面报道倾向的边际收益约6.6万元（前期约4.7万元）。这与Edmans et al．（2015）关于美国内幕交易中，因策略性媒体披露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约14504美元）相比，国内这一数值更为可观（根据同期人民币汇率换算）。这也可能是近些年国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现象较为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侧证了当前国内股市的有效性及市场监管等仍明显弱于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
此外，减持前期和当期的媒体关注度和正面报道倾向对公司股票交易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不管是当期还是前期，正面报道倾向对交易量的影响程度都要更大一些。因此，假设4b成立。这说明媒体披露管理有助于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进而促进交易行为的发生。而交易量是股价调整的重要基础（权小锋、吴世农，2010），交易量上升可转移投资者对减持事件本身的关注，降低减持行为对股价的冲击，有助于高管更顺利地实现财富的转移。
（2）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中长期效应
表7是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中长期效应的检验结果。表7中Panel A显示，减持前期和当期的媒体关注度与6个月后的收益显著负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这一系数值及其显著性水平均逐渐上升，即收益或价格反转程度越来越大。Panel B则表明，减持当期的正面报道对中长期收益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前期虽不尽显著，不过仍然为负。总体来看，减持期间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确实会给股票的中长期表现带来明显的负面效应。这说明，减持期间公司股价的上涨并不是因为公司基本面的改善，而是来源于媒体炒作及渲染后所催生的价格泡沫，即充分反映了管理层自利的本性；而减持后，随着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结束和投资者渐归理性，股价最终会回归价值。因此，这里不仅验证了假设5的成立，还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减持期间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存在，即进一步对假设1形成支持。
表7媒体披露管理的中长期效应
变量
Ｒeturn
t
6个月9个月12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
Panel A媒体关注度的中长期效应
Media
－1－0.0027＊＊
（－2.03）
－0.0049＊＊＊
（－2.68）
－0.0057＊＊＊
（－2.70）
Media
0－0.0022＊＊
（－2.02）
－0.0023*
（－1.66）
－0.0032*
（－1.87）
CV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2768
（－1.44）
－0.3295
（－1.49）
－0.0603
（－0.23）
－0.2878
（－1.52）
－0.3735*
（－1.75）
－0.1131
（－0.45）
Adj_Ｒ20.3780.2690.2880.3780.2660.285 Panel B正面报道倾向的中长期效应
P_Slant
－1
－0.0005
（－1.07）
－0.0003
（－0.41）
－0.0001
（－0.16）
P_Slant
0－0.0010*
（－1.76）
－0.0018＊＊
（－2.59）
－0.0002
（－0.87）
CV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2768
（－1.44）
－0.3295
（－1.49）
－0.0603
（－0.23）
－0.2878
（－1.52）
－0.3735*
（－1.75）
－0.1131
（－0.45）
Adj_Ｒ20.3240.2650.2750.3140.2720.272 671
5．间接性媒体披露管理策略
在样本整理及分析过程中还发现，有部分样本公司在高管及家属减持期间，媒体报道量较少，但减持规模并不少。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面的发现背道而驰。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实不然。首先，此类公司高管在减持期间，尽管媒体报道偏少，但其股价却显著上升；其次，此类公司高管往往会在其他公司高管减持开始以后或基本完成后才开始减持。究其原因，这很可能是由投资者的“分类偏好”所致，即投资者习惯于根据行业、地域和规模等标准对股票进行分类管理（Barberis et al．，2005）；再加上媒体报道中可能涉及公司所在行业的相关信息，进而使得减持期间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对其他同行股价产生影响，即存在Ahern ＆Sosyura （2014）所说的媒体报道效应外溢现象。此外，因媒体披露管理会产生相应的成本和风险不及其收益（或因自身没有实施该策略的资源和能力等），而选择利用同行媒体披露管理对本公司股价所产生的有利影响，进行搭便车减持，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
为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重新梳理，即以证监会行业代码为标准（如A01等）对减持样本进行分类，把第一个同行公司高管开始减持日作为起始日，并把接下来29天（即一个月）中所有同行高管减持交易归为一组；同时剔除该月中只一家公司高管减持的样本，最终得到184组搭便车减持样本，共涉及375家公司的2981笔交易。然后，按照新的事件窗口，对公司媒体报道重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把新样本中各组公司在减持当月的媒体报道量加总再除以本组公司数量，得到每组媒体关注度平均值。最后，把每组中低于该均值1/2的定义为搭便车公司，结果共有175家公司。
统计结果显示（因篇幅限制，图略），媒体报道较多的公司（即主动实施媒体披露策略的公司），其高管及家属的减持时机也比较靠前；而搭便车减持的高管及家属，其减持时机往往在那些报道较多的公司高管之后。而且，“搭便车”高管所在的公司，尽管其媒体报道较少，但公司股价同样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即证明了媒体披露策略外部性的存在。为进一步检验媒体披露管理的外部性，我们构建了下述模型进行相应检验：
Ｒe turn j ，l =γ0+γ1Av _media j ，l +γ2S _media j ，l +γ3CVs +ε
（5）表8媒体披露策略外部性检验变量Ｒeturn
Av_media 0.0730*（1.90）
0.0985＊
＊
（2.09）S_media －0.6417（－0.83）
其他
略略
其中，Ｒeturn j ，l 为第j 个
“搭便车”减持的公司在l 轮的减持收益；Av_media j ，l 为第l 轮减持中，
同行公司媒体关注度（即本轮所有公司媒体关注度之和减去搭便车公司j 的媒体关注度），以测量同行媒体披露策略对公司j 的影响；S_media j ，l 为搭便车公司j 在第l 轮减持当月的媒体关注度；CV 为控制变量。表8结果显示，Av_media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因篇幅原因，仅列示主要解释变
量结果），即同行公司报道量越多（即媒体披露策略越
明显），
搭便车减持的公司高管可获得的收益越高。换言之，那些有减持意图但媒体披露管理倾向不明显的高管及家属，可在媒体造势方面少做贡献甚至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也能“坐享其成
”其他同行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成果，进而催生了同伴效应的产生。
6．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如下检验：①（1）上文分析所用报道均来源于纸质媒体，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本文还利用“百度新闻检索引擎”手工搜集整理得到的上市公司新闻报道量替换前述的纸质媒体关注度，以使二者形成有效互
7
71①
因篇幅原因，
留存备索。
补。然后，重复前述所有回归检验，实证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同时，利用正负面媒体报道量、（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总报道分别作为报道倾向的测量指标，结果也仍稳健。（2）将持有期收益的基准进行调整，即将基准价更换为事件起始日前第90天至第61天的股票日均收盘价；或者用减持前后的月累积收益（CAＲ）来检验媒体披露管理的短期及中长期效应，结论也仍然成立。（3）由于公司股价或收益异常波动可能会引发媒体关注的上升，为缓解媒体报道的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根据Cahan et al．（2015）和熊艳等（2014）的做法，采用了2SLS模型进行分析。即在第一阶段引入影响公司媒体关注及正面报道倾向的重要因素，如广告费用、高管减持市值、公司前一期的股票收益等。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则采用第一阶段中得到的媒体关注或正面报道倾向的估计值，再代入上文模型（3）和（4），结果仍然稳健。（4）用减持市值（即每轮交易中各高管减持市值之和，取对数）代替减持比例作为减持规模，代入模型（2）—（4），研究结果仍然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股市媒体效应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以公司高管及家属减持为背景，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数据，系统研究了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及家属减持期间，公司有利用媒体炒作来拉升股价以配合高管实现财富转移的现象。主要结论是：（1）高管减持期间不仅存在主动管理媒体披露的行为，而且在减持的不同时期，其媒体披露策略也不一样，即前期侧重释放更多正面消息和抑制负面消息以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当期则侧重于提升公司的媒体曝光率来吸引投资者注意力。（2）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人数对媒体披露管理行为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董事长或CEO是否参与减持，对其影响并不显著。（3）在短期内，媒体披露管理有助于拉升股价，并能带来正的收益；但中长期则会导致股价显著反转。（4）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产生的外部效应，会引发同行高管“搭便车”减持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见，媒体披露已成为管理者自利的工具。
本文研究结论对公司、投资者和监管层均有重要启示。首先，对上市公司来说，媒体披露管理行为诚然能给某些利益相关者带来一些好处，如短期内股价及交易量的上升、良好的市场形象等；但长期来看，过度的媒体披露管理可能招致众多负面影响，破坏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导致股价严重反转，反而不利于公司声誉。其次，媒体披露很可能成为公司管理层利益输送的工具，这对基于股价波动而采取相应交易行为的外部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来说，因信息劣势可能并不知道这可能是管理者策略性媒体披露所致，从而导致财富受损。因此，投资者应谨慎对待重大事件期间公司的媒体宣传或炒作行为，不可盲目跟风。最后，对监管层来说，在鼓励公司利用媒体披露来降低公司信息不对称和促进市场效率提升的同时，要注意信息披露可能成为公司操控股价和实施财富转移的“助推器”。因此，监管部门须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稽查及处罚力度，规范公司治理及投资者关系管理行为，为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同时，也应加强对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教育，倡导理性和价值投资理念，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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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Media Disclosure and Wealth Transfer：
Evidence from Managers'Stock Selling
Yi Zhigao a，b，Pan Zicheng a，Mao Ning b，and Li Xindan b
（a：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b：Nanjing University）
Summary：Increasing numbers of managers in China are converting their stocks into cash．The statistics show the market value of stock that executives sold are about96billion and113billionＲMB in2016and2015，increased respectively by 1.34times and1.86times compared to2014．Obviously，the size and growth speed of executives holdings-selling are very amazing．As senior managers are the actual controllers of companies，the large-scale selling of stock is usually viewed as a bad sign for a company，and its stock price is likely to fall sharply．Furthermore，managers are also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insider status to boost the stock price during stock selling periods，which is harmful for individual investors'interests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develop healthily for Chinese stock market．
Using samples of managers'stock selling from2006to2014in China's A-share market and news coverage from newspapers and the internet，we research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deliberate media disclosure and its market effects．To identify management behavior regarding media disclosure strategies，we adopt the following three methods．First，we use statistical descriptive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media attention and coverage tone change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tock selling periods．Second，we use a dummy variable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managers'stock selling on media coverage（including media attention and coverage tone）．Finally，we identify whether managers actively manage media coverage during stock selling periods by testing whether the stock price reverses after they finish their stock selling．We find that managers actively manage media coverage during their stock selling periods．First，a firm's level of media attention will rise in the early stage of stock selling，will peak during stock selling，and will drop significantly or recover to a normal level afterward．Second，the media disclosure focus va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managers focus on obtaining media attention in the early stage but on obtaining a more favorable tone when they begin to sell．Third，the number of stocks being sold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 disclosure strategy，but managers'positions have insignificant effects．Fourth，managers can acquire more wealth by managing their disclosure strategies to boost the stock price in the short term and cause the stock price to reverse in the long term．Finally，the external effects of managing media disclosure will induce other peer managers to sell their shares．In short，media disclosure has become a vehicle for seeking self-interest．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insider trading and investor decision．The contributions of our study are as follows．（1）Compare to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anagement while major shareholders selling their holdings（Wu＆Wu，2010），we focus 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anagement by senior managers during their stock selling periods，specifically their active media disclosure management behavior in periods of stock sell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ng-driven information．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f insider trading and information superiority．（2）Prior literatures on media disclosure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ant events that involved in overall interests for company，such as merger and acquisition（Ahern＆Sosyura，2014），scandals（Zavyalova et al．，2012；Gu，2016）and equity financing（Cai et al．，2014；Wang et al．，2015；Wang＆Li，2016）．Few research study this 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situation that concerning managers'private interests directly．We explore senior managers'use of media disclosure strategies to seek their self-interests when they sell their holdings，and further enrich the literature about media disclosure management of company．（3）We find that the externality effect of media disclosure management induces other peer managers to free-ride and sell their stock．This finding may be explains the causation of“peer effects”in corporate decisions（Leary＆Ｒoberts，2014）．
Key Words：Managers'Stock Selling；Strategic Media Disclosure；Media Coverage；Stock Price；Free-riding
JEL Classification：G12，G14，G34
（责任编辑：郑健）（校对：曹帅）081
关联性规则——外国证据规则系列之二 证据规则渊源于英国普通法，十七、十八世纪后，以两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其途径之一是，伴随着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英国开始在其殖民地强制推行包括证据法在内的英国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继受普通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现在，在英美法系国家里，基本上沿袭了普通法上的证据规则，一些国家甚至根据本国的需要对证据规则进行较大的发展，如美国通过宪法判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二是，基于完善本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主动吸收、借鉴英国法的一些合理做法，也开始确立了一定数量的证据规则。经过数世纪的发展，证据规则已经超出了某一个特定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些为多数国家所共认的证据规则。 在我国证据规则体系的建设中，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般作法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因为“这些规则的基本内容不仅反映对抗制诉讼的要求，也体现了发现客观真实的一般规律”。结合我国建立、健全证据规则的立法需求，本文以下将对西方国家普遍认同的一些主要证据规则予以介绍。由于英美法系国家规范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历史悠久、形式完备，在具体论述时，将主要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主，同时兼及大陆法系国家。 相关性规则，又称关联性规则，是英美法系的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美国学者格雷厄姆。C.雷丽认为，“证据的相关性，是融汇于证据规则中带有根本性和一贯性的原则。……由于相关性这一涵义适用于所有所举出的证据，因此，也渗透于庭审的全部过程。所有具备可采性的证据必须先与要证事实具有相关性，至少当对方举证就证据的相关性质疑时，必须首先证实其具有相关性。”相关性规则的基础性地位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相关性规则涉及的是特定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该证据的存在形式。因此，相关性规则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证据资料，在适用范围上具有广泛性。第二，相关性是具有证据资格的基础条件。尽管具有相关性的证据并不必然具有证据资格（或曰可采性），但是，没有相关性的证据却必然不具证据资格。 理解相关性规则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何谓“相关性”。在英美法国家，由于相关性问题属于法官负责的事项，判例很少关心相关性的语义界定。事实上，学者一般是在日常语义上使用该术语的。在判例中，相关性被理解为“被提出的证据对于被证明的事实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Logically Probative）’，或者说，就此目的而言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Logically relevant）”。“有关
1．无论是（A），在诉讼证据上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凭法官的良心、理性判断而采用证据。 A．职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 B．控诉式诉讼与神示证据制度 C．纠问式诉讼还是法定证据制度 D．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 2．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学具有（C）的特点。 A．注重司法推定 B．注重制定法典 C．注重实用性 D．注重自由心证 3．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B)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4．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 B ),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A．肯定 B．否定 C．继承 D．修正 5．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 C ）。 A．德国 B．英国 C．法国 D．美国 6．证据法学是( D )。 A．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B．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C．行政诉讼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D．法学学科体系中一个分支学科 7．法律事先对证据的形式、范围和证明力作明确规定，法官只依照法律规定作出机械判断的证据制度是( B )。 A．神示证据制度 B．法定证据制度 C．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D．实事求是证据制度 8．在神示证据制度下，所采用的证明方式有（ABCD）。 A．神誓 B.水审 C.火审 D.决斗 9．证据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证据的(ABC) B．客观真实性 B.合法性 C.关联性 D.合理性 10．一般来说证据规则包括(ABCD)。 A.采用证据规则 B.排除证据规则 C.举证规则 D质证规则 11．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A )。 A．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具有证据力 B．不是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具有证据力 C．证据力是证据所必须具有的内容和实质要件 D．证据力就是可靠性 12．关于证据学的研究对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C )。 A．诉讼制度决定于证据制度 B．证据制度与经济制度没有联系 C．人类的文化传统背景是证据学的研究对象 D．证据制度对于诉讼制度而言是被动和消极的 13．证据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证据的是( ABC )。 A．客观真实性 B.合法性 C.关联性 D.合理性 14．诉讼制度与证据制度的关系有( AB )。 A.诉讼制度决定证据制度 B.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证据制度 C.证据制度决定诉讼制度 D.有什么样的证据制度就有有什么样的诉讼制度 15．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是（ A ）。
【地方司法规范】浙江省检察院《公诉环节现场勘查材料审 查运用工作指引》 浙江《公诉环节现场勘查材料审查运用工作指引》全文2017-08-04 国家公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公诉环节现场勘查材料审查运用工作指引》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引导公诉人全面、准确地审查、判断、运用现场勘查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结合办案实践，特制定本指引。 一、现场勘查材料审查运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条本指引所指的现场，是指与犯罪活动关联的场所，不仅包括案发现场，也包括犯罪预备及作案后活动等关联现场。就案发现场而言，包括中心以及周围现场。 现场勘查，是指侦查机关对与犯罪活动有关的场所以及场所内的物品、人身、尸体、痕迹进行的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完整的现场勘查包括现场保护、现场访问、实地勘查、现场处理、现场记录、现场分析等活动。 现场勘查材料，是指勘查人员对犯罪现场勘查后形成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现场录音录像、现场证据提取记录等反映现场勘查过程的记录类材料。 第二条现场勘查材料作为刑事诉讼法定证据之一，应充分解读其诉讼价值。
（一）固定现场初始状态。通过勘查及时记录犯罪现场初始信息，防止时过境迁造成的现场改变带来的信息缺失。（二）展示现场细节信息。勘查材料记录现场痕迹、物证等证据的具体位置、形态、数量、分布等细节信息，为分析案情、查清事实提供细节支持。 （三）揭示痕迹、物证等证据的来源。勘查材料记录对现场痕迹、物证等证据的提取情况，是证明现场证据来源、进行技术鉴定的原始依据。 （四）证明勘查活动的合法性。勘查材料记录侦查人员现场勘查的时间、地点、现场保护、现场访问、现场提取证据等情况，为判断勘查活动是否规范合法提供依据。 （五）提供现场重建的依据。通过现场勘查材料反映的原始状态和细节信息，运用逻辑经验分析方法，推演、重构犯罪过程。 （六）检验其他证据的真伪。通过运用现场勘查材料予以犯罪现场重建，有效甄别、检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 第三条现场勘查材料的审查运用，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合法性审查原则。要注重审查侦查机关现场勘查是否规范、合法，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补正瑕疵证据。 （二）客观性证据优先运用原则。对审查确认的现场勘查获取的客观性证据应在定案中优先采用。
民事诉讼案件中诉讼证据的关联性.doc 民事诉讼案件中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用以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属于证据。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证据对案件的正确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正如英国学者朱克曼教授所指出的，公正的判决是将正确的法律适用于真实的事实。诉讼证据是法院查明和认定案情的根据;只有准确查明案情，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否能够实现，主要依赖于其举证是否充分。不论是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答辩或提出反诉，还是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都必须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一般负有举证责任，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核实证据。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必须经过法庭辩论，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1999年，红叶公司向该市某建设银行支行借款200万元用于设备更新，借款期限为1年。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该建设银行支行提起诉讼，要求红叶公司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要求红叶公司支付相应的罚息。在诉讼中，该建设银行支行提供了借款合同书等证据，红叶公司亦承认借款200万元未偿还的事实。但是，红叶公司反对支付相应的罚息，其理由是之所以未能按时偿还借款，是因为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货款未能及时偿还，导致本公司暂时丧失偿还银行借款的能力。同时，红叶公司多次向银行说明了上述情况。为此，红叶公司向银行提供了证明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以及该公司向该建设银行支行所发的说明情况的传真的复印件。但是，法院最终未采纳这些证据，仍然判令红叶公司在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同时，要支付相应的罚息。 本案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就是红叶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的罚息，而这又涉及到红叶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根据有关实体法的规定，红叶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自然应当支付逾期偿还期间的罚息，这样对建设银行支行来说才公平合理。红叶公司若要达到不支付罚息的目的，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法律上的理由，比如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曾经特别约定，当红叶公司因暂时丧失清偿能力而不能按时清偿借款时，建设银行支行可以免收罚息，或者红叶公司逾期未能偿还借款，是由于建设银行支行的过错导致的等等。 从表面上来看，红叶公司所提供的其他公司拖欠其货款的书面材料，似乎也证明了红叶公司没有能够按时清偿建设银行支行借款的原因。但是，在本案中，这只能被看作是事实上的说明，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该证据证明的事实至多只能达到引起原告同情心的作用，不能对本案的最终判决产生任何的影响。因为本案的诉讼标的是红叶公司和建设银行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而红叶公司所提供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的事实是红叶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
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是什么 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对于证据的收集，要根据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原则。下面就为你详细介绍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相关法律知识内容。 证据的合法性在各国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界定。大陆法系国家将证据的合法性称为证据能力，即一定的证据材料能否成为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据的资格，这种资格是法律所赋予的，所以证据能是证据的法律属性。 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合法性表现为：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的来源，合法的形式，由合法的主体通过合法的途径方法收集，并经依法查证、核实与判断。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2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第6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可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些都是关于证据合法性要件的规定。民事诉讼中，对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要求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通过两个司法解释体现出来，具体落实在录音资料这一证据种类上。 行政诉讼中，关于证据的合法性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规定相同。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6月4日通过，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中的第58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合法性的审查内容：“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中举动合法性： 一证据是否合法定形式; 二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关于非法证据可采性，世界各国的做法也不一致。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立法规定禁止采信非法证据;另一方面规定，在有必要采信时，必须经过合法的转化，把非法证据转化合法证据之后，方可采信。同时，对非法收集证据的侦察人员，还要根据违法程度依法处理。 综上所述，诉讼证据的特征是由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三个进步因素构成的。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证据的内容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审查、检验和鉴定来确定。合法性是证据客观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法律保证。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正确说明了证据的基本要素，表明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只有这样来理解证据的概念，才能明确什么样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那些人有权收集证据、审查和运用证据，应当怎样去收集和审查证据。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指司法机关发现和取得证据的活动。它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第一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责任收集证据，查明案情;
第一章证据法在何处 一、概念：1、狭义的证据法是当事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时，解决一定的认定行为准则和事实认定标准问题及诉讼风险分担的法律。2、广义的证据法是有关证据收集、制作、保全、提交以及运用的法规的总和。 二、调整对象：证据和证明问题 三、渊源：1、法律层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一般法律；2、法律解释：包括综合性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和单行司法解释；3、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有关适用证据的规范性文件；4、国际条约；5、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证据法模式：1、英美法系的证据法模式以英、美两国为代表，即以成文证据法为主；2、大陆法系的证据法以法、德、俄、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高度的成文法典化是其共同特点。 五、证据法选择适用：一结合具体案情，确定需要解决的证据法问题，以此为联合点；二是结合现有证据法体系，确定可使用的法律条款，必要时正确化解法律条款间的冲突 第二章什么是证据 一、证据概念：是证明事实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 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 二、证据的真实性：1、证据的真实性也叫做证据的客观性或者确定性。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 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2、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人们对证据和案件事实的认识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真理”。 三、证据资格：是指证据能够被法庭采纳的资格。1、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 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2、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属于证据的自然属性。3、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和表现形式都必须合乎法律的规定（主体合法、合法的形式、收集程序合法）。 第三~四章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一、证据的法定形式：1、证据的法定形式，是立法者根据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所作的法律划分，可以简称为“证据在法律上的划分”，也叫“证据的种类”；法定形式：1、刑诉法42条规定有七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2、民诉法63条第一款规定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 3、行诉法31条规定：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二、证据的学理形式：指在理论上将刑事证据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类别，也叫“证据的分类”。二者区别，前者是一种立法规定，后者是一种学理分类。1、根据表现形式不同：言词证据与实务证据；2、按证据是否来源于案件事实：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3、根据证据与案件只要事实的关联性：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4、以证据的证明作用划分：控诉着呢根据与辩护证据。 第五、六、七章司法证明 一、司法证明概念：是指诉讼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则，通过举证和质证来反驳不利于自己的诉讼主张，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的法律行为。 二、司法证明的特点：1、规范性；2、对抗性，这是司法证明在程序方面的重要特征。3、时效性，也是程序方面的重要特征。 三、证明对象的概念与特征：1、概念：证明对象是指由实体法律规范所确定的，对诉辩请求产生法律意义的，应当由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2、特征：与审理案件有关联的事实；必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证明对象的确定与尸体法律规范中的要件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三大诉讼法证明对象：（一）刑诉法：1、被指控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事实；2、与犯罪行为轻重有关的各种量刑情节的事实；3、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可罚性的事实；4、排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事实；5、刑事诉讼程序事实；6、办理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二）民诉法：一般性归类：按照部门法的规定对证明对象进行一般性的归类，调整范围和方法的共同性，同一部门法调整的所有案件的证明对象都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围绕特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与客体。（三）行诉法：1、与被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事实；
第三讲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采性学时：2学时 一、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证据的相关性基础理论，掌握相关性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原因，理解品格证据排除的规则的适用。掌握证据的可采性，理解证据可采性和证明力的关系。 二、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证据相关性的概念及相关规则；教学难点是品格证据规则。 三、教学方法：讲授式 四、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1、证据可以被采信的最低要求有哪些？ 2、如何理解“相关性是作为大浪淘沙，犹如磐石岿然而始终不动的证据属性” 3、为什么要有相关性限制 4、品格证据有相关性吗？有哪些规则？ 5、什么是证据的可采性？什么是证明力？其关系怎样？ 五、参考资料 1、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高忠智：美国证据法新解-相关性证据及其排除规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黄士元、吴丹红：品格证据规则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8)。 一、证据的属性之争 （一）传统的证据属性说 1、传统三性说――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2、传统二性说――客观性、关联性 3、新二性说――关联性、合法性 （二）证据属性新说 1、证明力与证据能力 2、采用标准说 3、证据要求说 4、证据可采性说 二、证据采纳标准――相关性、可采性 批判性思维：自由心证VS采纳标准 思考：大陆法系国家证据采纳标准有吗？ 源于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制度“法定证据制度”的极度反感，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以自由心证为核心的证据制度，法官既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决定证据的取舍，也可以仅凭良心、经验和理性来评判各个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往往缺乏独立而又详尽的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统一法典，以免对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不适当的限制。 当然，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没有“相关性”的概念，并不先于其否认证据应当具有相关性这一属性。也许在立法者的眼中，相关性是任何证据理所当然应当具有的属性，那些与证明对象无关的事实则根本上不能称这为证据。这是日常生活中不言自明的事。 此外，大陆法系的诉讼制度也妨碍了证据采纳标准的发展，一方面大陆法系国家不实行
刑事诉讼中物证真实性的分析 要确保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固定、保存的物证经得起法院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保障物证的真实性是关键所在。在收集、固定、移送和保管的任一环节,都可能使物证失去真实性。其既可能表现为物证来源失真,物证收集程序不规范,物证保管程序不完善,又可能表现为法庭难以审查物证的真实性。刑事诉讼中,应当树立证据裁判的观念,提高收集物证的水平,加强保管物证的能力,完善物证真实性的证明程序,以此来建立物证真实性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 物证的真实性;物证的同一;物证的来源;物证的收集;物证的保管 物证的真实性是指物证客观地来源于案件,在没有受到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的改变或破坏的情况下,保证法庭上出示的物证与侦查人员收集到的物证具有同一性,以还原物证本来面目,反挥其准确反映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属性。物证的真实性对保障物证的证据能力、证明力、关联性以及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物证虽然具有客观性、特定性,但是只能间接地证明案件,所以物证很容易失去真实性。如果物证本身来源不明、收集程序不规范、保管程序不完善,那么很难保证物证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容易造成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的错误,甚至酿成冤假错案。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保障物证真实性的机制,但是相关的立法规定仍然粗疏,司法解释仍然不足;理论界一般重视对证据能力、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问题的研究,对如何规制与保障物证真实性的关注明显不够。因此,如何保障物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如何保障所收集、保管的物证与法庭上出示的物证具有同一性?如何保障物证不是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应当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保障物证的真实性为角度,对物证真实性的要求、物证真实性的保障机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保障物证真实性的路径等问题逐一分析,以期对完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物证真实性的概念及要求 物证的收集一般来源于搜查、扣押、勘验、检查等侦查行为。所谓的物证“是指以外部特征、存在形式或物质属性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和痕迹”。物证一般包括犯罪工具、犯罪对象、犯罪过程中留下的物品或痕迹以及犯罪行为产生的物品,通过这些物品或痕迹的形状、大小、颜色、所处的位置、状态、物理或化学性质、质量、功能等属性证明案件事实。所谓的证据真实性,美
工作心得：对客观性证据及其审查模式的理解和运用 审查起诉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对与定罪量刑的证据进行审查，是公诉案件承办人对证据的分析、法律的适用、事实的认定，并外化于案件审查报告的制作。传统的证据审查模式以被告人供述为核心组织案件证据体系，倚重言词证据，忽视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成为案件质量隐患。XX检察系统去年8月率先提出，在死刑案件中试点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将证据审查模式从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转变到以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较强的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模式，从理念和工作方式方法上改变。理解和把握好客观性证据及其审查模式，对于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和公诉案件审查方式，逐步提高审查起诉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一、客观性证据 （一）客观性证据的内涵 客观性证据是指物证、书证等证明内容客观性较强，不易受人的主观认识影响，具有较为稳定的表现形式和判断标准的证据材料或事实。主要有物证、书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以及生活常识和经验法则。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的主观性和反复性相比，能够客观、稳定地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具有极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更具说服力、证明力。 （二）客观性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性 1.客观性证据与证据的客观性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客观是证据三性中最重要的属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比如证人证言的内容必须真实且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的客观性手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表明证据事实的客观自然的领域。（2）证据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即证据反应的内容必须符合客观真象，必须是确有其事的，应当注意的是客观不是指证据内容的载体。比如证人肯定是客观存在的，而证言却说是一种意思的表达，如果这种意思的表达是真实的、符合客观发生过的实际情况，证言就是客观的；反之，如果证言内容与其他在案证据均有矛盾，不能够反应真实情况，则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3）证据的客观性表明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可靠性。证据是已知的事实，案件事实是未知的事实，需要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通过对证据的采信得知已知事实，推断未知事实。只有已知事实正确，才有可能推断出真实的未知事实，因此对证据必须具有可靠性即客观性，这样利用证据来认识和确定案件事实才最可靠、最有说服力。 2.与客观性证据相对的概念 在客观性证据之外，是否还应有与其相对应的主观性证据？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研究的学者在60年代就已提出“证据是主观、客观矛盾的统一体”的观点，究竟是否为统一体至今未能达成共识。1981年吴家麟再次提出了证据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观点，认为证据本身就体现了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审判人员进行审判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证明的过程，具有逻辑判断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属性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性之外还具有主观性，并将证据的主观性理解为“证据因为经过法官的判断取舍不可避
浅谈判决书中事实、证据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判决书是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后出具的一种司法文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判决书作用是，1、写明案子的案由；诉讼请求；和理由。2、判决书认定了事实、理由和适用法律依据。3、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的负担。4、上诉期间和上诉法院。5、判决书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盖人民法院公章。判决书完成并下发给当事人，才表明案子审理结，是案子的收尾工程，判决书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败诉方不执行判决，可以作为法院执行庭执行的必要的依据。 法治的目的就是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平和正义，使社会处于有序状态。当原有的权利与义务发生变化, 新的争端和纠纷出现时，最终的裁决便是法律的调整，因为判决的意义既是对特定冲突做出法律上的解决，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既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 不少当事人在输了官司以后，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不认同。究其原因，除了当事人文化程度或法律知识方面的欠缺外，法院判决文书格式化语言过多、针对性不强也是重要因素。判决文书讲法、讲理不充分，一般的当事人很难读懂, 于是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上诉、申诉、缠诉。法律是神圣的、严肃的, 判决一旦生效，即具有了强制执行力，这就是法律的权威。但是, 权威不是简单地靠强制手段建立的，还要依靠法律自身的力量和充分的说理来维护。当事人之所以到法院打官司，相信法院是说理的地方。因此法院不仅要对案件做出判决，更要充分说明判决理由。这样, 当事人才能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接受判决，执行判决。充分说明判决理由，有利于提高法官素质，保证办案质量。 关于证据，目前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这么几种：(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的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上述证据是人民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客观、公正审理(复议)案件，做出正确判决和决定的重要依据。如果证据确凿、真实可信，那么印证的事实就是清楚的；反之证据不足，有明显缺陷，那么印证的事实就不清楚。可是在实际审理(复议)案件中，由于争讼的原告与被告或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为了赢得官司，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或者是无辜的，同时用以指控对方的行为是违法或者错误的，这就不能排除所提供的证据中有不真实，
电子邮件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认定 作者：邓颖 对于电子邮件的可采性，也就是它是否可以成为证据这一问题，目前世界各国即使是对证据要求非常严格的英美国家都顺应形势承认了电子数据，包括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以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据此可知，电子邮件是书面形式的一种，自然也可作为书面证据。但关于电子邮件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一、当事人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及其所证明的事实无异议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对电子邮件发送的时间和内容双方没有异议，由于当事人具有某种民事处分权，法院对该证据可以采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中，尽管公诉机关和被告人对提交电子邮件作为证据且对电子邮件所证明的事实不表示异议，但法院还应该结合其他证据考察该证据的证明力和有效性。 二、当事人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及其所证明的事实有异议 我们可以分以下几种当事人存在异议的情况来考察法院应该如何认定电子邮件的证据效力。 1.发送人和接受人分别或者都不承认发送或收到该诉讼电子邮件。 在确认电子邮件的收发件人时，首先应查清该电子信箱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如果是收费信箱，在ISP（即网络服务提供商）处均有收发件人的个人资料备案（真实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密码等），如果能够确认收发件人就是该信箱合法的用户，就可以认定该邮件已被合法地发送和送达，法院可据此作出判决。但是，由于ISP 提供的E－mail地址一般都很长，通常是一大堆域名和子域名，记忆和使用都很不方便。而免费电子邮箱则可以让用户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账号，并且它提供的域名相当精简。正因为如此，免费邮箱在电子信箱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果免费邮箱的申请人在填写申请表时能够输入真实的信息，那么同收费邮箱一样，纠纷事项是很容易查证的。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人都是随手填写，惟一需要注意的是在输入身份证号码的时候前四位是所在地区的区号，第七位开始是出生日期，除此之外的虚假信息一般多不会被拒绝。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查实真实的收发件人就会相对困难一些，因为收发件人只要拥有该信箱的地址、密码和一台连网的计算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发送和接收。还好，根据电子邮件的属性，可以查到相关的背景资料，如可以确定是由哪一个IP地址发送和接受的（IP地址是全球认可的计算机网络标识方法，由32个二进制数组成，具有惟一性）。这个IP地址，有可能是一个点，也有可能是一个中介——如网吧、计算机房、学校的局域网等。如果局域网有一个管理电子邮件的server备份的话，同样是可以查出是由哪一台计算机在特定的时间发送和接收的，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则只能保证可以将使用计算机的人的范围排除到最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结合别的证据予以最终的认定，如谁会上网、谁有可能上网等。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1996年发生在北京某大学的学生甲以学生乙的名义，发出了一封回绝美国大学留学邀请的E－mail，致使学生乙失去了留学的机会。该案虽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但在对证据进行认定的过程中，就运用到了排除的方式。 2.双方当事人对E－mail收发时间有异议。电子邮件在网络上传递的时间分为两部分：一是邮件在网络上运行的时间；二是邮件送达至接受者阅读的时间。电子邮件用时比电话的即时传送慢，但比普通邮件要快得多，容量不大的邮件通常只需数秒即可发送完毕。在一般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的属性可以查出电子邮件的发送及接收时间，因此当事人关于收发时间的争议较易解决。 3.双方当事人对电子邮件内容存在争议。相对于前两种情况而言，实践中对电子邮件内容的争议可能更为常见。由于人为的或者非人为的原因，电子邮件的内容可能会被修正、更改或者补充，这些行为给法院对电子邮件作为证据的审查带来很大的不便。正如现任美国counterpane systems公司总裁brucescheirer先生所说的那样：“电子邮件是网上用得最广泛的网络服务，可能也是最令人放心不下的，在电子邮件所经过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系统管理员或黑客都有可能截获和更改该邮件，甚至伪造某人的电子邮件。每个人所有的安全性就是以中途各点处人员的诚实、对信息的不了解和漠不关心为基础的。他可能是一名系统管理员、一个聪明的计算机窃贼。他可以坐在终端前查看经过他的计算机上的各种电子邮件，不管这些邮件是发给谁的。”正因为如此，为了解决电子邮件取证难的问题，需要通过协助调查义务人来作为双方之外的中立的第三方提供相应的证据。 下面，我们来依次探讨三种人，即网络服务提供商、电子数据的鉴定机构和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在电子邮件证据认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1）网络服务提供商电子邮件的发送过程同邮电系统传递常规信件是非常类似的。通常我们写好一封信投入邮政信箱后，信件将由当地邮局接收，通过分检和邮车运送转发，中途经过一个又一个邮局，最后由收信人所在地区的邮局把它传送到收信人手中或投入他人的信箱。正如我们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使用一台联网的电脑，使用一个密码和账号，通过一条电话线ISP（网络服务提供商），打开电子信箱，书写电子邮件并发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子邮件的发送和接受都要经过一个所谓的中间商或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用户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网络服务中心来加以传递。 由于网络服务中心一般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先进设备，采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安全保障技术，使信息交换得到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所以，在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时，网络服务中心存放的数据资料电子档案有资格作为诉讼的证据，
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摘要：证据是公诉工作的核心和基础，公诉工作具有主导诉前、庭审指控、保障合法权益的功能，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建立新型的诉辩关系，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进程，阐述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大意义，解剖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面临的现实困难，提出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增强检察机关在证据审查机制中的监督作用，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关键词：证据核心；刑事指控；公诉体系 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部署。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契机，司法机关需完善和出台改革意见，健全重大疑难案件听取公诉机关的建议机制，落实以证据为核心的判决制度，充分发挥证据审前主导、诉讼过滤、庭审指控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依法审查核实处理，使刑事案件的指控和审判程序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 一、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大意义 （一）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和规律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国家机器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权利，要求其坚持法律规定与法定程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检察机关应坚守的底线。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以侦查为中心的流水线型，以案卷为中心，下级服从上级，辩护流于形式的辩护模式。这样的现状是完全违背刑事诉讼目的与诉讼规律的。以证据为核心和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彻底解决有罪推定、刑讯逼供、控辩失衡、超期羁押、庭审虚置等现实问题。我国司法机关必须摒弃过去抓人定案、忽视证据的诉讼观念，依法推进诉讼制度改革有条不紊地进行。 （二）有利于保障公正司法，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 过去的刑事诉讼实践，过分强调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正当，司法机关为达到绩效考核标准不择手段，有的甚至不考虑现有证据能否达到刑事证明标准[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
行政诉讼证据关联性规则的理论及适用 在诉讼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是可否被采纳的标准。因此，行政诉讼证据关联性规则在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也是起草《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时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本文仅就有关行政诉讼证据关联性规则的主要理论问题及适用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谈谈笔者的一些认识。 一、关联性规则的涵义 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才能用以证明诉辩双方所争议的案件事实。这一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中被称之为关联性规则。也就是说，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将被排除在可采纳的证据之外。大陆法系的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证据排除规则意义上的关联性规则，但该规则对证据的关联性提出的基本要求，则在诉讼证据的审核认定中被普遍承认和采纳。关联性规则的意义在于明确证据的范围，避免当事人在不相关的问题上过分拖延、浪费时间，而且要求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时，应当限于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当注意及时排除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材料。 什么是证据的关联性？证据的关联性，又称证据的相关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给相关证据所下的定义为：相关证据指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定的正义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者更无可能。（注：参见白绿铉、卞建林译：《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1月版，第215页。）美国学者华尔兹认为，证据的“相关性是指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正义问题具有证明性（有助于认定该问题），那它就具有相关性。”（注：（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第64页。）英国学者斯蒂芬认为：“所应用的任何两项事实是如此相互关联着，即按照事物的通常进程，其中一项事实本身或与其他事实相，能大体证明另一事实在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存在或不存在。”（注：转引自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杜20XX年5月出版，第440页－441页。）美国的有关法律和英美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关联性下了定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英美法系中，所谓关联性或相关性，是指证据必须与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从而具有能够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的属性。
合法性是有效证据的基本特性之一。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证据的法律性，是指证据只能由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和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收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认定。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目的是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维护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人们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要求。合法性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 1.证据主体合法。证据主体是指形成证据内容的个人或单位，证据主体合法，是指形成证据的主体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主体不合法也将导致证据的不合法。对证据主体的法律要求，也是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因此法律根据证据特点，对某些证据的证据主体规定了相应的要求。例如，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作出鉴定结论的主体必须具有相关的鉴定资格，等等。 2.证据形式合法。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是指作为证据不仅要求在内容上是真实的，还要求形式上也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例如，单位向法院提交的证明文书须有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需要以书面形式的合同文本加以证明。 3.证据取得方法合法。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还要看该证据材料的取得方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证据取得方法必须合法，是为了保障他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因为证据的违法取得而受到侵害。例如，利用视听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时，就要求视听资料的取得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如他人的隐私权等。常见的容易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证据取得方式是所谓偷录、偷拍。再如，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两人以上共同进行，不得由一名审判员或书记员独立调查，属于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也不能进行证据调查。 4：证据程序合法。证据材料最后要作为证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诉讼程序，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该证据仍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这一程序就是证据的质证程序。《最高人一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不经过质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那么我们如何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证明呢？这就需要与证据合法性的具体内容联系起来并结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才能更好的有针对性地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充分发挥证据的有效证明力。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 1、证明证据的来源合法性 （一）取证的主体是否合法。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才有权搜集和调取证据，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具有这个权利。在以上所提到的司法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它们搜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也是有严格法律限制的。如应该依法回避的司法人员没有回避，他所收集得到的证据也是不合法的。另外，一些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案件及一些由纪检、监察、工商、税务机关等与司法机关联合办理的专案，往往会出现其中的某些非司法机关的非司法人员参与共同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收集得到的证据显然存在缺陷，并且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二)取证的方法是否正确。我国的法律对取证的方法也作了具体规定，违反这些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必然是不合法的，如侦查中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是侦查人员且须两人以上，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等。实践中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和证人非法取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变相的刑讯逼供方法获取口供；另一种是如前所述对证人采取恐吓或诱惑等办法获取有利于控方的证言。 （三）、取证的程序是否合法。 刑事诉讼中的取证程序是否清晰、手续是否完备也是衡量
证据学》期末复习题库 判断题: 16 周岁以上不满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这是一种法律推定。X 外国法律和地方性习惯不属于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X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X 事实推定的必要条件是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有必然的联系。X B本案的鉴定人如果在诉讼开始之前就知道案件情况的，优先作为证人参加诉讼。V 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和关联性，但不需要合法性。X 无罪推定理论的内核是抓捕前任何人不能被称为罪犯。X 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封建社会时期。X K控诉式诉讼制度对应的是法定证据制度。X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 J拘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在12小时内进行讯问。X 证明对象是证明制度的构成环节。V 鉴定人必须接受委托的鉴定工作，不能拒绝。X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两个方面。V D当事人主义原则主要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X 刑事诉讼中的见证人属于鉴定人。X 神示证据制度根本不可能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X 适用推定必须以无相反的证据推翻为条件。V 自认可以向侦查人员作出。X L来源不明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情形就是贪污贿赂案件。X 当事人自认的效力包括对当事人和对法院两方面的拘束力。V T通过法律明文确立下来的推定，即法律要求事实认定者在特定的基础事实被证实时必须作 出的推断是事实上的推定。X 原告提出的证据都是本证。X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V 制定证据规则有利于实现完全的自由心证。X 在同一个诉讼中，本证和反证可以同时为真。X 行政诉讼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的原则。V 法定证据制度是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否定，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X 询问被害人的地点只能在公安司法机关。X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美国。X 精神病人不能做证人。X 神示证据制度是适应封建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建立的。X 证据的证据力包括了证据的可信性、可靠性和可采性。X 证据的收集是运用证据确认案件事实的前提。X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V 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V 证明责任是指承担举证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X 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都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X 鉴定是一种证据，而不是收集证据的方法。X
在办理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正确办理案件，也就是要最大限度避免错案。错案是我们非常忌讳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佘祥林、赵作海案件离我们似乎很远，但实际上又是那么地接近。错案就像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导致刑事错案的原因很多，但直接原因应该是证据问题，所以何家弘教授所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在每一起刑事错案的成因中都存在着证据的作用”（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办理刑事案件都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实体法律适用，一个是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就司法办案来说，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定性错误是可以挽救的，而证据审查的错误是无可挽回的。对于证据问题，我们应该“始终保持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心理”，“始终坚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 案例1：2010 案例2：2010 下面我们来进行结构化分组讨论。 具体程序如下：（1）现场由小组成员自由讨论5分钟并自行推举一名主报告人对两个案例阐述观点和理由，A组先发言，然后B组发言，各报告人发言时间限定为2分钟以内；（2）A、B两组主报告人发言完毕后，A、B组内各派一名成员对本方或他方观点进行回应、批判、补充，时间限定为1分钟以内；（3）然后其他学员自行举手或点名发表观点，单次发言时间不超过1分钟。请学员严格遵守发言时间。
（现场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点评并导入教学内容的核心问题：一是一个案件的证据达到什么样标准才能定案，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审查和判断是否达到这样的标准？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下面我来讲解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证明标准；二是证明模式；三是审查与判断方法。 如果将证据体系比喻为一座大厦，那么证明标准就是质量安全标准；证明模式就是结构钢架；方法就是建筑方法。 一、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问题被学界誉为证据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刑事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学界一直存在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争，近年来争论愈演愈烈。我国学界几乎没有争议地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理解为客观真实，并一口咬定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立法上就是采取了客观真实说，并对此展开了广泛的批判。从理论上说，客观真实要求证据证明的事实与事实真相完全的吻合，固然值得批判，但是说这是法律规定的缺陷，在我看来，这也未免偏颇，也有点冤枉了立法。 为什么说冤枉了呢？有两点理由：（1）法谚有云：“法律不是嘲 笑的对象”，与其批判法律，不如解释法律。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本身并没有问题，学界将其解读为客观真实，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这句话中既没有规定所谓的“客观真实”，也没有所谓的“法律真实”，没有一个这样的字眼，你看到了吗？事实上，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