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总第22期） China Economic Observer (No.22)
CMRC中国经济观察China Economic Observer
二〇一〇年夏季（总第22期）
2010年7月24日
目 录
曾湘泉：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2)
周天勇：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到2020年以后 (8)
卢 锋：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观察 (14)
会议上半场问答 (29)
陈兴动：欧洲大紧缩与中国结构性紧缩 (31)
高善文：转型之痒 (38)
宋国青：短期需求疲软 (46)
会议下半场问答 (55)
第21次“朗润预测”：2010年第3季度 (60)
“朗润预测”特约机构名单 (6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联系人：陈建奇电话：010-******** Email: ccerobserver@https://www.doczj.com/doc/e811840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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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当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
曾湘泉教授回顾了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几起重大事件。在此基础上引出并且分析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近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大事件
曾湘泉教授回顾了2009年至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几起重大事件。一是民工荒，政府也称之为招工难。2004年宣布农村取消农业税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曾出现民工荒，但这次更加严重。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用工短缺问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2010年春节前后，“不忧订单忧用工”成为外向型加工制造企业头疼的难题。从行业看，缺工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工资强度大和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从工作岗位看，缺工主要集中在一线操作工，这与2004年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不同。
二是富士康跳楼事件。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共发生15起跳楼事件。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跳楼身亡，成为第一起跳楼事件；5月份出现爆发式增长，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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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9起，在5月26日郭台铭在全球媒体正式道歉之后的48小时内就出现4起，呈现典型的聚集效应，堪称恐怖的5月。跳楼员工普遍年龄较轻，11位员工平均年龄才21岁，这其中10位员工年龄不到24岁；入职时间较短，平均入职时间仅207天，10名员工入职尚不到一年，说明他们还处于新工作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适应期。富士康于6月2日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基本薪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又于6月7日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薪资将从1200元上调至2000元，上调幅度超过了66%。除了上调工资，郭台铭于6月8日的集团股东大会上，明确宣布了向重庆、河南、江苏和山西等内陆地区转移部分事业群的庞大计划。
三是本田罢工事件。以往中国企业也发生过多次罢工，但很少报道，而本田罢工是被公开报道，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还亲自去了本田进行协调，并成功调停了这次罢工事件。今年5月27日，本田公司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零部件工厂的中国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零部件供应的中断，致使4家在华整车工厂也被迫停产。6月4日，劳资双方经谈判达成协议，每位工人月工资增加500元，平均月薪增加至2044元。这一事件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企业忽视劳动者权益、非法用工（如大量使用实习生）、工人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提高、缺乏问题解决的正规渠道以及二代农民工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等。
四是涨薪潮。前三起事件归根结底均与工人工资低有关。除了富士康和本田宣布加薪外，其他公司也相继跟进，如全球最大电脑显示器生产商冠捷科技宣布，2010年下半年将再加薪15%至20%，该公司已在今年1月上调大陆员工薪资15%。6月8日，深圳公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宣布自7月开始，深圳市关内外最低工资标准统一提高至1100元/月，关内外涨幅分别达11%和22%，创下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最高幅度。从7月1日开始，北京等10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部分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而从今年年初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招工难、政府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推动、通胀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等都构成了本次涨薪潮的原因。
二、劳动力市场的四个问题
基于以上事件，曾教授引出四个问题：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是否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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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低工资时代是否预计结束；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政策取向应是什么。曾教授也给出自己对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首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仍需高度重视。基于他以前的一项研究，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2006-2020年间15-24岁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2006年为1.2亿人，至2020年仅有0.6亿左右；但55-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一直在增加，从2006年的0.6亿多上升至2020年的超过1亿。
总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然巨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目前的供求矛盾。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季度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得到舒缓：2009年1季度的竞争指数（求职人数与岗位需求数之比）处于顶峰，达到
2.58，意味着就业压力很高；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2010年1季度的竞争指数已降至低点，2季度的竞争指数与1季度基本持平，为1.37，说明就业市场在较低压力水平上徘徊。
需要注意的是，图1是1989-2004年中国调查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很低，但自然失业率非常高，一是由于摩擦性失业，目前中介还不发达，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二是因为结构性失业，尽管劳动力市场有空缺，但求职者没有掌握所需的技能，结果继续失业。因此，中国目前仍需关注岗位需求问题，而不要盲目乐观。
图1 1989-2004年中国调查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
其次，就业质量成为新的关注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如家庭服务、微型企业和自营就业等，于是就业不充分、
不稳定成为突出问题。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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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就业更加突出；外出打工者很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且权益得不到保障；许多就业者的劳动关系不稳定，如派遣员工等。
举几个例子。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2009年对当地10个村的调查显示，在外出打工人员中，政府组织输出的仅占2%，能人带队的占15%，结伙外出的占46%，孤单外出的占37%。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不太稳定的职业。调查还显示当地外出农民工中约71%集中在服装、建筑、电子、制鞋、玩具加工、餐饮等行业；但还有29%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其他未分类行业，据当地政府部门介绍，这部分人主要从事废旧物品收购等工作。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调查显示，2009年当地外出打工者中约有14.2%并无固定工作或者从事废旧物品收购等自营职业。除了农民工，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也值得关注。2009年高校毕业生调查显示，以往的就业率估算有误导性，因为将继续读研、出国或复习考研的学生也当作就业者。如果剔除这一部分，截至6月底和7月初，2009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55.4%。其中有接收单位但尚未签约者占毕业生总数的24.3%，除了用人单位还在走程序的原因，其他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为临时性工作以及对工作不满意而暂时未与用人单位签约。而部分高校重就业率、轻就业质量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形势，漠视了高校毕业生与民工同酬、重点大学就业率甚至低过一般院校、就业率高而就业质量低的非正常现象。
总体而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中国的失业率非常低，因为中国的失业保障制度远未完善，失业者难以生存，一定会找些工作维持生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业形势很好，就业质量低下是当前亟需关注的问题。
再次，就业能力是制约转型的最大障碍。在讨论劳动力市场时经常面临这些疑问：为什么就业难？为什么工资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本身的就业能力薄弱、创造价值的能力欠缺。据麦肯锡调查，中国每年新培养出约1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其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这一比例甚至低于印度。王伯庆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平均就业能力与企业要求相差30%。2009年对中关村地区的调查采访了企业、高校教师以及大学生，三方均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列为大学生就业难的首要长期原因，其他如“高校扩招造成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就业指导缺乏”、“就业信息不充分”以及“片面的就业观念”也是造成就业难的长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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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劳资关系受全球经济影响呈现复杂化特征，理论研究和管理措施亟待强化。首先，目前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端的人才市场与低端的劳工市场，高端人才市场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不仅冲破了户籍限制，连国籍限制也逐渐淡化；然而低端劳工市场难以实现全球化，中国的工人不可能都移民至美国。激烈的人才竞争促使人才市场价格上升，但劳工市场的工资呈向下竞争态势。其次，全球劳资关系复杂化，如国家间出现岗位竞争，目前不仅仅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不同国家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又如个体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本田罢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又如劳资冲突由民事纷争演变为刑事案件，有时甚至爆发流血冲突，通钢事件即是典型案例。而劳资冲突加剧主要由于政府追求GDP增长而忽视劳工权益，工会依附行政、作用有限，工会职业化能力薄弱、集体议价机制尚未建立，以及劳动关系研究被忽视等。
三、政策建议
最后曾教授给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就出现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可见经济增长对保障就业的重要作用。其次，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目前中国的工资增长采取运动式管理模式，想起来便涨，没想起来就不涨。本田和富士康事件归根结底是因为企业没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此前多年企业都没有提高职工工资，而多年间物价增长了许多。第三，加大改革力度，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能力。第四，提高养老金水平，近年来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因为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太低，老年人只能再就业以增加收入。第五，加大中介服务建设，减少摩擦性失业。第六，工会组织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增强集体谈判能力，淡化工会的行政色彩。第七，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从构建中国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来思考就业战略。最后要重视劳动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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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urrent Employment Situation
Xiangquan ZENG
Dean of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everal significant events occurred in China’s labor market since 2009, including the so-called “migrant worker shortage”, the employee suicides at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ies in Shenzhen, the strikes at Honda Auto Parts Manufacturing Co, Ltd., and the nationwide increases in the minimum wage.
Do these events indicate a turn in China’s labor market, or an end to the era of low wage? Which direction should policy take? We can hardly answer all these problems easily. However , according to our recent study on the labor market. We found some important results about these problem. Firstly, the problem of the job vacancies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should still need great attention. Secondly,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such as employment instability or lack of full employment has become an outstanding issue. Thirdly , employability has become a new obstacle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ourth, industrial relations have been considerably influenc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and becom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ever. As far as the policy is concerned,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measures. To begin with, the stable growth of economy will help to increase employment. Secondly, we should build an mechanism to keep the wage grow steadily. Thirdly,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an be alleviated by way of intensifying reform. Of coure , there are other related measure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the labor market such as increasing social benefits or enhancing capacit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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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到2020年以后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劳动力过不过剩，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临，既是一个学术研究话题，也是一个需要搞清楚的实际问题，涉及到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就业战略和政策。我认为，应当严肃地加以讨论，使国务院及其他有关部门决策时有科学的理论和国情依据。
一、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的两大争论
刘易斯拐点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人口多，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具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将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并且，其工资线是一水平的直线；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到了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时，劳动力将出现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我国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问题产生了较多的讨论。2006年有学者就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的看法，并认为，中国2009年开始将面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2010年以来个别企业发生罢工及员工自杀连跳等事件，引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关注，对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的问题再度引发激烈争论。归结起来，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如果已经来了，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没有如此严峻，劳动力供需市场就会平衡；如果没有来，劳动力还是过剩，宏观调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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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将控制和降低失业率放在第一位。二是刘易斯拐点之前是否应该涨工资、提高劳动力成本？按照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在拐点到来之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会上涨，如果涨工资将使中国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拐点没有到来，还有农民工工资上涨压力，这是一个刘易斯悖论。
观察上述争论不仅需要考虑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含义，更要考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有其暗含的一系列假设：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自由迁移，城市中的劳动力工资纯粹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在完全的产业收益成本调节下，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地在各产业间进行配置；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劳动力退出存在障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都较为自由，但随着社保制度的完善，退出难度也在增加；个体户和灵活就业则完全依赖市场调节。
二、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代表刘易斯拐点来临
工资决定和形成，不仅要看供求，而且要看基本的生活费用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是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换句话说，如果刘易斯拐点还没有来到，农村劳动力还过剩，那么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合理？也就是说，需要解释刘易斯悖论。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溯农民工工资上涨的原因。总体来看，我国农民工工资上涨有三点原因。一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投入较大，并取消了农业税，农村收入不断增加，若要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务工，城市中的用人单位和家庭需要给予更高的工资。二是农村生活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低成本自给自足部分持续下降，城乡物价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之中，城乡生活水平都在提高，社会保险金征缴日趋严格以及缴费的增加，整个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和用工成本在上升。三是政府也在鼓励通过集体谈判协商工资水平，职工集体动议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是一种制度的进步。
长期以来，农民工资增长幅度很小，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甚至低于劳动力的生活成本，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相反的，即便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农民工工资由于上述原因的上涨，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并会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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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上涨后，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失去人口红利，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这就应该分析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的双面影响，一方面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工资上涨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原来可以支付五个人的工资现在只够雇佣四个人了。但另一方面，工资成本的上升也会迫使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尽快调整与升级。
实际上，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一个假设是，模型描述的国家，其就业的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是合理分布的。其实在中国不然。与其他国家处于人均GDP为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比例低了近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例低了30个百分点。形成刘易斯转型的渠道扭曲。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服务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不遵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的趋势。因此，服务业扩大是持久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领域。而服务业狭窄，则对劳动力充分就业十分不利。
针对这一重大问题，政府首先要调整结构，改变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服务业就业比例过低的扭曲局面。应积极促进服务业发展，以吸收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并且吸收制造业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其次，由于工资上涨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政府应考虑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避免其破产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2008年《福布斯》发布的各国企业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仅次于法国，如果算入征收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税收痛苦指数可能已经超过法国。
制造企业应对劳动力工资上升的策略是，加快技术进步，用相对便宜的资本替代日益昂贵的劳动力；扩大品牌优势、提高竞争力；同时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三、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理论上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没有到来。主要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和国情理由。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农村人口还要继续向城镇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按照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没有剩余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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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时，才能成立。从统计看，中国2009年城市化水平46.59%，处于低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还要继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一个低城市化水平的国家，还存在巨额规模的农村人口，说其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直观上也是说不过去的。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说刘易斯拐点来临，还比较接近现实。
其次，按照劳均耕地来看，中国的农业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2009年总计就业的劳动力77995万人，其中城镇31120万人，农村46875万人，农村就业人员中从事乡镇企业的15588万人（实际上大部分乡镇企业已经在城镇中，也就是许多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在农村居住，在城镇上班）。从大数估计，全国近78000万劳动力中，城镇固定劳动力大约为28000万人，农民工20000万人，在农村从事农业的30000万人。
即使农村向城镇转移了2亿劳动力，中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0.36公顷，仅高于孟加拉国和越南，位居全世界倒数第3位。从农场规模看，拉美国家的农场规模可达几万乃至十几万亩，美国农场规模平均3500亩，欧洲国家约为200到500亩，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农场规模约为30到50亩，而中国的家庭农场规模也就20亩左右，南方一个家庭大约只有5到6亩耕地，而且就这样小规模的农场，也支离破碎，土地不在一起。
再次，制度改进和技术进步，将加快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由于中国的户籍迁移、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制度的城乡分割，实际是一部分中年和妇女劳动力不能够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如果农民进城户籍、公共服务、居住、社保等逐步均等化，农村中的中年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而改革是一个趋势，农村留守的劳动力终究要向城市转移的。虽然农村中许多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劳动力，已转移到城市，但还有许多老人以及妇女滞留农村。并且每年还新增大量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作为新生的农村劳动力，也要向城市流动。
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规模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化等等趋势，设备和技术对从事农业，包括从事养殖业的劳动力，替代非常明显，而且替代程度越来越高。未来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劳动力被越来越多的挤出不可避免。
第四，刘易斯拐点来临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基本接近，中国农业和城镇在这方面还差得太远。这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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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时，如果城镇给予的工资低，他就不会向城镇转移。实际上农村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发生民工荒和近期农民工工资上涨压力，不是农村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城镇的水平，而是因为城镇中的一些企业给予农民工的工资低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
第五，分析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来临，既要看供给曲线，也要看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和需求趋势。一是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和集体企业在上世纪高峰时期曾雇佣1亿3千多万劳动力，现在国有企业雇佣人数不到3千万，集体企业雇佣人数不到5百万，这意味着国有和集体企业减少了近1亿工作岗位，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二是从产业结构看，现在40%劳动力在农业，27%在工业，34%在服务业。但去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0%以下。这意味着40%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不到10%的GDP，可见农村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相差有多大。三是从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看，发达国家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30个左右，而中国只有12个左右，中国小企业少，地方许多都是大型工业企业发展主导，提供就业机会很少。简言之，无论是从所有制结构，还是从产业结构，还是从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特别是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数量看，中国远远没有到劳动力需求把农村过剩余劳动力吸收得已经没有了的时候。
总之，我认为，刘易斯拐点没有来临。我们等着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临的时候，大约是城市化推进70%以上之时。因此，刘易斯拐点来临，恐怕要等到202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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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Labor Market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Tianyong ZHOU
Professor,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Lewis proposed that as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of a country became less during the relocation process, labor shortage would happen eventually, and wage would increase accordingly.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Lewis turning point is coming in China becomes very popular.
We believe the current wage increase for rural workers does not mean we have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explain the wage raise. To start with, the fast growth of rural income requires a higher wage to ensure rural migration. Secondly, the growing living costs need to be covered by wage raise. Thirdly,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help rural workers getting higher wages to shrink the gap between rich people and poor ones.
As to the supply side, there is still a huge amount of rural labor supply. For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the third highest in the world. As a result, China’s cultivated land per rural labor is only the last but two all over the world. If study the scale of family farm, we can find that China’s average level is even way lower than Japan and Taiwan, not to say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Besides, every year, there are many rural graduate students flow to cities. And the increase of mechanization level in rural areas further reduces the labor demand, thus, provides more surplus labor.
As to the demand side, since the reform of SOEs, the employment has decreased dramatically. Moreover, though many large firm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last decade, their demand for labor was not very high because of the capital-intensive orientation. If we further study the productivity of our industries, we will find that the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is much lower compared to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assumption of Lewis Turn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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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观察
卢锋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2009年10月21日希腊政府宣布上调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市场担忧希腊债务风险增长，债信评级机构下调希腊债券评级，促使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逐步浮出水面。此后危机一波三折不断发展，不仅给欧元区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也为全球经济走势增添变数，成为最近全球关注焦点问题之一。希腊危机展开进程如何？危机发生根源何在？如何评估其演变前景和影响？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环境下经济发展规律有何认识启示？本文对这些问题给以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演变阶段
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中央政府以主权信用为基础形成的负债，传统主权债务危机指一国主权负债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发生违约（default）情况。然而在当代债券市场发展背景下，主权债务实际发生违约可能性与历史时期比较较大幅度下降。如Moody （2003）指出，1985-2002年间，全球仅发生九次主权债务违约事件②。因而学术界有观点认为用实际发生违约定义主权债务危机不再适当，需要扩展定义内涵使主权债务概念更好反应当代实际情况。如Pescatori & Sy（2007）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定义不
① 感谢杨业伟同学和王健同学收集资料和参与本文研究工作。
② 这九次分别是：委内瑞拉（1998年7月），俄罗斯（1998年8月），乌克兰（1998年9月，2000年1月），巴基斯坦（1998年11月），厄瓜多尔（1999年8月），秘鲁（2000年9月）阿根廷（2001年11月），摩尔多瓦（2001年6月）。具体参见Moody （2003）表4，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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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虽然目前情况显示，希腊政府仍坚持实施减赤方针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应对政策会带来巨大阵痛并激化利益矛盾。危机爆发后，希腊国内罢工游行抗议事件此起彼伏，至7月9日仅全国性罢工已达6起，部分罢工事件中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协调社会矛盾和修复社会凝聚力面临挑战④。危机前景还取决于希腊能否加快经济改革步伐，重塑经济竞争力。紧缩财政固然可以减轻政府债务压力，然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其次是德国等需要在财务上施以援手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错综复杂利益矛盾和政治压力，从而使得欧元区国家之间真诚合作意愿超过机会主义行为方式冲动。此次救助计划之所以迟迟没能出台，并最终引入IMF作为援助介入一方，德国的态度起到关键性作用。由于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出现一段缓和期，并且德国民众和舆论对援手希腊较多持保留和反对态度，德国政府坚持应依靠希腊自身力量应对危机，对债务危机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德国和欧元区其他主要国家能否有效管理国内政治压力，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意愿和决心如何，对未来局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再次是欧元区政治家和社会能否利用危机压力，推动欧元区财政和政治一体化改革，从深层机制上避免未来发生类似危机可能性。另外还取决于欧元区能否亡羊补牢，建立有序退出机制以有效约束成员国利用财政透支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危机发生及其援助派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希腊危机发生背景和根源
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既有增长方式失衡内部原因，也有加入欧元区后失去货币调节手段的体制环境背景作用；既与希腊政府操纵财政数据失信于市场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方式有关，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债务危机风险的传导效应影响。从开放宏观经济学分析视角观察，宏观结构失衡和失去货币调节手段最为关键。
希腊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是一个较小国家，经济规模仅占欧盟总量2.6%。希腊也是欧元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2000-2008年希腊人均GDP为1.67万欧元，比同
④ 也有评论人士认为不必过分夸大希腊最近罢工抗议影响力，因为希腊民众本身比较习惯于以罢工方式表达对政策不满。即使在紧缩政策推出之前，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希腊也经常发生。根据希腊内政部警察总局统计，过去10年里，首都雅典市中心举行的示威游行超过300起（梁业倩，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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