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取得巨大历史成就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这60年发展的历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我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适合我国的发展。
第一：必须坚持国情为基本出发点。第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第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得同步进行。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第五：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
1首先是取得了民族独立，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百年——先要国家富强，还是民族独立，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2适宜的制度。顺应时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前三十年的建设为我们确立了国家的各项基础，这包括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卫生体育教育等各个方面。而后三十年我们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不断追赶，勇于革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推动了其他方面的重大改革。
3党的权威核心领导。之所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密不可分。说到这，很容易回想起清末的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失败的一大原因就是在中央缺乏核心领导而只是靠几个热心的地方大臣。在这里，我们与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它能够尽它所掌握的所有资源在根本战略、思想制度、组织领导、人才队伍方面实现最高效的利用，并通过不断保持先进性以保证大政方针的正确性。
境外敌对势力为什么要插手西藏、新疆问题？大学生应当怎样维护民族团结？
近年来，各种敌对势力打着“人权”、“民主”、民族、宗教等幌子，从舆论到暴力、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到国际，轮番上阵，频繁出招，遥相呼应，齐奏“反华大合唱”，对我国发起全面进攻。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操纵下，“东突”以及“藏独”、“民运”等境内外敌对势力加紧勾联，加紧策划并相继实施干扰破坏甚至暴力恐怖活动，企图借各种机会冲击我国国家政权与政治体制、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损毁中国形象、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已经把我国的发展强大视为对他们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大威胁，加紧在我周边投棋布子，企图形成战略包围。西方反华势力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和削弱统一的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中国强大统一，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寻找各种借口，对我国进行渗透、捣乱、破坏、颠覆活动。唯恐中国不乱者大有人在。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绝不会改变，继续支持、利用民族分裂等各种反华势力对我进行渗透颠覆的策略绝不会改变，他们一直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直接后台和靠山，是推动新疆、西藏民族分裂破坏活动不断升级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他们从外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构成的重大威胁将长期存在。
大学生应该都是有素质有文化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存有误会和矛盾，那是因为名族之间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和沟通，在大学，少数民族同学和汉族同学接触的应该会很多，大家多接触，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多，汉族同学就多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并且尊重少数民族同学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的确是很歧视少数民族，这样，久而久之，少数民族的人总觉得汉族人歧视自己，所以名族之间矛盾就更深了，但如果在
大学，汉族同学多关心关心少数民族同学，相信少数民族的同胞的心也不是铁做的，他们也会感受到汉族同学的关心和温暖，时间久了，大家一定会和睦相处的，少数民族的同学回到家乡，肯定会告诉家乡的人，汉族人其实也很友善，这样一来，不是起到了维护名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作用吗？相信每个人都是热爱和平的，只希望每个民族的同胞都能够相亲相爱。
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道路显而易见，执行起来也并不困难，只是和少数人的眼前局部利益有冲突而已，所以每一个中华儿女就更应该擦亮眼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实现自身地位的提高而共同努力！一起来发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团结、勇敢、勤劳、奋进！
什么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为什么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焦点？
1992年，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已有192个国家批准了这份公约，而该公约的核心内容正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要讲“共同”二字，每个国家都要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共同生活的家园面临生存危机，那么毫无疑问，所有人都必须齐心协力、相互扶持来共同应对和解决危机，置身事外的人必然要受到大家的指责。“共同”责任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忘了讲“区别”责任。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它们也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仍在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公约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因为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上存在差异，才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1、发达国家试图废除《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1997年在日本召开的京都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为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规定了定量的减排义务，不过，美国于2001年宣布退出了议定书。奥巴马上台后，虽然对气候政策做出积极的调整，但也只承诺到2020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1990年的水平。这与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测算，发达国家到2020年应在1990的基础上总体减排25%至40%的目标相差甚远。
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大会，出席会议的共有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万名各界代表与会。规范空前的与会阵容表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加强合作，共迎挑战的强烈政治意愿。哥本哈根会议的核心议题原是要发达国家确立2012年以后的减排目标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资金和技术援助，然而发达国家却转移话题，将双轨谈判（即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实现总量减排；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措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为单轨（即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接受强制性减排责任），同时还把峰值（即排放总量最高峰）年份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必须接受国际监督纳入谈判议题。如，美国在对会议草案进行磋商过程中，转移注意力，将矛盾焦点转向减排数据透明度（即要求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要接受国际监督）问题上，却回避发达国家量化减排目标这一要害。欧盟则试图颠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要求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并只打算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还回避长期机制化援助问题；减排承诺也从有条件的30%，退到早就宣布的20%（欧盟早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就宣布率先承诺到2020将温室气体总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若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能做出相当承诺，欧盟将进一步减排到30%）。此外，美国还在会议上提出按照能力和经济总量分配和安排减排义务的议案，目的是在减排问题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多承担责任，并以此限制其发展空间。
2、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发达国家履行历史责任是谈判的关键，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发达国家正视并履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是当前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发达国家应该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历史责任，承担中期（即2012—2020年）大幅量化减排指标，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正像巴西总统在发言中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在乞求，而是发达国家对自己过去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排放负责，这是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南非总统祖马在发言中也指出：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约有80%是发达国家历史排放的结果，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保问题，还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我国代表在会议上也指出：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优先需要，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代价。无视历史责任，无视人均排放和各国的发展水平，要求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范围的减排目标，是毫无道理的。……今天全球仍有24亿人以煤炭、木炭、桔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决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历史是一面镜子，发达国家的长期累积历史排放，是产生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应对此负责。我国代表在发言中还指出：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应尽快使它们的排放达到峰值。实际上，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排放还在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承认，发展中国家有增加排放的需要。我国代表认为，就应对气候变化而言，峰值（即排放总量最高峰）出现的年份越早越有利，但问题是，人类仍处在依赖化石能源的时代，经济要发展，人民要生活，这些都需要化石能源的消费。化石能源的消费肯定要带来排放的增长。而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对于发达国家潜力是很大的。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目前受发展水平所限，缺少资金和技术，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承担着大量转移排放。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发展中国家中相对一部分人还用不上电，所以笼统地讲全球制定一个排放峰值目标，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应该尽快使它们的排放达到峰值。（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能源结构又是以具有较高二氧化碳排放率的煤碳为主，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排放总量肯定还会继续增长，根据预测，我国的峰值年份可能要到本世纪中叶，最快也要到2030-2040年。所以，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大国都强调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承诺的是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从以上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有借应对气候变化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发展的意图。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是什么？
无论其他国家的表现如何，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角度，率先做出了减排承诺。1990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明确表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温总理指出：“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遏制气候变暖，拯救地球家园，是全人类共同使命，每个国家和民族，每个企业和个人，都应当责无旁贷地行动起来。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根据中国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行，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这就是我国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当
然如此短时间内这样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中国高铁的经济社会效应与战略意义有哪些？
在我国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是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高速铁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具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在运行速度上，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堪称陆地飞行；在运输能力上，一个长编组的列车可以运送1000多人，每隔3分钟就可以开出一个列车，运力强大；在适应自然环境上，高速列车可以全天候运行，基本不受雨雪雾的影响；在列车开行上，采取“公交化”的模式，旅客可以随到随走；在节能环保上，高速铁路是绿色交通工具，非常适应节能减排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高速铁路必定对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一）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有利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高速铁路对于保证城镇人口的大量流动，实现中心城市与卫星城镇的合理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相邻城市的“同城”效应，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有利于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高速铁路可以大大缩短各区域间和城乡间的时空距离，我国东西间，南北间将不再遥远，中部地区也必定更加通达，将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劳动力尤其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带动相关产业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增强农村的“造血”功能。
第三，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节能减排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发展高速铁路，可以节省大量土地，节约大量能源尤其是宝贵的石油资源，可以大量减少碳排放。
第四，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高速铁路不仅是高新技术的集成，而且产业链很长，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速铁路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会像青藏铁路那样，带来旅游业的大发展，对于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产生重要作用。
第五，有利于释放我国铁路的货运能力。高速铁路网建成之后，我国铁路繁忙干线可以实现客货分线运输，把既有线的能力腾出来，发展货物运输，极大地释放既有线货运能力，能够为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充足的货运保障。
（二）对我国运输市场带来影响
中国的高铁发展以后，对于整个中国交通市场带来的影响，这可能是在座的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高铁的发展，势必会对我国的运输市场带来影响，这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影响是非常有益的。
第一，高铁作为一种新的铁路运输产品，是对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是一种丰富。可以这样说，现在高铁和其他运输方式一样，都有各自的优势。比如公路运输，可以实现门到门，这是最方便的。民航在长距离运输当中有最快捷的优势，高铁既快捷，也很舒适，对于旅客乘坐来说非常方便。不同的运输方式都通过自己的优势来服务不同的需求者，应该说都是有各自的市场定位的。
第二，高铁对于公路、民航来说，确实会形成一定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我认为是良性的，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大家知道，在10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特别是乘坐高铁在三小时至四小时到达内，高铁的优势是最显著的，对其他运输方式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高铁的运营会拉动客运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对旅游客流拉动是非常大的，会带来全社会客运量的上升。比如说，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运营，当时有很多人也认为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到拉萨的航空客流会大幅度减少，实际上恰恰相反。据民航部门统计的数据，由于青藏铁路的开通，进出藏的民航客流大幅度增长，增长了将近40%。
第三，看待高铁运营市场的影响，大家还要用发展和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要仅看现在这个“蛋糕”如何来分配。因为我们中国现在的人口基数很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今后人员流动的频率会大幅
度增长。所以，未来我国的客运市场是非常巨大的，需求是极其旺盛的。无论是高铁，还是普通铁路、民航，大家在这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当中，都会实现大的发展。
（三）高速铁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
高速铁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高速铁路的地缘意义。没有那一项技术体系和"国土"具有象铁路技术那样密切的联系。没有那一项技术体系具有铁路技术对"国土"那样强的控制力。失去对铁路体系的控制，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国土的控制。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也是保路权的历程。正因如此，对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自主化自始至终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第二、高速铁路的军事意义。众所周知，铁路系统在战时是兵力和战略物资投放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机动方式。因而在铁路技术上决不能失去自主权。我们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自己具有进行卫国战争，并且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失去对高速铁路系统的控制，将使中国失去这种能力。
第三、高速铁路的经济意义。高速铁路系统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高速铁路在技术上受制于人，意味着经济命脉被捏在别人手心里。
第四、高速铁路的技术意义。高速铁路技术的自主创新可带动新材料，信息，制造等一大批工业技术的发展。中国自主发展这一技术体系，和仅作为"组装车间"意义完全不同。中国在铁路技术上不能失去建国以来拥有的价值链高端的地位，这就要求认真对待高速铁路的技术创新路径及效果问题。
第五、高速铁路的政治意义。高速铁路的议题一直都非常敏感。因为这还牵涉到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决策者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不管决策者愿不愿意正视，这一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处理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处理的好，则可以提高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所以这是一个必须发扬民主，认真对待的问题。社会各界对这一重大问题享有知情权，只有让社会各界充分发表意见，才能是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而不是被部门利益左右。
第六、高速铁路的战略意义。日本现在的对华外交，实施的是"技术征服战略"，向中国输出高速铁路技术是其重要手段，日本的目标是通过这一手段来实现打击中国的自主技术力量，并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应对日美同盟的措施，中国需要加强和欧盟的全面战略战略伙伴关系，以取得某种战略平衡。在高速铁路上的合作，可成为这种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说发展的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措施？什么是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目前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同时，气候变化已经迫在眉睫。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业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