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韦 森
依照塞尔语言哲学的一个理论洞识,本文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本文第二部分则从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的相互关系中
进一步反思了货币的本质。尽管在某一时点上一个社会或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和以货币总量乘以
货币流通速度所反映的经济总量都是一个确定的数,但在现实中,离开了货币这个纯数量“标
量”,我们既不能知道货币本身,也无法衡量任何总量国民经济指标。由此来判断,西美尔的“货
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命题为真。最后,本文还从货币哲学的角度反思了经济哲学的一般问题。
关键词 货币 货币总量 货币哲学 集体意向性 制度实在
作者韦森,1953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一、依照定义认识货币的困难
“货币哲学”,是德国社会哲学家西美尔(G eorg Simmel)所“铸造”的一个概念。在《货币哲学》一书①中,西美尔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类社会的货币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可谓博大精深。哲学家看待社会问题,与经济学家就是不一样。经济学家们研究货币问题,总是倾向于分析货币及其数量的变动在市场运行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起货币来,则依其职业习惯而较多地关注货币这东西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并总是想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弄清货币是什么。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每个成年人天天与货币打交道。但什么是货币?这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相当棘手的问题。
正因为什么是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是如此玄妙、如此复杂,从英国古典哲学家休谟,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到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英国经济学家庇古(Cecil A.Pig ou)、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直至当代货币主义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泰斗阿罗(K enneth Arrow)等,都对这类问题作过评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了什么是货币,把握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懂得了货币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均衡中的作用,就大致理解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反过来看,可能主要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在什么是货币、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所见各异、莫衷一是,才衍生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和当代经济学中的林林总总的门派和思
①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想体系。
货币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和一些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明星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曼昆(N.G reg ory Mankiw )
却说“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购买其他人的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
①在其《货币哲学》中,社会学家西美尔则把货币视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价值的现金化”(m obilisierung ):
“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reification ),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
②在围绕着理解和把握货币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长期困扰,自然引起了专业哲学家们对货币问题的注意。譬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e )就曾从语
言哲学的视角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和界说。在1995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社会实在的建构》
③第3章,塞尔一上来就举出货币这样一个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制度观: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反过来看,正过来看,发现它不过是一张由某种纤维素丝所制成的纸,面上印着某种颜色和符号。是什么使这片纸成为货币呢?塞尔的回答是,只有当、且仅当人们都把这片纸认作是货币时,它才是货币。塞尔的这一见解,与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雅普(Y ap )人把谁也搬不走的6600块大石头(轮)认作货币,大石头就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作为大额货币这一事实非常吻合。另据曼昆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俘营中,战俘们也曾用烟卷做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的“货币”。就连在1989年
苏联解体前的物价飞涨时期,万宝路牌香烟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货币”。
④宏观经济学家曼昆所列举的这些事实,无疑佐证了语言哲学家塞尔的洞识。沿着货币可归结为人们的认可和约同这一思路,塞尔还发现,许多“制度事实”,许多社会实在,从产权到契约,从婚姻到美国总统职位,归根结底,只不过取于人们的一套态度,即他所说的“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这即是说,当所有人都把某种东西相信为、认作为、接受为、用作为某种东西时,这种东西就成了一种社会实在。因此,塞尔认为,集体意向性,构成了制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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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第202—204页。
John R.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 f Social Reality .New Y ork :Free Press ,1995.
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3、107—109页。社会哲学家西美尔的这种定义,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曼
昆对货币的定义一样,实际上都遇到了“用一个更难定义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本来就难定义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货币被定义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和“价值的现金化”,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价值”?对于这种定义和靠定义把握货币的本质的做法的问题和困境,西美尔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明确地承认:“至于价值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一如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一样,是无法回答的”(见西美尔《货币哲学》第6页)。当然,西美尔这里的问题可以通向马克思和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但西美尔本人显然自己封死了这条通路。在同一著作中,西美尔曾明确指出:“价值从来都不是客体的‘性质’,而是一个保留在主体之内的判断”(见该书第7页)。这里的问题说到底是:如果说我们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是价值,我们又怎样能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弄清什么是货币呢?
见弗里德曼编《货币数量论研究》(瞿强、杜丽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曼昆《经济学原理》第3版下册(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02—206页。弗里德曼和曼昆的这一界定乍看来似乎是很现代、很时髦、很到位。但如果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会发现这种定义问题多多。其要害问题是,弗里德曼和曼昆的定义是用一个更难定义的概念去定义另一个本来就难定义的概念。如果说货币是一种资产,那么什么又是资产?不说明和弄清什么是资产,这种定义岂不等于什么没说?继续思考下去,这就通向从维特根斯坦、奥斯汀(John L.Austin )、赖尔(G ilbert Ryle )到斯特劳森(Peter ,F.S traws on )、达梅特(M ichael Dummett )、塞尔(John Searle )、克里普克(Saul
A.K ripke )等当代语言哲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了:我们必须用词来界定词,用语言来解释语言。
对象化为社会实在。有了集体意向性,某种东西就成了货币。
根据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ustine )和塞尔的人们以言行事、以言创造制度事实的语言哲学思路,依照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和胡塞尔所提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 ¨a t )这个概念,并参照1982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nan )的“意见约同性”(consensus )这一专业术语,在最近的一些文著中,笔者达致了对货币的存在形式的一种塞尔哲学式的理解:货币是人类经济活动和交往中一种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和“意见约同性”的制度实在。从货币本身的功用来看,笔者也试图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把货币比作为市场的魂、经济的镜、价格的体、交换的桥,以及社会资源配置“装置”的“润滑油”。在此基础上,我们最终把货币视作商品与劳务交换、市场运行、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人们生活游戏
中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建构(a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intentionality )。
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货币的本质的上述理解和把握,还只是依照奥斯汀—塞尔语言哲学的进路仅从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贝壳、金、银、印钞、银行卡、支票,甚至二战时战俘营和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市场中的香烟,以及雅普岛上谁也搬不走、移不动的大石块,等等)上对货币这种人类社会的某种制度实存所做的一点认识上的“逼近”。现在看来,要进一步理解货币这一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实在,还要从“宏观”上———即从一个社会或实行同一货币的经济体(不仅仅限于一国,如现在实行同一欧元的欧盟诸国)的实体
经济总量与货币总量的关系上———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
②换句话说,只有大致理清了一个社会或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对应关系,我们方能对人类生活世界中的货币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二、从货币总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关系看货币的本质
在《货币哲学》一书中,西美尔曾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他具体解释道:“对于货币来说,我们所要问的不是‘什么’和‘怎样’,而是‘多少’。货币的
这种特质或无特性最先在其全部的心理纯粹性中表现出来,……货币的质惟独由其量而定。”
③西美尔的这一命题,蕴涵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因为,货币作为市场中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媒介,其主要社会和经济功用就是标示交换的量。在商品货币(如金银)阶段是如此,在法币(fiat m oney )体系形成之后,更是如此。依照货币的这一主要功用来审视货币现象,我们会发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即为货币的质”这一命题,不但在宏观经济总量上来说为“真”,从微观的单笔交易来看也是如此。
现在看来,人们在理解和把握什么是“货币”问题上的困难,并不在于货币形式本身,而在于如何理解经济学的深层哲学基础;而经济分析的哲学基础,又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认识“价值”这一点而展开的。譬如,在谈到货币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当代经济学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一般不假思索地说,货币的功用在于衡量商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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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西美尔:《货币哲学》,第188—189页。
英文为“prehension ”———这里借用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 )《过程与实在》中一个术语,意
为在其自身整体多样性的各种内在联系中领悟、抓住和掌握。参见A.N.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 ssay in Cos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韦森:《从语言哲学看货币的本质》,《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韦森:《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年,第57—74页。
劳务的价值,因而货币本身只是一种价值计量和储藏手段。结果,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不管是哪一个学派,说来说去好像最终都绕不开价值论问题。进一步的困难在于:到底什么是价值?这里也许毋庸赘言,在这个问题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曾给出了一个“自恰”的理论范式,因而古典经济学也有一种“自恰”的货币理论。同样,自杰文斯(S.Jev ons )、门格尔(C.Menger )和克拉克(J. B.Clark )以来,尤其是自马歇尔(A.Marshall )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出版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也内涵着其似乎“自恰的”边际效用价值论①。然而,从现实的经济分析来说,这两种自恰的价值论似乎都是“美丽”(自恰)的不实用,而反过来说则是实用的不美丽(自恰)。具体来说,在分工巨细的现代商业体系中,不管运用任何统计手段,不论使用多么快和多么大容量的计算机,也无法将一件简单商品的“价值”还原为某种古典经济学范式中的“社会抽象劳动”。另一方面,那种建立在一种心理估价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古典”边际效用价值论,更像是一种“天方夜谈”。正是由于种种美丽自恰的经济哲学应用上的困难,在现实中,人们在谈论和实际使用“价值”一词时,往往只是指“市场价格”,而不是“价值”;而价格,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货币标量”。即使人们在谈到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 DP )、“国民生产总值”(G NP )这些经济总量指标时,实际上也往往是指在某一既定时点上的“货币价格标量”。因此,在人们说某种币值“值”多少,以及当人们说某一笔财富和某一经济总量“值”多少时,实际上只是指那一时点上以某一时刻所认定的货币量符所代表的“货币标量”为多少,因而,这既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或经济总量包含多少“抽象劳动”,也不是指那一币值、财富和经济总量代表多少“边际效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以及在经济学家们的现时话语中,人们总是不能离开“货币”的维度谈“价值”,因而也不可能离开货币的维度来谈“货币”。
这里我们不妨拿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两个著名公式来说明问题。首先,让我们看货币数量论的经典公式“费雪方程”:②
MV =PT (1)
在式(1)中,M 为货币总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价格,T 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数量指数,即包括服务流量(如工时、居住年数、千瓦时等),也包括生产这些流量的实物资本项目(厂房、设备等),又包括既代表着实物资本项目又代表着“信誉”这样的无形“资本”项目的种种债券等。令国民收入总量Y=PT ,我们可以知道,从形式上来看,依照这一费雪方程,一定时期的货币总量M 和国民收入Y 均是一个给定的量,即Y=MV ,M =Y ΠV 。很显然,从费雪方程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货币的总量是多少,以(货币)价格所衡量的国民收入是多少。至于Y 到底“(价)值”多少,我们并不知道。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常说国民生产总值为多少,我们只是指它是多少货币量(如多少美元),而这“值”是什么,除了这一货币标量外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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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严格来说,这一方程应被称作为“纽康柏—费雪方程”。因为,其最早形式是由S im on Newcomb 于1885
年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见S.Newcomb ,Principles o 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 ork :Harper &Brothers ,1885)一书中所提出,而由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 )于1991年在其名著《货币购买力》(见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 f Money .New Y ork :K elley ,1961)一书中全面阐释和传播开来的。当然,这一货币数量论方程的思想早在英国古典哲学家大卫?休谟那里已经萌生了。
马歇尔的一段经典名言为:“当‘边际效用和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和价值一样受供求关系的支配’
时,‘生产成本原则’和‘最终效用原则’……则是供求万能法则的组成部分”(见A.Marshall ,Principles o 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61,pp.280,410)。从马歇尔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巧妙而含混地绕开经济学的价值论困扰。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当然,从一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多少万吨钢、多少万辆车、多少亿度电、多少万人次游客之收入诸如此类的具体统计数字,但一旦把这些具体的实物产品的数量或服务量还原为单一货币价格标量而总计到G NP或G DP这些经济总量中,我们就只知道“值”多少(货币单位),却就不知道这“值”到底是什么了。
尽管我们不知道同一货币经济体的“总价值”是什么,离开了货币价格这个标量,我们又不能知道这一“总量”到底“值”多少,但在一个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在一定时点上,用价格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个既定的量,而这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在一定时点上也肯定是一个给定的量。虽然实际情形是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专家也很难精确知道一个社会在一定时点上的货币总量到底为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有这么一个既定的货币总量。另一方面,给定一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水平,一个经济的潜在生产总量也总是给定的。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只不过是经由这些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所产出的物品和劳务流量在市场交换(包括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中被“货币价格”这一“‘值’表”大致测量到的数量结果。由此看来,货币的价格单位,与水表中的“立方”,电表中的“度”(千瓦时)一样,仅仅是一个数量标度而已。到这里,我们也就大致理解了西美尔所言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然而,货币标量与水表和电表这些由“科学的”制造技术所决定的固定标量装置的一个主要不同是,由于货币本身是一种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建构,在现实中,以及在理论经济学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货币幻象(m onetary cranks)。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手上储存100万的美元现钞,我们可以说他非常富有,或用日常话语来说,这个人是个百万富翁。一个人握有百万钞票在手,是否意味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也有100万美元物质“财富”与之相对应存在呢?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假如他把这一笔钱带到市场上去交换,他会买到“值”(至少他自己认为值)100万美元的东西。但是,假如他不拿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作为“储藏手段”而把这笔现钞放在瓦罐中,埋在床底下,那这笔货币是否还代表着有100万美元的东西存在这里或那里?这笔货币本身是否还“值”着什么?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1)是否一个社会的货币总量(乘以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的(财富)总量是等值的?(2)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的货币是否代表着一定的存量财富(下面我们将会马上讨论“财富”这个素来令经济学家十分头痛的词)?换句话说,是否货币本身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独立“价值”?①不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显然也不能较清楚地把握到底货币是什么这一问题。
如果说一定量的货币(这里撇开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的商品货币如金银不论)总“值”什么———即能交换某种物品和劳务———的话,那么,这种“值多少”是这笔货币本身所内含着的吗?从上面所举的100万美元的例子中,人们大概会这样认为。但是,假如情形是一个伊拉克老汉在萨达姆政权被美国大兵赶下台之前在罐子里埋藏了印着萨达姆头像的100万第纳尔的伊拉克货币呢?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现在,美国占领军临时管制委员会已宣布废除了萨达姆时代的货币。霎时间,伊拉克居民手中的印着萨达姆头像的“货币”都一文不值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临时管制委员会的一个命令就消灭掉了所有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着的“价值”了?具体到这个伊拉克老汉的事例上,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一下子就被美国大兵减少了100万第纳尔的财富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不是”,并认为只是“消灭”掉了旧伊
①尤其是在考虑那些埋藏在瓦罐中的金银这些“商品货币”时,这个问题更突出了。
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的伊拉克人的“集体意向性”,此举并没有减少任何伊拉克社会的“财富”。那么,如果是这样,就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和储藏手段而言,100万旧伊拉克第纳尔和100万美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这场美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到底“值”多少?又有多少个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能说出个一二来?即使将来一些(历史)统计学家依照新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的比值回过头来“计算”出现在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第纳尔与美元之间比值又是怎样制定的?依什么标准制定的?即使现在人为地将这两种货币的币值比率制定出来,即使将来的历史学家能依此比值估算出现在的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那这“数字”难道不就成了人们通过一些“人为决定”的伊拉克第纳尔和美元的比值而人为地“建构”出来的?①
如果说用“价值”来定义货币有着上述种种困难的话,用“财富”来把握货币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从人们持有财富的角度把货币定义为一种资产。但什么是财富?在“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这一经典论文中,弗里德曼给出了这样一个似乎“自恰”的财富数量公式:
W =Y r (2)
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界说,式(2)中W 表示财富存量,Y 代表收入总流量,r 为利率。
②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不涉及货币是什么,这个公式显然给出了“财富”一词一个非常精巧和规范的定义。但是,如果用此定义来进一步界定货币是什么,这种对财富的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果货币被界定为代表一定量财富W 的资产的话,那么,货币本身又是由总收入Y 除以利率r 来决定,而无论Y 还是r 均是以货币单位来衡量的———这样一来,弗里德曼说来说去不还是用货币标量来界定货币?由此看来,弗里德曼的这种货币定义,难道不是一
个同义反复———或者说“重言式”(tautology ———或者说“套套逻辑”
)的定义?当然,返回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重言式的定义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不追问货币是什么,以及在不追问一定的货币标量到底“‘值’什么”这些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大致会“知道”货币量为多少,一国的经济总量大致是多少。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不从哲学本体论上追问到底什么是货币的情况下,我们大致知道在一定的经济体系中这是货币,那是货币,也可以大致决定什么是M 1(市场流通中的现钞和铸币、活期存款、旅行支票加其它支票存款),什么是M 2、M 3……等等。但是,一旦我们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想要弄清到底什么是货币时,我们却没有答案了:货币存在,但我们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货币。
三、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思考的一般问题
从思辨哲学的角度拷问货币是什么,自然就触及了哲学本体论中的语言极限:对什么是存在以及某一类存在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只能用重言式的定义。存在就是存在,这就是人类言语所能表述的。同理,就货币而言,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我们目前的认识也只能是:货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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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研究》,第2—3页。
目前,在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中,一些学者常常倾向于用“平价购买力”(PPP )而不是统计或“实际”
汇率来估算各国的经济实力。这实际上反映了同一个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平价购买力”又是如何决定的?其计算标准有没有问题?
在于市场交换和经济运行中;货币作为一种“此在”(Dasein ),存在于这里和那里,存在于从事交换的人们的手中和口袋里,存在于储户的存折和银行账户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但货币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货币是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存在,存在于语言中,就为“此在”,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存在在语言中“绽出”。海德格尔没说完的话,好像被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视角谈货币,我们会说:货币作为一种“此在”存在于语言中①,货币在语言中“绽出”,但似乎却不是人类任何言语所能“言说”和界定清楚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货币不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所精确定义和把握,但这却并不妨碍货币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被经济学家们所研究,更不妨碍其社会和文化功用被社会学家所反思。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对货币在市场交换和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和作用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点,而对货币的社会功用和文化影响问题的研究,正构成了西美尔视界中“货币哲学”存在与发展的“rais on d ’être ”(存在依据)。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显然并没有提供一个联贯的经济分析,但在货币问题上,该说的话,似乎西美尔都说了。对我们这些喜好哲学思考的经济学人来说,仔细玩味一下西美尔在《货币哲学》这本巨著“前言”中的第一段话,可能不无教益: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两条界限,在这两条界限上思想运动不再精确而进入了一种哲学形式。认知的普遍前提条件,像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公理一样,不可能在认知领域之内把对前提条件的描述与检验转换成一门更为原则性的科学。……如果哲学领域的开端在这里好像被标记成精确思想运动的底线那么其上限就在于,实证知识从来[自]残缺片断的
内容试图通过明确的概念修补成一幅世界图景,并力求关联到生活的整体。
②经济学家们在忙忙碌碌地思考着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不深究这些变量和经济实存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当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所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是经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如涂尔干(?mile Durkheim )和西美尔所说的“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s )。其数量维度及其内在决定因素、内在关系和关联机制已被经济学家们大量地研究,并正在被深入地探讨着;而对其“存在”维度的反思———如价值到底是什么和货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应该是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了。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反思,自然会有一个类似于康德考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所提出的问题:经济哲学,如果能成为一门学科的话,是走在前面为经济学打着灯笼照路?还是在后面托拽着经济学的拖地裙?
〔本文责任编辑:钱永中〕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①②西美尔:《货币哲学》,第1页。
这里且不说在现代铸币和印钞上总印有一定的语言(包括数字)符号,即使用银行卡,你也要对取、
存机输入几个数字符号才能完成存取交易。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人们通过语言才能完成交换和交易,因为有语言才有人类社会。譬如,在雅普人用大石头作货币时,即使他们不在这些大石轮上刻上什么“语言文字”,虽然这些大石头人们难能搬得走、移得动,但相信只有通过语言,这个岛上的居民才能确认某块大石头是属于谁(家)的。没有语言的约定,这个岛上能存在这种独特的货币制度吗?实际上,雅普人的这种独特的货币制度,恰恰印证了塞尔从集体意向性来解释货币现象这一思想洞识。
ABSTRACTS
entire w orld of its inherent conceptual values is essential to it.The fact that the values of man and of m oney are at once commensurable and incommensurable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ev olu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s ocial institutions.
(7)Money,Philosophy of Money and the Q uantity Theory of Money Wei Sen?61?
In John R.Searle’s philos ophy of language,m oney may be seen as an institutional entity that contains the“collective intention”i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market circuits.We reflect upon the nature of m oney with regard to interrelations of m onetary aggregates with those of the real economy.Without m oney as a pure quantitative indicator,we w ould not understand m oney itself,nor w ould we have any other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gross national economy,even though both m onetary and economic aggregates(m onetary aggregates times the speed of m onetary flow)of a s ociety remain a constant at a given time.In this regard,G eorg Simmel’s proposition that“the quantity of m oney is the quality of m oney”is true.In concluding,we reflect als o on s ome general questions of the philos ophy of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 oney.
(8)Changing Labour Force P articipation in U rba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Cai Fang Wang Meiyan?68?
Falling rates of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eflect the state of the labour market in urban China today.
G iven depressed demand for labour in the overall market,the unem ployed who are older in years and disadvantaged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s,and who have been out of w ork for a long time,are discouraged. They tend to withdraw from the labour force,while the y ounger generation who w ould ordinarily enter it postpone doing s o or even give up.Hence hidden unem https://www.doczj.com/doc/e26066588.html,ing data from the2000census and from a China Urban Labour Survey conducted in five Chinese cities,we account for changes in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over the course of intense restructuring of state2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statistically analys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ur supply in the transition,and draw out s ome overall policy im plications.
(9)An E conometric Analysis of Linkages and I nfluences betw een R eal and N ominal E conomy
Liu Jinquan?80?
Econometrically analys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 nominal and real economy,we find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of the nominal economy’s scale and v olatility into the real one.Feedback is in fact transmitted back from the real to the nominal economy,the process of which is regular and sensitive to external shocks.This all g oes to show the im portance of expanding the m oney supply and augmenting price adjustment in demand management policies.Developing both nominal and real economies in a balanced way is key not only to policy effectiveness,but als o to rapid and stable long run growth.
(10)B ehavioural E conomic Man:Degrees of R ealization of Limited R ationality He Da’an?91?
Adopting the framew ork of limited rationality,we describe those who make choices on rational grounds 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