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事件”频发看加强政府绩效管理的极端重要性
2009-11-03
目前，中国社会已进入重大转型期，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各阶层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化。在此影响下，我国群体性事件近几年来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何科学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基层政府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政府绩效管理的不到位，在群体性事件频发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深入探讨如何加强政府的绩效管理，就成为地方政府能否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一环。
一、“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与特点
（一）近阶段群体性事件频发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通过聚集、围堵、冲击政府机关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活动。其具体表现为：非法组织较大规模的聚集、游行、持械械斗、打砸抢烧等；罢工、罢课、罢运等；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殴打国家工作人家，砸烧国家财产等行为。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有代表性的镜头：
镜头一：08年6月28日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镜头二：08年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住警察，并把警车掀翻、砸烂。
镜头三：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镜头四：08年11月7日，甘肃陇南市因房屋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此次事件中，共有一百一十间房屋、二十二辆汽车被砸烧，七十四名武警、民警、记者受伤，刑事拘留三十名不法分子。
镜头五：09年8月17日上午，陕西凤翔部分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发展进一步扩大，东岭公司附近数百村民冲击东岭厂区，厂区铁路专用线近300米围墙掀翻。村民还砸烂了前来送媒的货车挡风玻璃和停在厂区的工程车。
在现实生活中，群体性事件发生大多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处理法律案件的过程中，由于程序违法或者工作不透明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一般是在案件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的组织下，采取静坐或围堵国家机关等方式，要求有关方面重新处理案件或者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群体性事件频发，除了表明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民意表达不畅的现实困境外，突出地反映出了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无序性和混乱性。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共同特点可以概括为：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一旦有适当的导火索，往往迅速爆发，呈现出冲突升级快，对抗激烈，社会破坏力强，处置难度大等特点。
1、频发性增加，冲突升级快。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6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由1万起增加到9 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507万。进入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更是呈“井喷”之势，。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社会破坏力大。群体性事件过去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近年来，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许多人认为“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找企业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上铁路。他们明目张胆地封桥堵路，冲击党政机关，甚至不惜实施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在“瓮安事件”中，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 多间办公室、42 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 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 多万元。在云南“孟连事件”中，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 个小时，2 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 名群众受伤，9 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5、网络性群体事件增加。一些负面“网络群体性事件”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而且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如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在网上搜索，仅“温州赴美考察团”一项，相关网页就高达八万多个。仅新浪网一条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由此可见，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是在百万人次以上”。如果出现与公职人员相关的负面新闻，并在互联网引起热议，那只有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络群体性事件才告一段落。
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
6、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也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7、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群体性事件”频发与政府管理不到位关系极大
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群体性事件却呈上升甚至是爆发式趋势呢？除了一些具体的直接原因外，从政府行政管理角度看，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不到位难咎其责。
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密切关系，主要又是因为政府的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其实，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能够很好地运用绩效管理办法进行管理的话，许多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政府绩效管理是科学管理的一个完整过程，是运用政府绩效目标、绩效信息、绩效激励、绩效合同、绩效成本、绩效程序、绩效规制、绩效申诉和绩效评估等管理手段和管理机制，提高管理绩效的过程。政府绩效管
理不仅仅是管理主体、管理范围的扩大，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相比，它昭显着以人为本和提高公共生产力的管理理念，突出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进行发展和变革作为主线脉络；与以往的行政体制改革相比，它着意表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注重方法手段的功能作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在公共绩效管理理论指导下的公共改革运动，即为每个单位设置目标、明确预算并依据目标对政府支出和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并且把各部门的服务提供职能和执行职能分解成独立的组块成立执行局，要求公共部门以绩效为基础同执行局签订合同，允许它们在人力和财务管理上有较大的管理灵活性，但要求它们对后果负有较大的责任。在美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或“企业型政府”，其核心是改善政府绩效。服务承诺实际上就是公共选择学派官僚经济理论中“解说责任’时的具体体现，告诉社会与公民，政府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将要干什么。其核心是：在较少集权的公共行政领域培养以业绩为导向的文化，对公共服务放松规制，通过控制其预算总额，与之签订绩效合同，对公共机构实行绩效管理，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非常明显，如果按照绩效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政府就可以更适时地了解民众的需求，从而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责任，制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加强服务性职能的发挥，有效地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在我国，近年来，政府管理创新方兴未艾。各地不断推出的一些改革项目，诸如政务公开、一站式服务、审批制度改革等等，实际上就是政府绩效管理的具体运作。苏州市的机关效能监察较有特色。机关效能监察从最初的绩效申诉开始，历经绩效信息、绩效控制等阶段，发展到目前的绩效评估，基本形成了一个改革链条。实际上，机关效能监察就是效能建设，是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政府改革，是富有特色的中国公共管理机制创新。温州市早几年开展的“效能革命”，其中许多内容也可以看着是政府绩效管理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目前，面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状，需要我们将已有的改革实践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整合，需要我们高扬政府绩效管理这样一个明确的主题，推进政府的改革创新。
这些年来，应该说绩效管理作为新型的绩效改进和评价技术，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部门的主要管理工具之一。正如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克所指出的：“尽管比起其他途径而言，绩效管理改进绩效的过程通常更为缓慢，它的实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通常需要三年至四年）。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者都发现，使用绩效管理可以使政府的生产率获得显著、持续的增长”。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城市和乡村政府的绩效管理分别进行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学术界对绩效关注的焦点问题仍然停留在绩效评估上，对政府绩效管理过程的整体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目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著述中，谈体制、职能、机构以及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较多，谈管理过程、运行机制等方面的较少。关于绩效管理如何在政府中运用的专著那就更少了，而且有不少研究成果局限于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关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初步研究。这样的理论研究趋向毫无疑问会无形地影响到政府的实际工作。因此，地方政府的许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就比较忽视弱势群体的想法和利益，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人利用而出现群体性事件。同时，就政府绩效管理与其他管理的比较看，我国实行政府绩效管理的障碍，特别是政府管理的具体构建与如何运作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这也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留下了难以逾越的隐患。
三、加强政府绩效管理是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
（一）地方政府必须理性认识和正确看待群体性事件
1、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
外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都是有政党组织的。我们经常看到的外国xx示威演变成流血冲突。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是因为xx矛盾爆发后，群众冲击了某xx 部门而引发的局部
冲突。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表明，公民以和平方式表达集体诉愿，以公开博弈争取社会理解，以集体行动与利益同对方和政府进行沟通，甚至于向政府施压，实际上是一种让社会不同诉愿和平释放，理性对话，从而建设真正平安和谐社会的有效形式，也是一种社会成本较低的利益实现机制。因此，“群体性事件”未必就一定是坏事。（如前不久温州市区发生的公交车司机罢运事件）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在国外，各种游行、请愿行动几乎无日不有，它不仅不是社会动荡、秩序崩解、四分五裂的征兆，相反，经由释放诉愿和表达不同主张，利益摩擦造成的社会紧张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或者缓解。将冲突和裂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求得程序性解决，从而重新配置资源与利益，将失衡的正义校正过来，恰是医治社会疾患、建设和谐人间的较为有用的选择。这是发达国家早己验证了的社会治理经验，也是有关民主政治的法理常识。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辄罢工游行，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泰国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致使中、日、韩与东盟10国的国际会议都没有办法召开。
正因如此，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一样，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面对各种个体或群体性事件，作为政府的领导者，第一步是要做到“脱敏”——脱离敏感，不要一见“群体”“事件”这些词语就心颤抖、脚哆嗦。多么发达和文明的国度，都有不少类似事件。“脱敏”就是要求不要神经过敏，不要错误定性。正是因为神经过敏、错误定性，才动不动“动用警力”，一上手就想“压服”。
2、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社会现象
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把问题归结到“一些人”的“别有用心”身上，这样的想法和“工作方法”同样是“简单”的。
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不过是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机煽动，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另一方面，一个月之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如果石宗源先生说的令人信服，那么“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在这些人眼里，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不锄之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宁可像有些美国人那样把所有不同政见者当恐怖分子，也毫不手软。当然，秉持第二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在持第一种态度者的默许或配合下，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老百姓稍有不从，就“随便动用警力”，甚至干脆把人逼上绝路。如果没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就很可能感情用事，仓促上阵，把事情搞砸，酿成群体性事件。
3、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弱势群体利益缺乏表达途径
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其诉求又不能得到及时的反映，往往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铤而走险的，而在目前我国法制还不很健全的时候，就很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应该说，这句话比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
从理论角度说，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杨佳事件”为例，（杨佳袭警案是2008年7月1日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发生的警察遇袭导致六名警察身亡、五名警察及工作人员受伤的事件，凶手杨佳随后在公安局内被制服并逮捕。经人民法院非公开审理，杨佳“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并处死刑，于2008年11月26日在上海执行）《北京晚报》在论及“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时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表达权利。促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是，从前年10月5日受到上海警方调查，历经大半年的时间，虽经过两次调解，杨佳的申辩却没有使结果有丝毫良性变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迫使”他作出了最坏的选择。
杨佳固然不能代表群体事件中的所有民众，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产生了“鱼死网破”心理不得而知，但这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绝望情绪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站在这个基点上分析，几起群体性事件虽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4、群体性事件说明政府应该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国家利益层面来认识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以致有人为眼前区区小利铤而走险。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看来，这个论断的确高屋建瓴，因为时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着中国。好在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条例和预案，竭尽全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但是，仅仅有文字上的条例和预案尚且不够，什么时候能把民生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层次，才能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5、网络群体性事件说明政府对“网络舆论场”控制不到位
一些互联网专家指出，在涉及公共权力的互联网舆论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传播载体；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认可。如何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护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中央和部分省市领导主动上网与网民互动交流这种形式，网民对此持非常正面的评价态度。心理学专家肖泽萍说，看到领导干部在线“网聊”，一问一答之间就会让网友产生“同时存在”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决策者和群众的心理距离，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亲切感。此外，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决策事先上网征求意见的做法，也得到网友们的普遍好评。
《瞭望》最近发表题为《应对“网上群体性事件”新题》的调查文章，文章采访了基层干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看法与态度，很多基层干部对于目前频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表示“不
适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基于国内庞大的网民群体，网络的匿名性和扩散性使之成为民意表达的集散地。从“华南虎”到“躲猫猫”，从“考察门”到“周至尊”，以至于到前段时间发生的杭州“70码”飙车案、湖北修脚女刺死官员案，在时间上呈现出周期短、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而在规模上越来越声势浩大。说明基层官员之所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是很适应，首先是处理方式上的不适应。基层干部处理这样的事件之前很多都采用“堵”的战术，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对小范围的群体性事件有效的，如今网络群体性时间动辄数以万计的网民参与，范围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且具有隐匿性，事实上，基层官员再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只会使得事件的激化乃至升级。任何之前在现实中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网络群体性事件面前都失效了，且显得幼稚和滑稽。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还不是很适应顺应民意。受访的基层干部将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其实这些都不是首要的，为什么就不能先顺应一下民意呢？之所以会出现网络群体性事件，暴露的正是基层政府处理民意上多用手段、少去顺应的弊端，缺乏绩效管理的有效办法所致。
（二）必须深入探讨加强政府绩效管理的具体措施
为了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各级政府应该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加强绩效管理的力度，在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注意照顾到不同群体的根本利益，尽最大努力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此，就必须努力做到：
1、制定照顾不同利益群体的绩效管理目标。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政府管理过程就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不同利益群体除了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有较大区别以外，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对社会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制定绩效管理目标时，就不能搞一刀切，而必须充分照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特点，尽量制定出照顾不同利益群体的管理目标，特别要十分注意弱势群体的利益，要尽可能照顾得多一点，争取能够得到各利益群体的理解和支持。
2、尽可能细化绩效管理的子目标，使政府管理合理周到。过去一些地方的绩效管理之所以处于停顿状态，或者是形式主义，成为摆设，是因为我们的绩效管理目标比较抽象，比较笼统，没有细化，在实际的执行中无法操作，这样的绩效管理就是有名无实，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3、围绕绩效管理的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科学管理手段和办法措施。有了目标而无具体的措施和手段，再好的目标也只能是空投支票，画饼是不能充饥的。政府在制定绩效管理目标后，还要制定与目标一致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手段和办法，使绩效管理落到实处。
4、制定严格的绩效管理考核制度和办法，防止玩忽职守和渎职懈怠。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最后检查起来，大都是因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或者渎职懈怠导致的，再追查下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基本上又是缺乏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和办法措施所致。因此，科学的绩效管理必须依靠严密的考核制度，严格地执行制度，使每个人都能够忠于职守，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群众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群体性事件自然就闹不起来了。
5、建立严格的绩效管理评估体系，委托客观公正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防止包庇和暗箱操作。过去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绩效评估往往是自己定制度自己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制度严，而评估宽的包庇和暗箱操作现象。有时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碍于情面，而不敢动真格的。有的则因为自己也过不得硬，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所以，这样的绩效评估就自然有失公允。因此，为了使绩效评估公正，就必须克服上述弊端，采取委托第三者进行评估的办法，请专门的评估机构来客观公正地进行，使评估结果经得起群众的检验，得到群众的认可。这样就可以防止因为评估不公正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了。
6、建立严格和广泛的监督体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的监督，特别是要有专门
的制度接受弱势群体的监督，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防止和减少他们的不满。只有监督及时、严密，每个人都不敢懈怠，不敢以权谋私，不敢玩忽职守，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群体性事件自然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能发生了。
7、建立严格的绩效管理奖励惩处制度，对于因为工作失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相关责任人要给以严厉的惩处。奖励和惩处是对人对事进行正确评价的重要手段，只有一视同仁地实行严格的奖励惩处制度，才能使正气得到褒扬，歪风邪气受到打击，使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中谨慎行事，防止产生纰漏，群体性事件自然就会减少或者不会产生了。
（作者：温州大学陈国治）声明：本文为“2009年政府绩效管理创新研讨会”参会论文，版权归作者所有，如需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必须征得作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