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
马克斯·
马克斯
摘要：马克斯·韦伯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位无法回避的巨擘，他的名字几乎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分支理论的代名词。他著述颇丰，《新教伦理》则是韦伯构建的庞大学术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支。1904年出版以来，该书广受欢迎，也颇受争议。它集中论述了价值观和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变革的源泉[1]。书中所涉及的众多概念与研究对象之繁杂程度，若要完全掌握，除非需要与韦伯本人接近的学术水平。因此，本文不奢求面面俱到与多么深入的研究，姑且算是通读本书后的一点心得。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禁欲主义
一、前言
经典著作就是能被反复阅读而每次能得到新收获的文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就是这样一部社会科学著作。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普及，除了它是韦伯众多艰深的著述中文字最出类拔萃而内容也平易近人以外，还因为这个提纲挈领的书名。望文生义之，这本书论述的议题非常鲜明：新教徒有“伦理”，“资本主义”则有精神，而将两个短语放到一起后，就是本书讨论的大问题：新教的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那么，从中又不得不衍生出各种小问题：新教的伦理是什么？它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种精神又是什么？它对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今天还存在吗？等等。这些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激烈争论的洗礼，却日久弥新。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韦伯其人和他的写作背景。
二、作者简介与写作背景
马克斯·韦伯1864年生于德国，适逢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在德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称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如卡尔·马克思一样，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著述是百科全书式的。早期韦伯致力于法律社会学和经济思想史，后期则延伸至宗教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更为宏大的社会学命题。在整个社会科学范围内，他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人们无法准确定义韦伯到底是哪个领域的专家，他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宗教之间游刃有余地建立起各种联系，开创了众多概念，逐渐地建造起他整个学术大厦。想要为他的著作整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在有限的篇幅内是奢谈。他晚年学术思想集大成的《经济与社会》，人们也许要穷尽一生之力去研究它。研究韦伯学术的著名学者京特·罗特曾感言，“他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最后一位通人，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孜孜不倦的学者了”[2]。
然而，韦伯绝不是一个安于坐书斋学问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游历各国，悉心观察，这为他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他还积极参与政治，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然而令人感叹的是，他没有看到魏玛共和国之后的异化、德意志民族重蹈一战覆辙等一系列历史悲剧便离开人世。
韦伯出生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横行的年代。那个时代德国的经济学哲学思潮主流与不列颠群岛有着很大不同。我们知道，亚当·斯密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站稳了脚跟，并极大推动之后工业革命的发展，建立了英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但德国并未受这套理论太大影响，这一定程度上是德意志古典哲学，即黑格尔流传下来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有马克思主
[1][英]斯蒂芬·卡尔贝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2002.
义在整个欧陆掀起的思潮。在这些思潮中，德国的思想家如狄尔泰对英国经济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道德科学”观[3]批判性地接受，并使人文科学开始在德意志生根发芽。这种人文科学传统，其实也是源自于黑格尔以来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潮，并在黑格尔之后发展为社会科学，或“解释学”[4]。这种解释学结合了英国和德国的思想，对韦伯的思想体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到底什么是所谓“解释学”？简言之，秉持解释学观点的人们坚定主张把自然科学与对人的行为研究——即所谓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加以区分。自然科学是可以用严格的模型与因果律去表达与说明的，但人文科学不同，因为人行为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就不得不用相对于描述自然现象的固定模式去“解释”或“理解”。因此，社会科学体系在19世纪中后期的形成，其中重点关切的是“强调了‘历史’在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不论是在‘经济行动’还是其他领域中——的核心地位”[5]。人类行为的差异性构成了历史的特殊性，使得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如此，历史的重要性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因此，韦伯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要想说明人的行动，关键在于对意义的“理解”
[6]，即对人的行动中观念与精神的探求。《新教伦理》继承了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即在承认自然因素即“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因果作用的同时，坚持“解释学”的观点，关注到多元的文化意义在推进历史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除了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外，现实世界的剧变也是韦伯《新教伦理》诞生的大背景。前面提到，韦伯生在德国工业文明突飞猛进的时代。在成长过程中，他“见证了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得到遏制，以及威权主义在国家和工业中取得的成就”[7]。他和那一代德国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祖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急速变革，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的迷惘焦虑与不安。这个日新月异的德意志似乎与那个传统的德意志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中的国家，彼此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延续的历史就这样的发展中被割裂开来。面对这个“与绵延2000多年的西方历史上为人熟知的传统和价值观格格不入”[8]的新时代，韦伯与同时代的人提出了一些列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今剧烈变动的中国也基本上适用。例如这个引导我们在新时代生活下去的是什么？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我们将如何生活？这个新秩序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吗？之前提到的哲学家狄尔泰也感慨：“到哪里去寻找手段以平息有可能吞噬我们的种种精神骚乱？”[9]在对现实社会的感受过程中，韦伯作为社会科学学者自然想要追问，这个新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源头何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起因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否绝对正确？除此之外现代资本主义是否也受到某种“气质”或“精神”的影响？的这些疑问使得韦伯开始了对这一论题的思考。与此同时，他也参与到了之前所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中，这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理论和历史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一场被纵横交错的争论路线复杂化了的斗争”[1010]]，让韦伯的学术思想更为成熟。但这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却几乎无人赞同文化与思想对资本主义存在助推力量。韦伯为了冲破这种偏见，决心对这一问题深入研究。而他1904年游历美国后观察得到的结论，则直接促使他回国完成了《新教伦理》。
三、新教伦理的源起
提到新教的伦理，需简单追溯一下新教的背景。新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是目前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基督教派。新教的诞生，正是源自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在发起的一些列宗教
[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体系》(1843)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了起来，这种“道德科学”观亦可以看做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延伸.
[4][英]安东尼·吉登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言，1976.
[5]同上[4]
[6]同[4]
[7][美]京特·罗特.《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绪论，1993.
[8][英]斯蒂芬·卡尔贝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2002.
[9]斯蒂芬·卡尔贝格在《导论》中转引威廉·狄尔泰的话
改革。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大陆经历了近千年中世纪的压迫，罗马教皇领导的教会对整个欧洲世界的统治使人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天主教作为教会的宗教派系，其诸多弊病开始显露，如“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出售宗教场所、不受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1111]]。除了这些弊病之外，各种政治因素也成为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而1517年教皇在整个欧洲赎罪券的兜售来攫取维修教堂费用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人民大众。路德在反对教会的行为中表明，上帝的意念“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1212]]。1520年，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宗派与罗马教会彻底决裂，宗教改革从德国始在欧陆推广开来。“路德宗”和它所包含的伦理即是新教伦理的开端。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明确提出《新教伦理》的目标，它“只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量的传播”[1313]]。韦伯在《新教伦理》里的一条分析主线，是在对“传统经济主义”与“现代经济主义”的区分中展开。韦伯观察到了许多现代经济主义区别于传统的突出特征，如“在市场上进行相对自由的货物交换，经营活动与家政活动相分离，精密的簿记方法，以及总体上对劳动场所的理性组织或系统组织”[1414]]，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者享有充分自由，而且追求利润“以规律的连续性方式进行，比如在有组织的生产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1515]]。
但韦伯同时强调，仅仅从“经济形式”和自然科学式的理论去理解现代经济主义是不全面的。他认为存在一种“经济伦理”组织经济活动的进行。这种伦理导致的精神气质为严格的组织劳动、为条理性地对待劳动和系统地追求利润等现代资本主义典型现象赋予了正当性并为之提供了驱动力。韦伯有以下看法：“个人理应让自己的资本增殖，好像这就是目的本身。的确，这就宣扬的不单是一种发迹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伦理”[1616]]；这种伦理“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自发的金钱享受”[1717]]；“在现代经济秩序中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忠于并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与表现”[1818]]；“理性而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在一项‘天职’中追求合法利润的特殊心态”[1919]]。韦伯的这些看法，意味着他把这种经济伦理看做资本主义的精神。但问题又来了，这种资本主义的伦理或精神源自哪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早在宗教改革前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就存在萌芽，但那是为利润而追求利润的传统资本主义，与韦伯观察的现代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通过比较，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精神。因此，韦伯需要找到这种伦理精神的起源，“这个存在于资本主义文化中、也存在于任何天职观念中的无理性因素的起源”[2020]]。
现在回到路德宗。韦伯确信，只有庞大人群中极端严格而连续的条理性活动，才有可能引发一场对传统经济伦理的“革命”[2121]]。为了某种目标而积累财富的工具主义行为，不可能具备引发这种革命所必需的持久力量。因为路德宗在宗教改革中的领先地位，其继承的“天职观”就成为解释这种现代经济伦理的切入点。路德宗阐明了这样一种观念：劳动即是“天职”。任何一种劳动，都是得到了宗教认可的劳动，是奉上帝的“召见”而从事的劳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前的漫长岁月，天主教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类似现代经济伦理的行为，例如承认人的不完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377.
[12]同上[11]，380.
[1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11.
[14][英]斯蒂芬·卡尔贝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2002.
[15]同上[14]
[16]同[13]，184.
[17]同[13]，185.
[18]同[13]，186.
[19]同[13]，193.
[20]同[13]，202.
善性，但可以以“簿记”等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并通过忏悔或践行善举来救赎和抵消自己的罪过。但这些行为“不会形成一个理性化的体系，毋宁说只是一系列单独的行为”[2222]]，而非在一种严格系统的指导下持续不断的条理化生活方式。总之，天主教从本质上轻视商人和实业家的经济伦理，即那种条理化的理性方式去逐利的行为。因此，韦伯认为天主教奉行的正是传统主义经济伦理。
路德宗的出现，打破了天主教这些守旧的思想，引进了“天职”观这一概念，并“把履行尘世事务中的责任看作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2323]]。韦伯说，“令上帝满意的惟一生活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只是履行个人在尘世的地位所加诸于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23]。路德认为，“修道院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他把放弃现世的责任看作是自私的产物，是在逃避尘世的义务”[23]；而履行天职则是博爱的外在表现，这样的表现是惟一能够令上帝满意的生活方式。这样看来，路德宗的“天职”观似乎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但韦伯又指出，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合乎上帝的意愿，因此，任何正当的职业在上帝看来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2424]]。
问题便出在这里：正因为每个职业在上帝眼中价值完全同等，韦伯便察觉路德宗伦理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在上帝眼中都是同等的，人们就没有必要去重视从事何种职业。因此，韦伯认为路德的天职观其实并没有跳出传统经济主义的窠臼，而仍在其中打转，没有对天主教伦理本质上的突破。在韦伯看来，路德的宗教改革“只是极大地他高了对履行天职的有组织世俗劳动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2525]]，但没有对职业流动给予不间断的心理回报。另外，路德也从来没有赞美过职业“成就”或天职标准外的劳动强度，“人人都只是在等待主的降临，除了呆在原地，安于能够给他带来上帝之召唤的世俗职业，并像过去一样地劳动，就别无他事可做”[25]；路德更是强烈地突出“天命”，个人应当不做越轨之事，永远安于上帝指派给他的地位和天职，把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既定的人生地位所划的范围之内[2626]]。这样一来个人行为就无法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因为所有信徒的世俗活动都被一种宗教尺度所渗透，其中对职业与经济的额外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就荡然无存。诸如此类的说法，足够证明路德宗的确没有体现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仍然走着传统经济主义的老路，只是用天职观的措辞狠狠地包装了一下。
既然路德宗并非资本主义精神真正的宗教来源，那必定有另外的新教教派来完成这一使命。于是，路德宗之后以加尔文教派为首的入世禁欲主义诸教派便走进了韦伯的视野。韦伯对这些教派的分析可以说最为清晰地体现了他想要表达的观点，因为他认为这些教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真正的源头。入世禁欲主义教派，包括加尔文主义，和其他一些激进教派，韦伯称之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如虔信派、贵格会、循道宗和浸礼宗。
加尔文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他的创始人加尔文是瑞士人，16世纪他系统阐述了一套教义，加尔文主义便在此基础上诞生并蔓延开。加尔文反对路德通过所谓上帝的信仰获得“天职”而得到拯救的说法，他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他出生前就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我们断言，……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2727]]，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被上帝恩宠，它体现了上帝的威严与荣耀。这就是著名的“得救预定论”。韦伯认为，当这种教义与全能的、怀有报复心却又不可知的上帝概念结合在一起时，会导致信徒当中产生大规模的宿命论、孤独感和焦虑感。“这种教义因其极端的非人性，必定会给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
[2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11.
[23]同上[22]，204
[24]同[22]，205
[25]同[22]，206
[26]同[22]，207
[2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380.
每个个人都会产生一种空前的内心孤独感”[2828]]，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追问自己是否是被上帝恩宠的选民。虽然上帝是不可知的，但他显然是希望信徒的行为要严格遵循他的诫命和律法。因此，想要使生活始终如一地符合上帝的律法，必须付出圣徒般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而且仅仅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韦伯指出，受上帝之意志“基督徒在尘世中的惟一任务就是竭尽全力执行上帝的诫命以增加上帝的荣耀”[2929]]，而遵从上帝的诫命、为了那个目的而组织社会生活，正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在这种教义扎根于加尔文教信徒后，他们在1640年代领导了英格兰的清教革命，即我们熟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加尔文主义后的禁欲主义新教徒——清教徒们，开始为达到这一目的大规模践行这样一种组织生活：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条理化安排，对生活加以系统组织并在职业天职的引导下去从事各种劳动。这样做的目的，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因为信徒们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动力无不源于对上帝虔诚的信仰，自己的种种劳动能力都是由上帝赋予的，“他们的行为源于蒙上帝恩宠而产生的信仰，这种信仰则因他们行为的质量而被证明为正当”[3030]]。当自己的行为与信仰都达到了这种正当性后，他们认为这标志着自身已经受到上帝的偏爱与恩宠，使得自己摆脱因宿命论产生的不安与焦虑，从而完成对自己的救赎。这种时时刻刻以虔诚的姿态、将个人的辛勤劳动看做天职的冲动，给信徒们前所未有的心理回报与心灵安慰，这种回报与安慰不再是天主教的片段式，也不再是路德宗完全按照上帝的安排去消极行事，而是真正在尘世找回了自我价值，体验到作为个人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这样从宗教理念到实践行为的转化，驱动人们形成了清教徒的生活方式。
这种以劳动为取向、将劳动条理化，并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作为终极目标的生活方式，将信徒们对于得救预定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个人的劳动条理化之后，劳动变成神圣的行为，它获得了一种天意，一种宗教价值。这种价值“创造出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即一种心理上的认可，……是获得恩宠确定性的最佳手段”[3131]]。因此，清教徒们在以劳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下，并将预定论教义与天职中的条理化劳动和系统地进行追求利润的劳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之后，这种条理化的理性生活有了更为坚固的基础，这种联系韦伯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因此，这成为了他核心关注的问题。
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的过渡
四、从新教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的过渡
四、从
从路德宗到加尔文宗，再到清教徒，不同时期的新教教派持有的伦理观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逐渐成熟。到了清教徒这一阶段，新教伦理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精神全面深入的影响。韦伯强调说，清教徒对于劳动、财富与利润的条理化取向，对于引发经济伦理的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3232]]。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使得它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给予持续性的心理回报，造成了一种此前人们不曾拥有的精神动力与劳动积极性。这种以内聚力为特征的群体，其统一的、专心致志的伦理行为，必定会明确有别于“手段—目的”的工具主义理性行为，不管后者是多么强有力的行为。这种持久的内聚力来自于哪里？它根植于对生活的“条理化理性组织”之中。而条理化的劳动价值观则是在清教的宗教价值观中激发出来的——即之前所说的宿命论及其推导出来的价值观，从而产生了“围绕伦理原则加以组织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最终淘汰了那套传统经济伦理。
韦伯在文本中充分描绘了清教徒们这种系统而富有条理性的生活方式和这种方式对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强大冲击。韦伯说，“闲谈、奢侈品、虚夸的排场，这些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一种没有客观目的的、因而不是禁欲主义的、尤其是并非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而是服务于人的荣耀的无
[2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21.
[29]同上[28]，224.
[30]同[28]，228.
[31]同[28]，272.
理性态度”[33]；“在个人修饰方面，……那种划一生活的强大倾向在对一切肉身崇拜的摒弃中找到了理想的基础，如今则极大地帮助了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3333]]；“越是严肃的宗教圈子，生活方式就越是简朴，这与巨大财富结合在一起，竟导致了一种超常的积累癖”[3434]]。对于清教徒的形象，大致可以用这些词汇来概括：勤勉、节俭、诚信、禁欲、虔诚、严谨、理性、尺度、纪律、程式、自觉、义务、责任等等。这些积极的词汇描绘了一名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的状态，而这恰好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所拥有的特征。在韦伯看来，清教徒的理性劳动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资本主义精神“在最初是在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一以贯之的伦理基础，它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3535]]。这种彻底的理性伦理基础为以后的经济生活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即现代资本主义中职业伦理道德的形成，它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合格的“灵魂”，这是职业资本家与现代经济人的灵魂。
韦伯的确找到了这样的典范。我们知道，在清教徒的理性行为方式被广泛认同之后，英国的清教徒遭到了英国国教的不满。为了追求自己的职业与人生理想，他们中的一些开拓者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漂洋过海来到当时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这就是今天的纽约。他们在当时那块新大陆上建立起了殖民地，并开始按照清教徒的行为方式建立该地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又过了一个多世纪，陆续而来的清教徒们彻底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这就是美国。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加尔文主义及后来的清教徒伦理，对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何以见得？韦伯找到了怎样的能代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他通过对美国历史和对美国实地的考察，发现由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北美大地上得到了最为集中的高度体现，而他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正是这种精神的化身。富兰克林既非清教徒也非天主教徒，是个“无倾向性的自然神论者”[3636]]，但富兰克林却是位具有高度信仰的无神论者。经过一个多世纪，新教伦理在富兰克林时代，不再囿于清教徒和教会内部，而是已经渗透到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美国在建国之后，曾经的那种依托于宗教价值观的新教伦理逐渐被削弱，直到与最初的宗教伦理没有任何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范围更广，影响更深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精神气质，这种精神韦伯认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不仅表现为商业精明、工于计算、实用主义等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发扬了一个多世纪传承下来的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精神。尽管富兰克林时代这种纯粹基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复存在，但这种伦理的内核却保留了下来，并以家庭为单位扩散开来，形成了整个美利坚民族深入灵魂的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继承了那些原始新教伦理的诸多积极因素，并时刻指导公众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在每个家庭的推动下，这种精神或说价值观指导的一套行为模式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因此，即使脱离了宗教教派与教会的基础，这种精神仍然会存在于这块大地上。这些共同的准则、价值观与思想传统，已经被程式化，牢牢地扎根于美国的土壤中。这就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韦伯又发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企业则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到了最恰当的动力”[3737]]。这种双向间的互动，使得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企业螺旋式地共同发展。这种精神产生的“经济文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基础，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又为这种文化找到了合适的载体。于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也将是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体现。
然而这种精神在韦伯所处的时代却日渐消沉。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异化的时代，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精神面临危机的时代，是一个丢掉灵魂、
[3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66.
[34]同上[33]，268-269.
[35]同[33]，267.
[36]同[33]，186.
重新回到中世纪传统经济伦理的时代。在进行总结时，韦伯跳出了这个已经充分论述的核心话题，在严谨的文本外用罕见的富有文采的笔触描述了富兰克林到他生活的时代这两个多世纪间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塑造了一个“铁笼”的概念。韦伯认为，在机器大工业化推动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今天，那种曾经支配富兰克林时代一路走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价值观日渐消弭。工业资本主义在连根拔除了那些曾帮助它发展的传统宗教价值观后，剩下的只有僵化机械的生产方式，异化甚至蜕化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这个资本主义秩序的“铁笼”中，人们惟有服从冰冷的规则，惟有顺从大趋势，惟有适应这个“非人格”的市场法则以图生存，这一切像极了当今的中国大地。
在著作的最后几段，韦伯以充满忧虑与愤慨的口吻说道：“清教徒是为了履行天职而劳动，我们的劳动确是迫不得已”[3838]]，这说明清教徒时代的积极主动的生活姿态在韦伯的时代已经再次沦落为路德宗和中世纪人们那种消极被动的境况，这走进了一个不光彩的循环。韦伯继续写道，“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时，它在庞大的现代经济秩序体系的构造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天职义务的观念则像死寂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徘徊”[3939]]。而关于“铁笼”这个韦伯自创的概念，韦伯更是有精彩的描述，“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那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又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被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因为，完全可以这样言之凿凿地说，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已没有了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标准。’”[4040]]。行文至此，这本著作实质上完成了一个观念上的轮回。从对天主教种种传统经济伦理的描述，到作者本人所处时代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手段—目的”工具理性行为特征的无上崇拜，这两者居然形成了完美的对接。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洞见与辛辣讽刺，可见一斑。
五、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逝世已经90年。这本《新教伦理》于1904年出版，至今已逾百年。但它带给人的思考却似乎永无止境。它比不上《资本论》的卷帙浩繁，却在极大程度上与后者的核心观念针锋相对。正如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两人的名字与国籍，他们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有共同点，但更多的是相互对立地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的。
稍微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熟知，马克思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提高，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迭变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升级；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提出，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将社会结构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没有权势的工人阶级的二元阶级模式，并进行工人运动走阶级斗争的道路，推翻资本家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权，实现最终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思想大厦的支柱。这些只言片语大致概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它们无不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然而马克斯·韦伯没有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相反，他是选择性的吸收。在第二部分，我们提到韦伯参与了当时的一场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战”，争论围绕六个关键性解释展开。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也在其中。卡尔·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所谓阶级矛盾、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属、资产阶级的霸权上层建筑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而韦伯不排斥这些观察角度，却断
[38][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74.
[39]同上，274-275.
然否定这种所谓“经济决定论”的独占性，他坚决反对这样的假设，即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经济伦理，它们的起源都可以从“经济形态”塑造的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4141]]。可惜马克思比韦伯早生了近半个世纪，后者开始思考文化精神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时，马克思早已撒手人寰。但可以预测，若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听到了韦伯关于这个命题的推测，他很大程度上仍会将这种精神气质看成是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直接产物，因为马克思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外墙上根本没有韦伯所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痕迹。在精神气质与阶级利益之间，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存在着完全对立。后者颠覆了前者在精神气质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专断论调，而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角度阐释，这种精神气质是如何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而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也清楚的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现代资本主义而早早形成，这就好比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依托资产阶级先与它的首先出现。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在韦伯的研究过程中完全被倒了个个。
韦伯说道，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商业贵族中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家，既不是这种精神的态度的惟一体现者，也不是它的主要体现者。更多体现了这种态度的，乃是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下层中产阶级”[4242]]；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和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空谈家所想象的要复杂的多”[4343]]。韦伯认为这种文化精神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中不可或缺。缺少了它会导致什么呢？韦伯所处时代的德国便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资本主义对获利欲望的无限性与不可控制性，清教徒般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世的沦丧，决定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由此看来，文化精神与经济形态间终究存在着微妙而繁杂的联系。但值得玩味的是，韦伯的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当时找到了普遍的批判，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力几乎是垄断性的。这种异端思想不被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容，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遭到普遍的反对，但韦伯方法论的思路，不但在当时，而且对当今世界都弥足珍贵。他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政治经济思潮，而在社会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文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因素。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外，文化精神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进程中有效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理解在不同的历史与文明中，人内心的主观思想对它们所呈现的独特性造成的“干扰”，并在观念的主导下赋予自身行为的特殊意义。
韦伯在最后说道，“我们这里仅仅是尝试追溯它对人们的动机发挥影响的事实与方向，……但我们还需要研究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转而对新教禁欲主义的发展及其性质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即使抱着最大的决心，也不再能看出宗教信仰中的意识成分实际上曾经对文化和经济生活组织发挥过多么巨大的作用”[4444]]。韦伯对于《新教伦理》论述命题的有限性有深刻的认知，因此，他不像马克思那样将思维模式进行垄断，他继续说道，“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对文化和历史进行片面唯灵论因果解释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因果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着相同的可行性，然而无论哪一种解释，如果不是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准备，而是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结论，那就同样不可能解释历史的真相”[44]。至此，韦伯在清晰地论述了他核心关切的命题之后，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学术大师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展现的胸襟与人格。在这一点上，姿态谦逊的韦伯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无意中践行了马克思自己建立的唯物辩证法；而马克思本人，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却反而成了一名地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争辩，我们逐渐看到，韦伯在这一命题上思考方式越来越强的合理性。他始终坚信并不存在什么铁定的“历史规律”：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本来就是各种事件在历史上特殊耦合的产物。文化价值观始终在历史进程其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只是有时候我们难以察觉。
结语
六、
六、结语
[41][英]斯蒂芬·卡尔贝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2002.
[4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193.
[43]同上[42]，187.
作为韦伯整个《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开篇著作，《新教伦理》可以看做韦伯在这一分支领域学术思想与方法论大纲式的展现。从这个角度看，《新教伦理》便可看作整个《文集》的一个序言。开头曾言，韦伯并非纯粹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或是什么领域的专家。他是真正掌握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精髓的大家。《新教伦理》作为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篇幅虽然不大，但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概念与观念，人们一时无法完全接纳与消化。但即使如此，这部著作说散发的魅力是难以言表的。但也许有一点，是它作为艰深的学术著作仍然能吸引众多人反复读它的原因，那就是：它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不同视角，理解事物的相对思维，以及不囿于一门学科而在各种知识体系中发现各种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也只有投入到整个社会科学的怀抱之中，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才会给人类社会贡献更多思想的深度。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马克思·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 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作为一位跨世纪的伟大学者，他在生命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为后世留下诸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宏大巨著。然而，这位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学术”的思想背后，又有怎样的“生活”背景支撑呢？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整理版]韦伯：社会学基础概念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13年版第253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07年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理解的社会学” 众所周知，韦伯把自己的社会学叫做“理解的社会学”。他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根据韦伯的这个定义，我们认为，韦伯把“人类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社会行动”。韦伯把社会学看成是一种人的社会行动的理论。韦伯讲的社会行动是这样的一种行动类型： （1）行动的类型。韦伯认为，行动既可以是公开的行动也可以完全是个人内心的或者主观的行动；社会行动则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动以主观的意义，这种行动考虑到他人的行动，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动作为目标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所讲的行动是指采取某种态度、追求某种价值、实现某种目标的个体行动，因而也是有意义的人的行动，而不是物的行动或单纯的机械行动。在韦伯看来，有意义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样，这种有意义的行动其实就是个体有意义的行动。当然，韦伯也不排除军队、家庭、民族、国家等集体的社会行动。 韦伯认为，法学可以把国家或者团体称为“法人”，而社会学则不能这么做。社会学要把这些机构、社会设置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按照使这些社会机构对行动者有意义的方式进行。这样，他就提出了“行动的意义”。 2、社会行动的意义 韦伯认为，个人赋予社会行动的那种意义，主要是指个人的主观意义和主观价值及目的，而不是所谓“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所讲的社会行动是一种意向性行动。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行动者本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 韦伯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理解社会学 二、宗教社会学 三、政治社会学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提示：这种开宗明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然而又难免显得抽象和远离现实的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并不要求新颖。相反，它只力求——也可以说是希望——用比较有的放矢的、比较具体的（正因如此，自然会显得也许有些学究式的）表达方式，来表述任何经验社会学在谈及同样事物时，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在应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或新的表达方式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与在《罗各斯》杂志第4卷上发表的论文[1913年版第253页等。（《科学论论文集》第3版第427页等）]相比，这里用的术语非常简单，因而在很多方面要有所修改，以求尽可能做到易于理解。当然，要求无条件地大众化和要求概念应该尽最大可能严 密，并不是总能一致的，而且在必要时要为后者让路。 关于“理解”一词，请参阅K·雅斯帕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亨利希·里克尔特（1863-1936，德国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第2版（1913年，第514-523页）中的若干见解，尤其是盖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一著中的某些观点，也在参考之列]。在方法上，正如已往常常提到过的那样，我在这里也要提一提F·戈特尔的《言词的统治》一文所描写的过程，自然，这篇论文有些晦涩难懂，而且也不是处处都把思想表达透彻；在实际内容上，我要提到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优秀作品《共同体与社会》。此外，还应该提到鲁道夫·施塔姆勒（1856-1938，德国法哲学家）那部常常把人引入歧途的《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经济与法律》，以及笔者发表在职《社会科学文献》第24卷[（《科学论论文集》1907年第3版的第291页等）]的论文，拙文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下述论著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与齐美尔（在《社会学》和《货币的哲学》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尽可能地把所认为的意向与客观上适用的意向区别开来，齐美尔不仅不是总把二者分开，而且往往有意识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1） 社会学（这个使用上含义十分模糊的词在这里所理解的意义上）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同时，“行为”应该是一种人的举止（不管外在的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都一样），如果而且只有当行为者或行为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的”行为应该是这样一种行为，根据行为者或行为者们所认为的行为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 壹、方法论基础 1、在这里，“意向”或者是：a）实际存在的意向，即①存在于一个行为者曾经有的意向；②一般地或者近似地存在于行为者们曾经有过的一系列情况之中的意向；或者：b）存在于某种用概念构想的纯粹类型的行为者或被作为类型而设想出来的行为者们主观上认为的意向。不是某种客观上“正确的”或者形而上学地探索出来的“真正的”意向。这种行为的经验科学即社会学和历史学，与所有教条式的科学即法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相比较，区别就在这里，后者想在它们研究的对象上探究出“正确的”、“适用的”意向来。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 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 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 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 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学生姓名：吴金丹 学号：20084053021 专业：社会工作 中国·大庆 2011年11月12日
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思想比较 摘要：迪尔凯姆与韦伯是古典社会学阶段两大方法论，实证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建构了迥然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了社会学中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传统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传统的对立。他们在哲学观、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核心概念以及解释策略等方面各辟溪径、对后世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两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做一下浅显的分析与比较。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论宗教社会学 一、二者主要思想对比 法国社会学家E·迪尔凯姆继承和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以其全面客观的分析方法成为实证研究社会的典范, 他明确地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事实”的科学, 使社会学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指出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普遍性, 研究社会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观察、统计和比较, 从各类社会事实的相互作用中, 揭示决定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的理论被称为“社会学主义”。 而德国社会学家M ·韦伯则受狄尔泰等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 认为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对象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 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规范方法”加以研究, 而只能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加以阐释。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结为一门“社会行动”的科学, 认为社会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社会行动。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基于社会唯名论的立场始终认为个人才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 只有通过把握人的行动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主观意义”。 二、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一）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与社会行动 1、迪尔凯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社会的”事实 ,指的是它以社会整体为基础 ,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 ,不仅不以个人的事实为基础 ,不以个人的事实为转移 ,而且具有个人事实所不具有的特殊性质。 2、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行为 社会行为是“社会的行为”, 它是指行为者在行为过程中以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这种主观意义考虑了他人的行为)为根据与取向的行为。 社会行为的社会性,与“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不同,它不是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产生于行为者赋予其行为的主观意义之中。
【韦伯】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1:00:06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代性话语: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 岳梁 摘要:在全球化竞争与发展和中国迅速走向全球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不公平的现象,这就是:关于现代性话语的皇冠 属于马克斯·韦伯,而于具有原创性地位的卡尔·马克思无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与韦伯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同境遇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和后来人不仅误读了马克思,而且有意歪 曲和肢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这是造成马克思关于现代性话语缺场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马克思韦伯不同的境遇透视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球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后现 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充满着后现代发展的话语是不奇怪的。但是,不管人们多么热衷于发展的全球化转向、发展含义的转向与发展模式的转向的时代话语,有一个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话语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但奇怪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要人们一提到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必然追述到马克斯·韦伯,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认为没有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不会有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现实和未来的时代里,德国也好,各国也好,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从韦伯那里汲取营养、获得灵感、寻求思想和方法论资源,找到研究的出发点。” [1](p.2)当今没有人或很少有人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追述到马克思。这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客观的。马克思是千年伟人,按照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的话说:“对社会的无情的批判精神”与“对未来的强烈的憧憬”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这样的世 纪伟人如果没有涉及时代的核心问题和主旋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第五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第一节生平与著述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巨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04—1905年以论文的形式分两次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帕森斯翻译成英文。 著名的社会学假说：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出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ｅｔｈｏｓ）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 二、生前与身后 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
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母亲海伦妮·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父亲是权力和庸俗的代表，母亲是虔诚的清教徒,她对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青年时代的韦伯在父母亲的客厅里结识了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许多杰出人士，如狄尔泰、莫姆森、聚贝尔、特赖奇克和卡普等人。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在1876年的圣诞节，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优越的环境，聪颖的天资，勤奋好学。优越的家庭条件和深厚的人文主义修养，把韦伯造就成精神坚强，内心敏感而身体疲弱的那一时代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身心紧张和失调状态是韦伯犯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精神与肉体之间的不协调又因其新教徒式的入世工作态度愈加严重。 韦伯分析道:现代社会中,“人”被剥夺了个人主体性，意志自由和创造性，只听凭法则，规律支配的纯粹“经济人”，把理
【韦伯】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古典社会学理论2010-12-23 10:56:43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 杨文革 [摘要]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把合法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加以研究首推马克斯·韦伯。韦伯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的“法理型”显然更加切实、合理。 [关键词]认同;合法性;传统型;法理型;个人魅力型 [中图分类号] D523. 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6) 01-0156-03C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现代政治学把“为什么人们要服从某一特定国家或者某一特定的统治体系”,这种一般性的讨论应用在具体国家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所以认真研究马克斯·韦伯政治合法性理论对于深刻理解合法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一 合法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主要是指“符合法律的”、“与既定规章、原则、标准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正当的”等,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主要是把它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例如,柏拉图在《政治家》中按“政治活动是否符合法律”重新将政体划分为“依法治理的政体”和“不依法治理的政体”两大类;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法律的统治应该是一切良好政体的基本条件,并提出“适应于一切政体的公理(是):一
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p·210)。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合法性理论开始转而成为解释政治统治是否有效、如何持久的工具。在古罗马,当合法性这一概念初次出现时,行使权力只有与永恒的过去相一致时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过去的神圣法律程序则是从创建时的决议条款中产生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时认为,任何共同体的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立一种和平的一致性(共同的认可)。 对于这样做是否能够推进共同体的和平,他根本没有权利加以怀疑……因为统治者所依据的乃是对于君主和所有平民都有约束力的自然法,而他所谓的“法”,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指“人们据以从事某一活动以及避免从事另一活动的某种规则或者说尺度”[2](p·109)。 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世界观的变化,人们对传统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的论证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考察人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国家并服从法律时,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所思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依据什么,政府才能施合法性的权威于社会之上?” 嗣后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说:“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3](p·9)他又认为:“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3](p·19)所以卢梭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能够回答这个问题。”[3](p·11) 然后,卢梭详尽地阐释了一个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认为统治的合法基础在于“公意”,基本上构成了近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政治合法性问题大体上仍然是由这些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所设定的。但是只要是探讨政治合法性,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杰出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二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韦伯的政治思想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不但在他所处的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社会仍有巨大的启发性。就其政治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和《政治论文集》两部著作之中。仅以《经济与社会》为例,有关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将近一半篇幅,该书在他生前只不过是一部手稿,并未正式出版。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夫人玛丽姬娜·韦伯加以整理,并冠之以《经济与社会》予以出版。”[4]在韦伯的政治思想中,他着重论述了统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
马克思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
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但好景不长，他同自己严厉的父亲关系一直较僵，在海德堡，两人发生了剧烈争吵。不久他父亲暴卒，使他非常悔恨和内疚，导致自己精神失常。有人说，如果弗洛伊德能够与韦伯碰面，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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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简介 马克思·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 《宗 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理论论文集》《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节
一、
对社会的认识与社会学方法论的构建
社会行动和社会学定义
韦伯认为社会是由行动者组成的系统。 有着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的个人行 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而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 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但仅有理解是不够的，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 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 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率的规律。 由此，韦伯给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 “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 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 的科学。 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二、 理解
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研究社 会学的方法就不能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而只能是理解和说明。 理解的确定性基础：1，理性的理解方法（如根据已接受的思维模式推出 逻辑序列），具有高度的确定性。2，重新体验的方法，人们通过同情的 参与能恰当的把握行动发生的情感环境， 从而对别人的行动和动机进行有 效的把握。（如移情和艺术欣赏） 理解的操作类型：1，对主管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即理解行为“是什么” 或“干什么”，以及理解逻辑命题。2，解释性理解，即通过理解理解行 动者的动机（“为什么”）来把握行动意义的理性理解过程。 三、 价值中立与理想类型（社会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
1，价值中立的概念 ， 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 应理解为是从伦理、 文化和哲学观点 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 应理解为是从伦理、 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假如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判 断，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所 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 有客观性 以，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韦伯及其理解社会学 ●第六章 2007年6月14日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 －1920） 逝世80周年纪念日 ●德国国内举行许多纪念活动，世界范围内的各 种纪念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当韦伯的遗体在1920年6月17日被安葬在慕 尼黑东郊墓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学生和同事参加了其简短的葬礼。这当中没有人会想到，80年后的今天，韦伯会享有如此高的世界性的 声誉。 ●韦伯与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并称为对世界历 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德国人， “重新发现和重视”韦伯的过程 ●1964年在海德堡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来 自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如哈 佛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巴黎的阿隆 （RaymondAron）、伯克 利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等人一致认 为，韦伯的地位应仅次于马克思、迪尔凯姆之后，是社会学理所当然的“经典作家”。 在海德堡大会之后，一个“经典作家”韦伯的形象 已经形成。 ●帕森斯的介绍，使得韦伯被英语世界的读者广 泛了解，并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韦伯研究热。帕森斯翻译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这本也许是韦伯的广为人们阅读的著作。 也许帕森斯的翻译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也许通过他的所谓“结构功能”学说，把韦伯“帕森斯化”了。但没有帕森斯的工作，韦伯就不可能被德国学者们“重新发现”。正是韦伯的 “出口转内销”，使得他在德国学术界被重新 发现并受到重视。 韦伯(1864-1920)的生平简介和代表作 1882年,18岁,考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 1884年,20岁,转入柏林大学. 1889年,25岁,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律师证. 1892年,28岁,获得柏林大学教师职位.开始学术研究. 1894年,30岁,到弗莱堡大学任教.开始展示其才华. 1897年,33岁,回到海德堡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897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898年,34岁,韦伯脱离教职.以私人学者 的身份做研究.通过学者沙龙进行交流. ●1902年后,(38岁后),韦伯开始潜心研究 社会学. ●1904-1905年,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 ● 1909年,韦伯和滕尼斯齐美尔等创建了德国社会学 学会 1912年,离开学会. 1918年,韦伯到维也纳大学,重上讲台讲课.1919年, 韦伯到慕尼黑大学讲课. 1920年,56岁,韦伯患肺炎逝世 代表作: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1920) <经济与社会>(1921-1922) <社会科学方法论>(1903-191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第一节社会学方法论思想 ●一方法论的核心概念---”理解地解释” ●(一)通则与具体的划分,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 学的划分不是对应关系 ●(二)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似之处 ●1,进行解释,发现通则;2,科学语言 3,价值中立性与价值相关性 (1)价值中立性 价值中立性是指研究者在选定了研究对象之后，必须放弃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此外，价值中立性还包括另一层含义，即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研究机构的区分。 幻灯片13 引申问题:社会学学者的独立精神 ●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应坚持中立的学术研 究，以此对国家、对社会、对人们服务，这样 我们才有价值。社会学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要保 持自身的独立精神，应当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 对现实的反应，代表的只是一种视角，一种看
马克思?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思想 ——读韦伯《法律社会学》笔记 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关注宗教、文化、和思想对于经济和法律的影响。在这本《法律社会学》一书中探讨西方法律之发展与特色。对现代法社会学之研究，既关重要，影响深远。韦伯在法社会学的主张，应以其建构「形式理性」的法律最具代表性。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书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书中的中心论点:法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形式理性法律。核心问题是：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形式理性化的展开过程及形成原因. 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是西方全面理性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高成就是形成了现代西方欧陆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本书论述了法律思维的类型、法典编纂（罗马法的承袭）、自然法、法律发展的担纲者等内在因素和宗教、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对西方法律朝向形式理性的秩序发展的影响。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形式理性”的法律因其一般化普遍的规则、严密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律意义的逻辑解释，不受任何外在实质价值（政治、伦理或宗教的规范）的干扰，因而极大地促成了法律的可预测性，保障个人自由，间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韦伯认为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三是科学合理性。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本书的第一章、第五章讲的是法律与经济，法律理想类型的划分。韦伯通过理念型建构的方法，以形式与理性划分出四种法律类型： （1）形式非理性法：初民社会中解决纷争的神谕，其依凭的是无法以智能掌握的、超自然的魔法；获得神谕要遵守详密的程序规则。如卡里斯玛型的天启法、神判法。 （2）实质非理性法：案件综合法律、伦理、情绪以及社会正义等实质因素来判决；根据个案特殊情况进行审判，无一般抽象规则。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要是传统法,是世俗社会最高统治的家产法律与教权政治的法律,如“卡迪审判”，古希腊雅典的人民审判大会、英国治安法官审判、传统中国司法。 （3）实质理性法：立基于对政治、功利、伦理等实质社会正义理想的追求；但它酝酿于神学院或其它类似学院，为满足学者知识的需求，形成了论辩式的理论构成方式，严格依循固
浅评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经济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采用独特的研究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探寻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背后隐藏在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问题。他通过比较东西方国家的不同宗教及其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得出结论：新教伦理及其资本主义精神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一、产生背景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使得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遭遇了危机，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韦伯不但吸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也体验到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两种文化、两个社会阶层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也成为了促进韦伯研究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关系；另外，韦伯的家庭背景，教育教学背景，也给日后写作提供感性素材。在该历史背景下，韦伯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宗教理性化角度来探寻经济理性化的原因和途径。 二、主要观点 新教是指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教派的统称，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循道宗、浸礼宗等教派，新教伦理指的是这些新教教派所体现出来的伦理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一）预定论和天职观 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辩论时发展出来的，并逐渐演化成加尔文教的基础教义。预定论的核心理念是人类为上帝而存在。马丁·路德在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将calling（神召）一词译为Beruf（职业、天职）。Calling一词在《圣经》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种是“神召”、“蒙召”的意思，指的是一种来自神圣的救赎；第二层含义则指涉某种“身份”，特别是指某个人“命定”的或由上帝指定的身份、地位。不管一个人身份是什么，都应该安于本份，做好自己的工作以显示上帝的荣耀和恩宠。而在德语中beruf 指的是“世俗的职业”，路德将这种意义与Calling的意义相结合，便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上帝召唤某个人去从事世俗的工作，获取一种安定的职业。上帝所应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韦伯认为，正是由于天职观的这种固有的消极宿命特点，导致了加尔文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并且能够广泛地深入人心。 天职观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将劳动看作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上帝的神意已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捧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二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新教主张社会的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神意安排的直接结果，除非有特殊必要，并且是为了更好地增添上帝的荣耀，否则不得更换职业。在这种天职观的影响下，任何人想要确定自己是否处于恩宠状态，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