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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

摘要:分税制改革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拥有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的地区也表现各异,并最终导致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计量指标,运用1997 ̄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的主要的结论是: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攫取之手”就越少。因此,在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本文认为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约束、改革转移支付体系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将会逐步扭转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行为“攫取之手”地区经济结构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开放、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非国有制经济的兴起等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断分权,一方面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掌握的资源配置的权力逐步交给市场,这一过程就是市场化;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实行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这一过程就是财政分权。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分权的趋势,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转型发展中国家中,有84%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Dillinger,1994)。从理论上讲,将财政收支权力交给基层政府,是因为基层政府更接近辖区内的居民,对他们对公共品的偏好较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因此,地方政府有条件不断改进地方公共设施和服务,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居民,有利于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的效率,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Oates,1993;Bardhan,2002)。Tibeout(1956)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福利效应,他认为,当居民能够自由地跨区域流动,且地方行政长官由本地居民选举产生时,居民根据各地提供的公共品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税收负担水平,自由地选择居住的地区,那么地方政府为了留住这些居民则会努力在不增加本地税负或者在既定的税负水平下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以吸引更多的居民流入本地。这种地区之间的竞争将有利于提高各地区的公共福利水平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的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了一些文献。Ma(1997)利用平均留成比例,即省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来刻画分权程度,研究得出中

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性差异

———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假说及检验□王文剑

覃成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55)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国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Zhang和Zou(1998)利用地方预算内、预算外支出与相应的中央预算内、预算外支出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在过度分权时期(1985 ̄1989年)更加明显,因而他们认为,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中央政府集中有效的财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Lin和Liu(2000)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利用省级数据估算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他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他们推断制度变革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对为什么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没有深入的解释。而且他们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到分税制改革以前的情况,但是自1992年以来的10多年间,中国不仅成功进行了分税制改革,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制变革和政府基建投资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推动力,因此,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张晏,2005)。为考察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乔宝云(2002)使用中国1985 ̄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这是该文最与众不同之处,此外,他还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均等。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设立了7个分权指标,用省级预算内外收入和支出比全国的预算内外收入和支出,以及两个指标的平均值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得出了预算内收支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加入预算外收支以后的财政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且显著性不高。

以上文献均以全国样本为考察对象,而分地区讨论我国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从实证角度上讲,目前在国际上财政分权对各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在有些国家财政分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有些国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为什么会出现跨地区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而相关的讨论还没有详细说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机制和路径。Bahl和Linn(1992)认为财政分权发挥作用需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Oates(1999)认为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地区差异可能主要受不同区域之间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上差异的影响。中国内部一些省份的面积和人口甚至要远大于一些国家,而不同地区、省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并不小于国家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因此,我国财政分权增长效应也可能会表现出显著的跨地区差异。而从实证角度考察财政分权增长效应地区性差异的状况并分析其原因,对于我国进一步改革财政分权体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张晏(2005)对中国1978 ̄2002年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采用全国的面板数据分析后的结果表明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的,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果;分地区的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她的研究没有具体说明这种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初步解释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基于经验分析提出一个重要判断: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重新集中部分财权,为缓解日趋加重的支出压力,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激励把对地区经济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攫取之手”,这种行为激励将会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尽管各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着非常相似的行为激励,但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上存在差异,将会使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各异,进而导致财政分权增长效应呈现出地区性差异。同时,我们通过设立面板数据分析模型证实了这一假说。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分析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地区性差异,以试图解释财政分权增长效应存在地区性差异的内在原因。本文第二部分分析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关系,提出导致财政分权增长效应存在地区性差异的假说,第三部分是对假说进行验证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分税制改革、地区经济

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热点问题之一。陈秀山和徐瑛(2004)使用塞尔系数测算了中国从1970 ̄2002年间的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得出的结论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东中西部区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且在逐步扩大①,不同地带内部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这说明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带之间的经济差距。而我们知道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对资本和劳动跨地区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弱,所以“应该有理由将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主要理解为地区间经济效率差异的结果”(张军、金煜,2006),而造成经济效率地区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则应是各地区政府和市场在掌控配置地区经济资源的权力结构上存在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从上至下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转型方式决定了各级政府实际上对转型的进度和方式起着主导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始终对配置资源的权力结构的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中央制订的全国性经济政策和方针最终需要在地方层面上得以落实,因此,地方政府是否积极推动本辖区的经济转型(即把一些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向市场转让)以及最终在本地区所形成什么样的资源配置的权力结构,将对各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影响。如果最终形成的配置资源的权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各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考察一项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地区性差异,则应重点考察这项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1994年分税制后形成的财政分权体制对各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在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什么样的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是在这种行为激励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为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是否一致?

(一)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

—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

中国实行的财政分权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实行着“财政包干”体制,这一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收入分享制度始终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地方政府为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一方面经常就收入分享份额和中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同时,另一个经常性做法是与本地企业串谋将属于中央的财政收入转移成地方的预算外收入。1993年时中央预算收入仅占国家预算收入的22%,占GDP仅为2.7%,国家预算收入占GDP则为12.6%,此时中央政府推行宏观经济政策和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规模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为此,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两个最直接的目标:(1)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提高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了确保这两个目标得以实现,在全国成立了国税局和地税局,国税局负责征收中央收入,在人事任命和行政管理上直接受上级国税部门的领导,从根本上切断了地方政府暗自转移中央收入的渠道。

这次财政分权改革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分税制作为旧的财政收入分配制的补充,而不是取代财政包干制”(黄佩华,2003)。改革前全部的转移支付制基本上被完全保留下来,只是在其中加入了两项新内容——

—税收返还和过渡期均等化转移支付。然而,税收返还实际上是非对应性的具有很强的刚性特征,且按照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长率为基数来计算的,显然这种转移支付体系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不利于工业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1998 ̄2001年税收返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平均达62.1%,各种专项补助占20.1%,而过渡期转移支付包括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平均只占1.3%,这意味着转移支付的80%以上是扩大地区差距的转移支付体制加剧了财政收入的地区差距,对欠发达地区财政的支援力度很弱(马拴友、于红霞,2003)。同时,这次改革主要是以财政收入分权体制改革为主,在支出方面的改革则相对滞后。实际上,分税制改革重新上收了收入权但没有相应地调减支出任务,相反,更多的支出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预算压力由此日渐沉重。近年来,整个中央政府的收入大概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50%,但是其支出只占

30%左右,其余的则交给地方政府。对于那些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来源匮乏的地区,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着较改革前更大的支出压力。为缓解压力各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将增加本级财政收入看成了“头等大事”,以至于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税收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在许多地区超过了GDP增长速度(郭庆旺、吕冰洋,2006)。

然而,财政支出压力(负激励)还不能涵盖所有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回顾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程,与其他国家(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上的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的财政分权体制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始终掌握着对省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干部政绩考核和晋升的权威。在中国,中央通过设立以GDP为中心的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意图。这种官员晋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锦标赛式”的“零和博弈”(周黎安,2004),因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各个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愈演愈烈的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之中(张军,2005)。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的依然是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各地方政府对资本这一流动性较强的稀缺要素具有近乎本能的强烈兴趣”(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2005)。而资本的流向对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为了在竞争中取得更好的政绩,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可以自主安排财政支出结构的权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以吸引区外资本(如FDI),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且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本身也很容易度量,从而更好地满足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需要”(张军、傅勇、高远、张弘,2007)。为此,各地区地方政府支出特别是建设性财政支出的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图1显示了东西部地区预算内外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相对规模明显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这说明尽管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与东部相比这些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程度上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为此还会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但依然不会影响到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区经济的热情。

为了弥补越来越大的收支缺口,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但一个地区的税源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依然控制着税权,地方政府无权制定本地单独使用的税收条例和法规,地方政府对预算内收入规模的控制权受到很大限制。因此,通过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增加可控收入,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收支缺口很大的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重要选择。尽管自1994年起中央在1995年和1996年先后数次对预算外收支的范围进行了调整。但在1998年以后地方预算外收入占总预算收入的比重很快又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这说明中央调整预算外收入范围后,对中央级预算外收入可能有很强的约束,但对地方预算外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地方依然创造出了更多新的预算外收入名目,并保持甚至扩大了预算外收入的整体规模(杨蕾,2004)。这充分反映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更加高度依赖于预算外收入”,“一方面预算外收入弥补地方部分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可以为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黄佩华,2003),在许多地区还出现了预算内收入用于基本的公务支出而预算外收入用于发展地区经济的支出模式,预算外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预算外收支体系基本上不受中央控制,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这部分资金的管理权主要分散在各级政府下属的各个职能部门而非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因而在预算外收支体系中滋生出大量的“三乱”(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行为,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可以说,在预算外收入泛滥的地区,市场机制就很难发挥出较高的运行效率,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按照陈抗、AryeL.Hilllman、顾清扬(2002)的观点,增加预算外收入是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实施

图1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趋势

“攫取”的行为,损害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并认为分税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预算内收入大幅增加,相对减少了地方预算内可支配收入,为缓解与日俱增的支出压力和增强支出的自主性,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从“援助之手”逐渐转向了“攫取之手”。正如上文所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水平。据此,我们得出一个较为直观的判断: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发挥“攫取之手”的作用增大,可能会使财政分权向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官员为在晋升竞争中获得更好绩效,财政越分权,地方政府就会有强烈的激励,推动支出规模不断增大(下文,我们使用财政支出相对比值这一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的指标,很好地刻画了地方政府实际的分权程度)。由于地方政府支出来源中包含大量的预算外收入(特别是对那些经济不发达因而预算内收入和转移支付很难满足自身支出需求的地区),地方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的扩大(即用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增大)则可能意味着地方政府加剧了对地区经济的攫取,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地区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地方政府行为——

—基于经验分析的假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把政府支出压力看作“负激励”,而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看作“正激励”,这两种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一致的,都导致地方政府投入极大的精力采取各种途径扩大本地区的财政收入规模。而中央通过掌握税权而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预算内的收入规模,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激励通过由其直接控制的预算外体系来扩大收入规模,在客观上为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向“攫取之手”转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然而,陈抗、AryeL.Hilllman、顾清扬(2002)并没有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这种转变是否存在地区性差异。何梦笔(2001)认为任何一项全国性制度在像中国这样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推行,其结果的表现也将是各异的。同理,即使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是十分相似的,由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呈现出不同的表现。

Zhang(2006)认为,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占据了很大的份额,非农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在政府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即:政府规模与人口和地域面积相关,而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特别是落后地区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政府规模就相对较小,图1则显示了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反而高于东部地区②),与从非农产业征税相比,从第一产业征税的交易成本较大,因此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对原来的和新进入的非农产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加大对这些经济体的攫取,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而过高的税负不利于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入本地区,也导致本地非农产业流向外地,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对于发达地区,由于非农产业本身在经济总量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当在与落后地区承担着大体相当的政府规模时,发达地区的非农产业承担的实际税负很低,且不需要通过预算外收入加大对经济的攫取,也能很好地满足地方政府的各种支出需求,甚至还拥有充足的财力用于改善本地投资环境上来,吸引更多的非农产业流入本地。并且还会导致本地区土地价值不断升值,从升值的土地上政府还将汲取更多的收入。他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的税负水平呈负相关,而与土地价值呈正相关。

我们认为,除了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差异以外(图2显示了东西部地区1994 ̄2003年期间非农产业发展上的地区性差距)③,当中国各地区的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不存在地区性差异或者欠发达地区甚至高于发达地区时,所有制结构在不同地带存在的差异也会影响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我们知道,受体制因素的影响来自国有经济的生产和投

图2东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占

GDP的比重的变化趋势

资效益普遍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这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图3和图4分别从生产和投资两个方面反映了国有企业经济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持续了16年,这期间东部地区享受了诸多的包括国有企业改制、对外开放和社会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除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高于中西部地区外,在所有制结构上内地与东部地区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图5和图6分别从就业和投资3个角度考察了在所有制结构上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东部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可以说1994年以来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被非国有制经济所代替(张军、金煜,2006)。而非国有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整体效益就越高(见图3和图4),进而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预算内收入,使其更加倾向于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扩大预算内收入,“攫取之手”可能会得到遏制;国有经济份额相对较少还意味着为解决国有企业转职、安排下岗职工和为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投资提供“救助”的支出就越少,因而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并将进一步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一定的前提下,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预算内收入满足自身的财政支出的需要,增加预算外收入的行为激励也就相对较弱,对地区经济进行“攫取”的程度就会相对较小④。但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国有企业产值和职工人数相对较多,低效率的国有经济伴随着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相对薄弱,更为关键的是为解决国有企业生存(如动用本地国有银行向本地区低效益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以及向国有企业提供各种名目的财政返还)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稳定问题,相应的财政支出就越大。为了满足基本的支出和解决相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需要,地方政府尽管无法通过擅自修改税法和税收条例来增加收入规模,但可以通过增加预算外收入弥补支出不足,事实上增大了本地企业和新进入的企业的实际负担税负水平。在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当中央的转移支付无法满足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需要时,地方政府扩大预算外收入尽管是一种理性或者说不得已行为,但其结果还是会对地区经济产生了实质性的掠夺,无疑将会严重损害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图7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预算外收入与预算内收入比值在1997 ̄2003年的变化趋势,很显然,这个数值在东部地区要小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形成以下有待检验的假说。假说1: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少地对地区经济进行攫取,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小。假说2:分税制改革之后,在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相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

存在跨地区差异或者欠发达地区的支出规模大于发达地区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于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来说,可能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则可能相反。下面我们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检验。

三、假说的检验

(一)模型的设定和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根据Barro(1990)、Akai和

Sakata(2002)等人计量分析模型,我们将相关分析的回归模型设为:

GRAPit=βi+β1NOSOUit+β2FNit+β3ZJLit+β4FDit

+β5DUM97it+εit

(1)

GRWit=αi+α1FD×DUMXit+α2Mit+α3DUM02

+ξit

(2)

这里使用的是1997 ̄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我们的样本包括了除西藏以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⑤。αi和βi是系数矩阵,ξit和εit是扰动项。FD是财政分权变量,M是一组控制变量,FD×DUMX是财政分权变量与一组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模型1用以考察地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模型2用以考察在控制地区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后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是对各变量的说明和预测。

FD:地方人均预算内外财政支出/(地方人均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中央人均预算内外财政支出),反映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所设定的分权指标是不同的,一般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Ma(1997)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Lin和Liu(2000)采用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来衡量财政分权。从理论上将,财政分权是否促进或阻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模式,传统的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对本地区公共投资的效率更清楚(信息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职能更有经济效率,因此,衡量财政分权的真实程度应该与地方自治水平和自主财力程度是一致

的。但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始终没有确定税种、税率的权力,而且预算外收入的范围受到中央多次的调整和划分,

2002年中央政府还启动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地方政府所得税的60%上交中央。可以说,财政收入实际获取权力的缺失及其频繁变动影响了用财政收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且“在收入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为复杂的隶属关系所决定,因此这种分权不能真正反映不同层级政府可用的财政资源”(乔宝云,2002)。值得注意的是,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力并没有上收,中央基本上对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结构安排很少真正起到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用财政支出更能体现地方政府的实际分权。张晏(2005)和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2005)均使用了财政支出之比作为衡量财政分权水平的指标,尽管两者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有所区别,但基本思想还是一致的⑥。经比较,乔宝云等人的指标分母都不相同,相对来说在计量方程中可能会进一步避免多元共线性问题,我们最终采取乔宝云等人的方法,但与其不同的是,我们的指标中包含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内外支出⑦。

GRAP: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比预算内收入。这一指标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预算外收入规模和使用方向基本上不受到中央的有效控制,而实际上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对征收预算外收入的规模和标准也没有真正的监督权力。因此,陈抗、AryeL.Hilllman、顾清扬(2002)使用预算外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攫取”的程度(即“攫取之手”指数)。预算外收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入官方统计数据的,这部分收入的范围受到中央的控制,但具体组织收入的途径一般不在税务、财政部门,而是分散到地方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虽然在财政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但在现实中其收入规模和支出方向很难受到实质性的监管;另一类是不计入官方统计的,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制度(体制)外收入”,“乱收费、乱罚款和乱筹资”是对这部分收入的真实描述,这部分收入基本上游离于监督机制之外,而是以地方政府“小金库”的形式存在。由于对制度外收入目前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因此,我们很

难估计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仅使用计入官方统计的数据作为这一变量的替代值。与陈抗等人(2002)的观点一致,这一指标越大说明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攫取”程度越大,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发展越不利⑧。

FN:非农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和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的算术平均值。直观地讲,采用非农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就能够反映一个地区非农产业的水平(Zhang,2006)。但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放弃了对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的限制(如:推行农村工业化战略),因而,与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片面重工化战略不同,非农产业的发展还伴随着大规模就业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第三产业的转移。实际上,非农产业发展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地农业领域向附加值高、效率高的非农产业实现了流动,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进一步讲,中国的非农产业长期以来始终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非农产业产值迅速提升的背后,也必然伴随着非农就业水平的相应提升。因此,我们使用这两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希望能够把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就业人口转移因素考虑进来,使指标所涵盖的内涵更加全面。预计方程1系数为负,即一个地区非农产业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攫取力度越小,按照Zhang(2006)的观点,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从非农产业征收税收,征收效率较高,使预算内收入能够满足支出需求,因而通过预算外体系增加收入的激励就会相应减弱。方程2的系数则为正,这是因为非农产业发展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领域流入生产率高的领域,有利于经济增长。

NOSOE:非国有制企业职工占全体职工总数的比重和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占总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的算术平均值。樊纲、王小鲁、张立文(2002)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中,用3个指标反映一个地区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状况,即非国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非国有制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和非国有制经济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根据这一思路,我们计算了后两项的算术平均值,反映了一个地区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水平,以考察为所有制结构变革因素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之所以放弃非国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这一变量,是因为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在1998年之后的数据与之前不可比。预计这一指标的系数在方程1为负,非国有制经济越发展,经济效率水平相对越高,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就越高,就越能够满足支出的需要,因而通过预算外收入对经济掠夺的行为的积极性就相对较低;预计这一指标系数在方程2为正,这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证明,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区经济就越有活力,对于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GRW:地区经济增长率。这里的GRW是指本年和滞后1年两个年份的省级人均GDP的增长率的滑动平均值,之所以这样处理,是考虑到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滞,且这样还可以避免逆向因果问题(Devarajan,D.etal.,1996)。

CAP:资本增长率。这里我们使用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估算的省级物质资本存量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省级年均资本增长率。资本增长越快将对地区经济增长将起到越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方程1,预计其系数显著为正。

LAB:劳动力增长率。这一指标反映了省际城乡从业者总人数的增长率。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劳动力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但是,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劳动力过快地增长会消耗过多的国民财富,且在转型时期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可能存在结构性的偏误,而我们的数据包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但大量就业人口从事附加值较低的第一产业可能并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不能排除在一定时期内这一指标会表现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同时,我国一直存在体制内隐形失业,国有企业冗员严重,下岗职工人数较多,且不同地区的统计口径上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地区就业人员仍然包括离岗职工,使用这些数据可能会影响计量结果。因此,这一指标的系数无法先验地判断其正负。

GOV:政府消费支出占地区经济总量的比重。这一指标主要反映政府支出行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之所以使用这一指标而放弃“地方政府总的财政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这一更为通常的用来衡量政府支出行为的指标,是因为这一指标与FD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了72.5%),为避免多重相关性对计量结果的影响,我们最终选取这一指标作为替代变量。对于中国这样的高储蓄国家来说,政府消费作为一种需求可以弥补居民消费的不足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政府消费的增加也说明政府规模在扩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加深了对本地区经济干预的程度,因而对其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模型1中,我们无法判断这一指标的正负。

P:通货膨胀率。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在计量方程中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有关的外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但这一指标不能反映投资品价格的波动,只能说是不完全的通胀指标,因此我们使用各地区GDP的缩减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的替代指标。一方面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产出。但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可能扭曲价格信号,提高了投资品的价格,对投资具有抑制的作用,而且可能将人们的精力过多地从生产性活动转移到分配性或寻租活动上(罗长远,2005)。究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我们无法事先予以判定。

ZJL:各地区预算内财政自给率,即预算内收入与预算内支出的比值。反映一个地区地方政府所承担预算内财政支出压力水平。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涉及的是预算内收支体系,其最为突出结果和特点是使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压力增大,因此我们希望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改革后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支出压力对“攫取之手”的影响,进而控制住分税制改革这一重要的制度变迁因素。这一指标越小说明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就越大,为缓解压力,地方政府首先可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向中央游说,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但一方面中央掌握的增量的转移支付有限,另一方面为获取转移支付,往往还要以遵循中央的政策为前提,变相地降低了对这部分收入的自由支配的权限(黄佩华,2003)。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与其争取转移支付,还不如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加强对预算外收入的征收力度,来弥补收支缺口。因此,预计其系数在模型1中为负值。

除了上述变量之外,我们还使用各地区在校大学人数以反映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HUM),用人民币度量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以反映各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TRA),分别放在模型2中,作为控制变量用来反映财政分权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已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认识到,预计两个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同时,我们还将引入DUM02作为时间哑变量,2002年之前取0,之后取1,以此刻画2002年中央改变与地方政府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分成比例这一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分权角度讲,这一政策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央财政集权意图,极大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这是继1994年以来又一次重要的关于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的改革,我们希望了解的是这一政策调整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并以此可以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是应该继续加深分权还是适当地收权?以上各个变量在下面的实证检验中都会用到。除财政分权指标和“攫取之手”的指标是根据1997 ̄2003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下面我们将进行具体的回归分析。

(二)模型处理的结果和分析

1.地区经济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

—基于模型1的分析

由表1的变量组可知,Hausman检验对所有的方程均支持固定效应。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计量方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同时,我们还将分别把FN和NOSOE逐一加入方程,如果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不变,则更能证明我们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得出的主要结论: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具有显著的负效应,NOSOE系数的绝对值0.82 ̄1.25;FN系数的绝对值2.59 ̄3.40,且显著性均在5%水平以上。这证实了我们的假说,当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一定或者与地区经济发展无关的前提下,各地区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展,地方政府越能够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内会采取较少地干预和攫取本地经济的行为,客观上充分发挥了市场调节经济的功能,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良性发展。值

表1地区经济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

(1997 ̄2003年)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2)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

5%和1%。

得注意的是,从计量方程中的系数和数值上比较,非农产业发展相对于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更能够使地方政府减少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说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不重要,只能说明非农产业规模越大,可以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源的规模和结构,对其“攫取之手”的影响较为直接。而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反映的是一种体制变革因素,其对地区经济效率具有直接的影响,进而才能对地区经济规模和税源规模产生有利影响,其对地方政府财源的影响是间接性的,因此,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相对较小。

除了使用FN和NOSOE两个变量之外,我们还在方程中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ZJL)。ZJL在所有方程中的系数均为负值。这充分验证了上文的预测。但系数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们使用的

ZJL是指预算内收支的比值,它所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预算内收支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预算外收支权力主要在分散在地方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收支规模很难受到财政系统控制和财经纪律的约束,客观上具有泛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预算外收支规模和结构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控制,Brennan和Buchanan(1980)提出的“

怪兽”(Leviathan)理论认为,在一个地区内对于提供公共品来说,政府具有高度垄断性,总是企图增加自身的税收收入和支出规模。因此,可以说,尽管预算内支出压力增大将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对预算外收入的汲取力度,但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有些地区即使预算内支出压力并不大,地方政府也有动机扩大预算外收入,这些因素的干扰降低了这一变量系数的显著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经济结构中非国有制经济成分越大,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越高,则地方政府越少对地区经济进行攫取,这说明这两个变量的数值相对越高的地区,则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小。正如上文所述,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实际上与3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逆相关”,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高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当转移支付体系无法平衡地区财政支出能力差异时,地方越分权,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承受的支出压力就越大,进而可能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力度,不利于财政分权在这些地区的增长效

应,而在东部地区则可能相反。下面我们对假说2进行检验。

2.财政分权增长效应的跨地区性差异———基于模型2的分析

由表2的变量组可知,Hausman检验表明方程4支持随机效应,其他方程均支持固定效应。但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也报告了固定效应的结果。在对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D.W.值比较低,均低于1,拟合优度也比较低,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在方程中使用了残差结构一阶自相关(AR),以提高计量方程的拟合优度(解释力),加入AR(1)后,D.W.值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并接近于2,拟合优度均达到了0.86以上。同时,2002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所得税收入分成比例,这实际上是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次重要的财政权力上收的行为,为了刻画这一政策调整的影响,我们分别在方程中加入DUM02这一时间虚拟变量。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财政分权在东部地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且显著性较高,方程3显示在1%水平下显著;加入DUM02以后,在方程5的显著性则达到了10%水平。财政分权在中西部地区不利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张晏(2005)的结论不太一致的是,FD*DUMM和FD*DUMW系数在方程1不显著,而在方程2则较为显著,她的结论显示无论是否加入DUM02,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在分别加入财政分权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时,西部地区FD*DUMW系数的显著性达到了5%的水平,在中部地区这个系数则均不显著。这可能更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假说,中部地区在非农产业、非公国有经济的比重均高于西部地区,因而,尽管在中部地区这个财政分权不

表2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1997 ̄2003年)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2)*、**、***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这种不利影响显然不太明显。从整体上看,计量结果证实假说2,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具有地区性差异,且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而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⑨。(2)DUM02在各个方程中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性均达到1%水平,王永钦等人(2007)认为分权对中国来说虽然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分权也会带来了一定的成本,甚至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成本大于收益的现象。我们的结论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在当前的分权体制下,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适当的收权是有必要的,能够克服一部分分权成本,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府收权之后,意味着地方的支出压力更大,因此,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预算外收入弥补这部分被中央拿走的收入,进而对地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DUM02的系数尽管显著性较高但系数值并不高。进一步讲,从长期看这种收权的行为是否始终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还需要在今后一个更长的时期里进行考察。

其他结论是:(1)FN和NOSOE对地区经济增长都有正的作用,但FN系数的显著性均低于

NOSOE的显著性,这说明与非农产业发展相比,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更能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正面影响,由方程9显示,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甚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说明对于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产权、体制的变革对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更具有显著效果和更大的现实意义。(2)LAB在各个方程中的系数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正如上文分析,劳动力增加的带来的一部分正

面效应被其负面效应所抵消,同时,由于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本身质量不高,也可能会影响该系数的质量,导致该系数不再显著。(3)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无疑将提高专业化程度,更快地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从而提高地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率。(4)

TRA的系数较为显著地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加快了要素流动和扩大了本地区的产品销售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5)

GOV的系数不显著为负,如上文分析,尽管政府消费规模扩大可能意味着政府加强了对地区经济的干预,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我们使用的变量是用支出法计算的政府消费占总消费水平的比重,因此政府消费越大,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对地区经济有一定的正的影响,两个因素对经

济增长具有相反的作用,降低了

该变量的显著性。(6)P的系数在各个方程中分别在5%和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与罗长远(2005)的结论不一致,但与张晏(2005)的结论一致,对于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宏观经济高速发展,短期内由于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幻觉”,使促进了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但长期内通货膨胀的负效应是否显现,我们不得而知。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更加依靠本地收入,因而承受着更大的支出压力(负激励),特别是,转移支付体系改革相对滞后使欠发达地区财政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且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还都面临着巨大的晋升激励,因而,拥有了更加强烈的激励扩大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的攫取。但是,由于各地区非国有制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导致各地区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我们认为,当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反而承担着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时,中西部地区为了缓解压力,不得不通过预算外收入加大对地区经济攫取的力度,“攫取之手”的泛滥对地区经济效率和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则相反。因此,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利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利于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我们的计量方程显示,非国有制经济和非农产业越发达,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的攫取行为就越少,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也的确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与我们的假说基本一致。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到3个方面的政策启示。(1)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应进一步改革转移体制。逐步调整税收返还数量,如将其中30%按照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分配,下决心触动现行财政利益分配格局,将中央可支配财力全部用于均衡性拨款(马拴友、于红霞,2003)。同时,按照客观性因素和法定公式分配转移支付,客观性因素包括人口、人均GDP、城镇化程度、人口密度等一般性因素和少数民族、特区、首都等特殊性因素,根据这些因素按照一定的公式求出各地标准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用它们来测出财政收支差额。中央应对各地区进行综合平衡后,设计出合理的转移支付额,使转移支付制度做到科学规范和具有可预见性(钟晓敏,2006)。由于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配套资金,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地区,这与转移支付的平衡财政能力地区差异的功能向违背,因而还应逐步减少这部分拨款的比重,采取因素法核定大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进而从制度设计上不断加强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减轻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预算内收支的压力。(2)调整目前对官员晋升的考核机制,逐步淡化GDP增长以及与之相关的指标在考核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将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标准转向辖区内的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方面,并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纳入对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之中。一方面居民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形成有力的制约,且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本身就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地方政府的收入管理体系;另一方面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要求更侧重于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规范审批程序等软性的指标,因而会使地方政府逐步减少“为增长而竞争”而不得不进行的过多的建设性财政支出,进而减轻支出压力。(3)加强对预算外收支(包含体制外收支)体系的监督管理,应逐步将这部分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汲取渠道、规模和结构的透明度(黄佩华,2003),使其接受中央和本地居民的有效制约,防止地方政府的“三乱”行为扰乱地区经济发展秩序。

(作者单位:王文剑,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覃成林,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①东部地区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海南、广东;中部地区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省份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②图1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相对于地区经济总量的规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呈反比,即西部地区最大,而东部地区最小。需要说明的是,胡书东(2001)使用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收入作为衡量地方政府规模的变量,而国际上还有很多研究者采用政府财政支出来衡量政府规模(Schaltegger,2001)。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受转移支付的影响,在分税制下采用各级政府收入规模这一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政府规模的代理变量,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来说,地方政府几乎是“吃饭财政”,政府支出非常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如果用本级财政收入来衡量政府规

模,可能会严重低估这些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承担支出压力。

③我们将在下文对非农产业、非公有制经济、“攫取之手”等指标进行详细说明。

④美国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拉弗创立的“拉弗曲线”,对政府征税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描述,从理论上说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对应着较低的税率和较大的税收规模。因而,可以说,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即使征收的实际税率(含预算内外)比较低,在不加大预算外收入的汲取力度的前提下,预算内收入依然能够满足自身支出的需要。

⑤本文之所以没有考察西藏,是因为1997 ̄2003年间的统计年鉴中,没有报告西藏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我们很难计算出一个较为合适的物资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

⑥张晏(2005)使用的财政分权指标是“人均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比人均中央预算内财政支出”,乔宝云等人(2005)使用的是“地方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比上预算内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之和”。用人均值来衡量可以使我们控制人口因素对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的影响。

⑦如果不考虑预算外支出,无疑会低估地方政府的分权程度。但由于中央对预算外收支范围在1993年、1995年和1996年进行了调整,1997年之后的数据与之前不可比,因此,我们将考察的时间确定在1997 ̄2003年之间。

⑧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指标一定低于真实的预算外收入(含官方统计数据和没有被官方统计的数据)与预算内收入的比值。但如果用这一指标衡量的“攫取之手”的特征与我们的假说一致,那么加入没有被官方统计上的数据后,并不会影响我们结论的真实性,相反可能会使我们进一步增强对最后结论的信心。

⑨我们的结论与张晏(2005)的不太一致的原因,一是计量方程考察的时间区域不一致,二是实际使用的财政分权指标不同,三是加入的控制变量不同。但是基本结果上比较一致,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在我国已经出现地区性差异”的结论更具有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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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评析 我国实施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断有研究者提出,这一宏观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外也有人士表示担心,中国近年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扩大支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妥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幽或利润

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 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咼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

财政分权理论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 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财务杠杆原理案例分析

二、财务杠杆原理在小企业融资决策中的应用 (一)小企业的经营特点和融资特点使得其资产负债率较高,容易过度负债导致过高的财务风险,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若小于50%,企业则处于安全线内;若大于50%,则处于危险区域内。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受以下因素影响,因此在对财务风险进行控制时,应从以下几点考虑:1.小企业家的品质。喜欢冒险的企业家往往追求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为股东实现较高的收益。但由此引发的财务风险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一般很少,有时甚至不足以弥补风险带来的损失,在实践中必须谨慎计算财务风险的可能收益与可能损失比率,以决定决策是否可行。 2.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竞争能力。如果企业在一个较稳定的行业中占据了一个较有利的市场地位,那么较高的负债率会为企业带来较大的收益。但如果企业的经营状况较差,企业的各种条件都可能随时变化,那么这种不确定性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就较大,财务杠杆会恶化这种情况,使企业的风险加大。 3.企业的筹资能力。如果企业有较强融资能力,尤其是能够及时筹集到流动资金,那么企业就会倾向较大的负债率,即追求较高的财务风险。 (二)负债融资用于调整资本结构,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当企业的预期资产报酬率远大于债务利率,资产负债率偏低的情况下,财务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当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利

率较低,属于鼓励投资的时期,使用财务杠杆能获得较多的利益;当企业处于经营稳健时期,收益的变动幅度较小,较低的经营风险使得企业能够在较高的程度上使用财务杠杆。 (三)融资成本是企业取得和使用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如借款利息和借款手续费、债券利息和发行债券支付的各种发行费用等。从小企业融资成本角度考虑,融资方式的优选顺序是:商业信用融资、银行借款融资、债券融资、租赁融资、留存利润、其他自有资金。 (四)在企业同时存在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作用时,当销售量发生变动后,会引起每股盈余以更大的幅度变动,财务杠杆与经营杠杆的连锁作用,称为复合杠杆。通常,在两种杠杆的组合上,不能将高经营杠杆与较高的财务杠杆组合在一起,以避免企业总体风险的加大,从而将企业总体风险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 财务杠杆原理是指在长期资金总额不变的条件下,企业从 营业利润中支付的债务成本是固定的,当营业利润增多或 减少时,每一元营业利润所负担的债务成本就会相应地减 小或增大,从而给每股普通股带来额外的收益或损失。 财务杠杆原理运用条件 运用财务杠杆原理,为增加财务杠扦利益,采用负债经营策略,是有各种条件限制的:

积极财政政策评析_兼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总76期) 积极财政政策评析 兼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邓子基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工具。本文从简述两大政策相互关系入手,着重评析我国 五年多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配合稳健货币政策的成就、作用与存在问题。指出今后一段时期仍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和两大政策配合运用的层次。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政策配合 1998年以来,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及时出台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五年多来,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哪些作用?存在哪些问题?今后继续实施应注意些什么?在实施积 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又该处于何种位置?这些都是大家关注或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在这里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谈起 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能发挥基础作用,但在自发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其中,总供需不平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就是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表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政府干预,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工具。尽管同为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1.调节手段不同。财政政策主要运用税收、公债、公共支出等手段;货币政策主要运用利率、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等手段;2.作用途径不同。财政政策中的公共支出(政府购买性支出)直接构成需求,货币政策则只能通过影响公众的行为来调节需求,具有间接性;3.时滞不同。财政政策一旦采用,会迅速对经济产生作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由于是间接发挥作用,时滞较长。正因此,各国在实践的中,往往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不断调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模式,使两种政策能够协调发挥作用,实现政策目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通常有以下几种模式:1.双松!,即扩张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组合模式通常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疲软、通货紧缩与失业严重的情况下采用。此时,财政可以扩大公共支出、降低税率,银行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共同刺激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2.双紧!,即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组合模式通常运用于社会总需求过旺、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时期。此时,财政可以削减公共支出、提高税率,银行则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抑制投资与消费,共同压缩社会总需求,制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正常发展;3.一松一紧!,即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政策组合模式。此时,财政可以扩大公共支出、降低税率、扩大有效需求,克服通货膨胀与经济疲软,刺激经济增长,但若由此引起通货膨胀时,银行则须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抑制投资与消费,以调整经济发展;4.一紧一松!,即紧缩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政策组合模式。此时,财政可以削减公共支出、提高利率、压缩有效需求;但若由此引起通货紧缩、经济疲软与失业严重时,银行则须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发展。总之,政府应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特点在不同时期确定不同的政策侧重点。一般来说,在促?收稿日期#2003-09-11 ?作者简介#邓子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全国重点财政学科带头人,我院客座教授。

财务杠杆案例分析

财务杠杆案例分析 案例一:金融危机下财务杠杆的应用 2008年10月24日,美国佐治亚州阿尔法里塔市阿尔法银行和信托公司关闭,成为全美因次贷而倒闭的第16家银行。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所有的投行杠杆较高。2008年3月第一个因次贷危机而倒闭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总资产与股东权益之比高达16,较高的负债经营虽然能提高投资回报率,但必定也会伴随较大的财务风险。在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并未完全开放,但是金融危机已经从香港、广东等沿海地区逐步渗透到内陆。市场需求减少,融资难度加大,金融环境恶化,都对企业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企业更应重视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 一、财务杠杆内容 企业的资金来源有两种:一种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其中,发行普通股,成本高,但没有偿债压力。发行成本较低的是优先股,但优先股股息通常是固定的,不影响公司的利润分配;另一种是借入的债务资本,如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由商业信用产生的应付账款等。财务杠杆能发挥作用是由于债务资本以及优先股的存在。财务杠杆用来反映息税前利润的变动引起每股盈余的变动程度,其定义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EPS为变动前普通股每股收益;ΔEPS为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额;EBIT为变动前息税前利润;ΔEPIT为息税前利润变动额。上述公式不便于计算,因此推导出计算公式: 公式中:I为债务利息:T为所得税率;D为优先股股息。本文仅就负债利息进行讨论一述计算公式简化为: DFL=EBIT/(EBIT—I) 二、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的联系 1、财务风险主要由财务杠杆产生。 “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之客观体现”。这一定义强调了: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目是“不确定性”的。而财务风险是指未来收益不确定情况下,企业因负债筹资而产生的由股东承担的额外风险。如果借入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大于平均负债利息率,则可从杠杆中获益。反之,则会遭受损失。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杠杆带来的财务风险。 从理论上讲,企业财务杠杆系数的高低可以反映财务风险的大小。这里需要指出,负债中包含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财务杠杆只能反映有息负债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而没有反映无息负债,如应付账款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无息负债是正常经营过程中因商业信用产生的,而有息负债是由于融资需要借入的,一般金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四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四) 2012年11月22日13:52 来源:《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作者:邓可斌易行健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接着,我们重复模型(8)的检验过程,结果见表8。与表6相比,表8的结果是相似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yt+1和inclt单独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显著为正、inclt的系数显著为负。此时这两个解释变量符号是符合预期的。但当这两个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方程时,yt+1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inclt的系数就从原来的显著为负转变成显著为正了。显然inclt系数的正号是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这就再次说明研究假设3是成立的。 表8 模型(8)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注:(1)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统计显著。(2)财政分权=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同时预期收入与收入不确定性分别采用农村人均预期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均预期收入不确定性指标。

六、结论 财政分权理论虽然在解释中国改革问题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理论却一直没有和消费理论很好地衔接。换言之,财政分权理论与消费理论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解释是彼此分离的。消费不足是中国现阶段改革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既然财政分权已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动力之一,财政分权理论就不应与消费问题相脱节。而且我们也看到,已有的消费理论或模型均只能够从某个侧面去解释某种因素对中国居民消费的作用,缺乏从微观到宏观、内洽统一的理论解释。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次尝试将财政分权因素引入已有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中,观察财政分权因素对中国消费问题的解释力。我们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复杂但却关键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经济学意义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带来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又会使得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带来消费的下降。这两种影响的存在,使得传统消费理论中的两大因素——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因素——难以全面地解释居民消费行为。接着,我们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0-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上述判断:缺失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而融人了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传统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而言,由于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到财政分权因素的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因为两者间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与消费水平变量间存在内生性,只有预期收入水平变量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的系数符号是不稳定的,会产生不符合理论预期的结果。而引入了财政分权因素后,模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则与理论预期完全吻合。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信性,本文还尝试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无论是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结论都是稳健的。我们的研究既是对财政分权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均具有统一性且具解释力的中国消费资产定价模型。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也是显见的,要解决收入增长、收入不确定性和消费等领域的问题,就不能忽视对政府财政权力分配领域的改革。在制定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时,应该注重利用分权因素对预期收入水平的正面影响,并设法消除分权因素对收入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附录:最优消费的决定 (3)式两边对a求导得:Bexp(-αa)=βBrexp(-α(r(a-c)+κ)+α2σ2/2 两边取对数得:-αa=lnβr-α(B(r(a-c)+K))+α2B2σ2/2 (A-1) (2)式右边对c求导并令其为0,得到:exp(-αc)=βBrexp(-α(r(a-c)+κ)+(α2σ2)/2,两边取对数得: -αc=lnβBr-α(r(a-c)+κ))+(α2σ2)/2 (A-2) 由(A-1)式和(A-2)式得: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维持市场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因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有关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分权问题作出了研究。所谓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普遍的重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财政分权视为打破中央计划束缚,走上自我持续增长道路的重要手段。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基本框架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一)蒂布特(Tiebout)“以足投票”理论蒂布特(1956)首先从公共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奥茨及布鲁克纳(Brueckner)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理性的居民的确要比较享受居住地公共服务的收益与履行纳税义务的成本,在居民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有最有效提供公共品的动力。(二)马斯格雷夫(Musgrave)的分权思想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他还指出在公共品供给效率和分配的公正性实现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必要的分权是可行的,这种分权可以通过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固定下来,从而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权力。[!--empirenews.page--] (三)奥茨(Oates)的分权定理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由于奥茨分权定理的证明是建立在偏好差异和中央政府等份供给公共品的假定上,这些限制性条件似乎有点强加于人,很难使人信服,后续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Oates(1999)指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中央政府就很可能根据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出,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此时也就无财政分权存在的必要性,但现实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公共品提供的成本比中央政府了解的多,更具有信息优势;迫于一些政

计量财政学专题1:财政分权及其度量

专题1:财政分权及其度量

什么是财政分权? n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通过权力的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 n财政分权是指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其结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n在中国,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之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是当前财政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多级政府结构:财政分权的背景 n多级政府结构的经济学解释:基于效率的解释。n理想的多级政府结构:能够提供公共产品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也称之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考虑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政府级次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如何分配的问题,代表人物有蒂布特(Tiebout)、奥茨(Oates)和马斯格雷夫(Musgrave),所以又称之为TOM模型。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 n现实是,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为何存在多级政府?),而且作用很大,基于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 (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 n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财务杠杆效应案例分析【青蛙效应有哪些案例分析】

财务杠杆效应案例分析【青蛙效应有哪些案例分 析】 “青蛙效应”源自十九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曾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触电 般地立即窜了出去。后来,人们又把它放在一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任其自由游动。然后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 度的变化,却因惰性而没有立即往外跳,直到到后来热度难忍而失 去逃生能力而被煮熟。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这只青蛙第一次之所 以能“逃离险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 全部的力量跳了出来,第二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因此,这 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它觉得这一温度正适合, 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了。 企业管理 “青蛙效应”告诉人们,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大多是渐热式的,如果管理者与员工对环境之变化没有疼痛的感觉,最后就会像这只 青蛙一样,被煮熟、淘汰了仍不知道。一个企业不要满足于眼前的 既得利益,不要沉湎于过去的胜利和美好愿望之中,而忘掉危机的 逐渐形成和看不到失败一步步地逼近,最后像青蛙一般在安逸中死去。而一个人或企业应居安思危,适时宣扬危机,适度加压,使处 危境而不知危境的人猛醒,使放慢脚步的人加快脚步,不断超越自己,超越过去。 事实上,造成危机的许多诱因早已潜伏在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之中,只是由于管理者麻痹大意,缺乏危机意识,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有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经过“连锁反应”、“滚雪球 效应”、“恶性循环”,有可能演变成摧毁企业的危机。 比尔·盖茨有一句名言:“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企 业要避免“温水煮蛙”现象,首先要求其最高管理层具备危机意识,

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关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摘要:自我国98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积极地财政政策。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如何?为什么要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实行?这将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采用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的分析方法,论证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得出了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的结论,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关键词:积极地、财政政策、继续。 正文 一.背景(积极财政的必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经济变得愈发的不稳定,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频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处于世界之中开放中的中国,自然屡屡受其影响。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实则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1.贫富差距过大:联合国公布的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5,早已超过贫富差距的警戒线。2.地区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据仍然很大。虽然2011年上半年17省GDP增速超10%,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3.城乡差距大:2011《农村经济绿皮书》写明: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达3.23比1。4.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空间巨大,可待进一步挖掘。 以上,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我国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今,一直采用了积极地财政政策。而当今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全球经济还未在阵痛中好起来,“冰岛破产”、欧债危机、到现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国无不都在刺激经济,以防经济的“二次探底”。而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以往我国是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人口数十亿的大国光靠出口发展是不行的。还得靠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就得靠财政。而缩小一系列差距,解决一系列矛盾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也是通过财政。所以说:要刺激经济、缩小差距、解决矛盾,继续实施积极地财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二.关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以往政府在实行积极财政时候的成效,以找出需要继续发扬的,和不足的地方。 前几年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旨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抑制通货紧缩的积极财政政策。 1.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 为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政府自1999年以来,连续三次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月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3年的877元。1998年至2003年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和使用资金2620亿元,提高了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乱收费、乱摊派的治理整顿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分配秩序,陆续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1805项,降低469项收费标准,共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400亿元,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企业自主投资能力。 2. 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力地拉动了需求。 近年来,为了缓解通货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我国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固

财务杠杆效应是一把‘双刃剑’

项目三案例分析 1.对“财务杠杆效应是一把‘双刃剑’”这句话进行评述。 2.取得财务杠杆利益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3.何为最优资本结构?其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4.我国的企业,从“大宇神话”中应吸取哪些教训? 1. 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债务的存在而导致普通股每股利润变动大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的杠杆效应。对财务杠杆计量的主要指标是财务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是指普通股每股利润的变动率相当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率的倍数。计算公式为: 财务杠杆系数=普通股每股利润变动率/息税前利润变动率 =基期息税前利润/(基期息税前利润-基期利息) 对于同时存在银行借款、融资租赁,且发行优先股的企业来说,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财务杠杆系数: 财务杠杆系数=息税前利润/[息税前利润-利息-融资租赁积金-(优先股股利/1-所得税税率)] 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的关系为:财务风险是指企业为取得财务杠杆利益而利用负债资金时,增加了破产机会或普通股每股利润大幅度变动的机会所带来的风险。财务杠杆会加大财务风险,企业举债比重越大,财务杠杆效应越强,财务风险越大。财务杠杆与财务风险的关系可通过计算分析不同资金结构下普通股每股利润及其标准离差和

标准离差率来进行测试 2.财务杠杆利益是指利用债务筹资这个杠杆而给企业所有者带来的额外收益。在资本结构一定、债务利息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息税前利润的增长,税后利润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从而获得财务杠杆利益。但与经营杠杆不同,经营杠杆影响企业息税前利润,财务杠杆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 3.负债筹资的资本成本虽然低于其它筹资方式 ,但不能用单项资本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的标准 ,只有当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时的负债水平才是较为合理的。因此 ,资本结构在客观上存在最优组合 ,企业在筹资决策中 ,要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其趋于合理 ,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 ,方能实现企业最大化这一目标。 4.(1)、举债经营对企业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其基本前提是总资产利润率能否大于借款利率。只有当总资产利润率大于借款利率时,才会给企业带来有利的积极的财务杠杆作用;反之,将会给企业带来负面、消极的影响。任何企业不能无条件地从事举债经营。 (2)、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有规模并不等于一定有效益。一个企业的大小应取决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大小的要求。只有拥有核心竞争能力,才能将企业做得最好。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一味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甚至陷入困境。 (3)、我国企业,应从“大宇神话”破灭中吸取教训。加强企业自身管理的改进及时从多元化经营的幻梦中醒悟过来,清理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无关的资产和业务,保留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相关的业务,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因为当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不平衡状态。刺激国内需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阻止城镇失业人数的增加,并努力为下岗职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所在。时至今日,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了六年了,分析研究该政策的效果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 作为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应该体现在它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上。 1.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消费。从1998~2001年,与上年相比的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一直呈现负增长,分别为- 2.6%、- 3.0%、-1.5%和-0.8%.与上年相比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0.8%和-1.4%,虽然从2000年开始由负转正,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0.4%和+0.7%.但是,以1985年价格计算的从1998~2001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6.8%,比从1991~1996年9.0%的水平低了2.2个百分点。这说明,整个社会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 2.积极财政政策与社会投资。从1991~1996年,与上年相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 3.9%、4 4.4%、61.8%、30.4%、17.5%和14.8%,年均增长32.6%.其中,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6.4%(1996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52.4%);集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9.2%(1996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 5.9%);个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22.1%(1996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4.0%);其他经济从1993~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4.1%(1996年其他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17.7%)。而从1997~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8.8%、13.9%、5.1%、10.3%和13.1%,年均增长10.5%.其中,国有经济年均增长 7.7%、集体经济年均增长8.2%、个体经济年均增长10.6%、其他经济年均增长18.1%.这说明从趋势上看,与1997年以前相比,1997年以后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不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各种经济来看都呈现下降态势。

财政分权理论

2.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蒂博特(1956)“以足投票”理论。蒂博特通过一系列假设,论述了公民“以足投票”,促进地方政府间竞争,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机制。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斯蒂格勒(1957)最优分权模式菜单。斯蒂格勒提出了地方政府存在必要性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而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他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提出了这两条原则:一是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民众,地方政府更了解它所管辖公民的效用与需求;二是一国国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这就说明了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进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布坎南(1965)“俱乐部”理论。布坎南运用“俱乐部”理论解释了最优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形成问题,并强调了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经济与消费拥挤状况在决定地方政府最佳规模中的作用。 奥茨(1972)分权定理。奥茨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决策成本和集合的角度,论述了政府组织结构问题。 特里西(1981)偏好误识理论。特里西从社会经济生括中信息的不完备性和非确定性出发,论述了由更了解本地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费雪(2000)地方政府组织理论。费雪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同时强调①公共产

3.财务杠杆效应对资本结构配置的影响分析对伊利案例的思考

案例分析3:财务杠杆效应———对伊利案例的思考 1.伊利财务杠杆系数计量及分析 企业负债经营且资本结构一定的条件下,不论利润多少,债务利息是不变的。因此息税前利润发生增减变动时,每1元息税前利润所负担的固定资本成本就会相应地减少或增加,从而给普通股股东带来一定的财务杠杆收益或损失。事实上,财务杠杆是两步收益放大过程的第二步,第一步是经营杠杆放大了销售量变动对息税前利润的影响;第二步是利用财务杠杆将前一步导致的息税前利润变动对每股收益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放大。通常用财务杠杆系数CDFL表示财务杠杆作用的大小。 从表1数据中,你能看出企业财务杠杆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企业融资具有怎样的启示? 2.伊利财务杠杆收益计量及分析 财务杠杆收益是指利用债务筹资这个杠杆而给企业所有者带来的额外收益。本文将资本结构界定为负债融资与权益融资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负债融资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负债。用产权比率来表示资本结构的比例关系,即产权比率=负债融资/权益融资=(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负债)/所有者权益。 从表2可以看出,伊利、蒙牛2005年至2006年投资收益率的变化给企业带来哪些财务杠杆收益?(提示:从表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蒙牛各年的财务杠杆收益均大于伊利,说明蒙牛较合理的调整其资本结构中负债融资的比重,较好地运用了财务杠杆。) 3.综合分析 综上分析,企业应该怎样利用财务杠杆调整资产负债率? (提示:同学们可以从这样的思路进行思考) 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作用可以给企业带来不少收益。这一点可以从伊利、蒙牛2005年至2006年财务杠杆收益的计算结果中看出,伊利从负债融资中获得了收益,得到了在各种筹资方式下负债融资资金成本最低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负债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负债比率越高财务风险也越大。在2007年,伊利财务杠杆产生了负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伊利并没有得到财务杠杆作用所带来的好处,反而需要承受偿还利息的压力和较大的财务风险。与蒙牛相比,产权比率都较高,其财务风险也较高。蒙牛已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蒙牛从2005年至2007年产权比率逐年降低,而伊利并没有适当地降低负债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因此,伊利有降低负债融资的压力,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伊利降低负债比率,减小财务风险的做法才是明智的。比较各种筹资方式的资本成本发现,在同等筹资规模下,负债的资本成本最低,因此在一定限度内,提高负债的比重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使资本结构趋于最优。只要企业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利率,财务杠杆作用使得资本收益的绝对值增加,从而使得权益资本收益率大于企业投资收益率,且产权比率越高,财务杠杆利益越大,而若是企业投资收益率等于或小于负债利率,那么负债所产生的利润不足以弥补负债所需的利息,甚至利用权益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都不足以弥补利息,而不得不以减少权益资本来偿债,这便是财务杠杆损失的本质所在。 由于负债融资是一把双刃剑,财务杠杆可以给企业带来额外收益,也可能造成额外损失,这就是构成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财务杠杆利益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是既定财富在投资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分配;财务风险也没有增加整个市场的整体风险,是经营风险向投资人的转移。 财务杠杆利益和财务风险是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结构决策需要在杠杆收

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案例分析

XX 学院 案例设计文本 系 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课 程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学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6年11月 经济管理系 15国际经济与贸易1班 西方经济学

案例名称: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 案例来源:网络 案例适用:宏观经济学财政政策 案例描述: 1998年亚洲许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经济遭受到重创。由泰铢贬值开始,不少亚洲国家货币纷纷贬值,我国政府从维持亚洲地区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就必然影响我国出口,因为周边国家货币贬值而我国货币不贬值,必然会影响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再从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看,几年来为治理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适度从紧的效应已强烈地表现出来,那就是市场低迷,物价下跌,内需严重不足。 内需和外需都严重不足,怎么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只对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适应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转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案例评析: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表述为,政府为了增进整体经济福利、改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对宏观领域进行的有意识的干预。尤其是在面对各种经济大危机方面需调整经济政策才能稳定社会的正常发展时,由于政府收支中转移支付和税收通过乘数作用所产生的效果都比一般自发性支出所能产生的效果要小,因此虽然各种自动稳定器一直在起作用,但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对于剧烈经济波动,自动稳定器更难以扭转,单靠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已经不足够了。因此,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为确保经济稳定,政府要审时度势,主动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变动支出水平或税收以稳定总需求水平,这时国家的宏观调节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当时中国为什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呢?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国际上更通用的说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即当认为总需求非常低,既出现经济衰退时,政府应削减税收、降低税率、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以刺激总需求),按当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解释,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说法,故换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 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政府支出,从此来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始终坚持经常性预算不打赤字(预算赤字: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建设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一)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他们主要集中研究财政分权的原因、最优财政分权度及财政分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本文对国内外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并给予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经济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民主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大多数同意决定。3] 自从上个世纪以来,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十分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大部分都实行财政分权。在人口超过五百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发展,财政分权理论以Tibe0ut1956年的经典文章《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以Hayek、Tibeout、Musgrave、Oate为代表。4-7]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相一致,把组织(政府、公司)视为“黑箱”,忽视了政府官员为什么有激励去提供公共商品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Montin0la、Qian和Weingast、Qian和Roland、Qian和Weingast、T0mmast和Weinschelbaum为代表。8-11]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它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本文按照各国为什么要实行财政分权?实行财政分权后,后果会怎么样?财政分权的后果必然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就决定了最优财政分权的存在性这样的逻辑顺序来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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