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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

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
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

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重要问题

——南非生态批评给我们的启示

王诺

(本文刊发于《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六期,第33-40页)

【摘要】南非的生态批评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生态批评必须把挖掘清除导致生态危机的心理和文化根源作为重要任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培育生态的自我认同观;清除“生态恐惧症”,建立平等友好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和世界当下的生态批评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的认同;生态恐惧症;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王诺(1958—),男,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生态批评国际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编委,主要从事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阶段性成果(07BZW013)。

The Important Issues for Current Ecocriticism

-- Inspirations from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

WANG Nuo

Abstract: Ecocriticism in South Africa has enlightened us in many aspects: the major task

for ecocriticism should be to examine and eradic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roots leading to ecological cris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first be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Cultivate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identity; get rid of ecophobia and establish an equal,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se are also the urgent issues for ecocriticism to explore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identity; ecophobi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近年来,南非的生态批评发展迅速,引起了国际学界和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我国学者重视和借鉴,也引发了论者对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思考。2007年秋季,著名的劳特律治出版社(Routledge)和南非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南非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研究》(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的“生态批评专辑”(Special Issue: Ecocriticism),收入11篇论文和一篇总体性介绍(Introduction),全面而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南非生态批评的发展和现状,集中展示了南非生态批评的新近成果。纵览全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生态问题必需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要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积极变革思想文化、变革社会、创建生态文明。

生态问题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干扰破坏才导致了生态的失衡。生态危机是表征,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是人类数千年来形成并坚信了一套脱离自然、与自然为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选择了一条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违反自然规律、攫取并耗尽自然资源的生活和发展模式。不从思想文化的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消除或者缓解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实现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面对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揭示生态危机的恶果、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思想启蒙,批判命定论(认为命运注定人类只能在地球存活一个阶段,试图否认和开脱人类对自然所犯下的罪行)、逃避论(认为人类应当以逃出地球到火星或者其他星球继续这种反生态的生存,却拒不承担人类对地球生态的责任)等不负责任、没有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的观点和态度,推动负责任的、积极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危机应对。

在生态危机被越来越多人认识、生态系统总崩溃的征兆日趋明显的当下,社会上(甚至包括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和悲观的看法,出现了末日狂欢的态度,认为人类根本无法应对生态危机,所有的生态保护努力都注定将是徒劳的,人类只能等死,只好在垂死挣扎阶段尽情狂欢疯狂消费,我死了以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悲观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悲观之后的消极和堕落。在生态思想文化领域里,有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也是悲观主义者。比如著名的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学界不少人给了他一个称号:生态悲观主义者;但是,悲观的斯洛维克依然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积极推进生态文化事业。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悲观主义者,然而这些不屈服的悲观论者创造了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伟大成就。他们或像古希腊悲剧所言——目光永远盯着能力所不逮的远方,或像孔夫子所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问题的关键是悲观以后怎么办怎么做。是彻底放弃任何努力,等待甚至加速自然的最终惩罚,或者末日狂欢;还是尽人力,即便不能消除危机也要延缓危机,即便终有一死也要尽量活得长久一些、壮美一些?这才是所有保留了主体性和理想情结的悲观主义者需要认真思考的。即便未来真的会发生太阳风暴、行星撞地球等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难,也不能成为人类现在放纵自己、拒不认错、拒不改正错误的理由。不能因为未来也许可能大概会有不可抗拒的外力毁灭我们,我们现在就先自杀了事,自杀之前还要彻底放纵,把所有资源挥霍一空,让所有其他物种为我们陪葬。事实上,不仅仅生态问题,人类自己的很多问题能否彻底解决都是令人悲观的。我们真的能消除核武器吗?真的能实现人人平等吗?真的能做到社会公正吗?真的能达至世界和平乃至人类大同吗?……如果不能,难道我们就放弃所有努力,任自己完全堕落?

南非的生态批评是积极入世的文学批评,是具体地揭示人类思想文化与生态灾难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文化批评。埃里卡·莱茉尔(Erika Lemmer)在专辑导言里指出:“过去的这个世纪以三个重要的话语为标志,即公民权利、女性权利和环境行动主义的权利。纵使有多么明显的不同,这三种运动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对占有和统治的等级模式以及家长制模式的终极抗拒。”[①]莱茉尔试图揭示人类的占有和统治文化既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又导致了生态的危机,并显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在的思想关联。皮尔特·斯旺坡尔(Piet Swanepoel)也认为,“人格化地、工具化地、家长化地对待自然是我们当今环境危机的核心原因”(第230-231页)。深刻认识并突出强调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必要性才能够确立。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听到一些作家和学者对生态批评这样质疑:生态批评能够对生态保护实践起多大作用?与其纸上谈兵不如直接投身于生态保护实践。这样的质疑者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贡献,而且没有弄清楚生态保护的深层次、本源性的“治本”工作是对

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批判和生态思想文化的建构。正是这种“治本性”的任务,需要文学研究者的参与,而现实的这种迫切需要,注定了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前途无量。

论者认为,在莱茉尔等人指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之后,尚需进一步思考:指出这一关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仅仅是文学批评史发展演变的探讨;那么,除了这一论断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会大打折扣之外,其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论是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还是女性主义批评,其深层的思想基础还是人类中心的,其核心诉求也主要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生态批评与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它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它的核心诉求是生态整体的利益和价值,它要变革的关系不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主体间性关系,将传统的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变成和谐相处、休戚与共的自然共同体关系。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讨生态批评与20世纪其他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的关系,甚至探讨生态批评更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些研究诚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忽视了生态批评与传统批评的本质差异,忽视了生态批评在最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革命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转变,忽视了生态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文明的根本不同,就难免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生态批评的创新及其创新的目的。

论者还想进一步追问的是:揭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目的究竟是为了丰富发展以前的批评,还是为了强化壮大新生的生态批评?虽然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都有其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价值;但也应当看到,基本目的和主要诉求上的辨析,是将特定的批评进行学理性归类的必需。比如,有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转而倡导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有许多观点是与生态主义的基本精神相悖逆的。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能仅仅因为她们自称“生态”、涉及生态就简单地将她们的研究归类于生态批评。我们需要辨析:她们如此热衷地研究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根源,从而丰富强化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而为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呢;还是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新的角度,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来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压抑女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制度,从而更加确立女性主义,更好地弘扬女性意识,更有效地凸显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生态批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生态批评(简称女性主义的生态批评,中心词是生态批评);如果是后者,我们则要说那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生态批评某些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简称生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心词是女性主义批评)。在“生态”成为学术和社会热词和时髦词的当下,这种学理性辨析是必要的。而要做到准确的辨析,则不仅需要仔细考察打着“生态”旗号的论述的目的,还需要明确生态主义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明确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基本差异(参见论者的另一篇文章:《“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其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可持续首先是生态平衡的持续存在,是物种多样性的持续保有。

论者以前曾论述过:“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如果非要理解为“可持续发展”,那至少要强调:首先必须坚持生态的可持续。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论者参阅了不少国外学者的著述,但那些支撑性的观点几乎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比如,深层生态学家奈斯等人就强调,可持续首先必须是“生态可持续”(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必须“持续地反对生态的不可持续”,因为唯有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存在,才可能有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②]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强调非发达国家民众的持续发展权。这

些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而忽视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存有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是与生态主义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的。

令人惊喜的是,作为并非发达国家的学者,南非的生态批评家不少人能够超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局限,而首先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斯旺坡尔把“可持续发展”

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即最优先考虑的层面是自然资源,第二个层面是人类的幸存,第三个层面是人类的安乐或称很好的生存(参见第231页)。同样,莱茉尔也特意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词:“ecologically”(第224页),表明首先要做的是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没有一味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利,没有不现实地索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绝对同等的经济发展,而是把眼界扩大到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扩大到人的全面发展。这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经济起飞的国家——的生态批评家敬佩与借鉴。

自然资源并不仅仅是物资资源,还包括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精神上的、审美上的、人格完善和诗意栖居方面的资源,所有发展的第一前提就是要保证自然的可持续存在。斯旺坡尔将自然的持续存有和生态平衡放在第一位,放在至上的位置,说明他的思想整体上看体是生态主义的。在人类存在方面,斯旺坡尔首先强调的是幸存(survival),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生存权。这一点特别重要又含义丰富。所有的发展都不应当损害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决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过度发达而伤害乃至剥夺其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历史现实和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注定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发展权是有限的,受制于本国和全球生态承载限度。生态的承载力决定了地球上大多数人不可能过上发达国家人们现在享受的富裕生活。除非我们宁愿接受生态系统总崩溃、地球人和其他生物大灭绝的结局,我们只能现实地限制我们的发展,虽然这样的限制既谈不上社会公平也算不上生态公正,但却是无奈的、也是理智的被迫选择。毕竟,人类的持续存在离不开生态的持续;为了这个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为了本国本民族子孙后代的长久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努力争取发达国家偿还生态欠账、更多地付出保护生态的努力和实际有效地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必须做好被迫限制发展的准备。“要死一起死”的态度和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既不对生态负责,不对人类负责,也是对本国本民族最大的、根本性的不负责。在人的发展方面,南非生态批评家没有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上,他们理解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包含了精神丰富、审美体验、人格完善、人性解放、诗意栖居的全面发展,物质需要的满足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并非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还受制于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

生活在一个物质生产生活并非高度发展的国度,南非的生态批评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说明他们堪称胸怀世界、重视普适价值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南非生态批评家令我们联想到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在那个连基本生活资料都不充足的年代,在自己和家人为了购买一点面包需要排上几个小时长队的年代,他们还在思考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长远未来的问题,写下了一大批探讨地球未来和人类前途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思想、情感、视野、主张受制于物质需要,局限于本人、本民族、本国利益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还要以物质利益和民族利益为自己辩护,就更算不上知识分子了。

第三,重视生态批评的本土资源,将其与异质文化中的普适思想相结合,充分借鉴布须曼文化中的生态认同思想。

南非学者在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时候很重视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任教于南非罗德斯大学英文系的生态批评家丹·怀利(Dan Wylie)写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卡布的挑战:跨文化与追问南非生态批评》(Kabbo’s Challenge: Transculturation and Question of s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其核心观点是南非的生态批评需要将重点放在本土文化的文学文本

资源上,并用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与异质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生态思想。怀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发现和推介本土文化的特色吗?是求异吗?他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最终目的是发现本土文化中对全人类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资源,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对话,丰富人类的普适价值。怀利还特别提出,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向世界推介本土生态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反思: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态思想去做。他们列举了很多有着丰富的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的国家,包括中国,进而提问:为什么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生态资源竟然被我们自己忽视了?我们究竟在哪里走错了路?应当如何做到首先由我们自己寻回并重新弘扬传统的生态思想?南非生态批评家指出,在没有做到这些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推介本土生态文化资源,是很容易产生负效应的:别国的学者往往会问——那你们自己为什么不重视祖先的生态智慧?如果你们重视了,你们本国的生态危机为什么还如此严峻?上述设问值得正在努力推介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我国生态批评家,甚至包括所有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人深思。

怀利重点论述了布须曼(Bushman)文化的生态思想。他指出,“布须曼是非洲的本质”,“在桑人(布须曼人自称桑人——王诺注)神秘的艺术中保留着他们对存在的自然和精神节律的沉浸和交融。他们对自然之母的理解是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我们几乎彻底失却的。”(第257页)“布须曼人是天生的生态学家”,他们“可以给现代人上一堂有价值的课,教给他们

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地生存,如何内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如何持续地、负责任地行动于世界上”(第254页)。

布须曼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关于自我认同的,大抵可以称之为生态的自我认同观,简称生态认同观(ecological identity)。这种自我认同观与我们以前所讲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身份认同一般都是在说认同一种文化,它与民族相关,与国家相关,身份的焦虑、身份的迷失感大多与流亡、移民、寄居、文化冲突相关。而布须曼人的身份认同则跟生态有关,跟生态区域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几乎可以忽略文化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他们要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山川沙漠、花鸟鱼虫。要言之,他们以特定的生态区域作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place(处所)和特定的landscape(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这样一种生态的身份认同观,引起了西方生态批评家的极大兴趣,和当代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形成了呼应。西方的生态作家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确认自我的,卡森以她的“海”和“海的边缘”确认自我,利奥波德以他的沙乡(Sand County)确认自我,梭罗以他的瓦尔登湖、迪拉德以她的汀克溪、艾比以他的荒漠……。由此我们发现,南非文化的生态意识和西方的生态意识形成了一种呼应,形成了一种交流。形成呼应的是两者相同的认识: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应当参照所处的生态区域;而不能仅仅把身份认同视为文化归属感,不能为了抽象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宗教认同而无视甚至破坏生态区域。为什么要回归家园?为什么要有家园意识?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有生态的身份确立,失去了家园必将导致失却身份。

布须曼人生态的身份认同感,使他们超越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所认同的自我

是生态的大我,是“范围更大的人类身份认同”(greater human identity)。这种生态的大我不仅有种族、文化、人类的因素,还有生态区域里的自然因素——“自然力量和自然进程”,它“渗透我们又驱动我们”,它被“我们与所有动物和植物一同分享”,“我们生于它也死于它”,“在这种感觉里,我们有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于是便与万物共同属于这片大地和这个世界”,“生存在自然秩序中”(第261-262页)。对于布须曼人来说,自我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也不仅仅是族人的自我,还是山川的自我,自然万物的自我。自我不仅体现在“我”身上

和“我们”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身上。这样的身份认同与另一个大陆上的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相同。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这样说:“树干里涌动的汁液,承载着红种人的记忆……河里泛起的水花,草原花朵上的露珠,小马的汗水和族人的汗水,全都属于一个整体,全都属于一个种族,我们的种族……风儿给了我爷爷第一次呼吸,也接受了他最后一次叹息,它还赋予我儿孙生命的气息……大地母亲身上发生的事,在她所有的孩子那里都会发生。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他怎样对待这个网,就是怎样对待自己。”[③]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认为其自我中包含了大树小草青山绿水的自我,认为其自我也体现在露珠小马花朵微风之中,他或者她还会破坏蹂躏自然万物吗?

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与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也有不同之处。生态区域主义有一个缺陷,即对生态整体价值的忽视。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没有全球合作就不可能恢复自然平衡的语境里,仅仅谈区域生态,仅仅主张生产生活方式与特定生态区域相适应,是远远不够的。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则是一种整体性生态观。它包括两个身份认同参照系统:一个是特定的生态区域,即一个局部的生态子系统;另一个是整个地球,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之母”。布须曼人不仅强调了身份认同与本地域的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与回归家园(整个自然)的关系。生态的自我认同不仅需要有处所意识还需要有生态整体意识。从这一点来看,生态认同观超越了生态区域主义,所以怀利才一再强调布须曼人的“整体觉知”(holistic sensorium)和“生态整体”(ecological wholeness)意识(第265页)。人类有一个小家园——出生长大的家乡,也有一个大家园——地球。如果把自己的家园弄得满目疮痍乌烟瘴气,把地球之家弄到生态危机,人类就彻底迷失了,再多的本土文化、再强烈的民族主义都无济于事。

第四,探寻人类征服自然的潜意识动因——生态恐惧,分析生态恐惧的表现——敬畏自然和征服自然、蔑视自然,主张建立平等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

南非大学南非荷兰语系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Engaging with Nature)很有学术分量,被列为这个生态批评专辑的第一篇。论文从精神病理学的介入、美学的介入和宗教的介入三个层面,论述了环境美学的重要课题:介入自然,并且评析了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包括卡尔森、伯林特、古德罗维奇、卡罗尔等)的主要观点。斯旺坡尔的论述中有一个观点,对于我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者来说,很有新意,也很有启发。他首先设问:为什么人类会选择非生态的、或者说是与自然为敌的文化呢?与我们常见的探索不同,斯旺坡尔所探寻的心理根源并非人意识领域里动因,而是潜意识的内驱力。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开始就有了一种自然恐惧,或者叫做生态恐惧。他用ecophobia(生态恐惧症)这个词来指代这种潜意识心态,声称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指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潜意识原因。他为这个词给出了如下界定:“生态恐惧症被界说为对环境的害怕和蔑视,是对自然界或者接受自然界的非理性和无理由的仇恨,这种仇恨驱动了所有类型的针对自然的破坏行为。”(第233页)

生态恐惧症在人的生存和安全随时受到自然力量威胁的原始社会产生,但是到了农业文明以后,当自然的威胁已经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就变成类似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类的深层意识里面。这种集体无意识有两个看起来不同的表现:一是敬畏自然,二是征服自然和蔑视自然。敬畏自然与征服自然有着内在联系。如果说敬畏自然是生态恐惧的正向表现,那么征服和蔑视自然则是其反向表现。当人们深感难以认识自然、难以战胜自然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情绪就是敬畏;然而敬畏自然物毕竟与人的主体性弘扬和自由本性的实现相冲突,于是,只要人类在能力和科技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就很容易变敬畏为蔑视,变敬畏

为征服欲、控制欲和改造欲。敬畏之后激发的是必然是更强烈的反抗。在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中,都轮番上演了人类对自然从恐惧敬畏到征服改造的轮回剧。想一想古希腊的命运观和过失论的轮回以及悲剧的精神、想一想文艺复兴时期的征服自然和启蒙时代的浮士德精神,想一想中国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想一想在当代生态危机中很多人的恐惧和无奈,就很容易理解敬畏自然与征服改造自然的内在联系了。敬畏自然的理论虽然在20世纪的环保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却并没有摆脱恐惧与征服的轮回。当代生态主义思想则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平等又相互尊重的、分享又具有交互主体性交流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生态恐惧症的影响。当代生态主义者认识到,敬畏自然的理论,由于它与生态恐惧症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由于它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解放本性,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实现的理论。在为自然考量的时候,一定要把人结合进去,任何违反人的天性进而也就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学说,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人类的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与人本性为敌的努力,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无论它在一个时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失败的。用敬畏自然观既不能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也不能指导人类建立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兄弟般的、“生态友好的”(eco-friendly)、交互主体性的、生死相关的交往原则之上。

除了敬畏自然、征服控制自然之外,人类还在生态恐惧这个潜意识情结的驱使下创造

出很多带有蔑视、恐惧、改造自然色彩的哲学、神学、美学理论,比如人类中心论、二元论、上帝中心论、末世论、寄居说、移情说、次序美、对称美、优美理论等等。如果生态恐惧症是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深层驱力这个观点成立,那真的是生态批评挖掘生态危机根源的一大突破——从思想文化层面深入到潜意识心态层面。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努力揭示上述学说理论内在的深层心理驱力。

如果说人类从最原始的天性上、从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情结上就注定要站在与自然对立、与自然脱离、与自然为敌的立场,那么人类还有救吗?还能够指望人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吗?生态主义、生态批评、生态美学还有前途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进一步的追问一定是:生态恐惧症的提出究竟是要给人类征服自然摧毁生态寻找借口和理由呢,还是要指出人类为了保护生态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方向呢?斯旺坡尔指出:“假如人类破坏性地介入自然被诊断为是一种如此之深地潜伏、如此非理性的病症,那么显然不会有一个积极的预后;这说明我们依然需要一种能够指导行为改变的最基本的理性。”(第233页)他认为,生态批评不能仅仅满足于诊断出人类对自然之破坏性态度和行为的病因,还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变革方式和理论体系。他并不认为人类无法克服生态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他旁征博引,证明人类的本性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只是在原始社会那个特定的阶段,人们形成了生态恐惧,这种恐惧积累下来并且在意识层面表现出来了。他认为人是可以战胜这种自然恐惧的,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ecophobia (生态恐惧)变成ecophilia(生态酷爱)。生态批评坚信人从本性上是与自然万物和谐友好的,这一本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生态批评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人类寻回这一本性,挖掘并清除与自然敌对的心理和文化根源——无论是无意识层面的还是意识层面的或是社会层面的根源,推动人类作为友好平等的力量回归自然整体,激发人们把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到拯救自然、重建生态平衡上来。

与此相关,生态美学倡导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斯旺坡尔认为,生态美学要探讨

的是人审美地介入自然时的好奇(curiosity)、惊讶(wanders)和惊异感(amazement),

要弘扬这些积极的审美反应。他把生态美学称为肯定性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而把传

统的自然美学称为否定性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其表现就是敬畏感、恐惧感、征服控制自然快感、秩序美、精致美、优美、如画美、工具化自然的愉悦感、人化自然或人的力量

自然对象化的愉悦感等(第228、243、247页)。显然,斯旺坡尔主张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目的也是要消除生态恐惧、建立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讨论人际和谐友好关系时,经常能够听到一种主张:要努力发现、真诚赞美他人的美和优点;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同样需要这样。

斯旺坡尔的观点令人联想到生态文学的创始人雷切尔·卡森。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卡森就指出了永葆对自然的好奇和惊讶是人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美学动力。卡森认为,自然界里充满了奇迹,许多奇迹并非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除了人自大狂妄和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臣仆的思想影响之外,还因为许多人的感官已经尘封、麻木,感觉能力已经退化。只有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忘我地感受自然,不断开发人的感觉潜能,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在《感悟奇迹》一书里卡森写道:“孩子的世界是新鲜而美丽的,充满着好奇与激动。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假如我能够感动据说会保佑所有孩子的善良仙女,我将请求她送给世上每一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永不泯灭的、持续一生的好奇,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免疫力,用以抵抗未来岁月里的乏味、祛魅,抵抗那些虚假而枯燥的先入之见,抵抗背离我们力量本源的异化。”[④]卡森也认为人的力量本源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对自然的好奇和爱。当代人类只有消除反生态的文明对人的异化,才可能重建与这一本源力量一致的生态文明。

[①]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

Volume 23, Number 4, December 2007, p.223. 以下引自该专辑的引文只在文中标出页码。

[②] Tucker & Grim (ed.), Worldviews and Ec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

Cranbur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Inc., 1994, p. 213.

[③] Benton & Short (e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Reader,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2000, pp. 12—13.

[④]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p. 201-202.

谈袁宏道前期诗文理论述评

论文关键词:袁宏道诗文理论通变论文摘要:袁宏道是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以他为核心的公安派文人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力主以心为师,“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他前期的诗文理论是其全部诗文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是反对摹拟,主张通变,一是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进。袁宏道,湖北公安人,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病卒。中郎一生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但他的诗文创作却相当丰富。他文学创作的成熟与旺盛期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这段时间。在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中郎以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理论推开了晚明文学理论革新的大门,一扫王、李之云雾,对晚明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郎的诗文理论并非一蹴而成的。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他虽然尚未形成自己的诗文理论体系和文学创作风格,但他在文学道路上已经颇有建树。万历十一年,年少的中郎在县城读书期间结社城南,赋诗为文,初显身手于文坛。他在读书之暇又赋诗为文,并集成一帙,现在《敝箧集》中收有当时的一些作品。中郎的疏狂性情在此期间已经昭然可见。万历二十三年,中郎赴吴县任职。任吴县县令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中郎文学活动最为恣肆、最富革新精神的时期。中郎虽然政务繁剧,但仍然忙里偷闲,与江盈科等友人的酬唱赠答、同游出行,还有其他文坛俊杰在他们周围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再与北京的兄长宗道遥相呼应,一起将文学革新运动推向巅峰。此时的中郎已是:“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1]而且无日不诗,进入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期,同时也进入他诗文理论的形成发展期。这一时期,中郎有许多专论诗文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极力抨击当时复古派的文学主张,同时也提出了公安派自己的求变求新的文学主张。一、反对摹拟,主张通变对于当时文坛的状况,中郎描述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2] 中郎认为时至今日古文已经凋敝,而那些复古学古摹古者,只是鹦鹉学舌,没有任何创造性,必然导致诗文走入死胡同。在复古派食古不化的文学主张下,诗已不成诗,文也不成文,只是一些字拟句摹的复制品。中郎对摹拟之风深恶痛绝,并对这一现象作出尖锐的批评,称这些复古者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3]因而他呼唤真文的出现来扫荡文坛摹拟之风,强调“真”的重要性,并认为文学创作和书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贵在其真,也唯有真才能:“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 [4]只有不断变化、求真、求新才能使作品长存于世。中郎反对摹拟,主张通变,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5]文学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现实生活并非停滞不前,永恒不变,而是不断变迁的。因此,反映各个时代生活的文学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这是规律所然。“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6][!--empirenews.page--] 中郎认为,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7] 通变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代不同,文学的风格亦不同。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产物,因而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分。那些字拟句摹的作品,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代特色,缺乏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才是真正卑不足道的。中郎在抨击当时复古现象的同时,从社会的、时代的立场,剖析文学变迁的过程,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虽然极力反对复古,但并不笼统地排斥古人。他主张从古人的经验中汲取有用的营养,批判的继承。他在《叙竹林集》中说:“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法其不为汉,不为魏,不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8]中郎认为无论是画者还是诗者都不应以古人的法式为师,而应以现实生活为师,并学习古人求新求变的精神。复古派不懂得“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道理,因而止步不前,抄袭模拟,导致真文不传。中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揭示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基于这个规律,明代的文学创作也应该“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创作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品,而不是用

大学语文期末论文

大学语文 期末论文 论文题目:辩证地对待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指导老师:赵刚 学院:环境与化工学院 班级:制药132班 学号:5801313091 姓名:张慧

辩证地对待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主要的人文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批评。 本世纪以来, 人们主要从生态角度反思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批评: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现代文明史上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异化”———人和自然的对抗和分离, 最早 进行揭露和批评的思想家,如何协调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他们思想发展中 的一个主题。 其次, 我们来看一下存在主义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的对立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 这是存在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在存在主义的后期发展中, 科学技术的转向和生态的转向是交织在一 起的, 这不仅开拓了科学学和生态学这两个新领域, 而且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生态化。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所作的生态批评。由于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 因此, 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也成为号称“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 并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在生态问题上较为重要的社会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以上关于科学技术的三种形式的生态批评, 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 结论似乎也大相竟庭,但他们的批评揭示了由于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滥 用所造成的资源储备下降、环境遭受破坏和文化上的异化等问题。他们呼吁开发利用新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减少污染和将科学技术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等意见, 也是相当中肯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中所以产生负作用, 一 个根本原因就是迷失了科学技术发展本来应有的目标, 丧失了人文关怀的精神,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上出现了偏差。正是在这种反思中, 人们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发展离不开人文关怀的观念。 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科学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二者是辩证的关系。 科学技术成果本身是没有目标的, 没有意义的, 只有人文关怀才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目标, 有了意义。我们必须坚决拒绝那种只要科学技术发展, 只要物质财富, 而丧失人文关怀,不顾人类命运的错误倾向。同时, 我们又看到, 有些人在 反思和批判科学技术发展的负作用时,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反对科学主义为名, 把科学技术本身当成灾难的根源, 并且提出了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张。这种主张和理论同真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也有少数人在盲目地附和国外的这种论调。这种倾向是有害的。对此, 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必须明确地划清主张在科学发展中渗透人文关怀与盲目地反对发展科学技术的界限。 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不是一回事, 二者有可能出现脱节现象, 有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且二者之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甚至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所以, 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只知单纯发展科技而“忘记”了人文关怀的倾向, 又要反对那种假借人文关怀的名义而否认科技发展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倾向。

生态批评的理论焦点与实践

生态批评的理论焦点与实践 生态危机是摆在当代人面前极为严峻的现实,为此,学术界有必要将呈纷繁之势的生态批评理论予以系统化,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以期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人类的生态意识。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为提高民众对生态危机的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感,生态批评家需要对生态理论所面临的实质性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生态美学追求的同时,发挥生态批评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在生态批评的实践中,为解决生态危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一、生态理论的论争焦点 生态意识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但是,生态理论成为显学却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虽然生态研究成为显学较晚,可是,在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发展速度却极为惊人,现已渗透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美学、文艺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综观这些学科的生态理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均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批评理论也是如此。无论学术界对此做出了多少种解释,在“文学就是人学”①的理论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均是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理论论争的焦点。从哲学认识论上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主客体关系之争:坚持“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论和环境与人类对立的二元论。在整体论看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不可分割的。西方古代思想家泰利士认为海神是创世之母,宇宙统一的本源归于水;赫拉克利特把宇宙统一的本源归于火;芝诺则直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界定为一体的,人的“终极意义也许可以界定为与自然和谐统一地生活,或者,换句话说,即我们人类与整个宇宙和谐统一地生活,所有的行为都不违背自然万物间的普遍法律”[1]77。中国古代思想家董仲舒和张载等人总结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说法,均体现了人与自然同为一体的生态哲学观。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则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等诸方面对立起来,使自然界与精神世界分离开来。尤其是科学主义形成以来,自然被物化,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客观世界”,人则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以《圣经》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哲学教义开宗明义地指出,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来主宰世间万物。这些二元论的思想无疑为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哲学认识论基础。 从人本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均是为了实现快乐之目的,所以,“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充分遵循天人合一论的。人本经济学强调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而非主宰者。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必须保护自然,争取与自然万物的相互调适,才能够更好地满足人类自己”[2]。在人本主义经济学看来,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与消费为基础而又超然于物质之上的一种欣慰和愉悦的人类精神感受就是快乐。这一理论认为消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如果这种发展损害了保证人类生命存在的自然物,那么这种发展就是得不偿失的。西方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充分体现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其结果即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3]304-305。这就是“一线胜利”与“二线三线失败”的辩证关系。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在公民权方面又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城市共和主义之争。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城市共和主义强调公共利益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责任先于权利、政治德行和公民的生态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政治生态领域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公民权依据的定义是一个公共政治空间中的现象。对于许多批评者来说,无论世界主义的具体内容如何,均不属于公民权理论的范畴,因为,公民权依据的定义只有在民族国

西方生态批评的新视野: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d14846733.html, 西方生态批评的新视野:城市生态批评研究述评 作者:马特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06期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人类纪的生态挑战,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严峻危机,促使西方生态批评研究迎来“城市转向”,城市生态批评开始崭露头角。与传统生态批评理论对荒野自然的推崇相比,城市生态批评不仅研究城市自然环境,还关注人类世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将环境研究、文化研究与城市研究联系起来。近年来,西方城市生态批评研究在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与非文学文本等领域取得显著的进步,不仅实现对自身研究范畴的拓展,也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 [关键词]城市生态批评;城市自然;文化生态学;世界主义 生态批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理论界的显学。目前,生态批评已衍生出后殖民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多元文化生态批评、动物研究、物质主义生态批评等诸多流派。然而,在生态批评的各种分支研究中,“城市”维度始终处于边缘甚至是“缺席”的状态,导致城市环境的美学再现与阐释话语出现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生态批评(urban ecocriticism)应运而生,近五年在西方学界崭露头角。2014年,知名生态研究学者赛匹尔(Serpil Oppermann)指出,将城市纳入生态批评的实践范畴,可以拓展生态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2016年12月,欧洲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阵地《欧洲文学、文化与环境研究》(Ecozon@)杂志特别刊发了“城市生态研究”专题,折射出生态批评在西方学界“城市转向”的前沿趋势。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地球上各类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复杂,人文学科内的环境想象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關系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市将会对人类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目前城市生态批评尚未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外城市生态批评的代表性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与国内研究者分享。 一、生态批评研究的四次发展“浪潮” 20世纪60年代,以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为标志,美国环境运动开始兴起。20余年后,生态批评学科逐步出现。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学界刊发了诸多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文章。1992年,文学与环境 研究协会(ASLE)正式建立。自此,“生态批评的文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受到认可的研究领域”①。生态批评自诞生伊始即为一门跨学科研究,涉及自然科学、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正如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是一场“越来越异质化的运动”②。正是由于生态批评的研究范畴内包含多种研究方法,生态批评概念本身也

英语广告中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Vol.10No.1 2013年1月 第10卷第1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an.20131.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是生态学和语言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其宗旨是“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Haugen ,1972)近几十年以来,人口急剧增长、社会和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不合理的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使人们渴望和谐的生态环境,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找各种途径以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语言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王晋军,2007)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但总体上说来可归入 Halliday 和Haugen 所创的两大研究领域。第一,用“生态”作 为语言在环境系统中的隐喻,此类研究强调会强化或弱化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第二,从生物学角度理解“生态”的含义并探讨语言对环境的影响。前者被称为“语言的生态学”,重视诸如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语言活力、语言进化一类的问题。后者被称为“环境语言学”,研究课题涉及对特定语言系统的生态学分析、语言对生态系统的作用、生态语法等。(范俊军, 2005) 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话语分析吸收了当代批评语言学的理念,即从生态学出发去批评和分析在语言上社会化的生态意识形态和行为。对话语和语篇的生态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对“表面生态化”(surface ecologization )现象的分析。如今,到处都是“绿色广告”,声称其产品或技术是“绿色”的、“环境友好”的,这种现象可归入语言使用的“表面生态化”。语篇的生态学分析就是要揭开这种表面生态化的虚伪面纱。 本文通过对英语化妆品和汽车广告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这些广告中表面生态化的现象,并指出其对环境的潜在的危害,提高人们对语篇中的非生态现象的识别能力。 2.广告语篇的生态话语批评分析2.1化妆品广告 化妆品广告的主要作用是宣传其具有美容或延缓衰老的功效,因此化妆品广告通常会使用极其优美的语言来诱惑女性购买。这些广告还经常强调它们是纯天然无污染的化妆品,对人体和环境没有任何伤害,从而让消费者更加放心地去购 买和使用。下面是二则国际著名化妆品广告: 例一:ELIZABETH ARDEN Ceramide Gold Ultra Restorative Capsules Pure,potent,intensive.These new single dose capsules are worth their weight in gold.Our exclusive CLX Complex delivers the restorative power of Ceramides and essential lipids to help strengthen skin ’s barrier against the visible signs of time. Supports skin ’s own natural collagen for a firmer outlook.Takes the focus off lines and wrinkles to maximise smoother,even toned,younger looking skin. 该广告使用pure 这样的词语,很容易使读者认为该产品是由天然成分制成的。其实我们除了Ceramide 之外,根本不知道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一方面强调该产品是高科技化妆品,另一方面又强调其天然属性,让读者感觉迷惑不已。 Restortive,younger,smoother 这些词语巧妙的使用,让人们觉 得会拥有漂亮光滑的皮肤,但却不知道能到达何种程度。 例二:LANCOME ABSOLUE ULTIMATE BX Replenish -Radiance -Anti-Brown spot Absolue Ultimate βX serum is enriched with our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Pro https://www.doczj.com/doc/ed14846733.html,bined with a bio -network of wild yam,soy,sea algae and barley,this serum helps the skin to regain a look of vitality and firmness ;deeply replenished with moisture,the skin ’s barrier function is reinforced.Reveal skin that looks visibly younger:wrinkles appear reduced,skin feels denser to the touch and your complexion looks more even and luminous LIFE BEGINS AR 50 Deeply replenish the skin,visibly reduce the appearance of brown spots. 这则广告中使用了大量的科学术语,如βX serum ,Pro- Xylane 。广告中提到该产品使用了wild yam ,soy ,sea algae and barley 等天然成分,以减少我们对这种化妆品真实成分的 担忧。同样,该广告通过故意模糊天然和人造成分来蒙蔽消费 英语广告中的生态批评话语分析 程建山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摘 要: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导致生态语言学的诞生。生态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就 是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即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批评分析。本文从英语化妆品和汽车广告中发现,这些广告大量使用环保、天然等语言成分来掩饰其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从而揭示了这些语篇中的非生态因素,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广告;批评话语分析 124··

生态批评的新策略

叙事学术:生态批评的新策略 [摘要]叙事学术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表达策略,由美国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提出并实践。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和感受性描述的写作策略。叙事学术的主要特征有:试图在“离开与介入”或“品味与拯救”之间为批评家寻找一种平衡,并促使这两者相互强化;为文学文本的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以普通读者的接受和受众范围最大化为目的。 [关键词]叙事学术;斯洛维克;生态批评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的专著《走出去思考——离开、介入及生态批评的职责》(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responsibility,下文简称《走出去思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比通常的随笔更富思想性与学术性,比其他学术论著更富形象性与感染力。通过将叙述性与论述性结合在一起,斯洛维克实践了他所倡导的“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在学术规范日趋完善并愈加严格的今天,这种学术表达的新策略在生态批评领域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探讨这种叙述性学术的利弊得失,有助于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 一、“叙事学术”是什么 在《走出去思考》的导言中,斯洛维克写到:

这里的一些论说文……使用了把个人故事与更宽泛的哲学、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技巧,在1994年的论文《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交际、联系》中,我开始把这种技巧称为“叙事学术”。① “把个人故事与更宽泛的哲学、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技巧”,这可被视做“叙事学术”最简单的定义。概括整本著作,我们可以为“叙事学术”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和感受性描述的写作策略,其目的是为文学文本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扩大生态批评的影响范围,使之不仅能够抵达学术圈内的专业人士,也抵达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叙事学术与规范标准的学术之区别显而易见——后者重视逻辑和理性,排斥个人经验化的叙述,更忌讳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而叙事学术的某些部分与描写个人经验的散文随笔之界限并不清晰,也就是说,它模糊了、跨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边界。 斯洛维克在《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交际、联系》一文里具体阐释了他的叙事学术观念: 生态批评家应该讲故事,应该将叙述用做文学分析持续的或者间断性的策略。其目的并非与文学本身竞争,而是阐释和欣赏阅读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以某种方式贡献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生活的语言来接受。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学术缩减为

试论生态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的消解

试论生态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的消解 摘要:生态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生态学与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其一系列的核心理念。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译者的主体性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中被颠覆、译者的主体作用被限制和译者的角色有了新的定位,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主体性;消解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有其全球性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在思想界和哲学界就出现了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变。1973年,挪威著名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他的关于“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将生态学扩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1995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提出了他的关于“生态存在”的理念,生态存在论哲学正式问世。在这种哲学转向的引领下,各学科也纷纷与生态结缘,具有生態学性质的各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生态批评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生态哲学等等。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从事翻译研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生态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为生态翻译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教导人们要顺其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不应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儒家的“中庸之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世原则。 二、生态翻译学及其核心理念 1.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生态学和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学视角进行的关于翻译的研究。具体说,生态翻译学就是在翻译研究的领域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而将翻译与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的对象。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就是力求对翻译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用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剖析和阐释[1]。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注重对译者与其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是注重对译者在翻译生态中的生存境况与能力提升的研究,所以就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的术语和概念[2]。 2.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是我国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权威人士,他对国内近年来关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悉心整理后,提出了他的关于生态翻译学的几大核心理念。 (1)生态范式 “范式”是对某学科进行研究的途径,是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生态翻译学的范式是一种“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是运用人的生态理性并从生态学视角来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的方式。 (2)关联序链 翻译是对语言进行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活动属于人类的活动,而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样便形成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在认知视野中的链条,即“关联序链”。“关联序链”体现了翻译活

生态批评主义视角下的_草叶集_研究_邓小丽

第9卷第5期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y.2012Vol.9No.5 惠特曼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代表作是他的第一部诗集《草叶集》。在诗集中,惠特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自由体诗,其民主的内容、革新的形式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诗坛。诗集中,惠特曼歌唱自然,歌唱人类,歌唱劳动,他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表现出对自然地崇拜,主张万物平等的思想。 一、生态批评理论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把注意力从研究语言本身及其内部结构转移到语言同社会、历史、自然等语言之外的事物上来。这时,生态批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为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角度。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第一次提出了 “生态批评”这一术语。随着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的变化—由人类崇拜自然到人类主宰自然,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使得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加强。而这一需求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生态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它主要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讨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 二、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草叶集》研究《草叶集》以自然界中最平凡、最普通而密集成群,生生不息之物来命名,是面向芸芸众生的诗集。它开创了新的诗风,对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近百年来的诗歌运动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目前,对于惠特曼诗歌的研究相对狭小,主要集中在它的社会性、政治性及其中大胆直率的性描写。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恶化,生态主义日益受到重视,从生态批评视角下重新解读《草叶集》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探寻惠特曼的人文自然观、生态思想,为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歌颂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 惠特曼毫无掩饰的表达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崇拜和赞美。机械论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自然界没有价值,人类主宰自然。然而,在《草叶集》中,大自然被描绘成积极、活跃、向上的生命体,它不再是人类的附属品,不再是被动的承受人类发泄的感情。 惠特曼认为自己是大自然之子,他热爱自然,陶醉于大自然的一切,仿佛只有用心感受自然,他才能都到身心的升华。 “我俯首下视,悠闲地观察一片夏天的草叶。我的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由这泥土、这空气构成,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去掉一切人为地虚饰,赤裸了全身,我疯狂的渴望它接触到我的身体。”在诗人看来,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源于自然。只有在大自然中,人们能够摆脱世俗的束缚,虚饰以及烦恼,沉浸,接触自然,感受到肉体与灵魂的完美的结合。因此,人们应当多多的深入自然,感受自然,而不应过多的破坏自然,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对我们当代社会有着启发意义。 大自然并非是人类的附属品,不再是被动的承受人类发泄的感情,大自然的万物有着值得人类学习的地方。《在路易斯安那我看见一棵橡树正在生长》中,诗人写道:“我看见一棵橡树正在生长在路易斯安那,它孤独的站立着,有些树苔从树枝上垂下”,“我惊奇,它孤独的站在那里,附近没有它的朋友,如何能发出许多快乐的叶子———因为这对我却不可能”。一颗坚强、挺拔、生命力旺盛的橡树跃然纸上,直逼我们的眼睛。在这首诗中,橡树被人格化了,被赋予了生命,它“孤独”、“生长”、“挺拔”、“健壮”和“快乐”。它没有朋友,独自生长着,然而,它并没有被孤独所打败,没有因此沉沦,仍然“发出许多快乐的叶子”。这种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是诗人所无法匹及的,他感慨道,“孤独的生长着,身边没有朋友,更无爱人,却能发出许多快乐的叶子,我知道我却不能”,诗人只能摘下一段,回来瞻仰它,感受其阳刚的爱。 (二)歌颂人类 惠特曼歌颂自然,他也歌颂人类,主张人类平等,歌颂劳动。 首先,惠特曼歌颂人类,歌颂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我之歌》中,他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在诗歌中“自我”的含义非常的广泛,它即指惠特曼自己,也指普通大众,诗人在歌唱自我,也在歌唱全人类。同时,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自信心,他相信人们有“掌握一切诗歌源泉”、“得到大地和太阳美好”、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了解事物的能力。 在惠特曼眼中,人们生而平等,没有种族、阶级、男女的区别,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平等的和谐社会中,如“在黑人和白人都一样地生长,开纳克人,塔卡河人、国会议员、贫苦人民,我给予他们的完全一样,我也完全一样地对待他们”, 其次,诗人也描绘了许多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积极乐 生态批评主义视角下的《草叶集》研究 邓小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草叶集》歌颂民主自由,体现了美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但是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它又为这部诗集的 解读带来了新的视角。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惠特曼通过《草叶集》描述了人、自然、城市和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关联,为我们描绘了和谐社会的蓝图。 关键词:草叶集;生态批评;和谐社会 109··

生态批评解读《白噪音》

生态批评解读《白噪音》 一、引言 唐?德里罗是当代一位多产的作家,自1971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的传说》问世到2010 年《终点》的出版,他已经发表了16 部长篇小说以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戏剧等,一直是评论界的焦点人物。《白噪音》于1985 年发表,次年即获美国的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且这部作品也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杰作。小说由三部分组成——波与辐射;空中毒物事件;戴乐儿闹剧。对空中毒物事件的描写,读起来像是“灾难恐怖小说”,使人们深思后现代的生态危机。本文以生态批评解析这部著作,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同时才能推动良性自然生态的重建。 二、生态批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描写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是一个拐点,开启了文学家自觉地在生态范畴里创作文学作品的时代,欧美生态文学进入大繁荣阶段。“大卫?格里芬宣布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科学已经成为新的撒旦”。唐?德里罗作为后现代的代表作家,在《白噪音》中,深刻地描写了科学技术对人所带来的影响。生态危机不仅仅限于自然生态危机,还有社会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

机。生态批评不单只是关注自然生态这一层面,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样是生态批评必须关切的对象。 三、生态批评解析《白噪音》 (一)自然生态的破坏。在后现代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品,而原有的自然生态在逐渐被破坏。在小说《白噪音》中,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汽笛声、照相咔嚓声等淹没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每晚杰克都会失眠,原本寂静的深夜却被飞驰而过的汽车声而打乱。然而,作为一名父亲,杰克也深深感受到自然生态异化损坏了人们的健康。他的大儿子海因利希年方十四却已经开始秃顶,格兰德尼为此感到“纳闷”,猜想:“难道他妈妈在怀他时服了某种能改变基因的药物?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难道我抚养他长大的地方附近有个我不知道的化学废料场,夹带工业废料的空气流过而导致头皮退化?”(DeLillo 22)空中毒物事件,让镇上的居民成为难民。毒雾的主要成分是尼奥丁衍生物,它是生产杀虫剂的副产品,它们是被丢弃后堆积而成的一堆东西。其原产品杀死蟑螂,副产品杀死其余的一切东西。这种高科技的副产品的泄露,使整个小镇陷入恐惧,人们混乱地逃亡。在整部小说中,读者不会感觉到一年四季的景观变化,只有逃难之时的风雪及令人最难忘那轮日落。日落的异常揭示了自然的破坏,但人们茫然不知还把日落当成美景。

谭建香生态批评

枷锁下反叛的精灵 ——《野性的呼唤》之生态批评的解读 谭建香 摘要:生态批评是20 世纪后期文学从内部研究转向外部研究的文学批评思潮,它将文学与生态相结合,探讨了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探究缓解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方法具有重大的 意义。杰克·伦敦在20 世纪初创作的动物小说《野性的呼唤》成为美国自然主义最著名的代表 作之一。本文试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角度探究该作品中主人公巴克在文明社会到蛮荒大自然的环 境转变中由文明的宠物狗变为任意杀戮的狼狗,挣开人类的枷锁,响应野性的呼唤,最终回归 到大自然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生态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欲望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9)05-80-06 杰克·伦敦是19、20 世纪之交美国最著名的自然主义流派代表作家之一。伦敦以其勇敢的精神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风格,开始描写生活中粗糙艰涩的一面,将文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美国文坛“粗糙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他的这种写作手法给美国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正如评论家菲利普·方纳(Philip S. Foner)评价的那样:“没有一个美国作家比杰克·伦敦更能作为时代明确而出色的发言人,因为他打破了冻结美国文学的坚冰,使文学与生活产生了有意义的联系。”[1]《野性的呼唤》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该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成为畅销书,使伦敦一举成名。这部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曾一度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们竞相研究的热点文学读本。在众多的研究该小说的学术论文中,有把该小说视为儿童文学或动物寓言进行研究,有将该小说视为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作品进行研究,也有从分析巴克形象身份寓意或解析隐含主题或探究伦敦寄寓在该小说中的人生哲学角度入手,虽也有少量文章从环境的转变来透视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但很少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本文试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剖析小说中主人公巴克在从文明社会到蛮荒大自然的环境转变中由文明的宠物狗变为任意杀戮的狼狗,最终回归大自然的深层原因,即:人类生态整体主义意识的缺乏、无法超越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无限膨胀的欲望,促使人类征服和统治大自然,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和施暴,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内部规律,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破裂。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内涵和特征以及现实意义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促使人类经济空前繁荣,人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诸多优惠时,也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它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生态批评起源于美国,它的产生具有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1962 年,20 世纪最著名的美国生态文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引起轩然大波,使生态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世界范围生态运动的开展。1978 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这个术语,生态批评作为新的文学批评思潮便由此诞生。生态批评是一个庞杂、开放的体系,兼具有文化和文学批评的性质,美国生态批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1)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1) 一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进而又 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在众多的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界定当中,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 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 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生态批评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生态学与文艺学结合起来的批评,就像精神分析批评或神话原型批评那样。其实不然。虽然有的生态批评家引用了一些生态学研究成果、环境科学研究数据,但从整体来看,生态批评里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不突出。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克洛伯尔对这一点有明确论述。他说:“生态批评并非将生态学、生物化学、数学研究方法或任何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 文学分析。它只不过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 把生态批评定义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最为关键的特征。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有着显示其本体特征和独特价值的主要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来进行文化批评——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诚如乔纳森·莱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 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 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 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 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 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还尝试着从生态学的角 度批评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某些当代文学作品。同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克洛

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杰克伦敦《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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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批评主义角度看《白鲸》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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