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两历奇迹，一生求索

【编者按】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以及

争议，可参见FT中文网此前专题。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在本文中从个人经历以及经济实践谈起，阐释他如何构建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强调自己多年来研究思路一以贯之。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

机会。本文为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序言，FT中文网获得授权首发。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历经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此时的中国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等到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基本上这些国家领导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中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

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当时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罪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的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

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能够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而会伴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为了这些产业仍然被认为是国

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所必须有的“先进产业”，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隐性”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

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高，代价会比之前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比双轨、渐进的改革严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存在，总的来讲，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则更加严重。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渐进

双轨的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危机的发生却更加频仍。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取得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须有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出现停滞和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

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

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

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

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

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 盖尔?约翰逊

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

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

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森夫

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以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

61位主讲者，也是第二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

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

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从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

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去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增加了我对过去20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因此，利用2009年6月我到世行

工作一年时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

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经济学界的同行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要重回亚当·斯密，但是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所揭示的对所关心的问题、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在十八世纪之前就是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也要1400年

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使得劳动的产出和价值不断增加，伴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资本需求和风险的扩大，各种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给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在我提出“有为政府”的观点时，其他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政府的干预

是正确的？就此，我发表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长的作用”一

文给予回应（更多可参见FT中文网新结构经济学讨论专题）。

2012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前我将先前所写的相关论文结集，以《新结构经济学：反

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离开世界银行以后，我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结合我在世界银行走访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崛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被人戏谑为“令人抑郁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

样，因为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处处是不足和缺点。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则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马把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中国为例，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的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

投资环境糟糕。中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来坐等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的竞争中自发的涌现。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中国在转型初期虽然劳动力的成本很低，但是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以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克服这个瓶颈限制，中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鼓励国外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心的外资企业到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

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

上述务实的理念和做法虽然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糕的选择，但是却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亚其它经济体，甚至是非洲的小岛国毛里求斯发展成功的秘方。

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证明了这种务实的发展思路和做好在其它发展中国

家同样适用。为了验证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适用性，2011年我在世界银行委托了一项名

为《非洲轻工业》的研究项目。该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只有中国同行业工资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业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中国的70%，与越南大体相当。劳动成本大约占中国制鞋业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埃塞俄比亚

在制鞋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年，中国的制鞋业雇佣了1900万工人，越南有120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8千人。

2011年3月，我带着研究成果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拜会了当时的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告知他这项研究的发现，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筑巢引凤”，以及政府一把手亲自招商引资、增加投资者信心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经验。同年8月梅莱斯利用到深圳参加大运会的机会，亲自邀请中国的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华坚鞋业是国内生产出口中高档女鞋的一家大型生产厂商，受此邀请，2011年10月由老板张华荣带队到亚的斯亚贝巴考察，当场决定投资，并招募了86名当地工人到国内培训，三个月后，于2012年1月便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从最初的550个工人，到了12月底扩充到1800人，当年华坚公司已经让埃塞俄比亚的鞋业出口翻了一番多。到2013年12月华坚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3500人，预计到2016年会达到30000人。

埃塞俄比亚是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453美元，又地处内陆，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来看总体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在全世界排名皆靠后。2012年之前，埃塞俄比亚和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外商从来没有将之视为是一个可

以做为加工出口基地的国家，发达国家的买家也从来不会有信心向埃塞俄比亚的加工企业下订单。华坚鞋厂立竿见影的成功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买家对埃塞俄比亚的印象和信心。2013年由埃塞俄比亚政府出资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博莱拉明(Bole Lamin)建立了一个

新的工业园，第一期规划建22栋标准厂房，到了年底8栋已经建成，其他14栋还在规

划中。2013年冬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些厂房就被22家外国出口加工企业抢租一空。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的排名，埃塞俄比亚从2012年的125位跌到了2013年的127位，上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还是发生了。世界著名的大零售连锁商店像H&M，TESCO等也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了采购代表处。世界银行过去对建立工业园持保留态度，在上述成绩面前，2014年破天荒地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2.5亿美元的40年免息贷款，

支持博莱拉明工业园的第二、三期建设。

思路决定出路，上述的经验证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需坐等所有的发展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发展经济。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来，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和脱贫的一章。

我非常高兴《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出版以后得到许多好评。诺奖得主斯宾

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阿克尔洛夫赞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诺奖得主福格尔则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接纳和重

视。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

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

会议回来和他面谈。2013年2月，我率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中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文版出版以后也在国内得到好评，获得了包括国

内图书最高奖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其中，“新结构经济学：”一文则获得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尤其，《经济学季刊》在2013年4月份出版的第12卷第3期刊上登了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等5位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的评论和我的回应。这种讨论对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很有帮助，在第二版中，我将这些讨论收集在第一章“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之后。我同时也将1989年发表于《Cato Journal》上的“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作为第五章放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产业和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动而变化时，也要求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就是软的基础设施）随之做出相应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新收录进来的这篇文章虽然是25年前的旧作，但是，思路和观点和新结构经济学是一致的。一来说明，我这20多年来不同时期研究的问题虽有不同的着重点，

但总体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是可以叠加而成为一个体系的；同时，把这篇文章收集进来也是对大家关心的制度变迁问题的一个补充。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的总结，这个理论体系来自于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期盼能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和转型的实践能够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的梦的实现，以及“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代的到来能有所贡献。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讲稿摘要 一、为什么要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 任何理论，包括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其目标都是帮助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现象，以及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因果关系。这样的理解能为政府、企业或个人做各种选择提供参考依据，更好地达到目标。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并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个理论就必须进行反思。同样，如果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政策或做出的选择不能帮我们达到我们所要的目标，这个理论也必须进行反思。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从报纸到学术会议，“反思”在经济学界很常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2008年突如其来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现有理论在危机前未能预测，危机后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反思结构主义 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新分支，二战后才独立出来，在过去的近3/4个世纪，发展经济学本身一直在反思。 最早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即发展经济学思潮的第一波（或称第一版），由当时一批“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 为什么称为“结构主义”，因为当时那些经济学家看到发达国家非常先进、富裕，发展中国家非常落后、贫穷，他们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两者差距乃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发达国家有洋枪大炮等重工业，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很高，而发展中国家以农业、自然资源为主业，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很低。 所以，从这个理解出发，第一版发展经济学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以改变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作为出发点，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洋枪大炮等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没有发达国家的重工业和现代化产业？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给出的解释是：市场失灵，即发展中国家结构僵硬，市场无法配置资源。因此相应的发展建议就是政府积极干预，直接配置资源去支援先进产业或重工业优先发展，提出的政策就是进口替代战略，鼓励发展中国家出口农产品、自然资源等，以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产品。

新结构经济学期末测试练习题9

1、哪一项关于宏观经济理论流派的论述不正确（）。 A.新结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不仅仅考虑市场和政府在充分就业（资源充分配置）上的局限与作用，更需要考虑结构变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B.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秉持理性预期观点认为政府干预起不到预期效果 C.古典经济学秉持萨伊定律认为不会出现自愿失业 D.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会失效需要政府干预才能抑制经济衰退 正确答案：C 2、工业革命之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反映了哪类要素禀赋支配下的外生冲击（）。 A.物质资本 B.自然资源 C.人力资本 D.劳动力 正确答案：A 3、哪一项对20世纪下半期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稳定化趋势的解释不符合结构变迁的视角（）。 A.相比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美国之后由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节能技术进步使得石油冲击不再那么重要 B.美国就业结构变得越来越稳定，白领工人占比越来越多，蓝领工人占比越来越少 C.美国相对波动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波动较小的服务业比重显著上升 D.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美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大幅提升，驾驭经济周期能力提高 正确答案：D

4、就战后至今世界各个经济体的整体趋势而言，经济波动随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是（）。 A.经济波动与发展阶段无关 B.经济发展阶段越低，经济波动越大 C.经济波动随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倒U型变迁趋势 D.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波动越大 正确答案：B 5、哪一项对发展中经济体整体上相对而言经济波动比发达经济体更大的论述不符合新结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A.波动性更大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 B.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抗击风险能力较低 C.越是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遭遇更大的经济不稳定 D.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远差于发达国家，所以波动更大 正确答案：D 6、哪一项关于“潮涌现象”的相关论述不符合新结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 A.具备信息优势的政府可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规避过度的“潮涌现象” B.发达国家相对而言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永远都不会出现“潮涌现象” C.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前沿内部，对有前景的产业有共识 D.协调问题和信息问题以及市场的“羊群行为”都会加剧“潮涌现象” 正确答案：B 7、哪一项关于货币中性的论述不正确（）。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 王勇(香港科技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见解 王勇* 去年六月恩师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圆满卸任，四年之后重新回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执掌教鞭。林老师在世行的四年期间，将原来强调“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发展经济学说进一步升级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林老师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整个发展经济学中正在兴起的第三波思潮。第一波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失灵，主张“进口替代”的以政府干预主导的发展战略。第二波是八十年代起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代表性的政策主张是“华盛顿共识”和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休克疗法”。林老师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提出称为他在世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从世行回到北大以后，林老师在短短数月内连续出版了数本关于新结构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著作。 而今年十月份，又喜逢林老师六十大寿。在林老师生日期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非常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会上北大的校领导宣布将成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大力推进林老师首倡的这一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而就在林老师60岁生日宴会前一周左右的某个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让我对林老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结合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独立研究，列举几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新见解。无独有偶，前几日我去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作学术报告，期间傅十和教授将他朋友写的对林老师《新结构经济学》的批评性的匿名评论转发给我，并询问我对该批评的看法。我读后发现，该批评主要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何处非常质疑，反映了该读者对新结构经济学尚缺乏深度的了解。 我在求学和研究的路上，一直以来都有幸受到林老师的指点和提携。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曾上过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与“发展经济学研讨课”，至今 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作者电子邮箱：wangyong.cg@https://www.doczj.com/doc/e615606021.html,。

新结构经济学读后感

读《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有感这个学期学习发展经济学了相关知识，期间拜读了林毅夫先生的著作《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发展理论有了一个新的拓展。将以往对经济发展的模糊零碎的知识模块化，整合在了一起，受益颇深。 新结构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理论主要立足于三个角度：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的产业和基础设置；三、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倾向于要素禀赋发展论。林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不同的风险种类。 一个经济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除了要素禀赋发展理论，还有学者认为经济体可以选择市场需求来作为自己经济启动的道路选择。选择市场需求理论发展无疑是看到了市场的需求，想借助市场需求打开经济局面。事实上，这种选择对于一个经济尚未启动的经济体来说其风险性是大于要素禀赋理论的。虽然响应市场需求生产出的产品不怕没有销路，但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就太大了。对于一个经济尚未启动或者刚刚启动的经济体来说，从自身的要素禀赋出发显然成本风险会小很多。如果一个经济体只有一种要素禀赋占优那么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经济体有多种要素可供选择，这个时候必须借助市场需求理论，结合市场进行生产，不能盲目根据最优要素进行生产，这样可以减小生产之后的再生产风险。 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相应的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在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充裕但物质和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才会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位于发展水平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由于已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也不是自然资源，而是资本；因而在有规模经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备比较优势。 就这样，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进而决定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则刺激出了产业结构和基础设置不同。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和运用 目录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 五、经济学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简言之，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分开。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性’还带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的要求，以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不再在所谓社会科学与所谓‘人文’科学之间作任何区分了。”所以，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也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它以人文社会问题作为对象性基础，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性问题，提升人们的方法论自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选用方法，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社会研究是为了发现和解答社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解释的过程。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使人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解释预测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这些方法只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诠释就是理解和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中的人和人们的社会行为，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不确定因素更多，其偶然性和独特性更大，同时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更多。因此，社会科学的成果具有或然性一面，其预测常常会出现“测不准”的现象。但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功能和价值是确定无疑的，社会历史领域规律性、必然性的存在是客观的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科学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具有统计学意义，是或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所以，在社会规律呈现多样性、非规则性和不可重复性的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必须更加灵活。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作者李雷 学院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专业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年级2016 学号2016100046

摘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要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完善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先是完全排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到重新开始认识和学习并接受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到现在我们逐渐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接轨并展开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前的基础上，我们应继续努力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框架，更好地指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 I

目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 1.1经济学简介 (1) 1.2经济学方法论 (1) 1.3中国经济及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现状 (2) 2.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3) 2.1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3) 2.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3) 3.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4) 3.1加强经济学理论学习的意识 (4) 3.2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4) 3.3客观合理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5) 4.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意义 (5) 4.1理论意义 (5) 4.2现实意义 (5) 5.总结 (6) 主要参考文献 (6)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1经济学简介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经济学。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由西方国家学者推动，是现代经济学的各主要流派的奠基者。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企事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和经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产生过：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等诸多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第二，总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或整体倾向性上对它持否定态度，而在具体的内容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有用之处，当然还要考虑到国情的差别。我国在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问题上可以运用。 1.2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即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①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方法论会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方法论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方法论这个概念。 经济学方法论从学者们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产生，是对其方法的系统概况，同

经济学研究方法

关于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综述 一、引言 消费需求，特别是作为最终需求的居民生活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消费问题历来就是中外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消费经济理论在西方经过了200 年的研究，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我国对消费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消费产品自给性强，其消费行为和心理明显不同于城镇居民。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 西方经济学中，经典的消费理论强调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凯恩斯（1936）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是由收入唯一决定的，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可以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Ct=a+b+Yt，式中C为总消费,Y 为总收入，下标t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为边际消费倾向，b的取值范围介于0与1之间。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被称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实际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这里所指的收入是现期绝对实际收入水平。“现期”是指本期的收入，不考虑过去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收入；“绝对”是指收入的绝对水平，而不是收入的相对水平；“实际”是指按照货币购买力计算的实际收入。在该理论中，凯恩斯强调的是绝对收入水平。（2）边际消费倾向是大于0且小于1的正数。也就是说增加的收入中消费也是增加的，但是小于增加的收入。（3）边际消费倾向本身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这就是凯恩斯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4）边际消费倾向小于平均消费倾向，即MPC

归纳主义方法论和演绎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体现

归纳主义方法论和演绎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体 现 摘要：归纳主义是归纳推理的思想方法在认识论中的系统化反映。它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演绎主义强调演绎方法是获取知识、建立理论的基本方法。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在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归纳主义方法论的基本主张，比如，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 关键词：归纳主义重商主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德国历史学派演绎主义重农主义李嘉图西尼尔奥地利学派 一．归纳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的表现 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它是归纳推理的思想方法在认识论中的系统化反映，它强调观察和系统地经验总结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归纳主义主张把知识的获得、科学理论的形成等都惟一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认为只有通过感性认识和经验得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它要求在观察时摒除头脑中一切先入为主的见解，反对在进行观察、实验之前对观察对象的性质做出任何预先的判断。[1] 归纳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起到重要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在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等方面都体现出归纳主义方法论的基本主张，比如，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后期的德国历史学派，20世纪的经济计量学，宏观经济学等。 重商主义是16～17世纪封建主义解体之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重商主义理论和归纳主义出现在同样要求摆脱几千年来宗教圣典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它使科学面向生活，使重商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带上归纳主义色彩。早期的重商主义，主要通过经验总结来提出自身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通过总结商业资本的经营实践，来反映在获取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客观规律，把人们对经济活动规律认识的来源定位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开始了以实践经验为基本来源建立经济理论的时代。 威廉·配第是最早使用归纳方法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并运用归纳的方法认识经济现象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方法论方面，他认为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自然规律，他力图应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不仅把研究的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把劳动和土地看作是财富的本源，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而且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分析，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在商品的价值、价格、货币以及工资、地租、利息和低价等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2]他的经济学著作在论述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时，力求探索经济现象产生的自然基础。他以培根所创始的经验科学的方法(即依据观察、比较、实验、归纳等方法)为根据，提出“对于人口、土地、资本、产业的真实情况的认识方法”，用计量作比较，用数字作语言，阐明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写出《政治算术》这本名著。配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是要说明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他要解决的问题比重商主义更深一步。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亚当·斯密继承配第的方法论传统，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他的方法表现出二元特征，即科学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并存。斯密研究方法的二重性是同他的二重的研究任务相联系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

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试行版)第3章课件

第三讲 新结构生产理论：禀赋结构的供求原理

?本讲主要介绍新结构生产理论，或者最优生产函数理论。这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水岭，后者给定生产函数求解最优资源配置，而前者则恰好颠覆过来，给定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的产业和代表这个最优产业的生产函数。 ?这一讲是新结构经济学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新古典理论大都围绕生产函数打转。这其实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包含生产函数的理论都将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新结构生产理论为探索广阔的结构变迁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同时也为沟通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座桥，为统一资源配置和结构变迁提供了可能。

?本讲与第2讲所介绍的新结构经济学一般化分析框架不同，而是以整个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来简单明了地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四大原理，并对其刻画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的结构变迁方程的一些重要性质展开讨论。 ?最后用扩展到无限维禀赋结构的新结构分工理论讨论了人类历史上漫长的马尔萨斯陷阱及英国工业革命案例。

本讲的重点和难点与学习注意 ?这一讲的学习重点和难点是需要清楚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中的前四条：禀赋结构的供给原理、禀赋结构的需求原理、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原理、最优生产结构原理。 ?这一讲学习中可能需要引起注意的方式是，借助任何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例子，通过新结构经济学基本公理来演绎推导出上述四条基本原理，同时学会推导结构变迁的一些重要命题，比如结构升级效应如果大于边际产出递减效应则利率不会随资本积累而递减，尽管在标准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设定下。这是结构变迁的威力，同时也是揭开后面一些课程内容所讨论的内生增长、高储蓄率、卢卡斯之谜等等现象的根源。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0.2 Research Methodologies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Induction Constructing general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observation. Deduction Using a theory to draw conclusions about specific circumstances. Positive statement A value-free statement which can be tested by an appeal to the facts. Normative statement A value judgment.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Cross sectional Longitudinal Experiment Survey Case study Grounded theory Ethnography Action research Sampling Secondary data Observation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Research philosophy Research approaches Research strategies Time horizon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process ‘onion ’ Mark Saunders, Philip Lewis and Adrian Thornhill 2003 Research onion process Positivism Realism Interpretivism Deductive Inductive

(完整word版)《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书笔记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读书笔记 这篇文献是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1953年的出版的《经济学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给我的总体感受是很好的，深入浅出，意味深长。开篇从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入题，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实证科学、规范科学及方法技巧这三者的混淆是很普遍的，并成为众多错误的根本原因，对这三者的讨论对确认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独特的实证科学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主要讨论在创建凯恩斯意义上的‘独特的实证科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方法问题。”严格的说就是研究怎么样判定一个假说或理论是否应该纳入到实证科学的范畴，即‘是什么’的系统体系。这种普遍的混淆极大的妨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发展进程。 一、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难以避免的，理论是研究者们的成果，其关注的问题也和他们自身有关，他们的研究来源就是经验之内和力所能及的那么一个圈子了。经济学的争论也是源于此，夹带着自身的主观和不那么完美的客观，那些自诩为专家的意见分歧相当大，很难保证他们的结论是不偏不倚的。这里所说的绝不是完全意见一致就就是好事，从天文学的发展就能看出了，地心说到日心说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文章的观点来看，在‘实证分析’中，研究者很倾向于调整相应的实证结论已支持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同事拒绝那些有悖于自身的规范分析的结论。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与任何伦理立场及规范判断的，重点在于是什么，既一种客观的科学，与资源科学并无二致。 但是作者认为哪并不是根本差异。 规范经济学及相关经济学方法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结论都会有基于某种行动产生的预测，这种预测或多或少是根治与实证经济学。另一方面，政策结论与实证结论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文章提到了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问题，各方的争论都有其现实意义，就算是普遍接受的最低工资问题上也存在迷糊的差异，我从文中发现，那些争论者过于关注政策所导致的新问题，再加上政治和社会影响，要达成完美一致是几乎不可能的，最终立法成功，必会有新问题的产生，我的看法是，只要政策的效果是使立法前的微观个体的状况变好，并没有使某些个体的状况变差，这项立法就是值得的。 西方政策上的分歧大抵都是上述的情况，各自都明白好的坏的哪些方面，尽管不全面，这种争论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实证的过程。所谓实证分析是指只对经济现象、经济行为或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其特点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分析问题具有客观性；得出的结论可以通过经验事实进行验证。但是一种政策是有时效，可能还存在一种机会成本，即在立法的时间选择问题，今早的立法可能可以解决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瞻前顾后的结果是现状的更加严重性，理论能经受实证的考验，即通过事实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有关正确的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将不是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实证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要建立有别于规范经济学是我实证经济学，正是在于促进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性。 二、实证经济学 实证的终极目标是提出一种“理论”和“假说”，对尚未发生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这种理论一部分是有组织的系统的推理方法，其二是具体的假说内容，及从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关键特征。作者在文中提到，理论是没有实质内容的，仅仅是一系列的套套逻辑，对于这点，我表示怀疑，或者说是我不懂，那些列的逻辑不就是某种描述性的、概括性等的内容么？理论的功能则是在于为组织和整理经验材料提供分类依据，从逻辑出发可以揭示理论预言是否完备和前后一致，即从语言的角度看该命题是否是“正确的”。事实证据则可以说明“分类编排系统”即理论的逻辑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作者引用了供给和需求的案例，这种二分法分别列举了一系列的影响供给和

经济研究方法论讲义

《经济研究方法论》讲义 第一部分一般概述 一．为何学习本课程? 硕士论文、研究选题、研究过程、怎么做、实践的先导 通过对研究过程的正规学习，可以增进研究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 应结合对研究过程的完整讨论，结合对“研究”所作的定义，而给一个格式定义。要明确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既不是经济学方法论或科学哲学，也不是研究的工具和技术。 二．学习方法论的理由： 方法论是指处理问题和从事活动的方式，它构成了我们完成一项任务的一段途径或路线，而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细节。 具体做法是方法和步骤，而不是方法论。 学习方法论的主要理由是，它为形成新的可靠的认识提供了一种已经受过时间检验并已被证实的手段，而这些被积累起来的不断扩大的具有可靠性的认识便构成了科学。 学习是“知”，了解方法是“行”的前提。 很多人从事职业经济学研究，但并不知道如何从事研究，这仅仅能从发表文章看出。 学习本课程旨在提高人的从事经济研究的熟练性和有效性。 三．读者的规则： 假定掌握了经济学（宏观、微观、资源、农业经济学等） 假定掌握了统计学、计量经济学 假如有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动机 假定已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 开始学习研究方法论，还应具备一些品质： 一是批判性的思考：提问、审视 二是不可走向极端：鸡与蛋的故事 结合能力是经济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它包括从众多概念、事实和前人所作的研究中进行挑捡、选择的能力，以及对与一个特定的问题有关的众多要素进行选择和结合的能力、创造力。 三是心理和感情的成熟：经历、阅历、热爱 四．本门课程的教学安排 怎样学，讲解方法：理论教学＋范例示意＋自学＋开放式交流 组织讨论，分头指导。 五．关于研究、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论的一般概念 研究：《韦伯斯特大学生词典》1997年定义：

经济学方法论

DUFE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学号： 专业： 姓名： 教师评阅意见： 论文成绩□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0以下

摘要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介绍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以及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以及方法论对经济学未来的影响。 本文共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应用这两种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为出发点； 最后一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以及方法论与经济学的未来，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规范方法社会学科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的领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时俱进。它包容着批判主义精神，从事方法论研究，自然要富有批判态度，所有问题都可以争鸣，这一点也是所有科学活动的共同特征。 一、什么是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视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的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除了仍然用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为实证的研究和规范的研究，相应地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区分为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考察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的因果关系。它所解决的，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615606021.html,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作者：林毅夫 来源：《中国市场》2012年第50期 摘要：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双轨制向市场单一制转变；政府因势利导 中图分类号：F124 一、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中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至今32年发展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32年间年均经济增长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1979年，中国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而到2011年止，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2012年预计将超过6000元。这段时间的对外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每年平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确实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0.45（一般来讲0.45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警戒线）。其次，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第三，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第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尤其是从2011年年初至今，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有7.9%，跌破了8%。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的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话，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但是中国是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如图1所示，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大约只占美国的20～30%。通过分析1950-2008年的最新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 摘要：抽象与具体、实证和规范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恒久的话题。在方法论研究中，有两个经典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来表述抽象和具体、实证和规范的关系问题。本文在分析两个方法论隐喻的基础之上，详细讨论两个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李嘉图恶习休漠的铡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导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一、“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这样的逻辑了。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

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的再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的再创新 2012年9月，结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高级经济学家任期仅三个月的林毅夫教授通过北京大学及英美各地的知名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反映他过去四年在世行工作期间研究成果的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1]、《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2]、《解读中国经济》[3]等，积极为世界经济把脉，悉心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诊。他给发展中国家下一阶段经济发展提供的药方，就是其在自己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和论文中阐述并在诸多演讲和座谈会上大力推介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该理论在世界经济学界已引起关注和讨论。那么，何谓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到底新在何处？该学说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到底有何指导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三个问题梳理中外经济学界部分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一、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为了帮助众多停滞不前的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推动它们减少贫困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简称为新结构经济学[1]12。笔者在研读林毅夫教授有关此学说及其他学者评述的众多文献中，发现除了上述界定比较模糊的定义外，他们并未给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具体含义。综合林教授和其他学者的论述，笔者给新结构经济学定义如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本世纪初世界各地的一些经济学家为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到一条长期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途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分析历史上世界各国尤其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研究和探索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本质和决定因素[4]、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及其协同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点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 第一，某一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即土地或自然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特定发展阶段是相对稳定的，但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一个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需要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来升级和改善自己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市场优先建立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 第三，强调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其中，市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都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而政府则在制定政策和安排制度时起到提供信息、协调改善经济运行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和补偿外部性等作用。[1]12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脉络 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标志经济学诞生的《国富论》算起，迄今为止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不到240年。作为其子学科同时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母体的发展经济学，其出现和发展则更是最近六七十年的事情。简要梳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其发展阶段及其各阶段的主导思想大致如下： （一）发展经济学0.0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潮 这一阶段可谓前发展经济学时期，即发展经济学产生的预备和铺垫阶段。以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为源头，其持续时间大致为17761942年。（1）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帮助一国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目标的最好办法。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根据相互作用的市场和价格作出资源配置的所有决定，即他们

马克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阅后感 张宝华21220027 2013-4-9 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捍卫者，证伪主义思想成为贯穿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论点。甚至可以说他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大部分议程，把波普尔证伪主义推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议论中心。所谓证伪主义，是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吸引经济学的运用，契合经济学这门学科方法论上的要求，原因在于证伪主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容易接受的方法论规则，这种较简单易操作的方法论规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经济学中的问题不同于研究其他学科中的问题，它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影响成分比较复杂，甚至包含个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将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难免有些局限之处。 1、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的困难首先来自奎因—杜恒的“不确定性”问题。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孤立中被检验。经济学中“不确定性”例子比比皆是，经济学中简化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假设，如“商品的多样性”等限制条件的非现实性；收益递减在逻辑上的不可证伪性；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完全性假设，在逻辑上可证伪但在实践上的不可证伪。 2、证伪主义方法论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严格执行证伪主义标准，只会保护理论免于受证伪，采取防卫性的方法调整理论的假设或使用范围。现代经济学家把波普主义描述为难以吞咽的烈药，因为一旦证伪主义被严格的应用到经济学论证当中，许多经济学理论将无法存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防卫性保护。波普尔给予经济学家在众多理论中提出建议：选择那些最可证伪的命题，并试图去证伪它，如果该命题没有通过检验，就抛弃它。显然波普尔本人也在逃避这一点。 3、证伪主义方法论过于武断，即一次证伪成功便将该理论抛弃。如果将一种理论引入到时间序列当中，我们无法轻易地因为一次证伪而将它全盘抛弃，因为当时的证伪手段受限于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技术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思想的转变和技术的进步，原来被证伪的观点拿到现在很可能又是成立的，或者改变一下形势也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