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荐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2012年12月12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了有关加强对新股上市保荐人监管的咨询总结，提出了多项关于保荐人制度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将于2013年10月1日生效。香港作为全球发展最成熟的证券市场之一，且与内地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其监管制度设计对我国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在研究此次香港保荐制度改革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保荐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一、香港保荐制度改革情况
1999年和2003年，香港联交所先后在创业板市场和主板市场建立了保荐人制度。1999年，香港联交所秉承英国法传统，在创业板仿照伦敦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荐人制度。2003年，香港联交所在主板也引入保荐人制度，成为全球第一个引入保荐人制度的主板市场。香港保荐人的主要职责是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上市，并对申请人所披露的包含上市申请文件在内的各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申请人董事知悉自身应尽的责任义务等事项负有保证责任。
（一）香港保荐制度改革背景
尽管香港保荐人制度被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寄予厚望，但
近年来，香港证监会逐渐发现部分保荐人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是没有做好对上市申请人业务的尽职调查；二是上市申请过程中向联交所做出有问题的资料披露或有所隐瞒；三是没有就尽职调查备存完整的文件记录资料，以致不能表明其曾经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过适当地考虑及处理；四是内控和合规等存在不足之处。
正是保荐人工作存在的上述种种漏洞，引发了香港联交所上市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受市场瞩目的事件是2009年12月24日在香港挂牌的洪良国际在上市约3个月后，即被香港证监会勒令停牌。洪良国际在上市文件中，虚报营业收入超过20亿元人民币，同时夸大盈利近6亿元人民币。香港证监会对洪良国际保荐人兆丰资本的调查结果显示，兆丰资本并未有效履行保荐人的职责。由于兆丰资本违反了保荐人承诺等香港证监会多项法规，香港证监会对其做出了撤销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的牌照以及罚款4200万港元的处罚，其负责人也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该案的处罚是香港证监会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处罚决定。
（二）香港近期保荐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香港证监会公布的《有关监管首次公开招股保荐人的咨询总结》（以下简称“《咨询总结》”）中，此次香港保荐人监管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明确和加强招股章程方面的法律责任。厘清法规，
明确保荐人作为“批准发出招股章程的人之一”，明确了保荐人对有问题的招股章程负有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对于保荐人对有问题的招股章程是否负有刑事法律责任的判定，主要取决于保荐人是否知悉申请人故意、并不计后果地发出存在虚假陈述（包括遗漏）的招股章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保荐人等相关责任人将被处以监禁及罚款，预计未来罚则将提升至与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一致的水平。
第二，联交所网站刊登IPO申请人与上市申请一并提交的招股章程。香港证监会将落实有关建议，在联交所网站刊登与上市申请一并提交的较完备的招股章程草拟版本。
第三，保荐人应在与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充分讨论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专家的工作进行合理求证。保荐人应当作为首次公开招股程序的牵头协调人，以开放求证的心态，在评估所有已知资料、专家报告和招股章程内其他内容的基础上，独立核查公司业务模式及盈利能力是否可信，并与会计师、律师、拟上市公司董事及其他人士进行合作、沟通和讨论。
第四，加强保荐人的作用。为了使保荐人履行“把关”职责，香港证监会规定：上市申请人在提交上市申请至少两个月前应当正式委任保荐人；保荐人须向监管部门报告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情况；假如保荐人终止为上市申请人服务时，应知会监管部门并解释原因；所有参与IPO的专业机构必须与保荐人全力合作，协助保荐人履行职责。
（三）香港近期保荐制度改革的预期效果
香港证监会认为，随着修订后的保荐人制度中相关法规的实施，将会达到以下方面的效果：
1.保荐人在管理首次公开招股中将会拥有更大权限，而监管程序将更加精简或所需时间更短；
2.保荐人将能有效地管理上市过程，提高上市文件初稿的制作质量及改善对整体交易风险的管理；
3.招股章程民事及刑事法律责任将得到进一步的厘清，而刑事法律责任条文将与《证券及期货条例》中的可比条文一致；
4.市场信心及投资者保障得以加强。
二、香港近期保荐制度改革对完善我国保荐制度的启示
我国保荐制度自2004年施行以来，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明晰中介机构责任、加强发行上市监管以及促进A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2年，已有约1,260家企业发行上市。另外，保荐制促进了投行执业质量的提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投行专业人才队伍，已经成为证券发行市场化的基石，为投资银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变化,保荐制度中的部分制度安排也需要顺应市场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调整和完善。因此，无论是基于A股保荐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还是基于相邻市
场的外在推动和影响，A股保荐制度均需要适时调整，以适应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断创新、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保荐制度建立以来，尽管进行了多次的制度修改，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诸如保荐代表人的通道功能扭曲了以保荐机构为核心的责任追究、风险承担和资源分配机制；保荐机构与其他中介机构职责不清晰；保荐机构的内控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等。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保荐制度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一）厘清保荐业务中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
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保荐制度首先应厘清保荐业务中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包括明确保荐机构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范围和责任边界，明晰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关系，以及明确除保荐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从事保荐业务人员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1.明确保荐机构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范围和责任边界
强化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发行制度改革，要求市场主体归位尽责。责任落实的前提是厘清各主体的工作范围和责任边界，尤其是保荐机构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范围和责任界定。
保荐制度要求保荐机构承担组织协调各方中介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的责任，而不是要求
保荐机构取代其他中介机构。问核事项涉及会计师和律师专业领域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法律意见书本身就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应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保荐机构应当充分信任会计师和律师的专业能力和诚信水平，并充分利用会计师和律师的专业能力，共享其工作成果，对其工作成果进行有效及合理复核。让保荐机构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承担实质性核查和大量复核工作，不符合市场参与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各担风险”的基本原则。
目前的业务实践中，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的之间责任界限不够清晰。保荐机构“全权负责”的结果导致保荐机构疲于“面面俱到”，主要精力用于承担了律师和会计师的部分工作，而在投行的核心工作，即对客户所在行业的理解和判断，对客户业务模式的分析和判断等方面不够重视或者没有精力去深入挖掘，从而导致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对客户的真正价值做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将该判断传递给市场。另一方面，在实务中其他中介机构往往抱有保荐机构会最后负责的思想，从而可能导致其他中介机构在某些环节的工作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其应当发挥的专业性作用。在责任追究方面，因诉讼手段的缺失，及不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之间的差异，导致在同一个业务中其他中介机构受到的处罚力度远小于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受到的处罚，显失公
平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利于归位尽责夯实市场基础。
因此，清晰的责任边界是确保真正落实各中介机构法律责任的基础，也是打造A股市场专业中介机构的推手。在强调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的新股发行制度下，建议首先明确保荐机构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范围和责任边界：
第一、明确各中介机构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均为第一责任人，如，会计师对企业财务状况、律师对企业法律及合规状况、评估师对相关评估工作及结果分别承担第一责任，保荐机构对企业价值分析、风险揭示承担第一责任。明确各中介机构第一责任这一正确的导向，有利于促进各中介机构更加专业化、更加有担当。
第二、明确保荐机构对各中介机构的工作成果仅承担复核责任，并且该复核责任更多体现在工作机制上，例如是否及时发现疑问、发现疑问后是否与其他中介机构沟通、是否督促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专业复核及落实，而非由保荐机构代替其他中介机构并承担实质判断责任。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工作分担机制，有利于引导保荐机构向投行本源的方向发展，即加强行业及业务模式发展研究、注重挖掘企业价值、提升销售能力。
2.明晰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关系，进一步落实保荐机构的责任
保荐机构作为保荐业务人员团队的管理者，有义务建立
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使其覆盖保荐业务各个环节，并通过各项内部管理措施和相关培训确保内控体系的有效运行，发现和控制保荐项目的重大风险，通过标准化的工作要求和持续的跟踪机制对一线人员进行指导、规范。同时，保荐机构应明确规定内部各主体的相关责任，包括业务部门负责人、保荐代表人、项目团队、内控部门、其他职能部门等。保荐代表人只是保荐机构内部的保荐业务从业人员，其工作受到保荐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制约，在很多情况下保荐代表人并不一定是项目的负责人或者责任人，除非其恶意或故意违反保荐业务规定，一旦保荐项目出现问题，与保荐机构内控不力直接相关。因此，保荐机构应当对保荐业务承担主要责任。
如果香港按照此次征求意见总结修改《公司条例》，保荐机构将被认定为“批准发出招股章程的人之一”，以此明确保荐机构负有的法律责任。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司条例》对上市文件负责，尤其是可能就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香港市场保荐机构的责任在逐渐加大。对于从业的个人，香港证监会明确：隶属于保荐机构的个人不适用《公司条例》规定的保荐机构刑事责任条款，但如果有证据证明该名个人串谋在招股章程中做出不真实陈述；或如董事或其他人员有份参与或同意犯罪，而该名个人协助、教唆、同意或纵容犯罪，才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自2012年中期开始，也在加大对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的处罚力度。对保荐机构的监管措施基本是处以警示函，对保荐代表人的监管措施包括暂停3个月、9个月、12个月推荐资格。
为此，建议明确界定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范围，以机构承担责任为主，推动保荐机构不断加强项目质量管理、内控管理及合规管理，并加强对保荐代表人的职业道德教育。逐步强化保荐机构的职责承担也将与保荐制度发展方向相适应。
3.明确除保荐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从事保荐业务人员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
保荐代表人作为项目的签字人员和主要责任人员，应承担尽职调查、信息披露等基本法定责任。但保荐项目更依赖团队合作，充分发挥项目团队中每一个人的专业性，进行合理分工，尽职调查才有深度。保荐制运行10年来，一度存在片面强调保荐代表人个人作用的倾向，并且很多机构存在至少有一名签字保荐代表人并非对项目负直接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况。
建议借鉴香港市场对具有签字资格个人的管理标准，主要从从业经验、项目经历等方面考察明确签字个人资格，而不是主要依赖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的“一考定终生”。
香港保荐制中“保荐人”指的是保荐机构，而没有“保
荐代表人”的概念和身份，保荐机构中每一位具体从事保荐业务的人员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2012年香港证监会发布的《咨询总结》也明确表示是保荐机构的相关个人，不限于保荐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该名个人串谋、协助、教唆、同意或纵容犯罪，均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因此，建议将保荐机构中其他从事保荐业务的人员纳入保荐业务监管体系，不仅有利于降低保荐代表人特殊身份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有利于加强责权利统一、促进专业投行团队的建设。
（二）加大违规成本，强化法律责任，杜绝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
加大违规成本，强化法律责任，杜绝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保荐制度的重要举措。建议从完善保荐业务处罚体系，加强对发行人不诚信的处罚力度，加大会计师所、律所、评估等中介机构违规成本，落实法律法规下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等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保荐业务处罚体系，重视“罚款”这一处罚手段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证监会对保荐人的制裁措施包括：谴责、罚款、暂时吊销及撤销牌照。近些年来，香港证监会对保荐人的处罚力度加大，主要采用罚款和
撤销牌照的处罚手段。香港证监会采用罚款的处罚手段较多，在市场经济中作用显著。中国证监会近期做出的处罚主要是依据《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做出的相关监管措施。根据国内相关规定，如证券公司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则直接影响证券公司的分类评级，而分类评级则直接影响证券公司缴纳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比例，进而影响证券公司的成本。这种间接的“罚款”效应并不能让市场上感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决心和力度，给市场以无论保荐机构违规情形是否严重，都是仅仅得到“警示函”的印象，保荐代表人也往往只是“倒霉鬼”，使得监管部门的处罚并不能为社会所理解，甚至造成误解。
因此，建议监管机关重视“罚款”这一处罚措施对市场主体发挥的重要威慑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必要时重新梳理、调整保荐业务处罚体系、分类评级体系，完善监管部门自身的监管手段。
2.加强对发行人不诚信的处罚力度
逐步将预先披露时间提前至申报材料受理后，可使相关主体放弃侥幸心理，加强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对发行人的监督，并方便潜在投资者提前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对于因发行人不诚信而致申报材料涉及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的，从审核层面，一律采取不受理、终止审核等措施，并延长其二次申报间隔时间，以增强发行人主动披露、责任
自担的风险意识。
3.加大会计师所、律所、评估等中介机构违规成本
证券市场违规行为具有复杂性，个案差别较大，建议监管部门能更加明确处罚标准、尺度，使得参与者明确违规行为的后果，从而预防、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目前保荐业务涉及的各家中介机构责任并不对等，保荐机构的责任被不合理加大，如果不能对执业证券业务的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进行直接而有效的监管及奖惩，将难以实现充分、准确的信息披露，从而给一系列改革措施埋下隐患。
为推动包括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在内的各中介机构实现归位尽责，建议对于负有责任的中介机构应一视同仁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应当公平地对待相关市场主体，让其没有侥幸心理。再如加大市场禁入措施的使用力度，可借鉴香港的做法，即通过对恶性事件的过错方（包括单位和个人，财务方面尤其要加大会计师的责任），从暂停受理其推荐的材料乃至终身市场禁入的处罚，让其对法制下的资本市场保持敬畏，从而珍惜自己的执业声誉。
4.针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问题，应落实法律法规下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目前《证券法》第192条、193条对保荐机构责任人、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政责任均有明确规定。同时，第213
条还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刑事责任方面，我国《刑法》第161条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信息，严重损害股东或其他人利益或者情节严重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相应的刑罚。在监管措施方面，《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对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也均有相对应的监管措施和手段。可以说，针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问题，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已较完备，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再到刑事责任，均能找到相对应的处罚手段，现存的问题是如何真正、有效落实。另外，仅仅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尽快配套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畅通民事赔偿诉讼渠道，让遭受损失的投资者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这是对违法者的必要惩戒。在民事赔偿方面，目前难有案例可循，不利于发挥诉讼仲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建议监管部门推动立法部门建立健全民事责任追究等制度，充分保障投资者有效行使各项权利；推动司法机关对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的案件的判罚中，无论是对中介机构还是对发行人，均应据法严肃处置，使其切实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以儆效尤。同时推动实务中可以将招股说明书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作为诉讼的依据。
（三）进一步明确信息披露的标准和要求，使市场主体归位尽责有据可依
要深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推动市场各主体归位尽责，必须进一步明确信息披露的标准和要求，使各主体开展相关工作有据可依。此次香港证监会发布的《咨询总结》，对保荐机构规范执业行为的诸多细节均做出了调整和规定，如：招股章程的刊登、对发行人提供意见和指引、尽职调查、引用专家意见等业务细节。建议监管部门持续补充和完善执业准则，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使得市场主体开展业务有据可依。
第一，进一步明确保荐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特别是关于发行人业绩变动情况信息、未来业绩预测的定性及定量信息、周期性行业或者特殊业务模式、发行人风险因素等方面信息的披露要求等。
第二，对于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出台更为明确的指引文件，包括明确其职责范围、专业意见发表的具体要求、其执业过程与保荐机构的分工协作等。同时，要求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专业意见承担充分的责任，确保保荐机构和其他中介机构责任边界得到合理划分。并且促使其他中介机构的主管部门、自律管理组织在保荐业务监管体系内发挥相应的作用，以便共同促进保荐业务的发展，改变目前存在的保荐机构一方责任过于重大、其他中介机构“推、
拖、靠”的现状。
第三，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文件的法律地位，强化因为信息披露问题而引致的法律责任。在国外和香港市场，之所以招股章程及相关的文件均为律师起草，主要就在于招股章程等重要文件是法律文件，招股文件的信息披露瑕疵甚至问题是会引致其作为诉讼关键证据和处罚的依据，从而使得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法律属性自然加强，广告性自然减弱，进而提升了其信息披露质量。
（四）进一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发行审核制度改革
建议在审核中落实“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推动市场主体自主做出合理预期与判断。
首先是要建设性对待拟上市企业的历史问题。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对于拟上市公司存在的一些历史问题，只要权属清晰，或者有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建议在审核中放行，如集体企业改制、职工股清理、土地使用权或无形资产取得等方面历史上存在瑕疵，但通过多年的经营，未出现股权纠纷且治理规范，同时通过在预披露的招股书中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也未有潜在争议方提出异议的应当放宽审核。
其次，淡化对拟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模式优劣、未来的盈
利能力、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等涉及企业价值的判断，从根本上使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明晰对上市的预期。一方面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和强化发行人、中介机构责任可以提高申报材料的质量；另一方面投资者投资股票主要取决于对企业未来价值的预期，“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有利于让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量以对发行人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做出判断，从而对发行人做出合理估值。
第三，可以借鉴“FACEBOOK”招股章程信息披露的案例，强化对相关风险的全面、系统和有针对性的披露，供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参考使用。
第四，简化向发改委征求意见的程序。对申请项目按照募集资金投向区别对待，对于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属于鼓励类行业的，应逐步简化甚至取消向发改委征求意见的程序。
第五，放松对IPO募投项目的限制。在1-2年的审核期间内，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很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新兴行业更是如此。鉴于是企业上市而非募投项目上市，建议放松对IPO募投项目的限制，杜绝企业为满足IPO发行上市条件拼凑募投项目的现象发生。同时，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宜再强调募集资金投资于具体的产能扩大项目。
第六，明确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审核原则。近期以来，证监会对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审核，从IPO到再融资、
从主板到创业板都大为加强，但在执行力度和具体的执行细则方面，还是不很清晰，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更加清晰的原则性指导，以便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在项目操作过程中更好的领会执行。
第七，将审核实务中使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规范和明确后进行公开，对于这些规范和标准，可以以通讯、案例或者备忘录形式予以公开，从而使发行人和中介机构形成稳定和明确预期，减少因为规则模糊而形成的错误判断和沟通成本。
（五）进一步完善保荐机构内控体系，建立行业标准，奖优惩劣，增强内在抗风险能力
进一步完善保荐机构内控体系，建立行业标准，奖优惩劣，增强内在抗风险能力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保荐制度的内在保障。
1.完善保荐机构内控体系，尝试建立行业标准
要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建立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新股发行体制。对于保荐机构而言，其核心是具备强有力的责任承担能力和完善的内控体系，为此，加强保荐机构质量控制独立性至关重要。
2004年至今，在合规管理方面，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及主板、创业板问核程序指引等规定，但少部分保荐机构盲目追求利润最
大化，对项目质量疏于控制，内部质量控制的执行力和主动意识较弱。
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对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监管措施的基础上，建立保荐业务内控与合规的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中对保荐机构开展保荐业务在组织架构、项目人员配备、质控机构设置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合规要求，以期在业务人员与质量控制人员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并使各个环节标准化、程序化，提高保荐机构内部质量控制水平。
2.根据保荐业务质量奖优惩劣，差别化、分道制处理
目前国内的保荐机构基本是同质化竞争，如果监管工作中能够引入差别化待遇，给予表现良好的保荐机构在审核监管中以绿色通道，将会鼓励各证券公司遵章守纪，促进保荐业务健康发展。
为此，在厘清市场各主体责任范围的基础上，建议在监管实践中可考虑根据项目审核质量、上市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化情况、募资使用、规范运作等指标进行综合打分，根据得分情况，对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实行差异化、分道制管理，对业务质量、业务能力、合规管理等各方面均优良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给予绿色通道，而对于屡屡违规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给予冷淡处理，奖优罚劣，从而在保荐机构队伍中树立品牌意识。
(协会投资银行专业委员会、会员服务一部提供)
对当前债券市场稽查风暴事件的看法及建议
2013年6月6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固定收益专业委员会召开了“当前债券市场热点问题讨论会”。会议对近期债券市场稽查风暴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债券市场出台的密集政策对证券公司的影响、代持业务的实质，证券公司内控管理防范利益输送等。
一、针对债券业务颁布的主要监管政策与采取的措施
自今年4月中下旬以来，针对银行间市场出现的利益输送行为，监管部门要求市场参与机构进行了自查、整改，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
（一）取消或升级丙类账户
4月24日，央行举行债市监管通报会议，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自查，防范债券交易风险，同时表示将规范代持业务，并逐步取消或升级丙类账户。
（二）暂停三类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户
4月25日，央行发出通知，为配合丙类账户治理工作，暂停证券公司资管产品、基金专户和信托计划产品在银行间市场开立账户。
（三）暂停丙类账户业务
5月7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关于对非金融机构法人债券账户暂停有关业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即日起非金融机构法人债券账户除卖出、履行未到期结算合同、转托管已持有的债券外，暂停办理其他业务。《通知》称，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对上述账户进行暂停处理。非金融机构法人债券账户卖出债券和办理转托管，需填写现券交易应急结算指令书和国债跨市场转托管应急指令书。
（四）禁止同一金融机构法人的债券账户之间进行交易
5月9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窗口指导方式，要求商业银行即日起，银行的自营账户与理财账户，及理财账户之间，均不得办理债券交易结算。
5月1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公告》。《公告》要求同一金融机构法人的所有债券账户之间不得进行债券交易，并明确指出具体机构类型，涉及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公告还指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等投资管理人管理的不同企业年金基金及其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曹旭东 2012-09-07 22:49:11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摘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关键词:提请解释判断权；“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当事人”模式；政治压力 一、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基本法解释制度，其内容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1．在解释体制方面[1]，有以下几点：(1)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基本法解释权。(2)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原始解释权和普遍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授权解释权和有限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源自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这一点基本法第2条也可以印证，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也就是说，基本法解释权的权源是一元的，即只有人大常委会是解释权的所有者，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固有的，不是解释权的所有者而是权力的行使者。(3)既然是授权解释，香港法院所作解释的效力必然低于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的效力。正如法条所说，“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4)另外，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相较人大常委会的原始解释权是有限的，其关系可以类比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关系。人大常委会的
境内企业在香港IPO 上市（一）香港上市条件 1，香港证交所主板市场上市基本要求
2，创业板市场上市基本要求 （二）香港上市流程
（三）香港上市费用 在港交所上市成本较高，保荐人、法律顾问、会计师和其他都要付费，总费用根据首次发行规模的大小会有很大差异，公司应准备将5%-30%的募集资金作为发行成本。 承销费用
标准的承销费用为募集资金的2.5%-3.5% 保荐人 申请上市的公司应向进行尽职审查并协调公司和监管部门之间关系的保荐人支付一定的费用，保荐人一般负责协调整个首次公开招股的全过程并起草招股说明书。 律师费 至少要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家服务于公司，另一家服务于保荐人。为公司服务的一家主要负责向公司提供各方面法律意见，如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保荐人服务的一家主要负责鉴定招股说明书。 审计和会计费用 申请上市的公司要为财务报表的审计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公司有子公司，子公司也必须要审计。另外公司还要向申报会计师支付费用以出具有关财务信息的会计报告，会计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必须要经过审计，数据为招股说明书完成后6个月以内的数据，如果会计报告中需要经审计的半年度财务信息，还需支付另外一笔费用。 印刷费用 印刷费用是上市费用中重要的一项，包括排版、印刷招股说明书和股权证。修改后的招股说明书经监管部门同意后，要找专业的公司进行排版，批量印刷在高质量的纸张上。招股说明书要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因此需要专业的翻译公司翻译。 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险 上市公司越来越普遍地要为董事和高级职员（D&O）购买保险，这也增加
了上市费用。 其他费用 其他上市公司费用包括向港交所交纳的上市费；评估费（如果需要评估的话）；另外还有投资者联络费用等等。 费用预估 （一）香港联交所发行上市费用。 1、保荐人（主理行）顾问费：150～200万港元。 2、公司律师费用：80～150万港元。 3、保荐人（主理行）律师：80～150万港元。 4、中国律师：40～80万元人民币。 5、会计师：180～220万港元。 6、评估师：10万港元。 7、公关宣传费：40万港元。 8、其它(上市、印刷)：110万港元。 9、承销费用：融资金额的2.5～4%。 10、合计：不含承销费的固定费用大概为人民币800～1000万元。连承销费在内总费用可能达到筹资金额的20%左右。 11、注意事项：中介机构一般按40%～50%收取上市所须的前期费用,余额待企业成功挂牌上市后收取。 （二）香港创业板发行上市费用。 1、保荐人顾问费：约100万至200万港元。 2、上市顾问费：约120万至150万港元。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香港公屋单体设计的分析 及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启发 文／杨靖 杨磊 Yang Jing Yang Lei ABSTRACT 本文介绍了香港公屋原形设计的四个阶段，并着重从运用模块进行扩展、 “居者自行设计房屋布局”模式等 方面分析了香港公屋单体设计的灵活性以及总结了香港公屋通用设计的经验。 This article describes four stages of the prototype design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and focusing on analysis of the design flexibility and universal design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作者简介 杨靖 东南大学 杨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香港公屋，单体设计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Architectural Design KEY WORDS 阶段原型时间建设标准特点典型平面 第一工字型系列50年代—60年代使用面积2.2m2/ 成人、1.1 m2/儿 童 以工字型为基础，左右两翼是背靠背的房间，每个房间 大约12 m2，各房间面向敞开式长走廊。 共用厨房、卫生 间、洗衣间、公共浴室。后期，引入电梯（每隔三层停 靠）、中央内走廊，每间添设了设有厕所及自来水的阳 台。建筑高达16层。 第二长型、 塔型、H-Block 70年代—80年代 初 使用面积3.25 m2/人 通过内廊或外廊式组织，套型面积稍有增大并且套型的 通风状况得到改善。卫生间与厨房与工字型系列后期的 设置相似。建筑高度大约20-24层。 第三三叉型、 相连长型 80年代使用面积5.5 m2/ 人 空间标准有重要的提高。单一房间概念被一套多房的设 计所取代。客厅、卧室、卫生间或厨房都有较佳的日照 及通风。建筑高度约40层。房间的隔墙仍是租户自己设 置。 第四和谐式 康和式 90年代使用面积7.5 m2 人 和谐式单体有三种：1型（“十”字形）、2型（“Y”字 风车形）及3型（“T”形、“Y”形）。1型、2型均为塔 式高层，36-38层，每层约有16户。3型配合香港多山的 基地条件，其Y形的翼可在90度范围内自由旋转，层数为 20至26层。 康和式单体有两种：1型是十字形平面， 40层，每层8个 户。2型是曲尺形， 30层，每层6个户。面积标准有所提 高，三居室套型设有主卧室卫生间。 1953年圣诞夜，在石硖尾大火中5万8千人痛失 家园。之后，又发生几起大火，总共有10万人无家 可归。连续的火灾迫使香港当局不得不转变立场，采 取由政府投资兴建公屋，为这些灾民提供住所，以解 燃眉之急。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香港公屋建设。 1、公屋住宅单体的原型设计及其四个阶段 为了快速解决居住问题，房屋署在一个时间段内 仅用几种住宅单元平面作为原型进行公屋建设。这样 节省了设计时间并有助于减少建造成本。当空间要求 和建设标准提高时，就会提出新的原型。公屋经过这 么多年的发展，其原型可以明确的划分为四个阶段。 每一个时代的居住空间标准不断提高，这对空间的设 计和使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由此对居住者的生活品 质产生重要的作用。（图1） 最初，第一阶段的工字型公屋是1954年开始兴 建，是作为居住应急之需的迁置大厦，其标准低、成 本低、租金低。发展到90年代期，出现的康和式住 宅是香港公屋建设中的最高标准住宅，它也是香港 “居者有其屋”计划中主要采用的房型。我们对其住 1 1 | 公屋单体的四个阶段 2009 12 A+C论文 P097
一、申请个人破产的条件 1. 债权人提出破产呈请 根据香港《破产条例》第6 条规定,债权人提出破产呈请的理由必须就债务人所欠的一笔或多于一笔的债项而提出，而提出呈请的债权人或每名提出呈请的债权人必须是被拖欠该债项或至少其中一笔债项(视属何情况而定)的人。该债项的款额或该等债项总额相等于或超过$10000 或某个订明款额；该债项，或该等债项中的每笔债项，是关乎一笔须立即或在将来某确定时间向提出呈请的债权人或每名提出呈请的债权人偿付的经算定款项，并且是无抵押的；该债项，或该等债项中的每笔债项，是债务人看似无能力偿付或是没有合理的希望有能力偿付的债项的；及并无有待处理的申请要求将一份就该债项或该等债项而根据送达的法定要求偿债书予以作废。而呈请人必须向破产管理署署长缴存$12150 的款项以支付其费用及开支。 根据香港《破产条例》第4 条规定,债务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可以被呈请：债务人须以香港为其居籍；在呈请提交当日处身于香港；或在以该日为终结的3年期间内的任何时间通常居住于香港或在香港有居住地方；或在香港经营业务，否则任何人不得根据该债务人的债权人中的一人向法院提出或由该等债权人中多于一名的债权人共同向法院提出及由该债务人本人向法院提出向法院提出任何破产呈请。 2. 债务人提出破产呈请的理由 根据香港《破产条例》第10 条规定,债务人的呈请只可基于债务人无能力偿付其债项的理由向法院提出；呈请书须附有一份债务人的资产负债状况说明书，该说明书须载有：第一，订明的该债务人的债权人的详情、债务人的债项及其他负债的详情以及债务人的资产的详情；第二，订明的其他数据及不论债务人欠债的总额是否等于或超过$10000 规定的债权人的呈请的款额，均可提出债务人的呈请。债务人必须把一份在律师、监誓员或获授权监誓的法院人员，包括破产管理署署长和高等法院的监誓员等的面前宣誓的资产负债状况说明书连同在律师、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或获授权的破产管理署职员面前进行见证的呈请书一并递交及向破产管理署署长缴存$8650 的款项以支付其费用及开支。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住房调控政策经验与启示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陈卫东 [ 2010-04-22 ] 共有0条点评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住房市场蓬勃发展对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房价过快上涨、投机气氛渐浓，许多购房者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在归纳和总结主要国家和地区房地产市场调控背景、抑制泡沫政策和住房保障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破解房地产市场难题的政策建议：政府要高度重视房地产问题，力争在“住有所居”和“保增长”之间取得最佳平衡，“保低放高”，继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覆盖范围，增大住房市场交易和保有环节税负，实行以实物建房为主的住房保障模式，加快我国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关键词：房地产泡沫、住房保障模式、国际经验、住有所居 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对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近几年，房价节节攀升，超出了许多购房者的承受能力，超出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房地产市场必定是不可持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归纳和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住房市场调控政策的背景、经验与教训，对完善我国住房政策、破解当前住房市场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主要国家和地区出台住房调控政策的不同背景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特殊商品。短期内需求大幅增加而供给难以及时跟进，决定了住房很容易成为投资品。生活必需品要求价格的稳定性和投资品价格的波动性之间的矛盾，是房地产市场最基本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决定了不能把所有住房问题全都交由市场这只所谓“无形之手”去解决，客观上要求由政府“有形之手”加以调节，以弥补市场失灵。 （一）提供公共住房，保障居民“住有所居”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住房矛盾不断突现，保障居民“住有所居”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住房调控政策的重中之重。新加坡有460万常住人口，国土面积仅69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建国初期，面临严重的房荒，新加坡住房形势十分严峻。为解决住房短缺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将政府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普通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上。 香港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始于1954年，当时石硖尾大火导致5万多人丧失家园，政府不得不进行安置，并于当年成立了香港房屋委员会，负责建立和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并行的公共经济房系统。1972年，房屋委员会制定了公共房发展规则，耗资54
香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香港司法制度继承了英国传统，突出特点是实行当事入主义。自2000年起，香港开始对民事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核心是克服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所带来的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拖延的弊端。虽然目前改革尚未完成，但改革方案已经成型，并逐步付诸实施。香港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一、改革进程与目标 （一）改革进程：2000年2月，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任命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组（以下称工作小组），成员由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律政司法律专员、法律援助署署长、资深大律师、律师、香港大学教授、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高等法院聆案官、裁判官等16人组成，任务是检讨高等法院民事诉讼规则和程序、建议改革措施。2001年11月21日，工作小组发表了《中期报告及咨询文件》（以下称中期报告），提出了80项改革建议，并公开咨询和征求意见。在为期7个月的咨询期内，工作小组派发了5000份纸本中期报告、500张光碟、12000份报告摘要，并在互联网公布了电子本，41000人上网浏览。咨询期间收到近100份书面意见。2004年3月，工作小组完成并发布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后报告书》（以下称最后报告书）。最后报告书指明了香港民事司法制度应予改革的各个方面，并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提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已
经接受了改革提议，并已委派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督导委员会，对报告书中与司法机构有关的改革提议的推行情况进行监督。预计所有改革措施将在未来二至三年内完成。 （二）改革目标 工作小组在《最后报告书》中明晰地概括了改革的目标，指出：“改革措施必须能够达到改革的目标，即提高本港民事司法制度的成本效益、简化民事诉讼的程序和减少诉讼遭拖延的情况；同时，所有决定都必须符合‘程序公正’和‘实质结果公正’这些基本要求。”据此，香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降低诉讼成本，简化诉讼程序，缩短诉讼期限。另外，工作小组在《最后报告书》中还提出了法院实行案件管理的目标。报告书将法院实行案件管理的合法目标概括为：提高司法程序的成本效益；提倡以经济和与案件相称为原则来提起诉讼和进行审讯；迅速处理案件；使诉讼各方地位更平等；协助与诉人达成和解；公平分配法庭资源。同时要保证与诉各方可按其实质权利公正地解决纠纷。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最后报告书》针对中期报告列举的各项建议以及各界的
一、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透明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为遏制楼市投机行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香港政府不断加强新房屋预售、销售环节的透明度，降低开发商对房屋售价与现房供应的操纵，从而抑制了因新房销售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哄抬房价现象。香港政府对开发商预售、现售环节、信息披露、首次放盘量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指引文件，还明确规定了有关预售新房(含楼花)示范单位的细则。 健全的土地管理制度。香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批租给受让人，土地批租主要采用公开拍卖、招标、私下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形式。香港有比较健全的土地法例体系，包括《香港房地产法》、《收回官地条例》、《土地征用法令》、《地契条款》、《拍卖地产条例》等。政府只是根据这些法例进行管理，实行有偿、有期、有条件使用土地。所有要使用土地的人都需要通过土地市场获得土地。既有垄断控制，又有自由转让。在楼市出现泡沫的时候政府采取增加住宅用地供应的做法，在楼市萧条时期政府采取减少土地供应的措施，以保持楼市的平稳发展。 完善的公屋制度。香港的公屋制度不仅包括政府出资建造建筑实体，还包括货币化的综援金制度。到1997年，香港650万居民中居住在出租公屋、政府补助出售房屋的人口达331.38万，占全港人口的51%。公租房制度与香港的房地产大规模开发几乎同步，不仅解决了众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还为香港节约了土地资源，保持了社会稳定，提高了城市竞争力。
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为了抑制投资者炒房，香港引入了短期交易“额外印花税”。目前，香港物业交易须缴纳最高4.25%的从价印花税，而“额外印花税”则分为三级税率：6个月或以内转售的交易，税率为该转售交易金额的15%；6个月以上至12个月之间转售，税率10%；12个月以上至24个月之内转售，税率为5%。换言之，持有物业的时间愈短，业主需要缴纳的“额外印花税”税率便愈高。 楼宇按揭成数调整。楼宇按揭成数也是香港调控楼市的主要手段之一，且效果比较明显。香港楼宇的按揭成数一般在5成左右。香港金融管理局根据楼市冷热程度适时调整楼市按揭成数。在楼市萧条时期上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高；楼市出现泡沫时下调楼市按揭成数，一般楼价越高按揭成数越低。2010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下调楼宇按揭成数。新政一出，之前热火朝天的香港楼市顿入寒冬。据香港美联物业的统计显示，在楼市新政出台的首个周末，香港十大指标性二手楼盘的成交量已经比前一周减少近八成，二手楼看楼量普遍下跌五成以上，还有许多楼盘罕见地出现“零成交”。 二、香港与内地房地产政策调控的比较 香港楼市调控的针对性比内地强。一般来说，香港政府楼市调控的针对性很强，目标直指短期炒楼行为，加大炒家转手成本，进而遏制楼价快速上涨。在遏制纯投资购房者以金融杠杆炒楼的同时，也确保了真实自住型需求不受政策影响。所以香港楼市调控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较明显，特别是楼市泡沫期间，每一轮楼市新政出台后的数周内，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目录 第一册 前言 章数一释义 章数二导言 章数二A 上市委员会、上市上诉委员会及上市科的组织、职权、职务及议事程序 章数二B 覆核程序 章数三保荐人、授权代表及董事 章数四会计师报告 章数五物业的估值及资料 章数六停牌、除牌及撤回上市 股本证券 章数七上市方式 章数八上市资格 章数九申请程序及规定 章数十对购买及认购的限制 章数十一上市文件
章数十一A 招股章程 章数十二公布规定 章数十三上市协议 章数十四须予公布的交易 章数十五期权、认股权证及类似权利 章数十五A 衍生认股权证 章数十六可转换股本证券 章数十七股份计划 章数十八矿务公司 章数十九海外发行人 章数十九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发行人 投资工具 章数二十认可单位信托、互惠基金及其他集体投资计划章数二十一投资公司 债务证券 章数二十二上市方式（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 章数二十三上市资格（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 章数二十四申请程序及规定（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章数二十五上市文件（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
章数二十六上市协议（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 章数二十七期权、认股权证及类似权利 章数二十八 可转换债务证券 章数二十九不限量发行、债务证券发行计划及有资产支持的证券 章数三十矿务公司 章数三十一国家机构（选择性销售的证券除外） 章数三十二超国家机构（选择性销售的发行除外） 章数三十三国营机构（选择性销售的发行除外） 章数三十四银行（选择性销售的发行除外） 章数三十五担保人及担保发行（选择性销售的发行除外） 章数三十六海外发行人（选择性销售的发行除外） 章数三十七选择性销售的证券 章数三十八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上市 指引摘要∕应用指引 第1项指引摘要停牌及复牌（已於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删除）
第17卷 第1期长 春 大 学 学 报 Vol .17 No .1 2007年1月 JOURNAL OF CHANGCHUN UN I V ERSI TY Jan .2007 文章编号:1009-3907(2007)01-0036-04 收稿日期:2006-11-02 作者简介:周精灵(1982-),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香港公屋制度对我国廉租住房制度的启示 周精灵,刘 丹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81) 摘 要:廉租房制度是住房保障的核心内容之一。建立和完善廉租房制度,是解决城镇新贫困人 口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着重分析了香港公屋制度的具体特点,在借鉴香港公屋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解决我国廉租房制度现存问题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香港公屋;廉租房;政府支持;专业运营;资金筹集;准入与退出机制中图分类号:F293131 文献标识码:A 1998年下半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传统的福利性住房制度向商品性住房制度的历史性转变,逐步建立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住房新体系。广大城镇居民开始转向通过市场渠道解决住宅问题。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居民的住宅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市场化取向的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低收入家庭没有经济能力通过市场化渠道购买住房,因此早在1999年4月,政府部门就已经出台《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希望通过廉租房计划来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2004年3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和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的《城镇廉租住房租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负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住房保障的责任。但从我国目前廉租房计划的实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才能更好地推进城镇廉租房计划的进程。 1 香港的公屋制度 香港政府于1954年开始实施公屋制度,经过50多年的实践,已日趋完善。截止2004年3月 底,香港约20119万人,即占香港人口的30%,居住在香港房屋委员会提供的公屋,租住公屋单位 的数目为6418万个,占全港房屋总数的三成[1] 。 香港公屋计划的巨大成功,与香港政府的长期积极投入、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有效的财政资金安排密不可分,这些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内地的廉租房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11 专业化的运营和管理 在公屋的发展中,香港房屋委员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3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不以赢利为目的,它由政府直接经营,以满足那些市场不能为其提供基本住房的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要。房委会负责统筹所有政府公屋供应、编配和管理事务,通过其执行部门房屋署规划及兴建公屋。同时房委会还注重成员在社会和专业背景方面的多元化,以确保房屋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能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见。对于房屋事务,房委会聘用专业房屋事务经理管理辖下房屋。 在公屋的建设过程中,香港房委会不仅照例建设有效率的公屋社区和发达的交通网络,还尽量争取各项配套设施的同步完成,并通过对公屋进行持续的维修、改善和重建计划,以提高公屋的居住质量。 112 政府土地政策的支持 香港政府对公屋建设最大的资助是免费拨地给房委会。政府定期及准确评估房屋需求,供应足够建屋土地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为达到土地供应平稳,政府尽量灵活和弹性地处理土地供应,为不
台湾的司法制度 篇一：大陆与台湾司法协助规定 大陆与台湾司法协助规定 内容摘要：随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香港澳门的回归，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现行区际法律协作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整理了一些常遇的法律规定供用者之需。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司法协助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为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共同、协作发展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区际法律冲突如何解决也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阐述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现行有关区际法律协作规定。大陆与台湾地区人们交流日益紧密、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两地生效后，但两者相互处于不同法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为此，之间的司法协作就变得不可或缺。为保障两地的经贸、文化、人员往来等方面的顺利进行，多年来，两岸对此都有作些规定或签署了一些司法协助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更新、完善，笔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以下一些常用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大陆与内地证据材料的效力认定、司法文书的送达、对判决的认可和执行三部分。 一、证据材料效力的认定。 在台湾形成的证据材料，包括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等用于在大陆处
理民事法律事宜的证明材料，均应经台湾地区的公证机关证明。其中有涉及继承、收养、婚姻、出生、死亡、委托、学历、定居、扶养亲属及财产权利证明的公证书应相互寄送公证书副本。我国司法部《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该内容有进一步细化。比如“财产权利证明书”根据规定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公证证明，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有形财产和专利、著作、商标等无形财产权。应寄送的公证书副本，在台湾由公证机关将公证书交给海基会；由海基会寄往中国公证员协会或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证员协会；大陆的公证员协会收到海基会寄来在大陆使用的公证书副本，应进行登记并根据公证书用途转寄给公证书使用部门。经过这些手续后的证据材料即可在大陆有效使用。 再提一点，许多人认为经过以上手续的证据材料还需根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实施办法》查询核实后才可使用，这是片面的理解。根据规定只有具有这几中情形之一的才可能涉及向对方查证：1、违反公证机关有关受理范围规定；2、同一事项在不同公证机关公证； 3、公证书内容与户籍资料或其他档案资料记载不符； 4、公证书内容自相矛盾； 5、公证书文字、 印鉴模糊不清，或有涂改、擦拭等可疑痕迹；6、有其他不同证据资料；7、其他需要查明的事项。否则经过前述手续后就可直接采用了。 二、司法文书送达。
香港的公屋 周昀皓发表于2013-04-16 08:57 一般人想到香港可能会联想到大厦林立的商业区，或者亮丽的购物中心，但其实对很多香港当地人来讲，公共屋村（简称公屋）才象征了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 从香港的统计来看，香港人口约有710万人以上，而且这数字年年有上升的趋势，香港土地面积是1104平方公里，大约是上海的1/6，人口密度自然非常高，在世界上也是头三位高密度地区之一，而且香港的地形是山地较多，平地较少。 所以，一般住宅的购入金额非常高，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富裕阶层才有能力拥有。一般市区高层住房(私家楼)的价格，大约需要一个普通香港人11年的薪资，比起在日本东京首都圈买房需要的5-7倍年薪，在香港买房更为困难。 居者有其屋 为了解决香港地少人多、楼价高带来的中低收入人士住房问题，香港政府通过公屋政策及政府资助，给大部分香港人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 目前，香港700多万人口中约半数都住在这类政府资助的公营房屋里，其中租住公屋的人数为三成。以公屋为例，每月租金只为一般低收入家庭收入的一成左右。每个屋村都有配套的文娱康乐设施，球场、公园、诊所、商场和商店街等。 以一般一家四口为例，居住面积大约只有50平方米，生活空间较为狭窄。但香港的公屋制度不但保障了每个香港人都能获得城市生活的基本居住需求，更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定的起点。 很多香港人都在公屋长大，毕业后或许先帮父母搬去环境更好的公营房屋(例如居屋)，然后自己再存钱搬去私家楼。或结婚后，夫妇继续住在旧的公屋单位里，买复数的住宅单位作出租或炒卖的投资目的，最终达到更好的生活水平。 在街头访问一般的香港单身人士，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听到最多的回答是“买屋”。比起结婚优先考虑买屋，这可能是像香港这类环境才有的现象。狭窄的居住环境或许正是鼓励香港人一步一步往上获得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动力，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原点，或许正因为如此，很多香港人都对公屋带有很特别的感情。
香港司法制度法院有几级 篇一：香港司法制度 香港司法制度中的法院与法官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实行不同的司法制度。随着两地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地的法律交流活动也日益扩展，司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更为频繁，内地司法从业人员有必要增加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了解，香港司法制度对内地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也不乏启迪意义。不久前，笔者随山东涉外商事法官赴港学习考察班对香港司法制度作了初步考察，现将香港司法制度中的法院体制和法官制度作简要介绍，并分析其对内地司法改革的启示。一、香港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称《基本法》）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做出了规定和安排。现行香港的司法制度既保留了回归前港英时期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又因回归以后特别行政区取得终审权而发生了某些变化。香港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第一，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独立。《基本法》第8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在香港，无论是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的人员，还是律师或学者，均从三权分立的角度认识和看待司法独立原则。他们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权
力架构的基础原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的核心概念，是香港法制的首要原则，法官在法制中扮演确保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符合《基本法》和法律的重要角色。 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司法终审权。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虽然设有法院系统，但不享有终审权，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作为最终上诉法院，行使终审权，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回归以后香港享有司法终审权，《基本法》第2条和第82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终审权，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这是香港司法制度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反映了“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司法体制的高度独立。 第三，实行陪审团制度。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与英国一样实行陪审团制度。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第86条规定，原先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陪审团制度是香港司法制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陪审员由一般市民担任，每一个心身健康，品格良好、熟悉中文或英文、年龄在21—65岁之间的市民，都有资格出任陪审员。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每两年编制一份陪审员名册，并每周随机从中抽选出若干陪审员。陪审团的职责是在刑事案件、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死因裁判案件中对争议事实予以认定。 ()第四，法院体制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职能方面。比如，高等法院同时设立了原诉庭和上诉庭，本院原诉庭审理的案件可以向上诉庭上诉。二是初级法院的设置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的设置体现了专业性特点，在一般的裁判法院之外，还设立了专业性
The Overview of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赵进 香港公营房屋建设及其启示 作者：赵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zhaojinsh@https://www.doczj.com/doc/e15041161.html, 导言 居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住房建设也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福利性实物分房制度的结束，城镇住房供应基本转向了房地产市场，由此，我国城镇进入了住房商品化的时代。住房商品化刺激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推动了住房市场的扩大，使得城镇房屋总量和人均居住面积不断上升，交易也空前活跃。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房价节节攀升。很多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导致城市住房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于市场机制的分配不均，社会趋于两极分化，公共干预势在必行。在中央政府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城镇住房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出台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但是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涉及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整体设计、房屋规划设计和建设标准、区位选择、交通条件、配套设施建设、准入申请和监管制度等。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全盘市场化。为了保证整体经济的效率及改善社会的公平性，香港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来干预住房市场，为全港近一半的居民提供低廉的公营房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香港在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本文介绍香港公营房屋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分析其政策实施和规划设计等方面的经验，讨论其借鉴意义，期望对内地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有所启示。 1 香港公营房屋政策与实施 1.1 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占地1 104 km 2，人口约700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6 410人。香港多山，地势陡峭，可供兴建工商和住宅楼宇的土地只有225km 2，仅占总 摘要：本文介绍香港公营房屋的政策演进、住房政策的目标与原则、公营房屋政策所涉及的机构及其职责、公营房屋计划及实施状况以及公营房屋住区的规划设计等内容；分析其基本经验，进而讨论对内地城镇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和具体运作的启示和借鉴意义。Abstract: Firstl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the objective, the principle and th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s public housing policy. Secondl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s of Hong Kong ’s practice to the set-up of affordable housing syste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关键词：香港；公营房屋；启示和借鉴Keywords: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Enlightenment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课题，项目批准号：50978188
二、公租房管理模式的国际经验比较 （一）经验介绍 香港特别行政区，面积1104 平方公里，分为18个行政区域，约706万人口，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1953 年12 月, 香港九龙石硖尾寮屋区遭遇火灾, 五万多居民变得无家可归。香港政府为安置因为火灾而失去住房的居民采取了急救计划,为灾害的受害者和赤贫人员兴建了一些紧急及基本的安居住所, 也是从那时起, 香港政府把公共住房变成了政府建设的计划。自1954 年开始实施公屋制度起，经过50 多年的努力，香港政府通过住房保障制度较好地解决了香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成为世界上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香港政府于1973年4月1日颁布并实施了《香港房屋条例》，从并成立了专门的法定机构—香港房屋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委会”）。房委会主席由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兼任，房屋署署长则为房委会副主席。房屋署是房委会的执行机关。除主席及副主席外，房委会成员还包括两名官方及26名非官方委员，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所有非官方委员都是以个人身份接受委任。 根据房屋委员会的资料，至2011年6月，香港共有公屋72.13万套，超过200万香港人居住其中，约占香港人口的1/3。香港的住房市场包括四个部分：公营永久房屋，47.7%的香港人居住在公营永久房屋中，其中租住单位30.0%、资助出售单位17.7%；私人永久房屋51.8%；公营临时房屋（自2006年起不再适用）；私人临时房屋0.5%①
（数据截止2011年第三季度，下同）。从住宅套数上看，公营房屋共计1137千套，其中房委会公营租住房屋单位708千套，房委会中转房屋单位5千套，房协租住单位34千套，房委会资助出售单位374千套，房协会资助出售单位16千套；私人房屋1433千套。类比我国公租房在建设档次、供给方式和保障对象上的情况，香港的公营租住房屋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全港公屋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内，分别为市区(包括港岛及九龙)，扩展市区(包括东涌、沙田、马鞍山、将军澳、荃湾、葵涌及青衣)，新界(包括天水围、大埔、粉岭、上水、屯门及元朗)和离岛(不包括东涌)。房委会设有公屋轮候册，以便为符合资格的申请人提供公租房，轮候册可于各屋办事处、分区租约事务管理处、深水房屋事务询问处、房屋署公屋申请分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免费索取。申请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公屋轮候册，房屋署对所有符合资格的公屋申请者依先后顺序进行登记，并将严格依照轮候册上的申请书编号及申请人所选择的地区，依次办理审查及配房手续。所有申请者必须通过公屋轮候才能获得公屋配置。 1.公租房保障对象的界定标准 （1）配租对象 房委会根据申请人不同，将公租房计划分成四种类型。（1）一般家庭申请计划。这种申请计划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向房委会提交申请。申请人在填写公屋轮候册时，必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申请者必须是年满18周岁，其家庭成员拥有在港永久居住权；18周岁以下的
二元化住房制度：日本、新加坡、 中国香港的实践模式与启示 谭禹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410000；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510000） 提要：“住房难”已成为我国当前“新三大民生问题”之一，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通过实施二元化住房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普通民众的住房难题。学习和借鉴二元化住房制度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介绍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二元化住房制度实践模式，在此基础上就完善我国住房政策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二元化住房制度；住房政策；经济适用房 中图分类号：F29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3－0184－04 住房作为满足人类居住需求的特殊商品，既具有商品的属性又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住房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住房的商品属性要求住房资源的配置实现市场化。但是另一方面，住房又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住房作为基本生存条件，任何一个人不论其财富多寡都应享有维持其生存的基本住房权利。当房价超出普通民众的支付能力时，由政府对住房市场进行干预，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基本生存权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1］。二元化住房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将住房分为两部分分别实行不同的配置机制：一部分为商品性住房。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主要满足高收入群体需求，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另一部分为公共住房，即由政府直接提供或帮助实现的主要用于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居住需要的住房，价格由中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决定。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通过实施二元化住房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商品房市场的高房价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难矛盾。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二元化实践模式，对于突破商品房制度框架，重新认知我国公共住房政策，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日本的二元化住房制度 日本政府认为，住房问题的解决，对稳定民心，加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住房不同于一般商品，不能把住房作为完全的商品推向市场，政府必须拟定和依照有关法律，制定和执行有效的住房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保证每个家庭都有获得住房的能力。日本政府遵循“保低放高”原则，使老百姓能住上与自己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住房。政府与市场在住宅市场中各司其职，互相补充，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模式”［2］。 （一）开发商与非营利机构在二元化住房模式中各自扮演不同的供房角色 日本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住房主要通过市场实现，民间的房地产公司是供应主体。中等偏下及低收入家庭则是通过由政府支持的非营利机构———都市整备公团、地方政府住宅局、勤劳者住房协会提供公共住房。中央政府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所属的都市整备公团（在各地设有支社）是事业单位，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国家出资提供公团住房，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出售和租赁，截至2005年公团住宅存量约128.2万户。地方政府住宅局则为低收入者、单亲家庭及特殊困难家庭提供租赁型公营住宅，截至2004年公营住宅存量约219万户。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住宅合作社则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合作住宅。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复兴与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966年日本制定了《日本勤劳者住房协会法》，确立了住宅合作社组织合作建房的法理地位。日本住宅合作社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资源配置手段，是唯一没有接受国家出资和补助资金的特殊法人，在没有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形下，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工薪者的住房问题。 （二）公共住房价格与中低收入者可支付能力相适应 公共住房开发建设中，由于非营利机构代替了开发商角色，使房地产价值链中开发商的超额利润得以节省，同时加上政府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使公共住房成为普通民众的可支付住房［3］。根据世界银行的认定，普通住房价格和家庭收入的比例在3 6倍时，居民才有足够的购房支付能力。日本勤劳者协会把合作住宅的基本房价控制在普通职工年收入5 6倍的范围之内。都市整备公团所建造的住宅标准按照中等收入家庭的需求能力设计，供出售的公团住房价格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的5.3倍，供出租用的住宅平均月租金约占租户家庭月收入的15%。公营住宅受地方政府住宅局管理，实行政府定价，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小。公营住宅租金在房地产泡沫日趋膨胀的1983—1990年年均只上涨了4.4%，这不仅在房地产泡沫时期有效保护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而且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社会经济的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4］。 （三）二元化住房制度的法制化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立法维护中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权利。1951年通过的《公营住宅法》规定公营住宅是由日本各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