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一个逻辑一致的角度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回顾，特别是分析银行监管各方面理论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回顾了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文献并根据监管理论文献提出了对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的设计原则进行了梳理；接下来重点评述了研究各种银行监管方法的文献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银行监管银行危机存款保险资本充足率要求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
（一）导论
大量的经济学文献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效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具有巨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筹集储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在生产领域进行配置。银行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储蓄的数量，通过高效率地配置资源并在融资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以此增加资本形成或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另外，最新的研究表明，银行的效率对于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运行良好的银行体系能够将资金提供给效率最高的贷款人，而不是那些富人或家庭背景雄厚的人。这有助于改进穷人的经济状况，减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Ｂｅｃｋ，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ａｎｄ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４）。另一方面，近年来银行危机频繁发生，给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Ｃａｐｒｉｏ和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２００３）的统计表明，１９７０年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总共发生了１１７次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和５１次非系统性的银行危机。这些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超过了年ＧＤＰ的１０％，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许多国家政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力，逐步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然而，放松银行业管制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随后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银行危机促使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开始重新思考、设计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银行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体系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新的交易技术层出不穷，银行业内部竞争以及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日益激烈，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中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大量涌现，这些变化对银行业的经营和面临的风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何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及保持其稳定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改革银行监管体系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与此同时，国际性机构，包括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益强调政府对银行监管的积极作用并致力于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２００３年开始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标志着中国银行业２０多年的改革发展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公司治理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而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即政府应该逐渐从国有银行唯一所有者的身份转变为银行的监管者。建立合理、高效的银行监管体系是我国银行体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银行监管的理论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银行理论、特别是信息经济学和合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理解银行的运行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为设计最优的监管体系提供了分析的工具和有价值的结论。因此，如何借鉴银行监管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高效的银行监管体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系统性的介绍和评价，力图对建立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提供有价值的结论。银行监管的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几个学者已经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了文献综述：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人（１９９８）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经典论文中回顾了银行和银行监管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介绍了这些理论对设计最优银行监管体系所具有的参考价值，特别是重点分析了银行安全网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Ｓａｎｔｏｓ（１９９９）对银行资本监管的理论文献进行了回顾，以资本监管为核心分析了其他银行监管方法的有效性；Ｆｒｅｉｘａｓ和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２００２）对在非对称信息理论的框架下的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文献综述，重点分析了银行安全网为什么是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以及如何设计最优的安全网。以往的大多数银行监管文献综述只关注银行监管的某个方面，如存款保险、资本充足率等，本文试图从一个逻辑一致的角度对银行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回顾，特别是分析各监管理论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构成银行安全网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设计有效的监管体系。另外，本文深入分析了以往的文献综述重视不够的问题，如银行监管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银行破产政策、银行经理层的报酬设计、市场纪律以及银行监管和公司治理的关系，特别是重点关注了那些对我国银行建立监管体系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论证银行监管必要性的文献；第三部分根据相关文献对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的设计原则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至第十部分评述了研究各种银行监管方法的文献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二）为什么要监管银行？
大部分文献将政府监管银行的必要性归因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监管银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保护存款人和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前者被称为微观谨慎性监管政策，后者被称为宏观谨慎性监管政策$"。
由于免费搭乘者的问题存款人没有动力监督银行，而且，存款人也没有能力监管银行，需要政府代表存款人的利益监管银行。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是：存款人为什么一定要将钱存入自己无法监管的银行呢？存款人为什么不通过金融市场直接向企业投资呢？所以，必须理解银行的本质功能以及银行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可替代性。
银行监管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
类承曜
这对于理解银行监管、特别是银行监管的演变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研究银行本质功能可以发现，银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而且单个银行的倒闭具有传染效应，有可能引发银行体系危机，即银行倒闭具有外部性。这正是政府监管银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１．银行的本质功能
在市场完全、信息对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阿罗－德布鲁的世界里，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借款人和贷款人通过自由交易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结果。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和交易成本，银行等金融机构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市场的不完善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而言，银行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管理。早期的银行理论强调了银行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作用。现代的银行理论则更多地考虑银行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的功能!"。最新的银行理论已经突破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范式约束，开始强调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加的影响，关注银行在转换资产的过程中为储蓄者和投资者创造的新价值。
（１）交易成本
在早期的银行理论中，银行的最主要业务就是资产转换，即将企业发行的长期、流动性差、大额的资产（贷款）转换为存款人需要的短期的、流动性强的、小额存款。银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此处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货币性交易成本，还包括搜寻、监督和审计成本（Ｂｅｎｓｔｏｎ，１９７６）。由于交易技术的非凸性，银行可以作为单个存款人或借款人的联合体利用交易技术中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效应。资产转换过程中银行能提供流动性和多元化的投资机会（Ｈｅｌｌｗｉｇ，１９９４）。
如果在借贷过程中存在固定的交易成本，借款人就会联合起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成本。在理想的完全金融市场上，贷款人和借款人都能够通过自由交易得到多样化选择并达到最佳的风险分担状态。但是如果交易技术中存在不可分性和非凸性，则理想的多样化状态不复存在，就需要银行参与金融交易。通过联合个体就可以得到几乎完美的多样化选择。银行贷款实现的风险和收益组合要优于家庭独自实现的资产组合（Ｋｌｅｉｎ，１９７３）。
Ｆａｍａ（１９８０）则论证了银行在所有权转移和提供投资机会之间具有范围经济优势。Ｆｒｅｉｘａｓ和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７）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实证还是理论层次上，很难准确衡量和定义范围经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行了实证研究。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在银行业中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Ｇｉｌｌｉｇａ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ｎｄＳｍｉｒｌｏｃｋ，１９８４）。Ｈｕｇｈｅｓ等（２００１）在银行的生产函数中考虑了资本结构和风险承担等因素，利用美国银行控股公司的数据对规模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了银行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还很不显著。
（２）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和银行
现代银行理论在解释银行存在的原因时，更多地强调信息不对称。过去的２０多年来，信息不对称理论在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银行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吸收流动性强的存款并发放流动性弱的贷款。在负债方面银行向存款人提供了流动性，在其资产（贷款）方面银行的职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即银行提供的是监督服务。
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向存款人提供了流动性保险（Ｄｉａ－ｍｏｎｄａｎｄ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单个存款人都面临着将来消费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银行存款能够将这类风险在存款人之间进行分担并提高了存款人的福利水平。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存款人能获得更好的事前保险。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银行能够提供流动性保险的关键：影响单个存款人消费的非系统性的冲击并不是公开信息。但是，银行提供这种流动性的同时也使自己面临着挤兑的风险：银行为了提供这种流动性和更高的收益就必须将大部分存款转换为长期的、流动性差、收益率更高的贷款，只持有少部分流动性很强的储备资产以满足存款人日常提款需要。当存款人提取存款的数量超过了银行持有的储备资产时，银行被迫折价将流动性差的长期贷款变现。由于贷款的清算价值要小于活期存款的价值，而且存款人提取存款按照“先来先服务”的原则，后来的存款人有可能由于银行卖光了资产而发生损失。因此，某些对银行的不利信息（真实的或虚假的）有可能引起存款人的恐慌，每个存款人试图在别的存款人之前提取自己的存款，这就是典型的“挤兑”，即使财务状况良好的银行也会由于存款人的挤兑而破产。
Ｇｏｒｔｏｎ和Ｐｅｎｎａｃｃｈｉ（１９９０）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银行存款的必要性，他们证明了交易媒介的价值不能依赖世界的状态或银行的风险，否则信息劣势的交易者就不会接受，而银行存款的价值不依赖状态，所以是高效率的交易媒介。
在贷款业务中银行的职能是贷款前鉴别潜在借款人（逆选择）和贷款后监督借款人（道德风险）。通过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的办法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却产生了“可信度问题”（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和“剽窃问题”（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０）。一些经济学家在一系列的论文中（Ｌｅ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ｙｌｅ，１９７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Ｋｒａｃａｗ，１９８０；Ｂｏｙ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６）论证了银行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这类问题：存款人通过联合能够获得潜在借款人项目的事前信息，促使借款人提供项目的真实信息。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和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８４）论证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在鉴别的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在贷款后银行要代表存款人的利益监督借款人的行为，这样可以避免存款人重复监督活动的成本或免费搭乘的问题。接下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存款人如何监督银行，即著名的“如何监督监督人”的问题。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８４）在其经典的论文中首次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加，银行能对存款人作出可信的支付承诺，这种支付与存款人能够完全监督借款人情况下得到的支付完全一样。Ｋｒａｓａ和Ｖｉｌｌａｍｉｌ（１９９２）应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监督成本不随银行规模成指数增长，对大银行充分监督的期望成本趋于０。
但是上述模型没有解释由银行同时提供流动性（负债方）和信息服务（资产方）是否有必要。由两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分别提供上述两种职能可行吗？Ｋａｒｅｋｅｎ（１９８６）认为两种职能统一由银行行使完全是私人金融机构对金融监管的合理反应，没有任何价值；而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８）通过一个模型解释了银行同时行使两种职能的优势。模型中存款人关心流动性是由于消费时间的不确定性，借款人关注流动性则是由于面临着将来追加资金的不确定性。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同时提高了存款人和贷款人的福利。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１）在随后的一篇论文中证明了银行资产转换业务实质上是将大量的个人存款集中在一起，将本来是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直接债务关系转变为银行分别同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债务关系，同时银行担负起了监督的任务。因此，活期存款为银行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激励。银行承担的上述双重职能是银行脆弱性的内在原因，银行创造流动性的能力与银行潜在的脆弱性是不可分的。这也和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模型的论点一脉相承。
近年来，银行的业务和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外业务的比重迅速增加，金融衍生产品大量被银行创造和使用。Ａｌｌｅｎ等（１９９７）和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２００１）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即学习有效利用市场以及学习参与市场的成本）来解释银行存在。近年来，随着投资者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花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由于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委托银行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ｓ和Ｗｅｎｓｖｅｅｎ（２００３）进一步扩展了上述观点：风险管理从诞生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银行总是持有风险资产并管理它。而随着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风险管理的核心地位逐渐确立。他们提出了创新的观点：银行不是简单地充当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代理人”，而是独立地通过积极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业务创造价值的主体，通过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
另外，比较金融体制方面的文献也证明银行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与金融市场也不一样。例如，在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国家，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相对于金融市场具有相对优势（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银行更适合为新兴的企业融资；银行也能为存款人提供一种跨时风险的分担机制（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总之，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市场的不完善产生的问题，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银行的这种作用是金融市场不能完全替代的。
２．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银行是解决金融交易中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但是，银行本身产生了新的市场失灵：存款人的利益需要保护、银行的脆弱性以及银行倒闭的传染性。这些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监管银行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保持银行体系稳定。首先，存款人数量众多且分散，根据集体行动的理论（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在监督银行的活动中免费搭乘者问题十分严重，单纯地依赖市场力量无法有效监控银行，监管机构有必要代表存款人的利益对银行进行监督。其次，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８１）证明了在存在信息披露成本的情况下拥有信息的一方（银行）可能不会完全披露信息，监管机构强制银行披露信息就是必要的了。第三，由于相对于银行而言存款人力量非常弱小，而且法律诉讼存在固定成本，单个存款人很难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Ｐｏｓｎｅｒ，１９９８），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政府有必要监管银行。第四，由于银行资产不透明，特别是随着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银行业务日益复杂和专业化，普通的个人存款人没有能力监管银行。而且，即使大型的机构存款人有能力监督银行，他们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伤害个人存款人。防止拥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以伤害拥有较少信息的投资者为代价获得利益可以提高福利总水平（ＧｏｒｔｏｎａｎｄＰｅｎｎａｃｃｈｉ，１９９０）。律师则由于专业知识缺乏也无法有效监督银行，由精通银行业务的专家对银行进行监管是合理的选择。
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和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３ｂ）从银行的公司治理角度严谨地证明了政府应该代表存款人的利益监管银行。在他们的模型中，银行管理层的努力是有成本的且外界无法观测，努力程度可以影响银行的业绩。管理层的收益来自于不受外部力量干预地管理银行。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资本结构的重要作用在于对银行收益的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由于银行的存款人无法监督管理层，由政府代表存款人的利益监督银行是必须的。实际拥有银行控制权的利益相关者会根据相关的管理层努力程度的信息决定是否采取干预措施。该模型显示，最优的监督机制就是在银行经营不善的时候由最严厉的利益相关者对银行进行干预，对管理层进行惩罚；在银行运转良好的时候保证管理层不受干预。因此，银行经营良好的时候由股东拥有银行的控制权，在经营不善的时候将控制权转交给债权人。由于股东的收益是银行利润的凸函数，在银行经营不善的时候股东会鼓励管理层承担更大的风险，在经营好的时候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会限制经理层的风险行为；而债权人收益则是利润的凹函数，在经营不善的时候风险厌恶程度提高，更倾向于限制经理层的风险行为。模型的结论是，最优的监管应该是在银行经营不善的时候将控制权转交给风险厌恶程度更高、更严厉的债权人代表，即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规定的最低资本金率实际上是规定了将控制权从股东转移给监管部门的临界点。
３．银行的脆弱性和银行倒闭的传染性
通过对银行本质功能的文献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由于承担着资产转换功能而面临存款人“挤兑”的风险，即银行在承担创造流动性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脆弱性。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对银行脆弱性的原因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前面详细论述的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的模型表明，银行挤兑可能完全由存款人对某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如太阳黑子）的心理反应而引起。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金融市场为什么不能帮助受到了纯粹的流动性冲击但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和Ｇａｌｅ（１９８７）证明，如果银行之间可以相互借款，在没有宏观风险并且所有银行的短期资产的信息是公开的条件下，那么流动性冲击引起的银行倒闭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如前所述，由于银行在资产方提供了监督
借款人的职能，即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职能，银行的大部分资产是流动性很差的长期贷款，银行资产的信息是非公开的信息，银行间贷款市场不可能有效运行，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１９９６）证明了银行间贷款数量会不足，受到流动性冲击的健康银行也不能获得足够的贷款。
在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模型的基础上，Ｊａｃｋｌｉｎ和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１９８８）的模型对银行挤兑提供了另外一种更合理解释，他们强调了挤兑是存款人对银行未来业绩的预期发生改变而产生的理性反应。Ｃｈａｒｉ和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ａｎ（１９８８）修正了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模型，他们假设银行贷款的收益是个随机变量，只有少部分信息灵通的存款人能够观察到该随机变量。当无法观测银行贷款收益的存款人在第一个时期观察到大量的存款被提取时，他们无法判断这是因为信息灵通的存款人是想提早消费还是他们发现了银行贷款质量的恶化造成的。在均衡的状态下，贷款质量恶化引起的挤兑和恐慌引起的挤兑都可能发生。这种解释与实证研究的结果更一致。
贷款质量恶化导致的挤兑使银行倒闭是有好处的，因为挤兑是一种有益的市场约束力量，能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但是如果由于恐慌引起的挤兑使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倒闭就会造成效率的损失。挤兑会使高收益的长期贷款项目提前终止而发生损失，挤兑引起的银行倒闭既损害存款人（直接的存款损失和流动性丧失），也损害了借款人和银行（银行失去了与企业相关的信息并损害了银行和企业的长期关系）。
更重要的是，银行倒闭具有外部性，一家银行倒闭有可能引起其他银行的倒闭，甚至引发银行体系危机。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００）在一个存在多家银行相互竞争和银行间拆借市场的模型中，证明了单个银行的倒闭有可能产生传染效应，引起其他银行的倒闭。总的来说，经济学家对银行倒闭传染效应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Ｃｈｅｎ，１９９９）将传染效应看作是存款人的过度反应，这些存款人在意识到某些银行倒闭后对其他银行也产生了怀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过银行体系内部、银行和金融市场间的各种联系以及支付体系（ＡｌｌｅｎａｎｄＧａｌｅ，２０００），一些银行的倒闭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银行危机的传染效应已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Ｈａｓａｎ和Ｄｗｙｅｒ，１９９４）。正是因为银行倒闭的传染效应，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总成本会超过私人成本（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因此，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是一种公共产品，私人生产的数量会不足。银行的负债是货币，银行倒闭具有外部性（Ｋａｒｅｋｅｎ，１９８６）。政府有必要监管银行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三）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
大部分文献都认为，之所以政府要监管银行，是因为银行体系存在市场失灵：存款人无法监督银行和银行倒闭的外部性。这是监管的公共利益论在银行监管中的具体应用。本文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而是认为应该从更全面、更系统的观点考察监管银行的必要性和设计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这对于构建处于转型和发展时期的我国银行监管体系很有帮助。发达国家决策者的主要任务是改革既有的监管体系，而我国则是创立一个崭新的监管体系，深刻、全面理解银行监管的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产权被清晰界定而且没有交易成本，私人通过自由交易总能实现最有效率的结果，这个结论与产权的初始分配状况无关。因此，市场失灵并不必然要求政府干预。除政府监管（干预）外还有３种方法可以解决市场失灵：市场力量自身的发展、法律!"和国有化#"（Ｄｊａｎ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按照市场、法律、监管和国有化的顺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逐渐加强。这四种方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方面都不是完美的。在４种方法中进行选择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市场失灵的危害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危害性的权衡。对各种方法的权衡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例如，不同的法律制度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存在差异（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而政府监管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重要前提是政治民主化程度较高（否则监管人员很可能滥用职权）。因此，法律和监管孰优孰劣只能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所以，论证政府监管银行的必要性必须证明：政府监管优于其他３种方法$"。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监管和其他方法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支持和补充的。
尽管银行监管存在上述理论上的必要性，但在决定是否采取某项监管措施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银行监管的成本主要包括两类：执行监管的成本和监管影响了银行的行为而产生的额外损失。设计监管体系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是对市场机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ＣａｐｒｉｏａｎｄＫｌｉｄ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６）。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应该模仿完善市场的机制，支持市场的监督、约束和治理机制，同时给银行提供正确的激励（ＫｌｅｉｎａｎｄＬｅｆｆｌｅｒ，１９８１），即通过为银行的股东、特别是经理层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促使银行高效率地完成其前面论述的各项经济职能。设计糟糕的监管体系则会恶化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危及银行体系的稳定（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１）。其次，重视市场约束机制在银行监管体系中的作用，这个观点在最近的文献中得到体现，设计银行监管体系时更加重视市场力量。第三，从政治经济学分析银行监管是一个有用的视角。政府监管也存在失灵，如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如果有）更严重，那么市场失灵就是经济体系必须承担的代价。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不正确地假设监管人员是无私的，而且有能力监管银行。随着银行业务的日益复杂，外部监管人员很难掌握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因此，通过设计正确的激励机制促进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水平是必然选择。更重要的是，监管人员在监管过程中可能不是从社会利益出发，而是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甚至有可能被监管对象俘获。最后，银行的监管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监管改变了银行的激励，促使银行改变经营战略（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ａｎｄ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３）。特别是安全网恶化了银行道德风险问题（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ａｎｄ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３ａ），这反过来需要对银行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另一方面，银行可能通过金融创新等方式逃避监管，即Ｋａｎｅ著名的“监管辩证法”；甚至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监管人员以逃避监管（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１９９７）。设计最优的监管体系必须考虑这些动态因素。
（四）存款保险
由于银行的脆弱性和银行倒闭的传染性很容易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由政府提供存款保险&"是防范银行危机
最主要的措施!"#。但存款保险制度自身产生了道德风险的问题!$#。在全额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人没有动力监督银行。更重要的是，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本质上是获得了看跌期权（ＡｃｈａｒｙａａｎｄＤｒｅｙｆｕｓ，１９８９）。该看跌期权的基础资产是银行资产，执行价格是银行负债，因此，该期权价值是银行资产风险的增函数。因此，存款保险制度促使银行承担过度风险!%#。最优的存款保险制度应该是在保持银行体系稳定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道德风险。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１９９８）总结了文献提出的解决存款保险道德风险问题的五种方法：（１）法定的最低存款准备金率；（２）根据风险调整的最低资本金率和保费率；（３）实行部分保险以增加存款人监督银行的动力!&#，加强银行信息的披露；（４）在银行资不抵债前关闭银行能减少银行道德风险行为造成的大部分社会成本；（５）维持银行较高的特许权价值可以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
如果能根据各银行的风险状况制定公平、合理的存款保险价格，可以完全避免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何确定存款保险的公平价格就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Ｍｅｒｔｏｎ（１９７７）开创性地运用套利定价方法在一个监管人员能进行有成本的审计的框架内计算了存款保险的公平价格，随后，许多学者也运用这个方法为保险存款定价：如Ｆｒｉｅｓ，Ｍｅｌｌａ－Ｂａｒｒａｌ和Ｐｅｒｒａｕｄｉｎ（１９９７）研究了各种银行破产解决方法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Ｋｅｒｆｒｉｄｅｎ和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３）引入了利率风险；Ｍｕｌｌｉｎｓ和Ｐｙｌｅ（１９９４）则研究了清算成本的作用。但是套利定价方法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缺陷，其假设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的并且信息是充分的。但是，由于银行资产的不透明性以及期权定价需要的许多变量都是私人信息，所以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存款保险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必须在非对称信息的环境下研究存款保险定价。Ｃｈａｎ等人（１９９２）在一个银行能自己选择不同保险合约的纯逆选择模型中证明了不可能为存款保险确定公平的价格。这是因为，当保险价格是公平时，对于银行而言资本结构是不相关的，只要存款数量大于零，高风险银行就会选择与低风险银行同样的保险合约。Ｆｒｅｉｘａｓ和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５）在一个更一般的模型中研究了激励兼容的存款保险定价问题。其结论表明，为存款保险确定最优价格是可能的，但是结果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这是因为这种定价会导致高效率、低风险的银行补贴高风险、低效率的银行，这令低效率的银行无法模仿高效率银行，这显然提高了存款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由于这导致了无效率的进入和退出决策，所以影响了效率。当然，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统一保险费率，高效率补贴低效率银行的问题更严重，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的成本也更高。
（五）最低资本金要求
正因为合理确定银行存款保险的公平价格遇到很大困难，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最低资本金率的要求上来（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１９９１）。作为看跌期权的卖出方，政府通过提高资本金率（降低了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能减少自己（纳税人）面临的风险。早期研究银行资本监管的文献都是在完全市场、状态偏好模型中研究资本金率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７８）论证了在存款保险的情况下存款人不会根据银行资产风险要求相应的利率，也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力；银行也产生了过度冒险的动机。规定最低的资本金率可以解决存款保险产生的这类道德风险问题。但是这类模型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在其市场完全、信息完全的假设下，没有存款保险存在的必要，而且即使存款保险存在也能通过为其公平定价而消除道德风险。毫不奇怪，Ｓｈａｒｐｅ得出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风险为基础制定公平保险价格和风险加权的资本金比率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结论。
因此，后来的学者转向了在不完全市场的模型中研究银行资本监管。Ｋｉｍ和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１９８８）采用了资产组合方法（即将银行资产视为证券组合）研究资本监管对银行的风险行为的影响。如果对银行规定统一的最低资本金率标准，会限制银行的风险收益边界，这有可能促使银行提高资产的风险以补偿资本金率提高带来的效用损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风险加权的资本金率要求。提高资本金率有可能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的出人意料的上述论点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２）提出了一个研究资本金率要求对银行资产选择影响的逻辑严密的模型，该模型认为债务的有限责任使银行的收益分布是一个截断分布（凸函数），如果没有最低资本金率的规定，银行收益的凸函数性质将会使资本金不足的银行成为一个风险爱好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采用资产风险加权的最低资本金率也不能改变银行承担过多风险的动机。因此，必须规定一个最低的资本金率。Ｋｅｅｌｅｙ和Ｆｕｒｌｏｎｇ（１９９０）也通过一个价值最大化模型证明了在支付统一保险费率的情况下，提高资本金率会抑制银行的承担过多风险的动机。
银行的重要职能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研究资本金要求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自然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Ｂｅｎｓａｉｄ等人（１９９５）构建了一个逆选择（经理层拥有的银行资产信息属于私人信息）和道德风险（银行利润水平取决于外界无法观察的经理努力程度）同时存在的模型，他们发现最优的资本监管策略由两部分组成：资本金要求必须是经过资产风险调整，而且需要由独立的机构对银行资产风险状况进行监督。Ｂｅｓａｎｋｏ和Ｋａｎａｔａｓ（１９９６）则突破了以往的模型股东和经理没有利益冲突假设的局限性，他们假设银行经理只拥有一部分银行股权，因此，股东和经理存在利益冲突。资本金率提高会降低经理股权比例，这会降低经理的努力程度从而提高银行破产的概率，抵消了资本金率提高对资产替代效应的积极效应。所以，提高资本金率对银行的风险影响是不确定的。Ｃｏｏｐｅｒ和Ｒｏｓｓ（２００２）扩展了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的模型，在银行和存款人（监督银行）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的假设下分析了存款保险的成本和收益，他们发现完全的存款保险无法独自实现最优的结果：存款人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监督银行，银行也会向风险过大的项目贷款。在存款保险之外规定最低的资本金率有助于实现最优的结果。信息不对称除了产生上述道德风险的问题外，还会产生逆选择问题。Ｓａｎｔｏｓ（１９９９）设计了一个银行和借款企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模型，存款保险的存在会妨碍银行提供最优的贷款合约，提高资本金率会提高银行的破产成本和融资成本（权益成本超过存款利率），这些成本的提高导致银行调整贷款合约，最终导致借款企业降低风险，结果银行的风险也随之降低。
以上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Ｇｏｒｔｏｎ和Ｗｉｎｔｏｎ
（１９９５）通过一个多期、一般均衡模型对银行资本金率的变化对其他部门和整体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由于银行的倒闭具有外部性，因此银行自己选择的最优资本金率要低于社会要求的最优水平；另一方面，提高资本金率是有成本的，因为这势必减少银行提供的活期存款，减少了银行提供的流动性。因此，最优的资本金率低于只考虑银行体系稳定时所要求的最优资本金率。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８）提出了类似观点，由于银行提供流动性必然导致不稳定性，提高资本金率尽管能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但代价是损害了银行提供流动性的能力。
Ｂｌｕｍ（１９９９）是第一个运用动态模型研究资本监管影响的经济学家，其结论是更提高资本金率增加了银行承担的风险，原因在于，如果银行预期未来满足最低资本金要求不太可能的话，现在银行就会增加资产风险。Ｍｉｌｎｅ和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０１）构建了一个连续时间的动态模型分析了银行的资本决策。该论文研究了以往的文献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现象：银行的实际资本金率都超过了最低资本金率的要求!"#。在模型中，政府的监督检查是随机的，银行为了降低政府监督检查的频率和监管机构干预银行造成的成本会将最优的资本金率确定在政府规定的最低资本金率之上。而且实际资本金率与最低资本金率的关系会影响银行股东的风险态度。当前者远远高于后者时，银行股东是风险中性的，当两者非常接近时，银行股东则是风险厌恶的，资本金率不足的银行则倾向于冒险以博取翻盘的机会（ｇａｍｂｌｅｆｏｒｒｅ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ｃｈｅｔ等（２００４）在一个动态模型中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中３个支柱的联系，他建议监管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执行问题和制度改革，以减少第一个支柱（最低资本金要求）和其他两个支柱之间的不平衡。近年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在动态模型中研究银行资本与其他监管政策的关系，本文将在银行关闭政策中详细介绍这方面的成果。
现实中银行的存款保险和最低资本金率要求是共存的，二者的关系如何？Ｇｉａｍｍａｒｉｎｏ等人（１９９３）通过一个存在道德风险的模型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银行家拥有监管者无法获得的银行资产信息，并且能通过别人无法观察的努力影响资产质量。监管者的目标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提供存款保险，他们的结论是保险费率必须是银行资产风险的函数，对低风险的银行应该规定低资本金率。Ｆｒｅｉｘａｓ和Ｇａｂｉｌｌｏｎ（１９９８）通过一个逆选择模型研究了资本监管和存款保险的相互关系，他们证明了最优的监管策略是：高风险银行支付较高的保险费而无须符合最低资本金要求；低风险银行必须满足最低资本金要求和支付较高的保险费。由于逆选择的存在保险费和最低资本金要求能共同决定分离均衡。
前面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下研究资本和资产风险关系的大部分文献中都忽略了一个目前银行业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银行的表外业务已经处于重要地位，银行日益成为通过积极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业务创造价值的独立主体。银行业务的复杂性令外部监管人员很难把握其资产风险、特别是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状况。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２）证明错误地选择资产的风险权重会诱导银行选择没有效率的资产组合，银行的监管套利（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活动甚至有可能提高银行的风险（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０）。所以，很多人认为获得银行资产的准确信息以确定最优的资本金率是非常困难的。这令一些经济学家转向了机制设计而不是加强监督。这些经济学家提倡银行自己开发衡量风险的内部模型评估自身风险、并据此确定最优的资本金率!$#。Ｋｕｐｉｅｃ和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７）提出了一种预先承诺模型（ｐｒ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解决内部模型所遇到的监督成本和激励的问题。根据预先承诺模型，银行宣布适当的资本金水平，该资本金等于银行交易帐户预期的最大损失值。如果经过一段时期后银行的实际损失超过了先前宣布的资本金水平，将遭到惩罚。这种机制为银行提供了正确的激励：银行选择的资本金水平要使总成本（包括预期的惩罚和融资成本）最低。尽管预先承诺模型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实践操作中遇到很大的困难。
最优资本金率和公平的存款保险价格都很难确定，两者都无法单独地很好解决存款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必须与其他监管方法配合，如监督和关闭政策。
（六）监督检查（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银行
政府对银行的监督和设计良好的银行关闭政策是防止银行道德风险的另外两种重要方法。监管机构监督银行和银行关闭政策能充分发挥防止道德风险作用的前提是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及时、准确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近年来，许多文献研究了政府监督银行的作用，特别是政府监督与其他监管方法的相互关系。如果监管机构不能有效地监督银行并对没有达到监管要求的银行进行惩罚，即使设计合理的监管措施也无法达到监管目标。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人（１９９２）分析了存款人如何雇佣代理人直接监督银行的资产状况，在资本金率之外这种直接的监督是限制银行风险动机的另一种方法。监督者通过努力获得与银行贷款有关的信息。因此，最优资本金率与直接监督的最优支出水平是共同决定的。模型还分析了监督者的努力无法被直接观察到时如何支付其报酬才能使其努力程度最大。如果监督者的财富有限无法完全支付偷懒造成的损失，那么资本率和监督的强度就会偏离其最优水平。模型还证明了最优的监管手段取决于银行资产的风险以及监督的成本。总之，资本金要求和监督检查在控制银行风险方面可以互相补充。Ｃａｌｅｍ和Ｒｏｂ（１９９６）则构造了一个动态（离散时间）资产选择模型，分析了当监管人员能完全监督银行时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存款保险的影响。他们发现监管有可能导致无效率的结果：提高资本金率有可能导致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保费率也可能导致银行承担过度风险，但是只要资本金率足够高，以资本为基础的保费率能有效地抑制银行的风险行为。这个模型强调了监督的重要作用。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４）通过一个有成本的状态确定模型论证了最优的监管策略：在监督是有成本的情况下，随机的检查的效果要好于定期的检查。而且，监督的频率与资本的水平有关，资本金越少的银行监督的频率越高。最安全的银行资本金最少，受监督、检查的频率也最高。这种结论与直觉相反，原因在于监督检查的作用就是防止风险高的银行宣称自己风险低而逃避检查。因为没有银行愿意夸大自己的风险而承担过大的成本，因此，检查那些宣称自己风险很高的银行是没有必要的。资本金要求和监督频率的确切关系依赖一系列的因素，如惩罚力度、监督检查成本、资本的成本和银行风险的分布类型。如果这些因素在各
国存在很大差异，各国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就应该有所区别。在最低资本金率方面进行国际协调、规定统一标准会造成福利损失。这个模型也强调了惩罚成本对于银行披露真实信息、降低风险动机的影响。
由于外部监管者很难获得银行资产的准确信息，经济学家认为在监管中设计激励兼容机制对于提高监管效率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设计激励兼容的机制来鼓励银行披露信息和控制风险。Ｋｏｂａｙａｋａｗａ（１９９８）改进了预先承诺模型，设计了激励兼容的模型。在预先承诺模型里，每个银行宣布的资本金率倚赖于银行的私人信息，所以无法保证风险更高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在激励兼容的模型中，由监管者设计各种不同合约，每种合约规定了不同的资本金率和相应的惩罚率，由银行在这些合约中自己选择。这个模型主要是运用激励理论设计某种激励兼容的机制鼓励银行披露真实信息以降低监督检查的成本。在均衡状态时，高风险的银行会选择高的资本金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文章指出，这种激励兼容的机制有效的前提是监管机构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激励兼容的机制和政府监管是互补的，而且如果将政府的直接罚款改为信息披露而让市场去惩罚银行效果可能会更好。
大部分银行监管文献都是假设银行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是一致的。现实世界中银行的经理的拥有的股份只占一少部分，银行经理和股东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管理层对银行的风险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银行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监管者代表存款人的利益监督股东。因此，通过监管影响银行管理层的激励，使经理层的利益与存款人的利益更一致而抑制其承担过多风险的动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存在存款保险的前提下，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１９９６）通过一个期权定价模型分析了经理层获得固定报酬和奖金报酬制度两种情况下股东和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变化。在存款保险的提供者和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无论向经理层支付何种类型报酬银行股东都会增加资产的风险，而管理层在获得固定报酬的情况下会限制、甚至减少银行资产的风险，在奖金制度下则与股东利益更一致。Ｊｏｈｎ等（２０００）构建一个银行股东和监管者的利益冲突、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存在的模型，证明了相对于资本金要求和资产限制等监管措施，银行管理层的报酬制度对于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更重要，当公平定价的保险费率能够反映管理层的报酬结构和资本金水平时，银行股东会主动选择一种最优报酬制度以促使管理层选择帕累托最优的资产风险决策。Ｊｏｈｎ（２００６）等人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通过一个模型研究了如何设计管理层报酬最小化两类代理成本：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代理成本，监管者和次级债权人有动力监督银行的风险状况。模型的结论是管理层报酬相对于银行经营状况的敏感性应该随着负债比率的增加而降低，随次级债券持有人和监管者的监督强度增加而增加。他们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七）市场约束
Ｇｏｏｄｈａｒｔ等（２００１）对世界各地发生的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法律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政府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督无法有效地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这说明监管很难解决银行体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力量既可以作为政府监管的替代机制直接控制银行的风险，也可以作为一种政府监管的补充机制发挥有益作用。例如，市场能够为政府监管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市场信息也有会促使监管部门采取“及时改正行动”（ｐｒｏｍｐ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Ａ），减少监管人员对问题银行的“宽容”（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行为。通过市场力量约束银行的风险近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浓厚的兴趣。市场约束的机制主要有两类：强制信息披露和发行次级债券。
Ｂａｕｍａｎｎ和Ｎｉｅｒ（２００３）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要求银行披露更多的信息有助于提高银行的效率。而市场本身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信息，甚至可能传播虚假的消息（Ｄ＇Ａｖｏｌｉ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１）。这意味着政府强制要求银行披露信息可以提高效率。当然，由于银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银行的资产是非透明的，因此，只能要求银行披露部分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多地披露关于银行风险的不利信息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挤兑和银行危机（Ｒｏｃｈｅｔ和Ｖｉｖｅｓ，２００４）。政府要求银行披露信息而不是自己披露掌握的银行信息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政府监管人员在处理问题银行时的拖延行为。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次级债券作为市场约束机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ＥｖａｎｏｆｆａｎｄＷａｌｌ，２０００）!"#。次级债券主要通过影响（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和监督（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两种机制控制银行风险（Ｂｌｉｓｓ，２００１）。前者是指次级债券的投资者在银行破产时清偿顺序排在普通债权人（存款人）之后，所以有动力监督银行，在银行风险加剧的时候通过限制性条款控制银行的道德风险!$#。后者是指次级债券的市场价格（如债券收益率）可以更迅速、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的风险状况，为银行的监管者和相关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ａｎｄＬｉｔａｎ，２０００）。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次级债券的投资者与监管者一样也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且还不具有监管者拥有的监督检查银行的权利，对次级债券的市场能否提供可靠的价格信息也持怀疑态度（Ｋａｎｅ，１９９５）。通过经济模型对次级债券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进行严格分析的文献非常少。Ｌｅｖｏｎｉａｎ（２００１）运用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Ｍｅｒｔｏｎ模型对次级债券在控制银行风险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次级债券在防止银行承担过多风险方面作用不大。Ｄéｃａｍｐｓ等学者修正了Ｌｅｖｏｎｉａｎ的模型，将银行资产收益率和关闭日期由外生变量改为内生变量，他们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强制银行定期发行次级债券能降低银行的资本金中权益的数量。所以，只能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对次级债券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进行判断!%#。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次级债券的监督机制的效果上，即检验次级债券的价格（收益率）是否准确地反映了银行的风险。更准确地说，这些文献研究的是次级债券的收益率是否反映了监管机构不掌握的新信息。早期的实证研究文献没有发现次级债券与政府债券收益率的差价与银行的风险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最近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次级债券的收益率与银行的风险具有正的相关性&(#，这说明次级债券的价格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银行的风险。Ｆｌａｎｎｅｒｙ和Ｓｏｒｅｓｃｕ（１９９６）利用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美国的银行次级债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次级债券与政府债券收益率差价与银行风险的关系，他们的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正的相关性。Ｍｏｒｇａｎ和Ｓｔｉｒｏｈ（１９９９）也发现银行的规模越大，信息越不透明，次级债券
的风险溢价与银行资产风险的关系就越不显著，这支持了Ｆｌａｎｎｅｒｙ和Ｓｏｒｅｓｃｕ的结论。而且，实证研究也发现次级债券收益率确实能包含监管部门不掌握的信息，同时运用次级债券价格和监管部门的信息预测银行的倒闭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信息要更准确。Ｂｌｉｓｓ和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２０００）第一个检验了次级债券的影响机制是否发挥作用，即检验银行的管理层是否根据次级债券提供的信息调整银行资产的风险，他们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而Ａｓｈｃｒａｆｔ（２００６）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克服以前研究中的选择偏差问题，他的结论是次级债券具有影响银行管理层的积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银行监管，更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银行，而目前绝大部分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是美国的一些经营良好的大银行的横截面数据，其结论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八）银行救助和银行关闭政策
只有银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财富面临着真正损失的风险才能有控制银行风险的动机。如果没有明确、可信的银行关闭和救援政策，无论是最低资本金要求还是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监管机构在面临濒于破产的银行时会受到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困扰：最优的银行关闭政策事前应该严厉以限制银行的道德风险，事后则应该相对宽松减少银行破产造成的社会成本。银行倒闭最主要的社会成本就是传染效应有可能导致银行体系危机。
Ａｃｈａｒｙａ和Ｄｒｅｙｆｕｓ（１９８９）的模型支持严厉的银行关闭政策，他们发现在竞争性的环境下陷入困境的银行应该立刻被关闭，甚至有时候在银行净资产为正的情况下关闭银行都是最优的选择。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由监管机构（或中央银行）对陷入困境的银行进行救助是必须的，认为某些情况下监管部门的宽容是有道理的。Ａｌｌｅｎ和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３）在存在存款保险的条件下证明了有时候延迟关闭银行比总是立刻关闭银行更符合存款保险机构（纳税人）的利益。Ｄｒｅｙｆｕｓ等（１９９４）在研究存款保险上限的模型中发现如果存在清算成本监管机构对困境银行的宽容就是合理的。Ｆｒｅｉｘａｓ等（１９９９）则创造性地对银行救助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考虑了银行倒闭社会成本的存在，他的结论是对陷入困境的大银行进行救助是有价值的，对遵循监管要求的小银行宜采用混合型救助策略（即建设性模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Ｆｒｉｅｓ等人（１９９７）通过引入存款提取的风险扩展了Ｍｅｒｔｏｎ的模型，在研究银行关闭政策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时得出了一个新颖的结论：最优的关闭政策必须权衡监督检查成本和破产成本。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使银行股东想要关闭银行（投资不足）监管部门都要强行要求银行继续经营。Ｍａｉｌａｔｈ和Ｍ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４）研究了银行关闭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他们发现即使监管者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由于不能让银行确信监管者在事后会严格执行事前的关闭政策，因为对银行的惩罚会降低监管者的福利水平，所以最优的关闭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上述大部分文献都假设监管者和银行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在这些文献的模型中，监管者的决策建立在预期的银行未来利润的基础上，监管者和银行共享这些信息。另外，大多数模型都假设监管者在银行没有破产前作出关闭银行的决策，很少考虑银行如何处理不良贷款。少数文献在银行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研究了银行如何处理不良贷款的。例如，Ａｇｈｉｏｎ等（１９９９）的模型显示，如果政府对资本金不足的银行注资而不解雇管理层的话，管理层有动机夸大银行的坏帐以争取更多的资金。而Ｃｏｒｂｅｔｔ和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０）的模型则揭示出信息不对称会诱导银行将不良贷款展期以掩饰银行的问题。尽管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向银行提供条件宽松的救助措施抑制银行隐瞒不良贷款的动机，但是如果银行担心经营不善的状况被揭露而影响自己的声誉就会拒绝监管机构的救助而继续隐瞒不利的信息。因此，为了鼓励银行披露真实信息监管部门不得不提供超过正常补充资本金需要的超额资金才能诱导银行披露真实信息。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２００２）注意到了银行关闭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他们通过一个动态模型分析了最低资本金要求和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最优的银行关闭政策倚赖于银行选择的风险水平。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２）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了银行救助政策对经济体系流动性的影响，他们提醒监管者设计不当的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流动性的水平而导致银行危机。
（九）政治因素和银行监管
银行的监督检查是由政府监管人员实施的，而银行关闭和救援决策也是由政府监管人员做出的。上述大部分文献都假定政府监管人员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实际上监管人员更可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Ｋａｎｅ（１９９０）通过对美国储蓄贷款协会危机的处理过程的分析清楚地揭示了政府监管机构为了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损害了社会福利，采用了过分宽容的救援措施。Ｂｏｏｔ和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９３）为监管人员在处理困境银行时过分宽容提供了理论解释。在他们的模型中政府监管人员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因为关闭银行会损害监管人员的声誉，在声誉均衡的情况下监管人总是倾向于实施过分宽容的关闭和救援政策。这两篇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使理论界认识到了除了监管人员和银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在监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即银行监管面临着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如何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来促使监管人员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对于设计最优的监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Ｒ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３）对里昂信贷银行危机的分析揭示了在银行出现危机时，监管部门会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对银行进行救助，尽管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应该关闭这些银行。Ｑｕｉｎｔｙｎ和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２）深入分析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的重要价值。他们论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这类似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作用。Ｌｉｎｄｇｒｅｎ等人（１９９９）对于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分析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金融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是这些国家银行危机爆发和恶化的主要原因。Ｂｒｏｗｎ和Ｄｉｎｃ（２００５）深入研究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１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机，他们发现政治因素在政府解决问题银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与选举刚刚结束相比，在选举前问题银行被关闭的可能性要小很多。尽管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证明了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对于银行监管效率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政治经济学和激励理论
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也有问题。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提高有可能导致监管机构与被监管机构合谋（Ｌａｆｆｏｎｔ，２０００；Ｆａｕｒｅ－Ｇｒｉｍａｕｄ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ｍｏｒｔ，２００３）。如何对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得到最优结果仍然需要研究。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仅指监管机构不受政治势力的干预，也指监管机构不受被监管的利益集团的影响。银行监管措施会影响到相关的各利益集团的成本和收益。根据政治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理论，各利益集团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和减少自己承担的成本而展开竞争。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往往会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他们影响政府决策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并将成本转嫁给组织分散的利益集团。私人利益理论强调每个利益集团都要权衡监管措施（以及支持和反对改革）给自身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下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展开竞争。一项银行监管措施能否实施主要取决于３个因素：一是组织的严密程度，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更容易克服搭便车的问题，通过团结一致的合作去影响政府决策而争取利益（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二是成本的分散程度，只有监管产生的利益很集中而成本又很分散，利益集团才有足够的动力去影响政府决策而承担成本的集团则不能有效抵抗（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ｍａｎｎ，１９９８）；三是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差额，一个集团获得的利益与另一个集团承担的成本差额越大，改革就容易进行。Ｋｒｏｓｚｎｅｒ和Ｓｔｒａｈａｎ（１９９９）对美国银行跨区设置分支机构管制的废除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证实了银行监管的私人利益理论，即各利益集团为了集团利益最大化通过各种努力影响监管措施的实施，利益集团因素对于跨区设置分支银行的管制解释力最强。Ｋｒｏｓｚｎｅｒ和Ｓｔｒａｈａｎ（２００１）随后对１９９１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修正法案（ＦＤＩＣＩＡ）的改革过程从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私人利益理论的预测：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监管措施由于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无法实施。他们也得出了另外一些重要结论：各利益集团（如大银行和小银行以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好的监管措施的采纳。
Ｒｏｃｈｅｔ等（２００４）通过模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于银行监管的重要性。他发现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存款保险和不力的监管，很可能是政府无法信守承诺的问题，政府总是施加压力要求有关部门救助银行。他不认为市场约束力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只有确信政府不会无原则地干预银行的关闭，市场约束力量才能发挥作用。他发现市场约束力量与政府监管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保证银行关闭政策能够被严格执行的机制是确保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并承担明确的责任，他也承认确保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难为最后贷款人制度确定明确的数量的目标。
Ｂａｒｔｈ等人（２００６）利用世界银行的各国银行的数据库首次对银行监管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政府监管的强度与银行的成本和银行贷款中出现的腐败程度正相关。他们同时发现强制银行披露信息帮助私人部门监督银行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当然，在法律制度不完善、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国家仅仅通过信息披露是不够的。他们的结论值得理论界和决策者重视。近些年来，各种国际性机构，如世界银行等，都强调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对银行体系的监管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学者也热衷于设计最优的监管体系。但是，无论多么完美的监管体系都要由监管人员来执行，在设计监管体系的时候必须考虑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
（十）最后贷款人!"#
在银行体系的安全网中，除了存款保险制度外，中央银行还可以作为最后贷款人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最后贷款人制度是指在银行体系由于遭遇不利的冲击引起流动性需求大大增加，而银行体系本身无法满足这种流动性需求时，由中央银行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确保银行体系稳定。最后贷款人理论观点可以追溯至１７世纪，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只向遇到流动性问题的财务状况良好的银行发放资产抵押贷款，而不向没有清偿能力的银行贷款。这种观点遭受了两方面的批判。首先，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１９９５）指出，很难区分出面临困境的银行是由于流动性的问题还是偿债能力的恶化。其次，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和Ｋｉｎｇ（１９８８）认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由于存在回购市场等货币市场，中央银行只需负责流动性的总水平而将发放信用贷款的责任交还给商业银行，让商业银行相互提供贷款以解决流动性问题，这种方法可以促使商业银行相互监督从而增加了市场约束力量。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上述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和Ｋｉｎｇ的观点存在一个逻辑缺陷。只有在银行间拆借市场是完善（如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的条件下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和Ｋｉｎｇ的观点才正确，而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银行资产的信息往往都是银行的私人信息，是不透明的，因此银行间拆借市场不可能是完善的!$#。Ｂｅｒｇｅｒ等（１９９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监管者比市场掌握更准确的关于银行资产状况的信息。Ｆｒｅｉｘａｓ等（１９９８）则证明了由于无法协调，流动性充足的商业银行在危机期间不愿意提供贷款导致银行间拆借市场无法正常运转。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１９９６）通过一个非对称信息模型证明了由于个体银行不能充分多元化在危机期间无法向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供贷款。总之，这些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失灵令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和Ｋｉｎｇ的观点不能成立。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应该作为最后贷款人向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
Ｒｏｃｈｅｔ和Ｖｉｖｅｓ（２００４）在存在有效的金融市场的假设下证明了最后贷款人制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他们通过将危机发生的概率与经济运行基本面联系起来，将“基本面”型的经济危机和“恐慌”型经济危机联系起来。他们证明如果中央银行不充当最后贷款人，在存款人大量提取存款的情况下一些有偿债能力而流动性不足的银行也被迫将资产变现。Ｆｒｅｉｘａｓ等（２００４）通过一个严格、逻辑一致的模型分析了最后贷款人制度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他们证明了最后贷款人制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遇到流动性问题的银行和偿债能力恶化的银行很难区分。他们的模型表明，如果银行间拆借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由银行间市场向面临流动性问题的银行提供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这些银行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抵押品或愿意支付有竞争力的利率。但是在危机期间，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很高，由中央银行来提供流动性可以提高效率，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降低贷款的利
率水平。模型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将银行的道德风险分为事前事后两种：事前是指银行没有动力鉴别贷款的质量，事后是指银行没有动力监督贷款，最优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取决于银行体系中道德风险的类型。如果事前道德风险更严重，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提高银行间拆借市场的效率；如果事后道德风险更严重，最后贷款人制度则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银行间拆借市场完全能自行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他们的模型着重强调了必须从一个整体的角度设计最优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应该在综合考虑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关闭政策、资本金要求以及存款保险费率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设计最优的最后贷款人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论文证明了设立最后存款人制度的必要性，正如Ｆｒｅｉｘａｓ等（１９９９）论证的那样，只有经过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认存款人制度的收益超过了成本后才能最终证明其合理性。
最后贷款人制度与其存款保险的关系也是经济学家关注问题。Ｒｅｐｕｌｌｏ（１９９９）通过一个不完全合约的模型研究了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的关系，他证明了在不同的环境下由不同的机构对银行关闭和救援进行决策效率会更高。在模型中银行面临着流动性的冲击时需要向中央银行或存款保险公司寻求资金帮助。中央银行和保险公司分享银行财务状况信息（该信息是不可确认的）并根据信息决定是否支持该银行。最优的监管制度是：中央银行负责小规模的流动性冲击，存款保险机构负责大规模的流动性冲击。Ｋａｈｎ和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０１）克服了Ｒｅｐｕｌｌｏ模型的一些缺陷，研究了银行监管的权力如何在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存款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之间分配的问题。他们发现如果由一个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的提供者和银行的监督者会带来效率损失：银行贷款决策是次优的、监督不足以及在关闭问题银行方面的过分宽容。他们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提出了最优的权力安排结构：让中央银行负责按照一个事先确定的利率水平向问题银行贷款，这种贷款由保险公司承保，而保险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关闭银行，这样的安排就能大大减少保险公司在关闭银行决策时的宽容行为；或者是由几家机构同时作为最后贷款人，这种贷款没有保险，由于竞争的关系没有哪家机构在提供救助贷款方面会过度慷慨或宽容。他们的模型也分析了多家监管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有可能不愿意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因此，在各机构之间分配权力的时候必须考虑信息优势问题。
与前述模型不同，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６）证明了特定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能防止银行危机，同时不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而存款保险制度虽然也能防止银行危机，但是却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十一）国内银行监管文献回顾
过去我国理论界对银行监管的研究相对较少。建立高效的银行监管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银行体系改革的重点，对银行监管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一些学者对我国银行监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李涛（２００３）系统研究了世界上多个国家（地区）的银行监管模式及其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四种维度的不同组合：政府拥有银行的程度、政府直接监管银行的力度、政府授权非政府机构进行监管的力度以及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涵盖范围，该论文比较不同的监管模式对促进金融业发展的作用，其结论是：德国—美国—瑞士—法国型的监管模式最佳，南非—菲律宾—墨西哥型次之，而印度—中国型最差。该论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银行监管主要是直接的事先监管。沈坤荣，李莉（２００５）将银行发展作为衡量监管综合绩效的最终指标，采用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调查报告的最新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１２项银行监管指标，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对传统ＯＬＳ模型进行了改进，从而验证几种监管措施的效应，对最优银行监管方案进行了探讨。并且通过在基本计量模型中引入交叉项的方式，检验了中国在资本充足率不高、非官方监管控制不健全的条件下，能够采用的监管方案。
一些文献通过模型研究了在我国如何实现最优的银行监管。杨新兰（２００４）通过模型建立了政府相机抉择监管银行的分析框架，认为银行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的变化，是银行与储蓄者之间、银行与借款人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共同决定的。并强调了相机抉择监管的重要前提是政府必须比银行拥有信息优势，否则将妨碍银行业的正常经营，甚至加剧经济波动。蒋海，刘少波（２００４）通过建立存款人与监管部门、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三方的监管博弈模型，表明不同的信息结构决定着不同的监管激励水平，从而直接影响着监管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信息不对称程度愈大，监管激励水平愈低，监管效率也就愈低。中国当前金融监管中的主要问题也正是监管者及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较低而缺乏监管激励所致。因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从宏观层面加强或放松金融监管，而在于如何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建设为微观监管主体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杨谊，蒲勇健，樊杲（２００６）在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之间具有相关性的一个模型中，证明了由于我国存在隐性存款保险，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他们的结论是我国应该建立显性存款保险机制，在此基础上监管者通过确定适当的资本充足率促使银行在信贷过度冒险行为与过度审慎之间找到均衡，增进社会福利。
曹俊勇，张兰（２００６）则利用我国商业银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数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实施能够促使已达到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银行风险，但是对于达不到监管要求的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并没有发挥监管者所期望的效应（敦促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水平）。而国有商业银行不会因为所谓“隐性”支持的存在而表现出更多的不合理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不会因为其偏于市场化的运作而对资本充足性要求做出更合理的反应。
（十二）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总的来说，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银行体系本身也存在市场失灵，银行体系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发纠正，也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和政府监管解决。在政府决定是否采取某项监管措施时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确信政府监管比其他两种方式效率更高才能实施。政府监管形成的银行体系安全网，如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加剧银行体系的
道德风险问题，这反过来需要更多的政府监管，如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督检查和银行关闭政策等。但是由于银行业务日趋复杂化，外部监管人员很难掌握银行的真实信息，如何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来鼓励银行控制风险成为关键问题。而且，作为政府监管的有益补充，市场约束力量应该在银行监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所有的监管都是由监管人员来实施，监管人员可能会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非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在政治压力下做出不符合效率最大化原则的决策。
过去的３０多年间银行监管理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为设计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是，银行监管理论还很不完善，许多重要的问题银行监管理论还没有给出明确的、令人满意的答案，经济学家在如何设计最优的监管体系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首先，需要构建同时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这种模型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这对于设计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是必要的前提；其次，对某个监管工具进行的分析不能只进行“局部均衡”分析，而应该从“一般均衡”均衡模型角度分析各种银行监管的各种工具的关系，否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少数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对银行监管进行分析，这方面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第三，经济学家对法律、政治因素如何影响银行监管还不甚了解，需要建立一种比较分析的框架对市场、法律和监管进行成本收益方面的权衡；最后，应该加强对银行监管的实证研究，只有实证研究的结果才能让我们对影响银行监管的因素有深入、准确的理解。
尽管西方的银行监管理论对我国设计最优的银行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制度的区别、国情的不同，我国的最优银行监管体系与西方的最优监管体系应该存在很大的差别。对于我国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而言，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中国银行制度安排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银行监管工具的效果在中国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在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安排下，通过提高最低资本金要求改变银行的风险行为的目的就很难实现。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研究各种监管措施的效果显得很有必要；其次，应该深入分析我国法律、政治因素对银行监管的影响，对市场、法律和政府监管的成本收益进行全面的比较。第三，西方大部分文献假设政府代表存款人利益监督银行股东（和管理层）。而由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代表和监管者都是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安排让监管部门更好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是经济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第四，我国法律制度和对监管人员的约束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如何设计激励机制鼓励监管人员尽职尽责是十分重要的。第五，西方大部分文献假设银行股东和管理层没有利益冲突，我国国有银行的一个最突出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因此我国银行所有者和管理层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严重。我国银行监管理论研究重点应该是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设计，将管理层的利益和存款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后，西方文献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而我国还应该关注如何防止银行发放质量不高的贷款，这种特殊考虑会对监管体系的设计产生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责任编辑：肖建华）
注释
$%例如，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美国国会和总统批准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废除了１９３３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条款，修改了《银行控股公司法》；日本政府于２０００年７月合并了金融监督厅和原大藏省的金融企化局，成立金融厅，全面负责金融监管。１９９７年，英国成立了金融服务局对银行、保险和证券业进行统一监管。
&%例如，１９８８年７月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这是国际社会建立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进行的最重要的努力，标志着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进入了全新的阶段。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６日，巴塞尔委员会在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稿，《新资本协议》将于２００６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框架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市场纪律）所构成。
’%谨慎银行监管政策就是监管机构通过设立监管标准和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和程序促使银行在评价、承担和管理风险的过程中采用谨慎性策略。政府监管银行的方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银行安全网和谨慎性监管体系。前者主要由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组成；后者包括资本金要求、监督和银行关闭政策。
(%早期的银行理论文献综述，请参阅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１９８４）。现代的银行理论综述参阅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和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９３）或者是Ｆｒｅｉｘａｓ和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７）。
)%监管和法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政府可以设定规则和标准，对于违反这些规则和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存款人可以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大量的实证研究（如ＬａＰｏｒ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发现在国有银行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国有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效率低。Ｃａｐｒｉｏ和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２０００）证明了国有银行占主导的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更大，为此付出的财政成本也更高。因此，很少有人认为通过国有化解决银行的市场失灵是个合理选择。本文不讨论这种方法。
+#少数经济学家认为，一些市场失灵的程度并不像监管的支持者所说或想象的那样严重，政府的很多银行监管措施是多余的。例如，银行倒闭很少引发银行危机，倒闭的银行基本上都是经营不善的银行。参阅Ｂｅｎｓｔｏｎ和Ｋａｕｆｍａｎ（１９９６）。
,#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和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１９９８）论证了安全网产生的道德风险是导致银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
-#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的模型证明：保险机构必须能对所有的银行存款征税以支付提前提取的存款，存款保险制度才能真正地防止银行危机。只有政府拥有这样的征税权力。
./%其他的方法包括窄银行制度（或１００％存款准备金）、停止将活期存款转换为货币以及最后贷款人。由于支付体系建立在银行活期存款转换性的基础上或者在银行体系占主导的国家前面两种方法不具有操作性。Ｄｉａｍｏｎｄ和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６）证明了窄银行制度效率低下，关于窄银行制度的批评，请参阅（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９６）。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等人（１９９８）论证了限制存款人提取存款并不公平。最后贷款人将在下面详细分析。
.0%Ｄｅｍｉｒｇü－Ｋｕｎｔ和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２００２）的文章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进行实证研究的为数很少的文献之一。他们的研究发现：存款保险的保险程度越高，其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就越严重，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银行危机的成本也越高。
.1%Ｋｅｅｌｅｙ（１９８８）利用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银行资料对银行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并不是最大化看跌期权的价值，银行资本超过了监管规定的最低要求。
.2%由于中小存款人没有能力监督银行，免费搭乘的问题也
降低了中小存款人的监督动力，所以部分保险并不能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一些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次级债券。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０）的文章是这方面的经典文章。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银行业竞争的加剧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偏好，而限制竞争导致银行特许价值的增加会抑制银行的道德风险（Ｈｅｌｌｍａｎｎ，Ｍｕｒｄｏｃｋａｎｄ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７；Ｍａ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Ｖｉｖｅｓ，１９９８）。
!$#以前的论文都是假设银行选择的最优资本金率就是监管规定的最低资本金率。
!%#根据银行内部模型确定最优资本金率的方法在新的巴塞尔协议中已经有所体现。这种方法理论上有助于银行降低风险，但是其效果取决于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或者市场能提供与银行资产风险有关的正确信息。目前这类内部模型十分复杂，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Ｃｒｏｕｈｙ，ＧａｌａｉａｎｄＭａｒｋ，２０００）。
!&#关于次级债券的详细论述参阅Ｂｏａｒ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１９９９）。
!’#次级债券不在存款保险的范围内，因此，对银行存款保险提供了一定的保护，次级债券的投资者的利益与存款保险机构的利益是一致的。
!(#关于这方面实证研究文献的综述请参阅ＤｅＹｏｕｎｇ等人（２００１）。
)*#这些实证研究主要是以美国的银行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一个最常见的解释就是在１９８６年前后美国明确放弃了大银行不能倒闭的政策。这表明只有政府对问题银行不再手软，次级债券的市场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如何设计激励机制解决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属于激励理论的范畴，限于篇幅，本文不进行论述。
)-#Ｆｒｅｉｘａｓ等人（１９９９）的论文是最后贷款人制度方面优秀的文献综述。
)"#如果我们接受了上述Ｇｏｏｄｈａｒｔ的流动性与偿债能力无法区分的话，也就放弃了完全的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假定。
)$#即银行更倾向发放预期收益率相同，风险（方差）更大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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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Ｂａｒｔｈ，Ｊ．Ｒ．，Ｇ．ＣａｐｒｉｏａｎｄＲ．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６，“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ｌｌＡｎｇｅｌｓＧｏｖｅｒ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９）ＢａｕｍａｎｎａｎｄＮｉｅｒ，２００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ｔ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ｉｒｍ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６，Ｎｏ．３，ｐｐ．４０４￣４２６．
（１０）Ｂｅｃｋ，Ｔ．Ａ．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ａｎｄＲ．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０９７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４；ａｎｄＴ．Ｂｅｃｋ，Ａ．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Ｌ．Ｌａｅｖｅｎ，ａｎｄＲ．Ｌｅｖｉｎ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ｉｒｍＳｉｚ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０９８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１）Ｂｅｎｓａｉｄ，Ｂ．，Ｈ．ＰａｇèｓａｎｄＪ．Ｃ．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５，“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ｋｓ’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ＭｉｍｅｏＢａｎｋ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１２）Ｂｅｎｓ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９７６，“Ａ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１，ｐｐ．２１５￣２３１．
（１３）Ｂｅｎｓｔｏｎ，Ｇ．Ｌ．ａｎｄＧ．Ｇ．Ｋａｕｆｍａｎ，１９９６，“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Ｒｏｌｅｏｆ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６（４３６），ｐｐ．６８８￣６９７．
（１４）Ｂｅｒｇｅｒ，Ａ．，Ｄａｖｉｅｓ，Ｓ．ａｎｄ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Ｍ．，１９９８，“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Ｂａｎ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ｏＫｎｏｗｓＷｈａｔＷｈｅ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ｏ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Ｍａｒｃｈ．
（１５）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Ｓ．，Ｍ．Ｐｌａｎｋ，Ｇ．ＳｔｒｏｂｌａｎｄＪ．Ｚｅｃｈｎｅｒ，２００２，“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Ａｕｄｉ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６（７–８），ｐｐ．１３０１￣１３２１．（１６）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Ｓ．ａｎｄＡ．Ｖ．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９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３，ｐｐ．２￣５０．
（１７）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Ｓ．ａｎｄＤ．Ｇａｌｅ，１９８７，“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ｈｏｃｋｓ，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Ａ．Ｂａｒ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ｔｈＪ．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６９￣８８．
（１８）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Ｓ．，Ａ．Ｗ．Ａ．ＢｏｏｔａｎｄＡ．Ｖ．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９８，“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３０（４），ｐｐ．７４５￣７７０．
（１９）ＢｌｉｓｓＰｅｒｒｙａｎｄ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２０００，“ＴｗｏＶｉｅｗ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ｐｐ．１￣１２．
（２０）Ｂｌｉｓｓ，Ｒ．，２００１，“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ｄ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ａｌｉ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ＦｉｒｓｔＱｕａｒｔｅｒ，ｐｐ．２４￣４５．（２１）Ｂｌｕｍ，Ｊ．，１９９９，“Ｄｏ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Ｒｉｓｋｓ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３，ｐｐ．７５５￣７７１．
（２２）Ｂｏａｒ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１９９９，“Ｕｓｉｎｇ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ｔａｓａ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ｐｕｂｓ／ｓｔａｆｆ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７２／
ｓｓ１７２．ｐｄｆ．
（２３）Ｂｏｏｔ，Ａ．Ｗ．Ａ．ａｎｄＳ．Ｉ．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９３，“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ＭａｙｅｒａｎｄＸ．Ｖｉｖｅｓ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ｐ．２６２￣２８５．
（２４）Ｂｏｙｄ，Ｊ．Ｈ．ａｎｄＥ．Ｃ．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６，“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３８，ｐｐ．２１１￣２３２．
（２５）Ｂｒｏｗｎ，Ｃ．Ｏ．ａｎｄＤｉｎｃ，Ｉ．Ｓ．，２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Ｂａｎｋ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０，ｐｐ．１４１３￣１４４４．
（２６）ＣａｌｅｍａｎｄＲｏｂ，１９９６，“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ｐｐ．１００２￣１０１４．（２７）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Ｃ．Ｗ．ａｎｄＧ．Ｇ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１，“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Ｇ．
Ｈｕｂｂａｒｄ，ｅ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０９￣１７２．（２８）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Ｃｈ．ａｎｄＲ．Ｌｉｔａｎ，２００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ｉｎ：Ｒ．ＬｉｔａｎａｎｄＡ．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ｅｄｓ．），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Ｗｈａｒｔ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８３￣３４０．
（２９）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Ｔ．ａｎｄＷ．Ａ．Ｋｒａｃａｗ，１９８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５，ｐｐ．８６３￣８２．
（３０）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Ｔ．Ｓ．，Ｙ．Ｓ．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Ｍ．Ｍａｒｉｎｏ，１９９２，“Ａ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２，ｐｐ．２５５￣２７６．
（３１）Ｃａｐｒｉｏ，Ｇ．；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Ｄ．１９９６，“Ｄｏ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ＲａｉｓｅｏｒＲｅｄｕｃｅＳａ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８２，Ｎｏ．２，ｐｐ．２３９￣２６３．
（３２）Ｃａｐｒｉｏ，Ｇ．ａｎｄＫｌｉｎｇｅｂｉｅｌ，Ｄ，２００３，“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３）Ｃａｐｒｉｏ，Ｇ．Ｊｒ．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２０００，“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ｍｉｍｅｏａｎｄ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４７．
（３４）Ｃｈａｎ，Ｙ．Ｓ．，Ｓ．Ｉ，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Ａ．Ｖ．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９２，“ＩｓＦａｉｒｌｙＰｒｉｃｅ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７，ｐｐ．２２７￣２４５．
（３５）Ｃｈａｒｉ，Ｖ．Ｖ．，Ｊａｇａｎｎａｔｈａｎ，Ｒ．，１９８８，“ＢａｎｋＰａｎ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３，ｐｐ．７４９￣７６１．
（３６）Ｃｈｅｎ，Ｙ．，１９９９，“Ｂａｎｋ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ｍ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ｒｖｅｄＲｕｌｅ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
（３７）Ｃｏｏｐｅｒ，Ｒ．，Ｒｏｓｓ，Ｔ．Ｗ．，２００２，“ＢａｎｋＲｕｎ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ｐｐ．５５￣７２．
（３８）Ｃｏｒｂｅｔｔ，Ｊ．ａｎｄ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Ｊ．，２０００，“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ＢａｎｋＲｅｓｃｕ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
（３９）Ｃｒｏｕｈｙ，Ｍ．，Ｄ．ＧａｌａｉａｎｄＲ．Ｍａｒｋ，２０００，“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ｒｅｄｉｔＲｉｓｋＭｏｄｅ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４，ｐｐ．５９￣１１８．
（４０）Ｄ＇Ａｖｏｌｉｏ，ＧｅｎｅＭ．，Ｇｉｌｄｏｒ，Ｅｆｉａｎｄ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ｉ，２００１，“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９２９．
（４１）Ｄｅｍｉｒｇü－Ｋｕｎｔ，Ａｓｌａｎｄ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Ｅｎｒｉｃａ，１９９８，“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ＭＦＳｔａｆｆＰａｐｅｒｓ，４５（１），ｐｐ．８１￣１０９．
（４２）Ｄｅｍｉｒｇü－Ｋｕｎｔ，ＡｓｌｉａｎｄＤｅｔｒａｇｉａｃｈｅＥｎｒｉｃａ，２００２，“Ｄｏｅ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４９（７），ｐｐ．１３７３￣１４０６．
（４３）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Ｍ．ａｎｄＪ．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３ａ，“Ｔｈｅ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ｋ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４４）Ｄｅｗａｔｒｉｐｏｎｔ，Ｍ．ａｎｄＪ．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３ｂ，“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ａｎｋ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ＭａｙｅｒａｎｄＸ．Ｖｉｖｅｓ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ｐ．１２￣３５．
（４５）ＤｅＹｏｕｎｇ，Ｒ．，Ｍ．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Ｗ．ＬａｎｇａｎｄＳ．Ｓｏｒｅｓｃｕ，２００１，“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Ｂａｎｋ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３３．
（４６）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１９８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１，ｐｐ．３９３￣４１４．
（４７）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ａｎｄＰ．Ｈ．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３，“ＢａｎｋＲｕｎ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１，ｐｐ．４０１￣４１９．
（４８）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ａｎｄＰ．Ｈ．Ｄｙｂｖｉｇ，１９８６，“Ｂ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５９，ｐｐ．５３￣６８．
（４９）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ａｎｄＲ．Ｇ．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８，“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Ｒｉｓｋ，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５０）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ａｎｄＲ．Ｇ．Ｒａｊａｎ，２００１，“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５１）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Ｗ．ａｎｄＲａｊａｎ，Ｒ．Ｇ．，２００２，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８９３７．（５２）Ｄｊａｎｋｏｖ，Ｓｉｍｅｏｎ＆Ｇｌａｅｓｅｒ，ＥｄｗａｒｄＬ．＆Ｌó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ｉ，２００３，“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５３）Ｄｒｅｙｆｕｓ，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ＬｉｎｄａＡｌｌｅｎ，１９９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ｂ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ｒｅＣａｐｓｏｎＩｎｓｕｒｅ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２６（３），ｐｐ．４１２￣４３８．
（５４）Ｅｖａｎｏｆｆ，Ｄ．Ｄ，ａｎｄＬ．Ｄ．Ｗａｌｌ，２０００，“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００－０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
（５５）Ｆａｍａ，Ｅ，１９８０，“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６（１），ｐｐ．３９￣５７．
（５６）Ｆａｕｒｅ－Ｇｒｉｍａｕｄ，Ａ．，Ｍａｒｔｉｍｏｒｔ，Ｄ．，２００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ｅｒｔｉａ”，Ｒ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３４，ｐｐ．４１３￣４３７．
（５７）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Ｍ．Ｊ．，１９９６，“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ｅｓ，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Ｌｅ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２８（４），ｐｐ．８０４￣８２４．
（５８）Ｆｌａｎｎｅｒｙ，Ｍ．Ｊ．；Ｓｏｒｅｓｃｕ，Ｓ．Ｍ．，１９９６，“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ｅｎｔｕｒｅＹｉｅｌｄｓ１９８３￣１９９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ｐ．１３４７￣１３７７．
（５９）Ｆｒｅｉｘａｓ，Ｘ．ａｎｄＥ．Ｇａｂｉｌｌｏｎ，１９９８，“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ｕｌｌｙＩｎｓｕｒｅ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ＰｏｍｐｅｕＦａｂｒａ，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６０）Ｆｒｉｅｓ，Ｓ．，Ｐ．Ｍｅｌｌａ－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Ｗ．Ｐｅｒｒａｕｄｉｎ，１９９７，“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ａｎｋ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１，ｐｐ．４４１￣４６８．（６１）Ｆｒｅｉｘａｓ，Ｘ．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１９９５，“Ｆａｉ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ｓ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Ｙｅｓ．Ｉｓｉｔ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Ｎｏ”，Ｍｉｍｅ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ｍｐｅｕＦａｂｒａ，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６２）Ｆｒｅｉｘａｓ，Ｘ．ａｎｄ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１９９７，“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６３）Ｆｒｅｉｘａｓ，Ｘ．，Ｆ．ＳｏｕｓｓａａｎｄＧ．Ｈｏｇｇａｒｔｈ，１９９９，“Ｌｅｎｄｅｒ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Ｍｉｍｅｏ，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６４）Ｆｒｅｉｘａｓ，Ｘ．ａｎｄＡ．Ｍ．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２００２，“ａ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６５）Ｆｒｉｅｓ，Ｓ．，Ｐ．Ｍｅｌｌａ－ＢａｒｒａｌａｎｄＷ．Ｐｅｒｒａｕｄｉｎ，１９９７，“ＯｐｔｉｍａｌＢａｎｋ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ｉｒ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１，ｐｐ．４４１￣４６８．（６６）Ｇｉａｍｍａｒｉｎｏ，Ｒ．Ｍ．，Ｔ．Ｒ．ＬｅｗｉｓａｎｄＤ．Ｅ．Ｍ．Ｓａｐｐ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３，“Ａ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Ｂａｎｋ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８（４），ｐｐ．１５２３￣１５４２．
（６７）Ｇｉｌｌｉｇａｎ，Ｔ．Ｗ．，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Ｗ．，Ｓｍｉｒｌｏｃｋ，Ｍ．，１９８４，“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ｒ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８）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Ｍ．ａｎｄＲ．，Ｋｉｎｇ，１９８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ｉｎｇ”，Ｗ．Ｓ．Ｈａｒａｆａｎｄ？Ｒ．？Ｍ．？Ｋｕｓｈｍｅｉｄｅｒ（ｅｄｓ），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９）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Ｃ．，１９９５，“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７０）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Ｃ．，Ｐ．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Ｄ．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Ｌ．Ｒｏｊａｓ－ＳｕáｒｅｚａｎｄＳ．Ｗｅｉｓｂｒｏｄ，１９９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ｙ，ｈｏｗ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ｎｏ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７１）Ｇｏｏｄｈａｒｔ，２００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ｏｌｉｔｙ，Ｖｏｌ．３３，Ｎｏ．４，ｐｐ．５２７￣５４６．（７２）Ｇｏｒｔｏｎ，Ｇ．ａｎｄＡ．Ｗｉｎｔｏｎ，１９９５，“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２４４．（７３）Ｇｏｒｔｏｎ，Ｇ．ａｎｄＧ．Ｐｅｎｎａｃｃｈｉ，１９９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５，ｐｐ．４９￣７１．
（７４）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ＢＣ，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０，“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８０），ｐｐ．１６０￣１６５．
（７５）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Ｓ．Ｊ．ａｎｄＪ．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０，“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７０，ｐｐ．３９３￣４０８．
（７６）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Ｓ．，１９８１，“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Ｗａｒ－ｒａｎ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ｂｏｕ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ｐｐ．４６１￣４８４．
（７７）Ｈａｓａｎ，Ｉ．ａｎｄＤｗｙｅｒ，Ｇ．Ｐ．，Ｊｒ．，１９９４，“Ｂａｎｋｒｕｎ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ａｙ１９９４２６（２），ｐｐ．２７１￣２８８．
（７８）Ｈｅｌｌｍａｎｎ，Ｔ．，Ｋ．ＭｕｒｄｏｃｋａｎｄＪ．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９７，“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ｏｕｇ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１４６６，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９）Ｈｅｌｌｗｉｇ，Ｍ．，１９９４，“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Ｒｉｓｋ”，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７），ｐｐ．１３６３￣８９．
（８０）Ｈｕｇｈｅｓ，ＪｏｓｅｐｈＰ．＆Ｍｅｓｔｅｒ，ＬｏｒｅｔｔａＪ．＆Ｍｏｏｎ，Ｃｈｏｏｎ－Ｇｅｏｌ，２００１，“ＡｒｅＳｃａ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ＥｌｕｓｉｖｅｏｒＩｌｌｕ－ｓ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Ｂａｎ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ｖｏｌ．２５（１２），ｐｐ．２１６９￣２２０８．
（８１）Ｊａｃｋｌｉｎ，Ｃ．ａｎｄＳ．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１９８８，“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ＢａｎｋＲｕｎ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６，ｐｐ．５６８￣５９２．（８２）Ｊｏｈｎ，Ｋｏｓｅ，Ａｎｔｈｏｎｙ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ｍｍａＳｅｎｂｅｔ，２０００，“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３（１），ｐｐ．９５￣１２５．
（８３）Ｊｏｈｎ，Ｋ．，Ｈ．ＭｅｈｒａｎａｎｄＹ．Ｑｉａｎ，２００６，“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ｔ，ａｎｄ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Ｅ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ｐｅｒ，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
（８４）Ｊｏｎｅｓ，Ｄ．，２０００，“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ｅｌＡｃ－ｃｏｒ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ｓｓｕ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４，ｐｐ．３５￣５８．
（８５）Ｋａｎｅ，Ｅ．Ｊ．，１９９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Ｓ＆ＬＳａｌｖ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５（３），ｐｐ．７５５￣６４．
（８６）Ｋａｎｅ，Ｅ．Ｊ．，１９９５，“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Ｉｎｓｕｒ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ｐｐ．４３１￣４５９．
（８７）Ｋａｒｅｋｅｎ，Ｊ．Ｈ．，１９８６，“Ｆｅｄｅｒａｌ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５９，ｐｐ．３￣４８．
（８８）Ｋｅｅｌｅｙ，Ｍ．Ｃ．，１９８８，“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ｒ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ｎｔｅｒ，ｐｐ．１￣２０．
（８９）Ｋｅｅｌｅｙ，Ｍ．Ｃ．ａｎｄＦ．Ｔ．Ｆｕｒｌｏｎｇ，１９９０，“Ａ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４，ｐｐ．６９￣８４．
（９０）Ｋｅｒｆｒｉｄｅｎ，Ｃ．ａｎｄＪ．Ｃ．Ｒｏｃｈｅｔ，１９９３，“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ｖａ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ｓｋ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１８（２），ｐｐ．１１１￣１３０．
（９１）Ｃ．ＫａｈｎａｎｄＪ．Ａ．Ｃ．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０１，“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Ｂａｎｋ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ｓ：Ｌｅｎｄｅｒｓ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ｉｍｅｏ．（９２）Ｋｉｍ，Ｄ．ａｎｄＡ．Ｍ．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１９８８，“Ｒｉｓｋ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４３，ｐｐ．１２１９￣１２３３．（９３）ＫｌｅｉｎａｎｄＬｅｆｆｌｅｒ，１９８１，“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Ｇａ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ｏ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ｉ，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ｐ．１９１￣１９７．
（９４）Ｋｌｅｉｎ，Ｍ．Ａ．，１９７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８，ｐｐ．９２３￣９３１．
（９５）Ｋｏｂａｙａｋａｗａ，Ｓ．，１９９８，“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ｅｎａｌ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ｐ．１４５￣１５３．
（９６）Ｋｒａｓａ，Ｓ．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ａｍｉｌ．，１９９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５７，ｐｐ．１９７￣２２１．
（９７）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Ｒ．Ｓ．，１９９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ＡＦ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ｅ．Ｖｏｎ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ＧｅｏｒｇｅＭ．，ｅｄ．，Ｂｏｓｔ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ｐ．２００￣２１２．
（９８）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Ｒａｎｄａｌｌ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Ｓｔｒａｈａｎ，１９９９，“Ｗ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ｓ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ｎｋ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９），ｐｐ．１４３７￣６７．
（９９）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Ｒａｎｄａｌｌ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ｉｐＳｔｒａｈａｎ，２００１，“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ｏ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ＳｈａｐｉｎｇＢａｎｋ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Ｆ．Ｓ．Ｍｉｓｈｋｉｎ：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ｈａ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ｔ．ＮＢ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ｒｉｅ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ｐｐ．２３３￣２６６．
（１００）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Ｒ．Ｓ．ａｎｄＲ．Ｒａｊａｎ，１９９３，“ＩｓｔｈｅＧｌａｓｓ－ＳｔｅａｇａｌｌＡｃ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８４５（４），ｐｐ．８１０￣８３２．
（１０１）Ｋｒｏｓｚｎｅｒ，Ｒａｎｄａ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Ｓｔｒａｔ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ｐｐ．１１６３￣８７．（１０２）Ｋｕｐｉｅｃ，Ｐ．Ｈ．ａｎｄＪ．Ｍ．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７，“ＴｈｅＰｒ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Ｕｓ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ｔｏｓｅｔＭａｒｋｅｔＲｉｓ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ｏａｒ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４．
（１０３）ＬａＰｏｒｔａ，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８，“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０６，ｐｐ．１１１３～１１５５．
（１０４）ＬａＰｏｒｔａ，Ｒａｆａｅｌ，Ｆｌｏｒｅｎｃｉｏ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５７：１，ｐｐ．２６５￣３０１．
（１０５）Ｌａｆｆｏｎｔ，Ｊ．Ｊ．，２０００，“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０６）Ｌｅｌａｎｄ，Ｈ．；Ｐｙｌｅ，Ｄ．，１９７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２，ｐｐ．３７１￣３８７．
（１０７）Ｌｅｖｏｎｉａｎ，２００１，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Ｄｅｂｔ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ＳａｎＦｍｎ－ｃｉｓｃｏ，
（１０８）Ｌｉｎｄｇｒｅｎ，Ｃ．，Ｔ．Ｊ．Ｂａｌｉｎｏ，Ｃ．Ｅｎｏｃｈ，Ａ．Ｇｕｌｄｅ，Ｍ．Ｑｕｉｎｔｙｎ，ａｎｄＬ．Ｔｅｏ，１９９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ｃｔｏｒ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ｓｉ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ＩＭＦ．
（１０９）ＭａｉｌａｔｈａｎｄＭｅｓｔｅｒ，１９９４，“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ａｎｋＣｌｏｓ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３（３），ｐｐ．２７２￣２９９．
（１１０）Ｍａｒｔｉｎ，Ａ．，２００６，“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ｖ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ＢａｎｋＰａｎｉｃ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２８，ｐｐ．１９７￣２１１．
（１１１）Ｍａｔｕｔｅｓ，Ｃ．ａｎｄＸ．Ｖｉｖｅｓ，１９９８，“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４４，ｐｐ．１￣３４．
（１１２）Ｍｅｒｔｏｎ，Ｒ．Ｃ．，１９７７，“Ａｎ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Ｌｏａｎ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ｐｐ．５１２￣５２０．
（１１３）Ｍｉｌｎｅ，ＡａｎｄＡ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Ｗｈａｌｌｅｙ，２００１，“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ｍｉｍｅｏ，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Ｌｏｎｄｏｎ．
（１１４）ＭｏｒｇａｎＤ．Ｐ．ａｎｄＳｔｉｒｏｈＫ．Ｊ．，１９９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ｖｉｖａｌ：ＷｈａｔＤｏ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ａｔａＳａｙ？”，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２，Ｎｏ．５，ｐｐ．１５５９￣１５７６．
（１１５）Ｍｕｌｌｉｎｓ，Ｈ．Ｍ．ａｎｄＰｙｌｅＤ．Ｈ．，１９９４，“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８（１），ｐｐ．１１３￣１３８．
（１１６）Ｏｌｓｏｎ，Ｍａｎｃｕｒ，１９６５，“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１７）ＰｏｓｎｅｒＲ．Ａ．，１９９８，“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０，Ｎｏ．５，ｐｐ．１５５１￣１５７５．
（１１８）Ｑｕｉｎｔｙｎ，Ｍ，Ｔａｙｌｏｒ，Ｍ．Ｗ．，２００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Ｍ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０２／４６，ｐｐ．５３．
（１１９）Ｒａｊａｎ，Ｒ．，ａｎｄＬ．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１９９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３），ｐｐ．５５９￣５８６．
（１２０）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Ｒ．Ｔ．Ｓ．ａｎｄＡ．Ｖ．Ｔｈａｋｏｒ，１９８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５１，ｐｐ．４１５￣４３２．
（１２１）Ｒｅｐｕｌｌｏ，Ｒ．，１９９９，“ＷｈｏＳｈｏｕｌｄＡｃｔａｓＬｅｎｄｅｒ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Ａ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Ｍｏｄｅ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
（１２２）ＲｏｃｈｅｔａｎｄＶｉｖｅｓ，２００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ｄｅｒｏｆＬａｓｔＲｅｓｏｒｔ：ＷａｓＢａｇｅｈｏｔＲｉｇｈｔ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６），ｐｐ．１１１６￣１１４７．（１２３）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１９９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３６，ｐｐ．１１３７￣１１７８．
（１２４）Ｒｏｃｈｅｔ，Ｊ．Ｃ．，２００３，“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ｏＭａｎｙＢａｎｋ－ｉｎｇＣｒｉｓｅｓ？”，ＣＥＳＩｆ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９（２），ｐｐ．１４１￣１５６．（１２５）Ｒｏｃｈｅｔ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２００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Ｌａｒｇ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Ｖｏｌ．２８，Ｎｏ．４，ｐｐ．７３３￣７６２．
（１２６）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Ａ．Ｍ．，２００１，“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Ｎｏ．２１．
（１２７）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１９９１，“Ｉｎｓｕｒｅｒｓ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ｒａ－ｔｕｒｅ，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ｉｒｍｓ，ｖｏｌ．６４，Ｎｏ．４，ｐｐ．７２７￣７３２．
（１２８）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Ａ．Ｍ．，１９８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ｎｋｉｎｇＦｉｒｍ：ＡＳｕｒｖ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ｎｅｙ，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１６，ｐｐ．５７６￣６０２．
（１２９）Ｓａｎｔｏｓ，Ｊ．Ａ．Ｃ．，１９９９，“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３，ｐｐ．１０９５￣１１２０．
（１３０）Ｓｃｈｏｌｔｅｎｓ，Ｂ．，ａｎｄｖａｎＷｅｎｓｖｅｅｎ，２００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ｗｈａ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ｗｗｗ．ｓｕｅｒｆ．ｏｒ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ｔｕｄｙ２００３１．ｐｄｆ．（１３１）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Ｍ．，１９９６，“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ｇｅｒｓ”，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ｏｌ．８５，Ｎｏ．３，ｐｐ．１６５￣１７２．
（１３２）Ｓｈａｒｐｅ，Ｗ．Ｆ．，１９７８，“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３，ｐｐ．７０１￣７１８．
（１３３）Ｗａｌｌａｃｅ，Ｎ．，１９９６，“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ｋｉｎｇＭｅｅｔ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ｏｎｄＤｙｂｖｉｇＭｏｄｅ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ｎｋｏｆ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ｎｔｅｒ，ｐｐ．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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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李涛：《商业银行监管的国际比较：模式及影响》，《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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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杨新兰：《论银行监管的相机抉择》，《金融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９期总２９１期。
（１３９）杨谊、蒲勇健、樊杲：《中国银行业隐性存款保险与资本充足监管机制下的联合效率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
汇率决定理论的新近发展：文献综述 2007-08-14 11:00:42| 分类：默认分类|字号订阅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主要从宏观基本因素，如相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水平、经济增长、内外资产的替代性和均衡价格的调整速度等，来解释汇率的决定和波动。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商品贸易为主的流量模型和以资产交换为主的存量模型，前者如早期的购买力平价说、汇率决定的国际收支说，后者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资产市场分析法，包括弹性价格的货币模型、粘性价格货币模型、货币替代模型和资产组合平衡模型等。然而现实经济中，却很难运用这些传统理论来预测国际金融市场汇率的走势，大量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传统汇率理论的解释能力十分低下，尤其对短期内的汇率变化，预测能力甚至连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都不如。面对这一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不断寻求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将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将对这一新的阶段汇率决定理论的发展作一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外汇市场有效性的质疑：理论突破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盛行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学家们除了致力于建立和扩展各种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模型，同时也在致力于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然而，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却表明，这些宏观结构的模型对浮动汇率条件下的汇率解释能力非常地弱。特别是在Meese & Rogoff(1983)[1]使用样本外预测分析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资产市场汇率模型的预测能力并不明显胜过随机游走模型。这一惊人的结论对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后来一些学者（如Salemi,1984）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相对长的预测间距水平上，资产市场汇率模型的预测能力还是要比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能力强，并且这一结论逐渐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在短期的预测水平上，Meese & Rogoff的结论还从未被有说服力的证据推翻。 Meese & Rogoff的结论结束了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的黄金时代，这一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筑起来并得到不断发展的汇率理论陷入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危机。面对这一困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汇率决定宏观结构模型的
文献综述是"一种在分析、比较、整理、归纳一定时空范围内有关特 定课题研究的全部或大部情报的基础上，简明的类述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并标引出处的情报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的定义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首先，文献综述反映原始文献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它反映一定时期内或是某一时期一定空间范围的原始文献的内容。其次，文献综述集中反映一批相关文献的内容。其它二次文献如题录、索引、文摘、提要等一条只能揭示一篇原始文献的外表信息或内容信息，且各条目之间没有联系，而综述一篇可集中一批相关文献，且将这批文献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揭示，信息含量比二次文献多得多。第三，文献综述是信息分析的高级产物。书目、索引等是对原始文献的外表特征进行客观描述，不涉及文献内容，编写人员不需了解原始文献的内容，也不需具备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提要、文摘是对原始文献的 内容作简要介绍和评价，编写人员需要具有相关学科的一些基础知识，以识别和评价原始文献;文献综述则要求编写人员对综述的主题有深 入的了解，全面、系统、准确、客观地概述某一主题的内容。运用分析、比较、整理、归纳等方法对一定范围的文献进行深度加工，对于读者具有深度的引导功能，是创造性的研究活动。 文献综述的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文献综述进行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根据文献综述反映内容深度的不同即信息含量的不同划分按照文献综述信息含量的不同，可将文献综述分为叙述性综述、评论性综述和专题研究报告三类。
叙述性综述是围绕某一问题或专题，广泛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其内容进行分析、整理和综合，并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对有关的理论、观点、数据、方法、发展概况等作综合、客观的描述的信息分析产品。叙述性综述最主要特点是客观，即必须客观地介绍和描述原始文献中的各种观点和方法。一般不提出撰写者的评论、褒贬，只是系统地罗列。叙述性综述的特点使得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花费较少的精力了解到本学科、专业或课题中的各种观点、方法、理论、数据，把握全局，获取资料。 评论性综述是在对某一问题或专题进行综合描述的基础上，从纵向或横向上作对比、分析和评论，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明确取舍的一种信息分析报告。评论性综述的主要特点是分析和评价，因此有人也将其称为分析性综述。评论性综述在综述各种观点、理论或方法的同时，还要对每种意见、每类数据、每种技术做出分析和评价，表明撰写者自己的看法，提出最终的评论结果。可以启发思路，引导读者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专题研究报告是就某一专题，一般是涉及国家经济、科研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进行反映与评价，并提出发展对策、趋势预测。"是一种现实性、政策性和针对性很强的情报分析研究成果"。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预测性，它在对各类事实或数据、理论分别介绍描述后，进行论证、预测的推演，最后提出对今后发展目标和方向的预测及规划。专题研究报告对于科研部门确定研究重点和学科发展方向，领导部门制定各项决策，有效实施管理起着参考和依据的作用。这一类综述主
一、激励理论的背景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哈佛大学维廉詹姆士研究表明：在没有激励措施下,下属一般仅能发挥工作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到激励后,其工作能力可以提升到80%～90%，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激励前的3到4倍。日本丰田公司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员工提建议，结果仅1983年一年，员工提了165万条建议，平均每人31条，它为公司带来900亿日元利润，相当于当年总利润的18%。由于激励的效果明显，所以各种组织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有些专家学者就开始了对激励理论的研究之中，探索激励的无穷潜力。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激励理论有了大量的研究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激励理论。一类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激励理论，熟称“内容型激励理论”。另一类是以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激励过程理论,它也被称作是“行为型激励理论”。 1 内容型激励理论 1.1 奠瑞的人类人格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在面临着动态且不断变化的环境时，人们都是自适应的。它把需求分成了两种类型，即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前者与人体基本生理过程的满足感有关，而后者所关注的是情绪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感。 1.2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进一步发展了莫瑞的研究，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熏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且这五个层次的顺序，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要获得了基本满足后，下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成为主导需要。 1.3 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双因素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因素理论打破了这一假设。他于1959年在《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保健——激励因素理论，简称双因素理论。即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可以用来体现高水平员工的不满意，激励因素可以用来体现高水平员工的满意度。他认为只有激励因素才能促发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 2 行为型激励理论 2.1 洛克的目标设置理论 2O世纪6O年代末，埃德温·A·洛克和他的同事们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目标对于人类行为和绩效的效果。他们的研究导致了目标设置理论的创立并不断地得到验证，提出：指向一共同目标的工作意向是工作效率的主要源泉。他还提出了具体的设置目标的步骤。 2.2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对员工受激励程度的大小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1962年与罗森合写)，《工
关于汇率的基本理论 10080920113 夏晓婕 10080920117 金丹 10080920119 陈倩珺一、主要汇率理论 Ⅰ、国际收支理论（又称国际借贷说，外汇供求说） ①基本内容 国际收支理论由英国的葛逊于1861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汇率是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外汇的供给和需求是由国际借贷所产生的，因此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这里所讲的国际借贷关系不仅包括贸易往来，还包括资本的输出和输入。 此模式认为外汇汇率必须处于其平衡水准－－即能产生稳定经常帐户余额的汇率。出现贸易赤字的国家，其外汇储备将会减少，并最终使其本国货币币值降低（贬值）。便宜的货币使该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优势，同时也使进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在一段调整期后，进口量被迫下降，出口量上升，从而使贸易余额和货币向平衡状态稳定。 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经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 ②内容评价 葛逊的国际借贷理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从国际收支的角度解释外汇供求的变化，分析汇率波动的原因，因此他的理论又称这一理论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时期。 从目前的角度看，国际收支仍然是影响汇率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但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借贷说存在其历史的局限性，它并没有说明汇率决定的基础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 该学说在金本位制度下是成立的。此理论对汇率变动原因的解释（由外汇供求关系亦即流动借贷引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证明,国际收支失衡是导致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它并没有回答汇率由何决定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在纸币流通制度下由通货数量增减而引起的汇率变动等问题。 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汇率变动取决于外汇的供求状况，而外汇供求发生的原因是国家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第二，国家借贷关系起因于国际商品的输入、提供劳务的收支以及资本的流动。 第三，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两种形式，前者指尚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进入支付阶段的借款，只有它的变化才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 第四，汇率变动取决于流动借贷是否相等。如果流动债权大于流动债务，则外汇供给量大于外汇需求量，汇率下跌，即本币升值；反之，则本币贬值。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借贷说只适用于具有比较发达的外汇市场的国家，如果外汇市场不发达，外汇供求关系的真实情况就会被掩盖。外汇市场如果受到国家的干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理论的作用就会有很大折扣。该这理论的适用性，还要受到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大体相同的
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7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理论一直是理论界的焦点之一，有关货币危机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数量急剧增加。在此，本文对已有的货币危机理 献作一简要综述， 已有的理论成果，并进行比较。由于本文总结的是理论 ，因此不涉及实证研究。\xa0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xa0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xa0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xa0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的A\xa0model\xa0of\xa0Balance-of-Payments\xa0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xa0Exchange-Rate\xa0Regimes，Some\xa0Linear\xa0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xa0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 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 成本会更大。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xa0attack\xa0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xa0Obstfeld、Gerardo\xa0Esquivel和Felipe\xa0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
一、综述概述 1．什么是综述：综述，又称文献综述，英文名为literature review。它是利 用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为原始素材撰写的论文。 综述包括“综”与“述”两个方面。所谓综就是指作者必须对占有的大量素材 进行归纳整理、综合分析，而使材料更加精炼、更加明确、更加层次分明、更 有逻辑性。所谓述就是评述，是对所写专题的比较全面、深人、系统的论述。 因而，综述是对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 现状与发展前景等方面，以作者自己的观点写成的严谨而系统的评论性、资料 性科技论文。 综述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可以把该 专题、该领域及其分支学科的最新进展、新发现、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 新技术比较全面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尤其从事该专题、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读 者获益匪浅。因此，综述是教学、科研以及生产的重要参考资料。 2．综述的类型：根据搜集的原始文献资料数量、提炼加工程度、组织写作形式以及学术水平的高低，综述可分为归纳性、普通性和评论性三类。 (1)归纳性综述：归纳性综述是作者将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按一定顺序进行分类排列，使它们互相关联，前后连贯，而撰写的具有条理性、系 统性和逻辑性的学术论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当 前研究进展，但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2)普通性综述：普通性综述系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者，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较强的学术论文，文中能表达出作者的观点或倾 向性。因而论文对从事该专题、该领域工作的读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3)评论性综述：评述性综述系有较高学术水平、在该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原始素材归纳整理、综合分析、撰写的反映当前 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发展前景的评论性学术论文。因论文的逻辑性强，有较多作 者的见解和评论。故对读者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对读者的研究工作具有导向 意义。 二、综述的书写格式 综述与一般科技论文不同。科技论文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性， 特别强调阳性结果。而综述要写出主题(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详细情报资料，不仅要指出发展背景和工作意义，而且还应有作者的评论性意见，指出研究成 败的原因；不仅要指出目前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焦点，而且还应指出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和研究的处女领域：不仅要介绍主题的研究动态与最新进展，而且还应
德国人才差异化管理对中国的借鉴思考的文献综述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组织人力资源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开发与管理组织内外的人力资源；维护与激励组织内人力资源。简而言之，最优的人力资源可以用最少的人办最大的事，其中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和长处，人力资本不断升值的过程。而人才差异化管理就是根据个体不同的知识经验水平，工作能力和个性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管理和开发，进而为顺利实施组织的发展目标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的一种管理方法。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的管理，自然要研究人性，即人的本性。那么，如何认识人的本性，就成了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对人性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持不同的价值观和研究方法，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本文结合所写内容并参考有关书目明确了德国人才差异化管理对中国的意义。 （一）国外关于人才差异化的相关理论研究 目前在我国，相关的人才差异化研究与德国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本文重点介绍有关国外的激励理论研究，像我们所熟知的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ERG 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需要理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罗伯特豪斯的“综合激励模式理论”和亚当斯密的“公平理论”等等，对于不同的人才，有着不同的管理方式。 1.1、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是在前人莫瑞的研究下，进一步发展了其研究，并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阐释，马斯诺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他认为，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下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成为其主导需要，该理论从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来探究人的激励和人的行为，有力的说明了人不但有经济上的物质上的需求，更有来自社会和精神上等方面的需求，给予管理者如何激励员工以启示。
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决定理论(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ory) 汇率决定理论的概述 汇率决定理论是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分析汇率受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汇率决定理论随经济形势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发展，为一国货币局制定汇率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汇率决定理论主要有国际借贷学说(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购买力平价学说(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利率平价学说(Theory of Interest Rate Parity)、国际收支说、资产市场说。资产市场说又分为货币分析法(Monetary Approach)与资产组合分析法(Portfolio Approach)。货币分析法又分为弹性价格货币分析法(Flexible price Monetary approach)和粘性价格货币分析法(Sticky-price Monetary Approach)。 汇率决定理论的内容 国际借贷学说 国际借贷学说(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debtedness)出现和盛行于金本位制时期。理论渊源可追溯到14世纪，1961年，英国学者G.I.Goschen较为完整地提出。该学说认为：汇率是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而外汇供求又源于国际借贷。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两种。前者指借贷关系已形成，但未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借贷；后者指已进入支付阶段的借贷。只有流动借贷的变化才会影响外汇的供求。这一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说清楚哪些因素是具体影响到外汇的供求。 购买力平价学说 购买力平价学说(Theory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崩溃，各国货币发行摆脱羁绊，导致物价飞涨，汇率出现剧烈波动。1922年，瑞典学者Cassel出版了《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购买力平价学说。该学说认为，两种货币间的汇率决定于两国货币各自所具有的购买力之比(绝对购买力平价学说)，汇率的变动也取决于两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相对购买力平价学说)。假定，A国的物价水平为P A，B国的物价水平为P B，e为A国货币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则依绝 对购买力平价学说：e = P A / P B。 假定t 0时期A 国的物价水平为P A0,B国的物价水平为P B0，A 国货币的汇率为e0,t1时期A国 的物价水平为P A1，B国的物价水平为P B1，A 国货币的汇率为e1。P A为A国在t1时期以t0时期 为基期的物价指数，P B为B国在t1时期以t0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则依相对购买力平价学说，
汇率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历史 汇率理论与汇率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主要发达国家主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英镑贬值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发达国家纷纷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 与之相对应，汇率理论也分为固定汇率制下的汇率理论以及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理论。下面按照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分类，介绍主要的汇率理论对固定汇率制下的汇率理论的研究 一、金本位制度下的汇率理论 铸币平价说和国际供贷说是金本位货币制度下的主要汇率理论。铸币平价说认为：两国货币的价值量之比表现为含金量之比即铸币平价，这是汇率决定的基础。只要黄金可以自由输入输出，并且买卖不受限制，就不会出现银行券的发行超过黄金储备导致过量发行，银行券就不会贬值，汇率也就会在黄金输送点之间波动。 国际借贷说亦称外汇供求说或国际收支说。1861年英国的戈森在《外汇供求》一书中阐述了国际借贷说。这是最早出现的较成体系的汇率学说。戈森认为：虽然物价涨落、黄
金存量、信用状况和利率等都会引起汇率变动，但国际借贷是影响汇率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国际借贷的到期收付差额，才会引起汇率变动。这是应用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及供求法则来诠释汇率变动的原因。在这一时期，铸币平价成为两国货币兑换的客观标准，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汇率波动主要是由于外汇供求变动，所以国际借贷说在形成后的二、三十年间在汇率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金本位制时期，马克思认为两种货币的兑换以其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为基础。引起汇率变动的一般原因：一是对外的现金支付差额（不管造成差额的是何原因）；二是一国货币（金属货币抑或纸币）的贬值；三是两国分别以金和银作为货币，这两种金属价值出现相对变动即两国铸币平价变动。马克思还分析了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关系以及民众心理对汇率影响等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发生经济危机和黄金大量外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了金币本位制，而改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风暴的摧毁下，金本位制土崩瓦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取而代之，各国货币汇率跌宕起伏。面对这种新情况，许多经济学者探讨汇率的决定和变动的问题并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在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中，传统的购买力平价说、汇兑心理说和利率平
文献综述的主要方法 文献综述抽取某一个学科领域中的现有文献，总结这个领域研究的现状，从现有文献及过去的工作中，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角度。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分析综合当前该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从而揭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为后续研究寻找出发点、立足点和突破口。 文献综述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在国外，宏观的或者是比较系统的文献综述通常都是由一个领域里的顶级“大牛”来做的。在现有研究方法的著作中，都有有关文献综述的指导，然而无论是教授文献综述课的教师还是学习该课程的学生，大多实际上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到了真正自己来做研究，便发现综述实在是困难。 约翰W.克雷斯威尔（John W. Creswell）曾提出过一个文献综述必须具备的因素的模型。他的这个五步文献综述法倒还真的值得学习和借鉴。 克雷斯威尔认为，文献综述应由五部分组成：即序言、主题1（关于自变量的）、主题2（关于因变量的）、主题3（关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两方面阐述的研究）、总结。 1. 序言告诉读者文献综述所涉及的几个部分，这一段是关于章节构成的陈述。在我看也就相当于文献综述的总述。 2. 综述主题1提出关于“自变量或多个自变量”的学术文献。在几个自变量中，只考虑几个小部分或只关注几个重要的单一变量。记住仅论述关于自变量的文献。这种模式可以使关于自便量的文献和因变量的文献分开分别综述，读者读起来清晰分明。 3. 综述主题2融合了与“因变量或多个因变量”的学术文献，虽然有多种因变量，但是只写每一个变量的小部分或仅关注单一的、重要的因变量。 4. 综述主题3包含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的学术文献。这是我们研究方案中最棘手的部分。这部分应该相当短小，并且包括了与计划研究的主题最为接近的研究。或许没有关于研究主题的文献，那就要尽可能找到与主题相近的部分，或者综述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及的与主题相关的研究。 5. 在综述的最后提出一个总结，强调最重要的研究，抓住综述中重要的主题，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主题做更多的研究。其实这里不仅是要对文献综述进行总结，更重要的是找到你要从事的这个研究的基石（前人的肩膀），也就是你的研究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约翰.W.克雷斯威尔所提的五步文献综述法，第1、2、3步其实在研究实践中都不难，因为这些主题的研究综述毕竟与你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有距离。难的是第4步，主题3的综述。难在哪里呢？一是阅读量不够，找不到最相
人民币汇率论文：基于汇率价格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中文摘要】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由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 ,LOF)的存在,一国的名义汇率与相对物价水平存在着负相关 的关系,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是完全的。然而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 不断出现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相抵触的现象,经济学家开始反思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中所存在的缺憾。在我国,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与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双高”现象似乎是对传统理论的又一次挑战,使汇率和价格的关系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的“双高”现象违背了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不适用于我国的经济状况,还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的理论研究; 这种现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持续下去;汇率的传递效应会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影响物价水平,其传递效应是否减弱,如果减弱也就是在不完 全的传递效应下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在综合了以往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购买力平价理论((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和汇率超调理论(Overshooting Model)为出发点,深入 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部分:在购买力平价理论以及汇率超调理论的基础上, 对汇率... 【英文摘要】In tradi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due to the law of one price,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ountry’s nominal exchange rate and relative prices
关于激励理论的文献综 述 Pleasure Group Office【T985AB-B866SYT-B182C-BS682T-STT18】
关于激励理论的文献综述 激励问题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我国才刚刚起步。尽快形成结合中国企业实际的我们自己的激励理论和已此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是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当务之急。 一、前言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经济也越来越成熟，而中国由于开放时间较晚，管理理论和经验落后，相对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激励问题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如何从激励理论研究上找到突破口，尽快达到发达国家的实力是我们应当仔细思考的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激励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着名的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分成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一个层级系统。马斯洛的发现因符合一般的观察结果，因而在企业界与学术界都颇为知名，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实际工作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有许多管理者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的不同划分提出了不同的激励措施，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马斯洛的观点不免带有机械论的偏颇：他认为需要层系只有单一的逐级上行的机制。同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因为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作支撑，信度不高。 耶鲁大学的阿德弗教授针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不足，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修改为ERG理论，他认为有三种核心的需要：生存、相互关系和成长，生存需要涉及到满足人基本的物质生存的需要，包括马斯洛称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这两项；第二种需要就是相互关系，即维持重要的人际关系的需要，这类需要和马斯洛的社交需要和自尊需要的外在部分相对应，这是人在社会中立足的重要需要。第三种需要是成长需要，即个人发展的内部需要，包括马斯洛尊重需要的内在部分和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些特征。阿德弗继承了马斯洛的层系与逐级上行的概念，但却做了两点重要的修正：一是将马斯洛的满足则上行的运动规律，补充以一条新的挫折下行机制，即当最高层的成长需要得不到满足受到挫折时，下层的情谊需要会在新的水平上重新显现而成为主宰，同样规律也存在于情谊需要及其下层的生存需要之间。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同，ERG理论证实了人的多种需要不是阶梯式的关系，它可以同时存在，如果高层次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么满足低层次需要的愿望会更强烈。大量的研究表明，ERG理论更符合实际，是关于需要层次的一种更为有效的观点。 麦克里兰的"成就需要理论"，把与工作有关的需要分为成就、情谊与权力三类，前两者相当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与社交需要，后者则指想要影响与控制别人的需要。麦克利兰研究指出，成就需要与工作绩效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系列的激发员工成就需要的方法。同时，他还指出，情谊和权力需要与管理者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 赫兹柏格的"双因素理论"指出，一部分因素和工作环境或条件相关成为保健因素，这类因素的满足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而另一部分因素和工作内容紧紧连在一起称为激励因素，这类因素的满足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汇率理论的新发展 近年来，汇率理论不再仅只专注于均衡汇率水平的决定，而是对汇率决定的过程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这些新理论不仅传统理论的前提假定提出了质疑或修正，而且还引进了新的变量，并使用了新的分析工具。 第一节理性预期汇率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货币主义汇率理论及资产组合汇率理论以物价水平，利率，不同种类资产之间的相互替代决定汇率，实际上肯定了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 hypothesis）的汇率理论认为，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外汇市场的供求又是由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决定的，因此，理性预期必然是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每一个外汇市场参与者都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该经济人在买入或卖出外汇时，必然会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现在的所有可以被利用的信息，必然会以自己对即期汇率未来水平的看法—汇率的主观预期为指南。 在这里，汇率的波动是人们对市场预期的反应，而不是对当前市场状况的反应。 一有效市场假说 所谓“有效市场”是指市场价格能够及时、准确和全面地反映所有公开的信息，且所有的信息都能被市场参与者迅速领悟并能立刻反映到市场价格中去，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够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对未来市场走势进行预测，以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有效市场”也意味着所有的获利机会都已被市场充分利用，市场参与者不可能根据公开信息持续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收益。 有效市场的最初概念是由Fama提出的，它描述这样一个市场，即“对未来证券价值进行预测的是大量理性的、彼此竞争的利润最大化者；市场参与者必须能够自由地获得当时重要的信息。”如果资产的价格是资源分配的信号，它们必须能够成功地传播将来市场发展的所有相关信息给需求者和供给者，如对外汇市场有效性来说，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能够反映所在相关的市场信息，投资者不可能赚取超额利润，因此均衡价格是在所有可得到的信息条件下形成的价格。市场是所有信息的敏感器，调节着价格变动。 有效市场假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弱式有效市场假说（the Weak Form of the 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现行的市场价格仅充分反映了包含在过去价格中的所有信息，因而投机者不可能通过分析过去的价格信息得到额外的收益。第二种是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the Semi-Strong Form of the 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现行的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包含在过去价格中的全部信息，而且反映了现在的所有公开信息，因而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当前和过去的所有信息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三种是强式有效市场假说（the Strong Form of the Efficiency Market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现行的市场价格不仅反映了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公开信息，而且还包含了未公开的内部信息和对将来的预期信息，因而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对信息的垄断而获得额外的收益。 有效市场假说是以发育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前提的，如果市场价格没有包含一切可得到的全部信息，就必然存在着尚未被利用的赢利机会，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套利过程发生，最终消除市场上潜在的赢利机会，投资者得到正常收益。因此，在有效市场上，不存在资金流动障碍，交易成本可以忽略，投机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即使很小的赢利机会也会引起大
---------------------------------------------------------------范文最新推荐------------------------------------------------------ 探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关系 一、引言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 （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 1 / 11
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一、文献综述 （一）文献阅读的重要性 1、开阔我们的理论视野，明确我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2、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 3、熟悉并学会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方法 （二）如何进行文献阅读 1、几种主要的文献媒介：报纸：报纸的类别；报纸的特点；书籍：书籍的类别；书籍的特点；杂志：杂志的类别；杂志的特点；网络：网络的类别；网络的特点； 2、选择媒体的原则： ＊科学性、真实性 ＊学术性、前沿性 （三）文献综述的意义及写作 1、文献综述的意义 ＊说明本研究的研究生长点 ＊区别本研究与别人的研究 ＊作为一种文体有利于他人的研究 2、文献综述的要求 ＊参考的文献在15篇以上 ＊要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 1＊文献综述要有层次和比较全面
＊注好出处 3、文献综述的样式 见附件 4、文献综述常出现的问题及其克服 常见问题： （1）综述的内容和所要研究的内容相脱节，为综述而综述。 （2）综述的文献水平低，不全面，使研究的基础不牢固。 （3）综述中只有别人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取舍和评价，综述者的研究角度和立场不鲜明。 （4）综述中的层次不清晰，内容不全面，使我们的研究基础有漏洞。 克服的方法： （1）围绕自己研究的题目和关键词确定要综述的范围 （2）选择学术性强的媒介中的文献进行综述。可以从人的角度了解本研究 的前沿人物，从他们入手综述研究文献 （3）明确综述的目的，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确定自己的概念和研究体例。 （4）综述的框架要覆盖主要研究内容，表述体现逻辑性。 2二、概念的界定 （一）概念研究的意义 1、概念是理论思维和表达的基本单位，所以一切研究都离不开概念，一切研究都始于对概念的界定。
An Research Review abou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BI Yu-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 ：Exchange rate is a kernel tool in open economy,it has important effects i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research on pass-through effects began from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changed from fixed system to float system.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xchange rate's research.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 -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the law of one price and pricing to market ，and also narrate the influence of pass-through on the price system by a pass-through model.The pass-through on export price and import price are sequential process.When exchange rate changed,exporter would adjust their makeup under the incomplete market structure.For the pass-through of import price,there al -ready exists incomplete pass-through.The final sale price includes untradeable domestic service cost,which was not influenced by ex -change rate,so the pass-through effect been further weakened.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ricing to market ；mechanism of pass-through ； price stickiness 摘要：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工具变量，在维持一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汇率传递问题的关注开始于世界由固定汇率体系向浮动汇率体系转变的时期，目前它仍然是关于外部调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汇率传递与一价定律、依市场定价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汇率传递模型阐明了汇率变动对价格体系的传导机制。汇率变动对商品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传递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获知汇率发生变动时，出口商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出于经营目的会调整其对价格的加成，这反应到进口国的进口价格上已经是一种“不完全”的传递；而进口商品由于存在分销过程，在最终销售价格上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国内不可贸易的服务成本，这部分成本由于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传递会进一步被削弱。 关键词：汇率传递；一价定律；依市场定价；传递机制；价格粘性中图分类号：F75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92X （2010）03-0100-04 收稿日期：2009-06-26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国际贸易”学科的资助（学科编号：J5170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2008EJB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毕玉江（1974-），男，河南兰考人，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贸理论与政策研究。 汇率传递：模型说明及文献综述 毕玉江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经贸学院，上海201620） 自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市场需求不振，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是商品出口大国，世界市场需求对我国外贸发展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而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工具变量，在维持一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汇率传递问题的关注始于世界由固定汇率体系向浮动汇率体系转变的时期，目前它仍然是关于外部调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尝试对汇率传递进行较全面的概念剖析，明确汇 率变动对价格体系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为在金融危机下研究我国外贸长远发展提供思路。 汇率传递（pass-through ）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早期关于国际收支和货币校准（currency alignments ）问题的研究文献当中。William Branson(1973)认为，汇率调整并不总是会在最终的进出口价格上反应出来。他举例说明虽然日元升值，但日本出口商自己负担了成本的上升，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利润(profit margins) ·100·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