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财经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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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由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水平持续上升，民众的家庭资本结构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正在愈演愈烈。而复杂的家庭资本结构也就导致了在正常的析产继承案件中对于析产和继承司法判处的困难和争论。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尚未实现修正的司法环境下，单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条例来作为支撑先析产后继承的司法处理方向是否合理，都尚有待考证。尽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年所做出的《批复》中有将继承人开始但继承人为表示放弃继承而遗产又尚未实现分割的遗产纠纷案件视为是析产案件处理，但是继承案向析产案转化的依据是否充足也是相关研究人员所在思考的问题。
本文就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辨析问题用四个主要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内容是继承法及析产的相关概述，在这部分对我国继承制度和析产的概念进行综合概述。第二部分是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之间的区别，这部分从法律事实、财产性质、产生时间、适用法律以及参与人员等几个方面系统的剖析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之间的差异性。第三部分是影响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区分的障碍因素，在这部分本文探究了在实际的司法案件中对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区分上的障碍。第四部分本文在对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区分障碍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划分的对策希望能够对我国析产继承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继承制度；析产规则；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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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
分家析产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泛指由一个多重家庭构成大家庭划分为多个独立家庭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说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在同源家庭之间的流动。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规范来讲，析产规则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限制的，但是分家析产中有以特殊现象就是因为家庭中成员死亡而导致的分家析产，其中将会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而两种法律对死亡成员的生前财物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由于我国民众大部分没
有在生前设立遗嘱的习惯，所以就导致遗产继承制度和分家析产规则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加之我国民众对于相关法律知之甚少，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资本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发展都给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判定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虽然说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引导下，遗产继承案件和分家析产案件往往会被合并为一个案件称之为析产继承案，并指出了该类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向：先析产后继承，但是仅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经过多次修正适应现代社会实际司法需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因为长时间施行以来尚未作出修改，在适用性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条件下所产生的司法处理办法，并不是建立在两种法律同等适用条件下的。
一、继承法及析产的相关概述
（一）继承法的概念
继承法是指在自然人死亡之后，由其继承人对该自然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进行承受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继承制度的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该发自年月日起开始实行，虽然在年我国已经召开了继承法修改研讨会，主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进行修改，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不过就目前为止，我国继承制度至今尚未作出具体的修改。
（二）继承法的法律特征
继承法的法律特征包括一下几条：
（1）继承权是一种财产权利，通过继承来实现财产的转移。
（2）继承权是以人身关系作为联系的，包括婚姻、血缘等关系。
（3）继承权的实现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被继承人尚未死亡的情况下，继承权只能是一种期望权，而不具有实际的法律效力。而且在实行遗嘱继承制的国家除了被继承人死亡的法律事实之外，还必须要有被继承人设立遗嘱的法律事实。
（三）析产的概念
析产又被称为是财产分析，指的是财产共有人通过协议的方式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从而分割之后的各部分财产属个人所有。虽然说就公民死亡之后，共同生活人或者财产共有人和继承人应该如何对财产进行处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经给予过解释认为一般先析产后继承，但是随着近年来民众的财产结构发生巨大改变，财产的继承和析产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而且一直以来我国析产的主要矛盾建立在“分家”的传统习惯之上，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分家析产的矛盾纠纷屡见不鲜。
（四）析产的规则
（1）把家庭成员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赠与相区别：家庭成员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形成的家庭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在分割家庭共有财产时，一般应按共有人权利义务相一致和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社会安定等原则，公平合理地处理①。
（2）把家庭共有财产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的个人财产相区别：对财产所有权是家庭成员共有还是个人所有，必须根据财产是为家庭成员共同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所取得，还是家庭成员中的某个人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所取得来认定。如果是家庭成员中的某个人依法取得的财产，即使在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取得，也不存在共有关系。对于个人财产的处理，以归个人所有为原则，即便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也不改变财产的性质。
（3）把父母用子女给付的赡养费出资购置的财产与父母与子女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相区别：子女给付父母赡养费是法定义务，该赡养费属于父母个人财产，父母将赡养费积累起来购置的财产，所有权属于父母，与给付赡养费的子女之间不形成共有财产关系。
（4）把夫妻共同财产与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相区别：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对财产有约定的除外。如果夫妻与家庭其他成员约定某些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共同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所得的财产，为夫妻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夫妻
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这仅限于为日常生活所需而处理共同财产，对于重大财产夫妻一方不能擅自处分。夫妻因离婚而需要分割共同财产，或者因一定的法律事实需要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割共有财产时，应该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照顾子女、照顾女方的原则。
（5）把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与家庭成员按份共有的财产相区别：一般来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共有关系为共同共有，各共有人享有均等份额。但是，如果共有人事先约定了各共有人的份额，就构成按份共有，各共有人按照约定的份额分得财产；如果共有人不能证明按份共有，则按共同共有处理；如果按份共有中，各共有人对各自应得份额约定不明确，则按等份原则处理。
（6）把可分割财产与不宜分割的财产相区别：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有可分与不可分的区别，在分割时必须根据财产的性质、用途及财产所有人的具体情况，可以有实物分割、变价分割和作价补偿等分割方法②。
二、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之间的区别
（一）引发继承和析产的法律事实不同
遗产继承是建立在被继承人死亡的法律事实基础上，而分家析产是由于家庭成员因为一定的生活和生产需要等各种原因，不需要或不能够再生活在一起，而要求分割家庭共有财产所引发，而人的死亡仅仅是引发分家析产的法律事实之一。也就是说，从范围上来看，分家析产的范畴要比遗产继承的范畴大。
（二）继承和析产所处分的财产性质不同
遗产继承中继承的遗产是被继承人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分家析产中所涉及的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虽然从表面对应关系上来看都是“一对多”的对应关系，但是因为遗产继承中的遗产是指一个人的财产而分家析产所划分的财产是多人共有财产，所以“一”所涉猎的内容不同，本质上仅有遗产继承是“一对多”的关系，而分家析产实际上是“多对多”的关系（三）继承和析产的产生时间不同
遗产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或被宣布死亡之时开始，而分家析产可以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前也可以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对此没有限制。只不过在目前的析产继承矛盾中，由于被继承人死亡之后的财产归属问题存在了法律依据上的冲突，所以才导致很多继承析产纠纷案件的出现。
（四）继承和析产所适用的法律不同
遗产继承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根据该法规定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或是遗嘱继承的顺序进行继承。而分家析产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进行，往往是对财产根据人数或需求平均分割。不过继承和析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优先认可财产处理协议的法律效力，在遗产继承中指遗嘱，而在分家析产中指的是分家析产协议书。
（五）继承和析产参与的人员不同
遗产继承中的参与人是法律规定或遗嘱指定的继承人，而且这些制定继承人是具有纵向顺位关系的。而分家析产中的参与人员是财产的共有人，也就是横向同等分配权利。例如遗产继承中，儿媳一般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儿媳作为家庭财产共有人的分家析产中，儿媳作为参与人之一参与财产分割。
三、影响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区分的障碍因素
近年来我国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由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自从年颁布以来尚未根据社会实际需求进行修正，但是从年至今已经有年的时间变化，《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立法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民事主体的财产结构也在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具有相对比较传统的惯性财产分割行为—“分家”以及我国社会舆论对于“立遗嘱”所秉持的思想洁癖等问题日渐尖锐的情况下，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之间相
互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必然现象。
（一）法律依据适用矛盾
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人未对遗产进行分割，后部分继承人实施了对全部或部分遗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权，侵犯到其他合法继承人的权益，选择案由是继承纠纷亦或是析产纠纷是目前我国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矛盾最为突出的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９条做出解释，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所以也就是是说继承权在遗产分割以后才转化为所有权，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存在的是继承权，因此遗产分割前发生的纠纷都应该是继承纠纷而不是所有权纠纷，从而不能按照析产纠纷处理，并且也符合我国理论和实践中的继承纠纷的概念和特征。这种司法解释简而言之就是指在继承开始而继承尚未完成的这一过程中，遗产分割所产生的纠纷并不是财产所有权的纠纷，而是财产继承权的纠纷，所以不能够按照财产所有权纠纷进行析产处理③。
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有另一种选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七条：继承的诉讼时效按继承法的规定执行。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于是，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明确放弃表示放弃继承的，这种情况下，继承人对遗产的继承权转化为各继承人的共有权，即继承权在被继承人死亡的瞬间转化为所有权。自此之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只能是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析产纠纷。就目前来看，在实际的继承析产纠纷案件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更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当继承开始而继承尚未结束的过程中产生的继承纠纷，继承财产要按照法定继承人的共有财产按照析产规则进行划分。此前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中有规定指出：被继承人死亡后，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
所以如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来看继承析产纠纷矛盾偏向将其界定为析产纠纷。
所以综上所述，在继承开始而继承未结束期间，无论是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还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都有其相对合理的法律依据，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更加倾向于后一种解读，但是在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只能作为各级人民法院处理实际的继承析产案件的一个参考依据，而不能作为实际判决的法律条款。因此，其实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我国继承法律制度自身的矛盾和冲突。
（二）民众法律意识淡薄
分家析产并非是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非常规现象，而是我国传承已久的一种民间习俗，尤其是在多子家庭中，个体渴望逃离群体生活而选择独立出去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且在我国，分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朝“诸子分封制”，即便是在现代，很多农村多子家庭出现这种“分家”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社会“分家”的约束条件是道德礼数，而现代社会“分家”的约束条件是法定的析产规则，传统的“分家”原则都是口头分家，并没有任何协议性的内容和公证内容，但是现代社会的分家析产必须要以法律条例为准绳，要签有书面的分家析产协议书。但是很明显我国很多地区的民众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在分家析产处理上仍然沿用传统的分家原则，致使一旦出现继承权和分家析产相矛盾的情况，很难辨析利益相关者的各自利益。更何况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水平的日益变化以及家庭资本结构的日益复杂，传统的
道德礼数已经无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良好的约束。而且我们在看所有关于析产继承的案件，大多数涉案的利益相关人员都存在对遗产继承制度和分家析产规则不明的情况，如果说利益相关者能够在出现问题之前就能够按照法律程序将家庭共有财产和私人财产区分开，实际上析产继承案件的爆发率会降低很多。或者说如果利益相关者对继承制度或析产规则有清晰认识的话，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析产继承案件的出现率，所以综合来看，民众法律意识淡薄也是近年来我国析产继承案件频繁出现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舆论主观影响
我国析产继承案件的频繁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在社会适应性上已经出现了迟滞，而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我国民众对于生前立遗嘱的行为非常反感。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亿亿老年人中，仅有的人起草了遗产继承计划。这主要是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谈论死亡是一种禁忌。起草一份遗嘱，类似于诅咒自己。而且除了内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之外，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导致了我国遗嘱继承制很难拥有良好的推行环境。而且在中国，即便是接受了良好教育或者是基础西方文化较多的人也很少会写遗嘱。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年逝世，但是由于季羡林先生在生前并没有对自己身后的遗产做出规划，所以季羡林遗产纠纷案从年一直纠纷到年，甚至其中还出现了季羡林前秘书李玉洁干女儿王如唆使季羡林管家方咸如破窗盗窃的刑事案件。而且在这起季羡林遗产纠纷案件中，涉案人员甚至包括了北京大学这种中国高等学府。而且季羡林遗产纠纷案件并非是我国名人遗产案件的特例，年，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猝死，但是由于侯耀文在生前并没有设立遗嘱，所以带侯耀文死后，其子女与侯耀华、牛成志、郭晓等人就侯耀文的遗产对簿公堂。这些都是我国遗产争议案件中相对比较典型的案例，但是真正让人心惊的并非是名人对生前遗嘱的忽视，而是外界社会舆论对于类似事件的报道并非是以对民众施以正确的法律引导，而以茶余饭后的“谈资”来看待这些案件。众所周知，民众是社会法律实践的主体，他们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修正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现代社会舆论力量的日益加重，我国民众对于法律法规的认识大多数都是从社会舆论中得来，真正能够在其中辨识社会法制法制的人少之又少，也正是因为社会舆论对于我国民众的偏向误导，才使得我国民众对于遗嘱继承制度认识不够明确，落实与实践的速度异常缓慢。
（四）家庭资本结构日益复杂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速度的日益加快，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财产结构也在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化趋势，再加上现代社会对于人际关系的认可程度要比传统社会开放的多，所以就导致了家庭资本结构日益复杂，一旦出现继承与析产纠纷，即便是有最高法先析产后继承的意见，但是在实际的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难点。
案例分析：
案情简介：王某与张某育有王、王、王、王等四个子女。后张某去世，王某与刘某再婚，婚后无子女。但刘某再婚前育有黄甲，王某未对黄甲尽过扶养义务。王某再婚时，王、王、王、王亦均已成年。年刘某去世，年王某去世。李某与王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一子王，年王去世。
诉讼情况：原告王就析产继承纠纷案件将王、王、李某、王与黄甲诉至法庭。在本次诉讼中共有四方持不同意见：王称号房乃王某从单位分配获得承租居住权，并征得诸多子女同意之后借于王和李某居住，房改期间，王某以元购得号房所有权，后力遗嘱称由王全部继承号房屋所有权。王、王认为王某遗产自己有继承权，如果遗嘱有效，则服从遗嘱安排。李某与王认为房屋是单位分给王某使用的，王某将房屋给了王结婚用。房改时期，王某动员王、李某某夫妇出资以王某某的名义购买了上述房屋，买后房屋再变更到王的名下。后王去世，王某某改变了主意。王某某是名义上的产权人，其未向单位交付任何款项，房屋应归李某某、王所有。黄甲则称，如果王某遗产中有自己的份额，则请求按要求分割房产。
由案例分析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复杂化，重组家庭、再组家庭以及重组加再组家庭等诸多家庭结构类型的出现，就决定了我国部分家庭资本结构日益复杂化，再加上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从年之后未曾调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财产处理情况，所以也就导致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之间的矛盾冲突。
四、完善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划分的对策
近年来我国虽然尚未从法律层面对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分辨给出明确的判定标准，但是相关研究的数量却也不在少数。涂志辉在《我国现行继承法与民间分家析产习惯的冲突与解决》中指出法定继承制度与民间析产习惯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诸子均分与男女平等继承权之间的冲突,父债子偿与被继承人限定继承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产生则是受到继承法规属性以及市民社会自治的相互影响。李满枝在《是继承纠纷还是析产纠纷》中也指出“继承”是家庭财产流转的重要法律制度。继承与析产制度主要体现在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和婚姻家庭等法律制度中，其他诸如物权法与公司法等民商法中亦有原则性规定。而本文在对相关研究以及相关案例进行分析的和把握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划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调整现有析产继承的法律体系
案例分析：
江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一子王甲、一女王乙。王甲于年结婚并分家生活，王乙于年结婚。王某于年去世。江某与王某在结婚时盖有房屋一套，年该房屋被拆迁，拆迁补偿款共计万元被江某和王某领取。王乙认为该拆迁补偿款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其中应有其份额，遂将江某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分家析产即依法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万元。
审理结果：
审理此案的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析产和遗产继承两个法律关系。首先，该案涉案拆迁款万元是属于江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并非包含王甲、王乙在内的家庭共有财产，故对于该万元不应作为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而是作为江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次，因王某去世，导致与江某夫妻共同共有关系解体，并产生遗产继承的发生。在该拆迁补偿款万元中，江某享有该拆迁款中的万元，王某所享有的拆迁款中的万元应作为王某的遗产进行继承。再次，王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原告王乙、被告江某、王甲，三人对于王某的遗产万元享有等额继承权利，即各继承万元。据此法院判决如下：一、江某、王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乙万元；二、驳回王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从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司法对于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处理是以先析产后后继承作为主要的处理思想，也就是迎合前文所述的第二种法律原则。主要还是受到法律时效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自年实施以来尚未实现修正，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从年实行以来，在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修订，而年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年月日起正式实施。所以从修正情况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更适用于目前社会实际的司法需求。
所以就目前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具有非常明显的修正必要，尤其是对现有的先析产后继承的司法处理原则给予法律层面的认可。首先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认可分家析产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在法定继承与分家析产冲突的时候，尊重家庭成员的自治意愿。不过这其中涉及几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要全体家庭成员一致通过予以认可，并且分家析产的标的必须是家庭财产，而不是个人财物，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要是家庭成员真实意志的表达，不能出现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行为。其次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要以强制性法律法规作为边界来明确分家析产协议的法律效力范围，诸如“男女平等”、“父债子还”、“权利主体”等问题。第三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在认可“先析产后继承”的司法处理原则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分家析产之后立遗嘱的情况，若遗嘱所涉及的范围仅是个人财产范围，应该予以支持和理解，如果遗嘱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分家析产之前的家庭共有财产，则是对他人
财产进行处分，应视为遗嘱无效④。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发生继承法律事实后，涉及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的相关法律关系开始发生法律效力。此时需要将被继承人的财产从其他共有财产中分离出来变成可供分割的遗产，这是法定继承的实现和遗嘱继承可予执行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析产的基本原则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而且必须正确认知最后遗产分割前应当尊重继承人及其他遗产继受人的意思表示现有继承法制度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该制度适用于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中的继承人。但是在遗赠法律关系中则正好相反，只要受遗赠人不声明接受的，则视为放弃继受权。显然，遗赠的效力在实际分割遗产中弱于法定继承的效力⑤。
（二）加强对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宣传
面对我国民众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对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宣传。
从实践的角度上来看，我国对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宣传可以以各社区行政部门为单位，在社区内部进行析产继承法论意识的宣传，而在农村则以村为单位，进行析产继承法律制度的宣传，借助于社区宣传栏以及村公告栏，设计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相关的宣传内容。而且还可以印制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小册子，通过发放小册子来强化民众对析产继承的认识。当然，强化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前提还是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只有在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宣传作用，让更多的民众清楚的把握析产继承的原则。
其实加强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宣传不仅是要有效的降低析产继承案件的出现率，而且也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实每一起析产继承案件都存在伴随着刑事案件的风险，而且这种伴随性在现代实际的案件处理中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利益相关者私下析产不均或者是不服审判结果导致情绪激动，引发不可逆转的后果。所以强化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增强民众对我国法律的信心和认知，只有他们能够通过法律对自己应得部分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够化解析产继承之后可能存在的过激情绪，从而降低析产继承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的风险⑥。
（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观风向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主观风向主要就是要通过相关规定对于相关典型的析产继承案件的报道风向进行严格的掌控，尤其是对于一些传递负面价值观、过度重视法律案件娱乐性的报道予以修正。虽然我国一直在积极打造法制社会，但是法治社会的落实情况却始终不尽入人意，而这其中就有社会舆论的负面影响作用。近年来从社会报道上来看，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各种娱乐性新闻铺天盖地，即便是很多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层次提高和法律意识强化有所帮助的案件报道也都偏向于娱乐化，这不仅仅是我国新闻界的悲哀，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当然，并是不是说注重新闻的娱乐性不好，但是凡事皆有度，我国社会要发展不是靠所谓的娱乐圈和娱乐新闻，而是靠法治、靠文化底蕴、靠人才培养，娱乐是培养不出人才的。所以我国必须要对现有的新闻媒体领域进行净化，正确音带社会舆论的主观风向，要对包括名人遗产纠纷案等在析产继承案件中相对比较典型的例子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去进行报道，包括遗嘱继承制度的推进，包括民众析产继承法律意识的提高，这些才是既已发生的这些案件的真正价值，名人的效应应该用来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给人们的茶余饭后增添笑料。
（四）强化各级人民法院的沟通与联系
对于我国来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尚未实现修正之前，虽然大多数人民法院都是以先析产后继承的思路进行司法处理，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家庭资本结构的日益复杂，即便是在这样明确的思路下要处理析产继承案件也并非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社会家庭资本机构复
④张会会：《论现行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辽宁大学，2013年。
⑤栾同政,谢雅利：《从分家析产制度看习惯法的司法适用必要性》，《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⑥胡科刚,唐玉国：《为逃避债务分家析产的转让协议应予撤销》，《山东人大工作》，2014年第3期。
杂性还在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逐渐递增的情况下，单纯要以先析产后继承作为判定析产继承案件的主要依据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所以也就要求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加强彼此的沟通和联系，就相关案件和典型案件汇总多方意见，具体讨论《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未来的修正方向。虽然说我国立法机关在年曾经就《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提出了修正草案的建议稿，但是直至今日也尚未得到落实且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变化迅猛，无论是网络化和还是信息化都推动了我国整个社会层次的提高，这也就意味着可能年修正草案的建议稿中仍有一部分会不适用于现在。而各级人民法院作为析产继承案件的直接审判者且近年来我国析产继承案件频繁爆发，各级人民法院对析产继承案件的相关规律也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意味着各级人民法院有责任和义务对我国继承制度和析产规则的平衡做出正确的建议和判断，以此来推动我国相关司法机关能够更科学高效的的处理析产继承案件，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的推进。
五、结论
综上所述，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尚未进行修正完善之前，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就此矛盾做出先析产后继承的原则判断，但是在实际的继承制度与析产规则的平衡与考量上仍然确定好各类继承法律关系的效力层级，也就是按照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也就是说，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高于遗嘱继承。这是因为，单纯的继承是单务法律行为，是继承人单纯获益的一种物权流转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尚未得到完善的情况下，只有进一步明确各级法律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对相关案件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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