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的胜利：弱势群体话语权实现的内在路径*
■袁爱清邵培仁
【内容摘要】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本文以防御性悲观作为研究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切入点，探讨了弱势群体话语权实现的可能性及内在路径，以尊重弱势群体的情感诉求及心理需求为前提，研究了弱势群体在事件中的涉入程度与内在机制对促进信息表达的积极意义，并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于弱势群体推动事件发展维护基本权益及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弱势群体；话语权；防御性悲观
弱势群体问题业已成为国家政策部门及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大众媒介是国家与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因此，关于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研究是当前新闻传播学领域热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且大多集中在弱势群体如何寻求大众媒介的关照，此类研究既能增进对媒介生态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又能为维护弱势群体话语权及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指导。
随着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在当前网络语境下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从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杀人案等来看，弱势群体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使用大众媒介，最后取得了话语权的胜利，这种话语权的实现路径一改以维护强势群体话语权为基础的研究假设。尽管相关的事实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但笔者认为，目前至少还有三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1）为什么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缺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是客观存在？其深层原因又是什么？（2）弱势群体处于明显的信息劣势，且无有效机制纠偏的情况下，弱势群体是如何赢得话语权的胜利？其理论模型是什么？（3）面对弱势群体对话语权的需求，如何缩减鸿沟，促进话语权的公平拥有？其实现的内在路径是什么？鉴于此，本文将引入防御性悲观这一概念，围绕该概念进行相关的研究，并就引导机制重点展开论述。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对当前弱势群体的叙事学考察，第二、第三个问题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为规避弱势群体因话语权的丧失所带来的风险，本文提出促进弱势群体拥有话语权的一些可实现路径。
一、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的现实考量
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还是一种普遍的思潮，我们大多认可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就是社会脆弱群体或社会劣势群体。在欧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文献中，弱势群体也主要是从丧失劳动能力和缺乏独立生活能力方面来界定的，是社会生活中比较脆弱和易受伤害的群体，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依赖人群”。英国社会工作专家罗斯曼（Rothman）认为，弱势群体是那些由于缺乏生活能力所造成依赖的人群，他们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童年时期丧失父母的儿童。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米凯尼克（David Mechanic）将社会经济地位（SES）、生活环境、种族、社会支持状况等因素作为判断弱势群体的标准。①
从上述的研究来看，弱势群体的“弱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占有社会资源贫乏，生活无保障；第二，占有教育文化资源匮乏，文化水平不高，素质偏低；第三，缺乏政治资源，参政机会成本相对较高，政治表达不通畅，政治影响力和辐射力很小。因此，弱势群体是和强势群体相对的一个概念，再结合知识沟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本文从媒介学视野出发，认为弱势群体无法或无力在大众传媒领域掌握相应的资源，进而失去了话语主导权，由此可见，弱势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有高度相关性。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所说：“话语权不仅体现为说话的权利，同时也体现一种保证每一个个体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传播语境下弱势群体的信息表达及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CXW037）的研究成果。
能真正平等地接受和传播信息的社会环境和机制。”②从目前来看，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大众媒介的实现程度并不乐观，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下列因素。
1.文化困境。从宏观上看，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美国著名学者甘斯（gans，1967）曾经指出：“文化一定是对经济和生存环境的一个反应。”这也就意味着，一定群体的生活境况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特定文化意识，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该群体社会境况的发展走向产生潜移默化甚至根深蒂固的影响。③当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在交互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文化的冲突与困境，如风俗习惯、语言环境、价值观、宗教信仰等不能适应主流文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普适性困境。在这一冲突中，重视主流、轻视边缘是大众媒介的自然选择。因此，弱势群体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适应的压力体验及话语权丧失的处境。
2.经济弱势。弱势群体话语权被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媒介运作的商业化。媒介的商业属性使得大众媒介更多地是去迎合受众而不是引导受众。媒介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迎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媒介内容锁定高端受众。”弱势群体由于在经济地位、消费能力上的劣势，可能就会被排斥到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
3.认知偏差。认知（cognition）是指一个人对某对象的认识和看法，认知会影响情绪和行为。弱势群体由于文化、知识水平及周围背景的不同，对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有研究者指出，弱势群体常在解读媒介信息的过程中常使用不完全信息加工策略，这就导致弱势群体常出现认知偏差。例如“农民工跳楼讨薪”就是个体因选择性注意高度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产生强自尊需求下的一种过激行为。此外，弱势群体在认知过程中因信息的片面性、有效性及不完整性都会导致认知的偏差，这是一种微观意义的理解；同时，也是在社会宏大叙事下一种文化失察。
4.媒介因素。从现实的话语权分布来看，把持话语权的还是媒介和传播者，而非受众本身。目前国内各种媒体层出不穷，精英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为以精英为中心不仅能够使信息的传递更为权威，也能够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因此，用来报道弱势群体的媒体屈指可数，即便有一些，也主要起到单向的信息传递作用。对于弱势群体用其来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作用微乎其微。经济贫困、能力不足、权利缺失构成弱势群体的三个主要特征。权利缺失导致话语权的缺失，经济贫困和能力不足又是造成话语权缺失的原因；而话语权的缺失则反过来又阻碍其改变经济贫困和能力不足的状况。这似乎是一种恶性循环，始于媒介，也止于媒介。
二、防御性悲观理论视野下的话语权实现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影响弱势群体因素具有多样性，话语权实现的共性并不明显，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我们预测及推动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实现有一定的困难。本文试图以文化心理学视野来探索一种可能的内在路径。Norem等人于1986提出防御性悲观（defensive pessimism）这一概念，最早是指那些在过去的成就情境中取得过成功，但在面临新的相似的成就情境时仍然设置不现实的低的期望水平并反复思考事情的各种可能结果。④根据Norem提出的假设，防御性实现策略是个体在应对即将来临事件时所使用的缓解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益常采用的心理策略就是防御性悲观。弱势群体由于其自身的弱势，所以他们会想到失败，对可能的坏结果感到焦虑和烦躁，正是对失败的恐惧激励了他们，把焦虑由阻力变成助力，把焦虑化为有利的行动，最后得以实现，具体包括以下要素。
1.基于自我保护，促进了利益表达机制
弱势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低、政治参与机会少，利益表达和诉求能力差等特征，他们往往成为沉默和失语的群体。保护自己不仅是弱势群体运用防御性的重要策略，也是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主要目标；保护自已是一种生物性本能，对弱势群体而言具有抗争性，如没有合适渠道得到满足，这种自我保护就会转化为非理性破坏力量，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定时炸弹”。因此，关心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要注意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尊重并大力鼓励、支持弱势群体提出正当的权益要求，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
2.信息加工偏差，进一步增强了动机
当弱势群体涉入相关的事件，决定行为反应方式不仅是事件，最主要是信息加工（理解及解释）方式。弱势群体为维护自我权益会提高自我评价机制，产生高度自尊，从而激发强烈动机。高自尊的个体出于本能防御会出现敌意的解释，促使弱势群体对涉入事件积极应对，为了取得好的利益更加努力，从而增大成功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高自尊的弱势群体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心智不成熟；（2）自我价值感偏低；（3）遭受过挫折或身心创伤。他们迫切想改变自身处境，但评估自身处境时设置低的期望值，这种两难的处境及矛盾会使个体在事件发生前会感到十分焦虑，认为自己对事件失去控制感，适度的焦虑水平可以促使个体取得更好的行为。但有些弱势群体过分使用这种策略，尽管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控制焦虑，但带来的结果是破坏性的。如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公众公然打砸政府机关等均是弱势群体话语权过度运用的表现。
3.防御性应对，取得话语权胜利
个体对危险有一种侦察机制，这种机制会促使个体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个体努力控制对应激性情境的评价产生的情境需求和个体可利用的资源之间可察觉的差异的过程。这实际就是个体将焦虑转变为行动的过程，并且会反复演练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而在实践中能够有效地去执行计划。弱势群体遇到自身利益遭受损害时，会努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积极寻求媒体实现和维护自身的话语权，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让弱势群体有了更多表达自己权利的机会和渠道。
三、弱势群体话语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弱势群体话语权的胜利似乎归结为“民意的胜利”⑤，但我们认真考察，不难发现话语权实现过程通常遵循一定的模式。笔者基于防御性悲观理论视野下的话语权实现的可能性理论追溯，构建基本的实现路径（图1）。其隐含的基本假设是：能否取得话语权的胜利取决于涉入程度和内在动力机制。其中有两个关键变量：第一，弱势群体在事件中涉入程度直接影响行为的动机，动机会激发改变的行为；第二，现实的焦虑感及期望值直接决定个体对现状是否满意，而满意度作为认知因素，既是有效管理焦虑的调节器，又是激发动机的助力器。研究这些关键变量这对实现话语权就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话语权实现的路径在图示中用流程加以标注（限以篇幅，本文不作更详细的介绍），循环往复从而构建一个动态系统，最终的路径指向话语权的实现。正如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本身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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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实现路径
（表中的①②③为第二部分释义；“涉入”及“内在动力”为影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1.涉入程度影响动机，同时也是决定话语权能否胜利的关键因素
一般认为，涉入（involve）是指关心事物或活动的心理动机状态，个体受情境或环境的影响，感受事件对自己的重要性，从而产生关注度。但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涉入有卷入的意思，个体对刺激或情境感受到与其自身相关的程度（Sherif＆Cantril，1947）；也有学者认为涉入与个体的角色及身份相关，对某一事件之特定立场的关注、兴趣或者承诺（Freedman，1964）；同时也有人认为还有共同感、延伸自我的意思，即个体对共同经历或与自身相关群体性特定议题的关心程度（Zimbardo，1960）。由此可见，涉入包含有形及无形的涉入，涉入程度对行为动机的影响容易理解，但却难于操作。无论是对个体事件还是对群体事件，涉入对话语权都有显著的影响。研究涉入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弱势群体应充分利用这一关键因素赢取话语权；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也应注意涉入性过高以预防群体性恶性事件。本文所指的“涉入”与“角色”、“延伸的自我”及“共同感”均有高相关性。
（1）弱势群体的角色及身份越直接，涉入就越大。因个体的现实生活或内心状态受到极大的扰动，从个人基本需要出发，行为的动力具有高强度、方向
明确及可持续性。2011年7·23高铁脱轨事故中，杨峰的岳母、妻姐、外甥女、妻子，还有他尚未出生的孩子在事故中丧生。7月25日，杨峰披麻戴孝，发动200余亲友寻找亲人，并向有关部门质疑救援，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声援。由此可见，今天的弱势群体不再受传统媒体约束，在网络传播语境下，弱势群体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2）“延伸自我”本文所指的是一类身份的代称，影响面越广，涉入就越大。比如“官二代”“富二代”容易刺激普通阶层敏感的神经。“我爸是李刚”之所以被大家所关注，与官二代不无关系。举国关注的药家鑫案在进行二审时，药家鑫讲述自己驾车肇事从无意伤人到故意杀人的动机时语出惊人———“农民很难缠”，立刻引来舆论哗然。伤害了不止是当事人，更是让一个阶层涉入到此案中。涉入程度越深、广度越宽，实现话语权胜利的力量就越强大。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由官方媒介发布，话语权掌握在精英阶层中。从客观意义上，弱势群体无法进入，微博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公众在信息发布中的被动地位，它开始把媒体的话语权交到普通受众的手中，也包括我们这里所说的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3）“共同感”有感同身受的意思。产生共同感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人类基本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共同的角色或背景因个体的事件让我们的安全感受到潜在威胁。当相关性愈强，认知到的自我攸关程度会愈高，涉入程度亦随之加深，进而产生一连串关心该事物的后续行为。传统媒体对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天然的阉割状态，普通民众对贪腐、被强拆等社会不公事件有一种天然的郁积情绪，却很难有途径对自身苦难的通过掌握话语权进行理性诉求，无法通过纸媒出现在公共空间里，而只能在网络上求得发声的空间。⑦2010年宜黄拆迁事件，自焚当事人罗志凤（即钟妈妈）的女儿钟如九连发三条微博，透露亲人病情危重，微博两小时内被转发逾4000次，仅用36小时，网友就完成了“寻找专家、专家会诊、转院”三部曲，效率高得让人吃惊。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移动性、零技术、无门槛使得弱势群体容易涉入，“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找到属于他们话语表达的舞台。所以，弱势群体借助新型媒体，特别是论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言论空间越来越大、言论时效越来越快，而新兴媒体点对点的网状传播方式也使意见的聚焦性越来越强。一条几十个字的微博、一个短短的帖子，瞬间就能聚集起巨大的言论能量⑧，从而形成一种信息流，能够推动该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推动事件向政府施压，最终促使事件的解决⑨。从最近几年的网民监督案例，比如周老虎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韩局长事件、药家鑫杀人案等等来看，弱势群体最终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并最终得到问题的解决。从深层次理论来说，这都是弱势群体话语权的防御性策略合理运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以“道德”及“公正”的名义进行“网络审判”。药家鑫因在网上传言是“富二代”“军二代”，从而迅速引起全国关注，激起人们长期郁积的怨恨情绪，这一事实后来被证明属捏造，药家鑫最终还是被执行死刑。网络媒介使草根阶层的普通民众也能借助于现代技术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情绪，但网络不实的信息也会误导公众，从而影响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审判，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
2.满意度、焦虑及动机的交互作用产生内在动力
在防御性悲观视角下重点考察了受众从情境刺激到行为反应的认知加工过程，并将个体的满意度考虑在内，与焦虑及动机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模式。
（1）满意度直接影响个体焦虑和动机，是话语权实现路径的内在动力。我们常依据过去的经验形成一个自己对目前所应得结果的预期目标，最后个体会将事件中获得的实际结果与此预期目标相比较，而产生对此结果的满意度，当实际结果愈好，预期水准愈低则满意度愈高。基于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与主观期望呈负相关。如果个体主观认为达到目标的概率很高（期望值低），就会激发出很强的工作动力，反之，如果他认为目标太高，通过努力也不能达成预设目标，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第二，内在动力与客观现实成正比。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弱势群体由于长期处在社会的边缘，表达自己诉求的话语权缺失现象非常普遍，体制内的利益表达往往无效或低效，导致他
们长期积累的怨气乃至愤怒只能通过非制度途径甚至是非法的形式表达出来⑩。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会有较强的博弈后挫败感，因而满意度较低，满意度越低则博弈的力量越强。当前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基于经济分化原因，社会差距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弱势群体相对丧失感越强，从而进一步导致心态的失衡，最终产生低的满意度，这也会产生强大的博弈力量。
（2）认知归因是由于个体对结果给予因果解释或推断，从而对事件加以控制和对行为加以激励。韦纳（B Weiner，1972）认为，归因是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的原因加以解释和推测的过程，他根据利益受损及事情发生的原因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并记录被者试在测试时的情绪反应。在这个研究中，可控性是重要维度，许多弱势群体认为自己的困境超出自己可控范围，因而他们会采用各种极端方式维护自己权益；此外，从孙志刚事件、躲猫猫事件到最近的药家鑫杀人案来看，受众最初对弱势群体寄予同情，并在潜意识认为事件已部分地超出可控性，因而激发公众的帮助动机和行为。人民网《2009年度网络热点事件排行榜》第一的“邓玉娇案”，网络舆论明显倾向于弱势群体邓玉娇，使得邓玉娇最终被判免于刑事处罚。关于认知归因同样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弱势群体将事件归因为可控的天灾会众志成城，若归因为人祸，则同仇敌忾；第二，如果个体对刺激事件进行怨恨偏见的解释，这种解释又会反过来增强行为的动机，产生更强行为的动力。
（3）焦虑始于对事件的结果热烈期盼，从而产生一种复杂的焦虑心理状态。弱势群体由于其自身的弱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类的进化一方面使我们具备了原始的抵御焦虑的能力，另一方面，对挫败的恐惧激励了我们，在焦虑的驱使下积极寻求帮助。而新媒体零门槛使弱势群体产生更多的求助行为。反过来，我们可以推导疏导情绪同样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这对于预防群体性恶性事件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综上所知，弱势群体话语权防御性的胜利是涉入与内在动力交互作用的产物。对弱势群体话语权防御性胜利有以下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针对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理论较多，尽管防御性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一方面与弱势群体的复杂原因有关，另一方面，应考虑社会制度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断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开始提倡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研究媒介现象，这提示我们弱势群体应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通过验证方式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防御性博弈理论，更多地尝试从媒介生态、人本主义视野来探讨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形成机制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对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研究将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Mechanic andTanner.vulnerable People，Groups，and populations：Societal View.Health Affairs.2007，pp.1220－1230.
②喻国明：《21世纪传媒业揭秘》，载赵均主编：《透视中国—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讲座》，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③熊友华：《弱势群体的文化向度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Norem J K，Cantor N.Defensive pessimism：Harnessing anxiety as motiv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pp.1208－
1217.
⑤邵培仁、范红霞：《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象》，《现代传播》，2011年第3期。
⑥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⑦王泉珍、张颖：《从网络传播看我国话语权的再分配》，《新闻知识》，2010年第5期。
⑧赵丹惠：《“草根”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工具》，《青年记者》，2011年第3期。
⑨李明文：《大众媒介对弱势群体的信息援助》，《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⑩赵永振：《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弱势群体话语权问题探讨》，《前沿》，2010年8期。
（作者袁爱清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邵培仁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