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学术交流Nov．，2012总第224期第11期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224No．11
①虽然2012年3月15日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改为“防止太阳能、风
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但是与之前连续9年“支持、鼓励”的态度相比，此处改动还是不能令新能源产业界人士
完全满意。
［收稿日期］
2012－06－15［作者简介］陈兴华（1978－），女，河南新乡人，讲师，博士，从事能源法、环境资源法研究。
《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再审视
陈兴华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北京100000）
［摘要］《可再生能源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立法成就，但对当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出
现的新问题却显得乏力。对《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思考，应着眼于产业发展的实践进行重新审
视。当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着产业链发展的误区、“弱势”可再生能源的困境、终端利用
不均衡以及开发中的环境生态问题等实践偏差。制度结构分析表明，上述实践偏差的出现是由于
《可再生能源法》存在着功能局限。从能源法内部制度结构来看，作为基本法的《能源法》迟迟不
能出台导致《可再生能源法》功能缺陷；从单行能源法之间的制度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法》与电
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法律的冲突引起制度环境制约；从可再生能源法内部制度结构来看，立法细
分不足带来了内部法律制度结构失衡。《可再生能源法》未来的立法完善应当首先选择适当的立
法完善模式、实现可再生能源类型的立法细分以及完成若干重要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法》；实践偏差；基本法缺位［中图分类号］D922.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12）11－0067－042005年2月通过、2009年12月即迎来第一次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是能源法律体系中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律。毋庸置疑，这部法律无论在立法、修法，还是在实施效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从修订到现在不到3年的时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有些甚至超出了决策者的
预期。一方面是决策者在立法上并没有“懈怠”，一方面却对实践的导向和规范显得有些“乏力”，笔者
认为，应当对这部法律进行再审视，深入思考立法和实践中出现偏差的原因所在。本文中，笔者将做出一些粗浅的尝试，以期为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完善工作提供一点思路。
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实践偏差
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能像《可再生能源法》一样受到如此的礼遇：列入立法计划到通过时间之快、起
草过程效率和通过票数之高、二审即通过等无不创造了纪录；仅4年后，又创造了超出一般法律的修法
速度。而且，这次修法并没有因为距离通过时间过短而招致负面评价。然而，在《可再生能源法》取得
立法成就的同时，
已经有种种隐忧显现。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句“制止太阳能、风电等产业盲目扩张”引起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界的震动①。事实上，从长远需求来看，我国
的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供应中所占比重仍需要全社会各界付出更多的努力，远远不会到了“过剩”的
地步。那么，究竟是哪里出现了“盲目”和“过剩”？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再重新审
视一下《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初衷与实践结果存在的偏差：
（一）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发展的误区
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立法目的的《可再生能源法》所鼓励和促进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应该说更强调
能源效益（即增加能源供应）和环境效益（即保护环境）。然而目前投资界在选择产业链时，往往更多的
是将目光聚焦在能产生可观经济效益的设备制造业上。虽然从广义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来看，设备制造、技术服务等均属产业链的一环，都属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部分。但就《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目标以及我国当前环境、能源的紧迫形势而言，我国更需要直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
（二）“弱势”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困境。秸秆可以作为一种生物质能源的原料。但是，多年来，秸秆焚烧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一个顽疾。秸秆的综合利用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生物质能发展的境况，从而折射出可再生能源各种类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可再生能源法》中涉及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在实践中，能够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往往是那些投资回报率高、技术成熟的能源类型。对于那些投资回报率不是很高、但是环境效益明显的能源类型发展问题，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法》显得捉襟见肘。
（三）可再生能源终端利用的不均衡。可再生能源的终端利用形式有很多种，包括电力、热力、燃料等。以电力和燃料的发展不均衡为例，从能源替代和石油安全的角度而言，能应对石油替代问题的可再生能源燃料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可再生能源法》更像是一部可再生能源电力法，大量篇幅都在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问题。整部法律中，仅第16条的第1款和第3款明确涉及生物质燃料问题。《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风能和太阳能即主要供应电力和热力，尤其以电力为主。相比之下，其他终端利用形式，如生物质燃料，发展前景一直都不明朗。
（四）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环境生态问题。可再生能源之于人们的印象，往往是绿色、环保的。从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角度而言，可再生能源确实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每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过程都存在着环境生态问题。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虽然利用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限资源，但是太阳能电池所使用的原材料却是有限的，风能发电装机需要占用大面积的土地。可再生能源中的水电开发更是会对所在河流的流域生态造成很大影响。面对如此之多的环境生态隐患，《可再生能源法》通篇法律中没有对环境问题做出条款设计，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失。
二、《可再生能源法》的功能局限
大多数人都会将承载着无数光环荣誉的《可再生能源法》看做是一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基本法。但事实上，《可再生能源法》最多只是一部产业促进法和能源生产法，而非基本法。这显然与这部法律的出台背景有关。在当时我国国内能源资源紧张、环境压力加大，又恰逢国际气候变化风潮迭起的情况下，我国迫切需要一部能够迅速激发整个社会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热情的法律。实践证明，这样的立法定位远远不能满足可再生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需求。
能源的各种类型之间有着复杂的竞争、替代、联系等关系，能源的产业发展更是要求实现多个行业、领域的联动。“在法律领域中，由于规范的数量庞杂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理论建构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法律的稳定适用和法律安全才能得到保障。”［1］但事实上能源立法领域还极度缺乏这种“理论建构”，能源领域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迫切需要更高超的立法智慧。
在能源法的“理论建构”中，制度结构理论意义重大。能源法律制度要发挥制度绩效就必须有协调链接的制度结构［2］。能源立法需要重视能源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的建设。制度结构的重要作用，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有精彩的比喻：“我们大致可以把它比作拔河比赛中的绳子。……绳子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当然没有绳子，游戏无法进行，它是力量移动的媒介。”［3］能源立法正是需要从制度结构的高度通盘考虑，使各部法律能够实现制度链接。用制度结构的理论考察分析《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可以发现：从能源法内部制度结构来看，作为基本法的《能源法》尚未出台，这导致《可再生能源法》功能缺陷；从单行能源法之间的制度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法》与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法律的冲突引起制度环境制约；从《可再生能源法》内部制度结构来看，立法细分不足带来其内部法律制度结构失衡。
（一）基本法缺位导致《可再生能源法》功能缺陷
根据能源法律制度结构的理论，《能源法》在整个能源法律体系中制度链接的作用无可替代［4］。因此，在这部基本法尚缺位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法》必然会出现功能缺陷。从目前实践中出现的偏差来看，《可再生能源法》的功能缺陷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缺少能源利用法（能源替代法）的功能［5］。从现有篇章设计来看，基本都在解决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问题。尽管第四章“推广应用”中列出了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几个方向，即电力、燃气、热力、燃料等，并且也有针对各种方向的推广应用措施，但是，实践表明这种规定力度远远不够。第二，缺少基本的市场制度。对于不具备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产
业，要想与传统能源进行抗衡，进行政策的扶植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做法。随着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基于市场内在生命力的制度以及对市场进行规范的制度应该被提上议程，包括能源资源的产权制度、产业准入制度、技术标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多个方面。
（二）与其他单行能源法的冲突引起制度环境制约
作为并不具备市场竞争力、需要制度扶持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离不开赖以存在的诸多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持。在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过程中，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导致发展路径发生偏差的现象屡有发生。以最典型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和燃料发展为例：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障碍———电力体制的制约。即便《可再生能源法》举全法之力去解决电的问题，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还是举步维艰。并网难，成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受阻的最大障碍。“窝电”，是催生2012政府报告中所述“太阳能、风电设备制造能力的盲目扩张”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发端自1997年、2002年正式开始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推进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时至今日，电力体制改革到了异常艰难的攻坚阶段。
可再生能源燃料的阻碍———石油天然气体制以及消费环境的制约。从石油安全的角度来看，推进石油替代战略势在必行。石油替代路径中，生物质燃料是一个重要选项。然而，如果生物质燃料想要纳入汽油等成品油的销售体系，遇到的阻力将非常大。石油天然气行业虽然在产业链、技术等方面没有电力行业复杂，但是涉及的利益集团同样难以触动。更何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同，可再生能源燃料还面临着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在其他配套的设施、服务没有跟上的情况下，生物质燃料很难打开市场，从而进入良性的商业运作。
（三）立法细分不足带来内部法律制度结构失衡
可再生能源各种类之间有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存在，因此，在立法时，绝非仅靠一部法律层级的立法就能实现所有种类的均衡发展。需要再进行系列的立法，至少是行政法规层级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不均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各种可再生能源类型商业化或者大规模产业化程度存在很大不同。目前来看，风能和太阳能商业化程度最高；小水电和生物质能虽然可以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生产，但是由于其自身行业盈利性的影响，对投资的吸引力小一些，目前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海洋能的几种利用方式目前大多处于研发阶段，还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生产的条件。其次，即便是每种可再生能源类型内部，也都存在着行业发展方向的不均衡。如同样是太阳能行业，除大家广为熟悉的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外，太阳能采暖、太阳能制冷、太阳能海水淡化、热发电、热利用等受到的关注就相对很少，产业发展缓慢。资本拥有着最敏锐的嗅觉，总是朝向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然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往往又会背离立法的初衷。
三、《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完善方向
《可再生能源法》出台仅4年便迎来了第一次修改。但这次修改只是对原法中不够彻底的部分进行了深化，对新出现的问题则没有全面反映。经过几年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出现的实践偏差日益凸显。笔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再生能源法》或许会迎来再次修订；即便不通过直接修订法律的方式进行，在其立法细分和配套法规制定中，也必须对新出现的问题予以回应。《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完善方向包括：
（一）立法完善的模式选择
《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完善可以有三种模式：一是，改变现在的《可再生能源法》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定位，体现出一个行业基本法的特征，因此需对现行《可再生能源法》进行框架和内容上的大幅度调整；二是，尽快出台《能源法》，代为实现行业基本法的功能，并对《可再生能源法》中缺乏的基本制度（如资源产权制度等）进行补充；三是，内部进行不断的立法细分，逐步补充、修正和完善。
第一种模式会涉及法律的大幅度修改，我国的立法对此一般都会采取比较慎重和保守的解决方式。第二种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合适，但根据目前的情况，《能源法》的出台时间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可再生能源法》最可行和最实际的立法完善模式就是根据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类型进行立法细分，在此过程中针对不同能源类型的特性、产业发展程度、市场环境进行制度设计。
（二）实现各类型立法细分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类型存在着不同的市场境遇，不但其发展程度不同，需要政府宏观干预和微观监管的制度也不同。即便不能实现法律层级的立法，至少也应该以综合性的行政法规形式实现这种立法
细分。初步设想，应当进行单独立法的类型有：（1）太阳能立法。太阳能领域最应该实现单独立法，也最为迫切。与国外的太阳能利用相比，我国还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太阳能资源大国优势。尤其是太阳能光热利用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推广空间。（2）小水电立法。虽然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出台的配套措施中第一项就是“水电适用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迄今为止，关于小水电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一直都未健全。（3）生物质能、地热能立法。与其他几类可再生能源类型相比，生物质能、地热能的发展存在着更多阻力，如产业盈利水平低、终端应用市场推广困难等。因此，应通过立法着重促进、保障和鼓励。
（三）若干重要制度的建设
由于《可再生能源法》的功能定位即为产业促进法，因此，立法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法律构建了五项重要的制度，即总量目标制度、强制上网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和专项资金制度，运用的多为政策性、宏观调控性手段。2009年12月的《可再生能源法》修订思路也仍然只是将2005年立法时不够彻底、不够具体的“鼓励”、“推动”理念进一步深化、落实。《可再生能源法》应考虑通过原则性规定及立法细分的方式，确立以下几项重要制度：
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制度。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必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原因有三：一是，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会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设置行政许可的领域；二是，可再生能源市场不同于一般性的产品市场，会涉及国计民生、安全等问题，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设置行政许可的领域；三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往往会涉及重大项目投资和限制类项目投资，需要符合投资体制方面的规定，如《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由于各可再生能源类型及其产业链市场状况不同，可再生能源市场准入的“宽”和“严”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可再生能源法》应当对整个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准入制度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各可再生能源类型及其产业链市场的准入制度则可以通过授权条款指定相关部门予以制定。
可再生能源市场监管制度。监管最初起源于美国。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垄断弊病为人们所憎恨，市场的神话被打破。如何应对这一结果，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做法。作为将市场经济精髓贯彻得最为彻底的一个国家，美国做出了各种维护市场经济自由体系的努力。和欧洲一些国家将部分行业收归国有经营不同，美国采取了授权专业化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私有企业继续经营的模式。可再生能源从起步到发展壮大，必然需伴随着政府从扶持到监管的管理思路。可再生能源市场监管制度在《可再生能源法》中同样缺位。根据可再生能源的不同种类，可以在立法细分中分别建立适合各自情况的市场监管制度。通行的市场监管制度一般有监管体制、价格监管、技术标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安全制度等。
可再生能源需求侧制度。电力需求侧管理的基本思路是，将目光从供应侧（生产侧）转向消费一端，对需求侧进行各种形式的资源整合和规划，以便实现最小成本、最合理的全社会用电模式。时至今日，电力需求侧管理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应用于世界各国。我国从1994年开始引入需求侧管理理念，在电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侧制度与传统能源的区别在于：化石能源的需求侧管理意义也许在于节约资源，减缓化石能源枯竭的脚步；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侧制度更大意义则在于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是，我国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除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需求侧管理研究整体上还都很匮乏。近些年，基于推广地热能使用的合同能源管理制度在一些地方有了成功的尝试，为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侧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因此，应加紧对可再生能源需求侧制度的研究，并尽快在立法中予以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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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兴华.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法变革［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责任编辑：张毫，马琳〕
前言 可再生能源是德国联邦政府能源战略中的坚实组成部分。为要降低核能的比重，德国制定了新能源法，其目标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的35%，到2050年这个比重将要达到80%。到目前为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达到总发电量的18%，其中生物质能发电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在未来还会被明显的提高。 可再生能源法是一种保证生物质发电补贴的工具，不过它还有需要被改进的地方。2012年的法案，不仅拓宽了补贴原料的种类，还建立了利用可替换原料的的鼓励方案，从而限制了由于大量使用玉米而造成的土地竞争，并引入了玉米和谷物占发酵原料60%的界限，使可再生能源法与市场的发展步调保持协调一致。取消了园林绿化材料补贴。牲畜粪便从可再生原料的补贴当中被单独分离了出来。这些都使得现今的可再生能源法无论是在操作还是行政方面都更加得简洁方便。 新能源法修正案的目标是使有机残留物中的潜能有效并且谨慎的被利用。这里需要被澄清的是： 食物和饲料的竞争将不复存在！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当中，我们会首先加大牲畜粪便的潜能利用。将会对一些特殊的牲畜粪便沼气池进行相应补贴，这在经济和生态方面都极具意义。2012新能源法将会更适应未来的能源发展。 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 Ilse Aigner
从法律法律上优先上优先上优先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推动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第一次贯策利用新能源并网发电的法律是在1991年，在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并网条件和补贴进行了调控后，推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有了明显改善。2000年4月1日这种调控由可再生能源优先的法律所代替。至今为止所贯策的修正案为支撑所改变的框架和制定新的目标，特别是对生物质能的估算是必不可少的。到2012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开始实施。 新能源法为其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安全保障。稳定的并网补贴，义务的网端联接与扩建都对并网优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再生能源法---- 实现能源政策目标的工具 除了气候保护，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保障对联邦政府为减轻消费者在能源消耗上所承受的负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再生能源为实现这些目标并代替石油能源做出着贡献。可再生能源法作为一种工具来保障新能源发电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稳定和发展。在过去的10年里可再生能源在总耗电量的份额当中增长了16%。在2010年除了风力发电（36.5%），水力发电（19.9%），差不多有32.3%的电力来自生物质能发电。 随着2012年1月1日第三次新能源法修正案的生效，生物质能产电被进一步的修改扩展，其中包括考虑加强开发剩余生物质的种类，如：农业方面（牲畜粪便，草荐），园林绿化材料和森林残留物以及短轮伐期矮林中的木本植被。确立了对玉米和粮食稻谷使用的限制。优化补贴结构，调低了大型沼气池的基本补贴，对以动物粪便为基础的小型沼气池（到75千瓦）增加了特殊的补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9修正) 发布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文字号：主席令第23号 发布日期： 2009.12.26 实施日期： 2010.04.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法律 法规类别：能源综合规定 【本法变迁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50228]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 定(2009)[20091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9修正)[200912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资源调查与发展规划 第三章产业指导与技术支持 第四章推广与应用
第五章价格管理与费用补偿 第六章经济激励与监督措施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 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 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水力发电对本法的适用，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规定，报国务院 批准。 通过低效率炉灶直接燃烧方式利用秸秆、薪柴、粪便等，不适用 本法。 第三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四条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 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国家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依法 保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对全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实施 统一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可再生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的基本结构 一外部权力监督主要包括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群众）监督五个方面。 二、内部监督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的内部监督主要由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狭义的行政监 督）和党内监督两部分组成。狭义的行政监督包括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工作监督、各专业部门的职能监督、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机关的政纪监督等。其中，前两个类型的监督又称为一般监督，后两种监督又称为专门监督。党内监督可以分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及其成员的监督、组织内部对党员的监督以及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三个层次。前一个层次可以归入执政党监督的范畴，后两个层次的监督则明显有内部监督的意味。首先，党是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自然也是权力运行的核心。其次，党的组织构架与立法、司法、行政包括政协、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组织构架具有对应性，也就是党的组织具有全覆盖的特征。第三，党对党员的监督实质上也是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监督。1、党内监督2、行政监督 这里所指的行政监督是狭义的行政监督，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包括上下 级之间的工作监督、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如财政监督、法制监督）、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等。 监督体系运行中的问题及原因 主要问题一、权力纵向失控二、权力横向失衡。1、党政分开的尝试与反复。 横向分权首先面对的是党政关系问题，在大量“党政不分”现象的背后，也常隐含着划分 “好处”的争斗。 2、监督机制的软化与虚置。横向分权所要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然而至今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主体的作用远未发挥到位 3、权力的专断与滥用。正是在监督体系失效的情况下，权力专断与滥用的 现象大量发生。 二、政治参与有限 1、正式政治参与渠道的不足和不畅，使大量新的社会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有 效的制度化表达来影响体制的变革和政策的制定。利益表达的自发“需求”与利益表达的制度“供给”之间发生的结构性错位2、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结构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吸纳不足，不仅使“权钱交易”、 “以钱买权”等畸形参与的冲动格外强烈，更使公共权力的运作难以受到有效的社会制约与监督。由于公民对公共部门的决策和运作过程难以知情、介入和监督，面对腐败滋生、蔓延的迅猛势头，大多数公民处于无力和无奈的状态3、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看，存在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轻“民主参 与”的制度建设的倾向。“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夺取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4、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现有政治参与体制的分化程度不高，自立性较低，控制和调控功能大于参与功能。 原因分析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看，公共决策与具体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存
[收稿日期]2006-01-21 [作者简介]谭 丽(1978-),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助教,法学硕士,主要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 第27卷 第7期2006年7月哈尔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27 No.7Jul.2006 [文章编号]1004 5856(2006)07 0077 05 论分权思想对行政立法监督的影响 谭 丽 (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090) [摘 要]分权思想产生之后对西方政体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权力制约权力 与权力行使的人民性的分权精髓对世界各国的法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近代严格分权的过时使人们接受权力混合的现实并没有丢失权力制约的本质,同时出于防止专权考虑的行政立法监督也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民主性原则。文章试图从权力互控、制衡与民主行使的分权精髓出发,阐述行政立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指出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划分并相互融合使行政权混入立法权的一些因素,是其中任意部门不能掌握所有权力,并形成利益的分殊,进而通过权力本身的分野而达到平衡的状态。 [关键词]分权;制衡;权利混合;行政立法监督[中图分类号]D905.2 [文献标识码]A 分权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的重要构成原则。第一次由孟德斯鸠提出的完整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原则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诚然孟德斯鸠脱离不了他的历史身份,他憧憬的英格兰政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且他所谓的 三权分立 也不过是阶级分权和分工,这是孟德斯鸠及其学说固有的局限,但对后人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建立 三权分立 学说的前提,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1](P 154)。要防止权力滥用,就需要通过权力分立,为权力设定界限,权力与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牵制方能保证法律不被侵犯,才能维护法律至上的权威。笔者认为这才是 三权分立 的精髓所在,或者说这才是孟德斯鸠相对近现代政治实践的贡献所在。分权学说发展至今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它的精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行政 立法监督领域仍然有着指导性的理论意义。 一、分权学说的衍化及其对行政立法权的影响 权力分立学说源于古代,并从那里衍化出了政府职能的思想,衍化出混合均衡政治政体理论。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雅典。雅典城邦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这一制度在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全体雅典公民对行政官吏的产生、任职的控制与监 督。 这时的行政官吏几乎无独立性可言。在此后的中世纪的著作中,分权思想得以流传,使 得分权学说成为对政府各个部分恰当组合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系统阐述。 对分权学说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位人物是洛克与孟德斯鸠。洛克的二权分立学说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后两权属于行政权。孟德斯鸠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题目：论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 专业班级：法学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深入，为了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与行政法规形成相互配合牵制的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立法仍存在许多问题，如行政立法权力的任意行使，侵犯公民权利与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完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更好地实现权力机构的监督，落实行政机关的监督，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听证制度，从而规范行政立法权力的运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行政法理论和实践问题。 2003年3月湖北籍公民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广州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惨遭殴打不幸死亡。在法律界人士与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三个月后，国务院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国务院于1982年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孙志刚案不禁令人反思：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的缺陷，行政立法的严重违宪，应当如何解决？ 完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迫在眉睫。首先，行政机关是人民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而行政机关在立法时又享有广泛的立法权，执法权与立法权集于行政机关一身，使得行政机关的权力大大膨胀。孟德斯鸠说过：“当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执行这些法律”，行政机关享有的广泛权力一旦失去制衡，就会出现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和利益，进而损害国家法治的严重后果，所以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是对权力的制衡的体现，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依法治国，法律作为治国的依据必须合理合宪。行政立法是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具体配置过程，它具有涉及面广，权威性强，有合法的外衣不易被人们察觉的特性，其作出的效力直接面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利益，所以多方位监督行政立法，使之在各有效的监控下更好的执行方针政策，从而保障行政相对人及其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存在着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够、行政机关的监督欠缺公正性、缺乏司法监督等缺陷，对现行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监督行政立法权力，维护公民合法权利。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在国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即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以此为依据，有学者提出建立行政立法人大监督机制，创立人大监督委员会，使人大监督专门化，专职化，提高人大监督的目的性，科学性。同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职责和监督范围，真正落实人大监督。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即国家行政机关的统一领导和自我监督，
德国电力市场和风电消纳机制简介 1 德国电力市场简述 德国电力交易主要通过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两个环节实现，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一方面，发电厂与电力零售商以及电力直销客户在批发市场自由竞争，通过市场实现电力定价；另一方面，电力零售商通过自由竞争的零售市场将电力零售给普通电力用户。德国的输电网企业（TSO）和配电网企业（DSO）不参与市场竞争，其过网费用由相关政府部门进行定价。 图1 德国电力市场框架 根据2005年7月颁布的《德国能源工业法案》（EnWG），德国联邦网络局（BNA）负责监管德国电力及燃气网络的并网情况以及过网费用情况。具体过网费管理方法为：DSO和TSO提出过网费申请，BNA视情况予以配准或要求重新提交申请，如果BNA在六个星期之内没有答复，则视为通过申请；BNA有权在任意时刻要求对现有过网费用方案进行重新审核。 2．德国风电并网政策 2000年4月1日，德国《可再生能源法》（EEG）开始生效，虽然在2004年和2008年经历两次修正，但其基本政策并未发生改变。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保证上网。包括风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无条件就近上网。电网企业有义务提供技术上的保证，并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电网企业有义务以合理的费用及时将电网升级，以提供满足技术要求的电网。这项义务适用于距离发电装置最近的电网企业。
2）强制固定电价。《可再生能源法》将风电强制电价按不同标准分为两个时期：按较高标准即采用初始电价的前期和按较低标准即从初始电价结束到强制电价结束的后期。在风资源丰富的地区，初始电价时间为5～10年；在风力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前期补偿时间最长可达20年。海上风机获得初始电价标准的时间至少为12年，具体时间的长短，随海上风机安装地点至海岸的距离和风机安装海域的海水深度而定。这样，无论是在德国北部濒海风力资源丰富地区，还是在南部风力资源较为贫弱的中等高度山脉地区，都可以从风电开发中获利。风机制造企业、风机投资者和贷款机构的投资积极性得到了长期鼓励。强制电价机制规定，支付给风电生产者的电价与售电电价的差额由电网企业预先支付，最终由风电的终端用户承担。 3）并网费用。风电场与电网的接入费用由风电场业主承担，而电网联络线的建设费用、电网升级或扩建的费用由电网企业承担。分歧通过设立的调解中心负责解决。 4）全国平衡。电网企业有义务记录它们的可再生能源购电量和所做出的补偿，并在电网企业之间自行平衡。所有对最终用户供电的电力公司都应按照全国统一的配额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并向电网企业支付补偿。 3．风电预测 风电预测对于德国的风电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德国对所有风电场输出的总功率进行预测是非常必要的，预测结果可用于系统运行、发电调度和电力交易。由于目前的可再生能源法赋予风电优先上网权，因此风电预测主要由系统运营商承担，风电场业主不需要进行风电预测。几个重要的时间跨度范围是小时前（0~6小时，超短期）、日内（0~23小时）、日前（24~47小时）和星期五至星期一（72~96小时，因为电力交易所周末休市）。 德国风能和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ISET）研发了风能管理系统WPMS，能够集成实现风电监测、风能预测和风能横向交换的功能。德国四个系统运营商中已经有三个安装了WPMS，约覆盖德国风电容量的98％。其中，系统运营商EnBW 使用三种不同的预测系统用于风电预测，发现所有预测系统都在过去两年得到显著提高。而日内预测结果的频繁更新使更短时间段内的日内电力交易成为可能，从而显著降低预测误差。
我国近年新能源发电并网情况 16009626 康雨翔通过学习时斌老师的讲座，我对新能源电力近年来的发展有了较深的认识，课后通过请教电气的学长和借助网络，我从三个比较浅显的角度对我国近年来新能源发电并网状况稍作阐述：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现状 201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和生物液体燃料等计入能源统计的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约2.6亿吨标准煤，约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的7.9%。如果计入沼气、太阳能热利用等非商品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2.9亿吨标准煤，约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9%。主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情况如下。 （1）水电：中国水电技术成熟，装机容量和产业规模均位居世界前列。2005年后，水电年新增装机均在2000万千瓦左右。到2010年底，水电装机总容量达到了2.13亿千瓦，当年发电量686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6%，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是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支柱。 （2）风电：中国风电已经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自2006年，风电装机容量连续四年翻番， 2009年和2010年，中国年新增风电装机量均排名世界第一。到2010年底，风电吊装容量达到4400多万千瓦，并网容量310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500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
电量的1.3%。海上风电建设2009年开始启动。在市场需求和竞争的推动下，中国国风电设备制造业技术升级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目前1.5-2兆瓦风电机组形成充足供应能力，3兆瓦风电机组已投入商业运行，5-6兆瓦风电机组样机已下线。风电未来进一步规模化发展需要解决并网和消纳问题。 （3）太阳能发电：得益于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推动，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在2005年后迅速发展，从硅材料到光伏系统集成的光伏全产业链基本形成。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占全球市场的50%。2009年后，由于光伏发电成本显著下降，中国开始启动太阳能发电市场，2011年新增光伏发电容量55万千瓦，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今后太阳能发电市场规模的扩大仍有赖于其成本下降，同时如果实现上千万千瓦的规模化发展，并网和消纳问题也必须考虑。 （4）太阳能热利用：中国太阳能热水器走的是基本不依赖政策支持的市场化发展的道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和消费国，产量和市场应用量均占全球一半以上。2005年后，中国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和利用规模稳步提高，到2010年底，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为1.68亿平方米，年产量为4200万平方米。但是，先进的集中式太阳能热利用技术仍有待突破产业瓶颈。 （5）生物质能：中国生物质能实现了多元化发展。生物质发电技术成熟，2010年发电装机670万千瓦，主要是秸秆、稻壳、垃圾、蔗渣发电和沼气发电等。沼气年利用量约140亿立方米，生物燃料乙醇产量186万吨，生物柴油利用量约50万吨。各类生物质能利用的
行政立法的规范化，是指我国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范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权限内对过去所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审查，确定哪些法律、法规、规章已全部或部分不适应现实需要，应予以全部或部分废止；下位法律规范是否与上位法律规范存在抵触，发现抵触，应尽快修正；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是否有不和谐或相互矛盾处，要力求和谐并消除矛盾。尽管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稳定性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适时地进行立、改、废；下位法律规范则要与上位法律规范适时地保持立、改、废的一致。这是法的稳定性与适时变化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 虽然《立法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立法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没有对行政立法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操作性的规范措施，但是毕竟《立法法》的出台对我国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作了进一步规范，向行立法规范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要充分的了解我国立法法中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并找出解决的方案，首先，要我国的立法法中对行政立法做出的规定进行初步的认知与探究。立法法中对行政立法的规定有：一、行政立法的权限范围 我国享有行政立法权的主体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等。在实践中，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制定权限划分，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而导致多头立法、部门争权、内容冲突的情形时有发生。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立法法》对行政立法权限作出了统一规定。 （一）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限定了行政立法权的范围 《立法法》第条明确规定了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它事项。对上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不可以授权。 （二）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 为了明确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立法法》第条对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内作了详细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应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在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通过特别决定的方式对国务院加以授权外，还存在所谓的法条授权，即在制定的法律中专设一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就有问题制定行政法规。 （三）明确规定了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及其权限范围 为了正式明确国务院直属机构的立法地位，《立法法》第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内容摘要2002年，中国在行政法领域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革命，一系列立法修改法律的动作接连不断。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所做的这些努力，直接动因来自WTO。自1999年中美关于WTO的双边协议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变法”，外贸、金融、税务、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法规最先得到大规模的清理。到2002年三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对中外合作法律进行了修改，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在涉及经贸领域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之后，“变法”开始转向直接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法领域。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行政立法的主体、基本程序、监督机制、适用规则和裁决机制都作了明确规定。虽然《立法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立法中所存在的随意性、部门利益倾向等问题，没有对行政立法在程序上规定有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规范措施；有的学者也认为，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如行政立法问题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解决，而不应由立法法解决，但是毕竟《立法法》的出台对我国行政立法中的混乱现象作了进一步规范，对我国行政立法的一些基本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关键词：行政法，行政立法的规范化，备案，审查行政法，是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一切法规的总称。行政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规定着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以此来调整国家和各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同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行政法，包括国家民政、治安、军事、外事、财经、文教、科技、人事等各个方面的行政管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过去，我国的行政立法是个薄弱环节，虽然先后制定出许多行政法规，只是散见于宪法、法律、法规、决议、命令和其他各种规范性文件之中，缺少系统的、切合实际的行政法规。行政立法的规范化，是指我国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范的国家机关，在各自的权限内对过去所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审查，确定哪些法律、法规、规章已全部或部分不适应现实需要，应予以全部或部分废止；下位法律规范是否与上位法律规范存在抵触，发现抵触，应尽快修正；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是否有不和谐或相互矛盾处，要力求和谐并消除矛盾。对行政法规进行清理的目的在于克服现行立法的混乱，防止一些国家机关和个人利用过时的或互相冲突的法规作为其违反或规避现行法律规范的借口或根据，保障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尽管法律规范的实施具有稳定性的要求，但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都应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适时地进行立、改、废；下位法律规范则要与上位法律规范适时地保持立、改、废的一致。这是法的稳定性与适时变化性的辩证统一，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empirenews.page--]自加入WTO以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化向各行各业日益渗透。但是，WTO规则并不直接适用于成员方国内，而是要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WTO协定的国内适用问题主要体现在有关国际自由贸易的政府管理方面。保证WTO协议在一国领域或关税领土范围内实施，首先就必须使其国内法的规定与之保持一致。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书中的义务相一致。”且该条第5条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议的任何规定提出保留”。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履行WTO所要求的义务，这无疑对中国行政立法提出了挑战。此外，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是一个针对企业的机构，但企业在WTO中并没有直接的谈判地位，没有说话的权利，WTO 这个政府间组织要求谈判在政府之间进行，规则由政府制定，争端也需由政府出面解决。可见，政府在维护企业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定规则的“立法者”和解决争端的“裁判”是WTO时代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国行政立法面临着对现行行政法律规范（含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大规模的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不一致的法律规范，制定新的行政法律规范。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从德国能源转型看我国清洁能源发展 2000 年以来，我国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大幅度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清洁能源蓬勃发展。我国在《巴黎协定》提交自主贡献文件时提出，2030 年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进一步提升至20%。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力行业面临需求增速放缓、结构性装机过剩等问题，非化石能源协调发展难度加大，西南地区弃水、局部地区弃风、弃光、弃核严重，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规模与配套电力体系、基础设施存在较大矛盾。在能源系统以何种方式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方面，我国现有能源战略和规划缺乏明确的系统性、长远性战略安排。 德国也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国家，自然资源不丰富，油、气基本依赖进口。为了提高能源自给率，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上世纪80 年代提出了“能源转型”的概念。随着全球对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问题认识的深化，德国明确了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的方向，并提出了清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计划2050 年将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至80%。但在转型过程中，随着“弃核”、“退煤”战略的实施，可再生能源比例不断增长，德国也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可再生能源消纳困难、高补贴高电价负担重，以及自然资源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传统能源企业受到了巨大冲击。为此，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修订相关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为未来全球能源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国能源转型发展也有与其相类
似的问题，深入研究分析其转型过程、政策措施及经验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1.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欧盟统一行 动战略指引下，德国一直致力于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德国进一步调整国内能源政策，提出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举措，以实现在2022 年之前全部关停境内核电站目标。可再生能源规模迅速扩大，规模化发展带来了如何消纳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难题。一是电力供给波动性持续加大，初步分析到2020 年德国某些时间段可能会有2200 万千瓦富余电量，到2030年则可能达到4100 万千瓦；二是传统调峰机组大量减少。根据能源转型目标，到2033年，现有的70%以上传统调峰机组将会被关停，到2050 年将只剩下不到20%的常规电源作为备用电源。德国能源转型面临调峰能力不足的巨大挑战。 2.高补贴导致了高电价负担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德国实施了高补贴政策和高电价政 策。以光伏为例，2005 年德国光伏采取固定电价上网政策 （FIT ），电价补贴达到60欧分/ kw.h ，且20年不变。这一阶 段建设的光伏电站大约在2013、2014 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在这一 政策的刺激下，德国光伏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10至2012年达到 了高 峰，年装机均超过700 万千瓦
创业板公司案例分析之 东方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 0819087 夏宇欣 0819088 吴晓鹭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宁海县日升电器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内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光伏企业，主要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灯具、电池、组件、光伏应用产品的研究与制造。公司总经理林海峰被评为“宁波市十大杰出青年”，公司也先后获得了县市“纳税大户”、“销售五强”、“龙头企业”、“实力型企业”、“劳动信用AAA级企业”、“市级和谐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市领导先后到公司来考察，对企业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① 2008年8月10日，日升电器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吸收深创投、麦瑞投资、科升投资等六位投资人为日升电器新股东；2009年4月为稳定、激励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和重要员工引入和兴投资作为东方日升股东，完成了公司的股份制改造，达到并远超创业板IPO发行上市的基本条件；于2009年底正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IPO首发申请，并于2010年8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108号”文核准，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500万股社会公众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元/股。 3.发行数量：4,5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9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网上发行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 4.发行价格：42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50.18倍（每股收益按照200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67.52倍（每股收益按照200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5.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1,89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52,420,2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837,579,800.00元。② 从公司的简介上看，东方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良好信誉和巨大潜力的公司，那么该公司是否真的如它自己宣传的那么好，是不是真的值得投资者进行投资呢？我们将从宏观、行业、经营和财务状况四个方面对东方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论宪法实施的监督 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保证宪法正确实施而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对有关涉宪活动实行的全面监督。就监督主体来说，除了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以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就监督对象来说，既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依法负有宪法监督职能的机关对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不同，不同国家的宪法监督机关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1）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监督宪法的实施，审查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是否违宪。（2）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由法院解释宪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3）由专门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些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如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等，履行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监督机构不同，监督方式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由立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主要采取书面审查和规范审查的方式。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机关可以自己主动审查，也可以应请求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法律规范的内容。由司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监督方式与普通法院的诉讼方式相同，既是依请求的被动式审查，又是个案审查。由专门机构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委员会或者宪法法院的监督方式各有不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实行的是事前监督制；宪法法院的监督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有的实行事后监督制，有的实行事前监督制。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在宪法监督制度的设计上，我国既不像普通法系国家那样，由司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也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来行使宪法监督权。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体制，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项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
论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法学理论(1) - 内容提要：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由于行政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本文着重从权力机关入手，对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从原因、模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关键词：行政立法行政立法的监督权力机关一、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的原因(一)防止行政机关越权立法和监督用立法权国家行政机关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是受权机关，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立法权，故所有行政立法都应该是授权立法、其立法主体只能是我国宪法、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立法主体，其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授权机关所授予的权限，其所立法之范围不能超越授权机在所授予之范围，否则便属于越权立法和滥用立法权。在我国，具有行政立法权的机关是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除此之外的其他机关都不具有行政立法权，因而不具有行政立法主体资格。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
和规章。这一规定就说明，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和法律，是基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产生的，没有宪法和法律根据就不能进行立法活动。然而，在行政立法的实践中，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如国务院有近30个部委，全国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28个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18个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都具有行政立法权。这些立法主体处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级别，在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必然从本部门、本地域范围内利益来考虑如何进行立法，缺少纵向与横向的协调性。如果不对其立法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一是超越了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二是所立之法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三是出现部门之间所立之法，不同地区之间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现象；四是所立之法规范的对象超出了本部门所管辖之范围。前两种情况必然导致所立之法无效和被撤销，后两种情况会导致立法、执法的混乱。这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娜硕既菀桌挠萌Γ 馐峭蚬挪灰椎囊惶蹙椤Ｓ腥Φ娜嗣鞘褂萌σ恢庇龅接薪缦薜牡胤轿埂薄Ｒ蚨挥卸孕姓⒎ń屑喽剑ㄒ哉隽⒎ü痰募喽剑拍芊乐剐姓卦饺⒎ê屠挠昧⒎ㄈā?BR>(二)有利于规范立法程序，使行政机关立法规范化。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所应遵循步骤、方式和顺序，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行政法规利规章的活动程序。在行政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程序一般包括规划、起草、征求意见、审查、通过、发布与备案等几个步骤。但是由于立法主体繁多，各立法机关立法人员的素质也不一样，机关领导对立法活动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在实践立法过程中，不遵循立法程序，所立之法不规范，质量不高的现象
国外利用煤层气经验值 得借鉴 集团公司文件内部编码：（TTT-UUTT-MMYB-URTTY-ITTLTY-
国外利用煤层气经验值得借鉴针对接连发生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胜利油田有关专家指出，煤层气已经成为我国煤矿安全的头号“杀手”，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利用煤层气的经验，让煤层气变害为宝。 据胜利油田胜动公司有关专家介绍，美国专家提出的煤层气回收增强技术是把二氧化碳注入不可开采的深煤层中加以储藏，同时排挤出煤层中所含的甲烷加以回收。这种做法一举两得：可以把热电厂的废气二氧化碳存入不可开采的深煤层，既利于电厂二氧化碳的处理，也有助于煤层气的开采利用。 利用二氧化碳增加煤层气的回收，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和化学的互相作用过程。甲烷和二氧化碳以一定的比例存在于煤层中，煤层中既有气态的甲烷和二氧化碳，也有吸附态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当纯二氧化碳注入煤层时，气态的甲烷就被挤出来，而且，由于二氧化碳具有高度的吸附性，煤层会迅速吸附二氧化碳并排出原先吸附的甲烷。 在德国，矿区每年有１０亿立方米的煤层气排入大气，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也造成能源浪费。上个世纪末，德国已经掌握了大规模利用煤层气的技术，但煤层气发电一直得不到大规模的开发。
２０００年４月生效的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不仅使煤层气发电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而且鼓励企业在相关设备上开展中长期投资。该法规定，今后２０年内，５００千瓦以上的煤层气发电设备每生产一度电补贴约７欧分。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制定了到２００５年二氧化碳排放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２５％的目标。减少煤矿煤层气的排放、加强煤层气的开发利用也在这项计划之列。 早在二、三十年前，法国等国家的煤炭企业就已开始抽取煤层气。另外，在美国煤层气商业性开发成功范例的鼓舞下，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俄罗斯、印度、波兰等主要产煤国纷纷开展煤层气勘探开发试验，并制定了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政策，以促进本国煤层气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据了解，世界煤层气储量俄罗斯第一，其次是加拿大，中国储量约为３０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中国有近一半矿井为高“瓦斯”或较高“瓦斯”矿井，每年因采煤而从矿井中抽放的煤层气在１３０亿立方米以上.
试论恢复检察院一般法律监督权(一) 内容摘要：我国宪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建国初检察院的一般法律监督权曾经得到过尝试和行使。但是现行立法和执法中，检察院职权被局限在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诉讼监督之中，没能完全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责。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国家职能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情况下，恢复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已经具备了主、客观条件。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也将促进我国政权体制的完善，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检察院一般法律监督权政权体制党的领导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一、对一般法律监督权的本体认识 1、一般法律监督权的释义 一般法律监督权就是指在现在专门法律监督权以外，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普通公民遵守法律的情况实施监督的权力。这显然是一项宽泛的职权范围，主要目的在于保障法律得到贯彻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而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主要在于法纪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监所监督几个方面，涉及司法领域或者诉讼过程的监督。一般监督就是在这些专门监督以外，对政府制定政策、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强制措施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保持其符合法律的规定，防止违法行为和违法措施的使用，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一般法律监督权也包括对社会组织、企业法人以及公民遵守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防止严重违法的情况发生，对国家法制和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特别是在贯彻新制定的法律过程中，这项监督权尤显重要。 人大常委会、行政监察机构以及党的组织现在也进行的监督法律实施活动，致使这些监督活动是从属于各种权力下的监督权，是为了保障其权力的行使服务的，不属于国家法律监督权的范畴，不具有法律监督权的特点。因而一直以来也没有有效地阻止违法措施的使用和违法行为的发生。长期以来检察机关的权限几乎被限制在刑事犯罪领域，恢复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就是要把对政府行为、企业和公民实施的正常监督权进行充实、规范，统一由人民检察机关行使，达到维护法制统一的目的，消除违法行为和违法措施的使用。 2、一般法律监督权的存废历程 我国在建国初模仿苏联规定设立了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并逐渐对其进行了中国化。《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1949年12月主席批准）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法律、法令，这就是我国人民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最初规定，模仿了苏联关于一般监督权的规定。1954年宪法第八十一条中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要"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检察监督的对象限定在"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范围内。这已经与苏联的规定很不相同，取消了监督的最高性，突出了法律监督性质，是结合中国国情的结果。 对于一般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建国之初我们检察机关以及党政领导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检察是新机关新工作，需要经过摸索过程，起初只能从刑民事件做起，以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对于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遵守法纪的一般监督制度，在目前只能重点地摸索经验和试行，待取得经验，逐步实行。 检察机关对于行使一般法律监督权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各级人民检察署在各项运动和中心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关的违法情况，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供党政领导机关决定方针、端正政策、消除违法的现象的参考，这在实际上就是发挥了一般监督的作用。一般监督工作涉及国家的法律、法令等重大问题，采取有重点地慎重进行的方针，摸索经验。人民检察院党组在一般监督中发现有违法的决议、命令和措施的时候，应查明情况，提出意见，请求党委处理；经党委决定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提出抗议的时候，再提出抗议。《1956-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