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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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任何对于未来的讨论都离不开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过去30年中突飞猛进，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30年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这种增长会永不停止，而是意味着中国一直以这种速度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又有哪些？让我们来聆听当前中国最有影响、最富独特思考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探寻中国奇迹将何去何从。
题目：中国经济何去何从
时间：10月31日（周一）晚7:30至9:30
地点：理教107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CCERCLUB
主讲嘉宾：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80年代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从事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经济研究。90年代先后到英国和美国多所大学访问、求学，后获UCLA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其间曾经到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任教。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
2011年秋“求知寻是”系列讲座
“求知寻是”系列学术讲座的前身是ccerclub举办的经济学论坛。“求知寻是”系列学术讲座的目的在于为渴望求知的同学，搭建课堂以外了解中国发展与转型过程中重大问题的平台。为对真实世界充满兴趣的同学，提供向名师们学习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机会。本学期主题——“中国奇迹何去何从”。
主持人：此次活动主讲周其仁老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1996年春季起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然后他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产权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今年我也选了周其仁老师的经济学的课，觉得深深的被周老师的学术精神所折服，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周：谢谢各位来，这个讲座的题目是他们出的（大家笑）。大题目叫“中国奇迹何去何从”，我一听我说那怎么讲得了这么大的题目，
后来他们说给你们个小的吧，叫“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这个也不是那么太小。而且是“何去何从”这个听着就像大文豪讲的话。我查了查，果然是原来屈原讲的话。他原话是说“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翻译起来，这件事到底是凶，还是吉，从哪里离开，往哪里去，这都是了不得的一个事情。看起来肯定要离开某一个状态，要走向另一个状态，要做选择，要做思考。所以我刚才走到门口，我就想把这个广告改一改，叫“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周其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我是研究一些很具体的经济现象，只好这样妥协一下，我把我研究的有些问题，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看看对大家思考何去何从，有没有一些帮助。
也许将来中国的何去何从，跟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有一点关系，所以我只能取这么个角度，来给各位做交流，我开个头，然后大家有话大家讲，或者提问。
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第二大。外部环境可能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外部环境会构成一个问题呢？我想要从中国这30年高速增长，其中一个得意的来源就是开放。现在讨论中国经济各种各样的红利，对不对？我的看法可能最大的红利就是开放的红利。因为开放前，中国的资格，是经过很多年自力更生的努力。但是我们整个经济水平，人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为什么在人均所得很低的情况下，开放有一个红利呢？因为一开放发现，我们过去多少年自己关起门来，人均所得低，很穷。在开放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一个竞争的武器，为什么叫穷啊？倒过来就是说我们农民收入很低，工人收入很低，知识分子、干部的收入也不高。那个过去的状态。
1978年我记得，80年代都在研究农村的农民，1978年前面农民的净收入，这个概念跟城市的工资不完全一样。净收入，只有133块钱。133块4毛6，大概这么一个数。全国平均。里头包括人民公社给他的财产，给他的粮食，现金部分在133块钱当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总之，非常小。那为什么穷倒过来是一把刀呢？因为你一开放发现，这么巨大的一个人力资源，它的习惯上得到的货币报酬这么低，实际上就是一个成本的优势就出来了。因为你想同样一个东西，你做，发达国家也做，我们的工资低。如果这个东西同样都做出来了，那到底哪个东西好卖一点？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最大的开放红利。而且经济收入低，不光劳动力便宜，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水、我们的所有的环境要素相对价格都在全球看非常低。
一开放，开始就看不出来这是一把刀，因为长久的封闭，好多东西都不会做，不
会做怎么竞争啊？所以你要说有优势，也构不成竞争力啊？但是它有一件事情是开放以后很明显，因为人有一个特点，他会学习。开始不会做，慢慢就开始，如果有信息进来，有相应的信号，刺激性的信号进来，你就可以做啊！我记得非常清楚，80年代初刚开放的时候，当时也就是港台的一些企业到大陆来办厂。就带了款式的商品，我们内地看的目瞪口呆，长久的封闭，就有这个结果。什么都不会，80年代，我当时工作在中央农研室，领导叫杜润生，挺大的干部，也非常有见识，他是“一二九”抗日时期作为北京师大的学生，没念完，去的延安，参加的革命。很有见识的一个老人家，到广东回来以后，兴奋的，差不多手舞足蹈。
因为他看到港台开放引进来，当时有一个款式的轻工业产品，现在看没多大科技含量，但是我们几十年就没见过这种产品，非常小巧，颜色非常好。南方当时蚊子很多，所以就要挂蚊帐。那款电风扇可以放在蚊帐里吹，你脚踢倒它就停，扶起来它就转。我就记得这个杜仁僧讲起这个产品，那个兴高采烈。不会做，但是看见了，看见以后就慢慢琢磨怎么做。快事是外商来，外资来。但是工人是我们的，很多管理人员也是我们的，发现那个产品，可以卖的比较好，可以带来较高的收入，就琢磨怎么生产。后来我们很多人跑道世界上去看到好产品，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买来的，有的出差带回来。然后就把它拆一拆，仿造一下，慢慢就会造了。然后中国经济开始发生一个了不得的变化。
就是你的薪水非常低，你原来什么也不会造，慢慢会造一些东西，然后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制造出口。这个就是中国开放红利的由来。我是80年代末出国的，那时候在美国的商店里，Made
in China东西还不那么多，等到95年底，96年初，我要回CCER教书， 那已经是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了。中国学生要回国，带点什么东西呢？给亲友，太贵买不起，基本上我们买得起，都是Made in
China。这是96年，你想想看。所以我们从这侧看高速增长是跟这件事情有关。但是我们一直不理解，这个现象十几亿人冲进了全球市场，国际市场，我们的产品开始在发达国家陈列，开始卖，开始从低端、中低端、中端，一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到中高端，这个过程给人家带来什么？
不理解。那我自己受到触动是06年的一件事情。到耶鲁大学跟法学院的教授一块研究土地问题。回来的途中，在底特律转机，有一点时间，然后我就去看了福特博物馆，大工业生产流水线，是福特开始。那时候有一个事情我非常触动非常深。配着介绍讲解
员是一个退休的福特的老工人。他一边跟你讲，一边很自豪，他高中毕业就进了福特，一辈子在里头工作，肯定工作得很好，退下来公司还给他这么一个活。做福特博物馆的讲解员。讲得很开心，我说现在美国人是不是还像你当年一样，高中毕业就去福特汽车公司？他就很开心，他说“现在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我说“您的孩子是不是还在福特”？他说“我的孩子不在福特，我的孩子到亚洲去教英文”。
这个事情，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全球化，来看中国融入全球这个竞争。它当然也比较优势释放，对不对？因为任何国家，经济学从李嘉图以后就讲这个道理，哪怕什么都做的生产率比你高，他也有相对更高的，任何两个国家只要他做相对生产率较高的那样，那么总产品会增加，总的经济增长成绩会更好。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有挑战性的。你从低收入，低成本杀进去，然后你的学习曲线长得比较快，你开始做含量很低的劳动力技术产品，慢慢慢慢，你就开始做一些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加上开放，资本可以引进，包括人力资本，你看很过美国工程师到中国来工作，德国工程师到中国来工作，合资企业，都会带来一些东西。
中国人又肯学，好了，这个事情再往上推，可能就会有麻烦了。什么麻烦？如果它的技术进步不如你的技术进步快，那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结果？就会出现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会越来越大。我们这侧是完全超出，我们80年代真是没有远见，一直研究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天天研究这个剩余劳动力这么多，土地这么少。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这个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可是你看中国Made
in
China出口工业一起来，很多地方招不到工人，招不到工人工价挡不住就要升，这就是经济规律。看在我们这侧情况都是很好，里头有矛盾，有收入，有些人群，有些地区，收入涨得更快，是有点问题。但平均水平涨得很快，这也是事实啊。但是那一侧就麻烦了。
我造牛仔裤，你开始造牛仔裤，那我就不造了，我就造Computer好，很快你也造Computer，我造什么？我造高端的车，好，很快你也造车，造飞机，你也造飞机。最后如果它升得慢，你这里升得快，它一定有个麻烦要来。这就是现在越看越清楚一个局势。所以你看97年签WTO的时候，舆论当中，包括很多人都认为，一签WTO中国吃亏，就吃大了。因为发达国家这么发达，你把门一打开，他往里一冲，怎么会有中国人的市场，怎么会有中国公司的市场地位？97年签的条约，2002年5年过渡期，02年以
后生效，你看02年以来发生什么？
没有说发达国家把我们全部吃光啊，为什么？就是学习曲线在起作用，然后有一个跨国替代在起作用。它反正设备要更新，到哪里去更新啊？他到生产率变动率较高的地方去更新，好了，大量投资来了。我们从开放以来，1000多亿美元，外资进入中国，加上头脑，加上企业家，加上商业模式，加上我们勤劳、吃苦，然后又肯学习的工人，美国的变化没有这么快啊！所以04年沙梅尔逊去世前，他有一个例文，就讲这个事情。就弄个动态的看比较优势。不一定都是合作，如果一侧的技术进步快，另外一侧的技术进步慢，它有可能当中会有一些死结会打不开。你看现在跟97年完全不同。中国完全是高举贸易自由的旗帜，开放。发达国家开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这个如果在97年谈WTO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局面。你再往后看五年、十年，你看IT这一波，看来就过去了。最后的一个，我不敢说，你看乔布斯，这个苹果，它的艺术跟IT结合到一起，那个产品不可拒绝。但是你再往后看还有什么？下一波是什么？原来美国对中国的开放是非常朝野，他的政客，他的舆论，他的产业界，他的普通人，都是高兴的。为什么？刚开放时啥也不会做，威胁不了它的生存。等到Made
in
China的东西从低端的，因为这个东西原来就在亚洲，其他先进市场做，也不在美国做。玩具了、伞了、铅笔了，早就不在美国生产了。所以你把港资移到大陆来，台资的引到大陆来，新加坡的引到大陆来，南韩的引到大陆来，美国不受什么触动。它无非过去向南韩买，向台湾买，现在向大陆买。
你的学习取向在往上走一层，麻烦就来了。很多东西直接跟美国的厂商之间有竞争。资本可以流动，工人没有那么容易流动。资本说在中国投一个厂，扩大汽车生产能力，这个容易做到。产业工人呢？接待我的那个美国工人，他和他的孩子呢？然后你再加上一个条件，他已经是作为一个产业工人，在战后的时代里头成长，他就是这个价钱，一辆车就是这个价，造车的工人就这个收入。就那几万美元年薪啊，接待我那个人，不好直接问，怎么看来看去，一年到他这个水准，怎么也得有8万美元一年的收入啊。怎么调整？
工资这个东西，往上走很开心的，往下调，那你说跟中国人竞争啊？我们不是赞成竞争嘛，如果这个市场有人，以较低的市场，供应同样的劳务，或者产品，那你就得往下调价，可是往下调价谈何容易啊？它已经有一个生活方式了，你怎么改变？这个现象我们在国内，打开的时候，城里人、农村人，同样的问题啊。
我回国第一场调查该研究农民工进城，然后上海当时下岗，国营工业调整，上海很多工人下岗，下岗以后他首先要把城门关上。当时上海发的条例，很清楚的规定，多少多少工种不准招外地人，为什么？它本身的就业问题没解决啊。我当时跟谁一块到上海去调查，印象非常深。农民工，上海人怎么跟他竞争？他们12个人住一个房间。不洗澡，我当时觉得真是一个问题。
你现在看这个问题已经是全球的问题，8万年薪可是不光每天洗澡啊，它有好多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你怎么往下调？然后产品开始替代，生产基地换掉，原来在这里生产，现在全球通讯运输成本一变动，它就放到中国来生产。这个趋势再往后看，然后我们这里，真是举国上下，产业升级，站在中间看看，你再升级他怎么办呢？我们就天天说整天生产附加价值低的东西，这个不行。你看国内天天开会，天天讨论怎么加快产业升级。你说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已经走进较高收入水平，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这些国家，它作什么反应？
当年摩托罗拉老总讲的，日本把美国追到80年代的时候，不是说日本第一吗？摩托罗拉老总讲我们跟日本人竞争，唯一的出路就是永远会他们不会造的东西。这句话到今天有效，问题是有没有那么多，市场欢迎，又是只有美国会造的东西？它如果不是不断的发明这些东西出来，这个全球化，这个比较优势的释放，除了给两国人民，给全球经济带来好处的一面，还有冲突的一面。很多东西就要抬头，那一抬头，你想经济道理很清楚，如果它没有收入，它拿什么买你的东西呢？当然它是美元，全球货币，印一点钱来买，印钱买能长久吗？你干吗？所以这个问题看来有一个何去何从了！
你加快升级，可以的，它怎么办？你说咱们不管，逼死拉倒，我们就升级。你看我们这个姿态真是可以的，珠海的行长，全世界的行长，咱们大飞机还没造出来，拉了模型去卖。拉了模型就拿到定单了。从旁看去，你说能谴责中国人？穷了这么多年，永远做低端品，中国的产业工人，工程师、管理者，它也有个价啊。你会生产，我也会生产，不可谴责吧？那头怎么办？你不造飞机了，它造什么？它这么多的产业工人往哪儿送，失业率这么高，不单单是这一次危机的后果。美国的失业率已经是非常高了，它有弹性制度。它早就不是全日制，有完整福利的工人，才叫有价值。一个礼拜工作两天，弹性的工作，现在全算进去，你把实际上不工作的时间加起来，都是17%，20%的失业率。
欧洲的问题就更严重，因为它的福利制度通常比美国还要好一点。所以你看欧洲
发生的几个欧债背后的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高了。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情。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未来发展，还能不能有持续的、稳定的、和平的外部环境。那我们有什么选择？在对外关系上，在处理全球化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立场是，谁也无可指责？你要指责就指责冷战。谁让这个冷战，把这两个国家，我老说两个海平面，差那么大啊！我们开放的时候，是美国收入大概1%，你差2%的水平面不打通，一打通会怎么样？谁也怪不得的。但是这个局面当中有些挑战问题是要处理好的。所以从内心世界，我是希望他们，加快他们升级，你再造出很多我们造不了的东西来。可惜现在不多。
80年代美国，90年代新世纪初还一片乐观精神，就是一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的浪潮非常大，可是它不需要这个学习曲线这个快啊，因为IT发展以后，学习成本下降了。很快你会的东西，这里的年轻人，阿里巴巴，ebey就不行了。是你发明的，这个商务模式你看元素最早，是他们体系出来的，可是追的越来越快。阿里巴巴追Ebey比中国的“一汽二汽”追美国的汽车工业快多了。什么道里啊，学习啊。学习曲线会加速的。所以美国的未来学家说，生物技术会怎么样？生命科学会怎么样？空间技术会怎么样？后来奥巴马上来以后，说新能源。我都希望他是真的。你得快解决，五万、八万、十万年薪的美国工人就业问题。如果这个局面一直向着这几年的趋势走，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看历史，一个低海平面、高海平面一打通，除了经济繁荣，都会带来大大小小的摩擦。搞得不好，就会很紧张。你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特点？全球形势。小事情都有可能变成大事情。为什么？它这个经济压力，要寻找释放的口子，再加上我们这个国家，15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欺负，我们的公众，包括在座，某种程度也包括我本人，有一股劲啊。那这个处理得不好，我们到底要过一下瘾，还是要长久让这个国家，长远的真正站立起来，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这两者之间不是永远都是好处理的。而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就会很大的麻烦。因为你看过去30年，看得很清楚，最大的就是开放红利。技术怎么进步的？我们的产品品质怎么提高的？很大程度是出口逼的，你不过关就出不去。干嘛要甘改善？他出价高啊！
他是高海平面来买你的东西，他就这个价。这个价一开，咱们这里的变化就加速度，要没这个力量，我们如果还是关起门来，应该说不会之这么快。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大概对你们关心的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里头好多问题是很难处理的。你看最近美国参院通过，说中国操纵汇率。所以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增收中国货进美国的特别关税，惩罚性关税。我问问各位，怎么办？人民币升还是不升？美国参院通过，众院还没有通过，我们什么态度？升不升？
众：升。
周：还有敢说升的。多数人都说不能升啊，美国人让我们升，我们怎么能升？而且这句话不是没道理的，因为经济困难的时候，谁的货币升谁倒霉啊。这叫以邻为壑，如果他能贬他货币，他的出口就强劲，就业就增加。所以你看历次世界经济低迷、萧条、出状况的时候，都是这个结局。就打汇率仗，最好你升。然后我最好贬。从来就如此啊！一次大战那个“金本位”怎么消失的？德国很糟糕，英国更糟糕，法国相对来说比较好。就是法郎跟黄金的挂的钩，与英镑跟黄金挂的钩之间有差异，英国人把英镑一贬，英国经济马上就好了。然后法国惨了。这就是历史。所以咱们说，人民币不能升！
可是不能升，喊口头就不升了吗？这是大问题。我们很多人认为，你说升我说不升，人民不汇率就不会升。确实不能轻易升？你升了，你的出口怎么办？我们在座是没有做过出口生意啊，出口就是拿人民币做成本啊。雇工人，交税、买原料、买材料、买电力，全人民币付的。买来的要素组成产品，美元计价出口。人民币兑美元一升，你想想看，你的成本一下就上来了。所以你去问出口的公司，我跟任正非问过，我去访问过张瑞敏，这些老总都是非常有见地，有见识，说绝对不能升！升一分钱，海尔成本要增加400万，怎么化？好，咱们听了产业界领袖的意见，听了出口省份的意见，你去问出口沿海省省长，有赞成人民币升值的没有，你们去调查。一个都没有的。一升，GDP、税收、就业，方方面面都会下来。
好，咱们听他们的，不升。你怎么不升啊？所谓人民币升不升，就是美元进来一块钱，你拿几块钱人民币去买啊？这不就是汇率嘛！我们现在说大家义愤填膺，说人民币绝不能升！什么力量能让它不升呢？你得出人民币，去把它买下来。谁出啊？这些年来，算了算，大家看，为什么外汇进入中国都变成国家外汇储备，不是居民手里的，不是企业手里的。朱镕基刚到北京当副总理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200亿美元，民间留学生回来，出国工作人员回来，企业创汇1300亿元。现在你看看，从九几年到现在，绝大部分进中国的外汇，都变成国家外汇储备。什么叫国家外汇储备？国家拿啥买来的？用钞票买来的。央行用基础货币买来的。央行不买行不行？
早年说
不行，因为外汇储备太少，朱镕基刚上来的时候说不买真不行。整个外汇储备只够这个国家转两个月、三个月，太少了，可是我们买到了一万亿、两万亿、三万亿美元，太多了。买来以后往哪儿放啊？那个东西可不能锁在柜子里的，因为它是外币，你必须买外币资产，你到哪里去买这个外币资产是安全的？你又是国家的外汇储备，管这个事情就是我们CCER老的副主任易纲，现在他是外汇储备局的局长。全国人民委托他们去保管好这个外汇，全国人民，先别说全国人民，就咱们这一屋子人，你说我做的事情对还是不对？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么多人替这么多人理财，怎么挑最安全？挑来挑去，买美国国债。
你不要笑，你去做决定买什么？自己的好办，我买输了我就买输了，全国人民的钱。但是为什么外汇进入中国，多成了国家外汇储备。人民银行买来的。为什么要人民银行买？不买人民币兑美元就升值啊。你没有买的力量进去，人民币兑美元再长没人买，央行也不买，它不就了吗？你看这个问题就这么来的。为了保证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为了中国出口主导的导向的经济，还要保持活力，你就得维持住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的稳定。这句话好讲，天天得去买啊，中国开放如果是小门开了一道缝，这个很容易买下。问题今天的开放局面，每天进中国的外汇，惊人的！
除了我们贸易赚来的钱，外国直接投资进中国的钱，还有所谓热钱，它形成了人民币兑美元一定会升，它把钱放到中国。好了，你要升，人民银行不断的把钱送进去买，买外汇。这个钱买跟谁买，跟商业银行买。商业银行把企业个人赚来的外汇，都买到手里了。央行把基础货币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手里就是流动性充裕啊，然后就可以放贷啊。然后我们各地发展的劲头，怎么发展？借钱发展。谁能借钱？中国是条条块块都能借钱。这是中国特点。你说你们来自各个地方，哪个地方说我算了，我就不发展了？没有的。都想快，都想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变成国际中心城市。中国说200多个城市报出来说要变成什么国际中心。你也不要笑，人都有这个权利的，干嘛我这里不是国际中心。光你们北京、上海是中心啊？
无可厚非，问题不但有想法，而且还有手段。中国的政府，是可以把老百姓地拿过来的。地拿过来就是资产，就可以抵押，地拿过来往银行一放，钱就套出来了。然后这个增长速度你去看，好了，这个局面就造成了。我们要汇率稳定，央行实际上就进入汇市，央行进入汇市就是基础货币大量的投入了金融系统，金融系统加上一个摁也摁不住都要发
展的这个国家，条条块块，方方面面，没有地方善罢甘休的，都要上。最后什么局面？这就是一波又一波的价格啊。因为一个市场，不管你叫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房间里，可供应的商品，服务资产的增长，慢于货币的增长，物价一定会上来。
这就是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汇率稳定，套着另外一个事情，你有什么机制让它稳定？你用基础货币让它稳定，它就这个局面，所以最后有一个东西，抵不过，民意汇率你可以保持稳定，民意汇率人民币兑美元可以不升值，但是正式汇率呢？什么叫正式汇率？就是把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放进去。基础货币发出去，民意汇率守住，这个钱一滚进市场，流动性创造货币，银行贷出去，收回来，再贷出去，最后货币供应量比商品、劳务、资产增加的量高，然后通货膨胀率就上来了，资产价格就上来了。房价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来的，都是拿钱买出来的。在预期的支配下。很多人想，钱分在那里会毛，买房子会增值，这门课从南到北全学会了。然后我们有多少人住不上房，多少人房子是空的。义愤填膺，是要义愤填膺，因为这是收入分配里面出了问题。但是他已经有了这么多钱，它无非是表现形式问题啊。
我们很多记住说，看那个房子不点灯的，去数那个房子的点灯率，有多少房子晚上是黑的。作为经济学家，不好公开大声讲，因为大家很生气，你去讲。对很多房子空着有意见，有合理性一面。但作为经济现象，不是买来要住啊，是保值增值，或者叫“炒”。炒是什么，卖的时候价格更高啊。这个需求起来。你看点灯不点灯没有关系嘛，如果这个钱不买房存银行里。我就跟记者朋友说，你说你到银行的金库去看，你看那里点灯嘛？那里也不点灯的。从一个不点灯的地方，移到另外一个不点灯的地方，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放在那里，这个资产涨得快。怎么形成的这个局面？
3万/平方米，4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北京还冒出一个30万/平方米，所有人发工资，说增长速度，这个怎么弄？但这个局势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你看汇率问题，不单是跟美国相处，对不对？其实美国行政系统，它也不愿意跟中国真变成贸易战，但是美国还有国会。国会直接面对选民，选民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政客就要拿来做文章，尤其到了什么大选，好了，这个局面就复杂了。他说升，我们说绝不升，绝不升银行天天打钱啊，一打钱，我们主张人民币绝不升的，是不是主张房价天天涨啊？所以经济这个问题啊，就很复杂。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影响未来。当然一个可能性，你就要把这个
钩给他摘开，汇率的稳定目标，和人民币本币币制稳定，要把它分开。
让人民银行主要还是守住法律规定它的主要的职责。因为要央行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天下持币人民都对得起，不能随便让票子给毛了，因为票子毛了，不单单是说民意值唰唰变高了，如果通货膨胀仅仅是所有价格都同水平的提高，没啥坏处。就是加“0”嘛，加强往后加数的，中国人算数很好的。通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货币总量加高的时候，分布到不同的产品上，相对价格不一样。我写过文章，货币这个东西，它会鼓包。这个包鼓起来了，然后就引起人们的消费决策、投资决策改变。行为会改变，会紊乱，你以为包鼓得很高，真是代表未来啊？你追，你追过去就没了。我们这些年来，这些错误配置资源带来的损失是惊人的。
然后最大的损失是人力资本的损失。因为一批人觉得这个赚钱，太好了，太快了，太容易了。而且这个钱赚过以后，这个人很大程度就废了。你想想看，你赚过这种钱，你还能好好工作？你干什么多觉得无精打彩，你上班，觉得一天怎么才这点钱？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武功已经废了，他天天等着掉馅饼，天天等着下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这个后果是不得了的严重，不可逆的，抽鸦片是一个道理。可是它场面形成了，我们的股市现在怎么起不来。很多希望，你看看历史，一年半从1000点上证指数，涨到6200点，一年半，你说什么生产率涨这么快？
5000多点的时候，我下乡黑龙江农民给我打电话，经济学家，买什么股票？5000多点，你怎么跟他说？你倒过来想，人也有权利追求财富啊，问题是你看越是这种，知识不太够的，胆量比较小的，他醒得越晚，他到股价都离谱的时候，他说我应该进去。每一次都是恶化收入分配。房地产，现在这些现象，你去看我们这个相对价格，离谱的，一波一波，把很多人弄的心思都是不稳定状态。你想你要把产品做好，把服务搞好，把管理做好，你得有一个稳定的心态，你盯一个事情多少年。大家看乔布斯的故情，他为一个事情Crazy好多年，一辈子搭进去，也许就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心思，都是活的，没有办法，干扰的信号太多。
一会儿茶叶，贵到了你不能拒绝，你非去炒茶叶不可，你不炒就可惜了。云南的同学有没有？思茅改成普洱，思茅市一个地名，普洱价格好到不得
，说主打产业，改成普洱，改完以后普洱价就下去。然后炒大红袍，炒到福建去了。我国庆前去新疆，到了南疆，天哪，这个地方。因为南疆现在新疆开发成了大问题，加快发展。原来起点低，你看，我去看了一头
羊，叫“刀郎羊”。南疆一种土羊，跟阿富汗一种羊杂交的一个品种，一共就那么几百头，然后这个流通的货币，不知道怎么就好，需求就起来了。一头羊，1400万人民币，不卖。最早看英国《每日电讯》登了这条新闻，我说英国人怎么会注意我们南疆这头羊？因为英国人很生气，他们历史上最贵的羊21.5万英镑。说中国人出一头羊，1400万人民币。
我到了南疆，我说我就要看这头羊，当地领导周伟书记，都不知道有这头羊。然后问那个畜牧区的，打听明白去的，真有这头羊。养羊的是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非常老实的牧民，他一直是干这个活的。但是说07年以后不对了，就这么杂交出来一个羊，那个羊是有点怪，鹰勾鼻，大鹰勾鼻，那个耳朵长得好，那个耳朵搭下来，到下巴还可以打个结，体型比较长条。但是你怎么看，当然上体就是要浑身黑，尾巴白。就出来这么一个物以稀为贵，然后说新疆先富裕起来一些，就要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宠物养。你去看藏獒那个价，80万美元/头的藏獒的价我知道是有的。
这些其实跟当时无关，我说怎么会1400万不卖的。这门课很容易修的，你跟我要修这门课，比北大很多课容易修，只要有个人，每天来问你，你手里哪怕这瓶水，今天有人问说，5块卖不卖？5分钟以后说7块，再过15分钟说15块，你知道一直连续上去，你这样上三天这个课，你就会想，我这要不卖，后边还有人催呢。就这么上去了。这些现象什么现象？这些现象就是在开放的经济当中，你光把财政的窟窿堵上是不够的，我们95年把那个窟窿堵上了，94年是高通胀，94年人大通过法案，央行任何时候，
不得给财政透支，这是非常重要一道阀门。因为全世界通货膨胀都是多花钱，没有税收来源。然后印票子，顶政府的开支。
95年我们立法问题解决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在这个汇率形成机制当中，发生了这么一个新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对外开放，两个海平面打通，这个来势凶猛，学习曲线上的非常快。最后就变成我们一个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央行已经没有别的途径给社会发钱了，原来还需要借钱给商业银行，现在根本不需要。现在它买商业银行外汇的钱，就超出来源性。央行不断的发行央票再把流动性收回。这个都是开放当中形成的挑战，像这类问题怎么处理，怎么把它分解开，汇率的稳定是重要的，基础货币的稳定更重要。你怎么权衡这里头，找到平衡点，这个对未来有影响。
所以，你看未来5年、10年，国际环境，我们现在处理很多国内问题，都跟国际问题通着。处理国际问题，都跟国内问题通着。我们能不能
理解通的脉络，在我们的公众，在我们的专业人士，在我们的政府决策部门，能够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不要出重大的错。这个对“何去何从”是有影响的。那么一个解决方案已经知道了，你要让发达国家缓一口气，所以我们要逐步争取国际收支的平衡。比如说要扩大进口，因为你要多买一点他的东西，他才能发挥他的比较优势，还有一条更根本，我们要从过渡的依赖出口，转向依赖我们的内需。可是谈到我们的问题，如果做一些仔细的研究，你会发现，这可不是喊一句口头就能转得过去的。你要内需，发现说，美国人储蓄率太低，中国储蓄太高，中国要扩大消费。
现在你看到处讲这个话。你进去研究一下，中国人消费都不会了？很多地方，开座谈会，请专家去，我有的时候被请到，说怎么刺激消费？我就想，消费都不会。你得有收入嘛，没收入怎么刺激它消费？收入容易吗？咱们给它发补贴，咱们快个会，做解决，说收入分配、再分配？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的理解，收入它取决于什么？它取决于权利的划分，资源才能带来收入，但是资源有一个权划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大都市发展非常快，然后我们的都市都非常的干净、整齐。让中国人有面子。但是有一条，街上能不能摆摊啊，我们多数地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可以的。还得了，这么好的城市，这么好的街道，让你摆摊？所以城管的工作任务就是轰这个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街上能摆摊还是不能摆摊，这就是个权利问题。这个权利怎么化，就决定一种收入的格局。
你看看小摊贩，你看不起眼，一个摊位一家人，绰绰有余，你不让他摆摊，给他发救济，你要发到他能有一个合格的生活水平，不容易。你让他要有尊严，不可能！零补贴怎么可能有尊严？可是街上，在什么范围内允许它摆摊，什么范围不允许摆摊，这就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啊。利用这个机会，我表扬一下Bloomberg，他当了纽约市市长，纽约市场，街上有几千个摊位，很多议员就说清理他们，因为他们占用的街道资产，都是市政的资产，市政府，所以议会有权把他们轰走。
Bloomberg最后做的调查分析，他说不可以这么做。因为这3000多个摊位，就3000多个家庭。但是它影响交通不可以。
所以你要划分时段，划分区位，界定这个摆摊圈。我不知道杭州市，前几年在浙大教书，杭州市那个王国平他们也学会这个东西，高峰时候不准在这些街道摆摊，但是到晚上了，市政府给你拉上灯让你摆摊，变成景观。你看老行当，周围几条街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人晚上就到这个地方去买各种各样
的下商品，晚上就不堵了嘛，你看同样的东西，我们很多城市，是干净，参观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有一个收入问题呀！当然，你说随便摆摊，对不对？我到印度去，大概是这个状态。满街啊，底层人们很容易生存。但是呢，通行够差了。市容就太差了，吸引外来投资这方面就不利。
类似像这种权利界定，重新界定，重新带来收入流的问题是非常大的。你看一块土地，政府说征地就征了。按照我们的法律，征一块地以土地的原用途，然后乘一个倍数，作为给你的补偿。99年以前，我们的土地管理法是保证政府可以很低的代价拿到土地来完成国家工业化。所以99年以前我们土地法规定，政府征用你农民的这块地，以这块土地原用途年度收入，补偿它不超过20倍。最高不得超过20倍，上线给你划死，下线多少没有说。所以我们出这么多征地的矛盾，农民上访，利益受侵权，不完全是个别地方官员的问题，不是工作作风问题，体制性的问题。货币闹得越来越大，99年修改宪法，把这个宪法提高到30倍。进一步再提高，说超过30倍及经过国务院同意也可以。
一块农地，800块钱年收入，你赔他30倍，就等于说30年这个收入有保障。可是土地是永久性资产，如果它不被你征用，他农村在手里，永远可以凭着它生产财富，生产收入流的。而且，你征地，过去征地多数是为了全国的共同利益。要修公路，要修军事设施，要修三峡大坝，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大量是商业性用途。高端楼盘、商场，都是这些问题。你要不要重新界定啊？过去那种制度是反映过去那个时代，国家工业化时代，国家财政很弱，而且城市也不扩张，工业项目也很少。现在是加速城市化，你不把这个权利重新界定，那农民的收入，怎么有保障？
所以为什么我们研究中心，我们这个学院有一些老师和同学，一直在看成都的改革，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别的办法。征地作为我们多少年了，主流制度，马上改是改不动的。但是能不能把单轨变化双轨啊，政府可以征用一些地，农民在有些条件内，可以卖一些地。它可以交换一些土地的财产权。如果做，还是不做，结局或收入就不一样，然后它对内需的含义就不一样。还有像中国的税收的权利，要不要界定啊？所以说到底谁可以定？我们政府开会就收税，这个制度如果不给一定的约束，我们这些年的问题已经看清了，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政府的板块增长太快。每年都是30以上。现在讲起来，李长春在广东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开会，他就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税收涨得都比GDP涨快一倍。
那什么年代的事，到现在这个趋
势有增无减。讲到底就一件事情，这个权利怎么界定的？税到底谁定？人大应该讨论啊，方方面面发表意见啊，更重要的是税拿去干嘛了，要讨论了，要有一个抑制的机制啊。否则，如果我在政府开会，让我开开会就可以定税，那这个税率很可能就涨得偏快，偏快以后，这个收入，这个板块，居民、老百姓这块就减少了，相对就少了。这些问题，都是所谓深层次改革，所以内需不容易。谁不想消费，问题你得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就要重新界定权利，重新界定权利，就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人民之间，学者之间，专家之间，包括同学之间，对很多问题看法也不一样啊。
说农民自己有转让土地的权利，我们担心的可多了。说让它转卖权特别，他拿打酒喝了怎么办啊？他不是住到街上去了吗？他去赌博了怎么办啊？他一下暴富，听起来都有些道理。多少人会这样的？城里人为什么这个房子可以转让来转让去啊？城里人要把房子卖了，换了酒喝了怎么办啊？一讲到农民，我们很多人就把他们看作未成年人，需要特别的呵护，要不呵护，还有这种论调，给农民更多的权利，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这些道理都是有一部分是成立的，问题在整个社会，正面反面，利弊都放进去看，到底应该怎么制定政策，怎么制定我们这个制度，这个是我们所谓内需，在我看来，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这盘棋子，过去的成长非常好，在我的看法就是开放，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这个权利界定，这个话好写地做起来是好复杂的。你要没有邓小平，哪有这么多民营经济的？按照我们过去的观念，你除了给国家干，你不能给自己干，你自己敢只能用家里劳动力干，你不能雇人。雇人不能超过7个可以，超过7个就是剥削。多少年了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资本论里找到了这个表述。剩余价值率，有一个剩余价值量，雇一个工人这个量多少，雇2个多少，雇7个是多少，超过7个这个资本家就全脱产了。马克思举个例子告诉你，这个剩余价值，率以外有一个量。使得一些人，可以成为专职的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他随便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作为正常了。
改革开放早年，我在中央农业室工作，这个事把人搞死。生产规模一扩大，对不对？你看芜湖那个“傻子瓜子”，炒瓜子炒得好，市场卖得多，他就雇人。一下就雇了大概20、30个人，那个在当时不得了，这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啊？改革开放怎么回到解放前了？最后这个事情邓小平，要邓小平表态了。炒瓜子在当时就是好大问题。邓小平也不敢表态，因为当然年我们集体的观
念就这么看问题，这是个巨大的力量。可是生产力卡在这里了，国家招不了这么多工人，国家不可能把炒瓜子这些事情都做好？
邓小平真是会处理这些问题，两派意见，一派也很有道理，社会主义纯洁性，方向。还有一派说就业、劳动人口。各有各的道理，都是党内很高级的同志。邓小平最后，我听到的传达邓小平说先不要动他，两派投资都拥护邓小平。先不要动嘛，以后还可以动啊，还有一派说，小平讲了，不要动他。邓小平说实践，他说看啊，看炒瓜子能不能把社会主义炒掉？你做试验啊。当然你还要把别的东西加进去啊，那个傻子瓜子，我们当时访问过他，文化很低。还有一个做劳教的记录，当年这些人才敢出来干这些事啊。正经有工作的人，谁创办民营企业？
然后脾气坏，急的时候用脚踢过工人，那更不得了。最后跟他说工作，瓜子可以炒，对不对？不会来动。但是你也不能动工人啊。你踢工人叫什么事？芜湖市委做他工作，所以这个权利界定，好复杂的。开了两年，最后说，大家意见一致了。然后写进一号文件，说是社会主义一个必要的补充。再过两年，发现不错，有了法，有了法律的框架，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开放了，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后来说，这是重要组成部分，最后说要跟国有的、集体的平等竞争，到十七大这么个表述。这就是权利界定，前两天我去参加浙商大会，浙江省委、省政府3000多全世界浙商回来。
我坐在边上看，要是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人都没有了。当然，作为企业家、工人、政府、公众、社会责任，好，你一道道来。最后什么意思？内需绝不简单。容易重新界定的，我们都界定了。剩下的就是复杂的。36条非公经济搞了两次，国务院，加起来72条。贯彻的情况，工人认为不理想，说起来允许进，进不去，为什么？既得利益。不愿意来分食这个利润。本来高的利润就是一个信号啊，高利润说明这里的供还不能满足需求，才有高额利润。我们这个社会，你看，多多少少对利润，要么该不准你有高额利润。一看高额利润，就是暴利，不管合法不合法，就是暴利。如果这个社会如果经常反暴利舆论的，你要产生乔布斯，那是不可能，你不可能产生这种创新。
你不可能让它冒出头来。还有一条，有了利润，允许不允许开放准入，让人进去抢这个利润，通过竞争让这个利润变平。我们这个问题，两边，不是往这边摆，就是往那边摆。你看上半年到现在，整个国有四大银行的利润，多高啊？金融的门开得够不够啊？这次温总理到温州讲了这句话吧，正门开得不够，所以那
个地下钱庄，敢冒大风险的民间金融及其发达。那你想啊，这就是我们社会，是我们中国人组成的经济世界，怎么摆布，这个权利怎么划？允许人干什么是在合理的边界内？这些问题要不解决，内需你就喊吧，喊下去就变成笑话，好像中国人不喜欢消费。
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关键的问题是收入，收入的关键问题是界定前来，界定资源怎么被利用的权利。跟我们这个传统，跟我们现成的法律，又咬得上，又是渐进的，又能长出块新空间来。要我说，中国的未来，包括“何去何从”，绝不简单。就像我们在座说，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十年后你会怎么样？比较好的答案就是不确定。但是有一条很确定，但是一定跟你的作为有关。不是说我们请来预测，说15年后我会怎么样？我们这么做、那么做15年后都一样吗？个人如此，个人加到一起一个国家，我想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这么解决有一个未来，那么解决有另外一个未来。未来某种程度，它不在，尤其是不在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说，而是取决于我们国家的方方面面，怎么行动，怎么实践。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