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
仇鹿鸣
摘 要:世系绵长是构成中古士族门第的重要因素,但在士族谱系绵延不绝的表象背后存在着明显层累造成的痕迹,攀附先世和伪冒士籍是其中最常见的两个问题。渤海高氏在这两方面都颇具有典型性。渤海高氏本非汉晋旧族,但是通过攀附陈留高氏和齐国高氏,成功地将其家族先世追溯到春秋时期。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形成,高崇、高肇、高颎、高欢等房支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冒姓渤海高氏,这些冒入的高氏在唐代构成了渤海高氏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士族 渤海高氏 谱系
士族是中古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力量,士族在中古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如果仅对魏晋隋唐时代加以粗略观察,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政治结构的实质就是由皇权与几十个大家族所构成的官僚阶层来共同分享权力,但若细加辨析,就可以注意到,在这一权力结构稳定不变的表象背后,是内部的不断变迁以及士族阶层之内的升降沉浮与代际更新。正如伊佩霞通过对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我们从崔氏家族中所能获得的最基本的启示就是描绘贵族家庭的用语的恒定不变,掩饰着其内部所发生的可观
的甚至是持续的变化。
①绵延不绝的士族谱系是构成士族社会恒定不变表象的重要侧面,士族谱系表面上的连续性很容易给研究者造成中古社会缺乏流动性的错觉。“冢中枯骨”和“当朝显贵”是构成士族门第的一体两面,世系绵长是构建士族门第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谱系对于士族政治、社会地位的升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士族谱系在构建过程中往往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相辅相成的现象:其一是攀龙附凤式的追认,即士族极力地将其先世追溯到汉魏高门;其二是伪冒士籍,即出身较低的士人千方百计地冒入士族之中。这两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造成了中古士族谱系的紊乱。
对于士族谱系的辨伪是研究士族的第一步。本文以渤海高氏为例,②讨论士族谱系建构过程?
06?①②Patricia Buckley Ebrey ,T he A 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 y I m perial China :A Case S tud y of the Po 2ling Ts πui Famil y ,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78,p.116.
关于渤海高氏谱系研究,参见尾崎康:《北魏にぉける渤海高氏》,《斯道文库论集》第2辑,1963年,第243—290页,该文主要讨论北魏渤海各房支发展;滨口重:《高出自考———高の制霸と河北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跃》,收入氏著《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下,东京大出版仝,1966年,第685—736页,该文主要辨析了高欢的族属源流。
中产生的攀附和伪冒问题。之所以选择渤海高氏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渤海高氏本非汉魏旧门,见诸正史的记载最早只追溯到西晋末年的高瞻、高隐,①最终却将家族系谱追溯到春秋齐国的高氏,其家族崛起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与胡族政权关系密切,在此期间曾多次出现冒姓渤海高氏的案例。在攀附世系、伪冒士籍这两方面,渤海高氏皆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个案。
一、攀附先世:渤海高氏谱系的纵向延伸
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主要有三个特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
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②这一观点对于我们思考士族谱系的形成过程也极具启示意义。以下便以渤海高氏为例,讨论士族谱系层累造成的过程。
关于渤海高氏的谱系,我们所能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三类,正史中高氏人物的相关传记;《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记载士族谱系的姓氏书;以及新出土的大量墓志中对于高氏世系的记载。首先需要明晰这三种文献不同的史源与价值,正史传记出自史官之手,“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③其主要依据官方的档案修撰而成。尽管唐代以前官修正史的制度尚不齐备,南北朝正史的编纂多以私家著述为基础,其间也会参考当时流行的家传、谱牒等材料,但无论如何,士族的谱系被载入正史,要经过史官的考量审核,对于不可靠的谱系,往往标注为“自云”,志之以存疑。尽管正史编纂不免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涉,但南北朝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史官每立一传,言某家某族郡望所在,渊源所自,事关政治、社会地位之升降,为举朝所瞩目,要在其中上下其手,实非易
事。以魏收修撰《魏书》为例,稍有乖舛则朝野鼎沸,蒙“秽史”之讥。
④所以相对而言,正史所载的士族谱系经过官方的审定,可靠性较高。
林宝《元和姓纂》修成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自序云:“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
牒,无不参详,凡二十旬,纂成十卷。”⑤《姓纂》主要汇聚当时所见各种姓氏书、氏族志以及士
族的家状、谱牒编辑而成,主要功能是备朝廷封爵之用,非为世系辨伪而作。且该书编纂时间甚短,仅二十旬成书,并无详考每一姓氏世系源流的可能。《姓纂》对于士族的谱系记载多较正史为详,姓氏书与正史性质不同,其专载士族谱系,较之经过严格删削选择的正史,更为详尽本是应有之义。但中唐以后,士族势力日趋衰弱,“风教又薄,谱录都废,言李悉出陇西,言刘
悉出彭城”。
⑥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士族谱系的重视程度已大为下降,郡望伪滥的情况颇为普遍。加之《姓纂》成书匆忙,未能详加考辨,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需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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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②③④⑤⑥《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12—2813页。
参见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9《覈才篇》引“晋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
249页。
关于《魏书》“秽史”的争议,可参见周一良:《魏收之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256—292页。
林宝:《元和姓纂》原序(以下简称《姓纂》),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
中华书局,1994年,第1页。
《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43—3844页。
辨别,不可盲目依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乃是据《姓纂》编成,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仿《姓纂》体例而成,其内容十之八九源于《姓纂》、《新表》,郑樵《通志?氏族略》也本之于《姓纂》,①可知目前所见的姓氏书大都以因袭《姓纂》记载为主。
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墓志为研究士族谱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但是墓志撰写的依据主要是志主亲属提供的行状、谱牒等材料,究其史源而论,墓志与《姓纂》等姓氏书乃出于同一史源,皆是据士族自身提供的谱牒而成,且墓志撰成之后埋于地下,时人并不能见,因此墓志所载的世系往往只能代表志主亲友的一家之言,故对其所追溯的先世,尤其是曾、高以上,当抱审慎态度,切不可盲目迷信出土文献的价值,更不可仅据墓志来校补正史中士族谱系的记载。
渤海高氏最初见诸《晋书?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其记载颇为简略,仅言高瞻与其叔高隐率宗族乡党避乱于辽东,并未提及高瞻父祖的事迹,更遑论追溯高氏先世。《晋书》载记部分主要的史料来源当是崔鸿《十六国春秋》,而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十六国春秋》尚有20卷残本存世,司马光多有参考,②故《资治通鉴》记十六国事多有逸出《晋书》之处,载有高瞻之子高开、高隐之孙高泰的事迹,③而《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佚文中记有高开之弟高商的事迹,④则高瞻、高隐子孙在十六国时期的活动斑斑可考,但皆未追溯其先世。
渤海高氏经过十六国北朝的发展,其家族地位日益提高,完成了士族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其家族的谱系也日益绵长。《魏书》所载渤海高氏人物甚多,分见于六卷之中,⑤特别是将其先世追溯到汉太傅高裒之后,⑥迈出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关键一步。《魏书》对于渤海高氏的记载甚为详尽,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魏收编纂《魏书》时,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两人皆与魏收有亲,魏收遂为其家并作传,⑦此事乃是后世讥评《魏书》为“秽史”的重要依据。但高德正的先祖乃是北魏名臣高允,为其立传本无疑问,而魏收的徇私之处便是多书录并无事迹可称的渤海高氏成员,⑧此外,当时把持朝政的高欢父子自称出自渤海高氏,在此政治环境下,魏收对于高氏先世多有粉饰本不足为奇。
北魏末年,渤海高谅曾编纂《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⑨高谅与魏收时代相近,此谱魏收修撰《魏书》时当能见到,或是魏收撰写渤海高氏诸传的重要依据。但魏收也仅仅记载高氏为汉太傅高裒之后,却在高裒与高隐之间留下了数代空缺,可知尽管魏收与渤海高氏关系密切,有意为之作佳传,并有高氏谱牒可供参考,但并未能找到多少有关高氏先世的记载,所谓汉太傅高裒之后说法,因为高裒与高隐之间存在的世代缺失,显得破绽百出,若非《魏书》修撰受制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当在此前加上“自云”两字方才符合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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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
⑦
⑧
⑨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收入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
四校记)》。
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5—389页。
高开事迹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卷99,晋穆帝永和七年、永和八年;高泰事迹
见《资治通鉴》卷102,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卷103,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八月;卷105,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太平御览》卷487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1页。
分见《魏书》卷32《高湖传》、卷48《高允传》、卷57《高祐传》、卷68《高聪传》、卷77《高崇传》、
卷89《酷吏高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魏书》卷32《高湖传》,第751页。《北齐书》卷37《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89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73页。《魏书》卷57《高祐传附高谅传》,第1263页。
今本《元和姓纂》中高姓的条目已佚,仅有佚文言其为“齐太公六代孙,子高,孙傒,以
王父字为氏”。
①可知到中唐时代,高氏世系已被进一步拉长到春秋时期,所幸据《姓纂》编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高氏先世甚详:
高氏出于姜姓,齐太公六世孙文公赤,生公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与管仲合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为氏,食采于卢,谥曰敬仲,世为上卿。敬仲生庄子虎,虎生倾子,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丽,子丽生止,奔燕。十世孙量,为宋司城,后入楚。十世孙洪,后汉渤海太守,因居渤海蓨县。洪四世孙襃,字宣仁,太子太傅。襃孙承,字文休,国子祭酒、东莞太守。生延,字庆寿,汉中太守。延生纳,字孝才,魏尚书郎、东莞太守。纳生达,字式远,吏部郎中、江夏太守。四子:约、、隐、汉。
②《新表》不仅将高氏起源追溯到齐太公之后,并巧妙地将其与《魏书》所载的世系勾连起来,并填充了其中世系断裂的部分,补充了高氏祖先的活动,使其系谱显得丰满可信,从而完成了渤海高氏世系层累建构的过程。此后姓氏书如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明代凌迪知《万姓统
谱》,都基本沿袭了《新表》的记载。
③这种将高氏先世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记载,不仅见诸姓氏书之中,在出土的墓志中也颇为常见,兹举《唐赠户部尚书高府君墓志铭》为证:
高氏出于炎帝,自四岳自太公,从其封姓曰吕。自太公至敬仲,以父字为族曰高。敬仲十代孙洪,光武时举孝廉,孝明时为渤海太守。乃系族望。洪十代孙隐,晋末避地幽州,为玄菟太守。爰处子孙。隐以雅志沉静,旷怀疏远,虽名系郡中,而志逸林下,积德垂裕,
生北燕司空汶阳侯庆,庆五代孙普武兴王豫州刺史太宰,详于齐史。太宰六代而生尚书。
④此方墓志是笔者所见唐代高氏墓志中叙其先世最为详尽的一方,其表述方式和内容与《新表》颇为相近,只是在世系上略有出入。该墓志完成于元和二年,与林宝编纂《元和姓纂》的时间相近。比较《新表》与该方墓志的记载,不难发现两者同出一源,皆取自于家状、谱牒,只是相对而言《新表》的表述更为详密,而墓志则略显粗疏。其他事例如《大唐蒲州猗氏县令□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帝神农之苗裔,齐太公之胤绪。孔门达士,以淳至而标名;汉代高人,以好学而流誉”,⑤《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买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并□》云:“其先盖出自虞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历夏、商数代,始有齐国,子孙食焉,是分源流,命我高氏。迨春秋称敬仲之德,炎汉美孝甫之才”,⑥《唐银青光禄大夫行光禄少卿上柱国渤海开国公高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炎农之际,其源浚邈,虞则伯尼列岳,周乃尚父作藩,都营丘,大齐国,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举贤尚功,未可量也。八代有公子高,高之孙曰傒,遂以王父之字而命氏焉”,⑦皆可印证高氏谱牒中将其先世追溯到春秋以前,在唐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本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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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②③④⑤⑥⑦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563页。
《新唐书》卷71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以下简称《新表》
),第2387页。参见邓名世、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1“高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58—160页;凌迪知:《万姓统谱》卷32“高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元和00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05页;又
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86—87页。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21页。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81,第1283页;又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
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56页。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318,第1377页;又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
第2辑,第484页。
魏旧门的渤海高氏,一跃而成为自春秋以来绵延不绝的世家大族。渤海高氏这一个案充分体现了时代愈后,士族的谱系愈长这一悖论,反映出士族谱系层累造成的特点。
透过《新表》与相关墓志的记载,高氏先祖的活动似乎清晰可见,魏收尚不明了之事,到了数百年之后的唐人那里却完全不成为问题,不仅是姓名,连字号、官位、事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可见时代愈后,士族祖先的事迹也就越详细。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来研究这一谱系是如何被层累建构出来的。
高氏谱系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魏书》所载的汉太傅高裒,他的出现是谱系建构的开端。高裒与《新表》中高洪四世孙襃,字宣仁,太子太傅,当是同一人,但高襃未见诸史籍记载,线索到此中断。尽管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特点已足以让人对《新表》的记载产生极大的怀疑,但家状、谱牒与经过删削选择的正史毕竟是两种性质的文献,谱牒以详载士族谱系为目的,其对士族世系的记载有逸出正史之处本属平常。那么《新表》的记载究竟是确有实据,还是信口开河,让人难以遽断。尾崎康先生最早注意到的一条史料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可能,据洪适《隶释》记载,雍丘县县南五十里善乡墓下有两块汉碑,分别题为《汉执金吾高襃碑》、《汉太尉高峻碑》,①雍丘县在汉代属陈留郡,直至宋代,县南墓前依然存有两块汉碑,可以推断此处为陈留高氏的家族墓地。这两块碑上的结衔表明陈留高氏是汉代的一个官宦世家,从正史上的记载也可以印证这一判断,陈留高氏确实是汉晋名门,三国曹魏的名臣高柔便出自陈留,其父高
靖曾为蜀郡都尉,其子高光仕于西晋,颇有声誉。
②高氏一姓,在汉晋时代以陈留最为显赫,或许是因为高光之子高韬卷入八王之乱,家门覆灭,其家族不显于后世。此处的高襃尽管与《魏书》、《新表》中的高襃官位不同,但名字一样,给人留下了思索的空间。但尾崎康先生并未能
,仅指出无法探明陈留高氏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渤海高氏之间的关系。
③笔者以为,渤海高氏谱系中的高裒很可能就是陈留高氏中的高襃,缺少魏晋门第可供凭依的渤海高氏在显贵之后,通过巧妙嫁接,将其先世攀附到汉晋名门陈留高氏的身上,而陈留高氏在汉晋之后的湮没无闻也为这种追认创造了条件,④这种攀龙附凤地追认使得先天不足的渤海高氏拥有了与魏晋旧门分庭抗礼的资本,这是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则是进一步要将渤海高氏的谱系与齐国高氏勾连起来,高氏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世卿,对于齐国高氏的谱系,学界已有所研究,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颖达疏引《世本》曰:“敬仲生庄子,庄子生
倾子,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孙之子也。”
⑥这是关于齐国高氏世系最早的记载,《新表》所载当本于此,但所谓敬仲乃是齐太公之后的记载却是在《新表》中最早出现的,并未见诸其他记载,或是渤海高氏攀附世系时自己的发明,可知渤海高氏在攀附齐国高氏的过程中,为进一步炫耀其家族世系绵长,同时也将齐国高氏的谱系进行拉伸。其实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以证明齐国高氏与渤海高氏或是陈留高氏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东汉《益州太守高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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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洪适:《隶释》卷27《天下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4页;亦见陈思:《宝刻丛编》卷1,
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三国志》卷24《高柔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2页;《晋书》卷41《高光传》,第1198—
1199页。
尾崎康:《北魏にぉける渤海高氏》,《斯道文库论集》第2辑,第247页。
陈勇先生在研究袁氏家族时,也注意到后起的陈郡阳夏袁氏将其先世与并不同源的汝南袁氏相嫁接的
现象。参见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变迁———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68—70页。
参见陈韵:《春秋齐之国高二氏谱系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
《春秋左传正义》卷39,《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9页。
碑》自称为齐国高氏之后,①但其世系无考,难以据信。或许对隋唐人而言,秦汉之前的历史亦属微茫难求之列,既无信史可供辨伪,加之谱牒的日益紊乱,则为攀附之举大开方便之门。
据此,渤海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过程大体可分解为两个步骤。首先将其世系攀附到陈留高氏之中,这一过程当在北魏末年完成,并被魏收载入《魏书》。随着士族之间关于世系长度的竞争愈演愈烈,便进一步将其先世攀附于齐国高氏,这一过程或许开始于隋代,大业三年的《高六奇墓志》云:“□尚父□□于周大□□道于汉”,②尽管志文漫漶不清,但从尚可辨识的文字中能够判定,此方墓志已经开始将其先世追溯到齐国的高氏,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将渤海高氏的谱系追溯到齐国高氏的事例,但其所述较为简略,或可表明渤海高氏此时刚刚开始试图将其世系与齐国高氏相联系,而这一追溯在唐代的姓氏书、墓志中得以日趋完善,并将齐国的高氏与陈留高氏的系谱勾连起来,填补世系中漏洞,合二为一,构造出了渤海高氏的先世。
渤海高氏这一层累构建先世的复杂过程,使得唐代高氏在追祖溯源时常常出现误认祖宗之事,典型的如《大唐宣德郎通事舍人高君墓志铭并序》载:“昔廷尉执法平允,声振魏朝;明尹
至孝淳深,名高晋代。”
③可惜志文中所称引的两位先人皆非出自渤海高氏,魏之廷尉指的是上文提到的陈留高柔,而以至孝闻名于晋代的当是广陵高崧,④甚至在墓志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本出自高丽,冒称渤海高氏,但又自云是高渐离后人的离奇事例,⑤我们固然可以将其视为数典忘祖的笑柄,但笔者更愿意将其看作为一种“有意的误读”,反映出唐代郡望观念的变化。与南北朝时期士族不断地甄别士流、考订谱系不同,唐人尽管也以郡望为标榜,但对于郡望的内涵并不十分在意。“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
鹿”,⑥在此情形下,郡望只剩下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其内涵已日益虚化。
⑦既然人们已经不再重视郡望的实质究竟如何,既然所有的高氏都可以自称为渤海高氏,那么将所有的高姓名人都统纳渤海郡望之下,岂不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唐人并非没有辨识这些明显错误的能力,只是这一考镜源流的工作对于日益把郡望当作一种文化符号的唐人来说既不需要,也无意义。
二、伪冒士籍:渤海高氏谱系的横向叠加
如果说攀附先世是士族谱系一种纵向延伸的话,那么伪冒士籍则可以视为士族谱系的横向叠加,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时代愈晚,从每个士族中分化出来的房支也就愈多的现象。士族房支的分化固然归结为迁徙、居官等客观原因,但无可否认伪冒也是士族房支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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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②③④⑤⑥⑦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7《益州太守高颐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2—534页。
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2,第1581页;又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
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
《晋书》卷71《高崧传》,第1894—1895页。
参见《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将高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
008,第1536页;又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27页。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5《邑里篇》,第145页。
唐长孺先生指出唐代官修姓氏书与南北朝修撰姓氏书定门户高卑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唐代虽仍注重
谱学,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学科的继承,有时只是自炫博学。当时姓氏书与门户的婚姻和社会地位尚有较大关系,却与选举极少关涉。(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5—386页)唐代郡望实际政治功用的下降,逐步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这也是唐人郡望伪滥的一个原因。
因素。伪冒者的进入一方面给士族的谱系造成了紊乱,但在另一方面,冒入者也给士族本身带来了活力,仔细地观察中古大族的历史,可以发现郡望名称未变的表象背后,其家族内部的持续变动,甚至会出现李代桃僵的现象,伪冒者替代早已衰弱的本支成为某些士族的主干房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某些已经衰败的士族个体重新注入活力。从这一层面而言,伪冒士籍可以视为中古社会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伪冒者即是士族社会的破坏者,同时也是士族社会的维护者,伪冒郡望行动的本身既体现了对于士族价值观念的认同,亦是整个士族社会能够保持活力、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
渤海高氏作为一个从西晋末年开始逐步崛起的大族,经过十六国北朝的政治沉浮,逐步完成了士族化的过程,渤海高氏的郡望也在此阶段逐步形成。由于长期的战乱与人口的迁移,伪
冒郡望的现象在北魏普遍存在。
①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士族为了强调自己谱系的纯正、血统的高贵,不断地进行甄别士流、修订家谱的活动,以期杜绝伪冒郡望的行为。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士族本身也难以断定谱系的真伪,又给了伪冒者以可乘之机;且士族的社会地位愈高、愈是强调自己谱系的高贵纯正,对于伪冒郡望者提供的利益驱动也就愈大,想要冒入士流的人也就愈多。在此鱼目混珠的情况下,甚至连谱学家也难以准确判别,史书中不得不常以“自言”、“自云”之类的词语来加以标识。
而北朝政治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汉人士族虽然地位不低,但政治实权一直掌握在鲜卑贵族、外戚甚至恩倖的手中,一些出身低微的外戚、恩倖在显贵之后,往往伪托士族的郡望,北朝皇帝常常纵容、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汉人士族在皇权的压迫之下,不得不默认这些贵戚的
公然伪冒。例如在太武帝的干预之下,外戚魏郡杜超得以与京兆杜铨为同宗。
②而士族默许外戚的冒入,也能收获直接的政治利益,例如杜铨在与杜超联宗之后,得以迁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赐爵新丰侯,在政治上获得丰厚的回报。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伪冒郡望本身也是对郡望价值的一种认同。对于渤海高氏这样一个逐步上升的大族来说,伪冒郡望者的出现也是其郡望形成、士族地位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魏书》所载渤海高氏共有高湖、高允、高祐、高聪、高崇、高遵六个房支,除了高湖一支涉及高欢冒姓的问题历来争议很多之外,尚有高崇一支的来历颇为可疑。献文帝初年,高崇一支从高丽返回,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高崇之父高潜为妻,封武威公主。高崇一支自称渤海高氏,四世祖高抚永嘉中与兄高顾避难奔于高丽,《魏书》定其为渤海高氏,③但《北史》则称高崇之子高道穆自云辽东人,④李延寿《北史》以沿袭正史记载为主,若非有其他可靠史料,当不至于妄改。但奇怪的是辽东高氏本非高门,并无伪冒的必要,此处“自云”两字显得颇为突兀,不合史例,笔者推测此处的“自云”两字或许是在暗示高崇一支本非汉人,乃是由胡族伪冒。姚薇元先生认为辽东高氏,本高丽族,且高顾为高肇的五世祖,高肇为高丽
人,认为高崇一支也是高丽人,而冒姓渤海高氏。
⑤姚先生的怀疑十分有力,但其论证过程却不无瑕疵。辽东与高丽之间有南北两道可通,交通联系颇为便利,⑥高丽高氏确有很多分布于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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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①②③④⑤⑥参见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魏晋南北朝隋
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141页。
《魏书》卷45《杜铨传》,第1018—1019页。
《魏书》卷77《高崇传》,第1707页。
《北史》卷50《高道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6页。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70—274页。
参见王绵厚、李键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117—131页。
东,且与慕容鲜卑关系密切,如慕容恪之母高氏,北燕的高云皆是高丽高氏,但是分布于辽东
的高氏也并非皆为胡人,慕容政权前期的谋士辽东高诩,应该即是汉人。
①而高崇一支从高丽返回在献文帝初年,高肇一支从高丽返回在孝文帝初年,高崇一支的返回尚在高肇之前,可以推定高肇可能通过攀附高崇一支而自称渤海高氏,却不能逆推得出高崇一支也是高丽人的结论,所以姚薇元先生认为高崇一支为高丽人的两条论据皆难以坐实。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高崇一支的世系确实也是疑点很多,如果说高崇一支是伪冒渤海高氏的话,也是伪冒得相当巧妙,仅在七八十年之后,魏收已难以辨别,将其认作渤海高氏了。永嘉年中,高瞻率高氏宗族避地辽东,依附于东夷校尉崔毖,后崔毖为慕容廆所破,逃往高丽,高瞻则被迁往棘城,若说高氏宗族之中,当时有人追随崔毖逃往高丽,本是颇有可能之事,高崇一支自称永嘉中避难高丽当
就本于此事。
②由于高瞻所率乡里千余家,人口众多,本来就难以一一辨识,加之战乱辗转,年代久远,高崇一支言之凿凿,渤海高氏其他房支就算是有所怀疑,却也难以证伪。
从现有材料看,高崇一支冒姓的疑点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其进入北魏之后,待遇甚高,与沮渠牧犍之女通婚,沮渠牧犍之妻武威长公主为太武帝之妹,太武帝平定凉州时,公主暗中
助之,太武帝对其颇为宠遇。
③武威公主是两人之女,沮渠牧犍为卢水胡,武威长公主为拓跋鲜卑,武威公主是胡父鲜卑母的胡族混血儿,在此时期渤海高氏的其他各支皆无与胡族通婚的经历,高潜却与胡族通婚,这是疑点之一。但被赐予胡族通婚,也是北魏常用的笼络手段之一,
如司马金龙北奔之后,先后纳源贺、沮渠牧犍之女为妻。
④仅此一点,尚不足以怀疑高崇一支的血统,但高崇本为高潜与武威公主所生之子,沮渠牧犍因谋反事诛,公主遂以高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宣武帝景明中,方才复为本姓。高崇在复姓不久之后去世,终年37岁,可知在其生前大多数的时间里,高崇本人是以沮渠崇的名字行于世的。世系绵延是中古大族最为重视的事情之一,除高崇之外,未见高潜尚有其他子嗣,不惜以损害自己家族世系绵延为代价,将子嗣改为胡姓,过继给胡族,无论是从华夷之别,还是从家门礼法而言,皆是中古大族决不能接受的举动。高崇曾经改姓沮渠一事,无疑是其世系中的最大疑点。此外,高崇一支未见有与渤海高氏其他房支交往的记载。高潜归国之时,高允正担任中书令的要职,高允对提携高氏宗族素来不遗余力,⑤但未见高潜与高允之间有任何交往。而高崇一支归魏后先是居于辽东,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其家百口皆在洛阳,⑥与渤海乡里并无联系,可见高崇一支与渤海高氏其他房支的关系颇为疏远。而《魏书》与《北史》记载的抵牾,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高崇一支的怀疑。
高崇复归汉姓时机颇为突然,综合各方记载,笔者认为其复姓的目的或许就是为了伪冒汉
人大族。高崇死后追赠渔阳太守,永安二年(529)又追赠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成。
⑦从其追赠的变化中可以略微窥知其冒姓的过程,高崇先是被追赠为渔阳太守,追赠本郡或是本州是中古大族死后常有的荣誉,渔阳也是高氏一望,北魏的名臣高闾便是出自渔阳,其五世祖原为晋安北军司、上谷太守、关中侯,高闾主要活动于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曾任中书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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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资治通鉴》卷90,建武元年三月,第2845页。《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第1813页。《魏书》卷83上《外戚李惠传》,第1824页。《北史》卷29《司马楚之传附司马金龙传》,第1043页。高允提携同宗事,可参见《魏书》卷68《高聪传》,第1250页;卷89《酷吏高遵传》,第1920页。《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谦之传》,第1713页。《魏书》卷77《高崇传》,第1707页。
书监等要职,卒于景明三年(502)。
①而高崇恰在景明中恢复汉姓,正值高闾地位最盛之时,其最初当是想冒入渔阳高氏,故被追赠为渔阳太守,渔阳与辽东地域相邻,其自称望出渔阳而迁居于辽东则显得更为可信。高崇之子高道穆在北魏末年贵盛一时,永安二年的改赠当是出自于他的推动,而沧州则是渤海高氏的本州,改赠沧州刺史则意味着高崇一支转而伪冒地位更高的渤海高氏。高崇之子高谨之也曾担任沧州平东府主簿,可知高崇一支确实已经以渤海高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出仕本州僚佐。
高崇一支伪冒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在政治上表现与汉人大族无异,家族成员皆好学有文才,如高崇子高谦之好文章,留意老易,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与大族名流交往,如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昇之徒交游,政治上抑制豪强、敢于谏争,高
崇后妻李氏、其子高谦之妻中山张氏,皆属于汉人大族。
②经过三代之后,在高崇的子嗣身上已看不出胡人的迹象,从其交往、通婚的网络而言,高崇一支的士族身份已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高崇一支通过迅速汉化的方式,加之借助于皇权力量的帮助,得以颇为成功地冒入渤海高氏。更有意思的是,东魏时北豫州刺史渤海高慎据武牢投降西魏,高崇之孙高士镜追随高慎入关。现在已难以确知高士镜参与高慎的反叛,是因为其本为高慎之部下,③还是因为两人皆是渤海高氏,同气连枝的缘故,若是后一个原因,那么真伪渤海高氏之间不但外人难以辨别,甚至是其家族内部也能互相认同,真可谓雌雄莫辨了。
在北魏历史上,辽东、高丽高氏归于北魏的除了高崇一支之外,尚有其他四支。较早的是高琳、高道悦两支。“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丽人也。六世祖钦,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五
世祖宗,率众归魏,拜第一领民酋长,赐姓羽真氏。”
④高琳一支为高丽人,其归魏当在北魏立国之初,从其受封领民酋长来看,可见宗族部曲还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而羽真氏本是高丽之姓,高丽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⑤可见高琳本姓羽真氏,其后的赐姓只是恢复本来的胡姓而已。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
守,赐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县。
⑥高道悦的曾祖、祖父皆仕于北燕,太武帝时归魏。罗新先生怀疑其本是高丽后裔,与北燕高云
是同族。
⑦但从高道悦家族的行迹来看与汉族士人无异,或许亦有可能为本居辽东的汉人大族。最值得关注的是从高道悦之父玄起开始,该族移居于渤海蓨县。高道悦的墓志1969年在今山东
省德州市城北胡官营出土。
⑧而北魏渤海高氏家族墓群位于河北景县城南15公里,⑨从出土的高雅墓志来看,该墓群是渤海高氏高祐一支的家族墓地。高道悦、高雅两人的墓志皆载其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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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魏书》卷54《高闾传》,第1196—1210页。
《魏书》卷77《高崇传》,第1708—1712页。
《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道穆传》,第1718页;《北史》卷50《高道穆传》,第1829页。两传皆载高
士镜为北豫州刺史,不确。当时北豫州刺史为高慎,不可能同时有两北豫州刺史,高士镜当为北豫州刺史属下的僚佐,《魏书》、《北史》此处当有脱文。
《周书》卷29《高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95页。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70页。
《魏书》卷62《高道悦传》,第1399页。
参见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参见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第61—63页。
参见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第17—25页。
为孝义里,现今两地相距大约12公里,皆属于北魏时孝义里范围之内。
①渤海條县崇仁乡孝义里是渤海高氏家族的聚居区,可知辽东高氏高道悦一族确实迁到了渤海蓨县,居住的地区与传统上渤海高氏聚居的地区非常接近。但无论是《魏书?高道悦传》还是《高道悦墓志》,皆明言高道悦为辽东新昌人,高道悦死后追赠营州刺史,亦是将辽东作为本望,并无意伪冒渤海高氏。假设高道悦一支有意要伪冒渤海高氏郡望,其迁入渤海行动理应受到渤海高氏的抵制,但辽东高氏的迁入,似乎也未有受到渤海高氏排斥的迹象,两族之间相安无事。既然并非是为了伪冒渤海高氏,那么高道悦一支为何偏偏要选择徙居渤海蓨县?笔者以为与上述高崇一支的情况相反,高道悦一支很有可能本身出自于渤海高氏,因躲避战乱而移居辽东,遂著籍辽东,改为辽东高氏。由于渤海高氏本非汉魏旧门,其郡望当时尚未形成,并不能为高道悦家族带来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所以变更籍贯一事并无大碍。归于北魏之后,高道悦一支重新迁回渤海乡里,但一时之间并未能将郡望改回,但我们注意到北魏末年高道悦之子高敬猷被追赠为沧州刺史,②此时辽东高氏已经把居住地沧州作为自己的本州,那么很有可能也把渤海作为自己的本望,在移居渤海三代以后,高道悦一支的郡望似乎又从辽东转移到了渤海。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北魏早期从高丽、辽东迁回的高氏,皆无意冒入渤海高氏,可知在当时渤海高氏的社会地位尚不是很高,其郡望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所以并无伪冒的必要。但在北魏中后期迁入的高宾、高肇两支皆伪冒渤海高氏的郡望,可知在北魏中期以后,随着渤海高氏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试图伪冒渤海高氏郡望的人也日益增多。“(高)宾,渤海修人也。
其先因官北边,遂没于辽左。祖暠,以魏太和初,自辽东归魏。”
③高宾一支孝文帝初年归国,号为渤海高氏,所谓“没于辽左”是胡人伪冒汉族郡望时的惯用语,高宾之子高颎为隋代名相,《隋书?高颎传》称其自云渤海蓨人,可见高宾一支的世系也极不可靠。姚薇元先生认为高宾一
支本为高丽人,当可信从。
④但高颎一支的后裔在墓志中也自称为渤海人,⑤可知在唐代高颎一支是以渤海高氏的旁支自居。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脩。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
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赐奴婢牛马采帛。遂纳飏女,是为文昭皇后,生世宗。
⑥高肇一支也是在孝文帝初年归魏,其伪冒渤海高氏的手法与高崇相似,并进一步攀附其五世祖高顾与高崇四世祖高抚为兄弟,这样高崇与高肇两支变成了同宗,在冒入渤海高氏的问题上两支形成了利益同盟的关系。高崇、高肇两支皆与北魏皇室关系密切,高崇复姓在宣武帝景明中,而高肇一支的显贵始于宣武帝继位的景明初年,这两支冒姓活动开始的时间颇为接近,加之这两支所冒的为渤海高氏的同一旁支,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可以想见这两支的冒姓活动很可能是共同谋划、互相支持的。由于高肇一支在北魏晚期的政坛上十分活跃,记载较多,加之其家族墓志的大量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该支的冒姓过程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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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②③④⑤⑥关于孝义里范围的研究,可参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
147—148页。
《魏书》卷62《高道悦传附高敬猷传》,第1401页。
《周书》卷37《裴文举传附高宾传》,第670页。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70页。
参见《□□□□□夫行洛州偃师县令高氏墓志铭并序》,志主为高颎曾孙,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光宅007,第726页。
《魏书》卷83下《外戚高肇传》,第1829页。
高肇家族的墓志从清代开始就陆续出土,王昶《金石萃编》卷29收高肇之子高植的墓志,卷30收高肇之子高湛的墓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5收《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
高贞为高肇弟高偃之子,这三块碑志都发现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
①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入洛阳出土的高偃之女高英墓志,②20世纪30年代在洛阳东北小李村又出土了高肇长兄高琨之子高猛及其夫人元瑛的墓志,60年代在河北曲阳出土了高肇之姐营州刺史长岑侯韩贿夫人高氏的墓志,70年代在大同东郊小南头村,出土了高琨的墓志,以及出土时间、地点不详
的高肇之妹文昭皇后高照容的墓志。
③尽管《魏书》之中对高肇五世祖高顾避难辽东的事情言之凿凿,但是在高肇一支出土的九块碑志中,却都未提及高顾以及避乱高丽的经历,除《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将其先世虚无缥缈地与炎帝联系起来之外,其可靠的世系大都只追溯到高肇之父高飏,只有《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中提到其高祖名孝,可见《魏书》所载的高肇一支的世系并未被载入墓志,这或许是因为《魏书》记载的世系被编造出来的时间较晚,而墓志埋入的时间更早,未能及时载入。尽管这九块碑志皆自称渤海高氏,但是从其碑文所述中依然能够发现其伪冒的蛛丝马迹,《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载高贞字羽真,追赠营州刺史,而羽真氏本是高丽之姓,高丽的羽真氏多改姓高氏,④《高贞碑》提及此事可谓是欲盖弥彰,反而透露出高肇一支本为高丽人的真相,而其所赠的营州刺史,是将辽东作为其本望,与自称渤海高氏相抵牾。而《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载高氏曾被封为辽东郡君,也印证了高肇一支本出于辽东。本传所载高肇之弟高显曾任高丽国大中正,与墓志的材料相对
应,更进一步确定了高肇一支本是出自高丽的身份。
⑤但颇为可贵的是我们能从墓志记载中发现高肇一支为了冒入渤海高氏所做的种种努力,如高飏被追封为渤海郡公,高琨、高猛被追赠为冀州刺史,试图将高肇一支与渤海郡望联系起来,这是常见的冒姓手法。而《高琨墓志》中又载其母为汝南袁氏、其妻为巨鹿耿氏,试图造成其与汉人大族世代通婚的印象,但据《魏书》
可知高琨之母为盖氏,盖氏为高丽之姓。⑥为了抹去高肇一支中的高丽痕迹,利用“盖”、“袁”
两字形近的特点,⑦将盖氏改为袁氏,并进一步将其附会于东汉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高肇一支要达到伪冒渤海郡望的目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归葬渤海,从而取得鱼目混珠
的目的。⑧《高植墓志》、《高湛墓志》、《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都发现于山东德州卫河第三屯,可见高肇一支已经成功地迁葬入渤海。据《高贞碑》所载高贞死于延昌三年(514),归葬渤海则在正光四年(523),其间迁延了十年之久,其中固然有高肇在孝明帝继位之后被杀,高氏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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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王昶:《金石萃编》卷29《高植墓志》,卷30《高湛墓志铭》,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5《赠营州刺史懿侯高贞碑》,第88—90页。
参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2,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28《世宗后高英墓志》。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入《魏瑶光寺尼慈义(高英)墓志铭》、《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
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2、153页。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收入《高琨墓志》、《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高猛墓志》、《高猛妻元瑛墓志》,第72—74、89—90、101—103、118—119页。
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270页。
《魏书》卷83下《外戚高肇传附高显传》,第1832页。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关于袁氏与盖氏不同,罗新、叶炜两位先生在《高琨墓志》的疏证中已经注意到,认为乃是形近致讹。
但笔者以为这是故意作伪,如果仅是形近之误,袁氏之前的汝南两字所标识的郡望就显得毫无必要。关于高肇一支迁葬渤海的努力可参见罗新、叶炜两位先生对《高琨墓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
证》,第72—74页)所作的疏证,笔者的分析与之间有同异。
力一度中衰的影响,但也不能排除是因为在归葬渤海的问题上争执不下。高肇一支试图归葬渤海,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渤海高氏的抵制,高肇固然权势熏天,但渤海高氏也是仕宦不绝,并拥有强大的乡里势力,高肇一支想要归葬渤海绝非仅仅依靠权势便能达成目的。延昌三年,宣武帝曾下诏令高肇将其父兄迁葬于乡,①所谓迁葬于乡当是指父兄之墓从平城迁往渤海,这当是高肇利用皇权的力量,试图伪冒渤海高氏的一次努力,但是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此次迁葬却是不了了之。高琨确实是被重新安葬,并营造规模宏大的坟茔,重新制作的墓志中也详细标明其渤海條县崇仁乡孝义里人的身份,但是高琨依然被安葬在平城旧茔,而未能迁葬于渤海,②可见高肇一支试图归葬渤海的努力绝非一帆风顺。笔者推测高肇一支最终能够归葬渤海,渤海高氏中的高绰、高聪两人或许在其间起了一定的作用。高绰、高聪两人皆曾经因为党附高肇而被元匡弹劾,③可知两人与高肇关系密切,高肇试图伪冒渤海高氏的努力若能得到高绰、高聪的支持,便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而高绰、高聪二人通过党附高肇,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权贵的庇佑,双方各取所需。尽管高绰、高聪去世略早于高贞归葬渤海,④但并不能排除两人周旋于其中的可能性,在迁延十年之后,高贞得以归葬渤海的背后很可能存在着政治默契,而且高贞葬于渤海之后,高植在神龟年间、高湛在元象二年(539)分别归葬渤海,高肇一支如此大规模地迁葬渤海,当是得到了渤海高氏的默许。
由于高肇、高英均未能得以善终,高肇一支冒籍渤海高氏一事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但正是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为我们观察北朝贵戚伪冒士籍的方法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利用皇帝的权威在封赠过程中做些手脚,伪造家族谱系并勒之于墓志是最常见的方法。但在士族时代,要达成冒姓的目的,仅诉诸政治权威并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毕竟士族地位更,而非皇帝的敕封。如何取得士族社会的认可,进而改变原来的著籍地,迁入想要冒入士族的聚居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则有望洗去冒姓的痕迹。
随着渤海高氏郡望的逐步形成,伪冒郡望的事件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下,高氏宗族内部也必须有所行动。北魏后期,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余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⑤便可以看作高氏家族内部的应对之策。身处冒姓的压力之下,渤海高氏也开始注意辨别源流,以期维护家族谱系的纯粹,而高谅编纂《亲表谱录》,可以视为渤海高氏郡望形成的重要标志。
三、关于高欢冒姓问题的再检讨
关于渤海高氏谱系的研究,学界关注最多的是高欢一支的族属及其是否出自渤海高氏的问
题,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⑥关于高欢与渤海高氏的关系,开创性的研究是由滨口重国先生?
17?“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
②
③
④⑤⑥《魏书》卷83下《外戚高肇传》,第1830页。王银田:《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文物》1989年第8期,第68页。《魏书》卷48《高允传附高绰传》,第1091页;《魏书》卷68《高聪传》,第1522页。高绰死于正光三年,见《魏书》卷48《高允传附高绰传》,第1091页;高聪死于正光元年,见《魏书》
卷68《高聪传》,第1522页。
《魏书》卷57《高祐传附高谅传》,第1263页。
主要研究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34—137页;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
史论集》,第201—202页;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读史存稿》,北京:三联书
店,1963年,第78—82页;滨口重:《高出自考—
——高の制霸と河北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跃》、《高の系谱》,两文皆收入氏著《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下,东京大出版仝,1966年,第685—736、996—997页;萧文青:《高欢家世系考证》,《华冈学报》第5期,1969年,第139—178页;吕春盛:
完成的,他详细考辨了高欢一支的族属源流,发现高欢家族与河州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①据《魏书?高湖传》、《北齐书?高归彦传》等相关传记的记载,可知高湖长子高真一家三代皆居住于河州,而高真之孙高归彦、曾孙高普在高欢平定京洛之后皆是从河州投奔高欢,②可见高真一支长期定居于河州。而高湖本人曾为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次子高各拔之子高猛虎为鄯善镇录事,幼子高稚为薄骨律镇将,高稚之子高陀为沃野镇长,③这些地区皆邻近河州,或许与其家族居住于河州有关。尽管高欢所出的高谧一支坐法徙居怀朔之前居住地不明,且相关记载抵牾之处甚多,颇有经过粉饰的痕迹,但是由于高湖一支皆居住于河州,高谧一支也很可能居住于河州。笔者以为滨口重国先生的这一发现是判定高欢一支冒入渤海高氏最为有力的证据,渤海高氏与乡里宗族关系密切,大都聚居于渤海乡里,如高允十余岁时,奉祖父丧还本郡④等事例皆可证明高氏家族与乡里社会关系密切,而高湖一支却长期定居在胡族聚居的河州,其非出自渤海高氏明矣。
除此之外,尚有许多旁证可以支持这一论断,例如渤海高氏的成员多以文学才能见长,而高湖曾率领三千户归魏,总领代东诸部,行迹与领民酋长类似,高湖的子孙多担任边境军政的武官,与渤海高氏的门风完全不同。又如《北齐书?高乾传》史臣曰:“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枉滥之极,莫过于此。”其中“异丰沛故人”之语,可以证明高乾与高欢非出自于同源,⑤又如王鸣盛所云:“高允与高欢乃是五世内的
近属,却未获追崇。”
⑥而支持高欢出自渤海高氏的意见,如陈群先生认为自高谧至高欢不过三世,在谱系严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恐难掩人耳目,⑦但是考虑到高欢时期高压的政治形势,借助政治权威伪造谱牒并非难事。另外尚可补充的是高欢一支的冒姓活动背后很可能有渤海高氏的成员参与其中,高洋曾命渤海高德正领宗正卿,⑧高德正是高洋亲信的汉人大臣,宗正卿一职一般多由宗室担任,高洋用高德正担任此职,固然有视渤海高氏为同宗,笼络高德正及渤海高氏之意,但值得关注的是宗正卿的职责之一便是辨析宗室系谱,以高德正出任此职或许正是要借其手将高欢一支冒入渤海高氏的谱牒之中。李培栋先生认为:高欢只追崇四世之内的祖先,而高允距高欢五世,未获追崇本是正常,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王鸣盛的意见,但对于高欢一支伪冒渤海高氏基本论证并无动摇,因此高欢一支乃是渤海高氏的假冒牌当可无疑。
作为鲜卑化程度很深的人物,高欢仍自称为汉人名门渤海高氏,从中不难看出当时社会重视门第的一般风气。值得注意的是北齐覆亡之后,高欢一支依然能够维持渤海高氏身份,不被
?
27?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北齐政治史研究》,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7年,第13—25页;李培栋:《高欢族属家世辨疑》,《魏
晋南北朝史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85—94页;陈群:《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70—80页。
①
滨口重:《高出自考———高の制霸と河北豪族高乾兄弟の活跃》,《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下,第693—698页;另可参见萧文青:《高欢家世系考证》,《华冈学报》第5期,1969年,第139—178页,萧文的主要观点沿袭滨口氏的研究。
《北齐书》卷14《平秦王归彦传》,第186页;卷14《武兴王普传》,第189页。
《魏书》卷32《高湖传》,第751—756页。
《魏书》卷48《高允传》,第1067页。
滨口重:《高の系谱》,《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下,第996—997页。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8《高允与神武为近属》,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574页。
参见陈群:《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76页。
《北史》卷31《高允传附高德正传》,第1138—1139页。
参见李培栋:《高欢族属家世辨疑》,《魏晋南北朝史缘》,第89—90页。
揭破。这主要应当归功于高欢从弟高岳之孙高士廉,高士廉为唐初名臣,与唐太宗为姻亲,曾
负责编纂《贞观氏族志》。①《贞观氏族志》的编纂方针之一便是崇重今朝冠冕,在此方针的指导
下,高士廉很可能借机将其本支纳入渤海高氏的谱系中去。与高肇一支不同,高欢的家族没有因为北齐的覆亡而丧失显贵地位,这是其能够在唐代维持渤海高氏身份的重要保障。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欢一支的后裔在唐代已经成为渤海高氏的主流房支,是《新表》中所载唐代渤海高氏出现宰相的两支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欢一支在唐人心中已被视为渤海高氏的正宗,甚至连谱学家都难以辨识,高欢一支后裔的墓志发现甚多,皆自称为渤海高氏,并不讳言先世乃是出自于高欢,其中一方更是出自谱学名家柳芳的手笔:“夫人姓高氏,讳态,字淑,渤海蓨县人也。周锡茅社,魏尊股肱。洋洋青史,可略而言。曾祖士廉,皇尚书左仆射,
赠太尉,谥曰文献。”
②言之凿凿之下,高欢一支冒姓痕迹,随着时间的冲刷已渺然无痕。不但是外人对于高欢一支冒姓的记忆已日益淡漠,难以辨识,就连渤海高氏宗族内部也将高欢一支
视为正宗,序其行辈,高峤撰写的《大唐故洛州司户高府君墓志铭》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例证。
③志主高缵出自渤海高氏高祐一支,是高德正的玄孙,而墓志的撰写者高峤则是高士廉之孙,高欢从弟高岳玄孙,两支尽管皆号称渤海高氏,但据上文考订,出自于高欢支系的高峤乃是渤海高氏的假冒牌无疑,但有意思的是志后原署:族父绛州曲沃县令乐安县开国公峤撰文,从这一题名中可知高峤与高缵两支已经互相认同,视为同宗,从高缵后人邀请高峤撰写墓志一事还可以推知这两支间的关系颇为密切,尽管高峤所撰志文中对于高缵的先世叙述的颇为详尽、准确,应该不难发现两支并非同源,但对于同宗的认同与想象却能够超越这种疑问,使两个本没有关系的家系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其背后的意义究竟如何,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高欢一支的冒入对于从南北朝进入唐代的渤海高氏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这种借助于皇权力量对于士族谱系的重新构拟,同时也对渤海高氏宗族内部的认同产生了影响,这种假冒牌与正宗房支合流现象的出现便是其表征之一。
高欢、高颎等房支冒入渤海高氏,是高氏谱系层累建构的另一侧面,房支数量的横向增加,造成了渤海高氏谱系的紊乱,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是渤海高氏能在隋唐时代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以渤海高氏名义活跃于隋唐政治舞台的房支,使高氏郡望保持不坠。纵向的攀附与横向的叠加是士族谱系层累建构过程中的一体两面,通过分析高氏谱系形成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古士族郡望名称保持不变的背后,内部的社会流动与代际更替,新房支的崛起,无论其真伪如何,都印证了这种社会流动的存在。这种通过冒姓表现出来的隐性、缓慢而持续的社会流动,是士族社会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而又恰恰是这种社会流动的扩大与加快,伪冒姓望现象的泛滥,使郡望失去了原有价值,造成了以士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崩溃,埋葬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士族制度。
自从陈寅恪先生提出李唐先世乃是伪托陇西李氏郡望这一问题以来,④伪冒士籍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经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学界对于不少士族谱系中的断裂可疑之处已
?
37?“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
①②③④《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第2443—2444页;《新唐书》卷95《高俭传》,第3840页。
《大唐朝议郎前行婺州义乌县令窦公故夫人墓志铭》,收入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大唐故洛州司户高府君墓志铭》,收入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第2238—2239页。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
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例如王永兴、韩昇先生先后对杨坚一支冒入弘农杨氏的问题进行了揭示。①与笔者研究的渤海高氏情形类似,太原王氏家族的谱系中也体现出了层累造成的特点,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中就否定了《新表》以及唐代碑志中将太原王氏系谱追溯到周灵王的太子晋、周文王、后稷、王子成父、周平王的王孙赤这五种记载,认为太原王氏的可靠谱系至多追溯到后汉的王柔、王泽兄弟,②我们也不难注意到在汉魏时代显赫一时的太原祁县王氏,由于王凌起兵反抗司马懿,家族中衰,相对后起的太原晋阳王氏则以西晋功臣的身份后来居上,成为后世太原王氏谱系的正宗这一郡望转移的过程,③陈爽先生也揭示出活跃于北魏政治中的太原王氏王睿一支乃是由中山王氏伪冒,其家族在皇权的支持下大规模地迁居并州,徙葬太原晋阳,通过这一土著化的过程,中山王氏到了唐代已经成了太原王氏的主支之一。④郭锋先生在对晋唐张氏郡望变迁的研究中,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南北朝时期,张氏共有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四望,进入唐代,随着清河张氏日益显贵,清河一望成为所有张氏的“共同姓望”,而其他三望则逐渐湮没。⑤陈勇先生新近发表的关于袁氏的研究也注意到汝南袁氏的郡望在汉唐之间发生了从陈国扶乐向汝南汝阳再向陈郡阳夏的转移,而《新表》中的袁氏谱系则是拼合以上三支袁氏世系而成。⑥王明珂先生从人类学的视野出发,指出透过“得姓”以及与姓相联结的祖源历史记忆,华夏周边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以及中国域内社会中的家族,与黄帝(或炎黄)建立想象中的血缘联系是整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⑦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学界其实已经普遍注意到士族谱系连绵不绝的表象背后普遍存在攀附、伪冒、嫁接等种种暗流,但问题是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发现谱系中抵牾之处并加以辨伪的层面,但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动因则关注不多。笔者通过对于渤海高氏的个案研究,提出士族谱系的形成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其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当然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来加以检验。但通过这一视野,我们有机会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在更高的层面上探索士族谱系的建构对于当时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意义,促进我们思考士族普遍改易谱系这一现象对于整个中古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士族郡望这一金字招牌千年不变的表象背后,社会流动、阶层升降是如何展开的。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复旦大学韩昇、陈尚君教授,以及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宋 超)
历 史 研 究2008年第2期
①
②③
④⑤
⑥⑦参见王永兴:《杨隋氏族问题述要》,收入氏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附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韩昇:《隋文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7页。
参见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的系谱》,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仝社,1951年,第7—22页。
参见《后汉书》卷66《王允传》,第2172—2178页;《三国志》卷28《王凌传》,第757—761页及卷27《王昶传》,第743—750页;《晋书》卷39《王沈传》,第1143—1146页。
参见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6—134页。
参见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79—201页。
参见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变迁———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63—71页。
参见王明珂:《论攀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3分,第583—618页。
CON TEN TS
Shui in the Six Dynasties ZHAN G Qiming(49) The Decree on t he Reburial of Emp ress Dowager Chongxian(n.d.),issued in t he4th year of Taishi of Emperor Ming(ruled4652471AD)of t he Song Dynasty during t he Sout hern Dynasties (4202589AD),was t he first decree to establish Feng Shui as a royal belief.Feng Shui as a burial belief centering o n t he choice of burial place was t hereafter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piece of supplementary evidence for t he divinity of imperial power,and hence facilitated rulersπseizure and maintenance of power.The decree was a result of t he sp read of Feng Shui belief s among royal families,which reflected a process by which Feng Shui as a pop ular belief gradually found it s way to t he upper classes.Feng Shui was introduced f rom t he Sout hern Dynasties to t he Nort hern Dynasties(3862518AD)in t he later period of t he Liang Dynasty(5022557AD),and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stit utionalized official belief in t 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F abrications in the
G enealogy of Noble F amilies:A C ase Study of the Bohai G aos
Q IU L uming(60)
A long2running co ntinuous genealogy constit uted one of t he important aspect s of a no ble family in medieval China.However,traces of fabrication may be found behind t he apparent continuity.The claim of distinguished ancest ry and taking up a distinguished family name are among t he mo st commonly used means of fabricating a family genealogy.The family of t he Bohai Gaos was typical in bot h respect s.The Bo hai Gaos were not an old family in t he Han and Jin Dynasties.However,t hrough forged relations wit h t he Gao s of Chenliu and t he Gao s of t he Qi state,t hey successf ully extended t heir family t ree back to t he Sp ring and Aut umn period.After Gao became a powerf ul family name in t he state of Bohai,ot her families such as Gaochong, Gaozao,Gaojiong and Gaohuan changed t heir original names to Gao by various means.These families we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 he genealogy of t he Bohai Gaos in t he Tang Dynasty.
From Cemetery to G enealogy to Ancestral T emple:The Changing Form of F amily Bonds in Q ixia,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 ing Dynasties
WAN G Rigen and ZHAN G Xiangang(75) Around t he mid2Ming Dynasty,t he family cemetery played a key role in family integration in Qixia,Shandong Province.Genealogies were carved on tomb tablet s,tombs in cemeteries were arranged in such way t hat t hey resembled family t rees,sacrifice in cemeteries was instit utionalized,and“house society"took shape.Clan cohesion was reinforced at various levels. After t he dynastic change between t he Ming and t he Qing,it soon became common practice for ordinary people to make family genealogies.Loc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particularly t he p ro sperity of commerce from t he mid2Qing on led to t he develop ment of family ancest ral temples and t heir material foundation2sacrificial lands.Ancest ral temples inherited and surpassed t he
高氏家谱：高氏渤海堂家谱大：安徽东至长睦高氏家谱 求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高氏家谱求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高氏家谱我有更好的答案到:按默认排序|按求高氏字辈山东高氏字辈高氏家谱龙字辈山东高姓高氏家族家谱我爷爷是在字辈，父亲是竹字辈，我是德字辈，我的下一代字辈？请，赐教。阁下是哪里人啊，不同的分支是不一样的可以在这里查一下湖南高氏部分分支辈分排行1、益阳澄泉 《渤海堂高氏升公支谱》 家谱----高氏家谱【渤海堂】伯顺公支 高氏族谱全四册(渤海 高氏家谱:高氏渤海堂家谱大图:安徽东至长睦高氏家谱 高氏家谱高氏字辈整理发布时间：2006-10-3110:51:24被阅览数：243告诉我啊快哦您问的是高姓哪一支派？高姓是个大姓，分支很多，有许多版本高姓族谱，但没有总族谱。【高氏世代谱系（含公子高、公子祁两支高氏）】01世齐太公（姜尚，字子牙）02世齐丁公（姜彶）03世齐乙公（姜得）高氏家族辈分：一世？;二世？；三世？；（四至八：玉振云兰俊现已知）高姓字辈介绍发布时间：2006-3-3023:48:44被阅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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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氏故事》随感 高德原 高家协是我敬佩的一位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民间专家。去年底，他寄我一部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作《高氏故事》，因事缠身，供在案头，直到狗年春节过后，才静下心来，一页一页地、一篇一篇地读过书中127则故事，计286页，20余万言。 读罢掩卷，一番感慨涌心头。我最早看到家协的作品是其于年主编出版的本族四卷本《澧州四修高氏族谱》和《血脉情缘》澧州高氏专辑，让我首次目睹了他倾注于高氏历史文化研究的满腔热情、深厚的文字功底。后来，我们共事于高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活动之中，又不时看到他担任副主编的高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高姓大通谱·总谱》和主编的《中华高姓大通谱·湖南分谱》出版，以及相继问世发行的《唐宋高姓诗词集》、《高氏史贤》专著，主编的《中华高氏》会刊、《高研会光辉十年》纪念文集，受聘指导一些地方编修的《中华高姓大通谱》支谱。这些，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家协迎来了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丰收年景。这种景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氏历史文化研究的兴盛发展，研究者们为高家子孙普及高氏历史文化知识，梳理提升高氏历史文化理性认知，作出了不懈奋斗，让高家人共享着新时代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精神滋养。 《高氏故事》，是高家文化史上文学作品的新样式，是家协研究高氏人物高度的新标志。他在10多年高氏历史文化研究实践中，积累、掌握、熟悉了大量高氏人物事迹资料，按照《高氏故事》主题设计所需，运用编撰历史人物故事“真实与虚构”、“真传加编造”相结合的写作手法，用心地进行取舍、调整、补充和创新，使故事具有通俗、生动、可读性。它不是《大通谱》、《高氏史贤》记载的人物材料简单重复，而是围绕编写主题与故事写作特点的再认识、再提炼、再创造，一人一事一篇，简明集中。历史是人创造的。熟悉和掌握了高家发展史上突出的人物及其事迹，编起故事来，自然得心应手，跃然纸上。这是比照《大通谱》、《高氏史贤》、《高氏故事》三者若干人物文字内容之后，所揣测的家协创作轨迹及对其成果达到一个新高度的认识。前些年在《大通谱》上，读到高忠诚研究员以1028行七言长诗，歌颂高氏历史人物，很是感慨。近期从微信上得知，家协又以七言诗歌开编着《高姓颂歌》，他很自信地说，“唱了古代唱近代，一省一省听我说”。现已写成总篇480行，河南分篇80行，河北分篇196行，广东分篇74行，山东分篇232行，大有开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势。家协的高氏人物创作，又从故事跃上诗歌平台，更为之欣喜！ 《高氏故事》的价值，主要之点是为形成高家人新时代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有高氏家族特点的传统典型的学习榜样和材料。我国先贤将古代人们的“德行”概括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近些年，一些宗亲研究了高氏传统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高源、高家协依照明代高攀龙所著《高子遗书家训》，分别用三字文体改编的《新编高氏家训》、《家训要义新编》、仁寿高淮泽组织研究的家风规范，都是很有创意的尝试。这些都是成型的古今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性要求，我们都可以从《高氏故事》中，寻觅到体现其元素的生动人物形象、有感染力的事例，先祖们的行为佐证着传统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道德基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去做新时代的好人好事。试想，如果我们今天有成千上万个高姓家庭、有无以数计的高家子孙，不忘先祖，传承和发扬着优良
闽粤高姓源流述略 发布时间：2006-7-23 19:51:39 被阅览数： 6245 次来源：高路加 闽粤高姓源流述略 高路加 早在战国时期，南海越人高固( 一说出自姜齐上卿高傒之后) 因才能过人被楚威王任用为相。南朝时，有高州俚帅高法澄。北宋神宗时，又有忠州刺史、番禺人高居简。然而这三位先贤先世、后嗣情况均不明。 后世广东汉族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的主体均来自中原，只是由于南迁的时代、路线和接触的土著居民有异，因而形成方言、习俗、外貌各具特点的三支民系。三大民系中的高姓主干均由中原经福建迁入，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前期。 唐朝经过中期“安史之乱”，后期“黄巢起义”两次重大变故后，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中原望族纷纷南迁避难，其中一部分进入福建。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光启元年( 公元8 8 5 年) ，光州刺史王绪起义，率部属5 千人自河南固始南下入闽。王绪入闽后攻陷汀、漳二州，自称汀州刺史。王绪对待百姓和部下均极为暴虐，激起公愤，被部将王潮擒杀。王潮继任首领，号称将军。乾宁三年( 公元8 9 6 年) ，唐廷升福建为威武军，任命王潮为节度使。王潮于次年病亡，其弟王审知继任节度使，后被加封为琅邪郡王。公元9 0 9 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闽”成为“五代十国”之一。 在王潮率领的义军中，有位名叫高曦的将军。高曦生3 子: 高钦、高旰、高晴。高钦任广东肇庆府司法参军，后居福建长乐。高旰任漳州府知录，居蒲县。高晴任荆州府尹史，居福州府侯官。高钦生二子: 高全、高愈。高全迁泉州府同安。高愈长子高铜历任广东雷州府遂溪县尹、大理寺少卿、中书门下验证诸房事，生三子 : 高坦、高憬、高侃。高坦任太常寺丞，其子高一才居福建兴化府莆田县。高憬任永春县丞。高侃于宋皇 元年( 公元1 0 4 9 年) 中进士。高憬长子高广任太常寺协律，迁居漳州龙溪，生二子: 高麟、高豸。高麟率家族迁莆田待贤里黄村。高豸为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高豸曾孙高浇生三子: 师孟、师曾、师孔。高师孟后裔居莆田凤谷里。师曾、师孔均于南宋时迁广东南雄保昌县沙水乡珠玑巷，后南迁珠江三角洲，成为广东广府民系高氏之祖。 早在唐僖宗中和元年( 公元8 8 1 年) ，淮南西路光州固始人、邑庠生高钢( 字一清) 为避黄巢起义的战乱，携带家眷迁入福唐郡( 治今福州) 怀安县凤冈，此地后得名“高宅洋”。高钢于后梁开平年间( 公元9 0 7 ─9 1 1 年) 被闽王王审知( 王潮之弟) 授予从政郎之职。高钢生于唐会昌四年( 公元8 4 4 年) ，卒于后晋天福元年( 公元9 3 6 年) ，享寿9 3 。高钢5 世孙高 ( 字德调) 于后周显德年间( 公元9 5 4 ─9 6 0 年) 殉节泉州，赐葬晋江，后人迁居泉州安平，子孙散居于晋江永宁、霁江、南安埕边、同安高浦，
凡例 窃惟王化首重明伦，齐家先宜饬纪，家乘国史，从来并重。我族自琼四世远公迁万载，历经六百余年，绵绵延延，人文辈出，皆祖宗之所至也。第历年既久，生齿日繁，再不修辑谱帙，将来支分派别，茫无可考，毋惑乎情义乖离，秦越相视也。今幸沐列祖德荫，丁口倍增，惟兹谱牒关系匪轻，凡我宗盟，务各水木兴思，纂修是亟，通族一德同心，念家乘如同国乘，合小宗以成大宗，联久涣之人心，成不朽之盛事，谨将凡例胪列如下： 族谱人伦攸关，一字不容轻忽，昌黎云：莫为之前虽美勿彰，莫为之后虽盛勿传。先贤历有亲录遗稿，幸文献犹存，速行检校，通限开印，十日前，各调稿员将世系稿誉写端整，亲自赴局交主修分修查收，细阅纂辑付印，俾原原本本一脉贯通，确而不伪，信而有徵。 任事必须选择，随才器使，从古皆然，矧修谱事重，籍非得人孰臻厥成，本族各有贤能，众行察访，学行兼优，材力素著者，公举分任组织谱局，以专责成。 主修总揽大纲，须殚精聚神，即分修诸人亦当同心竭力，不得偏私执己，不得唯诺因人，不得互有异同，各房丁口，虽调稿员具稿，亦必公听并观，及诸事例，应入谱者尤宜详考确证，谨始慎终，方称备美。 开局兴工，凡纸墨板木工价等项，费用浩大，无如祠产悉归国有，公财竭泽，公议摊丁款与倡捐并举，酌定男丁妇口均摊五元，乐捐者按数额序列，志诸谱册，以彰报效祖德之功。凡我族人各宜踊跃缴交，不得抗延。在局者亦宜节省，大凡公事不成，多因出入不明、或妄费、或吞蚀，致生异议，诸凡出入务必须立册登记详明，俾便稽查，以服众心。 任事诸人，既在局内即当公而忘私，至卑幼辈更宜敬谨听命，方为孝子顺孙，如有阻扰公议来局兹闹，及违抗禁例不行清理者，均干家法，众加严惩。 我族乃齐太公子高之苗裔，上下数千年，世有哲人，但欧苏谱牒以始迁为一世祖，据宋卫国王琼公之子，员公之孙远公为迁万载始祖，考据详明，若夫渤海遥遥，传文未免失实，远者固不妄援，中有同派未敢列行者，以地相去，世相后，无徵不信亦良史，厥疑意也。 修谱上溯宗亲，下联支属，隋唐而上选举稽薄，状婚姻由，谱系其制最详，及五季而法始坏，至元代尤甚，官无薄而品第淆，家务谱而姓氏混，识者有殷忧焉，故修谱以联世系，五世一图，又复起世，横直连贯，直而下见高曾祖考，父其父而子其子，横而过见伯叔昆弟，长其长而幼其幼，凡远近亲疏，生殁婚配葬所，一见彻目矣。
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一) 宋元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种义利相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我们应看到，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二、理学与东南家族祠堂之设在东南的家族制度中，祠堂是家族的中心，象征着祖先和家族的团结。东南家族组织常通过建祠和修谱，来实现敬宗、尊祖、睦族的目的。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宗法制中，立庙祭祖占有重要地位，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历代都有严格限制。如贵族各有不同的庙制，而庶民则不许立庙祭祖，仅能祭其父于寝。秦汉以后，宗法之制虽有所变革，但统治者为了维护等级的尊严，依然突出立庙的贵贱之别。北宋中叶以降，宗法制度
又发生较大的变化。民间的家族组织已试图冲破旧有官方宗法制度的桎梏。而理学家正是重建民间家族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在“宗子法废”、“谱牒又废”的局面下，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主张在家族内部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张、程虽强调简别大小宗，但跟旧有宗法制已差异较大。如程颐有关祭祀始祖及四代以上先祖的设想，实际上取消了贵贱之间在祭礼上的差别和对民间祭祀代数的限制。朱熹更是将张载、程颐有关宗子法的设想予以完善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模式，即每个家族内须于正寝之东设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牌片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新尽则以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礼、族长等民间家族制度的结构形态的主要内容，都由朱熹具体提出了。朱熹特别强调“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1]，其祠堂之制显然尚未违宗法旧制，但有关祠堂可祀四代神主的主张，实际是将“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落实到民间社会。尽管朱熹把始祖及先祖排除在祠祀之外，却又认同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以抒发慎终追远、尊敬孝穆的情操。他甚至跑到祖家徽州墓祭远祖。受朱熹祭礼影响，宋代闽籍理学家也都十分重视对家族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如建阳的蔡渊兄弟，“相与讲究先师文公《家礼》所著祠堂之制”，为了克服祠祭祭祖的代数限制，除设祠堂奉祀四代以内的祖先外，“亲尽则迁其主而埋之墓后，岁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2]。而
南京游子山项目录音稿 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中部，是高淳的森林生态核心区，被称为高淳的“绿肺”。游子山森林公园地理位置优越，紧临宁高高速、芜太公路、芜申运河等交通线，距禄口国际机场仅40公里。公园总面积8436.5公顷，核心区3678.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9%，是南京市继紫金山、栖霞山之后的第3个国家森林公园，是江苏省面积第二大的国家森林公园，目前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中国最具潜力森林旅游景区”。景区拥有“中国孔子研究院国学教育体验基地”、“中国林业书法家协会创作基地”、“江苏省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基地”、“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园区由游子山人文体验区、三条垄生态休闲区、花山—固城湖山湖观光区三大景区和景区间的生态廊道组成。 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拥有独具特色旅游资源，在这里高淳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里有伍子胥开凿的世界第一条人工运河——胥河，有孔子登临游山时坐过的夫子石，有古先罗国高僧、地藏菩萨金乔觉到访的遗址，有韩国汉文学鼻祖崔致远凭吊“双女坟”的美丽传奇，有宋朝诗人范成大、杨万里的歌咏，有清乾隆帝游历的传说。众多的史迹和传说，演绎着这块土地在岁月长河里的风风雨雨和独特风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去领略数千年前沧海桑田的伟大魔力。 游子山核心区 游子山满山苍松挺拔，遍里修竹滴翠，景色秀丽，可称得上是江南绿色明珠。游子山境内有大游山、小游山、花山、三条垄等大小峰峦起伏逶迤，有的似原驰巨象，有的像神龟昂首，有的如骏马奔腾。大、小游山是公园的标志性山峰，它们双峰傲立，构成优美的造型。游子山虽然没有黄山的俊俏和泰山的雄伟，但是由于它在广袤的原野上突兀而起，显得非常秀丽挺拔，它是高淳区内的最高峰，海拔188米，秀丽挺拔，山上松繁饱茂，形态各异，巧夺天工，被誉为“濑渚第一形胜”。 “山水这边秀，徒为他乡客”。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游子山，
新余县地名志（1986版）——鹄山公社概况 鹄山公社位于县城北面，距县城35公里。东邻水北公社，南靠下村公社，北接上高县，西傍蒙山。总面积48平方公里。下辖10个大队，128个生产队，47个自然村，3148户，149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60人，均属流族。 鹄山公社以驻地集镇而得名。镇内的鹄山村，据谱记，黄氏祖先于宋祥符三年，从湖北江夏黄鹄山（今武昌蛇山）迁来，以祖先原居地，减免“黄”字，名日鹄山。 解放前夕属水北区岭南乡。解放初，鹄山、坑里、塘下、地步属蒙山区鹄山乡。茶沂、晓堆、东边、上塘、桐村属水北区南塘乡。窝里属窝里乡。1958年公社化时，成立鹄山公社，下辖10个大队。1968年仁和并入鹄山。1973年仁和公社分出。 境内丘陵起伏，蒙山绵亘于西北边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鹄山圩附近形成一块开阔平地。西北边境的最高山峰乌志里海拨459.2米，宝珠岭海拔324米。地处蒙河上游，支流遍布。西北有鹄山水库，是全县三个中型水库之一，坝高16米，集雨面积12.65平方公里，库容量1266万立方米，浇灌面积3万亩。其次有广仙坪水库以及山塘水陂、渠道。解放前是个穷山缺水的边远山区，自然灾害频繁，农业极为落后。如今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现科学种田。耕地面积25,757亩，1980年粮食跨过纲要，全社部产22,432，000斤，棉花总产2404担，土特产有大蒜、花生、生姜、芋头，闻名全县。 境内交通，有上新铁路自南向北纵贯中部。上新公路沿东部边境向南直达县城，向北通往上高。简易公路以公社驻地为中心，向西至荷沂，向西南抵仁和，向东南达水北、钱圩、新桥等地。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现有中学1所，教职员工100人，学生2749人，入淡率达90%。卫生院1所，医生13人。病床10张，队队有医疗站，改变了过去边远山区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 [鹄山圩] 位于县城北端37公里山坡上。蒙山耸立于西北，四周丘陵起伏，中间形成一小块平地。西面紧靠上新铁路，有公路沟通县城。南面小溪水塘环绕，是新余、分宜、上高、高安四县交界的集圩。镇内设有国营商店、社办企业、中、小学校等单位。共529户，210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9人，479人。清雍正年间建圩，逢农历三、六、九为赶集日，以交易农副产品为主，土特产有大蒜。以驻地自然村得名。 [鹄山大队] 座落于坡上。全境属黄土丘陵地。北靠坑里大队，与上高县交界。四周丘陵山坑，蒙山耸立于西北，西部有上新铁路自南向北纵贯，向东有班车通往且城。辖19个生产队，6个自然村。433户，1866人。耕地3015亩。解放前属水北区岭南乡。解放初属蒙山区鹄山乡。合作化时由中心社、鹄山社组成鹄山高级社。1968年由坑里、荷沂、塘下合为鹄山大队。1972年仍为鹄山大队。 鹄山大队驻地。是县城至鹄山公路的终点。村西紧靠上新铁路，溪流密布，向东南流入蒙河。包括大塘、墙背、店里、傅家、新屋五个村。共16个生产队，380户，1621人。耕地2551亩。[黄氏族谱]载：宗愈次子元祚于宋哲宗元符三年，从湖北江夏双井徙居鹄山。谱记：“江夏城东有山日黄鹄山，因以名其地日鹄山。鹄山屋西有亍二，亦以双井称，不忘本也。”鹄山，以祖居黄鹄山，迁此后省略“黄”字，名为鹄山。黄甲：墙背人，清末秀才，民国时任贵溪县长。黄道南：墙背人，大学毕业，民国时任县参议长。 圳坑位于鹄山西北4公里蒙山脚下，东南靠鹄山水库。7户，30人。 [鹄山黄氏族谱]元至正年间，由上高肖坊迁此。以山坑和小溪圳而得名。 钟家位于鹄山东南1公里山坑里，有五条溪流在村北汇合，再向东南注入蒙河。西南有公路通往水北。46户，215人。[钟氏宗谱]孟贤长子于元至元年间，自石邓迁此。 [荷沂大队] 位于鹄山西偏北4公里蒙山脚下，全境属丘陵地。南北水库环绕，东有公路直达县城，西北与上高县接壤。辖8个生产队，5个自然村。179户，906人。耕地1018亩。解放前属水北区岭南乡。解放初属蒙山区南塘乡。合作化时由曹家、坳下、荷沂三个初级社成立荷沂高级社。公社化时改为荷沂大队。1969年由鹄山、坑里、塘下、荷沂合为鹄山大队。1972年分开为荷沂大队。 荷沂大队驻地。座落于山坑里，东南有广仙坪水库，北有鹄山水库，东有公路通往鹄山。包括曹家村，共105户，550人。[黄氏族谱]明景泰年间，文德从鹄山分居。谱记：“蒙山绵亘，山青水秀，风俗之
宋将高怀德扬州后裔谱系及分布初探 ◇高 俊 高怀德，字藏用，生于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卒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死后追授中书令，追封渤海郡王，谥号武穆，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后周显德七年（960）与赵普、石守信等发动“陈桥兵变”，因拥立宋太祖赵匡胤有功，升任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随太祖平定扬州。后太祖“杯酒释兵权”，授予闲职，给予丰厚待遇。太祖为巩固其统治，和众将联姻，将其妹嫁给高怀德，封怀德为驸马都尉，居住在河南开封。《维扬高氏宗谱》中记载：“宋祖龙兴，怀德公以帝室姻娅居于汴”。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高怀德的后人迁居高家堰（今淮阴高家堰）。后又继续南迁，至今江苏扬州、镇江、常州、宜兴等地均有许多高姓家族自认为高怀德的后裔。 《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维扬高氏宗谱》记载的后人均认为是北宋名臣高怀德后裔。南宋末度宗时，元兵入侵，高怀德后裔都统制高秉忠（字贯日），因受权奸贾似道排斥，弃官避于江左之金陵（今南京），秉忠公也就是扬州高氏的共同始祖。高秉忠传二世尚志（字大受），国学生；传三世栋（字子隆）、标（字名扬）；栋公传四世獬（字君犯）、豸（字君玉）、冠（字君锡）；獬传五世明三、豸传五世明一、冠传五世明二。后分为四支分别是：东分支始祖标，北分支始祖明三，西分支始祖明一，南分支始祖明二。 两谱的世系总图见下表：
其中西分支明一公之后代，迁往淮阴高家堰。因此，扬州高怀德、高秉忠的后裔分为三支，分别是北分明三公支、南分明二公支和东分标公支。兹作介绍如下： 南分祖明二公，后改名九二，据《维扬高氏宗谱》记载，其后代有迁居润州（今镇江）者，有徙居杭家集西蔡家桥者，有徙居张纲镇南乡者，有徙居安阜柳洲者，有徙居丁家州、济州、常家州者，有迁居课洲裕民、佛感、连城等洲者。由此可见，九二公后裔大部分在今邗江北洲等地区。据笔者走访调查，邗江头桥高家庄、姚港，镇江四摆渡、五摆渡等地方均有九二公之后裔。九二公之后传二世峤、峦；传三世浩、海、澍，其后子孙日益繁盛，不一一列举。九二公支字辈是：连徵国瑞、履义敦仁。笔者是履字辈，维扬谱为九二公第二十一世孙，秉忠公第二十五世孙，据高路加教授《高姓全史》推断，当为高怀德第三十世孙。 北分祖明三公，据《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记载：明三公娶江宁刘氏为妻，生子崘、岳、嵩。三兄弟自金陵渡江北迁扬州南门，后来子孙迁居各地。高崘之孙高辉由扬州迁张纲沟，后迁居江北蔡家桥，其后人高守裕带领家族定居于长江中的保固、益国、永凝、裕民、旧业等沙洲；高嵩的后人迁往南京；高岳的后人迁往小坝；还有迁往兴化、泰州、徽州、六合的，不一一列举。据笔者了解，现邗江李典、镇江丹徒均有明三公的后裔。 据《开沙高氏耀南公支谱》的记载，秉忠公传六世孙崘、嵩、岳，于洪武十八年迁江都。崘、岳之孙辉、耀，于正统十二年始自江都徙
读《高氏故事》随感_读后感_模板 读《高氏故事》随感 高德原 高家协是我敬佩的一位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民间专家。去年底，他寄我一部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作《高氏故事》，因事缠身，供在案头，直到狗年春节过后，才静下心来，一页一页地、一篇一篇地读过书中127则故事，计286页，20余万言。 读罢掩卷，一番感慨涌心头。我最早看到家协的作品是其于2008年主编出版的本族四卷本《澧州四修高氏族谱》和《血脉情缘》澧州高氏专辑，让我首次目睹了他倾注于高氏历史文化研究的满腔热情、深厚的文字功底。后来，我们共事于高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活动之中，又不时看到他担任副主编的高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高姓大通谱·总谱》和主编的《中华高姓大通谱·湖南分谱》出版，以及相继问世发行的《唐宋高姓诗词集》、《高氏史贤》专著，主编的《中华高氏》会刊、《高研会光辉十年》纪念文集，受聘指导一些地方编修的《中华高姓大通谱》支谱。这些，又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家协迎来了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丰收年景。这种景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氏历史文化研究的兴盛发展，研究者们为高家子孙普及高氏历史文化知识，梳理提升高氏历史文化理性认知，作出了不懈奋斗，让高家人共享着新时代高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精神滋养。 《高氏故事》，是高家文化史上文学作品的新样式，是家协研究高氏人物高度的新标志。他在10多年高氏历史文化研究实践中，积累、掌握、熟悉了大量高氏人物事迹资料，按照《高氏故事》主题设计所需，运用编撰历史人物故事“真实与虚构”、“真传加编造”相结合的写作手法，用心地进行取舍、调整、补充和创新，使故事具有通俗、生动、可读性。它不是《大通谱》、《高氏史贤》记载的人物材料简单重复，而是围绕编写主题与故事写作特点的再认识、再提炼、再创造，一人一事一篇，简明集中。历史是人创造的。熟悉和掌握了高家发展史上突出的人物及其事迹，编起故事来，自然得心应手，跃然纸上。这是比照《大通谱》、《高氏史贤》、《高氏故事》三者若干人物文字内容之后，所揣测的家协创作轨迹及对其成果达到一个新高度的认识。前些年在《大通谱》上，读到高忠诚研究员以1028行七言长诗，歌颂高氏历史人物，很是感慨。近期从微信上得知，家协又以七言诗歌开编着《高姓颂歌》，他很自信地说，“唱了古代唱近代，一省一省听我说”。现已写成总篇480行，河南分篇80行，河北分篇196行，广东分篇74行，山东分篇232行，大有开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势。家协的高氏人物创作，又从故事跃上诗歌平台，更为之欣喜！ 《高氏故事》的价值，主要之点是为形成高家人新时代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有高氏家族特点的传统典型的学习榜样和材料。我国先贤将古代人们的“德行”概括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现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近些年，一些宗亲研究了高氏传统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高源、高家协依照明代高攀龙所著《高子遗书家训》，分别用三字文体改编的《新编高氏家训》、《家训要义新编》、仁寿高淮泽组织研究的家风规范，都是很有创意的尝试。这些都是成型的古今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性要求，我们都可以从《高氏故事》中，寻觅到体现其元素的生动人物形象、有感染力的事例，先祖们的行为佐证着传统的家风、家训、家规、家戒，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道德基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去做新时代的好人好事。试想，如果我们今天有成千上万个高姓家庭、有无以数计的高家子孙，不忘先祖，传承和发扬着优良的传统家风、家训、家规、家戒，那将会对当今我国社会的优良道德风尚，起到多么巨大的示范影响效应。我们家族中一定会有研究者，能够吸收消化先贤们关于家风、家训、家规、
一、村庄概况： 西塔子夼村位于即墨市城东10公里，位于龙泉镇驻地东南3.5公里，地处东经120°33′19″，北纬36°25′12″，东临东塔子夼村西至河东杨头村，北至前麦泊村，南至龙山街道办事处东、西九六夼村，村落占地6000余亩，2012年村庄共有户数585户，共有人口1683人，均为汉族，共有人口男性858人，女性825人，劳动力数1080人，全村共有党员46人，村委会下设6个村民小组，设有民兵连，调解委员会、妇代会、团支等组织。2010年底工作服981人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百分之百人口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中60岁以上老人300余人，村庄总有土地3600亩，耕地2670亩，人均耕地1.35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2011年总产量160万斤，畜牧养殖23户，因临近市区，第一产业逐步转化为二三产业，个体、私营企业8户，商业、餐饮服务业30余户，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600余人，2009年－2010年投入120万元修建村村通公路6公里，投资95万元进行“五化”建设，新按装路灯28盏，修建了垃圾池，成立了保洁队伍，全村都吃上了自来水。2011年人均收入10800元，全村经济总收入18176400元，本村农历的四、九逢集。 二、村庄来历：
据《即墨县地名志》记载，明永乐末年（1423年），邹姓在棘林庄村村西0.5公里居住，后迟姓、于姓、江姓、高姓等相继迁来，因东靠东塔子夼村，所以称西塔子夼村，《即墨县乡土志》标有此名，同治《即墨县志》标有塔子夼村。 三、历史沿革： 据记载：明清代隶属莱洲府清十二年并于即墨县民国时期隶属十一区（解放战争时期隶属即东县段村区）解放后（1950－1955年）隶属即东县十一区段村乡，1953年成立村民互助组，1955年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属于即东县段村区双塔乡，1956年3月属于即墨县井山区双塔乡，1957年成立卫民、卫国高效农业合作社，属于即墨县井山区双塔乡，1958年成立西塔子夼大队，属双塔人民公社，1984年成立西塔子夼村村民委员会，属石门乡，2001年1月15日撤石门乡并于段村镇，2001年7月30日段村镇更名为龙泉镇西塔子夼村，2012年龙泉镇更名为龙泉街道办事处西塔子夼村。 1945年8月建立新政权村政府，1956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时年改为生产大队，1984年由生产大队改为村。 四、姓氏： 全村居民共有13个姓氏，其中于姓两支160户，江姓126户，高姓100户，迟姓34户，韩姓47户，孟姓22户，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东地区的分布详情 山东省简称鲁，地处黄河下游，黄海、渤海之滨，元属中书省，明置山东布政使司，辖六府，十五属州，八十九县。(《明史-地理志》)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口与山西地区人口不相上下，而土地面积却比山西大多了，由于元末战乱及灾荒，再加上朱元璋北伐，“靖难之役”的两次战争，靖难之役，山东军民抵抗燕军最为顽强，山东参政铁弦数败燕军于山东境内，民众也多自发抵抗燕军，南军李景隆在德州、济南地区与燕军反复拉锯作战，燕王胜后，对这些地区的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造成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山东地区是移民的重点地区，往山东的移民洪武、永乐朝较多。在《明史》、《明实录》记载的18次移民中，往山东地区的移民记载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年十二月两次，永乐元年八月，永乐五年五月两次，共四次大批移民。但大量的家谱、碑文及地方志记载永乐朝为多。主要迁往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德州府的最多。据叶涛《移民·山东人·山东民俗》调查，在鲁西南一带，大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建立的。 《滕县县志资料》记载：滕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于1980年对全县1801个自然村作了全面的普查和考证，1983年11月东部山区8个公社划出后，滕县今存的1223个自然村地名档案材料中，通过核计其立村年代为战国以前的34个，汉代18个，隋代4上，唐代27个，宋代45个，元代45个，明代687个，清代365个，民国10个，建国后26个，无考据的4个。共1261条，其中明初立村较为集中，数量较历代
为多。以现存户藏的425份族谱和碑文中，115份记载为明初迁入滕籍，225份明确记载为明洪武、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也有记载为平阳、临汾的。按：明初平阳府治临汾，辖洪洞，为同一地区)迁发来滕者，占明代迁滕立村的50％。今全县22个乡镇，经核查均有山西洪洞移民后裔之村庄，最少的1村(党山乡)，最多的25村(级索镇)，一般乡镇约为10个村庄左右。从今滕县自然村1223条档案中，有碑谱确证为山西洪洞籍的225条，滕县民间广传为“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种说法虽不尽然，亦有它的来历。以光绪三十三年《滕县乡土志·氏族》记载的滕县门户较大的望族十二姓，其中黄、张、王、侯、杨氏五族祖籍系山西洪洞县，黄氏族谱具体到喜鹊村，迁滕纪年系明初洪武间，即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洪洞迁民来滕后发展的大户族系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滕县史志办徐文潮同志对滕县碑、谱记载洪洞迁民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级索镇刘沟村《刘氏族谱》，没有记载迁滕年代；永丰乡《刘氏族谱》，明初迁；泉上村《刘氏族谱》，明朝迁；前赵庄《赵氏族谱》，洪武二年迁；彭庄《赵氏族谱》，洪武年迁；韩庄，韩氏族谱》，洪武年迁；后杨岗《杨氏族谱》，洪武年迁；北杨楼《杨氏族谱》，洪武年迁；道沟《徐氏族谱》，洪武年迁；王波《王氏家谱》，洪武二年迁；子崖《王氏家谱》洪武年迁；郝屯《王氏家谱》，洪武年间迁；董庄《王氏家谱》，洪武年间迁；千佛阁《王氏家谱》，洪武年间迁；羊二庄《满氏家谱》，明初迁；前潘楼《牛王庙碑铭》，明初迁；时庄《泰山庙碑记》，洪武年间迁；翟庄《翟氏族谱》，洪武年间迁；西宗庄《宗氏族谱》，明朝迁；前杨岗《马氏家谱》，洪武年
高姓起源|高姓的由来- 辽宁渖阳奉天高佳氏家谱，(清)伊桑阿纂，清乾隆五十六年(高氏族谱公元1791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上海崇明崇邑高氏家乘不分卷，(清)高守卿重修，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淮安高氏族谱五卷，(清)高士魁等重修，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扬州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十二卷，(清)高元钧等九修，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扬州维扬高氏宗谱十卷，(民国)刘嵩泉纂辑，高连海主修，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世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踏歌。 江苏泰州续修高氏迁泰支谱一卷，著者待考，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泰州市图书馆。 江苏靖江高氏重修宗谱八卷，(清)高仙阶等重修，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双印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如皋高氏宗谱十七卷，首一卷，(民国)高元升高维岳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石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河北大学图书馆。 江苏镇江丹徒高氏宗谱二卷，(清)高雪麟修，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木刻活字印本二册。现被收藏在上海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芳田高氏宗谱十六卷，(民国)高金福主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常州守愚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毗陵戴墅高氏宗谱三十四卷，(清)高步瀛纂辑，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毗陵报本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州市图书馆(仅存三卷)。 江苏武进高氏宗谱八卷，(清)高近远、高文炳等重修，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江苏武进毗陵高荡高氏宗谱十六卷，(清)高凤冈等编，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守愚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南京市图书馆。 江苏武进毗陵高氏宗谱十六卷，(民国)高福潮、高懋荣等续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守愚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南开大学
竹泉村导游词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来到竹泉旅游度假村,竹泉旅游度假村是由山东青岛龙腾制业集团投资开发的,计划占地800亩,投资1.56亿,是山东省唯一的逍遥游示范点,山东省自驾游优秀目的地.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员.。 竹泉旅游度假村共分为六个景区,分别是:凤凰迎宾区,梅竹幽静区,田园闹市区,东篱菊舍区,泉上兰亭区,三分乐土区.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凤凰迎宾区.好的游客们这边请.。 刚才大家跨过溪流是走过的石拱桥名叫"凤仪桥",因传说凤凰曾经在前面的梧桐树上落过,也因皇姑曾经由此进村,所以取了这个文雅的名字.。 右侧的山岭叫凤岭,因传说凤凰曾经在山岭上的梧桐树上落过而得名,插黄旗的地方后期我们将建成一个两层的楼阁,取名凤凰阁.。 空间-竹泉村导游词！泰安康泰旅行社。 这个水池名为荷池,里面已经遍植荷花,待到夏日,便会呈现出一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丽景象(您看现在的荷池里就有一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味道了).。 荷塘东岸的瀑布呢名为"凤凰三瀑",寓意凤凰三点头笑迎宾客.荷塘北面的凉亭取名"荷风亭".亭上有一副楹联,上面写到"千朵红莲三池水,一弯新月半亭风",此地是观赏荷花的最佳位置,在此您也可以品一杯香茗,体味一下悠然自得的心境.。 前面就是竹泉村的牌坊了,走过牌坊就标志着进入竹泉村了.据高氏族人传说,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经两次到过竹泉村,乾隆十八年,郑板桥辞官回扬州时路过竹泉村,应高氏族人之请,题写了"竹泉村"三字.。 请大家仔细辨认一下这块石头上的字(停顿一会,留给游客想象的空间).这是"福"和"寿"的合体,寓意福寿合一,福寿双全.。 空间-竹泉村导游词！泰安康泰旅行社。 这个水潭是朱雀潭,朱雀是凤凰的一种.在中国,凤凰是一种代表幸福的灵物,朱雀与青龙,*,玄武一样是四灵之一(竹泉村背靠玉皇山,左靠凤岭,右临香山水,中有石龙,前有名堂,双水合璧,九塘归潭).。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竹泉村的五福广场."福"是很抽象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用蝙蝠这种具象化的动物来表示福.五福捧寿图就是由五只蝙蝠拱卫着一个篆书题写的寿字组成的图案.。 广场的东侧是大戏台,台上有一幅楹联,上面写到:借丝竹传山水清音,里社歌谣新乐府,飨灵祗以桑麻故事,岁时俎豆古村风.意思是说台上演出的形式虽然是民间小戏,但这些俚语村言传出了山水的清音.戏台后面那个类似蒙古包形式的建筑物名为"梨园茶社",邻近的乡土艺术家们经常在此切磋技艺,颐养天年.。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总第97期)大理国高氏事迹、源流考述 高路加 内容提要 宋代大理国白蛮高氏世袭清平官,实际执掌王国军政大权,发挥着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大理国高氏可能源于由春秋齐国迁往楚国的高量,其后人随楚将庄足乔于战国末期入滇,成为西南夷高氏之祖。大理 国高氏自大理国后期至清代,世袭土司之职,长期在云南一带发挥重要作用。 高路加,1947年生,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邮编510400。 1 唐宋时期分布在云南滇池东西的乌蛮、白蛮的后裔,即今西南地区的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族彝、白、纳西、傈僳、哈尼、拉祜、基 诺等。而乌蛮、白蛮的主源又是由今川青一带陆续南迁的古代羌族的一部分。因而和出自羌族炎帝部落的汉族是近亲。被看作是炎黄部落遗迹的河南仰韶文化遣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陶文,和流传至今的彝文形状十分相似,很可能,彝文和汉字都是由仰韶文化陶文演变形成的。羌族的支系迁至今云南一带后,中原华夏族也屡屡向云南地区移民,例如,战国末期,楚国将领庄足乔率兵到滇池周围建立滇国,子孙世代为王。汉武帝时,又发兵灭了滇国,设置益州郡。三国时,诸葛亮再次发兵平定南中。唐太宗则设置戎州(治今四川宜宾西南)都督府,最盛时管辖92羁縻州。直到唐天宝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出自乌蛮蒙舍诏的蒙姓联合乌蛮六诏和白蛮大姓建立南诏国,以今云南大理为都,形成民族割据局面。 白蛮和乌蛮语言、习俗相近,但由于吸收了历代的汉族移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接近汉族,使用汉文,又普遍采用汉姓。据《元史》记载,蒙氏曾徙张、王、李、赵、杨、周、高、段、何、苏、龚、尹12姓至会同府(即元代永昌州),以赵氏为府主。后赵氏衰落,王氏取而代之。段氏、高氏兴起,又驱逐王氏,以高氏为府主,直到元宪宗三年征讨大理时,高氏才撤离。①白蛮虽有汉姓,却采用乌蛮的父子联名制,如高智升、高升泰、高泰明……今彝族等藏缅语族各族仍多有父子联名习俗。白蛮可能是移居滇池周围的汉人和一部分乌蛮融合形成的。 南诏国王是乌蛮蒙姓,但国内贵族大臣却多为精通汉文化的白蛮大姓。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宰相郑买嗣大诛蒙氏,建大长和国。郑买嗣的七世祖郑回原为唐朝西沪县令,被南诏俘获后担任清平官(相当宰相)。此后,云南地区均由白蛮大姓统治。大长和国相继为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取代。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高方素等支持下,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灭杨氏,建立大理国。段氏自称先祖出自凉州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因而也是源出汉族。至段连义为大理国王时,被权臣杨义贞所废。四年后,大理点苍山莲花峰下芒涌溪人、太保、清平官、善阐侯高智升命其子高升泰起东方兵灭杨氏,拥立段寿辉。后段寿辉让位给段正明。宋元九年(公元1094年),段正明退位为僧。次年,国人奉清平官、善阐侯高升泰为王,称为“富有圣德表正帝”,改国号为大中国。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高升泰去世,临终前,告诫其子高泰明还君位给段氏。高泰明果然遵父嘱寻访到段正明之弟段正淳,立为国王,改国号为后理国。高氏世袭清平官之职,实际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称为“高国主”。波斯、昆仑(今柬埔寨一带)等外国使者前来,都要先拜见高国主。高国主在大理国的地位,比之世袭上卿之职的高子在春秋齐国的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后理国筑楚雄城(在今县西北2里),作为高泰明之侄高明亮的封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发生大地震,乌蛮三十七部又反叛,相国高泰明率军平定,命第四子高明清镇守善阐(治今云南昆明旧城南关外)。六年(公元1116年),北宋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这年,高泰明受封为平国公,同年去世,追封为国师。泰明弟高泰运继任国主。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十七部再
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原题）理性的驰驱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呈现出一种义利相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錮的一面的同时，我们应看到，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理学与东南家族祠堂之设
在东南的家族制度中，祠堂是家族的中心，象征着祖先和家族的团结。东南家族组织常通过建祠和修谱，来实现敬宗、尊祖、睦族的目的。 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在宗法制中，立庙祭祖占有重要地位，是等级特权的象征，历代都有严格限制。如贵族各有不同的庙制，而庶民则不许立庙祭祖，仅能祭其父于寝。秦汉以后，宗法之制虽有所变革，但统治者为了维护等级的尊严，依然突出立庙的贵贱之别。北宋中叶以降，宗法制度又发生较大的变化。民间的家族组织已试图冲破旧有官方宗法制度的桎梏。而理学家正是重建民间家族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在“宗子法废”、“谱牒又废”的局面下，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主张在家族内部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张、程虽强调简别大小宗，但跟旧有宗法制已差异较大。如程颐有关祭祀始祖及四代以上先祖的设想，实际上取消了贵贱之间在祭礼上的差别和对民间祭祀代数的限制。 朱熹更是将张载、程颐有关宗子法的设想予以完善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模式，即每个家族内须于正寝之东设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牌片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以为祭田，新尽则以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礼、族长等民间家族制度的结构形态的主要内容，都由朱熹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