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第2012001 期本期目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谨防惠农政策在基层跑偏
?[国际时事]
?·世界政治格局演变
?·俄罗斯入世之后
?·欧债危机今年要过三道坎
?[本刊消息]
?·“基层青年干部成长论坛”活动启动
?[看世界]
?·德国：实业兴国的故事（上）
?[新知识·新名词]
?·碳壁垒
?[半月大事 ]
?·半月大事
?[小测验 ]
?·小测验
我们一起奔向新希望
伴着新年的钟声，我们和您——亲爱的读者一起迎来了2012。
在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本刊编辑部全体同仁由衷祝福读者：新年好！
我们祝福广大读者。
跨入新的一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愿景，我们祝福每一位读者都愿景成真、家庭和顺、事业腾冲！
我们还要感谢广大读者。
有这样一件事令我们感动。去年年底，编辑部收到河北省隆尧县一位退休老同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他自费订阅《半月谈》20多年了，每年都把杂志装订成册，保存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去年有两期杂志他没有收到，希望编辑部能帮他找一找，他不想在装订时留下缺憾。这位老读者对《半月谈》的关爱和支持20多年如一日，此情此举令我们感动，这位老同志正是我们干百万忠实读者的代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并在新年之际送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呢？有了千百万读者的关心，《半月谈》的事业才根深叶茂；有了千百万读者的支持，《半月谈》的品牌才熠熠生辉；有了千百万读者的期待，《半月谈》的未来才充满希望。
在读者的关心、支持、期冀下，我们自当奋起、努力、回报！我们力争在新的一年，以更加权威的解读、更加清新的文字、更加可用的信息奉献给读者。
在此，向读者报告，新的一年，我们有如下打算：
——强化政策解读的权威性和贴近性。《半月谈》始终坚持高格调的大众化，高品位的通俗化，坚持时事政策解读为主、以基层读者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又体现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强化政策解读的权威性和贴近性方面，今年本刊将开辟新栏目“权威访谈”，就百姓关注的政策焦点，专访有关部委负责人。
——拓展调查性新闻报道，力求深度报道和独家特色的有机统一。调查性新闻将从带有普遍意义的、尚未被人们所关注的新闻现象入手，以鲜活的细节、深入的调查揭示新闻现象背后的真相。
——加强服务性报道，力争刊物从形式到内容都可读、可用。为此，今年将推出如下新栏目：“考务指南”将针对高考、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推出考务咨询和权威指导：“新知识·新名词”将带给您新的信息：“看世界”将为您打开一扇视窗，看看我们身边遇到的问题，别国是怎样解决的。
努力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是我们的责任和动力。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奔向新的希望。
心态也是一种力量
苏北
我们经历了“更复杂”的2011，又迎来了“更严峻”的2012。
我们是否还能保留一份清醒的定力，还能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
弃浮躁焦虑而理性把握形势，弃投机泡沫而回归实体兴业，弃路径依赖而强力推进转型。这应是我们的正确
抉择。
毋庸置疑，经济增速正呈明显的放缓之势。这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我们是否已经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时代？社会争议着，怀疑着，甚至悲观着、背后，有一种浮躁和焦虑在。
我们已经习惯了跨越发展，习惯了一枝独秀。现左怎么看这放缓之势？
增长是硬指标，发展是硬道理。所以，2012年的主基调是“稳中求进”。
只是，我们应当清醒，市场自有其规则，经济自有其周期，我们可以去利用规则，去调控周期，但不能去扭曲、篡改规则，无法去熨平、消灭周期。当出口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行，金融市场风险增多，保护主义倾向突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我们不能抱有奢望；当投资规模一再扩大，所占GDP比重超过50%，我们实难重复4万亿带动18万亿的投资故事。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速成长的大趋势中，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政府干预和拉抬速度，只会导致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压力升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更加严重，从而收获倍加苦涩的发展主义之果。
其实，经济增长的放缓也是宏观调控取向中的适度调整，也是发展方式转型中的自然回落。把通货膨胀降下来，把资产泡沫挤出去，恰恰是为更健康的成长清除隐患，开辟道路。
而且，我们有信心，“稳中求进”的增长，9%或8%的速度，放在国际背景中去看，仍然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
比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更要紧的，是保障和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创造和尊重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积蓄和催生发展方式转换的推力。比稳定出口稳定投资更要紧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这是中国经济的战略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把发展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于收入分配改革，聚焦于社会民生建设。
我们还当看到，产业“空心化”现象日渐蔓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向资本家靠拢，逃离实业投机暴富扭曲着创业兴业的社会心态。
实体经济的健康和繁荣，始终是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根基。我们不是不要发展虚拟经济，但是，首先要夯实实体经济这一基础，必须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应当紧紧围绕壮大实体经济来发展虚拟经济。
看一看楼市：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牟取暴利的契合中，房价被一再推高，终于积聚起风险重重的市场泡沫。看一看股市：上市公司圈钱无度，不知回报股民，恶化股市生态，挑战监管制度，导致市场炒作风气盛行；创业板时闻高管纷纷闪电辞职疯狂套现，演绎转瞬间千万富翁的“造富”神话。看一看钱市：击鼓传花的炒作游戏和食利人群的急剧膨胀，先后衍生出一个个民间借贷的危机。不知何时，我们的心底都多了一个气泡，都想把它尽快吹大，不惧吹暴。财富路径的扭曲，加剧贫富分化，污染社会风气，戕害创业精神，将使得经济与社会变得愈益脆弱起来。
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市场和政策、改革和调控更多地向中小企业着力，向民营经济着力，向新兴产业着力，真正为实体经济拓展发展环境、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让更多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专注于实业，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吸纳就业，造福社会，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更广阔的前途还在于创新，在于转型。
可是，历经30多年发展，路径依赖已经成了不少地方政府领导的心理定势，经济形势越是严峻，这一心态越是强烈。
资源约束愈来愈紧，不少地方恨不得一个早上把它全部开发成一个个闪着金光的数字。可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又靠什么来发展呢？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年的“宁可毒死，不可穷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权益的扩大，这样的口号还能再喊下去吗？招工难度愈来愈大，为了保住劳动力廉价优势，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限制职校生外地就业，组织实习生无偿打工，甚至直接补贴企业主用工成本……释放比较优势，依靠要素驱动，这条路子已经越走越窄。
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城市已铿锵明志：壮士断腕，义无返顾，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回望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没有事先的蓝图设定，我们正是凭借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才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如今，积累更丰富了，实力更雄厚了，一些地方怎么反倒背起了包袱，束手束脚，患得患失，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风险？打破路径依赖，需要直面深层矛盾，承受转型阵痛。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杌，这“机会之窗”不可能永远向着我们敞开。我们错过了，耽误了，流失了，那就是危险降临的时刻。
心态紊乱失衡的深层，是制度激励的倾斜，是社会价值的误导，是利益关系的纠结。如何在改革的勇敢前行
中，在文化的整合创新中，在社会的公正追求中，保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份定力，一份锐气，一份智慧，是在更严峻的2012年里一道更沉实的日常课题。
扶贫开发谈转型——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
编者按：从解决瀑饱到观固温饱成果、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从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到“两不愁、三保障”，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在清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然而，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也迎来转型夫考。
本刊记者围绕新时期、新阶段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落实中央扶贫开发转型的目标任务、基层还面临哪些难题、各地有哪些新的探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本刊记者何晏姜磊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转型期。如何准确把握新时期扶贫开发的转型，怎样理解新一轮扶贫开发的转型思路，中央政策部署的着力点在哪？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
记者：过去10年我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还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问题？
范小建：近10年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很多新进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0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绝对数减少6734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0.2%下降到2.8%，成为世界上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2001-2010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276元增加到3273元，年均增长11%（未扣除物价因素）。同时，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持续加强，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贫困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任务更重，挑战更加艰巨：一是扶贫工作对象的规模依然庞大：二是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三是返贫问题不容乐观；四是相对贫困凸显。
记者：随着新扶贫标准的制定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新《纲要》）的公布，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也进入转型期，如何理解扶贫开发工作的转型？
范小建：到2010年，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新时期扶贫开发不仅要巩固温饱成果，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扭转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为此，新时期扶贫开发要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
记者：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转变上，转型的重要体现是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如何实现？
范小建：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新10年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创新。
我国的贫困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上世纪80年代也曾划分过18个贫困片区，后来逐步调整为扶贫工作重点县。经过近30年的发展，整体上看，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有了较大缓解，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进一步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符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这些地区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短板，甚至是短板中的短板。解决好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生态安全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根据新《纲要》部署，今后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国家将在连片特困地区分期分批编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在基础设施、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将主要用于片区。各部门也将向片区倾斜，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该计划就是先从新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开始的。
国家在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支持力度的同时，也会统筹考虑面上的扶贫工作，加大工作指导，确保实现全面小康。
记者：在具体的扶贫方针策略上，如何体现转型新思路？
范小建：新的10年，我们将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的同时，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进一步确立“扶贫促进发展、低保维持生存”的工作定位。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新《纲要》第一次明确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构成了国家扶贫战略的完整体系，三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创新。
记者：今后10年，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构建农村扶贫开发转型的政策体系？
范小建：下一步，国家将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新《纲要》首次提出，对扶贫工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政策和项目要进行贫困影响评估。同时，从财税支持、投资倾斜、金融服务、产业扶持、土地使用、生态建设、人才保障和重点群体等八个方面进行政策设计，明确提出要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
组织保障方面，要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和“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丁作部门和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激励机制，特别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配合。同时，要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转型面临三大考
本刊记者
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面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任务，面对这项工作的转型，我们仍然有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
机构设置：基层扶贫办亟待转型
湖北省英山县扶贫办主任李爱群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工作就在扶贫办，后来调到乡镇工作，2011年又回到扶贫办。跟记者谈起两次进扶贫办的感受时，她说：“扶贫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的工作量在加大，但像我们这样的基层扶贫办的协调力在降低，工作难度在增大。”
据她介绍，刚到扶贫办工作时，扶贫办拥有的扶贫资金比各政府职能部门获得的国家资金要多，那时的扶贫也主要是救济式的，哪个乡或村贫困就拨点钱，扶贫办的主要工作就是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钱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作相对较简单。
20多年过去了，国家财力增强了，对基层扶贫工作的支持力度也加大了，各个行业以项目形式下达的资金动辄上亿元，甚至多达几亿元。英山是40多万人的小县，每年获得的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大约在8亿元以上，而扶贫办扶贫专项资金则增长不多。
扶贫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扶贫方式也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持产业、扶贫搬迁、就业培训等多种扶贫方式。李爱群表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需要的资金更多。
同时，记者在云南一些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近年来大量外流，乡镇的向县城或地级城市流动，州（市）的又向省内其他相对发达地区流动，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这些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瓶颈”。“如何想办法留住这些人才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正雄告诉记者。
据湖北等地基层扶贫部门介绍，由于条块分割、职能交叉，基层扶贫办为职责和权力所限，无法统筹，其结果是扶贫开发在一些地方存在部分投资分散或重复建设的情况。
政策支持：产业扶贫亟需适应大市场
在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是新时期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约占专项扶贫资金的70%。记者在一些贫困县看到，产业扶贫确实起到了脱贫致富的作用。英山县杨柳镇河南畈村在扶贫办支持下，发展茶叶产业，如今全村茶叶种植达到1326亩，每户都有茶园。12年前，这个人均只有6分田的村子，村民种粮只够自己吃，村集体负债120万元。如今，责任田里种的都是茶叶，每亩产值5000元，村民靠茶叶致富了，人均纯收入达到5900元。
记者调研中发现，这样通过整村推进和产业扶贫项目，发展特色农业致富的地方不少。但是产业扶贫也面临着与市场发展变化不相适应的难题。
贫困地区一般地处边远山区，由于技术人才匮乏、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有些地方即便有国家资金支持，当地农民也不知道发展什么产业可以致富。县级扶贫办一般只有几个人，多数不是专业人才，也不具备市场信息优势，在产业扶贫上没有能力进行具体指导。产业扶贫常常出现跟不上市场变化的情况。
记者在湖北一些贫困县采访时看到，各县都在通过扶贫开发发展特色产业，罗田县从山东引进金银花种植，从去年开始在扶贫专项支持下，已在不少村镇建起了种植基地。但这些贫困地区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基本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不少地方基本上是自产自销的小生产方式，对市场行情缺乏了解，加上技术更新慢，产业发展不稳定。
罗田县凤山镇碾石河村是扶贫连片开发试点村，这个村与周围的村一起连片开发金银花种植，记者在这个村看到，山坡上、农田里到处是新栽的金银花。村民胡卫军说，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技术，采摘烘干的金银花发黑，卖不上价钱，每斤干花只卖30多元。“听说在山东每斤能卖100多元，他们烘出的花是金黄色的。”胡卫军有些羡慕。
资金使用：亟需建立科学机制
在调研中，不少贫困地区的基层扶贫办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尽管国家在不断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但他们仍面临资金的压力。另外，如何科学地、高效地使用资金也存在一些困惑。
李爱群说，目前贫困县的贫困面还比较大，英山县共40万人，按原来的贫困标准计算贫困人口有8万人，按新的贫困标准，约有10万人，占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而全县专项扶贫资金不足2000万元。从目前的情况看，扶贫资金的来源也相对单一。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扶贫项目资金也存在额度小，难以发挥核心作用的情况。比如异地搬迁扶贫，在湖北每户补助6000元，对贫困户搬迁建房所起作用有限。随着物价上涨，建房成本增高，一些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表示，扶贫搬迁补助偏低，有时候会影响到扶贫搬迁进度。
有限的资金在项目和扶贫区域的分配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整村推进等扶贫项目，5年确定一批村子，由于缺乏经过论证的标准，随意性较大。
记者在湖北调研时就发现，有个村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已达到3200元，超过了贫困线，但2010年这个村还是纳入了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共获得各项资金1000多万元。一些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干部表示，这几年在中央各项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扶贫资金发放和使用机制的科学化、完善化，是新时期扶贫工作转型所必需的。
转型路上看创新
本刊记者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中，一些贫困地区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出的转型期扶贫工作新机制值得借鉴。
机制创新：“摘帽不摘政策”
“2010年种上核桃后，田间套种洋芋、蔬菜，当年收入不仅没减少，再过几年核桃丰收了，我们就不再受穷了。”正在管护核桃树的贵州省正安县俭坪乡尖山村村民彭齐秀对记者说。
俭坪乡是贵州最贫困的乡之一。2010年，在贵州省实施的产业化扶贫项目中，全乡种植核桃8000亩．覆盖全乡所有贫困户。算起今后几年农民的收入账，乡党委书记冯轶充满信心：5年内，全乡要种植2万亩核桃，实现“减贫摘帽”。
为切实加快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的脱贫步伐，贵州省出台政策，鼓励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减贫摘帽”，在全国率先对提前“摘帽”的地方进行奖励，创新了扶贫开发机制。
据了解，“减贫摘帽”的方式是，“摘帽不摘政策”，让提前“摘帽”的贫困县、贫困乡政治上有荣誉、组织上受重用、经济上能受益。贵州省扶贫办主任叶韬说，贵州“减贫摘帽”的核心是改变“等、靠、要”“小富即安，不富也安”“争戴贫困帽”的惰性思想，改变贫困地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贵州省规定，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乡“摘帽”后，不仅原有扶持政策不变，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在总量
基础上以10%的增幅逐年递增。
在组织制度上，对扶贫开发成效显著，提前“摘帽”的重点县、贫困乡党政负责人，经考核评定合格，符合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的，优先提拔任用；对扶贫开发工作不重视、成效不明显、经济发展缓慢、贫困发生率上升、群众收入差距拉大或未按规划完成“减贫摘帽”任务的重点县、贫困乡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得“评先选优”，并取消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评奖：对巩固脱贫成果不力，“摘帽”后出现反弹、贫困发生率不降反升的，停止奖励并进行问责。
渠道创新：引导社会扶贫
记者在云南省富源县十八连止镇瓦窑村调研时发现，这个小山村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瓦窑幼儿园。幼儿园的设施丝毫不比城里的差，许多孩子在塑胶的游乐场里玩耍，幼儿园外还有一个篮球场，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一展球技。瓦窑幼儿园是该村相邻的煤矿捐资修建的。在富源，像这样捐资捐物的煤矿不少，除了修路，煤矿捐资修建最多的就是学校和幼儿园。瓦窑幼儿园、永坤小学、庆云民族学校……一座座新学校相继建成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富源县在新一轮扶贫中，将新农村建设、整乡整村推进、产业扶贫等多项政策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工矿企业的优势，加强沟通协调，千方百计加大资金筹集力度，把“以工补农”作为筹集扶贫资金的重要举措，采取“就近、方便、自愿”的原则，积极动员以煤炭为主的企业捐资捐物挂钩帮扶项目村。
“推动扶贫工作开展，实现让煤炭产业发展惠及全县人民，富源县先后出台创设煤矿企业社会责任奖和煤炭资源开发成果共享新机制等相关文件，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富源县委书记顾琨说．2007年以来，全县煤矿企业捐助社会公共事业的资金达7.616亿元，其中2010年捐资额达到了2.46亿元，企业捐助已成扶贫开发工程固定融资渠道之一。
富源县扶贫办主任江舟说，在社会融资扶贫的基础上，县财政再按村寨规模大小给予补助，主要用于安居工程等人户项目，包括村内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人畜饮水、沼气池建设、改厕、改厩等方面，并根据需要适当安排一定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奖励补助。同时动员工矿企业采取“一帮一”或“多帮一”等形式参与扶贫工程建设。
方式创新：财政扶贫资金“四两拔千斤”
“10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整合相关部门资金5000多万元，既完善了基础设施，又发展了产业。”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镇党委书记杨天贵说。
2010年，板溪镇实施了整乡推进项目,10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用于茶、蔬菜和养殖等产业，部门的5000万元资金用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记者近日在当地看到，板溪镇5000多亩蔬菜和30万羽林下养鸡项目正在产生效益，围绕产业建设的水泥路、水池水窖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2010年起，贵州省对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使用方式进行重大调整，即扶贫资金的安排突出产业化，从平均定量分配变为按产业绩效以奖代补分配，并以县为单位按财政扶贫资金、整合各类资金1:3以上的比例，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贵州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的创新，充分发挥了不同渠道资金的集聚效应和财政扶贫资金的黏合剂作用，既不重蹈村级项目撒胡椒面的覆辙，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与产业发展同步，且又为发展、培育大产业奠定了基础，建立起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使贫困人口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一年来，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贵州许多贫困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处梵净山西麓的印江县新业乡芙蓉村2011年实施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正在建新房的村民刘廷远说：“过去住的是山上的老木板房，透风漏雨，现在政府不仅补助我们建新房，还帮助我们发展旅游，为我们致富找到了路子。”
“在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贵州最终要形成集产、销为一体的扶贫产业体系。”叶韬说。
专题采写：周甲禄皮曙初周芙蓉浦超王勉谭飞
编辑：何墨姜磊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要点解读
本刊记者
2011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了2012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继续做好“三农”工作需要把握的若干重大问题，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稳定粮食生产时刻不能放松
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达11424亿斤，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8年增产。同时，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为近16年来首次。
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温家宝在会议上指出，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粮食丰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天下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运行新情况，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社会和谐稳定，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避免主要农产晶供给出现问题。
对此，农业部已确定，2012年将千方百计使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10500亿斤以上。粮食生产的基础是稳定面积，重点是提高单产，关键要依靠科技，立足于抗灾减灾，目标是“两增一稳”，即夏粮早稻增产、秋粮稳定。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和菜篮子产品供应，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菜篮子产品供应不断档、农产品价格不大起大落。
今年“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创新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8年关注“三农”，2012年的“一号文件”仍是如此。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农产品生产保供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策措施。
“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韩长赋说，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通过科技进步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现代农业发展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
我国能实现粮食“八连增”，2007年以来开展的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发挥了突出作用。集成展示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11年农业科技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达52%。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发凸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强调，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务必集中力量、抓紧部署。要坚持产业需求导向，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同时要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
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快征地制度改革
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做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温家宝的讲话，为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吃了定心丸。当前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漠视征地法律程序，造成耕地快速减少，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对此，温家宝强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要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今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面对日趋复杂的征地矛盾，制度改革完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上，让被征地农民分享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成果。”
甘藏春说，征地补偿是按照土地财产市场价值对农民进行补偿，征地安置是按社会公平原则，由国家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失地救助和长远生活保障，两者完全不同，总体上要把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长远安置区别开来。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应该在征地成本中加大。
编辑：高远至
要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本刊记者高远至实习生朱倩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并要求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精心设计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开展相关工作，今年一定要出台相应法规。怎样理解温家宝总理讲话的精神？如何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徐小青。
记者：在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谈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很多，谈得也非常明确和透彻。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农民土地权益问题？
徐小青：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中央提出“三化”同步，就是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必须保护耕地，使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尽量少占耕地，从这个角度讲，需要强化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第二，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方面，现在我国虽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到城市打工，许多已经常年生活在城市，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成了真正的市民，他们要完全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温家宝总理也明确讲过，我国只靠几个城市圈和少数经济发达地区不可能完成人口的城镇化，要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这也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所以，农民不可能也不应该在较短时间内放弃土地的权益。第三，我们还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把尽量多的人才留在农村。如果不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不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农村根本留不住人。
所以温家宝总理把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讲得非常明确、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搞的一些制度设计，比如“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等等，都不符合这一精神。如果有的地方还是这样做，那就等于侵犯农民的财产权，于法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记者：在一些地方，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由此引发的矛盾甚至是冲突并不鲜见，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小青：从地方政府看，它占用土地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越来越重，有的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的60%以上。同时，城镇化、工业化也需要大量建设用地，这些建设用地不管是征用的农用地，还是通过增减挂钩等方法置换而来，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另一方面，征地制度也存在不足的地方，主要是征地范围过宽，补偿标准较低，还有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措施不够细致，执行的力度也参差不齐。因此，正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我国的征地制度需要加快进行改革。
记者：我们知道，现在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这对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来说应该是一大利好？
徐小青：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力争用3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也就是说，到今年年底，这项工作就要完成。
应该说，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它的目的是要确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益归属，弄清楚每一块土地到底是哪个村的，它的位置、面积、边界如何，然后发证。这个证书具有法律效力，必将对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也有人认为，这次确权还是只把农村土地确权到村集体一级，土地权属仍不清晰，这是造成征地矛盾的重要原因。对此，您怎么看？
徐小青：现在一些地方确实发生村干部等少数人背着村民倒卖土地、中饱私囊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土地权属不清。实际上，不管是我国的宪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非常明确，并不模糊。集体所有并不是村干部所有，对于土地这一财产权利，怎么使用，怎么处置，村集体每个成员都有发言权。村干部如果与开发商等勾结，违背村民意愿私自卖地，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应该加大查处的力度。当然，农民个人承包土地的确权颁证工作现在也在一些地方试验，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将来一定会推广。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出，要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对此，怎么理解？
徐小青：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农村的农用地或非农建设用地要进入市场，先要由政府征过来，变成国有建
设用地，然后再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卖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一块地，它的增值收益是非常巨大的。而在现行的征地补偿办法下，农民不能够分享这种增值收益，补偿金额往往是按照一定的计算办法一次性给付农民，此后农民便与这块地没有了关系，不管它用来做什么，也不管它产生的收益有多少。这实际上把农民甩出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使他们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是不合理的。所以，下一步征地制度改革应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怎么来实现呢？我认为，首先要在农民与进入市场的土地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联系；其次要探索一个合理的分配增值收益的办法。
记者：这是不是征地制度改革要做的事情？可以把它理解为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吗？
徐小青：征地制度改革肯定包括上面的内容。但是全面来看，改革的目标应该有三个：一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使其能够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保护好耕地，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三是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同地、同价、同权”。
记者：实现这些目标必然会使城镇化的成本大大提高，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将放慢？
徐小青：应该看到，这些年城镇化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并不是一种很健康的城镇化，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城镇化。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超过50%，但这是把大量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也统计在内的。农民工之所以很难融入城市，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较低，如果再不去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使他们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分享增值收益，他们要成为真正的市民就更难。从这个角度看，征地制度改革在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成本的同时，也可以理顺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我国城镇化的良性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编辑：姜磊
同心唱响“沂蒙颂”
几乎所有来访者都用“天翻地覆”描述这座城市的巨变，用“没想到”“震撼”抒发对这座城市的敬重。在全国革命老区中，山东省临沂市17年前率先实现整体脱贫，如今又率先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大街上不时传来“沂蒙山小调”的熟悉旋律，记者走街串巷，找寻临沂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个动人故事。
本刊记者侯严峰王海鹰娄辰
“红马甲”的故事
2011年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临沂市交警当天监控发现，路面运行车辆比平时减少了70%，各个路口车流量也明显减少。
走在临沂市宽敞整洁的大街上，只见车辆有序运行，行人遵章行走，一派祥和景象。而这种现代交通文明行为的养成，与大街小巷的交通安全志愿者们分不开。
每周六上午9点至11点，临沂市区都有一群身穿红色马甲的人忙碌着。公交站点、公交车上，他们在开展文明出行、文明排队、公交让座志愿服务活动，劝阻不文明行为：社区里，他们在举办关爱困难家庭、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整座城市都能看到“红马甲”们忙碌的身影。
39岁的汪昭华是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的发起人。汪昭华是临沂市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民警，他所在的中队在蒙山大道与解放路执勤。这些路段车流量大，附近还有一所小学，每当上学、放学的时候，小学生穿行在马路上很不安全。汪昭华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在这个时候指挥交通，带领学生过马路。
“我对志愿者的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2008年，汪昭华发起成立交通安全志愿者队伍，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劝导车辆、行人文明出行。当发现一些老人看不懂信号灯，汪昭华就利用周末深入社区开展培训，给老人们讲交通常识和事故案例，播放交通安全视频。他还自费购买荧光环保袋，凡参与培训的市民都能领到一只环保袋。
走在路上，只要见到垃圾，汪昭华都会弯腰拾起。附近有垃圾桶，就扔进垃圾桶；没有，就暂时放在口袋里。面对记者的诧异，他很坦然：“习惯了！”
一个个“红马甲”，就是一颗颗播撒文明的种子。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故事：有市民给“创城热线”打电话，举报一辆外地牌号的车随便扔垃圾，让交警赶紧截住他，并说：“别让他给临沂丢人。”
“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文明城市100年也创不成！”临沂市文明办副主任朱伟说，正因为“创城”意识深入人心，秩序和规则才成为市民的自觉行为，城市也逐渐走向现代文明。
老旧小区的故事
道路坑洼不平、管道损坏后污水横流、垃圾成山、蚊蝇乱舞……这是人们对“创城”前蒙山社区的印象。
蒙山社区有1.8万人，108栋楼，居民多是以前“三线”企业下岗工人。由于缺乏管理、缺少投人，这儿一度成为“被遗忘的地带”。2011年4月以来，临沂市、区两级政府出资2800万元，重点改造提升老旧无人管理小区，半年时间，使180多个类似蒙山社区的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由于基础设施极不配套，市住建委接手了蒙山社区的改造任务。市政工程公司抽调精干力量进行基础设施综合改造：修路、绿化，排水、照明、清理垃圾……并以最优惠的价格为居民安装了天然气。如今的蒙山社区，道路平整，路灯明亮，环境整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和谐社区。
“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环境这么好的地方。”58岁的刘月琴感慨道。她在4号楼已住了20多年，以前这里环境卫生差，到处破烂不堪。下雨时水流到哪儿算哪儿，楼房之间堆满了垃圾，楼道内杂物、柴禾堆放得满满的，既进不去，也出不来。
“住在这儿，心里不痛快，好像被遗弃了。”刘月琴说，以前不敢让亲戚朋友来家里玩，太丢人了，一度还想把房子卖了走人，现在环境焕然一新，人也精神多了。
记者看到，曾经垃圾堆积的地方，如今已改造成了社区广场。儿童在健身器材前嬉戏，老人在树下对弈闲聊，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社区出资30万元，打算把这儿绿化成一个幽静、精致的所在，建成居民的小乐园。”蒙山社区党工委书记崔宝明说。
刘月琴和老街坊们组成太极拳队、腰鼓队、剑术队，每天5点多就起来健身、扭秧歌、跳扇子舞。“越活越年轻了！现在老姐妹们都想出来转转。”
刘月琴还是社区志愿者队伍的一员，每天没事就到处转转，捡拾垃圾。“我打心里爱护这环境，可不能再让人糟蹋了！”
新市民的故事
到北城新区大官苑社区王美萍家采访，是一个雨天。今年45岁的王美萍说：“过去遇到雨天，你们都进不来，到处是垃圾，污水遍地流。”
几年前，北城新区还是一片农村，如今已成为临沂城最具震撼力的标志性景观：广阔的休闲空间、现代时尚的建筑群、生态化标准的基础设施……
北城新区的建设拆迁，堪称临沂发展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拆迁工程。50多个村子散布在这片土地上，33个村庄被列入一期拆迁计划，涉及1544家企事业单位、6万多居民。2006年至2011年，1705家企业被拆迁，20848户民房被拆除，5000多亩果园、菜园被清理，12480座坟墓被搬迁。
这么大的拆迁工程，群体上访事件为“零”。
“我们的原则是，以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为中心，把拆迁当成维护群众利益的造福工程和解困工程。”大官苑社区党委副书记王孝臣说。
王美萍告诉记者，楼房拆迁，每平方米补偿800元，瓦房每平方米补750元，草房每平方米补700元，除了房子，树木、压水井、厕所、厨房等全部作价补偿。
此外，社区还预留了1000亩商业开发用地，保证每口人拥有10平方米商业开发用地。如果正常运营，每人每年能增加3000元租金收入。周转期间，每户每年还发放4200元周转费。
“有这样的好政策，我们当然同意拆迁。”如今，王美萍住进了社区22号楼，三室两厅132平方米的新房只花了11万多元。
上了楼不等于就成了市民。社区工作人员发现，一些村民不会使用坐便器、燃气炉、电梯，在城市文明前手足无措。社区早有安排：为居民发放“入户早知道”明白纸，教授使用方法；培训24个电梯操作员，一年之内连老太太都学会了使用电梯；社区每周还请教练教居民跳健身舞、迪斯科……
王美萍的两个孩子每天乘社区免费班车上学。“老人到了岁数，社区还发放养老保险；居民每人每年有800元的粮油福利，今年物价上涨，粮油福利也增加到900元；居民都人了新农合，小病报销35%，住院报销60%~65%；用水免费、物业管理免费、取暖免费……”王美萍掰着指头列数着各种福利，“说真的，现在的日子真是很舒坦！”
编辑：姜磊
县乡干部转作风的曲阜实践
张明哲王金平
2011年年初，山东省曲阜市以强化农村党的建设为工作切入点，把党建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把转作风、强党性与保稳定、促发展相统一，探索推行了县乡两级机关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制度。市委书记李长胜说：“推行这项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干部和农民一道琢磨发展的新路子，变行政指挥为直接参与，培养新时期勤政务实的干部。”
一年来，这项制度扎实推进，不走过场，县乡干部转作风的同时，农村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行走乡间的“第一书记”
曲阜市小雪街道前宣东村52岁的养鸭户张玉生，说起村里的“第一书记”郭绪亭赞不绝口。
曲阜市畜牧局副局长郭绪亭是畜牧技术员出身，按对口帮扶要求，2011年年初他兼任了前宣东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这年夏天，郭绪亭第一次来到张玉生的养鸭厂。他一来就扎进了潮湿闷热的鸭棚，察看鸭子长势、询问防疫和饲养流程。夏天的鸭棚湿黏、腥臭，可郭绪亭兴致很高。
过了半晌，两人走出鸭棚，坐在马扎上聊天，郭绪亭建议：“老张，你这鸭场基础很好，考虑过扩产吗？上到一定规模，可以申报政府的扶持项目啊。”
之前还为是否扩产举棋不定的张玉生，就此下了决心。他新建了5座鸭棚，养殖数由原来的l万多只增长为3万多只，效益由此翻了一番。这次扩产，达到了市里农业产业化扶持项目申报条件，只等验收合格就可享受政府奖励。
现在，张玉生的身上总是带着郭绪亭的名片，没事也愿意和郭绪亭拉拉家常。
郭绪亭的“名片”其实就是一张便民联系卡，上面印着郭绪亭的手机号和他的“双重身份”：曲阜市畜牧局副局长、小雪街道前宣东村“第一书记”。
前宣东村有1300口人，村里有一个集体养猪场，还有四五家像张玉生一样的养殖大户。显然，这个村的养殖业特色和郭绪亭比较“对口”。
2011年10月19日，郭绪亭又来到张玉生的鸭厂，了解鸭厂沼气池的工程进展。此前，鸭场的粪便污水都是排到村渠里，村民意见很大。为此，郭绪亭想办法协调市农业局提供支持，建起了100立方米的大型沼气池，鸭场排污和环境问题得以解决。
村里的集体养猪场让郭绪亭没少费心。以前，猪场的各项档案和免疫制度及无害化处理制度等均不规范。一年来，在郭绪亭的指导下，这个猪场已被纳入济宁市标准化养猪示范场，并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让村民佩服的远不止这些。这位“第一书记”多次将培训课堂搬进村里：农业局的专家向村民介绍如何使用沼气：农校的老师给种植养殖专业户培训专业技术……
在前宣东村村支书杨超看来，“第一书记”郭绪亭非常称职：“他拜访养殖户的次数都超过了我。”而郭绪亭则始终把有着20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杨超当作样板，他向杨超学习如何与村民打交道：总结整理杨超自创的猪场管理模式，准备将“杨超模式”在全市生猪养殖业加以推广。
郭绪亭，是曲阜市405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缩影。这些“第一书记”们行走在乡间，变口头说教为言传身教，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为“第一书记”建章立制
2011年初，曲阜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实施意见》。文件一经下发，相关工作立即启动。“第一书记”的选派、管理、考核做法如下：
——因村选派，科学定人。遵循“党政部门到难村、政法部门到乱村、经济部门到穷村、农科部门到专业村”的原则，注重把部门特点、行业优势和任职村实际相结合，反复比较党员领导干部专业技能、政策水平和任职村特点等，确保“第一书记”工作和任职村群众需求同频共振。由市委书记带头，市委市政府领导分别担任“穷”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部门、乡镇（街道）领导干部担任“软”“乱”“散”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合理定位，明确职责。制度明确规定“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指导、协助村党支部开展工作。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抓且负责。“第一书记”的四项职责是：加强基层党建，当好党建工作指导员：维护农村稳定，当好信访群众代理员；带领农民致富，当好经济发展领航员；推进农民教育，当好农民群众教导员。“第一书记”的四个作用是：一是发挥引导作用，引导村党支部按照党的方针政策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二是发挥示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全村党员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三是发挥联络作用，协调好村党支部班子成员之间、支部与群众之间、基层与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四是发挥桥梁作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同时规定，“第一书记”在村设立公示牌，将姓名、单位、电话公开，便于群众联系。
——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对“第一书记”实行组织部门和选派单位双重管理，以组织部门管理为主，成立督察考核委员会，负责整个工作的管理与考核。督察考核委员会不定期进行督察，各乡镇定期组织现场观摩，每季一评，推介典型，整改问题。制度明确规定，“第一书记”每月至少到村两次，开展重点或中心工作期间要吃住在村，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到村情况及时填写《工作情况记实表》，对工作实绩不实的，给予通报批评；对表现突出的，优先提拔重用。
乡村工作呈现新局面
一年来，“第一书记”们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发挥自身资源和工作经验优势，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经济发展工作，曲阜的干群关系和乡村工作呈现出崭新局面。
“第一书记”既是机关干部，又是村党支部成员，比以往干部包村的模式更便于开展工作，更利于转变作风。“第一书记”到村后住农家院、吃农家饭、干农家活，能够真实地听取民声、了解民意。针对群众关注的就业、看病、上学、户籍等问题，“第一书记”只有认真研读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才能为群众释疑解惑。下村入户的经历，使机关干部既学会了讲政策、暖民心的工作方法，又增强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深入的调查研究，使各项决策更科学、更符合农村实际。有位干部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了‘第一书记’才深知农村的艰辛、农民的艰苦。下村一个月，胜读十年书。”
陵城镇中疃村因煤矿限产搬迁问题导致群众上访，该村一度成为“难点村”。陵城镇镇长高晓华到村兼任“第一书记”后，牵头组建了工作队，通过健全村务公开制度、配强班子等一系列措施，迅速扭转了工作局面。据介绍，“第一书记”共牵头组建“难点村”治理工作队49个，转化“难点村”43个；从回乡高中毕业生、致富能手、经营大户等先进分子中指导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200余名，发展新党员300余名，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诞生了300多个典型。
截至目前，“第一书记”们对村党员、生活困难户的走访率已达到100%；举办各类培训班300余期次，培训、指导农民8万余人次：组织修建农村公路800公里，依法清理、整治脏乱差街巷2400多条；收集群众反映问题和建议700余条，化解群众信访、邻里矛盾等200余起。编辑：郑明达
经济形势看世界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2011年世界经济“高开低走”，欧美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全球股市跌宕起伏，汇市持续震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导致下半年世界经济全面降温。西方经济低迷，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调整，银根由紧缩迅即转松。
在欧债危机与美国财政问题影响下，全球经济前景混浊不清。据经合组织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为3.8%，低于上年的5%，2012年将进一步放缓到3.4%。
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失色，中长期或呈低速增长。当前西方债务危机是其作茧自缚的金融危机的延续，是私人债务向主权债务转移的必然结果。金融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深陷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的泥淖，痛苦挣扎。
2012年，希腊、葡萄牙等重债国或将陷入较长期萎缩。经合组织预期，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失速，投资微弱，信心滑落，未来将“面临持续十年经济低迷、甚至更糟糕的局面”。当前欧洲面临的债务危机事实上是欧元与欧盟危机，是制度与政治危机。
美国经济“动能丧失”，但发展韧性仍存。金融市场动荡、房地产疲弱及前景不确定性增大等，继续打压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拖累美国经济增长。2012年美国经济将保持温和增长，实体经济渐趋改善，宽松环境有助信心恢复，市场信心逐渐回升，复苏基础持续拓宽，主要经济指标开始向好。经合组织认为，2011年和2012年美国经济分别增长1.7%和2%。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反应主动，金融改革积极，政府采取“创新性毁灭”政策，如汽车业改造和开发新能源，力推再工业化，尤其制造业革命已有起色，企业财政与运行基本健康。
日本经济短期V形反弹，长期依然呈L形发展。据经合组织估计，2011年日本经济萎缩0.3%，2012年将增长2%，2013年回落到1.6%。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政权频繁更迭，长期低迷走势或难以明显改
观。
二是新兴经济体优势依旧。新兴市场经济在高风险下保持较快增长，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据IMF 统计，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2011年这一数字可能增加到80%。经合组织也乐观认为，新兴经济体虽然增速放缓，但仍将以健康速度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近半年来，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缓解了新兴市场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然而，如果欧美经济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将无法独善其身。联合国最近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由2011年的6%放缓到2012年的5.6%，2013年略升到5.9%，保持总体较强劲增长，并担起“全球经济引擎”的重任。
“金砖国家”龙头效应明显。中国和印度经济近期增速减缓，但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据经合组织估计，2012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将由2011年的9.3%和7.7%放缓到8.5%和7.2%，但仍是全球最快的。
亚洲经济形势依然是全球最好的。亚洲依然存在的人口优势，仍在历史低点的负债率，占全球60%的外汇储备，和量入而出的生活习惯，加上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和依然具备的后发优势，使其在衰退中受冲击最小，且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中独占鳌头。联合国估计，2012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将由2011年的7.1%放缓到6.8%，仍是全球最高地区。
随着前期受危机压抑的库存需求释放殆尽，进出口增长由井喷进入常态，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开始回落。联合国预计，2012年国际贸易增长将由2011年的6.6%降到4.4%，大大低于2010年的12.8%，也低于危机前2005年～2008年6.8%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贸易远未恢复元气，进出口规模几乎停滞不前。发展中经济体降温过快，进出口均出现减速迹象，国际贸易陷入低谷或将掀起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在气候变化与新能源领域，多边减排安排难以为继，单边措施占据上风。新能源保护主义露头，太阳能产品进入贸易摩擦频发期，欧洲率先开征航空碳税，“碳壁垒”粉墨登场。
发达国家长期保持超低利息，全球或将掀起新一轮货币宽松潮。美联储承诺将零利率“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市场预计第三轮量化宽松或于2012年某一时间进入议程。英国与日本相继扩大量化宽松规模。西方六大央行联手干预市场，特别是主导货币美元稳定性削弱，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最大隐患。一旦欧债危机略有转机，美元危机可能卷土重来，而WTO涉足汇率政策纠纷，给“货币战”火上浇油。
随着美欧债务危机加剧，机构投资者避险情绪加重，国际资本频频“变脸”，流动呈大进大出的态势。新兴市场从2011年初的风险投资热土转向年底的主要流出地，国际资本加快从股市、债市和银行间市场撤出，金融市场动荡迹象遍及全球。一旦引发银行系统性风险，大量西方资本将从中东欧、拉美、亚洲等新兴市场撤走。
据统计，2005年到2011年6月底，欧洲银行业向新兴市场共计投放2.6万亿美元的贷款及其他信贷产品。为在欧盟银行业监管新规最后期限前达到资本充足率9%的要求，估计欧洲银行将在2012年6月底前至少出售5220亿美元的资产。目前欧洲银行正努力寻求出售所持有的大量新兴市场债券和其他资产，此举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风险。
另外，美元与日元流动性加速“回巢”。据统计，2011年第三季度，外国银行在美联储存款从2010年底的3500亿美元翻番至7150亿美元，在纽约联储持有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外国银行达47个，而2010年底仅为22个。
由此可见，2012年世界经济将在欧美债务危机阴霾下蹒跚而行，国际经贸环境异常险峻，世界经济将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下维持低速发展，全球经贸重心将加速向亚洲转移。
编辑：王鹏权期，欧洲率先开征航空碳税，“碳壁垒”粉墨登场。
发达国家长期保持超低利息，全球或将掀起新一轮货币宽松潮。美联储承诺将零利率“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市场预计第三轮量化宽松或于2012年某一时间进入议程。英国与日本相继扩大量化宽松规模。西方六大央行联手干预市场，特别是主导货币美元稳定性削弱，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最大隐患。一旦欧债危机略有转机，美元危机可能卷土重来，而WTO涉足汇率政策纠纷，给“货币战”火上浇油。
随着美欧债务危机加剧，机构投资者避险情绪加重，国际资本频频“变脸”，流动呈大进大出的态势。新兴市场从2011年初的风险投资热土转向年底的主要流出地，国际资本加快从股市、债市和银行间市场撤出，金融市场动荡迹象遍及全球。一旦引发银行系统性风险，大量西方资本将从中东欧、拉美、亚洲等新兴市场撤走。
据统计，2005年到2011年6月底，欧洲银行业向新兴市场共计投放2.6万亿美元的贷款及其他信贷产品。为在欧盟银行业监管新规最后期限前达到资本充足率9%的要求，估计欧洲银行将在2012年6月底前至少出售
5220亿美元的资产。目前欧洲银行正努力寻求出售所持有的大量新兴市场债券和其他资产，此举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风险。
另外，美元与日元流动性加速“回巢”。据统计，2011年第三季度，外国银行在美联储存款从2010年底的3500亿美元翻番至7150亿美元，在纽约联储持有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外国银行达47个，而2010年底仅为22个。
由此可见，2012年世界经济将在欧美债务危机阴霾下蹒跚而行，国际经贸环境异常险峻，世界经济将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下维持低速发展，全球经贸重心将加速向亚洲转移。
编辑：王鹏权
入世新十年再谈走出去
本刊记者王志伦岳瑞芳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国内外经济形势表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同时，刺激内需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服务方式的挑战。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在坚定不移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把“产能输出”放在战略层面予以重视。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罗熹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谈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看法。
记者：入世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您认为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罗熹：加入WTO十年来，我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以出口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推动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前，国际市场受欧美债务危机影响，总体消费能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会对我国出口及产能消化产生负面影响。在内需方面，虽然已采取了改善民生及家电下乡等多种办法，但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层次提高，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方式没有相应提高，导致我国总体产能过剩，刺激内需比较缓慢。这一点从闲置的设备、库存、开工率和应收款等指标都可以看出来。
从金融层面来看，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目前面临两大危险：一是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二是由于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及贬值造成的外汇储备缩水，使长期积累的财富实际被消耗。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积累了大量可能贬值的金融资产，而且保护了落后技术水平下的产能。由此来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我想这可能是我国经历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罗熹：除了扩大内需，转变增长模式的重要一环就是推进产能输出。我国的产能输出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能源和矿业、生产各类商品，还包括与之相配套的劳动力输出。与产品输出不同的是，产能输出后的生产环节不在国内，而是选择资源、环保、运输、人力、市场等比较合理的区域布局我们的生产体系，但前提是这些境外直接投资必须是高效、共赢、兼容而且安全的。
当前提出产能输出的意义在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适度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GNP)持续增长的前提下，拓宽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这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发展的新的重要支撑。
至于推行产能输出的时机，我认为，当前美国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复苏，欧洲还深陷经济困境之中，通过兼并收购的成本较低，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较佳时机。同时，很多亚洲、非洲和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也不愿意仅仅出口能源和原材料，而是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用于促进就业，分享收益，开发当地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产能输出对全球经济复苏也将是有效的支撑。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您怎么看待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和特点？
罗熹：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我国共有1.3万多家中资企业在境外设立1.6万家公司，当年境外直接投资额为688亿美元。2011年1月~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273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463亿美元，同比增长14%。
总体上看，中资企业国际化程度仍相对有限。首先是规模相对有限。截至2010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800亿美元，而美国这一数字为3.6万亿美元。
其次，在地区结构上，我国“走出去”的企业相对集中在亚太地区，其中亚洲地区占比达60%以上，全球分布不平衡。
再次，在产业结构上，中资企业主要侧重能源、资源、工程、制造等行业，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加工制造等初级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偏少。
最后，企业“走出去”中近一半都伴随着劳务输出。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末，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81万人。其中仅2011年1月—10月，我国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6万人，较2010年同期增加4万人。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哪些突出的困难？
罗熹：目前来看，一是企业单打独斗的情况比较多。二是安全问题较为严重，从日本、泰国到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自然灾害或者政局动乱直接影响到中资机构在海外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地区，中资企业还因当地局势的变化而遭受严重损失。三是外汇管理。据了解，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日常用汇主要包括设立公司前期资金的需求，公司成立后投资的注入等。在汇兑管理上，一些环节过于严格。四是法律咨询和相关服务较弱，缺少专业的服务中介机构。五是境外一些国家的金融、税收、环保、产业等方面的监管相对比较苛刻。六是境外的中资金融机构与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还有一定差距。截至2011年6月末，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共设有97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或参股）16家境外机构，相对较少。而且海外机构在属地融资服务、全球账户服务、汇率风险控制、信用风险评估方面能力较弱，综合金融服务实力无法与外资银行匹敌，特别是境外机构的信息技术和服务功能还无法满足跨国企业的日常管理需要，导致境外的中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老牌外资银行。
记者：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罗熹：企业“走出去”乃至产能输出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产能输出较之于产品输出更为艰巨和复杂，应当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建议从以下方面推进我国全球产业布局的设计工作。
第一，认真研究我国产业的全球布局问题，按“十二五”规划的方式分析和规划全球的功能区划和产业布局，适当鼓励有资质的企业对外投资，培养一批合格的境外直接投资者，并在金融、税收、科技、法律上进行配套支持。结合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和资本配置。
第二，为境外直接投资提供服务。包括准备外交、人员、文化、安全、媒体等方面的应急处置方案；提供财政贴息和优惠贷款；在并购、技术、规划、环保等方面予以夏持等。
第三，选拔一批有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企业高管，同时逐步面向全球招聘；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职业操守好、语言能力强的产业工人队伍：努力提升中资企业对国际品牌企业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
第四，通过外汇管理支持企业“走出去”。作为“疏导资本有序流出”的主要渠道，企业“走出去”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应。可先行实现企业“走出去”的可兑换，进而推进金融市场投资的可兑换：支持中小企业购汇对外投资，改进中小企业外汇管理，减少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借用外债政策方面的差别，允许有偿债能力的中资企业在境外融资以满足其境外资金需求。
编辑：王鹏权
2012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词
本刊记者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这一总基调下，会议首次提出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突出强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来强化内需市场。此外，会议还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并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主线——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脉络清晰跃然纸上。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2年经济工作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李省龙表示，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就在于要通过我国可实际控制的内需的扩大，带动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为未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亮点：首次将“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与扩大内需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来强化内需市
场。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拉动不足，主要是因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拖了后腿。
路径：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要做好“加减法”。“加法”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老百姓的收入追得上甚至超过物价的上涨，让老百姓敢花钱，有钱花。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了民众收入增长的明确信号，“今后将保持两个同步，一个是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二是劳动者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增长明显，下一步如何有效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将是关键。”
“减法”，主要是减税减负，尤其在初次分配时，降低税收，使企业获利空间较大，能够承担劳动力成本上升，又无需转嫁给消费者。
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坚实基础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强调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作用，是正确把脉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
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要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坚实基础的同时，强调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进一步明确了万众瞩目的2012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继续从紧的基调。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还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房地产的理性调整，是吸引资金回归实业的前提。只有房地产告别暴利，资金向制造业和高科技流动，中国才能实业兴国，启动内需。
信号：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微调预调的明确信号。信号表明，未来一段时间信贷投放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利好的。
近日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更是透出明确政策信号，要支持民间投资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社会事业等领域。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为中小企业减负，也是激发实体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2012年我国将更多从减税这个环节来扶持企业，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刺激企业生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开拓能力。
以加快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
“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的又一项重要部署。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
着力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要“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要“完善原油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煤电价格关系”。
会议提出的五项税制改革，体现了政府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的思路，以及与产业政策、经济结构调整更紧密结合的特点。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近几年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结构性减税的时机已经到来，通过税制调整与完善，可以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减负，并促进经济转型。
深水区：2012年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围绕消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攻坚克难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要“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可以预见，2012年，减税、反垄断、减少行政干预等更深层次的改革措施将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提出“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注重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看点：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换言之就是要民生优先，就是要在有限的公共资源支配中，强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发展的包容性，更多的是指要让富民与强国齐步走。
包容性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的均衡、公平与普惠，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意义和目的所在，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展望：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2012年，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在收入分配领域，有望推动形成合理有序格局：在教育领域，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在医疗领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到年人均240元：在社保领域，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而针对民众最为关注的住房安居问题，谢旭人表示，2012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
编辑：李力
六年再造一个“北大仓”
本刊记者高淑华王春雨
没有新增开荒，6年新增粮食产能200亿斤，相当于再造一个“北大仓”。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垦区2011年粮食生产再创奇迹，总产首次突破了400亿斤，可为全国人民提供一个月的口粮。短短6年时间，黑龙江垦区是如何创造这一辉煌增产奇迹的呢？
生产方式革命创造新奇迹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隋凤富说，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在荒原上搞开发和建设，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6年粮食总产翻一番，则是生产方式革命创造的新奇迹。
一组数据生动地描绘出垦区粮食生产发展的路线图：从开垦之初年产粮480万斤到100亿斤，垦区用了48年；从100亿斤到突破200亿斤，用了10年：从2005年200亿斤到2011年超过400亿斤，仅用了6年。
建设农场党委副书记曾祥成告诉记者，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要增加粮食产量，只有提高单产。以前农场只种大豆和小麦，产量偏低。近年调整结构，改种单产较高的玉米和水稻，粮食总产由2005年的1.32亿斤一下子增加到了3.15亿斤。
隋凤富说，种植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是垦区增产的核心。从2005年开始，垦区按照“扩稻玉、稳麦豆、强经作、上品质、突特色、增效益”的原则，连续扩大水稻、玉米等高产高效作物面积。同样地块，大豆改玉米、旱田改水田后产量翻番，为垦区粮食总产突破400亿斤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五九七农场种粮大户张恒家中，记者见到了一张《黑龙江垦区水稻主茎11叶品种叶龄诊断栽培技术模式图》，上面清楚地标明了何时进行插秧等项生产、何时易发生何种病害、应采取何种措施等等。张恒说：“农场水稻种植大户都有一张这样的图，技术人员也按图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此外，近年来垦区还完善和推广应用农业“十大”栽培模式，全面推行保护性耕作、模式化栽培、测土配方施肥、智能化育秧等技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农业局局长马德全告诉记者，这是垦区生产方式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为粮食生产力提升插上了翅膀。
马德全说，以玉米为例，德美亚牌玉米成熟期短，打破了北部高寒地区只能种植小麦、大豆的历史，使过去亩产几百斤的低产田变成超过千斤的高产田。垦区水稻单产水平仅次于埃及，超过日本、韩国等国家，其中水稻叶龄诊断技术就可提高产量15%。
大农机挺起大粮仓“脊梁”
“到屋里看看大农机作业吧。”2011年10月17日，在省农垦北安分局二龙山农场双青现代农业合作社，总经理黄建明的邀请让记者不解，以往看农机作业都是到田间地头，到屋里怎么看？
看出了记者的疑惑，黄建明打开电脑，鼠标轻点四下，在屏幕上圈出了一块地。黄建明说：“经GPS测量这块地739.7亩，现在正有农机在进行秋整地，我们看到的图像就是农机上的摄像头实时传输回来的。”
黄建明的演示让记者震惊。坐在屋里遥控现代大农机作业，这种以往只在电影中出现的国外农场画面，如今在垦区已成为现实。
省农垦总局农机局局长李俊说，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机现代化，土地规模经营、新农业科技推广、种植结构调整等都要以农机为载体。近年来，垦区大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截至目前农机总动力已达695万千瓦，农业田间机械化率达到9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45个百分点，在世界上也是先进水平。
“大弯腰、小镰刀、插秧专列抢农时”，以往数万农工同时下田作业的景象在垦区已成为历史。在被称为“水稻王国”的农垦建三江分局，七星农场的家庭农场主孟庆山告诉记者，现在水稻从育种、插秧、收获实现了全程机械化。高性能插秧机的推广，使插秧工成了“看客”，大马力收获机每天可收1500亩，小镰刀被“甩”出了稻田。孟庆山说：“我现在种500亩水稻，只用3个人管理，亩产能超过1300斤。”
农业标准化是现代化大农业的核心，农业机械化为农业标准化提供了保障。为此，垦区建立健全了全作物、全面积、全过程、全方位的农业生产标准。垦区现代化农机装备使垦区粮食生产实现了工程化设计、工厂化管理、模式化栽培、标准化作业。
眼下在垦区，每台GPS大马力拖拉机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科研所，能实现自动导航、精密播种、变量施肥、即时测产等精准化、标准化作业。GPS定位的大马力拖拉机24小时连续作业，即使在夜间，百米误差也仅有2.5厘米。这种农业和农机的标准化，确保了垦区粮食的持续稳产高产。
家庭农场与现代农业结合激发新潜能
一则“最牛农户年收入30万元”的新闻2011年格外抢眼，引起网上热议，为此记者专门找到主角、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宝泉岭分局梧桐河农场职工刘贵夫进行核实。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公顷地化肥2000元，种子约900元，土地承包费7000元，加上农药、人工等费用，种一公顷水稻的成本大约在1.3万元左右。按照每公顷水稻产粮1.6万斤，每斤1.5元计算，每公顷水稻纯收入1.1万元。刘贵夫说：“我种了30多公顷水田，年收入超过30万元一点没吹牛。”
刘贵夫只是垦区20多万个家庭农场的一个缩影，家庭农场与现代大农业的有机结合，是垦区粮食增产的“法宝”。目前垦区已普遍实行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20多万个家庭农场实行土地、机械、盈亏、核算到户，生产、生活费自理的“四到户、两自理”管理模式，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改变了过去职工拿工资、赔赚归国家的“大锅饭”体制。
同时，垦区坚持农业生产与农机管理由大农场统一负责，对家庭农场实行产前、产中、产后统一服务，统一供种、统一规划种植、统一标准化生产，农机具统一作业质量和管护，既调动了职工生产经营积极性，又使垦区规模经营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有效推进了垦区现代农业发展。
目前，垦区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新模式，建立了以家庭农场投入为主，以国家、农场补贴为辅的新机制，调动了家庭农场增加投入，加快农机更新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积极性。加上垦区近年持续强化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全垦区已建立起防洪、除涝、灌溉和水土保持四大水利工程体系，初步形成了旱能灌、涝能排、田成方、沟渠纵横交错、桥涵闸设施配套齐全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新格局，农业抗灾、粮食稳产能力显著增强，基本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
随着大农机、新技术的推广，垦区在原有体制上继续创新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土地向种田能手、农机大户集中，将人与土地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目前，垦区35%的规模家庭农场经营了垦区82%的耕地，旱田经营规模户均450亩，水田经营规模户均200亩，最大的家庭农场超过万亩。垦区农业职工人均生产粮食已达35.4吨，这一劳动生产率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编辑：高远至
合肥，农民工工资有了制度保障
本刊记者葛如江姜刚
今年35岁的农民工肖国富，是劳务分包公司安徽恒安劳务有限公司的劳务员工，他所在项目是由安徽建工集团总承包的。肖国富是一名熟练的钢筋工，月薪大约4500元。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在合肥打工，工资基本不拖欠，当月能拿到合同约定工资的80%左右，到下个月再根据上个月的工程量结清全部工资。他和他的很多同乡都说，在这里打工，工资的事情放心。
收缴保障金，构筑“防火墙”
实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收缴制度是各地破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常用手段，但大部分城市都由人社部门收缴保障金。合肥在推行这一制度之初，发现由于人社部门没有制约施工企业的手段和办法，无法实现保障金足额收缴。
2007年，合肥市人社局与市建委共同出台了建筑领域的保障金制度：在施工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必须
交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这是施工企业开工的前置条件。没有许可证，企业就不能开工建设。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全国率先试行，施工企业把保障金交了上来。
合肥市建委主任常先米说，保障金是农民工“血汗钱”的保障，它可能是农民工子女的学费和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也可能是农民工的救命钱。因此，在收缴保障金问题上任何人不得开口子，不存在缓交或免交的情况。他告诉记者，多年来没有任何一家施工企业打破规定，更没有一个市领导为施工企业说情要求缓交或免交。
保障金按照工程造价的比例收缴，从0.5%到1.5%不等，在工程完工后，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保障金即可返还给施工企业。返还也需经过规范的程序，由总承包企业派专人负责（2011年改由劳资专管员负责）申请提取保障金，经过审批后，连本带息一起返还该企业。
保障金专款专用，由政府设立账户，户头在人社局，由人社局和建委两部门共同管理，只有发生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时才能支取，支取时需由这两部门确认。到目前为止，合肥市累计收缴保障金9.6亿元，成功地建立起预防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防火墙”。
劳资专管员，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也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高发领域。合肥市建筑事务管理处主任孙业飞说，目前，合肥建筑从业人员达到60余万人。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工程由施工总承包企业承包，然后分包给众多的分包企业。由于工期一般较长，在用工成本上涨、经营形势发生逆转情况下，分包企业会出现亏损，这就造成了欠薪行为的发生。
为此，2011年4月，合肥市建委建立了“劳资专管员”制度，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劳资专管员受施工总承包企业委派，与分包企业没有任何人事、工资等方面的牵连，专职负责分包企业的劳务用工管理，成为农民工工资发放的“监管员”。
杨俊奇是安徽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派出的劳资专管员。他所在的工地是合肥滨湖新区的淮委合肥水利科研基地项目。
2011年12月13日下午，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施工现场检查、核实分包企业施工队伍情况，收集、整理农民工的出勤记录，对分包企业的劳务用工管理进行日常监督。他告诉记者，农民工流动大，且根据施工进度，每天都有进有出，农民工离开的话，他就要督促分包企业及时支付工资：有新进来的农民工，他就要登记造册，督促企业与农民工签合同，并上报市建委相关部门。
安徽三建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朱道国主任说，劳资专管员就好像是我们企业的第三只眼睛，帮助企业监督和规范分包企业的用工行为，自从劳资专管员进入施工现场后，减少了企业的用工纠纷，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他说：“派出了劳资专管员，总承包企业省心多了！”
按照相关规定，劳务分包企业应在每个施工项目建立项目管理部，项目使用农民工人数在5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不少于1名专职管理人员；50人以上的，应当配备不少于2名专职管理人员。专职人员总数不得少于项目使用劳务工人总人数的l%。
为落实劳资专管员制度的实施，2011年6月~8月，合肥市建筑事务管理处共培训1000多名施工总承包劳资专管员，经过培训考试合格的人员取得《劳资专管员证书》，持证上岗，现场履行劳资专管员责任。劳资专管员在项目中发现分包企业有违规行为，可以立即向建委或总承包企业报告，并责令分包企业整改。
拖欠工资者，要上“黑名单”
合肥市对企业实行诚信管理，对农民工工资发放的监管也是如此。一旦发现用工企业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照规定处以罚款，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将投诉案件较集中的企业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召开企业负责人会议，责令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对恶意拖欠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将工资支付不良记录记人企业诚信档案，并向社会曝光。
合肥市还要求企业实行用工诚信承诺制，与辖区企业签订规范劳动用工诚信承诺书，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行为。推行预警谈话制，约谈部分存在矛盾隐患的企业负责人，将矛盾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合肥市把解决农民工工资和安全生产放在一样重要的位置，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实行“一票否决”。一旦企业因为诚信缺失而上了“黑名单”，就禁止该企业在合肥市参加项目投标，不得承接项目。禁止年限依据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严重程度，对于情节严重的，判处“无期”，即永远不得参与合肥市场投标。
合肥市建委在合肥建设网建立了企业诚信档案平台。记者打开该网站看到，什么企业干什么项目，是否拖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