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中国人口政策主要目标
早期的人口政策主要关注人口总量，因为它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最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政策目标正在从适度人口到适度生育率转变。更为科学的人口发展目标蕴含在“人的全面发展”等说法中，例如，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论断。《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发展态势分报告》认为，“21世纪低生育水平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但目前的研究和经验表明，低生育水平还不是一个危机”的观点显然对发达国家而言过分乐观了，因为“没有一个单独的政策可以改变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如果中国的生育率稳定在1.8而不继续下降，需要未来的人口政策目标更加明确，达到目标的路径更加科学。
一、控制人口数量
从制定生育政策之初，中国目前的生育目标的注意力仍集中在人口数量和增长率上。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用“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概括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中国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通过“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使“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三亿以内，2010年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四亿以内，到下世纪中叶，全国人口接近十六亿后不再增长。”80年代，很多研究人员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方面提出了中国的人口数量目标。例如，王浣尘(1985)利用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技术，考虑粮食、鱼肉、工交等因素，列出了“中国总人口目标方案对照表”，认为，中国往后100年的总人口目标以7亿为好，如果条件略为放宽，则可以考虑为7-10亿。这些目标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考虑也比较悲观。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提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是：“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强调计划生育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率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进一步抓紧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但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矛盾难以调和，而且“低生育水平”的范围语焉不详。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要控制在13.6亿人以内；到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在人口总量外，增加了总和生育率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形同虚设，因为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会高于替代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生育水平的低于更替水平并保持多年，对人口数量、质量与结构谁是主要矛
盾，部分学者仍然坚持“在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规模问题第一位，结构问题第二位”，而李建新(2001)认为，“不是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而应该是数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结构统一”。将关注的重点从数量转移到生育率，符合实践发展的需要。因此，未来的人口政策目标应从总量目标向生育率目标过度，而生育率目标以替代水平为宜，即使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亦应明确“低生育水平”的范围，过分低于“低生育水平”的地区应率先调整人口政策。《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已经将政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生育率，提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是低于替代水平的1.8的生育率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目前对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具体生育水平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部分沿海城市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远远低于替代水平，但是仍然要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十一五”期间，中国人口政策仍然强调“稳定低生育水平”。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会调整，也没有研究是否要对现行生育政策做出调整。”(曾利明,2008)即现行的生育政策基本不变。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计划生育部门陆续实施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等民生政策，弥补计划生育政策的对养老负担加重和人口安全的负面影响。上述人口数量目标都与经济挂钩，并且假设控制人口增长率可以保证人均GDP的增长率。没有任何研究可以确定令人信服的最优人口、有效人口或者适度人口数量，适度人口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目标，但是，生育率的长远目标却是清楚的，内森?凯菲茨(Keyfitz,1985)的推导很直观：平均生育3个孩子会导致人口爆炸，平均生育两个孩子使人类灭亡，低于2的政策生育率同样不是长久之计。通常将平均生育2.1个孩子视为世代更替水平（bare replacement level）（由于儿童死亡率、结婚率等差异，替代水平可能高于2.1，本文的替代水平以2.1为准。），即所有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不管其有无生育能力，不管其是否结婚。
因此，长远来看，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精细到可使得总和生育率在2.1附近，由此可以实现比较可行的零增长（Zero growth），折衷了乐观与悲观的看法，也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人口发展目标应该从实现从数量到生育率的转变。人口数量目标以生育水平保持在替代水平为宜，这样，从微观上，一般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长此以往，宏观上可以实现人口零增长，毕竟长期的人口增长和人口下降都是不可接受的，人口目标具有独立性，可与经济目标脱钩。王丰(2008)计算了中国1950～2006年期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发现早在1990年时内在增长率就已经由正变负。并且通过该指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比较发现，中国过去十几年的低生育率正在逐渐累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稳定多年并形成惯性，人口政策的重点逐步转向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
二、提高人口质量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的朴素办法：“使优秀的男子和优秀的女子进行婚配，这种婚配愈多愈好。使劣等的男子和劣等的女子进行婚配，这婚配愈少愈好。对于前一种情况所生育的子女，还要给以良好的教育。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人口中的优秀分子不致退化……女子的结婚生育年龄应为二十至四十岁，男子应为二十五至五十五岁。因为这时正是精神上、体质上都最健全的时候，才能生出健壮的后代。”(吴忠观,1984)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人口研究先驱之一的陈达提出从优生和教育两个方面“改善人口的品质”(穆光宗,1995)，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y Schultz）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论证，阻碍世界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人的素质和其他投入的质量的低下，以及由发展中国家和捐赠国政府，还有各种国际援助机构所造成的经济扭曲。因此，提高人口质量，也可以解决人口数量引发的资源问题。方海(1998)提出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结合市场经济规律，客观评估中国人口质量状况，进而制定人口质量目
标，制订规划采取相应措施，逐步提高中国人口质量。预期寿命反映了人口质量的身体素质。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较高，1999年达到71岁。虽然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0?，尽管低于高收入国家的7.5?，但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56?和低收入国家的76?，但是，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偏低，据日本矢野恒太纪念会发表的《2000年世界国势图会》统计，中国中等教育普及程度偏低1997年中学入学率为70%，仅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大学入学率很低，1997年仅为6%，不仅低于美国的81%、日本的41%等发达国家，还低于菲律宾的29%、泰国的22%。成人识字率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韩国、泰国等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李仲生,2004)人口质量有待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2009～2020年，高等教育总规模从2979万人增加到3550万人，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20-59岁）43 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9.9%提高到20%。减少出生缺陷和促进生殖健康是计划生育的重要工作，也是中国人口质量的重要问题。卫生部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至少在4%到5%以上，每年因出生缺陷造成的直接损失达8亿元人民币，支付出生缺陷和残疾的医疗费用达150亿元人民币，全国每年新产生60~100万出生缺陷婴儿，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生残疾，只有30％可以治愈或纠正。全国累积有近3000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占全国家庭总数的近十分之一。卫生部公布的2004年全国妇幼卫生监测结果表明，1996年至2004年，我国医院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2004年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28.38/万。
其中，城市127.4/万，农村133.7/万，农村出生缺陷总发生率高于城市，男性围产儿总发生率高于女性。主要畸形发生率的排位是：先天性心脏病、总唇裂、多指（趾）、神经管缺陷、脑积水。(刘墨非,2005)出生缺陷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青岛市实行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生活扶助制度”为例，根据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的等级，对达到二等、三等、四等标准的患者，分别按每人每月500元、150元、1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扶助金，直至患者治愈或亡故。
目前已发放扶助金25.65万元。(青岛市人口计生委办公室,2009)计划生育向生殖健康的促进，有利于降低出生缺陷和计划生育并发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生人口质量是决定人口素质的自然属性的基础。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形势下，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成为至关重要的人口问题。(郑晓瑛,2000)《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2002—2010)年》提出，“到2005年，全国40％以上的城市、20％以上的农村地区落实“行动计划”措施，一级预防措施的人群覆盖率达20％以上。到2010年，全国60％以上的城市、40％以上的农村地区开展“行动计划”措施，一级预防措施的人群覆盖率达40％以上。”
三、人口结构目标
因为理想的人口结构是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在替代水平下形成的人口结构，而未来的人口结构在健康水平尤其是出生预期寿命稳定的情况下，主要受出生人口的影响，因此人口政策对人口结构影响很大。1999年，中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据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已经增至1.6944亿，现在每年增加近1000万人，中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现在9个人中有一个发展到3个人中就有一个，且高龄化“空巢”化日益严重，目前全国除青海、新疆、西藏外，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中国式养老难题求解》https://www.doczj.com/doc/f45750645.html,/newmedia/2009-12/11/content_12629370.htm，《光日报》；又据《青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今年将大力发展老龄产业》，2009年年底，青海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56.32万人，占总人口的10%，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刘长茂任主编、张纯元任副主编的《人口结构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口结构的专著，但是，没有提出人口结构的目标。20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就注意到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引发的问题，他认为“我们采取了一胎化的号召，固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可是我们绝不盲目于这些措施所可能引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儿童教育，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根据联合国预测，发达国家到204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5%，因此，田雪原将中国老龄化的最高“警戒线”可设定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26%。田雪原认为，如果仍采用急速的人口数量控制战略，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老龄化的水平就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届时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26%的警戒线。(张巧玲，刘丹,2006)人口结构的目标应该是缓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尽量不突破老龄人口比例的警戒线。
四、人口分布目标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分布东南密集，西北稀疏。胡焕庸(1935)提出“自黑龙江之爱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该文中所附的《中国人口密度图》是中国的第一张全国人口密度图。70年后，葛美玲(2008)以ArcGIS为工具，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了中国2000年之人口分布，并在GIS支持下，直观显示了中国2000年人口密度图。研究表明，中国2000年人口分布仍保持东密西疏，东南部人口密中有疏，西北部人口疏中有密的空间格局；人口密度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占全国人口的91.19%，占国土面积的32.24%；人口密度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下的地区人口比重只有8.81%，面积占67.76%；在GIS工具帮助下，清楚界定了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浙闽沿海地区等若干人口密度超过5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集地区。研究认为，1960年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大量人口从不发达的内地流向东南沿海地区，对人口分布影响最大的政策是户籍制度，对人口分布最重要的研究是人口功能区研究，它根据不同的人口功能分区，因地制宜推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人口分布是主体功能区划分的依据和功能区规划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在“人口管理政策”部分进一步提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逐步形成人口与资金等生产要素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吸纳外来人口定居落户；引导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逐步自愿平稳有序转移，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状况。”这一宏观政策涵盖人口数量、质量与分布三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功能区规划即为国家空间规划，具体到市级层面，类似“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等规划观念，在《纲要》中已更新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以往的城市规划中往往将土地使用划分为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通过户籍政策引进或排斥流动人口，通过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规划，这种规划思路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和人口发展的需要。人口功能区的划定需要参考以下原则：
（1）因地制宜确定人口功能区的规划单元。
国家人口计生委《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课题组基于每平方公里的格网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系统评价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和经济社会条件（地理格局、人居环境指数、土地资源和未来发展指数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人口限制区、人口疏散（收缩）区、人口稳定区、人口集聚区等4类人口发展功能区。并将辽中南城市群划为人口集聚区。其功能定位和政策战略取向为“提高人口密度、实现又好又快增长”(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课题组,2008)。鉴于目前的人口生育政策主要是以各省条例为基础，而制约人口再分布的迁移流动政策主要以区市县为单位，功能区划分亦不必过细，人口功能区划分到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即可满足需要。大连市开展的人口功能区规划从数据的可得性和行政区划的角度综合考虑，农村以乡镇为最基础的功能区规划单元，城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细化到街道，具体的划分考虑了相邻地区的人口发展特性，如果基本相同可以划分为同样的功能区。如果区域内的指标总体特征相对一致，则在上级区划单位中可划分为同一种人口功能区，如果指标差异较大，则划为不同的人口功能区。
（2）人口功能区政策应遵循人口全面发展与前瞻性原则。
人口功能区划的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区规划的开展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各区域的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生育率为例，北京、上海、天津和大连等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以下，连续多年低于替代水平，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迁移流动人口，上海户籍人口从1993年起负增长，大连中山、西岗等中心城区也多年人口负增长，空巢家庭迅速增加，为了缓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即使维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也应在人口功能区的政策中，充分考虑生育率下降的惯性和发达国家低生育水平造成人口老化、社会保障压力空间巨大并且不可逆转的前车之鉴，应尽快明确“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生育水平范围，将生育水平恢复到1以上，因为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从长远来看，生育率低于1的地区（主要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口数量退化区，用人口迁入平衡不是长久之计。
（3）主体功能区发展的城乡关系和区域关系。
土地是人口在城乡间迁移流
动的重要问题，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目前各地的城市规划都有将城市人口做大的倾向。从用地的集约程度看，东京人均建设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仅35平方米(石庆伟,2008)，王建(2004)在《到2030年中国空间结构问题研究》中预测未来中国城市人均土地面积为125平方米。一般而言，由于在城市居住用地面积要远远低于农村，如果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可以节约利用土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离土不离乡”，农村举家迁移进城镇的机会很少，相当在城镇务工的人员另外占用一部分城镇土地，应当按照《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创造条件，促进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按照“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如果将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缩减，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与吸纳人口定居的规模挂钩，而且不必触及耕地规模的红线，改善主体功能区发展的人地关系，兼顾城乡发展的机会公平与效率。
在国家层面上，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人口分布的七项目标，主要包括：把人口流向作为确定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向的重要依据，综合平衡人口集聚区承人口转移的成本以及限制区、疏散区生态保护的代价，完善中央对各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目前的人口功能区研究是选择一定的指标，建立模型，测算各类主体功能区的适度人口容量(李江苏等.,2008)，并由此决定区域人口政策。但是，从目前城市之间的人口密度比较可见，适度人口数量即明确测算也难以横向比较，而且几乎必定有某些区域的人口超过承
载能力。根据适度人口论的看法，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依据之一就是目前全国人口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整体上是“过剩”的，究竟哪一部分人口就是“过剩”难以断定。而生育政策是人口数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功能区划分完成后，存在着以下悖论：如果人口集聚区可以引进人口，那么在理论上可以放宽生育政策，而且比吸收外来人口在调整人口结构方面更可行，这是人口功能区研究需要解决的矛盾之一。
五、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目标设计
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型，人口政策的目标亦随之转变。各地陆续提出了人口现代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等目标。这些目标对于确定人口政策的调整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人口现代化目标
20世纪80年代，人口学界提出了“人口现代化”和“生育现代化”等概念，1997年，穆光宗从系统科学角度将人口现代化定义为“人口系统内部及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也是人口类型、人口变量、人口要素或人口特征自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转化过程。”陈友华(1998)阐述了人口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尤其是与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构造了一个度量人口现代化发展状况及其程度的综合指标──人口现代化指数，指出人口现代化由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组成，并给出了其划分标准。王学义博士的《人口现代化研究》从制度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等几个方面全面构建人口现代化的理论48体系和分析框架。上述研究都力图给出人口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或发展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威海市提出了“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零左右”等具体指标（表2.1所示），从目标值可以看到，II级指标中，总和生育率定为1左右，这是不可持续的，而优生优育基础知识知晓率等指标很难监测，人口结构中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并非独立变量，很难保证实现，目标值的确定并没有合适的标准。
表2.1威海市2003-2010年人口现代化目标体系与目标值
（二）人口均衡发展目标
“中国人口60年———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上，李斌提出要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和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深入开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科学论证人口与教育、住房、交通、卫生、就业、社会保障、文化、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为制定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重要依据。王世巍提出了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他认为，城市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应该可以描述和反映任何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即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源、城市环境、城市经济、城市社会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发展变化趋势。所以，在考虑城市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构成状况是，主要围绕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五个系统来设计指标。在人口系统中，主要选取有关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等指标，在资源系统中，主要选取有关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和对资源使用效益方面的指标，在城市环境系统中，主要选取环境总体情况和环境污染方面的指标，在系统中，主要选取有关城市经济总量，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等式方面的指标，在城市社会系统中，主要选取有关城市人口健康水平、城市社会公平、城市社会保障和城市人口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指标。城市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构成的具体情况见表2.2，这6类49项指标可以反映城市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但是可以进一步参照人类发展指数的思路遴选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整合成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
表2.2城市人口均衡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户口统计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调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除台湾、港澳地区以外的准确人口数字。 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或更多，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1953年新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为5.8亿（不含台湾、港澳）。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一直占有很高的百分比。除了东汉末年处于人口低谷、所占比例可能略低于10%以外，其余历史阶段占世界人口比例基本都在20%以上，一般在30%左右。 中国历代人口变迁的特点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的衍变，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1、增长缓慢。从公元2年的6000万增加到1850年的4.3亿，总数仅增长了7倍，年平均增长率仅约1‰。
面对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新增劳动人口逐年降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严峻形势，我国长期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该政策在试点实施的过程预冷，有些地区的生育率不但未升反而持续出现负增长。该政策经过反复论证并不断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两孩政策。这一政策调整不仅关注人口数量的增长，更注重人口技能、质量的增长。这将有利于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运用“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的相关知识，分析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蕴含的哲理。（13分） 29、参考答案： ①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从我国人口变化的严峻形势出发，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分） （或者答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亦可） ②意识具有目的性、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意识指导人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指导人能动地改造世界。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关注人口数量，更注重人口综合素质，有利于优化我国人口结构，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3分） ③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既顺应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又注重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合。（2分） ④真理是客观的，具体的和有条件的。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对真理的认识。（2分） ⑤认识具有反复性。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过程中预冷并不断调整。（2分） ⑥认识具有无限性和上升性，在实践中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关注人口数量，还注重人口技能和质量，证明了这一点。（2分）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社会观察22
浅谈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人口数量这个概念对中国人口政策及中国人口现状的进行了描述，并讨论了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现状政策调整 前言 在我的认知里，对于中国的人口，周遭的人似乎一直在强调“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中国的土地就要承受不住中国人口的增加了！”等等。特别是今年十一黄金周电视报道的各大旅游景区出现的游客“井喷”现象，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表达：“中国人口面临严重下滑趋势”。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的人口继续现在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呈现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呀！所以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果断调整人口政策。一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自7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实行以计划生育为主的人口政策。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式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者称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是一种指导性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从数量上看,其政策是以更替水平为界;从时间上看,其政策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4年为条件。到1979年,更改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年又调整为允许有实际困难的家庭(主要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直到如今的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么多年来这个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调的人口发展战略没有改变。由于大多数人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不仅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而且是促使人口尽快负增长,因而实际上是压缩人口规模的战略。 但是，我认为，这种政策是存在很大漏洞的，看看中国人口现状就知道了。二中国人口现状 我认为，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弊端就是会使中国人口在未来严重削减。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就是由于计划生育，直接害死了我好几个兄弟姐妹。而不久前，陕西省镇平县发生的怀孕七个多月的产妇冯建梅被计划生育人员强制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关于中国人口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鲁荣辉200603008 岳英200603048 殷志韬200603024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虽然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国家,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势在必行。本文建立了总人口数、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人口模型对21世纪的中国人口进行了研究。 问题一中，根据查得数据，利用直观图表（表一、二、三）从数量、结构方面给出中国人口现状并对其进行初步分析。 问题二中，根据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利用Mathematica 程序对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计算公式，并最终确定总人口数的计算公式： 此公式能够较好反应中国近期及预测未来50年内的人口数量。根据公式得出相应图（图四、五），发现人口数先缓慢上升后下降，并在2028年达到人口高峰13.92亿，之后利用有关数据，拟合并计算出人口老龄化（2.2）与劳动力人口数的计算公式(3.2)，根据直观图七得出中国老龄化指数在未来50年内一直呈上升趋势，劳动力人口在未来35年内上升之后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图8)。基于以上数据及分析,确定在21世纪初是我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并提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在提出的四个方案中,比较并分析了各自对人口变化的影响,最终确定方案A 为最佳方案,由此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估计了现行生育政策“微调”后的影响。 最后对建模过程中未考虑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模型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提出了人口经济模型，分析了不同情况下人口增减、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了解不同人口过程的经济意义，从人口与经济的数量关系方面研究中国人口发展问题。 e 1.34661t 0.00033477t t 1351.6 e 0.000001266t 30.00779t 215.9758867t 10917.2 0.5174 Q （t ）=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 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专业：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
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中国人口发展经历的两个不同时期：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人口政策分析 学校：北京开放大学班级：2016年春行政本学号：16111000190 姓名：冯铁军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大且素质偏低,人均占有资源量相对缺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不足,人口结构风险加大,人口分布不平衡且流动加快,是现阶段我国人口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计划生育的广泛深入推进,我国的人口形势、人口问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更长的时期看,过低生育率、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人口安全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介绍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演变入手,试图揭示现行人口政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从历史的角度还原该政策的拟定过程与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研究法、访问研究法分析介绍现行人口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影响,以分析政策所产生的问题为主。如实行人口计划生育造成的生育率的超快速下降、过分重视控制人口数量而从客观上导致了对人口素质的忽视、严格限制生育数量而产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区别对待的民族生育政策显失社会公平、过早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问题,都对我国人口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详细阐述了我国现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民族差异化,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甚至有造成我国人口发展逆淘汰的危险。考虑到现有问题,笔者从全局高度、从长远发展
的角度出发,运用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优化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和消除男女退休年龄差异化的建议。此外,还提出了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扭转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局面,稳定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建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希望能通过对相应问题的分析研究为我国现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及时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也为深化我国人口学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人口政策定义与分类 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于调节、指导人口发展变化所持的态度、所指定的法律、条例和所釆取的手段和措施的总和。其按作用的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实现预定的与人口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旨在影响生育率、死亡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健康素质、文化素质以及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等方面的政策。狭义的人口政策是指政府直接针对人口再生产采取生育、死亡、优生和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其按政府调节生育率方向.有鼓励增殖和限制增殖之分。鼓励增殖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通过采取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技术的手段来干预生育行为,从而刺激人口较快增长。限制增殖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个国家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及特征 图一.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Form：Internet 图二：人口自然增长率折线图Form：Internet Part one：Imformation from Internet：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Part two：information by my understood： 1、从数据中可以看出，1949—1970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逐年下降，而 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这个阶段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 2、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 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其二是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死亡率则稳定在 6.6‰上下的水平上。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即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中国人口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关键词：人口质量；解决策略；完善制度 一、当今中国人口现状分析 （一）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12.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8.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1400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 （二）人口质量方面的问题 我国人口质量从总体讲，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了较大的提高，无论是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或思想道德素质都是如此。但是，同发达国家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比，则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人口质量的差距在于人口群体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 1、身体素质方面的问题 全国现在约有各类残疾人口5164万人，残疾人口中，各类遗传病患者约有2200多万人，而主要问题是人口的耐力、精力不足，不能坚持较长时间的连续工作，劳动中的紧张度不够，散漫松弛，精力集中度不够。 2、思想素质方面的问题 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是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必要劳动时间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劳动生产率观念也很薄弱。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一、总人口 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 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3]共1339724852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4]为7097600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5]为552300人。 台湾地区人口[6]为23162123人。 二、人口增长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三、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7]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四、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五、年龄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七、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进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进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 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本钱投资严峻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究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１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更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更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右左。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更之总格局基本确定。进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销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进展中国家开始熟悉到人口膨胀的严峻性,并相继实施操纵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进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办法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进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更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