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工作报告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及其政策启示
朱军
南京财经大学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2013.1
本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相关决策的建议。本报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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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及其政策启示
朱军?
一、引言
但凡天下之事，乱世看兵事，盛世谈科举，日常则论刑诉，然则天下之根本乃是“财税”！财税的“根本性”虽首先体现为基于“财政收支”的平衡性，但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央-地方”的财政体制关系亦是其根本性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出现的“诸侯经济”问题是当时“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而截止到今天仍未消除的地方政治分离主义倾向问题（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及少数民族贫困区）也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地方隐形债务的积累及其可能存在的财政安全问题将是影响地方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出问题。
可以说，在当前的公共财政体制中，“中央-地方”关系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并且，正是由于当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导致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不能够有效的实现；不健全的财政体制框架导致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不能够与中央政府的步伐完全一致，间接导致区域间的差距问题、同质竞争问题在加大。可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明确的、结构合理的财政运作体制。
从理论研究来看，目前对于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公共财政体制，较多的研究是从地方分权与经济增长、经济效率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较多是从实证方面讨论影响面存在与否、影响程度。如林毅夫和刘志强在2000年研究了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正向影响、无影响还是负向影响）。实际上，对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Loughlin在1982年指出，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OECD 在2003年专题讨论了财政体制问题，分析了财政集权和分权的处理原则。对于中国而言，Ma在1995年通过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了中央财政“税收收入划分主动权”对地方税收努力的影响。庞明川在2004年通过总结我国公共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苗连营、吴礼宁在2010年基于经济法学的角度研究认为：税制改革需要真正的宪政主义下的财政联邦主义。陈欣慰、王艺明等在2011年基于房地产行业的地区利益定性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朱军，经济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动态财政经济学”研究。
此外，目前的理论研究集中于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及其两者的结合，对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模式讨论、演化趋势关注较少。而旨在激发地方发展经济的渐进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的财政体制具备了财政联邦主义的特征。但是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单一制国家。因此，我国“中央-地方”间的财政体制属于单一制政治体制下的财政联邦制。对此，王世涛在2010年基于法律的视角描述了中国单一制“财政联邦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总体上，目前对中国单一制“财政联邦制”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分析极少，现有的研究集中于宪政关系、分权程度、分权存在的问题、分权效率等方面，对于这一关系的细化研究、政策研究和指标研究很少。此外，目前对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的互动分析较少，对其长期关系的博弈分析也较少。
在此，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单一体制之下财政联邦制的运行特征，基于动态演化博弈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化模式。并且，本文将重点比较“联邦制”政体与“单一制”政体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差别，总结当前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当前框架之下进一步完善的具体政策建议。
二、“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其基本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资源和配置责任是如何划分的；另一方面是不同政体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遵循什么模式，这属于体制运行方面的问题。以下本文将基于不同政体的特征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
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收入的划分，其遵循一定的基本特征。本质上，中国采取的分税制就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国的分税制应该同联邦制国家的税收划分特征。对此，达尔比（Dahlby）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划分框架，具体划分情况如下表1。
表1 联邦制国家税收划分的一般特点
资料来源：Bev Dahlby“税收选择：联邦制下的税收分配问题”,Anwar Shah 和沈春丽编著：《财政联邦制与财政管理》，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
当前，在中国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讨论中，收入方面的规范性要求（通过法律、暂行条例、通知、公告等形成）相对较高。因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划分问题”远没有“支出划分问题”严重。收入方面的问题集中于我国的地方政府无税收立法权，服从单一制政体国家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特征。
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共支出责任划分，对照现代国家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框架如下表2。
表2 中央和地方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框架
资料来源：朱军《高级财政学——现代公共财政前沿理论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虽然还有学者遵照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政府的简要责任进行支出划分，但是对照起来，本文的划分更为细致。本文更多地以不同层级政府的内容框架进行划分，而不是“同职同构”框架下（中央到地方从部、厅、局到所进行机构设置，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的支出项目划分。此外，在讨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支出划分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应包括中央和地方支出的逐层推进（除外交和国防外，地方支出涵盖所有的中央支出项目），及其安排之下的机构逐级推进（从部、厅、局到所）。对于这一体制格局存在的问题，后文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不同政体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差别
1.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
在不同的政体下，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存在很大的差别。就单一制国家而言，其是由若干个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其基本特征是：
■法律体系——国家只有一部宪法，由统一的中央立法机构根据宪法制定法律。
■国家机构——国家只有一个最高立法机关，一个中央政府，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实行中央统一集权，地方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
■在中央集权的同时，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或分级管理。
■对外关系——单一制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出现。
而联邦制是一种区域政治组织形式。它通过受宪法保障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而将统一性与地区多样性同等地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制之中。联邦制国家的主要特点：
□法律体系——除有联邦宪法、法律外，各成员单位还有各自的宪法和法律。
□国家机构——除设联邦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外，各成员还设有各自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司法系统。
□宪法明确规定了各自的权力范围，各级政府都限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此范围内自主行动。
□联邦制国家均设有仲裁机关，对中央和地方就各自的宪法权力所发生的争议做出仲裁。
2. 不同政体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差别
在不同的政体下，由于法律权限的不同，其“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存在很
大的差别。联邦制国家具有“国中国”的特征，联邦在本质上是所有成员国的自发的联合，称为“邦联”更为合适。从内容上来看，其财政关系更具有“国中国”的特征。在税收方面，中央与地方各自根据需要征税——地方在中央税种的基础上征收附加税，除此之外还单独开征自身的地方税，并且各个地方可以各不相同。在支出方面，除中央履行支出责任外，作为“国中国”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安排支出，而不必拘泥于固定的、统一的支出项目；并且，作为“国中国”的地方政府自求财政平衡和财政稳定，联邦对其债务和赤字只具有指导性的帮助工作，并没有强制性的政策扶持和约束规定。
而作为单一制国家，其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划分既可以是“分税种”，也可以是“分收入比例”或是两者的结合；除中央政府的特殊规定外，地方无开征或是取消相关税收的立法权；对于支出责任，一般除国防和外交外，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项目是同样的，很多项目是两者共担的。因而两者在机构设置方面是“同职同构”的特征，地方一般无权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形设立机构或是取消机构，从而也无权增加新公共服务项目的支出或是减小本地区不需要的项目支出。
（三）中国单一制国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政治上“高度的集权”，经济上“部分的分权”。这一政治分权模式在财政体制上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宏观财政法律以及财政资金的使用项目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政府在既定的收入分权格局和支出方向上发展经济。这样的分权格局具有“同职同构”（或同法同构）的特征——统一财税法制下中央与地方按相对稳定的收益比获得各自的财政收入，地方税政之下自主财权收入所占比重非常低。这一体制也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长期非一次博弈中具有两种策略选择——偏向中央或是偏向地方。中央政府既可以采取集权模式安排固定项目支出和独立承担“风险共担”项目（risk sharing）的支出，又可以采取委托地方履行相关支出责任和“风险共担”支出项目。后一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有时会成为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中央政府可以采取分权化的措施，仅履行国家
整体的国防、外交、公共政策制定等功能。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政策时可以采取倾向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可以采取侧重于地区经济利益的财政政策。
在此，基于各自所获得的财政资源，本文总结认为中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具有四种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政治周期（“左”与“右”势力的各占主导的阶段）以及结合具体地方的情况，这四种模式可能是交替出现的。具体的四种模式如下：
一是中央采取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中央的模式。在该模式下，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大，地方偏向中央容易形成同质的竞争，经济发展活力较为不足；但是，该模式下宏观调控的目标容易实现，指令性较强。此处“偏向中央”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更为负责的财政资源配置，地方财政政策目标应与中央及其他同级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一致。譬如重视区域内环境污染治理和流动性人口的教育。
二是中央采取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地方的模式。在该模式下，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大，地方偏向本地的政策容易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经济发展活力相对不足；但是，该模式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容易实现，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矛盾较多。
三是中央采取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中央的模式。在该模式下，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大，地方偏向中央容易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发展活力一般；但是，该模式下容易出现地方政府间强烈的经济竞争。此处合理的“分权化”方向要求突出“平级政府”的特征，需要在明确“中央-地方”财政职责时实现两者的平等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四是中央采取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地方的模式。在该模式下，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较大，地方偏向地方容易形成地方保护、地方割据及同质的竞争，经济发展活力较足；但是，该模式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容易实现，容易出现“诸侯经济”和地方分离主义倾向。
总结上述四种格局，我们可以讨论不同利益划分格局、经济竞争格局下的经济竞争结果。比较而言，在单一制的财政联邦体制下，中央政府采取“分权化、地方政府政策目标偏向中央”的策略更为可取。
三、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单一制政体下“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其如前所述，会出现四种运行模式。这表明中，在单一制国家“固定税法制定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是不稳定的，目前的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稳定性，长期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一）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长期演化结果
然而在中央政府试图改变这一失衡状态，提供相应激励措施时，长期会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亦即在模式一（中央采取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采取偏向中央的模式）和模式四（中央采取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地方的模式）中来回往复。在此假定中央政府选择集权化为1，选择其他为0；地方选择偏向中央为1，其他为0。从而（1，1）意味着“模式一”的结果，（0，0）意味着“模式四”的结果。当中央政府采取选择性的激励措施引导地方政府采取偏向中央的政策时，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长期动态演化结果如下图1：
图1 中央转移支付激励策略下的动态演化
基于图1中的动态演化路径可知：在单一制政体的财政联邦制下，固定财政分配格局下“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竞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集权化，偏向中央）、（分权化，偏向地方）两种格局。这种策略在现实经济中的解释如下：财政联邦主义下的转移支付在一般意义上是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的项目支出。而我国单一制的财政联邦制下，中央财政经常提供调节地区经济结构、安排专项调节功能的转移支付以激励地方财政资源配套中央政策目标。在这一激励模式下，“中央-地方”在争取财政支配权的过程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恶性循环。
在单一制的财政联邦体制下，基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绩效竞争、地区负责人执政业绩展示的需要促使各自形成了局部利益。王琢在1993年总结广东经验时认为，该地区领导敢于向中央要改革权，倾向于力图率先拥有自主财政政策调整权。但在目前严格执行的单一制“财政联邦主义”下，现行宪政体制下中央给
(0，1)(0，0)
(1，0)
予地方的财政自主权极少，因而地方宁可舍弃“共同利益”而增加归本地区支配的预算外财权。当上级部门对于“预算约束”的要求不够严格、行政政绩考核又是基于地方经济业绩时，“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模式将会长期趋于模式四的状态——中央采取分权化的政策倾向、地方政策目标采取偏向地方的模式。就这一模式下的动态演化关系而言，其长期演化的结果如下图2：
图2 地方争取主动权下的演化结果
这一演化模式下的最终结果是：将会出现地方财政运行的不规范，容易积聚地方财政风险、加剧地方财政竞争，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不容易实现。
（二）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演化中的相关问题
对于当期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化结果，其引致的经济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导致地方政府治理不健全，公共财政没有在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甚至有时与中央的经济调节目标“背道而驰”。在单一制的政体下，由于地方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受预算严格约束的主体，由于“硬化”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主体还没有形成，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经济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往往软化预算约束，特别是软化支出方面的预算约束干预经济发展，获得地方“内化”的经济利益。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公共财政的法制化运行存在很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和财政工作的目标有时会与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背道而驰。以房地产为例，中央旨在打压房价的行政措施、经济规制措施，在地方难以得到有效的推行。这是因为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预算外收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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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方预算外收入占全部预算外收入、占地方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整理形成。
由图3可知：尽管地方预算外收入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的，但是近年来其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外总收入的比重在90%以上。因而，在刚性支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不得不“阳奉阴违”地推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甚至与中央的宏观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第二，在当前的“中央-地方”财政运行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基于竞争导向
的“支出扩张”导致地方收入随之膨胀，不符合依法形成财政收入的要求，不
利于企业和居民负担的减轻。
图4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及其占GDP的比重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整理形成。
由上图4可知：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虽然波动很大，但是均呈现了9%以上的增长，最高的年份高达29.4%。而就地方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而言，自分税制改革以来逐年增加，到2012年已达到11.8%，并且具有持续上升的趋势。
第三，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化结果，将使地方财政运行的收益归地方，而财政安全性问题和集聚的财政风险归中央政府承担。尽管《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务，但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担保、地方融资平台集聚的隐形债务非常多。对于此类债务的估计情况如下：
银监会统计，商业银行截至2009年6月末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银监会在2009年6月通报了这类贷款的风险状况：认为目前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比23%。
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额为3万亿元。报告预计，2011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将达到约10万亿元。
高盛公司估计地方政府隐形债务约为7.38万亿元。高盛估算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总负债为15.7万亿元，约占2009年GDP的48%。其中，包括国债（占20%GDP）、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及债务（占23%GDP）以及在2000-2001年期间商业银行剥离但仍在账面上的那些不良贷款（占5%GDP）3大部份。
审计署在2011年6月公布了《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报告指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
第四，当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之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权力与债务偿还责任的不对称使得“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日益严重。然而在规范地方财政管理的道路上，通过“同职同构”的机构设置和自上而下的对应性的行政性措施，就会存在中央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治理的不完善，我国没有形成一个善治的、负责任的地方政府。未来，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就需要改变以“经济业绩”作为考核目标的问题，改变通过财政政策工具营造“经济业绩”的现状。
总体上，在我国单一制的财政联邦体制下，固定分权格局的结果使得“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呈现了不稳定的特征。针对不稳定性的问题，中央财政在采取弥补地方经济发展不足和“偏向中央”政策的激励时，导致了非平衡性的转移支付的出现，也使得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较为复杂。与此同时，在这一激励导向的转移支付制度下，“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呈现出“一管就乱、一收
就死”两种极端。而在地方争取自主权的长期过程中，在中央政府考虑整体利益更多、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失当时将会呈现——地方财政运转中的“纯经济收益”将由地方政府获得，而运行风险及其控制风险的主动性将交由中央财政负责的局面。
四、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特征，我们认为应在“单一制政体”的“财政联邦主义”下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必须在目前的体制中严格规范地方财政的运行，通过收入规范化、支出责任化，使目前的地方财政运行符合整体的透明财政、法治财政、安全财政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明确责任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应改变行政管制、归口管理、以选择性激励作为约束手段等措施维系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传统观念，将传统的“上下级”等级关系改变为“平行关系”。这一平行关系既要使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安排地方财政项目，又符合（或趋同）中央的各项政策目标。亦即，在当前的财政联邦主义下积极提高地方政府的责任性，通过全国统一性的法规使得地方财政成为一个“自我负责”的财政主体。
对于这些方面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一、在当前单一制的财政联邦主义下，固定收入分权格局的“同法同构”分权是控制地方支出扩张的有效约束。当前，强化固定收入分权格局下的地方政府收入行为，取消地方预算外收入或将其纳入预算内管理是防范财政风险的有效途径。而在完善地方治理、规范支出行为方面，应对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形成更多的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应提高居民“用脚投票”的便利性以提高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使其偏向中央公共政策目标。在这一方面，Loughlin在1982年就指出：通过收入约束可以使地方政府成为“理性化”的财政主体。
二、在我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膨胀、隐形债务问题不断积累的背景下，应避免采取“增强地方自主税政权”的联邦主义。无论是政治上的集权-分权，还是财政上的集权-分权，都是各有利弊的。当前应避免在“支出问题未规范”时通过进一步的分权解决体制问题，因为理论研究表明：无论是专项转移支付的激励还是预算外的变相激励，均未使财政体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外，发达国家联邦政体下的财政分权也表明：地方政府偏好过度公共需求的财政危机是联邦制财政体制下当前和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我国地方支出行为还不是“理性状态”时，更应避免采取联邦制国家的财政联邦主义。在地方支出膨胀问题未解决时，中国应该避免采取“增强地方自主税政权”的联邦主义。
三、在单一制的财政联邦体制下，强化地方财政运行的安全性，增强其支出的责任和风险控制较为重要。而在强化责任和控制风险方面，形成地方部门的财务报告制度是完善地方治理的重要方面。对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内部化”和财政风险转移行为，中央财政应制定全国统一的“资本性支出指导条例”，要求地方政府明确预算外支出安排、债务支出安排、中长期支出计划，构建地方资本性支出的问责制度，强化单一制体制下的地方财政“自身责任性”。与此同时，为了规范地方政府各个行政利益主体的行为，应该通过完善地方公共部门的财务报告制度和透明度要求强化预算约束和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权责匹配问题。总体上，中国地方公共部门财务报告框架应涵盖的内容包括：
图5 地方公共部门财务报告的内容要求
注：转引自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朱军2013年的工作论文《现代公共部门财政管理改革：一个体制设计》
可以说，地方公共部门财务报告框架和制度的运行是建立民主财政、透明财政和效率财政的重要措施，是明确政府受托责任、完善社会监督的重要途径。而这在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运行中，还是一个空白。
四、在完善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解决地方政府日积月累的债务问题，要超越欧盟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主要是赤字率、债务负担率两大事后监测指标），采取更为宽泛、更为翔实、更为细致的评价指标评估、判断、监测、监管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行。本文建议中央政府采取以下指标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性。
指标之一：检验地方债务承受能力的财务指标
基于简化的指标体系，可以用来评估地方政府未来财政政策规划、债务规划的安全性问题。
表3 债务承受能力的简化指标体系
注：模型的具体分析参见朱军《高级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64-167页。转引自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朱军工作论文《现代公共部门财政管理改革：一个体制设计》
指标之二：构建细化预算管理的指标体系
表4 细化债务预算管理的指标体系
革》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的困境摆脱与策略选择》一文，第51-56页。
指标二是针对整个公共部门的指标体系。对于地方政府的整个公共部门体系而言，以财政部门为主导形成细化债务预算管理的指标体系是规范地方财政资源配置、强化财政安全性的重要方面。
（五）打造“平行政府”的概念，稳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将地方政府建立成为对地区发展“总体利益”负责的经济实体，而不仅仅是侧重辖区“经济收益”的实体。改变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上下级的行政管制关系、纯粹的行政归口管理关系，明确收入划分权方案、权限及其稳定性，明确政府公共支出的规范性要求（如形成中长期支出框架、财政安全法案）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规章以拓宽地方财政运行的空间，避免中央对于地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这样的平行政府目的是使地方财政具有自主性、自责性，具有真正的“财政联邦”的主体角色。打造“平行政府”、明确各自的财政职责并严格地方的财政纪律，有利于改变“中央-地方”的财政协商、财政依赖关系，也有利于避免出现中央与地方传统“分合”关系的循环往复。
总之，当前单一制政体的“财政联邦制”有其有益之处，又有其不利之处。将地方财政塑造为一个低风险、负责任的主体，明确中央财政的职责是稳定相互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方面。而这其中，地方财政主体“行为理性化”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地方财政风险将依赖于中央财政的“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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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作业 如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系别：财政金融系 专业班级：财政12-1 学生姓名：狄汶康 学生学号：201201061306 指导老师：段治平 山东科技大学
目录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一般分析 2从财政收入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2.1财政收入的定义 2.2财政收入的三原则 2.3中央财政收入的内容 2.4地方财政收入的内容 2.5从财政收入上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3 从财政支出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3.1 财政支出的概念 3.2 财政支出的三原则 3.3 财政支出的分类 3.4 如何从财政支出上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4 从预算管理体制建立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4.1政府预算的分类 4.2预算管理体制的概念 4.3如何从预算管理体制建立方面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5 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建议 参考文献
如何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摘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指在财政体制上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管理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它具体规定了各级政府筹集资金、支配使用资金的权力。范围和责任，使各级政府在财政管理上有责有权。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体制密不可分。良好的政府服务是经济发展的必需品，有效的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文从政府收入与支出及预算管理体制建立等方面讨论了二者的财政关系。 关键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关系，预算管理，税收 正文：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的一般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世界现代化和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权利的逐步下放，地方政府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由于自身利益驱动，地方要求扩张权力的呼声日趋高涨，但是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惯性作用阻碍了两者关系的合理化，科学化，由于改革前期的放权让利政策使得“诸侯经济”形成，损害了中央权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在新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要让地方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发展，更要让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活跃经济，拉动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 中央政府，管理一个国家全国事务的国家机构的总称，在联邦制国家，即称“联邦政府”。中央政府通常的作用负责全国事务，如起草国家宪法和
第二、以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指我国在1979年到1992年的全面改革，在经济体制上，主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主要改变党政合一，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从总体上来说，这次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主要是向地方分权。其主体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两者的目的都是调动地方政府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这一时期的改革被称为以“简政放权”或“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的改革。 第三、初步形成的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指从199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改革从过去放权让利来激发各方面积极性的思路，转到以全面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项制度和机制上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进入了加强中央权威的政治集权与向市场分权并存的重构阶段。 可以看出，我国在1979年到1992年央地关系主要是一放权让利为基本思路，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下放到了企业和地方，在政治上也是简政放权，改变党政和一，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而1993年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改革从过去放权让利来激发各方面积极性的思路，转到以全面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各项制度和机制上来。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在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和具体规划。以此为基本目标，我国央地关系进入了加强中央权威的政治集权与向市场分权并存的重构阶段。 1. 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税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以分税为主要特征、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为实质的财政体制上。分税制是规范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分税制不仅仅是分收入、分财力，更重要的是分财权、分事权。实行分税制，既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更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迫切需要。分税制的实施把中央与地方关系开始导入制度化的轨道上。 以2008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平衡关系来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净额22044.39亿元，相当于中央本级收入（32680.56亿元）的67.5%，也就是说，67.5%的中央本级收入以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形式转到地方使用。地方从中央获得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净额22044.39亿元，相当于地方本级支出的44.8%，也就是说44.8%的地方本级支出是来源于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净额。际上中央本级收入主要不是用于中央本级支出，大部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形式补助给了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入并用于安排地方财政支出。 2.粮食生产和流通体制改革 3. 撤销省级分行、跨省区设置9家分行 4.改革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省以下机关垂直管理 5.质量技术监督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这个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表现为集权与分权同时存在，但却是分别落在两个不同的向度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体现为政治集权，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则体现为经济分权。向市场分权就成为了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变革的重大举措。
地方财政能力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依托公共权力筹集财力，为满足本辖区内广大居民的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形成，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制度原因。本文将从政府间财力分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制度对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影响。 一、 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统计性描述对地方政府间财力差异的度量，主要采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财政能力自给系数、泰尔指数等。研究财力差异的方法和指标很多，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不平衡性数值有着一定的差异，但反映出来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在分析地区财力差异的指标时，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人口差距较大，本文本着简洁方便、通俗易懂的原则，选择以人口为权数的、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加权变异系数来分析我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ＣＶｘ＝ ｋ Ｘ其中Ｘｋ、Ｙｋ分别表示按省份计算的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Ｘ、Ｙ分别表示全国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Ｐｋ表示各省人口比重系数。 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ＣＶＹ＝ Ｐｋ Ｙ各地人均财政收入直接反映了各地区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能力，也折射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反映着经过财政体制再分配后的财政支出水平，与人均财政收入相比，也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 （一）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动 通过对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分析可见（见图１），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各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十分明显。１９９５年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为６６．３６％，人均财 政收入最大值是最小值的１１．３９倍，到了２００５年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提高到８１．０９％，人均财政收入最大值是最小值的１７．０３倍。２００６年后，由于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２００６年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下降到７３．４７％，但２００７年又迅速提高到７７．０７％。 （二）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系数明显小于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基本在５０％上下波动，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趋势。２００５年后，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异系数出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下降到４６．４２％。由于人均财政支出指标反映了经过财政体制再分配后的财政支出水平，因此，可以基本判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地区财政支出的差异，促进了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均衡。但是，从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的对比情况来看，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的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各地区财政能力的差异在继续扩大。换言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在缩小地区财政能力差异上 政府间财力分配与 中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 陶 勇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我国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财政分权改革过程中政府间财力分配体制设计的缺陷，是导致我国地方财政能力差异扩大的体制性原因。本文从中国政府间财力分配的两次过程，来分析这一制度对地方财政能力差异的影响，并对如何完善我国政府间财力分配体制、缩小地方财力差异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间财力分配 政府间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能力的差异
第一章至第四章 一、名词解释 1、财政：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集中分配一部分社会产品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形成的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 2、财政职能：是指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有的职责和功能，它是财政这一经济范畴本质的反映，具有客观必然性。 3、财政收入：指国家预算收入，包括中央及地方务级政权的预算内收入及部分预算外收入，是国家集中一部分社会产品的货币价值形态。 4、税收制度：是国家规定的税收法令。条例和征收办法的总称。 5、税率：是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数额之间的比例。 6、起征点：是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开始征税时应达到的一定数额，课税对象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 7、免征点：是课税对象中免于征税的数额，对有免征额规定的课税对象，只就其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 8、直接税：税负不易转嫁的税种。 9、间接税：税负能够转嫁的税种。 10、国债：即国家公债，是指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职能的需要，采取有偿方式，筹集财政资金时形成的国家债务。 二、填空题 1、财政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条件，二是社会条件。 2、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3、财政分配的对象主要是剩余产品。 4、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大职能。 5、财政收入按收入形式分类，相应地可将财政预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大类。 6、分析与确定财政收入数量界限的方法主要有经验数据法和要素分析法。 7、税收的形式特征，通常被概括为三性，即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 8、课税对象是确定税种的主要标志。 9、税源是税收的经济来源或最终出处。 10、对特定的纳税人实行加成税征，加一成等于加正税税额的10% 11、我国现行属于流转税的税种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资源税。
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论文
最新DOC可编辑格式 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论文 内容简介：大国是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而中央集权政治又是中国帝王精神意志的产物。中央集权政治避免了诸侯纷争，减少了地方间的战争，但集权政治不仅集中地方的权力，也集中地方的资源，一旦建立起这种机制，这个国家便具有了“虹吸管”效应，地方的资源便要向上集中。只有这种制度才可能支持一个大国的统一和存在。目前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给予地方过多的权力，将不利于资源在全国间调整，因此还需要借助中央集权的力量来进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参与，各地区间会发展得更加不平衡。但目前我国需要纠正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中央权力过于强大，中央资源过多。这种改革的结果出人意料。因此，当前真正要解决的是中央占有资源过多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虽然是强大的统一大国，但不一定是庞大的中央政府。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关系中国政治体制的大问题，如何规定两者的关系，须根据我国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法律框架来进行约束，同时又要考虑到历史的传统因素来进行切实可行的变革。任何盲目的照搬和模仿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紊乱，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我国的历史形成进行深入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国家和民族特性有了全面的了解，才能有效地指导今天的
变革。 一、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化传统悠久而深厚，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在现代进行制度上的变革，都要面对着强大的习惯和传统。特别是要清醒地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同。譬如同样是面积和版图差不多的中国和欧洲，为什么欧洲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而中国却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的统一如何影响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大根源是什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会对东西方国家的异同有所了解，才会对中国今天中央地方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2017年度财政收入预测及分析 （2017年6月13日） 一、元至五月收入完成情况 元至5月，全区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83190万元，占年初计划186450万元的44.6%，增长26%；总税收完成70318万元，占年初计划157150万元的44.8%，增长29.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2281万元，占年初计划119500万元的43.8%，增长14%。分部门：国税部门完成17361万元，占年初计划40000万元的43.4%，增长235.1%；地税部门完成23710万元，占年初计划54000万元的43.9%，下降21.4%；财政部门完成11210万元，占年初计划25500万元的44%，增长6.4%。 二、双过半任务分解落实 二季度，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65742万元，占年初计划119500万元的55%，增长5%。分部门：国税部门完成22000万元，占年初计划40000万元的55%，增长134.8%；地税部门完成27000万元，占年初计划54000万元的50%，下降20.8%；财政部门完成16742万元，占年初计划25500万元的65.7%，下降12.6%。 三、全年收入任务分解落实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9500万元，占年初计划119500万元的100%，增长12.3%。分部门：国税部门完成40000万元，占年初计划40000万元的100%，增长
42.7%；地税部门完成54000万元，占年初计划54000万元的100%，下降3.2%；财政部门完成25500万元，占年初计划25500万元的100%，增长13.2%。 四、全年增收因素预测 （一）营改增行业税收增长。一是政策影响，改征增值税链接对税收管控要求严格，行业税负不增但行业规模总额增大，导致税收增长；二是地方项目投资聚集在春节结算开票，导致税收增长。 （二）投资项目促进税收增长。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区加快了项目建设步伐，2017年将启动葛洲坝遗址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泉水大道（西段）、新台东路、5个城乡农贸市场改造、集镇道路、亮化工程及国土综合治理项目等基础设施及工程项目建设，以此增加我区建安营业税及附加税。 （三）汇算清缴成效显著。今年，国税部门及早布署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利用国税微信公众平台，QQ群持续宣传小微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扩围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等新政，让纳税人及早晓政策，及早备案减免税事项。二是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发放资料、集中授课、上门辅导等形式进行汇缴培训，提高汇算申报质量。三是开展汇算清缴分析。国地税部门联合开展了汇算清缴深度分析，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税收征管，确保应收尽收。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消化历史包袱沉重。东宝区税收一直处于高位运行
中央与地方关系 引言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以集权与分权划分为中心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组织——国家的一种政治关系。它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国家的存在，但它不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它产生的充分条件是国家地域、人口、管理事务的扩大。从整体上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的稳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亡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国家，都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都非常重视其发展变化趋势，探索处理这一关系的规律和方式、方法。在西方，国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占据政治经济生活中心。如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和州权派的论战，有论著《联邦党人文集》为证。在我国，自秦朝创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冲突和矛盾从来没有停止过。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汉武帝的“推恩令”；元代实行行省制，“方天下之治”；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所采取的措施。 尽管集权分权、中央地方是互为依存的、共生的，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并存，但集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流和基本特征。无论是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单一制，还是地方分权基础上的联邦制，中央集权这一点是共同的。只有中央集权的形式不同、基础不同、程度不同，没有中央是否集权之分。 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的日趋复杂，不仅国家所担负的政治职能加强了，而且它所担负的经济职能、社会职能也相应地扩大了，且后者从频率和幅度上要快、要大，似乎有一种“棘轮效应”。 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政府自身也变成了服从劳动分工规律的一种职业。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就像工厂一样，是一种协作，这种协作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然而分权不仅与社会分工相关，分权还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的责任，有益于开展竞争和效率，进而增强地方政府的参与意识，约束和防止中央高度集权。 有关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历来是中国的大问题，对当代中国也不例外。在全局性的事务方面，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
社会实践心得 这个暑假，由于我们学校放假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大部分的暑期工都早已招够了人，原以为找不到兼职了，哪知道在同学的介绍下，终于在8月初的时候开始了工作。这次的实践内容是在中国移动沟通100服务厅里做一名导购，为客户服务的。 其实，以前我对服务厅并没有什么认识，因为我只去过一次，而且是陪妈妈去咨询一些问题，可当我真的到这里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沟通100服务厅能做的事有这么多，许多手机上的问题，卡的问题，话费的问题，等等，就是当你遇到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你都会想到打电话给10086，或者直接到营业厅来，而沟通100服务厅就是帮客户解决任何问题的。 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自己是一点经验的没有，一直很害怕自己不会做事而被人骂，可同时也是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希望能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工作热情相当足。 来的第一天，经理并不在这里，是由一位营销代表的前台指导我工作的，不过实际上，这里的前台每一位都是营销代表，所以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概念。只是，似乎看见我们大学生来做，他们一点也不陌生，似乎还有点厌倦的表情，并不太愿意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之后把我托给一位同是大三的广外的学生，让她来教我基本的工作流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经常都会变换着不同的大学生来上班，而且每次请新人来的时候他们都得重新教新人做事，所以显然他们很不喜欢这样子。
跟我一样大的学生叫XX，她已经在这里做了近半年了，所以对于这里的工作已经是相当的熟悉，偶尔前台的人很忙的时候，她也会到前台帮帮忙。第一天，她教我该如何去应付各种客户，当有人进来的时候该如何主动去迎接他们，主动向他们服务，询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要办理什么业务。 当知道客户的需求后，又该如何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或者是引导他们到哪里去办理。假若有些业务是可以在自助终端机完成的，就要主动引导他们去那里自助解决，不要让所有的人都在前台等着，不仅浪费时间，让客户等得不耐烦，也让前台的人忙的无法休息。 还有办理补卡、解锁、查清单、打印清单、打印发票、复印证件、解决手机问题等的各项具体操作，都给我说了一遍，只不过对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我来说，在她快速的描述下，我很多都没听明白她就已经说完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问她第二遍，所以只能自己努力学习。客户少的时候就要多看看宣传单，看看资费表，还有关注各种优惠活动，例如充值优惠，预存话费送话费，预存话费送购机积分，G3信息机等等，对业务要熟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客户来我们服务厅都是有目的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来这里，每一个客户都是带着问题进来，希望我们可以帮他们把问题解决好，然后带着对我们工作的满意和认可离开。公司会把各种优惠活动发到客户的手机里，当他们来我们营业厅的时候，我们就要负责耐心的帮他们解答问题。所以熟悉公司的业务很重要，否则，让客户问得你哑口无言的时候，你就该挨骂了。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0902404038 虞春华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与一般 行政地方的 关系 中央与自治地 方的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 地方 特别行政区 实行 社会 主义 制度 实行 资本 主义 制度
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所以，从政权的层次的角度上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政权与省级政权的关系。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表现为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单一制”特征。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 毋庸置疑，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以此为界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前后30年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表1：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1949—1978年） 时期体制特点企业管理财政管理计划管理 建国初期（1949—1952）权力集中 “统收统支”（1950）。“条条”管理体制初 告形成。 “一五”时期（1953—1957）集中统一 部属企业由2800个增至 9300个，户数约占中央和 地方管理工业企业总户数 的16%，产值占49%。 “统一领导、划分收支、 分级管理、侧重集中” （1954）。中央支配的财 力占国家预算收入的75%。 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 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 理制度。统一计划， 分级管理，不得层层 加码。 “大跃进”时期（1958—1960）权力下放 工业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 特殊的试验性质的企业外， 一律下放给地方。 “划分收支、比例分成、 五年不变”（1958）； “收支下放、计划包干、 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 年一变”（1959）。中央 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 的比重从40%降至20%。 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 础的、专业部门和地 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 制度。
中国移动新员工培训 篇一：移动公司新员工培训考试题 新员工考试题 一、填空题： 1、2008年5月，中国通信业迎来第四次重组。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成为通信行业的三大运营商。 2、中国移动的三大品牌是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 3、SP是Service Provider的缩写，意思是服务提供商，又特指手机网络的服务和内容提供商。SP指移动互联网服务内容应用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负责根据用户的要求开发和提供适合手机用户使用的服务。从企业业务开展的角度来
看，目前SP可以分成三大类：门户型、专业型、专项型。 4、中央音乐平台（为用户提供音乐产品的体验和下载）四川站地址为：sc . 12530 . com ；新业务体验营销平台（用于数据业务体验、营销）地址为：；移动商店（用于数据业务自助订购）WAP 网站：；移动MM平台（为用户提供软件上传和下载的平台）地址为：； 二、选择题（单选）： 1、中国移动的通信标准是（A） A、TD-SCDMA B、CDMA2000 C、WCDMA D、TD-CDMA 2、APRU值是指（A） A、二次批价收入/上次出帐月上网用户数；每人的月均消费 B、月度总计费时长//2) 每人的月均通话时长 C、与去年同期比较的值 D、（本年累计－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 3、春季营销通常是（B），主要开展
年末客户回馈和春节返乡客户发展的营销活动； A、2月-7月 B、11月—3月 C、1月-3月 D、8月-12月 4、数据业务SA是指（C） A、内容提供商 B、服务提供商 C、移动数据业务销售代理商 三、选择题（多选）： 1、乐山移动市场经营部的组织架构有哪些（B、D、E、F、G） A、网络优化中心 B、营销策划中心 C、网络维护中心 D、数据业务运营中心 E、业务支撑中心 F、渠道中心 G、客服中心 2、哪些属于中国移动数据业务（C、 D、E、F、G） A、神州行家园卡升级版 B、校讯通 C、计费彩铃 D、手机上网 E、短彩信 F、飞信 G、手机报 H、家庭宽带 3、营业厅作为四川移动直接面向客户的最为主要的窗口，具有（A、 B、C、D、E）等职能。
财政收入所包括的内容 财政收入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包括： (1)各项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农牧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2)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收入、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 (3)其他收入：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 (4)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这项为负收入，冲减财政收入。 什么是一般预算收入（general budget revenue）？ 概念 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通过一定的形式和程序，有计划有组织并由国家支配的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一般预算收入是与原来的“财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中的“预算收入”相对应的概念。1997年6月颁布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取消预算外、预算外收支界限后，财政总预算的收支体系也随之变化，将一部分原来属于预算外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但对这部分新纳入预算的收入又需要保持其专用性，不能与原来的预算收入统一分配。因此，预算收入被分为一般预算收入和基金预算收入两部分。
地方财政收入包括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内容：（1）主要是地方所属企业收入和各项税收收入。（2）各项税收收入包括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增值税、证券交易税（印花税）的25％部分和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其他资源税。（3）中央财政的调剂收入，补贴拨款收入及其它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内容主要有各项税收附加，城市公用事业收入，文化、体育、卫生及农、林、牧、水等事业单位的事业收入，市场管理收入及物资变价收入等。 地方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总收入的范围包括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上划中央收入。上划中央收入是指按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在当地缴纳、与地方分享的税种的中央级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的75%、国内消费税、纳入分享范围的企业所得税的60%和个人所得税的60%四项。地方财政总收入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含缴库社会保险基金），即为同口径财政总收入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 指导意见 【法规类别】财政综合规定 【发文字号】国发[2016]49号 【发布部门】国务院 【发布日期】2016.08.16 【实施日期】2016.08.16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的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就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必要性
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到“分灶吃饭”、包干制，再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变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明确，特别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体系框架，为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看，我国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治国提供了有效保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看到，新的形势下，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不同程度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同时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任；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规范；有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 这种状况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利于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必须积极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二、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划分原则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宪法下当代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构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宪法中中央与地方分权不明确，必须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宪法下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本文分析了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殊性和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在宪法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可选择的路径，并着重讨论了以宪法保障下的法律分权制来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自治法律分权宪法保障 引言：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问题是宪法的基本问题之一，二者的分权是宪法对国家权利进行配置的重要方面，是宪法对公共权力进行纵向配置的形式。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如果缺乏严格的法律规范，往往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混乱和政府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我国要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必须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如果处理不当，易于导致种种社会冲突，陷入社会危机之中。因此，必须在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保持一种相对平衡，依法建立一个有效率、有内聚力的中央权力和其领导的有效率、有向心力的地方权力。 一、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特殊性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中央与地方关系自古以来就是棘手的问题。过去我国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来督促或监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化，即中国在主观与客观的法治角度，还没有因应这种关系调整或严格贯彻的条件。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是世界各国所不能够比拟的，也是在考虑问题时不能绕开的特殊性问题。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而引起的利益分配问题所引发的。其主要表现为： 财税方面：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分权化的进程。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经过十多年的平稳发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均有明显上升。但同时存在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低，预算外资金难以控制等诸多问题。 政治管理领域：在下放中央政府的某些人事管理权，在扩大地方利益的同时，加重管理地方事务的职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应遵循的原则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必须尽量与受益区域内居民的消费偏好相一致。对于大多说公共商品而言，一定要明确其受益范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范围上难免有模糊之处，带来的必是责权不分。 地方主义倾向：有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各行其事，采取“上有对策、下有对策”的策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变形；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攀比，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实施地区经济封锁，人为割裂市场，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二、宪法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或者有限的地方分权。在这种分权制下，国家权力的重心在中央。在对如何设计和建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
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内地实行多级政府体制。在中央政府之下，我国计有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级政府、３００多个地市级政府、２０００多个县区级政府、４００００多个乡镇级政府。在这样一种层级结构下，各级政府均有着自己特定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它们对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团的发展，对地方经济、社会和法制环境的协调发展，承担着直接责任。另外，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要依靠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来贯彻落实。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各级政府均承担着在本辖区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既然各级政府均承担着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所谓“事权”），它们就相应地拥有依法课征税收或取得其他收入的权利（所谓“财权”）。财权与事权基本一致，各级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便有了经济基础，这既是公共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也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最基本问题。我国自１９７９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体制改革始终是构成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９年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１９８０年以来，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指导下，我国在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实２中国地方政府融资２２种模式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１９８５年又实行“划
分税种、核定收支”的办法；直到１９９４年在全国实行“分税制改革”，才最终确立了在分税制基础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各自行使职能、中央政府进行适当调配的多级财政体制。但是，在任何国家，地方政府的职能都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提供私人产品和私人服务的活动。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与这些活动相对应，各国地方政府都需要通过财政之外的手段来筹集部分资金。不仅如此，从事权和财权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看，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权常常并不能与其事权完全对应：对于那些财源丰厚的地方政府来说，其财政收入常能覆盖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于是便有了财政盈余；而对于那些财源不那么丰厚的地方政府来说，其情况就会相反，于是便出现财政赤字。财政出现赤字，显然需要予以平衡。就各国经验来看，平衡的途径主要有二：或向中央政府要求补贴（对应于中央预算，便是所谓“转移支付”），或通过市场用金融手段进行筹资。即便财政出现盈余，也有一个预算安排平衡的问题：超出支出需要的财政资金也需要被配置在安全且有利可图的用途上，这也需要借重金融系统。总之，为了能够有效执行公共管理的职能，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需要进入市场进行金融运作。 事实上，即便是中央政府，也有利用金融体系来运筹资金的需要。我们熟知的中央政府利用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安排。中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之中，资金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毋庸讳言，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的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路径及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作者简介：李芝兰，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香港持续发展研究枢纽召集人一、引言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发展文献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国的公共行政存在一种令人费解的难题，即高层决策者制定的政策如何才能被中基层主体执行。以中国为例，尽管它奉行的是威权主义体制(即具有高度的中央控制倾向)，多个政策领域仍出现显著的执行差距。政策屡次执行失败使人们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回应国内治理挑战、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承诺。 长期以来，历代当政者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力求在中央控制和地方自主权之间取得均衡，这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为紧迫的事情之一。如何描述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征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否存在一种固定模式或者一些重要的转折点呢?是何种因素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如此曲折，却又保持着连贯性呢?在回顾制度主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看作四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对后者的未来发展和路径作出一些推断。这当中将涉及要弄清楚中央与地方这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制衡关系。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本文首先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其划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描述每个阶段的基本特征。随后，本文讨论隐含在这些变化趋势之中的四个因素：国家建设与民族融合、发展效率、职位晋升和外部影响。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内部行为主体是主导因素，而外部因素(包括苏联和西方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本文的结论是，自20世纪50年 代以来，行政性分权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70年代末启动的经济改革所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新边界，增加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限划分和制度化权力分享的紧迫性，而改革之前则强调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提出，从中央与地方作为联合的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理解中央与地 方关系，寻求法制化的途径解决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问题，可以为缓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包括较大的执行差距)提出新的思路，从而有利于改善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趋势1949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经历了三个有所重叠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阶段的特征是，领导层对于究竟要集权抑或分权的态度经常摇摆，对应在政治实践中，便不时出现剧烈的集权抑或分权的政策逆反。第二阶段从20 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一阶段突出表现为经济朝着自由化的方向迅速发展，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随之变化，加速了分权的趋势，并增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例如在一些特殊的政策领域，到底由哪一级政府负责重新划分政府与
历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概说 翻开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在正文的第一页就有这样一句话，“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常人亦感叹“天下治世少，乱世多。”似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不过是一治一乱、统一分裂的循环往复而已。那么产生这种循环往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古人常用内外轻重来进行解释。所谓“内”，指的是中央政府或中央政权，“外”则是地方政府或地方分权。在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时，就被称为“内轻外重”，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外重内轻可能会引发割据分裂局面，促使统一王朝走向分崩离析，这是汉唐两代末期的教训。内重外轻虽无割据之忧，却使地方失去绥靖御侮能力，在内忧外患交加的情况下，就要导致亡国的危险，这是宋明的结果。因此，古人追求的理想结果是内外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内外相维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旦处置失当，就会失去平衡，不是向内轻外重滑坡，就是向内重外轻倾斜，因此，历史总是在循环不已。当然每一个循环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二是吸取了前代教训以后的提高。 除了以内外作比喻，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还可以称为干枝关系、首尾关系、本末关系。西汉中期削弱诸侯王国的措施叫做强干弱枝或大本小末，唐后期的藩镇割据被形容为尾大不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影响一代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我们试将历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为两种结构模式，即分封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郡县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两种不同的关系结构具有不同的特点，但有时候两种结构又是并行的，为了简便，我们把历代的分封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单独作为一部分，而把秦以后的郡国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另一部分分别进行简要的概述，以期对中国古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一、分封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1分封与封建 什么是分封？分封和封建是我们在回顾古代历史常见到的两个词，经常被混用，实际上，分封和封建是不同的。所谓的封建，就是封土建邦的意思，强调的是必须有土地被封赐，分封的涵义却又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封建一词的涵义，还包括封王不予土的情形。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先秦时代的社会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秦代以后也有分封的现象，但有时候只是给予王亲贵胄以封号而已，并不真的封以土地。这里所指的分封主要是就封建的意思而言。 1.2先秦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夏朝时已经有了服内和服外的概念区别。夏朝的统治区域分为服内和服外，服内是夏后的直接控制区，也就是夏族自己的城邦国家，而服外则是其他方国。服外的方国包括同族方国和异族方国，所有的方国均需参加宗主国组织的会盟，向夏侯交纳一些象征性的贡物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某些诸侯还需要到宗主那里去担任官职，而宗主国则有援助方国以及维护诸侯秩序的责任。这时候作为宗主国的夏，在当时所有城邦中应该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夏后通过实力威慑以及卜噬等宗教仪式保持对诸方国的宗主地位。 商本是夏的一个方国，趁夏衰落之际，兼并周遭方国和部落做大做强并取夏而代之。与夏相比，商有更为发达的和规模更大的青铜器和玉器制造业，产生了职业的武士阶层，并依此组成军队。生产力和战斗力使殷商实力遥遥领先。与夏不同的是，商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宗法制度，逐渐产生了嫡庶之分，嫡庶之分又导致了族内大宗小宗的分野，每个分族，在后续的发展中又有大小宗之分，由此逐渐形成了王族树根状的宗法结构。商的直辖区域的贵族以及同姓诸侯之间，构成了宗法网络体系。这种树根状的宗法血缘网络，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并且有着浓厚祖先崇拜气息的商朝，强化着王国的凝聚力。商代的分封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分封同姓诸侯，把他们分封在王畿周围以拱卫王室。一种是分封异姓诸侯，这主要是对商的同盟者或
2011年12月 学术探讨 浅议我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文/黄晓晗 摘 要：对于中央政权的牢牢把握，历来是各个国家和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集权到放权，到再次集权，又到有步骤的下放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央地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出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权；中央政权；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2-0339-01 一、当代社会的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但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集权，忽略了地方的发展，从而对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中央大权的牢牢掌控，自古就被君王视为第一要务，发展到今天，这是历史的延续。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题，并且各国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采用不同的解决办法，所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始终会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多次调整，由建国初期的中央高度集权，到20世纪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放权又收权，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逐步下放权利，有步骤的扩大地方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既合理分权又维护中央权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首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确保地方充分发挥积极性。其次，强调在向地方分权的同时要维护中央权威。再次，主张用制度建设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通过这些改革和实践，地方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主动性，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放权的过程中，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导致中央政府财力不断下降，而地方政府财力不断扩大，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二、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及解决方法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权利的分配关系。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这就会导致地方没有主动权，发展失去活力。二是地方过度分权，必然会导致中央不能有效统领地方，地方权力的分散也是地区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中央高度集权的状况依然存在，尽管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逐渐扩大，但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地方分权仍然是相对于中央的高度控制来说，地方的被动地位也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双方的权利并没有明确的划分。 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因此在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利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那些原本属于中央统一控制的权利下拨给了地方，中央权利的弱化，导致宏观调控失去作用，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方的利益，违法乱纪，画地为牢，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 就如何协调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实现两者和谐发展，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就我国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发展。 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中心”的作用，中央政府是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则是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的保障。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再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缺乏明文规定，中央政府的收权与放权也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实现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更加合理完善。 第四，要健全和完善对地方权利的监督，如果对地方权利的监督和制约不力，就会出现权利被滥用的危险，继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因此，要健全和完善地方的权利监控体系。 三、中央与地方政权和谐发展的意义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放权与收权，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的关系，都产生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得到统一。实现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发展，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打造新型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再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基础。第四，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是对长期以来吸取其他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五，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是我国缩小地方贫富差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保障。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模式将会成为总的发展趋势。我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实践以及借鉴其他国家的具体经验告诉我们，中央与地方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因此实行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将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要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从高度中央集权走向适度地方分权，建立中央与地方互助合作的新型体制，在新的形式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作者简介：黄晓晗（1986.02—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 [2]薄贵利.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 [3]夏丽华.60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演进特点与当前的改革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9月第5期. 2011.12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