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陈明光 郑学檬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赋税”指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
现国家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①。因此,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及其实施状况,对历代国计民生、社会稳定、阶级关系和经济增长都有重大影响。早在先秦时期,不少政论家对此就有清醒认识,提出影响久远的“轻徭薄赋”主张。如《孟子?尽心篇》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荀子?王霸篇》则将“轻田野之征,省刀布之敛,罕兴力役,无夺农时”,作为富国之术。汉代以降编纂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通”等各种体裁的史书典志,多把赋役制度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容,以求给后世治国执政者以警示借鉴。这说明赋役制度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重点之一。然而,因时代局限,传统史学不可能全面和深刻地揭示赋役制度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多层外延。驯至20世纪,由于资料、理论和方法等空前拓展,史学界加深拓宽了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研究取得划时代的突破,成果极其丰硕。必须指出,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对此亦用力甚勤,他们与中国学者共同繁荣了这块学术园地。但为篇幅所限,本文只就中国史学界的有关研究状况做一鸟瞰。同时,20世纪中国史学关于古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成果枝繁叶茂,不胜枚举,同样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研究史发展过程以及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概况加以评述,因而常有遗珠之憾,尚祈读者见谅。
一 研究史的阶段性发展及其主要特点
回首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百年史,可以看出它经历了各具特点的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史学向
近代史学转变的时期,也是“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的时期②。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古代赋役制度研究领域也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古代赋役制度史做出一些不同于《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的编排、阐释和评论。此期出版的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经济史著作,都以一定的篇幅叙述赋役制度,比较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研究趋向。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③,1920)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唐朝两税法的五大优点,“一曰税制单简,二曰合于租税以贫富为公平之原则,租税之公平者,与他种人权以个人平等为原则者不同,必视负担租税之能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则其合于负担能力可知。三曰合于租税普及之原则。两税法中定行商者纳税三十分之一,度与所取与居者均,无使侥利,则能普及于一般人民更可知。四曰以货币纳税,两税则于征米外,均以钱计,不可谓非税法之进化。五曰因出制入以为税则,为财政学上极正当之办法……极合于新财政学理,而于中国财政史上放一异彩者,则两税法也。”其后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
1926),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
(世界书局,
1930),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
(商务,
1936),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1940),刘不
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特点。值得指出的还有,抗日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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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①②③为节省篇幅,下文中对出版社和学报名称使用缩略
语,对不易明晓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则用全称。
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历史研究》1999年3期。
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2318页。
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赋税制度的变革。此期不少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特别是田赋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1935)、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1936)、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1937)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殷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该书编排的节与目还包括赋役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赋役制度利弊的评论等,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备。
由于当时参与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学者较少,他们涉及的朝代仅以汉、唐、宋、明等朝为主,选题有限,所用资料多为习见的传世文献,也谈不上对古代赋役制度做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但是,当时有一些选题颇具开拓性。从总体上看,当时鞠清远对唐代、刘道元对宋代、梁方仲对明代的赋役制度研究比较有特色。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唐代财政史》以及《唐代的户税》(《食货》1卷8期,1935)、《唐代的两税法》(《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6卷3期,1936)等论著中,对有唐一代的租庸调、地税、户税、色役、杂徭、两税法和商税等做了较系统全面的阐述,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断。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一书对唐宋两税法的变化做过比较有见地的分析。梁方仲则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为研究重点,细微深入,识见高远。其《明代鱼鳞图册考》(《地政月刊》1卷8期,1933)、《明代粮长制度》①、《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一条鞭法》(同上刊,4卷1期,1936)、《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地方建设》2卷12期,1941)、《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释一条鞭法》和《明十段锦法》(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7卷1期,1944)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专题论文,影响久远。
必须注意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也有所影响,出现了与传统史学及西方财政经济学不同的理论分析。例如,1940年吕振羽修订出版《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册(原为《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其《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一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看待春秋战国之际的赋税变革,认为因生产力提高,出现了由封建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化。鲁国的“初税亩”、郑国的“作丘赋”等赋税改革即其证明。到战国末期,实物地租成为农民支付剩余劳动的主要形态。1946年翦伯赞出版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在论证“西周封建论”时,使用“超经济强制”概念分析赋役,认为在西周的庄园中,领主在土地所有的基础上对农奴进行超经济的强制剥削。这种剥削在法律上称之为“赋”和“役”。赋即田赋,役指徭役。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时与文》2卷11期,1947)一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唐代两税法改革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力作。该文把两税法改革与经济权力变化、官僚政治变化等联系起来,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田制税法不但体现着支配阶级对被支配阶级剥削榨取深度,也体现着支配阶级内部对于那种榨取物分配的实况。”“唐代租税体制是代有变迁的,到了杨炎实行的两税法,始在中国后期官僚政治史上,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两税法都分明建立在一种事实上,即中央政府统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为不可能,乃不得已而从赋税方面予以限制。”尽管此类成果尚属凤毛麟角,但其研究思路和理论阐述为后来新中国史学的古代赋役制度研究所继承发展,衍沛而成主流。
第二阶段为50年代初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表现出三个特点。
其一,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作为一种专门史,其独立性尚不太强,相当多的论述是围绕当时史学几大热点而阐发的,即不少学者论及古代赋役制度,主要是在参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问题讨论时作为论据而涉及的。当然,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首先,就历史事物的联系而言,历代赋役制度的变迁并非孤立,而是与当时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政治形势等的变动息息相关。例如,田赋制度必然反映着计税田亩的所有制性质,商税的兴废也常常与商品经济的盛衰相关,沉重的赋役负担往往是引发封建王朝末期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直接原因,并成为新王朝调整赋役政策的前车之鉴,等等。其次,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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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①首刊天津《益世报》1935年5月28日《史学双周
刊》3期;修改稿刊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
国社会经济史集刊》7卷2期,1944年。
遍正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创立中国史学新体系,特别是1957年以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层面有关的一些“热点”成为史学界的常课。此类研究,优点在于理论思考的角度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有助于从宏观上加强对赋役制度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等的联系的观察,从根本上与旧史学之赋役制度史划分了界限。明显的缺陷则在于赋役问题在此类研究中只是作为说明封建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根据,这就使赋役制度研究实际上处于从属地位,对其本身的论述往往有欠深入,在理论运用方面有宁左勿右之倾向。
其二,对若干重大赋役制度开展一定的基础性研究,并有所争鸣,提出不少问题。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对中国古代重大赋役制度更替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关节点的记载是比较注意的,但多属孤立的或静态的描述。在本阶段,由于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中国史学对古代重大赋役制度的动态研究和整体把握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作。如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1955)、《西晋户调式的意义》和《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均载《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1959)等文,对魏晋户调制和匠役制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李剑农相继出版《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1959),其中用一定篇幅阐述先秦至明代的主要赋役制度,取材丰富,脉络贯通,多有发明。韩国磐的《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1959)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1963)作为断代区域性经济史专著,选材精审,论述系统,其中对南北朝赋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较全面的阐述。其《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
1957)则从均田制的角度论述租庸调制。梁方仲的
《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岭南学报》195211)、《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1957)等新作是深入阐释明代田赋制度研究的代表作。其他学者也围绕汉代租赋制、魏晋户调制、西晋占田课田制与户调式、唐代租庸调制与两税法改革、宋代王安石变法与徭役制度改革、明代一条鞭法等问题,发表不少专论和商榷意见,或订正史实,或阐发史识,形成一次研究热潮,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在80年代后继续受到关注。不过,总的来看,这一阶段选题不平衡,就朝代而言,仍比较集中在汉、唐、宋、明数朝,有关秦朝、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西夏、清代前期等历史时期赋役制度的基础研究相当薄弱,甚至是空白;就赋役制度本身来看,对历代徭役制度、商税制度的研究远
远逊色于对田赋制度的研究。
其三,一些学者正为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进行扎实的资料收集工作和活跃的思辨,其成果或呼之欲出,或指日可待。这里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认为若忽略这种潜在的学术准备活动,就难于解释为什么“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有大量成果喷涌而出。可惜,“文革”的爆发中断了这一良好发展势头,十年动乱使正常严肃的史学研究归于沉寂,也延误了众多有关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成果的诞生。
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1999年,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空前繁荣,并形成世纪高峰的阶段。这一阶段学术活动的特点,除了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宽松之外,就赋役制度史研究而言,有以下四方面的突出表现。
其一,各种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利用,成为推进研究的巨大活力。众所周知,尽管官修正史和历代典志对古代赋役制度有不少记载,但阙略、模糊乃至矛盾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涉及制度实施的具体材料更少。这是造成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客观原因。20世纪20年代起,国内开始有人注意新资料对研究古代赋役制度史的价值。如1922年王国维在《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跋》
(《
观堂集林》卷17、增订本卷21)注意到唐大历四年手实文书中有关于户等、课户与不课户等内容。1936年出版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以《唐户籍簿丛辑》为题的专刊,陶希圣的“小序”在简略说明“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时,提及对兵役和色役研究的参考价值。30年代梁方仲之明代田赋制度研究,即为得益于大量利用地方文献新资料的较早成功范例。陈寅恪写于40年代,后收入《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1957)之《财政篇》,曾利用敦煌出土的江南“租布”与关于“江南诸州并回造纳布”的唐文献记载相印证,从租调的实际折纳情况去揭示唐朝财政制度的演变。50年代,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112)是一篇根据出土文书结合传世文献研究唐代色役的代表作。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进一步方便了学者的资料利用,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厦门大学学报》196314)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物价资料,对天宝时期的普通农民家庭的收支及赋税负担作了开创性的量化研究,有助于评估租庸调、户税、地税对均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影响。
20世纪前期此类例证虽少,在方法论上的影响却
很大,有力地证实陈寅恪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新此材料,以研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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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历 史 研 究
2001年第1期
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文物、古迹大规模地出土和发掘,官府档案的进一步发现与公布,民间文献如家谱、族谱、土地买卖契约的广泛搜集整理,研究古代赋役制度史的新资料层出不穷,令人振奋。拓宽资料来源,利用新资料,成为一股强大动力,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
这一方面的例证颇多。70年代发现并陆续整理公布的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简牍,使相关时期的赋役制度研究焕发生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 1975)的《孙子兵法》的《吴问》、《田法》等篇,是研究战国诸国的亩制与田租可资利用的新资料。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简牍(《文物》197417),对汉初征收算赋、口钱、刍稿等的数量、时间和方式,提供了与传统记载不同的实证材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汉代田税及“八月算民”的征收方式等问题。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197616—7)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秦国田赋、徭役制度的法律文书,从而改变了以往不得不依据汉制去推论秦制的有欠科学严密的研究方法,并直接引起人们重新思考秦朝的田租征收依据、傅籍标准、徭戍制度等问题。流散海外的敦煌石室文书的陆续搜集公布,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吐鲁番文书由唐长孺主持整理为录文10册,历经10年终于1991年全部出版完毕,这一大批珍贵文书的刊布泽惠学林甚广,也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和唐朝赋役制度增添了宝贵资料。学者们得以利用这批新资料做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填补了多处空白。例如,关于北凉、西魏、麴氏高昌国的赋役制度研究,朱雷《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8014)、《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文物》198311),唐耕耦《西魏敦煌记帐文书以及若干相关问题》(《文史》9辑,中华,1980),杨际平《关于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计帐户籍文书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卢开万《试论麴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1983),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的麴氏高昌的计田输租和计田承役》(《出土文献研究》,文物,1985),谢重光《麴氏高昌赋役制度考辨》(《北京师院学报》198911),杨际平《麴氏高昌赋役制度管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12),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麴朝税制拾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4期,1980),陈仲安《试释高昌王国文书中之“剂”字》(《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2编,武汉大学,1990)等,均属利用出土文书的崭新成果。再如,素称资料比较丰富的唐朝赋役制度史研究,也因增添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而有新创
获。学者们根据与征收租庸调、徭役、兵役、地税、户税等直接相关的乡帐、计帐、手实、户籍、青苗簿、完税登记等多种出土文书做出的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如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16)及《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1988)、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朱雷《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1990)等加深了对唐前期户籍在租庸调、徭役征调中的作用的了解。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册(北京大学, 1995)第一章论述唐前期赋税收入时,大量引用和细致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该书在前人基础上创新的一大特色。明清赋役制度研究的重大进展,颇得益于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中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如80年代以来,国内不断发现明代黄册的新资料,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为20世纪最详尽论述黄册制度的专著,其成就除了吸收和借鉴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外,还表现在充分利用新旧黄册档案文书作为第一手资料加以论证,解决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存疑和有争议的问题。又如清代编审册作为赋税征收的一种依据,未见于官府颁行的律令和文书,地方志虽有所涉及却语焉不详,潘吉等《获鹿县编审册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集》3辑,四川人民,1984)利用现北京市档案局收藏的清代获鹿县户房档起自康熙45年止于乾隆36年的数百本编审册实物,首次研究了编审册的内容、编造款式和作用,并据以研究该县“摊丁入地”前后丁银负担的变化。凡此均证明各种新资料给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提供的开阔前景。
其二,加强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丰富了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基本探明其演变规律的主要历史影响。对此拟专门叙述于后。
其三,选题的不平衡状态基本得到纠正。不仅有关秦朝、魏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等朝代的赋役制度研究大有加强,出现不少填补空白之作,而且对历代徭役、商税等的研究也大有进展。例如,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徭役,80年代以前研究相当薄弱,50年代前后,周一良《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1963)和唐长孺《魏、晋至唐初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属为数极少的佳作。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如张泽咸《魏晋北朝的徭役制度》(《魏晋隋唐史论集》2辑,中国社会科学,1983)、《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14);鲁才全《北朝徭役制度》(《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13)、郑欣《南朝的徭役制度》(《文史哲》198911)、张维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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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朝徭役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14)等,分别从役龄、役期、名目以及复除等方面,探索了这一时期徭役制度的内容、特点和演变趋势变化,使有关制度的轮廓逐渐清楚起来。
其四,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80年代至90年代相继涌现一批较系统全面的具有总结意义的资料书和论著,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进入高潮。例如,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1980)一书,其中为中国田赋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数据,是一部兼具重要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的巨著。谢国桢编辑的《明代社会经济
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1980)包括赋役制度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王永兴编《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下(中华,1987)第二章第一节为《租税制和徭役制》,其中包括唐朝的赋役制度资料选辑。编者在各节“简要说明”中阐述了自己对唐代赋役制度的若干看法,颇有启示。专著方面,依研究的朝代先后顺序举例,有高敏《秦汉赋役制度的考释》(中州书画社,1982)、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
(湖北人民,1984)、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1988)、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
讨》(人民,1987)、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1989)、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1986)、周国林《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199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1995)、郑学檬《五代十国研究》(上海人民,
1994)、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
(上海人民,1987)、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初版,1998再版)、李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1985)、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
(福建人民,1982)、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
国社会科学,1991)、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庄吉发《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北学生书店,1985)、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1988)、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1995)等等,都是重要的断代研究成果。郑学檬主编的《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
1994)则是第一部通史性质的专史,颇受同行注意,
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版。王成柏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经,1995)也有特色。
二 研究角度与层面的
多样化及主要表现
赋役制度变迁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财政、社
会等方面的变迁往往是互为因果的,揭示其间的联系与规律,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宗旨。这方面已有重大收获。例如,关于中国古代赋役基本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的主要线索已取得共识。工商杂税暂且不说,就田赋和徭役的演变而言,夏商西周是赋役制度起源与初步变化的历史阶段,人们通常结合井田制围绕孟子所说“贡、助、彻”的形式与内容展开讨论。春秋战国赋役制度在社会变革中形成“赋、税、役”三元结构。此后,随着经济、阶级关系、财政需求等多方面的演变,赋役结构不断有重大变化,秦汉为田租
(税)、口赋、力役,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演变为计
田(丁)征收的租、计户或丁征收的调与力役(或庸),唐中叶两税法改革后至清代,先是租调和部分力役并入田亩税,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中叶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地,力役最终全部并入田亩税。中国古代赋役结构在清代最终完成人头税向资产税的转化,同时也完成赋、税、役归并为田赋的转化。换言之,中国古代赋役结构演变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人头税逐渐向资产税转化,二是力役逐渐由现役向代役、雇役转化,而这两条途径的最终汇合点为田亩税。但是,上述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原因和社会影响都相当复杂,学者们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才逐步揭示其丰富内涵,进入“通古今之变”的佳境。如果仍像传统史学那样更多地关注赋役制度本身,必然会使研究成果显得单薄,且易见木不见林。不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局面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一方面伴随着人们对新资料的应用和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这一研究客体的基本面貌、总体特征与主要内容认识的深化而发生,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研究者掌握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自觉性的提高而加强。下面选取若干方面做归纳介绍。
11赋役制内容的钩沉索隐
由于史料或详略不一,或真伪驳杂,中国古代赋役制度长期存在诸多疑点乃至空白。考证历代赋役制度的内容无疑属于基础性研究工作。20世纪中国史学继承前辈史学家的这一未竟工作,成果繁多,始自30年代,中经50—60年代的积累,80年代以来总结性论著迭出。若以较全面或较集中的成果为例,关于秦汉赋役制度,刘道元《商鞅变法与两汉田赋制度》
(《食货》1卷3期,1935)和韩连琪《汉代的田租、
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17),都属较早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较全面地考辨汉代赋役制度的专论。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1984)虽然正式出版于1984年,但成果形成于50年代(参见该书
《后记》
)。书中就秦汉的田租、刍稿、假税、口钱、算赋、市租、缗算、盐铁和酒类的征课、其他杂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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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更卒徭役、正卒徭役、戍卒徭役、复除制度等分别加以考证,是考证秦汉赋役制度内容的基本著作之一。此外,除前述高敏、黄今言二书,马元材(非百)的《秦集史》(中华,1982)历经50多年的努力,所汇集的秦国赋役制度的重要资料,相当完备,足资参证。前述唐长孺、高敏、郑欣等的论著考证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内容多有发现。80—90年代周国林发表的系列论文对曹魏、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田赋制度的考论(后结集收入其《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大,1993)也有新意。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1989)则以笺证的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赋役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1994)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做了大量史料的溯源、校正和增补,成为研究宋代赋役制度内容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食货》1卷9期, 1935)征引丰富资料全面探讨元代系官匠户的地位、待遇、工作形式等问题。李景林《元代的工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期,1981)对元代中央政府所属工匠的地位,工匠管理,匠户的户籍和负担等详加考析。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6辑,中华,1979)、《元代役法简论》(《文史》11辑,中华,1981)、《论元代的和雇和买》(《元史论丛》3辑,中华,1986)等论文澄清了元朝赋役制度的不少基本问题。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 1982)、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013—4,198111—2)对该志记载的赋役制度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对赋役制度的各个环节,如金花银、一条鞭法、里甲制度等做了细致的微观辨析,使纷繁的赋役制度一目了然。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征引丰富资料,对清代一条鞭的内容和实行过程做了详实的论证,填补了学术空白。上述研究成果虽多取微观角度,但辨误补遗,钩沉索隐,考竟源流,整理编次,对深化细化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多有助益。
21赋役制度沿革的上下考索
这是从动态角度或称纵向角度进行研究,着眼于赋役制度厘革的前后联系及其异同,探讨其演变趋势或规律。此类研究所取的时段或长或短,但旨趣相似。比较受人关注的重大课题,有先秦时期从贡、助、彻到赋、税、役的演变,汉代租赋制渐变为魏晋租调制,两晋南朝租调制的变化,唐两税法、明一条鞭法和清前期摊丁入亩等重大改革的由来,匠役制度的演变,等等。下面根据研究涉及的朝代先后,列举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成果,以明其旨趣。王贵民《试论
贡、赋、税的早期历程———先秦时期贡、赋、税源流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1)梳理了先秦时期贡、赋、税的演变过程,指出贡最先出现,起源于虞夏,发展于周;赋、税在其后。税以力籍形式为早,而表示实物税的“税”字最为晚出。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缕析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绵绢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与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而将其固定化与普遍化。”分析魏晋表面上是按户征收的户调,其实与户赀有关,而“调查户赀乃是汉代成法,汉魏间新行税目户调是据户赀决定差等的,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后来他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 1993)第三编《论唐代的变化》第三节《赋役制度的变化》阐述唐制的变化,对它们与南北朝赋役制度的关联有精辟的概括说明。两晋南朝租调制的变化在80年代也引起注意,如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11)和《南朝的租调制度》(《文史哲》198711)、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15)等,都足资参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回顾了古代税制在明代之前的变化趋势,指出:“发生变化者有二事,其一为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其二由现物税转入货币税。”谷霁光《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封建社会前期赋税制度中地、资、丁、户之间的关系研究》(《江西大学学报》196412)研究汉唐间依据地、资、户、丁征收赋税时采用什么标准及其沿革,论及两汉的租赋,汉魏调的产生,西晋户租、丁租和南朝户调、丁调,北朝租调与隋唐租庸调的演变,唐两税法与户税、地租等,指出汉唐间赋税演变的趋向是实行户税,户税以资产为宗而主要基于地,中间经历一个以丁税为主的阶段。唐代两税法的来源与变化自30年代以来就是热门话题。鞠清远《唐代的两税法》和《唐代财政史》、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教学》195115—6)、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13)、金宝祥《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13)、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12)等,对两税的税项内容及来源提出不同看法。两税法在唐五代宋元明清因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其中唐末五代是一个变化阶段,以往未受重视。80年代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1)和《唐五代赋役史草》第四章第二节“田亩税在两税法中的地位”、郑学檬《五代两税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4)和《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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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民,1994)等,对唐末五代两税中户税向田亩税的转化有较集中的论述。从历代徭役之制来看,宋代“役”的变化较突出。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宋代役法展转变易之诸阶段”时,次第分析“由差役至雇役”、“由雇役复返于南宋之差役”和“义役法之由来”等演变过程。漆侠《宋代经济史》(上)第十一章结论总结了他对宋代役法演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宋代役法演变的实质,认为依然是魏晋隋唐以来国家劳役制的残余。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3)指出宋代的摊丁入亩趋势,表现为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代役税又向田亩税归并。高树林《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
(《河北学刊》199211)从宋元对比的角度考察元代赋
税源流。对明一条鞭法做动态研究的,首推梁方仲,他在30—50年代发表数篇论文,围绕一条鞭法的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如《一条鞭法》的“导论”就一条鞭法之前明代的赋法与役法及其崩溃做了阐述;《释一条鞭法》即先写有“明代一条鞭前赋役制度鸟瞰”一节。其《明代十段锦法》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考见明代中叶以后赋役变迁的趋势”。他于1952年发表的《明代一条鞭年表》,集其研究之大成,是一条鞭法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的动态研究特点鲜明,书中通过对明初、明中叶、明末等不同时期的具体考察,认为明代赋役制度沿着三条轨迹演变,一是因解决官田重赋问题,导致国有土地私有化;二是因货币经济的推动,导致实物税和力征之征向货币税转化;三是因赋役改革,导致封建乡村政权基层组织里甲性质发生变化。关于清朝“摊丁入地”的由来,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改革———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
(《清史论丛》1辑,中华,1979)从清初赋役繁重影
响财政收入和激化阶级矛盾,引起赋役的整顿和改革,到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有限作用,论及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及其实施概况。郭松义《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3辑,中华,1982)的视野更加扩大,在前人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考察“摊丁入地”改革的来龙去脉。一条鞭法始于明而完成于清,两者既有继承关系又有很大不同。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将明清一条鞭法做了对比,揭示造成差异的社会根源,以及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表现。
匠役即手工业工匠的劳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先秦“工商食官”以来,匠役制度的不断演变,也成为史学界进行动态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其中,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是一篇最早理清了汉末到唐初官
府对工匠控制、工匠身份向卑微化转变、番役制的出现与演变等主要线索的力作。包伟民《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1989),从按籍轮差的形成、民匠差雇的一般情况和唐宋两代匠役负担的比较、影响宋代匠役比唐代有所减轻的几个因素等方面加以论述,揭示了唐代和雇匠制度与宋代差雇制度的关联和变化。此外,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食货》1卷9期,1935)、陈诗启《明代的工匠制度》(《历史研究》195516)均为有助于了解匠役的历史演变的重要论文。
有的学者还选取更长的时段观察赋役制度的变迁,试图概括其规律和特点。例如,下文将述及的50年代蒙文通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即一较早的杰作。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思想通史》4卷上,人民,1959)这一理论概括性很强的长文,旨在“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来研究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的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其中详细分析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以劳役为主的地租形态向以实物为主的地租形态转变的问题”。高树林《试论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税役变化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11)一文,根据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阶段性的认识,说明唐代两税法和宋代“杂变之赋”标志中国封建赋税结构的二次重大变化。郑学檬在《中国赋役制度史?前言》中将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特点概括为循序性、反复性和差异性三个特点。循序性是指赋役制度的改革,步步相接,前后相承,很少有移植外国制度而骤然转折的现象,无论是田赋还是役法都是这样。反复性指赋役制度的演变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个时期,某一税种方面,尚有消失之后复出的现象,丁口之赋即反复出现,说明一种旧的赋役制度会沉渣泛起,僵而不死。差异性指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反映在赋税征纳形式上的“任土作贡”(包括折纳随土所出)的特点和征纳期限不同(随作物早晚熟而定)。
上述论著多属一家之言,或有值得商榷、补充之处,但所采取的注重赋役制度沿革的动态视角无疑是值得称许的。此类研究成果从总体上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脉络及其规律的认识。
31重大赋役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变迁、社会变革
的关联
这是一种视野更开阔的研究角度,因其注重研究赋役制度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联,我们或可称之为横向角度,而理论思辨色彩更浓是其特点。前已指出,40年代吕振羽、翦伯赞在论证西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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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论时,已有运用马克思理论从赋役角度做说明之处。新中国建立后,更多的学者运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古代东方国家地租地课合一的论点以及地租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理论,结合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变迁的具体史实,分析中国古代赋役形态的嬗变顺序及其性质,并涉及社会经济形态变迁。讨论较多的课题是先秦和春秋战国赋税改革、唐朝的租庸调和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等重大赋役制度变革的性质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关系,存在不少分歧,焦点在于如何联系赋税制度变革论说中国古代史分期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
对于先秦和春秋战国的赋役制度变革,50年代以来的论述多与当时社会变革的认识有关,但对所反映的社会变革性质有种种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初税亩”、“作丘赋”、“量入修赋”等赋税变革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容和性质,至今仍仁智互见。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反映的是封建劳役地租向封建实物地租的转化,是领主制转向地主制的表征。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认为它是奴隶制为封建制所取代的标志。另有学者反对把“初税亩”与以地主制经济、地租形态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变迁联系起来解释。如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认为,“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向中小奴隶主或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物品地租。关于这一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各种意见,请参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1982)。80年代后这方面的讨论较少,但仍有新见,如张君《楚国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14)认为,公元前548年楚国所进行的“量入修赋”这一重大赋税改革,是楚国由宗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鲜明界碑。关于魏晋改行以实物形态的租调制与汉末以来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在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李剑农《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稿》、梁方仲遗作《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背景》(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 1990)等论著中有不少精辟分析。关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性质,50—60年代围绕运用马克思的实物地租、力役地租、货币地租三个概念,一度展开争论,不同的界定和解说还联系到用“超经济强制”的理论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形态的不同特征。不少人认为租庸调征收的既是粟帛之类的实物,即为实物地租,而且“输庸代役”加强了其实物地租的性质。另有一些学者强调租庸调仍是力役地租。如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历史研究》195515)指出:“事实上从北朝以来到唐初的租调力役剥削形
态,还是力役地租与实物地租并重的情况,只不过逐渐加强了实物地租的比重。”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的第三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人格的隶属关系、剥削制度和地租形态及其在唐代的转变》指出:“地租形态是和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特殊的国家形态、臣属关系和奴役形式等关联在一起的。”他还认为:“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之下的租调或租庸调,都是通过所谓‘进贡的义务’而属于以劳役地租为主要的形态,或是以劳役地租为支配的形态。”他认为两税法的实施才标志以劳役为主的地租形态向以实物为主的地租形态转变的法典化。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12)也认为汉唐间在两税法实施之前,“总的说来,劳动人民在缴纳赋税以及规定的力役时期的同时,特别是以超经济强制的徭役地租为主要形态,当然,兵役也包括在内。”唐两税法曾规定以钱计税并部分征收现钱,多数论者根据折纳情况,不主张将两税法定性为货币地租,如孔经纬《关于唐朝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变化问题》认为:“唐朝后期以钱输税之事不过是在实物地租形态下的一种计钱折估。封建政府要这样做,只是想借以榨取更多的税收。这种现象严格地说,还不能当作货币地租的正式发展。”(载《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1957)侯外庐前揭文则明确地将两税法定性为实物地租,指出:“实物地租形态的确立是两税法规的主要历史意义,以后各代直到明末一条鞭法为止,都继承着这种制度而未有大的改变。”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 1961)、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16)等。此外,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如束世 提出混合形态说,认为:“钱谷并征,显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混合。东方国家,从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通常是先出现两者混合的形态。建中时的田租征实物,而青苗以及后来附加的榷酒则征钱。是地租的混合形态,显示向货币地租过渡的先声。”它“反映着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了唐代晚期,封建主义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已动摇了自然经济的统治。”(《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历史教学问题》195812)而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人民,1963)则强调:“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变。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到了李唐中期,已有开始从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趋势。……两税以货币交纳,事实上只彻底推行了不到三十年即逐渐被放弃。可是,我们决不能因此低估两税改革的社会经济意义。两税改革标志着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正向一个新的进程发展。封建地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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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济后期的社会经济的演变,基本上都是在沿着这一历史趋势前进。”对此,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有异议,认为:“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均表明,唐代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促使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从而使货币地租得以产生的那种水平。两税只是一种赋税,并不是地租。两税法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能反映商品经济关系发展的水平。”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赋役改革与社会变革,历来受到重视。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
1959)、《宋代经济史》(上册)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均
有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关于明代赋役制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结构总体特征的宏观角度出发,抓住政治与经济、所有制与分配、赋役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等内在关系,指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一条鞭法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自3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观察角度。前述梁方仲在30年代的相关研究,已指出一条鞭法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抬头,显示出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发展趋向。50年代有的学者更进一步与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看待。不过,余用心《明代一条鞭法的考察》(《西北师院学报》198312)则认为一条鞭法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所造成的。它是役法改革而与田赋改革无关。关于清代赋役改革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袁良义《清一条鞭法》指出:“一条鞭法改革的是赋役制度,但它反映的问题超越了赋役制度的界限,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明一条鞭法主要照顾的是一般地主阶层的利益,涉及下层人民的问题,反映社会现实的面比较有限;清一条鞭法关系到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和一般地主多种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反映社会现实的面就广阔得多了。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般改革发展成一场变革社会的革命,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类似农奴的
地位。”(《结束语》
)还要指出,把赋役负担状况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联系起来,也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视角。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原因时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剥削即包括赋役征调,“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
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1941年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文化杂志》1卷2号)将“发展迟滞”的原因归纳为八种,其二为封建力役,其三为封建的剥削,指出:“大体上说来,封建的剥削可分为田赋和人身税两类,而田赋是主要的剥削形态。历代的剥削方法虽不同,但封建剥削的实质是直接生产所得的剩余生产物,几乎全部都缴纳于民间地主与封建国家,除了维持自身与亲属的生存而外,大都仅能继续单纯的再生产,甚至还有不能继续单纯再生产的,至于能够实行扩大再生产的农民,却是很少。”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阻滞性问题》(《文史哲》195312)认为中国进入封建制阶段后长期阻滞的原因在于其“东方社会”的特征,这一“东方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原都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在征收地租、赋税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凭借权势———主要是通过赋和役———兼并土地,使土地所有权集中;一方面又可尽量设法使国家的‘公’的收入与支出,都转化为他们的‘私’的收
入。”这就阻碍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①。柳春藩《残酷的赋役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史学集刊》
198212)在反驳所谓落后的小农经济“阻碍了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看法时,认为阻碍中国小农经济发挥优越性的原因,主要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农民的高额赋役剥削达到严重程度,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具体地从社会经济变迁的角度阐释中国古代重大赋役制度变革原因的开拓之作,首推蒙文通《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12)。该文内涵相当丰富,作者自述:“本文的研究的发端首要对象是农产量,并将秦汉以来二千余年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思想学术的演变划为四个阶段。”“从秦以来的赋役制度,看出了从赋和役二者的关系及‘役’的内涵的变化上观察出二千多年来这一制度的历史演变之迹。两汉的租赋中,代表力役的赋重于按田计征的租。魏晋到唐的租调(即户调,唐为租庸调),仍以力役之征为重,而屯田尤为重要。唐宋到明的两税法,又将代表力役的庸纳于两税之内,但又别起‘富者役其钱、贫者役其力’的职役。明中叶以后的一条鞭法,则又把‘役’全部‘按亩计银’,‘摊丁入地’。这一情况,也正反映出统治者对于劳动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从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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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参见白钢编著《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
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劳役负担重于实物负担,变为劳役负担逐步减轻、实物负担逐渐加重,又变而为实物负担逐渐减少,货币负担逐渐增加,最后则全变为货币负担。因而我们又可以把赋役制度以两汉的租赋、魏到唐的租调、唐宋到明的两税和明中叶以后的一条鞭,划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又恰好和农产量扩大的四个阶段正相吻合,这也正体现着统治者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着。”此后这一研究角度时有新作,如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增刊)认为,曹魏租调制结束了汉代田租的三十税一之制,改比例税制为定额租制,采用适合于当时经济基础的户调制,由汉代的租轻赋重,改为租重赋轻,这标志着赋税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是适应的,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中解释汉代田租为何实行比例税制,而至曹魏的租调制才首次明文规定定额租制时,强调其主要原因在于汉代各地农业生产水平发展不平衡,而曹魏时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水平相对平衡。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1961)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两税法”这一问题时,把它与“均田制的破坏和庄园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指出:“在生产力发展,产量增加,和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变化后,同时,为了增加税收稳定财政,和缓和阶级矛盾,就以户税地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发展而成为两税法。”袁英光等《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13)说明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特定的关系,认为安史之乱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垦田增多,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达;交换中普遍地大量地使用钱币等),已经具备了“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加上此时唐朝财政重心南移,从而促成了两税法的产生。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 1963)以“白银使用与赋役的改革”为题,论述一条鞭法改革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关系。
田赋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相互关系,在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中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述,不少学者对田赋与土地所有制变迁特别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关系的研究更是注重。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1979)第二十章第三节《赋役制度的变化及地主政权同地主斗争方式的演变》概括指出:“大致在前期各代,按土地、按财产、按户等征收的赋税所占的比重远不如后期为大,按丁、按口、按户征收的赋税所占的比重远比后期为大。……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所以能够实行上述一系列
具有时代特点的税制,就是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自耕农较多,占田制均田制能够一再推行。只有在相当多的农民都能占有土地的情况下,他们才有能力提供不问土地、财产多少而只问户、丁、口的赋税。……从唐代后期实行两税开始,一直到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不断发生税制改革,而历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按亩征收的田税和按财产征收的赋税越来越重要,按口、按丁、按户征收的赋税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他强调地主土地所有制对田赋制度变化的影响,指出:“既然赋税的征收是地租的再分配,那么赋税制度的演变就必然随着土地关系的演变而亦步亦趋地前进。”“唐中叶以后,均田制最终破坏,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职役从一般徭役中分离出来,由土地所有者负担,宋代里正、衙前的盛行,明代粮长制的盛行,都反映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研究中,有关春秋战国“初税亩”、“作丘赋”等赋税改革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唐朝租庸调制与均田制的关系,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等重大改革的土地关系背景等问题的成果较多,争论不少。如在关于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讨论中,多数人赞同“初税亩”意味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只是对“税”的性质众说纷纭①。关于租庸调与均田制的关系,一般认为租庸调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到50年代,围绕这一见解曾发生争论。先是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14)提出均田制只是“一纸空文”,租庸调法和均田制之间“并无何等连带关系”的观点。1955年,《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等三篇讨论文章。韩、岑二文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租庸调法是建基于均田制度之上的。胡文虽不赞成邓文认为均田制没有实行的观点,但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这一论题上支持邓说。他认为虽然租庸调是按丁课敛,而均田制亦是按丁授田,但不能据此便肯定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是由受田丁纳租庸调的。此后,认为租庸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看法得到学界较多的认同,但在表述上或有不同。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1965)认为:“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为假设依据的。”1995年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提出新见,认为分析租庸调与均田制的关系时,“应该把租庸调分别开来看待,租庸调实际上是由两类不同的税收组成,其中租调是一类,庸是一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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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①参见《中国古代史分期五十年》下编4章3节。
调的基础是均田制,庸的基础是劳动力,即丁。”她从宽乡与狭乡的租调率不同、调与土地的关系、租调制的历史等三个方面肯定了均田制为租调制的基础。庸既是丁役的代役费,自是与均田制无关。90年代前后,王毓铨对明朝赋役与土地所有制、人身依附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其《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11)认为中国古代的税粮不是一个公民向其国家缴纳所得税,而是一个人身隶属于或依附于帝王的编户民服事其君父的封建义务,所以纳粮也是当差。其《明朝的配户当差制》
(《中国史研究》
199111)与《户役田述略》(《明史研究》199111)从
户役制的特点,役户恒产获得的形式,说明不同的田地与各自不同的差役合为一体,田地因而获得了当差人户的身份(役籍),及当差人的封建超经济强制的义务。这两篇文章旨在强调明代土地制度的国有性质,认为编户不具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从而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土地自由买卖的观点提出异议。
还应指出,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展开的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孰主孰次的讨论中,曾就中国古代田赋性质提出“地租与课税是否合一”的命题,引起争论。在主张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地租和课税的合一是亚洲各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如侯外庐《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封建制和古代东方的封建主义》所论①。另一种主张还应具体分析,如韩国磐《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新建设》196015)认为,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论点,封建社会国家的赋税是由地租直接分化出来的,是地租的一个部分,二者就其本质来说是相同的,但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直接生产者交与地主的是地租,从地租划分出来的一部分作为国税交与封建国家的是赋税。因此,农民交与地主的是地租的本来形态,地主交与国家的是地主阶级对地租的再分配。真正占有自己耕地的自耕农,向国家交纳的也是赋税。这种赋税总是受到地租法则的制约。由此可见,将地租和赋税截然分开是不对的,将两者混为一谈也是错误的。而主张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关于地租与课税的关系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马克思指出地租和课税合并在一起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标志。中国古代自井田制破坏后,地租和课税就截然分开了。农民向地主交纳的是地租,而自耕农和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则是赋税。不过,均田制下农民向国家交纳的贡赋既是地租,也是课税,所以均田制下的农民没有所有权,只有占有权、使用权②。另一种可以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三联,
1979)一书为代表。该书主张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
社会占主导地位,可是在论赋税与地租的关系时,其第二编第四章《地租、赋税与地价》指出:“地租是封建社会剩余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赋税是集中化的地租,二者是既相区别则又相联系的。赋税基本上是属于地租范畴之剩余劳动。”“事实上,赋税的征收与分配方式都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关系。赋税的占有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再分配,它使经济领域中的分配关系大大地复杂化了。”他认为“自耕农缴纳的赋税也具有集中化的地租的性质。”
关于中国古代的商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20世纪
50年代就有学者着手研究。例如,一般认为宋代商品
经济有了空前发展,其重要标志之一是宋朝首次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商税征收制度,高额的城乡商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那么,商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束世 《论北宋资本主义关系底产生》(《华东师大学报》195613)试图由北宋商税总额推算出全国贸易总额,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蒙文通《从宋代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历史研究》196114)则根据商税务的分布和坊场钱的征课办法,商税分布所反映的商品流转情况等方面,认为宋代商税反映出当时不存在着大规模商品流转,商品交换一般只在狭小的区域内进行,宋代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此,王瑞明《关于宋代的商税问题》(《光明日报》
1961110125)认为商税额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商品流通
规模大小,流转的商品并非都须经过纳税的程序。这些不同意见反映了论证方法的差异。郭正忠《商税、斗称、宋代市场———宋代市场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2)认为,考虑商税与市场贸易额时,若按“市场商品流通量=商税总额÷商税征收率”计算,则宋代市场商品流通量相当于政府商税收入额的20倍,这样对宋代商品流通量的计算就不免偏高,引起诸多问题;若按“市场商品零售额=商税岁额÷商税额占商品零售额比例”计算,虽然较前一种计算方式合理,但又忽略了政府实施的商税征收率则这一重要因素。这两种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商税与社会经济的联系,还包括商税与“重农抑商”、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如孟昭信《封建政权摧残和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史学集刊》198212)指出: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推行抑商政策,不仅对商业和手工业课以重税,而且经常进行额外勒索,这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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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历 史 研 究
①②参见华山《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一些意
见》,《光明日报》1960年2月4日。
见《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
42、44页。
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手工作坊向手工工场的发展和转化。8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实施,中国史学更加注重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角度研究宋代以来的商税问题。如漆侠《宋代经济史》对全国商税在三万贯上下的城市做了统计,认为宋朝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但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涉及对北宋“旧额”商税的考证与统计,并由此对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做出判断。
重大赋役制度改革与社会变革的联系,除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一直受人瞩目之外,清代雍正帝的赋役制度改革,也是重要课题,庄吉发《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台北学生书局,1985)等做了较全面的阐述。
41赋役制度与等级制度、阶级关系、社会集团
赋役制度体现的是国家与编户齐民的分配关系,而中国古代存在着多个等级,不同等级身份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有明显差异。那么,各个历史时期国家征调赋役时对不同的社会等级或社会集团如何加以区别?哪些人是主要的纳税应役者?他们的实际负担状况及社会影响如何?这些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在传统史学中已受到相当的关注,凝聚成的焦点是呼吁“赋役均平”和抨击“赋役不均”。而5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中,由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研究农民战争史,人们更加注意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角度加以研究,使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中蕴含的政治内容进一步凸显并丰富起来。下面以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笼罩下的特权优免与特定人户的纳税应役的研究成果为例加以介绍。
特权优免赋役以及特定人户的纳税应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战国秦西汉时期,皇帝赐予的爵级高低是社会地位高低的一种标志,同时也是能否法定免役的依据。与此同时,政府还针对特定的一些社会等级如贵族、高级官吏等予以“复除”(优免赋税或徭役)照顾。1956年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一文对汉代的“复”与“买复”已有所论述。其后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对复除制度列有专题论述。此外研究秦汉军功爵的论著一般有所涉及。关于唐代两税法下的身份性特权免役,韩国磐《科举制和衣冠户》(《厦门大学学报》196512)做了开拓性研究。该文首次揭示“衣冠户”是唐中叶以来科举制中进士科出身者的专称,享有唐朝给予的轻税和免役的特权,并进而指出衣冠户凭依特权,不仅本户不差不科,而且接受财贿,包庇非衣冠户的富人逃避差科。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中
华文史论丛》198013,上海古籍)对此问题继续探讨,认为与衣冠户出现的同时或稍早,出现了形势户,包括诸色杂有职掌的吏职和各地有权势的有力人户,他们本身虽然没有免除差役的特权,但实际并不出差科,是宋代形势户的前身。宋代官户和形势户的赋役优免权利问题,80年代以来的研究值得称述。如尹敬坊《关于宋代的形势户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014)对宋代“形势户”中的品官之家、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这两种人户在封建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及其所享受的特权,分别做了论述。对当时法律上被列为“形势户”的书手、保正、耆户长这一类乡役户的地位,也做了说明,认为这一类人户名实不符,在当时也是“受害户”。朱家源等《宋朝的官户》(《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1982)对宋朝合法给予官户的税役减免项目和时间范围做了分析,认为官户所得到的明文规定的合法税役减免实际上非常有限,因此主要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隐产逃税,并将一部分赋税负担转嫁到贫下户身上。殷崇浩《宋代官户免役的演变和品官“限田”》(《中国史研究》198412)对以往关于品官限田的说法做了分析,认为只有限田均役之说比较接近实际。李 《元代经济史稿》第十章第六节“赋税的实际负担者是劳苦大众”对特权阶层的赋役优免有专论。明清的官绅赋役优免及其社会影响长期受到重视。40年代,吴晗写有《论绅权》(《时与文》3卷1期,1948)、《再论绅权》(《时与文》3卷9期,1948)、《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1943年作,发表于《明史研究论丛》5辑)等文,揭露乡绅即乡官和绅衿(举贡生员)作恶乡里的行径,包括“隐庇县役,靠损小民。”80年代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化。伍丹弋《明代徭役的优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3)、《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2辑,江苏古籍, 1984)分别论述徭役优免与绅衿地主势力发展的关系。张显清《明代缙绅地主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12)认为明朝法定的赋役优免权,是这个特殊阶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彭雨新《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11)指出明清赋役改革是在削弱官绅阶级优免特权的进程中逐步向前发展的。廖心一《明代松江举加耗法之争与身份地主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4辑,江苏古籍, 1991)通过分析加耗法之争,从加耗者身份的改变、土地占有和田赋分配的状况、保护私租理论的提出和朝廷对加耗法之争的态度几个方面,对松江府乡绅势力在嘉靖朝的发展与影响做了有说服力的个案研究。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1982)指出,清代官僚和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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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衿是法典承认的两种特权等级,他们的特权主要表现在法律和赋役优免两大方面。赋役优免权在顺、康、雍、乾各朝虽曾几度缩小和限制,但始终是存在的。僧侣是否享有赋役优免权,逐渐引起讨论。一般看法以为唐代僧侣可以免税免役,如1957年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考古学报》
195712)认为:“唐代无论前期或后期,都以寺观为
逃税避役之所。”“逃税避役”这种用语比较模糊,是法定特权还是非法现象,不易理解。谢重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11)认为两税法前虽然寺院僧尼免纳租庸调的特权还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已有对寺院征敛资课、户税、杂徭等现象;两税法下寺院、僧尼须纳正税,但仍有避役特权。曹旅宁《元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3)认为元代寺院与世俗土地所有者一样,都必须负担国家赋税。
特定人户的纳税应役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元朝和明朝尤其突出。这些特定人户有时就是特定的社会等级或阶层,有时则只是因赋役负担的不同而划分的户籍,与社会等级无关,因而必须具体分析。魏晋南北朝等级最为纷繁,同时存在名目繁多的特定人户,如士家、客、门生、义故、部曲、军户、吏、 、伎作户等。关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及赋役负担问题,自30年代即有研究成果问世。如鞠清远《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
曲》(《食货》2卷12期,1935)、《三国时代的“客”》(《食货》3卷4期,1936)初步分析了该时期“客”、
门生等含义及其身份地位的变化,指出有些变化与荫庇课役有关。何兹全《三国时期的三种领民》(《食货》1卷11期,1935)分别论述州郡领民、屯田客和军户的赋役负担与身份地位。武仙卿《南北朝色役考》(《食货》5卷8、10期,1936)分析南北朝各种特定人丁所承担的种种名目的特种徭役。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季刊》1卷2期,1941)论述军户的地位和负担。50年代,唐长孺《晋书赵至
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是研究魏晋士家制度的代表作,作者透过《晋书?赵至传》等记载,具体揭示曹魏士家制度的严酷、士家地位的低贱。80年代,有关研究继续深入。一般认为,魏晋的“士”指士兵,士兵及其家庭称为士家,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婚配只能限于同类,寡妇甚至由政府抑配。陈玉屏《三国士家制度商榷》(《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14)、《秦汉曹魏初期兵士社会地位的变迁》(同上刊,198314)、《曹魏两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同上刊,198511)等文则对士家制度的一般见解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把曹魏士家一开始就视为特
殊的阶层是一种误解,士家的地位无论在法定意义上或实际社会生活中,都不低于郡县民和屯田民。只是从魏文帝开始,兵户身份才朝着卑贱化方向发展。到东晋其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近乎奴婢的地位。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拾遗》,中华,1983)指出国家出于维护特权等级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曾以法律形式规定客和部曲的私属地位,同时为稳定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人丁,又对私属做出限制,因而与豪强地主发生争夺役使对象的斗争,从而揭示当时的一种特殊现象,即以逃亡者组成的“佃客”、“佃家”一方面对封建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另方面这种依附关系并不稳固。程应 《释“ ”》(《中华文史论丛》197913)、韩国磐《南朝的门生义故》(《社会科学战线》198012)、柯友根《南朝部曲初探》(《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
1981)、李春润《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 》(《中华文
史论丛》198113)、曹文柱《略论东晋南朝时期的“吏”民》(《北京师院学报》198214)、严耀中《魏晋南北朝“佃客”辨》(《中国史研究》198413)、朱大渭《北魏军户制的衰落》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213)等,对特定人户的社会地位与赋役负担做出
各具特色的论述。户等户类即所谓诸色户计之多,是元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诸色户计的赋税负担及其社会地位,同样在30年代就有人注意,如鞠清远《元代系官匠户研究》(《食货》1卷9期,1935)引用丰富的资料全面探讨了元代系官匠户的地位、待遇、工作形式等问题。这一方面研究的重大进展,还是在80年代以后。华山《元代赋役制度考略》(《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对元代各种户类的赋役义务做出具体分析,指出元代享有免税权(指地税)者有军户、站户、匠户、弓手、公使人、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人。前三种人是法律上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的,因为他们负担特定任务,需要一定的费用,这种免役实际上只是政府给他们的一部分抵偿。真正享有免税特权的是后四种宗教师。免役权在法律上只有边远军人和大都至上都间的站户,其他一切诸色户计皆有当役义务。李景林《元代的工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115)列举丰富史料论证了中央政府所属工匠的地位,对工匠的管理,匠户的户籍和负担等状况。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11)用丰富的资料证实元代存在着按资产划分等的户等制,并考察民户等与各种赋役的关系。他的《论元代军户》(《元史论丛》1辑,1982)、《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2辑,1983)对元代各种军户、站户的管理,军户、站户的负担等做出更为全面的论述。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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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历 史 研 究
丛》2辑,中华,1983)包括对元代分封制下的五户丝户、投下民户的社会地位和赋役负担的研究。高树林《元代民户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312)、《元朝匠户户计研究》(《河北学刊》199315)对元代诸色户计中的民户和匠户的构成、管理、赋役负担等也分别做了探讨。关于明代工匠、军户的应役,陈诗启《明代的工匠制度》(《历史研究》195516)区分明代官手工业三个不同系统,论述工匠的服役时间、服役地点和待遇的不同。王毓铨《明代的军户》(《历史研究》195918)指出军户是民人之中被强制签配以供应军差的特定人户,他们有专门的户籍,“役皆永充”,对皇帝有浓厚的封建人身隶属。彭超《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户》(《明史研究论丛》5辑,江苏古籍,1991)根据清理明代徽州契约所见的两份资料,叙述“民有定籍”与“役皆永充”、勾补、逃亡与追补等问题。
上述成果足以说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既是经济史的一个专题,也是社会史的一个专题,中国古代编户齐民的纳税应役是丰富多彩的生动社会画卷,应该用不同的笔法加以再现和剖析。
51赋役制度的区域性研究
中国古代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政治状况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反映到赋役制度的规定和实施之中。因此,采用比较方法,做区域研究,是赋役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在20世纪,明代江南重赋是较早受到重视的区域性问题。传统见解把明代江南田赋之重归因于政治斗争,即《明史》所谓明太祖怒苏松各府为张士诚守,为泄愤报复而籍没豪族富民之田为官田,按私租数额征其税。1935年梁方仲《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大公报》193512122《史地周刊》23期)对明代“东南田赋之重”的赋额做了考订,指出苏、松、常、嘉、湖“这五府田赋之重,殊不一致;苏为最重,松次之,嘉、湖次之,常又次之。各府之中,各县田赋之重也不一致。”并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官田之多及该地区经济较优越。5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王仲荦《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195112)从江南纺织业发达的经济现象出发,解释江南重赋的原因,认为超额的田赋,就是变相的布缕之征。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1957110)认为所谓的重赋根本不存在,造成这一假象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存在着大量官田,因而使赋税数字同其他地区相比显得要高,但在实际负担上并非如此。明代地主阶级对“重赋”大加渲染和批评,实则是要使官田变成民田,以利于他们的兼并。吴缉华《论明史食货志载太祖迁怒与苏松重
赋》(台湾《中国学报》1967年6辑)、《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之由来》(《史语所集刊》1968年38本)否定了“太祖迁怒”的传统看法,认为是唐宋以来历代延续积累下来的问题。其《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史语所集刊》1969年39本下)具体分析了对苏松等地赋税的减免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明代财政的影响。60年代前后李剑农出版的三部经济史稿,对汉代“特殊地区之特殊赋税”、元代江南与中原税制的不同、明代江南重赋等地区性差异都有概括的论述。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赋役制度的区域性研究新篇纷呈。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6辑,中华,1979)订正了《元史?食货志》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对南北地区的税粮制度做了全面叙述,指出北方地税和丁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的,而南方的税粮征收则是以田亩为对象的。李 《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十章论田赋制度时,鉴于南北方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的历史,加上“蒙古灭金时,北方地区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乱。元朝灭宋,基本上保存了原有的制度,这就更增加了南方和北方的差异。边疆各民族地区也有各自的特点。”因而就元代北方、江南与边疆的税制分别加以叙述。唐朝前期中原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赋税制度区别,以往鲜有专论。李锦绣《唐前期“轻税”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1)及后来出版的《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2分册,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首次详论唐前期存在的“轻税”制度,指出“轻税”系蕃胡内附者及岭南诸州纳米者所纳之税,是唐前期对内附外族及边远地区所采取的特殊税收政策。她认为岭南税米是国税,有上供部分,这种税米不是户税,而是按户等折租,每户纳米6斗,相当于租粟1石,较中原地区每丁2石的租粟为轻,故称轻税。同时,她还说明了“夷獠半输”、“蕃胡内附者税银、羊”,也是唐前期不同于华夏税收的“轻税”,较普通百姓所纳的租庸调为轻。这种轻税作为与租庸调并列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税收,一直持续到安史乱前。并指出对轻税的财政意义和政治意义,应该给予必要的重视。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 1992)第五章以“二税额与结构之不同”、“力役之分布”为题,对宋代赋役制度的地区性差异做了阐述。明代江南地区重赋这一特殊现象长期延续的原因,它与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形势的关系等问题继续引起热烈讨论。林金树连续发表《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明史研究论丛》1辑,江苏古籍, 1982)、《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13)、《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3)等文表达己见。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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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庆远《明初“江南赋税畸重”原因辨析》(《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1989)进一步放宽视角,从明王朝建国前后的形势,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三方的矛盾斗争关系,江南赋税制度的历史渊源等方面,说明明初江南赋税畸重乃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全国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明史研究论丛》4辑,江苏人民,1991)论述明代江南土地负担的逐步加重及其原因,明朝政府为减少逋赋而采取的改科、牵耗和折纳等措施,及国有官田的私有化。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明史研究论丛》4辑)认为江南官田实为私田,对官田重赋做计量分析,指出政府征收的是税粮而不是官租,强调重赋是江南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诸葛计《从一篇碑文谈到明代农民的徭役负担》(《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1982)一文,研读《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收录的万历三十九年《无锡县均田碑》,就东南地区的沉重徭役、官僚缙衿的合法免役、庶民地主的隐田避役和农民众多沉重的徭役状况做了具体分析。关于明代其他地区的赋役研究,有陈支平《福建赋役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论丛》
198112,福建人民)分析明代福建里甲、均徭、驿
传、机兵四差负担的沉重情况,以及福建地方政府调整赋役政策与江南等地的不同之处。田培栋《论明代北方五省的赋役负担》(《首都师大学报》199514)通过对北方五省的赋税、徭役、兵役的深入考察,指出该地区赋役总的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导致百姓大量流亡,阶级矛盾激化,不断发生反赋税斗争和农民起义。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1997)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区域性研究的重要著作。作者将制度史与区域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笔触深入到基层社会,通过研究明初制定的里甲制度和赋役制度在广东地区的实施情况以及后来的演变,考察王朝制度与现实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过程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关于清代赋役的地区性研究,如王金香等《试论清代山西“摊丁入地”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199613)指出山西“摊丁入地”历时一个半世纪,原因在于山西自然条件恶劣,将丁银摊入地亩,农民难以承受。贫苦农民不愿代田少而银多的商人输纳,故长期地丁分征。
以上概述的只是研究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几个重要角度或层面。事实上,20世纪中国史学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角度和剖析层面,还要丰富得多。如赋役负担与人口问题,赋役蠲免与
社会经济,国家与特定社会集团、社会群体争夺纳税应役对象的矛盾与斗争,国家赋役政策的调整或改革与阶级矛盾变化,农民的赋役负担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阶段性特点,等等,都有众多成果值得称述。例如,关于国家如何运用赋役政策的经济杠杆和政治杠杆作用去调节社会经济和社会矛盾,传统史学已经颇加注意,对轻徭薄赋政策、赋役蠲免等多有记载。20世纪对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时代的特色,即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不同阶级的受益情况,将研究引向深入。对于轻徭薄赋政策的原因和作用,在60年代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热潮中,人们曾对如何评价汉初、唐初、明初、清初的轻徭薄赋政策发生争论,有些学者归因于农民战争的作用,称之为统治阶级被迫采取的让步政策;有些则加以批判,认为从长远来看是对农民起义的反攻倒算。这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反映了对哪个阶级从轻徭薄赋政策中受益较多的不同认识。蠲免赋役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常用的调整生产关系的临时性手段,其中灾免的经济属性最明显。对灾免赋役,较早是从荒政的角度加以研究,30年代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为代表著作。唐朝首次对灾免赋役的标准、程序做出法律规定,其具体实施状况如何,陈明光《略论唐代赋税的“损免”》(《中国农史》
199511)有较系统的论述。清代蠲免地丁钱粮为历代
之最,因此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张海瀛《论清代前期的奖励垦荒和蠲免田赋》(《晋阳学刊》198011)评论蠲免田赋在顺、康、乾三朝的作用,认为总的趋势是积极作用不断减少,消极作用日益增加,到乾隆时,蠲免田赋只是业主受惠,已逐渐演化为封建国家与私人地主之间瓜分地租的一种形式,尤其到其晚期,随着地主经济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积极作用基本消失。曹月堂《谈康熙朝的钱粮蠲免》(《南开史学》
198211)认为,这一时期的钱粮蠲免缓解了社会矛
盾,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不过,由于制度与条件的制约,穷苦小民受益有多大甚可怀疑。罗仓、范金民《清前期苏松地区钱粮蠲免述论》
(《中国农史》199112)通过对清前期苏松地区钱粮蠲
免的考察,认为清前期该地区额定赋税负担超过了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蠲免实际上只是对重赋的补偿。它不过是调整了封建国家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产品分配比例,与无地少地的佃农关系不大。对蠲免是否惠及小民,不少学者提出异议,胡春帆等《试论清前期的蠲免政策》(《清史研究集》3集,四川人民,1984)认为清前期的蠲免已超出前代单纯救荒的范围,地主、自耕农甚至佃农都得到了实惠。常建华《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12)指出,乾隆朝蠲免的特点是普免钱漕,是乾隆为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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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维持统治秩序的一项策略,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是受益者。徐建青《清代康乾时期江苏省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14)以计量的方法,计算出该省康乾两朝的普免、灾蠲、欠免的数量之和平均约占其赋税总额的20%—30%。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1990)对清代灾免赋税的制度规定和实施状况有系统的论述。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做更多的成果介绍和评论,但以上所述,足以说明20世纪中国史学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丰富内涵和多层外延,并在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
三 展望与思考
20世纪的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虽然取得划时代的突破和空前的丰硕成果,但这一专门史的研究任务仍远未完成。我们认为,除了继续花大力气发掘和利用新资料之外,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值得强调: 11进一步加强理论运用和理性思辨
实践证明,理论运用的成功与否直接制约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大小,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也不能例外。就这一专门史的世纪发展历程来看,理论运用和理性思辨仍须进一步加强。例如,现有研究已经涉及如何正确区分和运用“赋税”与“地租”这两个概念的争论。前已说明,“赋税”指的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活动。体现国家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而“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取得收入,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因土地所有制不同,地租的性质、内容和形式也不同,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①可知赋税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应该比地租所体现的广泛得多。因此,我们认为以往所谓“租税合一”、“课税合一”的命题值得做理论上的再认识。若把赋税等同于地租,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所体现的国家与不同社会集团、社会成员的分配关系做出恰当的具体分析。再如,以往的论著常用“剥削”、“封建剥削”等词语概括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不规范或者说是不科学的表述,更多的是出于阶级义愤,而非科学理性。我们认为,赋税既然如同马克思所表述的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而国家的存在又有其历史合理性,这就赋予古代国家课征赋税的某种正当性和必要性。换言之,纳税应役即使是在中国古代也是编户齐民应该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如果以“剥削”一语以蔽之,否定古代国家征税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必将割断古代国家税收与近代、现代国家税收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无法解释近现代国家税收的正当性。如果我们能用理性的眼光,肯定古代国家征税调役的一定正当性,在此前提下,我们的研究将面对这样的一些新问题: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哪些是合理的必要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下,赋役征调数量的合理度在哪里?国家对经济地位不同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何确定其赋役负担才相对合理?中国古代王朝对赋税和力役的使用哪些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哪些是糜耗民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等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论及赋役制度变迁与农民赋役负担时往往强调“封建剥削不断加重”,也是一种非理性思辨的表现。历代农民的赋役负担相对于其生产收入究竟占多大的比重,需要做艰苦细致的计量分析。有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的田赋税率是较轻的,这与我们以往的看法颇有抵牾。要说明这一问题,有赖于科学的实证研究,不宜做笼统或简单的定性结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将使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再如,对商税与“重农抑商”的关系,乃至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等,分析不宜简单化。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政府征收商税带有强烈的财政意图,而“重农抑商”则是一种调整部门经济结构的经济政策,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商鞅变法中课征高额商税的确是其“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自西汉以降,国家是否课征商税往往与“重农抑商”政策无关,更多的是出于财政考虑②,所以有些论著把课征商税作为“重农抑商”的一种证据有简单之嫌。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征收商税的意图及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具体分析。
21继续加强量化分析
量化研究,自50年代以来就受人注意,取得不少进展。例如,关于汉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的田租与算赋的负担比例是多少,多有文章加以计算。胡如雷《论唐代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比价及其变动》(《光明日报》196311213)通过探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比价变动,分析农民的租庸调三者负担孰重问题,富有特色。此外,历代计税客体有计丁、计户、计亩等变化,它们的税负程度如何比较,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如何,如何通过宋代商税征收额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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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①
②参见陈明光《财政考虑与汉代所谓重农抑商政策》,
《东南学术》1999年4期。
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63页。
算商品流通量,等等,都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不少歧见。我们认为,赋役制度既然是一种分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数量关系,只有继续加强量化分析,才可望对中国古代国家征调赋役的合理程度、赋役负担与社会生产力、赋役负担与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做细致深入的分析。不过,由于量化分析涉及的指数较多,如亩积、亩产量、物价、度量衡、生活指数等,历代多有变化,必须持谨慎态度,尽可能根据当时的生活实际选取恰当的数据。
31继续拓宽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手段
例如,中国古代的纳税应役是活生生的社会行为,牵涉城乡千家万户,但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制度条文本身和官府公文,较少揭示纳税应役的具体场景,特别是乡村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今后这方面的进展,一是寄希望于相关资料的发现,二是要转换视角、更新方法。在写作本文时,我们饶有兴味地读到这方面的几篇佳作。如何高济《南宋的税收制度与揽户》(《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
1989)一文,它论述了南宋两税的各个征纳环节,包
括纳税通知的发放、税户的输纳过程、完税凭证的给付、揽户出现的原因与影响等,展示了南宋征收两税的不少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场景。自清中叶后,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南方省份,出现了由祠堂族长出面征收赋役的情况,叶显恩等《关于清中叶后珠江三角洲豪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12)利用广东族谱材料,对此做了很好的论述。刘志伟的专著,已述在前。这些论著虽然为数尚少,却说明今后如能进一步借助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加强对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社会纳税应役情况的研究,特别是对宋代以来宗族、家族在赋役编派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必将使赋役制度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集团、社会群体、社会成员的分配关系更加生动具体。
〔作者陈明光,1948年生,教授;郑学檬,
1937年生,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责任编辑:高世瑜)
?本刊启事?
关于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声明
为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自1999年起,本刊已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和本刊编辑三级审稿相结合的审稿制度。两年以来,承史学界同仁惠予支持,谨此致谢。
本刊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匿名审稿制度,俾能公正和科学地选择稿件,从而保证本刊的学术质量。
敬请学界同仁继续惠予支持。
本刊编辑部
200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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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所 1.台阁体P60：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待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題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2.茶陵派P60：从成化到弘治年间，以李东阳为主，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声调节奏等法度的掌握，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较强调对诗文独立审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台阁体”及其末流浅弱的诗风。 3.前七子P67：前七子是在弘治、正德年间，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等的文学群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方而反对台阁体空洞冗踏的文风，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題：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古法的学习，来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和审关特征。 4.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以李華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他们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境、盛唐为柵模，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5.唐宋派：嘉靖年间，文坛以王慎中、唐熾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师法秦汉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釆取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他们的创作中较多表现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有够情色影. （前后七子，15C末以后，以李夢阳、何景明、李華龙、王世贞为代表的文学流派.他们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他们重构文学的主情理论，注意文学艺术体制的建设，并给民间文
古代五等服式 古代统治阶级的五等服式。《汉书·地理志》：“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何谓“五服”？《国语·周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具体而言，即以王畿为中心，按相等远近作正方形或圆形边界，依次划分区域为“甸服”、“侯服”、“宾服”（汉书作“绥服”）、“要服”、“荒服”，是为“五服”。 《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国语?周语》也有同样的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为什么说“五服”是理想政区制度？“五服”说最早见《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这体现了华夏王朝历来的治国思想渊源。 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编辑本段] 古代丧服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考研择校：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学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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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择校：中国古代史宋史方向学校分析 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此到建国的那段时期，大致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期。张荫麟、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人是宋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９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１979年，宋史研究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史的研究中,总体上而言是较为落后的。从19８0年开始，宋史研究快速发展，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至今仍有许多领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严耕望先生在其名著《治史三书》里谈到，宋史是青年史学研究者可大展拳脚的园地。《治史三书》作于七十年代，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宋史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是严耕望先生的话在今天大致是不差的。 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方向的学术机构，最大的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研究会秘书处现在挂靠河北大学;另有２０１0年刚成立的岭南宋史研究会，其秘书处挂靠暨南大学。 本文主要介绍现在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及导师的情况,稍带介绍该校宋史研究早前的 发展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所介绍的导师,大部分是古代史专业宋史方向的导师,但也有部分导师主攻宋史，不在古代史专业招生，而在别的专业招生，如在历史文献学或专门史等招生。某学者若是硕导,都会加以说明，若没有说明则默认是博导。下面介绍宋史院校的分布。 1.北京大学 北大的宋史研究由邓广铭先生开创,他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创会会长。今天北大历史系治宋史的学者有邓小南(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宋史研究会现任会长)、张希清(近几年已没招硕士）、赵冬梅（硕导）、刘浦江(专攻辽金史兼及宋史）。北大的宋史研究主要做政治文化史、政治制度史。 2．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宋史的学者有包伟民、李全德、皮庆生。包伟民,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曾在浙大历史系任教多年,20０9年秋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旋即任人大20１0年成立的唐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包伟民学术专长在于宋代社会经济史。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硕士期间师从徐规先生，后北上北京大学,投入邓广铭先生门下攻读宋史获博士学位。李全德,师从邓小南,宋史方向的硕导，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皮庆生应该有带硕士（存疑)，研究方向为宋代民间信仰、礼制和文献学。 3.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宋史的学者有游彪。游彪是河北大学的硕士，师从漆侠先生；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师从王曾瑜先生。1９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撰写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是日本
中国古代史知识点总结（提纲式） 一、基本概况 一）起止时间；（识记） 二）都城：（识记） 三）疆域：（识记） 四）重要君主：（总结，见附文） 二、政治状况 一）制度（魏晋南北朝除外） 1、官制（分为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 1）先秦：王位世袭制、分封制（略） 2）秦汉：皇帝、三公诸卿、郡县制——确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①皇帝独尊，大权总揽 ②丞相（行政，出将入相，万担）、太尉（军事，秦虚位，万担）、御史大夫（掌奏令、监察，副相，五千担） 诸卿（分掌政务：奉常—礼仪，廷尉—刑法，典客—少数民族）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君臣共治天下”、“有封驳、谏争之权”，能开府、有属官机构“十三曹”（长官的奉禄千担，相当于县令，而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台”六百担）。隋朝前，权臣篡位史不绝书。] ③郡县长官（郡守、县令/县长），皇帝直接任免；县下设乡、里。 刺史制度（行监察权，“州”作为监察区；东汉增加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变为“州、郡、县”三级制）3）隋唐三省六部——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①尚书省（执行，下辖六部）、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政令） 吏部（官员考选任免）、户部（户口、财税）、礼部（礼仪、教育）、兵部（军政）、工部（建设）、刑部（刑法） [六部长官为“尚书”] ——独相→群相、分权制衡。唐初左、右仆射（尚书省）及中书令、侍中（门下省）并为真宰相，左仆射居首；政事堂为宰相议政之处（三省长官合署办公），先设在门下省后设在中书省。“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皇帝加授的，便于从中级官吏中选拔亲信以分相权，不受资历限制；后来尚书仆射也需加授后才能进政事堂议政、成为真宰相。中唐始置枢密使，宦官为之。 4）宋朝两府三司、漕宪帅仓诸监司——铲除藩镇割据，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①中书门下（政事堂，“政府”，民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枢府”，军政、调兵，枢密使）（集中军权、“强干弱枝”）、三司（盐铁、度支、户部，财政，三司使“计相”） ②（节度使成虚衔）知州由京遣（朝官）文官担任、通判牵制，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使、安抚使、
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几个特征 摘要：礼仪制度是华夏文明的根本特征之一，它具有等级性、 象征性和政治性三个特点，这从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行 礼的时间和空间等要素中都可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礼制的繁复程度 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之深巨，它与专制政治、宗法社会结构结合 之紧密，都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由之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文明的 其他特点。 关键词：礼仪制度；专制政治；宗法社会 礼仪活动，无非由行礼者、礼器、礼物、礼辞、礼仪动作和举 行礼仪的场所等几个要素组成。从这些要素中可归纳出中国古代礼 仪制度的一些特征，进而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部分特征。 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等级性 中国历来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上古时期，封国之间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贵族之间则有公、卿、大夫、士的等级。 社会的资源配备，包括宫室、车旗、舆服、器用之类都按照所谓“命”的等级来安排。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 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天子“九命”，享受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 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缨九就，贰车九乘，介九人，礼九牢。侯伯 一级则是“七命”，这些器用都按照七的数量来安排。其它以此类推，大夫一级“五命”，士“三命”。庶人无“命”，没有政治特权，也没有 享受教育的权利。 除此之外，礼制的等级性还表现在礼仪活动的细节上。清代礼 学家凌廷堪将上古礼制的仪式总结出200多条礼例，第一条便是“凡 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二人相见，尊 卑贵贱不同，其出迎的方式便不相同，其它礼仪的差别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居丧礼仪上，丧主一般专注于悲伤之情，不会迎送吊客，但当本国君主使人来吊、裢、赠时，则要迎送至外门外，郑玄谓之“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时来吊禭，不出也”。不仅如此，他人 来吊、禭、赗时，一般“拜而不踊”，当君主使人来吊、禭、赗时， 则要“拜稽颡成踊”。丧礼有时还因为君主的来临而中断某些细节， 例如“凡君临大敛，则主人拜稽颡成踊”。郑玄早就指出，丧服制度“隆杀”差别的实质，就是“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之有别”。历 代礼制在细节上或有变化，但其总的原则并无大异，即使异族入侵，
中国古代文学史题库 第一编先秦文学 《诗经》是按、、三类编排的，一般都认为它们是根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的。 4、《诗经》共有、、、、等十五“国风”，共篇。 5、《诗经》中的“雅”分和，前者有篇，后者有篇，共篇。
6、《诗经》中的“颂”包括颂、颂、颂，它们分别有篇、篇和篇作品，共40篇。 7、汉代传习《诗经》的有、、、四家，它们的最早传授者分别是和。现在流传下来的是，这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 8、《诗经》的旧注本，最重要的是《毛诗正义》和《诗集传》。《毛诗正义》是西汉传，东汉笺， 一、熟读《晋公子重耳之亡》、《勾践灭吴》、《苏秦始将连横》，并分析其结构和艺术特色。 二、解释：1、叙事散文2、《左传》3、《国语》4、《战国策》 三、填空 1、我国散文最早的源头是。
2、反映我国早期记事记言的文字由简到繁的发展标志是。 3、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的是。 4、被司马迁称为“礼义之大宗”的是。 5、《左传》记事起于年，止于年。 ６、《左传》描写的重大战争有、、、、。７、叙事散文中以记言为主的著作是。 三、简答 1、《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体现于哪几个方面？ 2、怎样理解《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 3、《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各有什么特色？ 四、论述 试论先秦说理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章屈原与《楚辞》 一、熟读并讲析《离骚》（力争背诵）；默写并赏析《国殇》。 二、解释：1、《楚辞》2、《离骚》 三、填空 汉时，王逸则写出了《》的研究著作。 3、汉初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和。 4、曾令淮南王刘安为《》一书作注解，其宾客还集体创作了《》一书。 5、汉代、、等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6、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人是，则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后者选自《》。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1、赋税制度的沿革 ①春秋初税亩 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这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它承认私田合法，这就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②秦汉赋税：编户制度 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兵役的依据。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 影响：A汉代统治者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B加剧了土地兼并，引发了阶级矛盾和社会 危机；C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D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③隋唐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 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 指导思想：轻徭薄赋 内容：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 代役（指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隋有年龄限制，唐无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特征：庸”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作用：A、以庸代役，一方面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另一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B、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是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同时也促使开垦荒地；C、保障了政府赋税 收入，巩固了府兵制。D、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圭寸建经济的发展。 ④唐中后期两税法。 原因：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手里无地可分，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 家财政收入减少。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 施两税法。 目的：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改行两税法。 内容：A、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B、征课内容：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 C、课税标准：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 D、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 E、征课原则：量岀以制入。”两税法提岀，国家根据财政支岀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岀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原则之先。 特点：以资产和土地的多少作为纳税标准，即以资产税取代自战国以来的人丁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
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 导言 1、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2、李学勤等《中国古史导读》，文汇出版社，1991。 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日）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朱天俊、陈宏夭《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6、孟宪恒《史学文献检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先秦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 【基本史料】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 2、[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战国]左丘明《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 6、《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8、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新知识出版社，1956。 9、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 【史学著作】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至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 6、西安半坡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文物出版社，1977。 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合著《远古中国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 9、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1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 1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14、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15、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16、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论丧服制度 钱 杭 丧服制度包括亲属间的丧服、政治等级间的丧服、一般无亲、政关系友员间的丧服三人类。亲属间的丧服，又分宗亲丧服与姻亲丧服。宗亲丧服直接显现宗法等级关系的亲、疏，远、近，是宗法制度具体表现方式；之一(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是宗子祭祀权)：姻亲丧服从属于宗亲丧服，它是宗亲丧服的派生物，无独立存在价值。本文着重研究宗亲丧眼、研究宗亲丧服和政治性丧服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从而揭示宗法制度一个重要组寂部分的特征。典型材料为《仪礼·丧服经传》和《礼记》的部分篇章 一、宗亲丧服 所谓丧服，是人们为哀悼死者而穿戴的衣帽、服饰。它依据着生者与死者关系的亲疏不同而制定出严格的等级：斩衰(音催)、齐(音资)衰、蟪衰、大功、小功、缌麻，即是体现了不同的亲疏关系的丧服级别。习惯上所称的。五眼”，不包括缩衰(理由详后)。 宗亲丧服，就是宗亲集团内部，体现了各种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的丧眼等级制度。《仪礼·丧服经传》即以五种服制为纲，描绘了一个庞大的父亲宗亲集团，并且详细规定了处在这个集团内部的人们之间应该遵循的各种关系。 斩衰服，在丧服等级中级别最高。斩衰服期三年，子为父、妻为夫、父为长子，父卒然后为祖父后者、未婚女子为父、因故回娘家的已婚女子为父、妾为君(丈夫)等，都服斩衰。斩衰服充分体现了父权制集团的本质特征。父、夫、宗子是父系亲属系统的核心，他们享有最隆重的礼遇。即如《丧服传》所言：。父至尊也”、“夫至尊也”、长子“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其它所有服制都是从这个核心出发，并参照此核心才得以成立和说明：齐衰服，为丧暇的第二等级。齐衰服丧期有三年、一年(‘期’)和三月三种。一年服又分“杖”与“不杖”两种：三年齐衰用于。父卒为母、继母如母、慈母
中国古代文学史（1） □古代文学史学习研究的知识层面与结构 创作史、接受史、批评史 核心层面：文学作品 中间层面：作家生平、思想、心态、个性等 外围层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纵的方面：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与规律 横的方面：文学与史学、哲学、美学、音乐、宗教、文字、考古等各相关学科的关系 □课程教学目的 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掌握关于各时期代表性作家、风格流派、经典作品、文学思潮等系统知识，并在必要的范围内增进对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分期 上古自发期 中古自觉期 近古转型期 近代过渡期 第一编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概论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楚地文化与楚辞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由巫觋到史官 由贵族到士人 □先秦文学作品要目 先秦文学的主体部分是诗歌和散文。 诗歌——《诗经》和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
散文——主要包括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 诸子散文：《论语》、《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中国文学的源头——上古歌谣与原始神话 上古歌谣 □上古歌谣的起源 《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 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 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 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咏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 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杨公骥先生： “在原始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劳动，有它各种各样的歌，那调子，常常是极精确的适 应了那一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韵律，在一切场合，歌谣的韵律常常是严密地被生产过 程所规定。”（《中国文学史》第一分册） □上古歌谣的主要特征及其代表作 《礼记·郊特牲》载《伊耆氏蜡辞》： 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吴越春秋》卷5《弹歌》： 范蠡复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尝涉於射术，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愿子一二其辞。?音曰：?臣闻弩生於弓，弓生於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奈何？?音曰：?古者人
古代丧服制度 九族五服图 九族中，纵向有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横向有己身、兄弟、堂兄弟、再堂兄弟、三堂兄弟、姊妹、堂姊妹、再堂姊妹、三堂姊妹。围绕着纵横向的九族，形成了九族与五服的家族结构图。往上数，上辈中有叔伯父母、堂伯父母、再堂伯父母、祖伯父母、堂伯祖父母、曾祖伯父母、姑、堂姑、再堂姑、祖姑、堂祖姑、曾祖姑等。往下数，下辈中有侄妇、堂侄妇、再堂侄妇、侄女、堂侄女、再堂侄女、侄孙妇、堂侄孙姑、侄孙女、堂侄孙女、曾任孙妇、曾侄孙女等。这是一幅完整的九族五服图。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每个家族成员根据自己与死者的血缘关系，和当时社会所公认的形式来穿孝、戴孝，称为'遵礼成服'。 高祖一代一服四世缌亲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xx二代二服三世小功亲 xx三代三服二世大功亲 父四代四服一世衰亲 己五代五服己 子六代 孙七代 xx八代 xx九代 古代丧服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斩衰 斩衰，丧服名。衰通“缞”。“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做，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古代，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长房长孙）为祖父，妻妾为夫，均服斩衰。至明、清，子及未嫁女为母，承重孙为祖母，子妇为姑（婆），也改齐衰三年为斩衰。女子服斩衰，并须以生麻束起头发，梳成丧髻。实际服期约两年余，多为二十五个月除孝。《礼记·丧服小记》： “斩衰括发以麻。”《清史稿·礼志十二》： “斩衰三年，子为父、母；为继母、慈母、养母、嫡母、生母；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子之妻同。女在室为父、母及已嫁被出而反者同；嫡孙为祖父、母或高、曾祖父、母承重；妻为夫，妾为家长同。” 齐衰 齐衰，丧服名。齐，下衣的边。衰通“缞”。是次于“斩衰”的丧服。用粗麻布制做，断处缉边，因称“齐衰”。服期分三年、一年、五月、三月。服齐衰一年，用丧杖，称“杖期”，不用丧杖，称“不杖期”。周代，父在父母服齐衰杖期，父卒服齐衰三年。唐代，为母，父在父卒皆齐衰三年；子妇为姑（婆）亦齐衰三年。至清代，凡夫为妻，男子为庶母、为伯叔父母、为兄弟及在室姊妹，已嫁女为父母，孙男女为祖父母，均服齐衰一年，杖与否，各有规定；重孙男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玄孙男女为高祖父母，且齐衰三月。《礼记·檀弓下》： “哀公为之齐衰。”《清史稿·礼十八》：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课程类别学科基础课 中文名称中国古代文学史英文名称Chinese classic litrature 适用专业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戏剧影 开课单位文学院 视文学 总学时270 (理论:270 实验实习: ) 学分15 先修课程后续课程 二、课程性质、地位和任务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确定的六门主干课之一，作为一门基础的、传统的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乃至整个人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本课程的任务： 1、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基本状况，掌握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从文学层面了解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 2、使学生具有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较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容及基本艺术特征。 3、使学生掌握一般研究方法，具有借助文献独立地分析、评论作家及其作品，认识与把握文学史现象，能够写出具有一定观点的、符合基本学术规范的、文字流畅的学术论文。 4、使学生能将古代文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培养良好的人文修养。 三、课程基本要求 理论和知识方面：讲授中国古代三千年文学发展史的基本过程，包括各主要阶段的主流文学思潮与创作倾向、主要文体演变史、各时期重要代表作家与作品，以及基本的文学理论知识。要求讲授清晰、准确、生动，达到宏观概括与微观深入相结合，以及历史同情与当下理解相结合。 能力和技能方：能够将以上内容与具体作家、作品的认识与阅读相结合，进行独立的分析与鉴赏，具有一定的判断与研究能力；具备本学科普遍认可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专业标准，能够出色完成中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任务，以及较好适应与中国语言文学相关的其他工作岗位的要求。 四、课程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在三年六个学期内完成，每学年90学时，上学期安排54学时，下学期安排36学时本大纲依据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编制，简要列出规定的教学范围及相关建议；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有关内容、进度与教学方法等问题的处理，由主讲教师自定。
中国古代史复习要点 第一学习主题中华文明的起源 考点1 中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1、元谋人——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 （1）时间：距今约170万年 （2）地点：云南元谋县 2、北京人 （1）时间：距今约70万年——20万年 （2）地点：北京周口店 （3）生产生活：使用旧石器（打制）；猎取动物，从事采集;使用天然火，会保存火种;过着群居生活 （4）身体特征：具备了人类的基本特征，但保留了一些猿类的特点。 3、山顶洞人 （1）时间：距今约1万8千年 （2）地点：北京周口店龙骨山 （3）生产生活：使用旧石器，掌握了磨制和钻孔技术;人工取火;用兽皮缝制衣服;有爱美的意识;过着氏族公社生活。 考点2. 原始农耕文化的遗存 1、河姆渡遗址——长江流域原始农耕 （1）时间：距今约7000年 （2）地点：浙江余姚河姆渡村 （3）工具：使用新石器（磨制），骨，木，陶质工具，（耒，耜，锄等） （4）生产：采集渔猎;原始农业（水稻）;饲养家畜. （5）生活：居住在木头建造的房子里（干栏式） 2、半坡遗址——黄河流域原始农耕 （1）时间：距今6000多年 （2）地点：陕西西安半坡 （3）工具：广泛使用新石器 （4）生产：原始农业(种植粟，麻，蔬菜);畜牧业;制陶（彩陶）,用麻纺织麻布。（5）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 （6）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的雏形。 3、大汶口遗址 （1）时间：距今6000年——4000年
（2）地点：山东泰安大汶口 （3）生产：种植粟，饲养家畜，制作陶器 （4）经济：生产力发展，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 小结：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 河姆渡、半坡原始居民的农耕生活反映出的问题：第一，二者的共同特征：原始种植农业普遍.磨制石器的使用.制造陶器.定居村落；第二。他们反映出不同地域条件对经济发展特点的影响。河姆渡原始居民创造了长江流域农耕经济的典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水田农业，虽使用磨制石器，但主要用骨耜翻地耕种；半坡原始居民创造了黄河流域农耕经济的典型——以粟种植为主的旱地农业，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特别是广泛用于农业生产中；第三，从中可以看出原始农耕生产对家畜饲养业.手工制陶和纺织业的带动作用，对定居生活的影响；第四，他们在发展原始农耕经济的同时还存在着渔猎经济。 考点3.远古的传说 1、炎帝.黄帝的传说 （1）时间.地域：4000多年前，炎帝.黄帝生活在黄河流域，蚩尤部落生活在东方。 （2）贡献：炎帝神农：制作耒耜，教民耕种；发明陶器；尝百草。 黄帝轩辕氏：创制历法；发明加工谷物和蒸煮食物的用具；发明铜器. 车船。 （3）黄帝在阪泉战败炎帝。黄炎联盟在涿鹿战败蚩尤，构成华夏族主干。 2、禅让的传说 （1）禅让：民主推选部落首领的办法 （2）顺序：尧舜禹 3、大禹治水的传说（疏导） 小结：“传说”与“史实”的区别与联系：在古代，“传说”与“史实”本来没有严格区别，近代科学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把被考古资料证实了的某个朝代称为“历史”，把这个朝代的文献称为该朝代“历史资料”，把这些“历史资料”记载的该朝代的事情称为“史实”。把尚未被考古资料证实的朝代称为“传说时代”，把有关这个时代的文献称为“传说资料”，把这些传说资料记载的事迹叫做“传说”。“传说”和“史实”的最终区别在于有没有地下发现的文字证据。 第二学习主题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 考点1 夏朝——我国的第一个王朝 1、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2、统治中心：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08532806.html, 中国古代丧服制度浅析 作者：张星曼 来源：《祖国》2019年第03期 摘要：“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与客观存在，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制特征。本文主要梳理了我国古代丧服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具体规定，并初步探析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与礼学思想，指出丧服制度是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与亲亲与尊尊伦理观念的体现。 关键词：丧服制度五服差序格局亲亲尊尊 一、丧制度的起源 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礼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本遵循和指引，以具象化的方式传递着儒家所倡导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观念，而丧礼在其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核心内容就是根据亲属之间血缘的亲疏，规定了丧葬中生者为死者所着的服饰规格及居丧的期限，进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正如郑玄《三礼目录》中所言，丧礼是谓“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 丧服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前期的文献《尚书·康王之诰》，其中提到“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群公既皆听命，相楫，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周承殷制，可以推测在周代的丧服制度是在殷商丧服制度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特别是为了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适应。周代的丧服制度在别亲疏、分嫡庶、强调等级制度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当然，原始的丧服习俗既无统一的服制，也无统一的丧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制度。到了西周前期，丧服制度才逐渐趋于系统化、制度化。这种系统化、制度化的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之际的诸多文献已经出现了丧服两字连用，并且详细记载了丧服制度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左传·襄公十七年》一文中就记载了晏婴在父亲死后为其服丧的事迹：“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这里对晏婴所穿服饰以及饮食起居的规定，与后来子为父服丧所用的斩衰服制基本一致。而此一时期的儒家经典《论语·阳货》中也记载了孔子与宰我关于为父母服丧的对话，孔子明确说道：“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里所说的三年制丧，也与之后子为父守丧的期限是相同的。从这些文献记载及其与后世的一致性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丧服制度的具体规定已经基本成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丧服制度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某种亲和力。春秋战国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周朝礼乐文明最的直接发扬者和继承者，主张正名思想，强调因自然基础上“情有厚薄，衰有深浅”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如
中国古代史 课程类别校级优秀□省级优质□省级精品√国家精品□项目主持人丁毅华 课程建设主要成员赵国华、吴琦、熊铁基 中国古代史是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以内容丰富、资料浩繁、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历史悠久为基本特色的学科为依托的课程。 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历史文化学院是国学大师钱基博、张舜徽等曾经执教的学院，他们是我院中国古代史课程建设的开创者。现仍在工作岗位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熊铁基教授也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史学家。我院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雄厚的实力。近20年来，老中青几代人又不断努力，使学科建设水平、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一门有实力、有特色的课程。 本课程受到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支持和扶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国家级文科人才培养基地。本课程1991年被列为学校第二批重点建设的校级主干课程，1993年经过评估验收，被评为优秀。1994年12月，被评为湖北省普通高校优质课程。1997年、2002年又两度被评为湖北省普通高校优质课程。2004年，经过严格的评审，被湖北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精品课程（湖北省教育厅文件，鄂高教[2005]4号）。学校对于本课程有显著的投入，课程的建设、改革一直在进行。与此同时，本课程在历史文学院的基地建设、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担任课程负责人的是丁毅华教授。 丁毅华，硕士研究生学历，1982年起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曾多次获得校级教学优秀奖，并主持过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并获省级奖励。参加了八卷本《湖北通史》的撰写，承担其中的“秦汉”一卷，1999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获得湖北省、武汉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部分收入《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200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治学严谨，教学能力强，经验丰富，对教学研究关注和投入多，所撰写的教学研究论文已有多篇公开发表。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是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目前在岗教师共9人，年龄结构基本合理。在这支队伍中，有老一辈的历史学家熊铁基教授(博导)，也有中青年博导、博士。多年来，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已形成良好的教学梯队。 熊铁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出版了多种专著，如《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秦汉官制史稿》（与安作璋合著，齐鲁书社1984年）、《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中国老学史》（与马良怀、刘韶军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秦汉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二十世纪中国老学史》（与刘韶军等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长期担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已经成为知名的史学家。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卷复习 绪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 中国古代史、文学家文学早已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 一、史家记述：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为屈原、贾谊立传，涉及宋玉、唐勒、景差等屈原之后贾谊之前辞赋家，文学发展过程初步描述。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史记》前史官之文发展过程追述； 齐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朝宋以前诗歌发展历程，关于诗歌史比较详细论述。（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始创《文苑传》，将22位文学上有成就的人的传记合在一起，按时代先后排列，提供文学发展线索。 二、目录学著作： 斑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撰成《汉书?艺文志》，其《诗赋略论》对诗赋发展有初步的描述。 此后，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都继承《汉书?艺文志》传统，在著录书目的同时考辨源流。（清）幻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算是这类书中的集大成者。 三、在诗文评方面： （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以下20篇论及文体形成过程，《时序》等篇也有关于文学发展论述。 （梁）钟嵘的《诗品序》，文学发展详细论述。 郑玄《诗谱序》追述诗歌起源，历数周文、武、成王以至懿、夷、厉、幽王时政治变迁与诗歌关系，政治角度对诗歌发展描述。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文体流变角度，论述文学发展 《全唐诗》为唐代诗人作简介，可看到唐代诗歌发展线索。 包括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序跋、题记 20世纪初出现，林传甲京师大学堂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为滥觞。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分别代表了20年代、30年代、四五十年代、60年代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成就。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分体文学史最早、最有影响著作。 中国文学的演进 影响文学发展的内部因素。 （一）首先文学发展的不平衡： 1、文体发展的不平衡。一方面，各种文体形成和成熟的时代不同；另一方面，各种文体从萌生到形成再到成熟，其过程的长短也不同。 2、朝代的不平衡。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3、地域的不平衡。一是不同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二）相反相成的因素。 俗与雅之间相互的影响、转变和推动，(民歌——孔子整理—“国风”；长江中下游市井民歌——文人—梁陈宫体诗)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1）赋税制度的沿革 ①春秋初税亩 从春秋末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开始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井田）和私田，一律按实际亩数征税。这是我国征收土地税的开始。它承认私田合法，这就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②秦汉赋税：编户制度 政府把农民编入户籍（称为编户），实行按编户征收租赋和征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兵役的依据。编户齐民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土地税）、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 影响：A汉代统治者轻徭薄赋，迅速恢复发展了社会生产；B加剧了土地兼并，引发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C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D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政府的户籍中消失。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③隋唐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 目的：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封建剥削，巩固封建统治 指导思想：轻徭薄赋 内容：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指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纳绢或布代役，隋有年龄限制，唐无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 特征：“庸”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作用：A以庸代役，一方面农业生产时间较有保证，另一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劳动积极性也相应提高。B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唐前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时一百年繁荣局面的出现，正是实行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结果。同时也促使开垦荒地；C保障了政府赋税收入，巩固了府兵制。D由租调制到租庸调制的转变，标志着对劳役地租这种最落后的赋税形式的否定，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④唐中后期两税法。 原因：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政府手里无地可分，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法。 目的：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改行两税法。 内容：A课税对象：由过去的主户扩大到客户，并对商人重新规定税率。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的变化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B征课内容：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这两税中。 C课税标准：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田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杂税、杂役。D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相对集中并节省了征收时间。 F征课原则：“量出以制入。”两税法提出，国家根据财政支出确立每年全国总税额，然后摊派各地征收。这种量出为入的原则可以说是创我国预算原则之先。特点：以资产和土地的多少作为纳税标准，即以资产税取代自战国以来的人丁税。
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 一、名词解释 1.制度文化:是人们为适应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 2.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维护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渐趋完备.宗法制在春秋时期瓦解之后,其影响长期存留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 3.君主专制制度:是指以古代君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君主专制脱胎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父权制。 4.三公九卿:秦朗统一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官吏系统.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下有九卿(太常,朗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分理中央事务。 5.三省六部制:隋唐以后,以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形式解决集权体制内的权力分配问题.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执行等政务.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为行政事务的职能管理机构,六部隶属于尚书部.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了传统社会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成熟。 6.郡县制: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的系列变动,土地兼并战争到处发生.在大国吞并小国之后,征服者大都将小国变成县郡,以隶属于自己的行政系统之下.这种郡县制在战国时代,已成为各国国内一般行政区划.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全面取代分封制,建立起天下一统的王权体制,君主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 7.科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8．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主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9.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看,同样维护的是土族的利益。 10.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11.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