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ep t.,2008第37卷第5期 Journal of Shanghai Nor mal University (Phil os ophy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37,No.5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8634(2008)05201262(07)
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
———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
王升远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
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
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对于外语和西学
译介,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而至积极倡导,近代外语观的嬗变从侧面折射出国人由华夷之辨的蒙昧走向开放、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进取精神。其背后潜含着各派基于不同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话语权的争夺。 关键词: 近代;外语观;嬗变;同文馆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专项科研基金(RE713);上海师范大学文科科研项目(DQW 870)
收稿日期:2007212211
作者简介:王升远(19822),男,满族,辽宁大连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与中国日语教育史研究。
1840年,西人的炮火使清廷被迫直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林则徐、魏源等先觉者大声呼
吁通过“注视翻译以求天下事”[1](P1～2)
;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2](P102)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有识之士再次意识到外语人才培养之切要。1859年2月,郭嵩焘即上折将外语教
育定位为“今日御夷之窾要”。[3](P855)
外交上失利也使恭亲王奕讠斤意识到了因外语不通而导致的中外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洋人……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4](P4583～4584)
而“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
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5](P805)
尽管千百年来,为“通事”者一直因“质鲁”、“识浅”、“心术又
鄙”[6](P68)
等原因遭到主流社会的鄙弃,然而,在“交涉事宜较前倍多,翻译言语文字最关紧要”[7](P68)
的客观形势下,1861年1月,奕讠斤还是被迫向咸丰帝奏请开设京师同文馆以培养译才,翌年6月正式开课。京师同文馆的成立标志着外语、外事人才开始揖别不为承认的“弃婴”身份,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国家战略储备人才。“有了同文馆,中国的学生才开始正式接受西洋的语言文字和各种的新科学”,以同文馆为代表的洋务学堂外语教育遂成为“中国新教育的胚胎,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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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的先锋队”和“始祖”。[8](P15)因先行研究丰厚,本文不想对同文馆的始末再作重复性的考证,而拟以晚清中国各界围绕“同文馆”的论战为切入点,从宏观意义上梳理出在近代中国由“华夷之辨”的蒙昧状态到试图与世界同步、平等“对话”的近代化历程中,国人外语观嬗变的轨迹。
一、“何堪同比例”与“礼失求诸野”:
中外语言文化尊卑之争
京师同文馆成立伊始,“初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9](P3122)围绕同文馆创建、存在的合法性乃至外语作为语言本身的性质及地位等问题,顽固保守派与洋务派首先接火。这里的“顽固保守派”与“洋务派”并不强调“官方”意义上的规定性,不仅官方,民间知识分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参与意识。在同文馆成立后,率先发难的便是以保守的道学卫道者姿态挺身而出、力排西语、西学的文人、学者。在民间层面上,文人许銮的中外语言文化观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在《咏同文馆新乐府》中许氏对同文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揶揄嘲讽:
中外文字不同,通商往来,文移必资通晓。因设此馆,选少年子弟送入,并习
外洋文字。名曰:同文。……天地判玄
黄,结绳易书契。拮籀观虫鱼,秦汉分篆
隶。点画辩经生,反切通禅慧。悠悠及
圣明,公主乌孙惠。……车书异域通,文
字中土制。名物别方言,教泽衍荒裔。
……如此逞臆说,何堪同比例。谬如回
鹘经,捧若天竺偈。……怪奇类祝巫,影
响劳卜筮。……支离千万言,字母廿六
计。……古圣不可作,小儒空落泪。所
耻虽不知,用此将安济?[10](P61～62)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地理观念中,“华夷五方格局论”是一个核心词汇。所谓“天地判玄黄,结绳易书契。拮籀观虫鱼,秦汉分篆隶。点画辩经生,反切通禅慧”,寥寥数语通过对汉语流变史轨迹的勾勒,意在突出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车书异域通,文字中土制”、“名物别方言,教泽衍荒裔”意在强调中文所具有的无可撼动的正统性、绝对优势地位和具有辐射性的强大统治力;而相形于高雅的汉字,外洋文字“怪奇类祝巫,影响劳卜筮”、“谬如回鹘经,捧若天竺偈”、“所耻虽不知,用此将安济”———这显然是作者对外语进行的“意识形态化”的歪曲、丑化,从中也不难读出作者对“外洋文字”的贬损、拒斥态度———形态丑陋、空洞无用。中文与外语的尊卑高下在许銮眼中已形成了“何堪同比例”般的巨大落差。
与许文相似,京城某门墙外更贴出了指涉同文馆“未同而言,斯文将丧”[11](P331)的抗议对句。时人“佳弟子拜异类为师”、“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驯将夷夏不别,人道沦胥,家国之忧,非可言究”[11](P312)的焦虑将面对外语侵袭的风潮,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甘做“丑夷之学子”的保守倾向使同文馆招生遭遇了学子的冷眼:“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不已”。[7](P39)[12](P432)文士羞于入馆的原因何在?同文馆毕业生齐如山认为,“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13](P28)沪馆学生张君劢指出:“一般人对学堂认为无所谓,认为读了洋学堂的书等于没读一样,因为人家都知道做八股,考功名,好作官,而无一点研究科学的想法。”[14]梁启超则将抨击的炮口对准了科举制:“科举不变,荣途不变,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才乎?”[15](P83)在传统文士看来,科举制才是仕途进阶的正途。以此进身的士大夫和大部分秀才、举人等文士无疑要为维护、争取各自的既得或预期利益反对洋语、西学———同文馆外语教育之争背后除语言文化层面的立场分歧之外,实则还潜藏着以倭仁等科举文士和以奕讠斤为首的洋务西学派对国家发展话语权的争夺。查阅倭仁仕途史便可知其所担任的公职(如大理寺卿、光禄寺卿等)处理的基本都是与外国人绝缘的本土事务,不需像洋务派一般劳神于外交事务,对“洋务”窘境的无知使其成为同文馆外语教育的坚定反对派。大理寺卿王家璧也因此数落洋务派的数典忘祖:“洋人在中国者,尚请中国文士教习经史,是能用夏变夷。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的保守倾向和对洋务派“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16](P4557)的指责上,倭、王也可谓同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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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远: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
由此可知,对外语教育的警惕实际上也是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冲击中学、洋务派政治势力冲击保守顽固势力的防范。
此外,在民间针对同文馆的诸多俚语讽辞中,“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11](P331)一句颇值得推敲。同文馆的外语教育背后包藏着“夷人”宗教渗透的野心一时成为朝野共识。大学士倭仁指出“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若单是愚民尚不足为虑,真正使顽固派感到忧虑的是“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17](P4559～4560)受到指责的洋务派并非没有意识到宗教隐忧之存在。奕讠斤甚至为此向同治帝担保:“司默灵虽属教士,尚无传教士习气,因与切实言定,若到同文馆,断不准其传教,一涉此弊,立即辞回。”[18](P1510)尽管在是否设立同文馆一事上,顽固、洋务两派互不相让,但对宗教隐患的顾虑却不谋而合。虽然洋务派采取了谨慎的进取态度,但是仍然无法否认,宗教因素成为顽固派反对外语教育的又一把柄。
从这场顽固保守派与洋务西学派的文化论战中,前者的外语观不难归结为:推崇中国语言文字,坚守本土传统文化;蔑视外语,拒斥外语教育,否认西学的价值;反对通过外语教育学习西方“艺学”,并将其鄙为“末”技;对外国传教士以外语教育为幌子的宗教渗透取警惕、抵制态度,在外语犯境的关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政治危机意识。
而面对官、民保守势力一唱一和的集体舆论轰炸,奕讠斤率领洋务派重臣们戮力反击。郑观应以“中国之语言文字精深富丽,恐他国无有能及者矣”[19](P115),以柔克刚地接了许銮等顽固保守分子的一招后,对中西语言的异同做了较为客观、中肯的评断:
中国字象形,欧洲字切音。切音简且易,象形繁而深。深则难浅学,穷年力
不任。……新创切音学,字简而易明。
迟则习一月,速则数日能。无论愚与慧,
命笔随口称。似此擅绝艺,谁为达帝廷。
颁行廿二省,设塾教师承。纪音以成字,
妇孺皆可行。民智从此启,富强立
权衡。[20](P1323～1324)
通过中外语言的对比,郑观应认为汉字“繁而深”,故“穷年力不任”;而欧洲文字“简而易明”,故可“迟则习一月,速则数日能”。这种中外语言观虽然不无夸张、谬误之处,但洋务派能放低姿态,在语言观上营造“平等”的文化氛围,这一思维本身便是对传统语言文化“夷夏观”的重大突破。在确认了语言平等地位的同时,洋务派还强调外语教育对打破闭目塞听的蒙昧、启发民智、养成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在接触洋务事宜后,李鸿章在疏中曾“痛言中国不知外国情况语文”;[21](P18)张之洞也严词痛批:“知中而不知外,谓之聋瞽,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22](P573)并将外语教育定位为“驭外之要领”[23](P627)和“一切西学之阶梯”。[24]在评析前辈的外语学习热情时,周作人的论断堪称洞见:“在那时候,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25](P137)然而,在华夷观念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外语重要性的单向鼓吹非但无法确保外语教育的顺利推行,相反,对汉语言地位的相对弱化会激发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的逆反心理。在汉语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要推行外语教育,首先必须承认中文的绝对正统地位,方可避开舆论矛头所向,这是一种似退实进的策略。而从异文化理解的角度言,要消除官、民各阶层对外语与西学的抵触心理,也需要这样一种策略来拉近国人与外语和西学之间的心理距离。1867年1月,奕讠斤在奏折中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并努力为外语教育的推行寻求依据。奏折中奕讠斤首先对日本的西学动态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发现东邻因由外语学习而接近西学,并以此对“以师法西人为耻者”予以回击:“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在积极宣扬西学的同时,又不忘谨慎地回马一枪:“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显然,以“中术”为“天元”才是问题的关键。“西学中源论”不仅一定程度地拉近了国人与西方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也为郑观应、盛宣怀等“礼失而求诸野”[26](P81)之说提供了理论依据。语言本身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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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之别,但“礼失求诸野”的观念无疑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政治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折射。不挑战汉语的主导地位无疑是安全系数最高、阻力最小的变革策略。这种策略果然收到了奇效,外语教育的推行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同治帝在上谕中指名批评倭、杨等“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并给予了同文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确声援。[27](P4696)这样,两派的论战以洋务派的得势而告一段落。
二、“本”与“末”:译学思想的
“政”、“艺”分歧到合辙
顽固派的偃旗息鼓,客观上为外语教育的推行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洋务派对同文馆的外语教育也寄予了极高的期待。放眼未来,冯桂芬与李鸿章等期许甚高,分别题联:“九邱能读是良史,一物不知非通儒”;“声教遍中西,六寓同文宣雅化;诵弦宜春夏,四方专对裕通材”。[28](P739)显然,培养学贯中西的“通儒”是同文馆设立的终极旨归。而同文馆的实际教学目标却与洋务派要员在大方向上的规划南辕北辙。同文馆开设之初,“欲培植译人以为总署及各使馆之用;故仅教语言文字,而于各种学问皆从简略。”[29](P37)可见,立馆本意非在造就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只是应时需培养外务人才。客观上说,因“学生入学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30](P125)以培养职业译人为目的的教学与学生语言素质低下的客观现实也制约了语言之外其他领域知识的教学。甲午战后,同文馆在人才培养上的问题再次招致了朝野的非议。管学大臣孙家鼐指责同文馆:“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31](P1192)类似的外部批评不足为奇,此番不同于前次论战的是洋务派内部也传出了反思与自我批评的声音,其中郑观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认为:“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术、化学直不过初习皮毛而已”,而“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32](P112)“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32](P113)那么,何为“有用之书”?郑氏认为“当今需才孔亟,宜先译各种技艺、矿学、电学、化学、律学等书,以免借才异域。”[19](P116)洋务派的译介思路无疑是基于其“艺学”优先的“本末观”:“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而后言西学。”在籍由译本而求“艺学”的立场上,曾国藩与郑观应同气相求,他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33](P4407～4408)郑、曾等之所以将西学之推广寄望于译本,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语言间的巨大隔阂,士大夫均“以习其语言文字为畏途”。[34]对西语难度的忌惮和西籍的纷繁,使洋务要员将目光转向与中国“同文”的日本。张之洞在论及学日语、译东籍之要时坦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35](P361)显然,郑、曾强调的是外语的工具性,即以外语(特别是日语)为工具,以译本为媒介,更广泛地接触西方“艺学”书籍,凸显“中体西用”中“用”之一端,也是其“经世致用”实学主张的具体体现。
综上,洋务西学派的外语观不外以下几点:在语言层面,将外语与中文置于平等地位,强调外语(尤其是日语)的简易性及其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媒介作用;积极推行外语教育;肯定西学、尤其是“艺学”的价值,并将其定位为求西学之“本”,主张通过翻译大力引进。
在外语教育的倡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洋务西学派深有共鸣。在理论上,严复首先为“学”与“教”划清了界限:“西学与西教,二者判然绝不相合”,[36](P78)这不啻是对顽固保守派以宗教渗透为由反对外语教育的正面驳斥。与此同时,严氏极力提倡外语教育,认为“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34];这与梁启超“不若学文而读之速而多也”[37](P81)的倡议不谋而合。由于“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人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38](P54)因此流亡在日的梁启超“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于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38](P54)甚至与罗孝高草就《和文汉读法》以授日语学习之捷径。然而“通语言文字而不读其书,则不过一鹦鹉耳。”[39](P82)推考日本强盛的原由,梁氏认为“皆在编译西书,广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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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升远: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
官之故”。[40](P79)显然,与洋务西学派同调,梁氏同样强调外语与翻译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媒介功能。但同中有异的是,尽管倡导学校教育应“以西文日文为通学”[40](P79),但主张中外语言平等、提倡学贯中西的梁启超,不仅对洋务派“见一外国人则崇之拜之,视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41](P40)的媚外倾向深为不满,如认为“日本之志士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37](P81),并且对中国治洋学者国语、国学修养的低下表示担忧:
中国之为洋学者,其能识华字,联缀成俗语者,十而四五焉。其能通华文文
法者,百而四五焉。其能言中国舆地、史
志、教宗、性理者,殆几绝也。此其何故
也?彼设学之始,其意以为吾之教此辈
也,不过责之以译文传语,为交涉之间所
有事,若夫经世之义,修齐治平之道,别
有所谓揣摩讲章,唾掇甲第之人,以讲求
之,而不必以望于此辈。[42](P61)
尽管主张教育应以“萌芽于孔子之学为本原”[40](P79),但对洋务派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西学态度,梁启超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43](P108)此外,不同于郑、曾等洋务派之“艺学”倾向,梁启超、李端 等维新派则认为同文馆外语教育失败的原因是“政学”书籍译介的缺失,并以此为突破口倡导在西籍汉译的过程中贯彻其政治思想上的“政本艺末”主张。在梁启超看来,“政学”才是“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基于推动维新变法的政治诉求,维新派对教育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李端 认为同文馆“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肆及”。[44](P3791)梁启超更单刀直入:“彼同文馆等之设,其原奏档案,所称不过以交涉日夥,鞮寄需人,思通其语言,毋受蒙蔽,故其所成就,上焉者足备总暑使馆之翻译,下焉者可充海关洋行之通事。彼其所求之者,固如是而已”[41](P40),而“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45](P83)总的看来,中国所“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37](P81)显然,梁启超认为同文馆外语教学的症结在于只重语言,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艺学”与“政学”教育。相对而言,虽未否定“艺学”翻译的必要性,但“政学”优先的原则使洋务派以为正途之“本”的“艺学”在维新派的理论中显然已沦为小道“末”技,“政学”的译介成为“本原”和急务。
然而,正如梁启超对西方“艺学”译介的非排斥态度,洋务派中受梁启超和张元济等维新派思想影响较大的马建忠、盛宣怀等后期也倡导对西方“政学”书籍的译介。马建忠指出:“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之馆,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专译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46](P135)盛宣怀将外交人才培养之不利归因于“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观,而不足以致远也。”[47](P3880～3881)“中国士大夫近年得以稍知欧西情事者,未始非参考西书之益。所惜政学译本太少耳。”[48](P175～176)不难看出,盛宣怀在虚晃了“孔孟义理之学”一枪后,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了“政学译本”的匮乏。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试办章程》第一条中,盛宣怀已将政学书籍的译介视为急务:“公学课程专重政治,本院译书院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财等门尤为先务。”[49](P318)盛氏重“政学”、“政艺兼容”的倾向也贯彻于其主导的翻译活动上:
泰西政俗,流别不同,……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
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
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仍
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翻德书,而后斟
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
未有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
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格致、制
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
德……[50](P191～193)
如是观之,洋务西学派与维新派译学思想上的“政”、“艺”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合辙。
从清末各派一系列围绕“同文馆”外语教育的论争中,近代国人外语观似呈现如下轨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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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表1
对中外语言关系的定位中外文化的“本末观”对外语教育的基本态度对译介外籍的基本态度
顽固保守派在语言文化华夷观影响
下,以中文为尊,标榜中
文的正统和优势地位,贬
斥外语。
以儒家“礼义”为本,以
西学(尤其是“艺学”)
为末。
强烈反对
未见明言(但从其对中外
语言文化关系的定位中
可推断为消极应对)。
洋务西学派打破语言文化华夷观念
之束缚,在语言上营造中
外平等氛围,强调外语
(特别是日语)在西学东
渐路线上的媒介作用。
以“艺学”为本,以语言
为末;以中学为本,以西
学为次。
积极倡导、推行
将译介外籍视为接近西
学的必然媒介,主张积极
译介。
维新派“以西文、日文为通学”
的同时,呼吁夯实中文功
底、强调中外文兼修之必
要,强调外语(特别是日
语)在西学东渐路线上的
媒介作用。
强调中外贯通,在对待西
方文化上,主张以“政
学”为本,“艺学”为末。
积极倡导、推行
将译介外籍视为接近西
学的必然。
由表1不难看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汉语、“中学”的坚守始终未曾动摇。与之相对,国人的外语、西学观却经由一系列论争不断嬗变、演进。以“同文馆之争”为表象的汉语、中学与外语、西学之争,其背后潜藏的实际上是面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入侵,中国各派基于各自不同文化立场、政治主张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文化、政治发展话语权的争夺。面对外语与西学,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再到正面接受,由鼓吹儒家“礼义”、“人心”到大力倡导译介西方“艺学”和“政学”书籍,中国近代外语观的嬗变轨迹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理解为中国由闭关锁国、“华夷之辨”的蒙昧状态走向开放、并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轨迹,这就为我们解读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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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 evelop m en t of Fore i gn Language V i ews i n Ch i n ese
M odern H istory:Tak i n g the Con troversy of School of
Com b i n ed L earn i n g i n La te Q i n g D yna sty a s the Focus
WANG Shengyuan
(College of L iterature,Beijing Teachers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Shanghai Nor 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Focusing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 on of 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there occurred a hot contr oversy a mong Conservati onists,W esternizati onists and Refor m ists in late Q ing Dynasty,which f oll o wed the course fr om conte mp t and re2 jecti on t o un willing accep tance,and finally t o active abs orbance.This course,fr om the strict observance of Confucius’etiquette t o passi onate advocati on of translating and intr oducing modern western sciences and s ocial sciences,reflects the enter p rising s p ir2 it,which stepped fr om the una ware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 on t owards the wish of being open t o and having equal dial ogu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The modern f oreign language vie ws comp rised the concern of the country’s future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 on of discourse power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vie ws of different schools in late Q ing Dynasty.
Key words:f oreign language views,the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Conservati onists;W esternizati onists,Ref or m ists
(责任编辑:申 浩) 231
第5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剧变，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的挑战，它不再是中国人所接触的唯一文化。从鸦片战争英国打开中国国门，到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迅猛加快，经济上的全球化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发生改变，而它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人们又是如何去适应这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不失其内涵的情况下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中国历史悠久，在古代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在封建统治的时代里，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相对于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是值得骄傲的，这也使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极强。也正是这种认同感和优越感让中国一度孤立于世界，然而，最终，这一千多年来沉淀下来的优势被西方一次工业革命彻底赶超，当英国的使臣来到大清国试图劝说乾隆皇帝放宽港口贸易，与英通商时，得到的却是一脸的不屑和拒绝，“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一句话暴露了当时中国的闭塞性，也注定着清朝的灭亡。同时，几千年来的文化底蕴也很难让中国人快速的转变，所以19世纪的历次改革失败也无不与这有关，然而，中国人终究还是醒了，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一方面感叹西方文明的强大，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自己，中国是该改革了。 改革的步伐是艰难的，当辛亥革命摈除了譬如缠足，留辫子，跪拜礼等陋习，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这为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为中国政治最终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一次大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文化由于与外部隔绝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然而文化大革命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严重摧毁，且不说政治层面的迫害对我国经济，政治产生的恶劣影响，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在文革十年期间内，很多文物被摧毁，诸如孔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和诸葛亮这样历史杰出人物，都被极端的扭曲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在新中国发展阶段各种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挑战，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纯粹的破坏，许多历史古迹被破坏，这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一场灾难。 后来，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国拉开，经济建设迅猛发展，我们在大量吸收外来资金的情况下也在潜移默化的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在享受物质文
浅析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摘要：晚清时期，一批中国幼童带着祖国对他们的厚望来到美国，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虽然这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计划以夭折而告终，这批留美幼童也不为多数人所知，但他们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能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外交发展史上扮演着开路领航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留美幼童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外交历史影响 引言：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及中国近代首位留学生容闳的推动下，1872至1875年间，每年清政府派遣约3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4年共120名左右。由于美国排华浪潮和国内反对势力不断施加压力，此次官派留学计划被迫中断。而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虽遭国人排斥，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各行各业中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中国的科技专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科技建设，为我国的采矿、通信和交通做出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晚清的官员，在政体转变、近代化的教育和民主自由思想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阐述留美幼童对于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教育现代化和外交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论证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影响，是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推动者。 一、留美幼童对中国早期科技发展的贡献 （一）对中国近代地质采矿业的推动 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此时已从“自强”转变到“求富”，目的在于以民用工业带动军事工业。而清政府之前对地质矿业不够重视，因此，中国的大部分矿产资源都被外国人所掌控。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地质矿产的重要性，在美国选读矿产专业的留美幼童正可以在这一行业大展身手。在1881年召回幼童后，经统计共有15名幼童从事矿冶工作，约占回国幼童的16%。 在这15名幼童中又以吴仰曾、邝炳光和邝荣光最为著名。作为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他们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矿区的勘探开采，还将实践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基础。吴曾仰是第一批留美幼童，虽未能在美国完成学业，但于1886年受命到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继续学业，成为留美幼童中得以完成学业的幸运儿。吴曾仰在1890年回国后被派任为热河银矿总工程师，之后均委以重任，曾受盛宣怀之命勘察湖北大冶县龙角山银矿。谈及工作时，吴曾仰曾提出，“试办之始化炼银法，以先用土法较为便宜。……如矿务渐见兴旺，仍以用西法化炼较为便捷。至放炮黄药无论西法土法必不可少。俾得人力少而工程速”，从中可以看出他运用理论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中国近代不可多得的矿冶工程师。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地质矿冶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他们的实践考察科学著作及，为之后中国地质矿冶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二）对中国电报通信发展的贡献 直到幼童被召回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长途电报线。在李鸿章的要求下，1880年朝廷终于批准了修建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南北洋路线”的请求。由于国内相关领域人才奇缺，第一批回国的21学生均被送到电报学堂学传电报，后又有第二、三批回过国的学生加入。
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 中国近代的划分是1848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历史，也还是中过不断奋斗不断进步的的历史。也标志着中国落后西方了。从制度上从经济发展上中国由一个主宰世界发展主流的国家变成一个被动适应的国家。从一个先进的国家，从一个是外人学习的榜样国家到一个落后的国家，被动学习别过的国家。 在约公元2000多年前，夏朝建立了第一个王朝！而它的保护伞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这也是标志着有“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天下变成了一个家族的所有物了！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挥百万雄狮横扫华夏大陆，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封建国家。创立了皇帝制，从此统一的华夏民族由此展开它轰轰烈烈的精彩路程！ 汉朝！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后人称之为大汉！在这个朝代中汉武帝挥铁骑将匈奴赶至到今天的中亚地区！而后闻名于世的大陆的交通的塞道“丝绸之路”的开通。正式的沟通西方地区的道路。“丝绸之路”到现在都有着重大意义。这条道路是当时大汉和中亚、西亚、南欧地区各民族友好往来关系密切！这条大道承载着大汉和当时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 隋唐！封建时期的顶峰时刻！在此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都达到顶峰！此时的长安是国际大都市！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它的地位如同现在的经济霸主纽约。还有还是政治文化中心。当时周边的国家都是隋唐的附庸！都以隋唐为主！以学习华夏文化为荣！到现在的时期，华夏儿女都以隋唐为荣。隋唐遗留下的诗词歌赋是中国文化史的瑰宝！李白杜甫是我们的骄傲！ 明清…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朝代！在这个时期封建君主制达到高峰…制度的腐化、落后。经济的倒退、僵硬。文化的禁锢。闭关锁国、海禁、沿海居民的搬迁！八股取士、四书五经的断章取义腐朽读书人的思想！让他们变成愚民！政治上的大兴文字狱。中国开始落后，一切开始落后与西方了！ 当中国还在用铁刀时，西方已经在用洋枪洋炮了！当中国还是一个腐朽的制度时，西方已经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当中国的人还在读之乎者也时，西方已经有了牛顿了、哥白尼！当中国还在用古老陈锈的工具时，还是用蜡烛时，还是马车时。西方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第一二次的工业革命使中国远远的落后了！ 当西方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时，国人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即认识自己的不足，没有放弃自己落后腐朽的的东西。日本在美国打开大门时，立即做出反映。学习西方！而中过却还在它的美梦中！还在做着“地大物博”的白日梦！虽然也有一些爱国人士清楚的看到中国的落败，他们也积极的寻求使中国强大的方法。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敢拿起手里的武器“焚烧”鸦片！还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的晚清爱国者的救亡图存运动。但这不能阻止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能阻止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被火烧的命运，不能阻止八国联军侵华运动！不能阻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丧权辱过的条约的签订！ 我们会永远记得和小日本的那战！那场战争真的是清朝彻彻底底的沦为“东亚病夫”成为西方别国所不耻！ 国父孙中山组织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推翻了在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的君主制！颁布《中华民国宪法》维护革命的胜利！但后来的袁世凯篡权复辟帝制夺取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也表示着革命的是以失败为结果的。但孙中山却不放弃他的救中国的梦想。发动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和护法运动。虽然没有成功是很可惜的。
纵观中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一直偏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经过几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或改革，女性的地位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不过在诸多方面仍然有很多阻碍。在我看来，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大致存在着四个阶段，从总体而言，女性的社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 第一阶段是从清末时期，这段时期女性地位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中国妇女仍处于几千年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下，被赋予强烈的“孝妇，贤妻，良母”的思想，虽然有新思想的传播，新式学堂的兴建，但女性解放的改革道路依旧在曲折中慢慢开展着。传统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三从四德”“妇以夫贵”“妻为内助”等性别伦理说教对女性加以教化和禁锢，使女性被迫困守在家庭，完全依靠男人生活，毫无自我发展的空间。在婚俗观方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和迫害妇女的利剑。中国古代的妇女素质观实质是一种道德素质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妇女素质观的基本主张，“妇德、妇言、妇容、妇勤”是对妇女素质的基本要求，使女子“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妇女“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晚清女子学堂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过总体而言仍处在一个弱势地位。 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时期，它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范围内的一次改革，更是一次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它唤醒了中国妇女作为女性
的自觉，使越来越多的先进思想的女性接受了西方的平等明主的思想。让女性首先能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能自主的选择婚姻生活，不再一味地依赖男人生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批判，女性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随着具有维新思想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兴起，此后，上海的爱国女学、北京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天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南京的旅宁女学等先后创办，掀起女子教育的初步兴盛局面。随着女学的纷纷兴起，继之而起的女子参与社会工作，女子走出家门走向学校继而走向社会，女学对改变社会风气，提倡男女平等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期间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庐隐，就是这一时代进步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她在日本游学的几年时光中，通过对比中日女子教育的差异，深刻剖析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弊端。更涌现出来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还和周恩来、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还有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的平等权利，提倡女性为社会服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还被深入贯彻执行。不过仍有性别歧视现象存在。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摘要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当西方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近代科技开始生机勃勃发展之际，它却反而进展迟缓，越来越落到了西方的后头。中国是古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然而，为什么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却到了西方国 治、经济、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认真总结中国科技近几百年来发展迟滞的原因，对于发展中国现在科技文明有许多启示。 关键词 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 正文 从类人猿到进化成人类，再到后来，人类学会用智慧，出现了文明和科技。历史的车轮慢慢行进，一切都在不停得变化。在这个充满竟争的社会，科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必要因素。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希望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现实并不是这样，近代的中国科技落后，被帝国主义踩在脚底下，没有自己的主权。为什么中国科技在近代会一度衰退了呢？ 中国的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很难画出一道杠杠来，一般认为自明朝中叶。因为元朝马可波罗来华的时候，还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得傻了眼。明初，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装备还优于西方，但到1492年，即明弘治年间，哥伦布的船队已经到了美洲，我们却放弃了海外探索。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西方在天文、历算和火器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徐光启等官员要虚心地向他学习。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众说纷纭。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我国封建社会制度抑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近代中国的统治制度即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16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方确立了统治地位并繁荣发展，相反的，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仍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封建专制统治不仅抑制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严重压制了中国人的创新思阻碍维，进而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 首先，古代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待遇十分微薄。商鞅提出，管理国家必使利出一孔。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一着过要求，一方面垄断全国的土地、资源、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独占天下之利并独占一切获利之途；一方面通过选举制和科举制操纵天下人的荣辱沉浮。知识分子舍入仕即无进身的阶梯，科学技术非直接服务于朝廷既无应有的地位。科学事业和科技人员依附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 其次，始终没有形成科技产品的市场机制。中国古代高品位的科技产品，高水平的技师工匠，几乎全部为统治阶级所支配、所占有。在统治阶级内部，封建等级制度严格地限制着各类科技产品的使用。中国没有产品更新换代的观念和大幅度生产效率的迫切要求。缺乏能够刺激工业和科学技术爆发革命的因素。 再次，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还经常直接限制科技的发展。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是世世代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千百年沿袭不变的伦理道德传统。因此，封建统治着对一切非官方科学技术存在天生的恐惧心理是必然的。 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能提供强大无比的动力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要求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必然要求，成为一个持续的、
第十六单元中国近代现代的文化 [复习目标] 1．依据具体史实概括近代前期、近代后期、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准确掌握其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以及史学等方面的成就。 2．掌握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鲁迅、郭沫若、李四光、陶行之、钱学森、施今墨等著名人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活动。 3．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文化发展与政治斗争、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不同社会制度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4．比较分析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特点，封建旧史观与资产阶级新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区别、中国近代科技、文化、教育落后和社会主义科技、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的原因。 5．运用历史的观点客观的评价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正确认识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本身的阶级性。 [要点梳理] 本单元包括中国近代前期(1840年-1919年)、近代后期(1919年-1949年)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化，主要涉及思想、科技、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的发展。 1．主要线索和阶段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在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领域中，也都呈现出来。无论是旧民主主义文化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都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文化领域也充分反映出来。 近代前期文化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封建文化发生动摇，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点。 近代后期文化中除原有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外，还产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是进步文化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并成为近代文化主流。 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除了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可喜成就，文化领域生机勃勃。 2．思想领域的巨变 (1)近代前期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影响，
姓名：吴江学号：20101000243 班级：052106 《大清留美幼童》观后感 在观看本片之前，或者说在对近代中国对外派出留学生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之 前，都觉得清王朝与派出留学生这件事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关系，这也正是我对晚清政府一贯的看法，腐朽落后，骄傲自大完全与外界隔绝。片中讲述的1872-1881年那段历史也正从侧面反映了王朝末日，万象丛生，是向外邦学习思想萌芽的开始，然而腐朽的思想仍没有散去的迹象，两者剧烈摩擦碰撞，让这段历史颇有意思。第一批留美幼童终究是踏上了去往异邦的路，终于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事情的开端要从其发起人，容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说起。容闳自不 必说，其为第一个在美国一流大学毕业的人，他饱受西方文明影响，真实感受了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科技的益处，自然知道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意味着什么。我想，他定然知道派遣留学生这件事一定会成功。但前提是清政府同意派遣所谓大国之人到所谓蛮夷之地学习。 李鸿章与曾国藩都是清末朝廷的重臣，留学计划能否成行，关键在这两位 大臣的态度。然而这两位大臣的想法有是怎样的呢？其实曾国藩早已洞察了大清闭关锁国带来的深重危机，从一幅名为“侍文正公看地球图”中可以看出这位封建王朝的大臣拥有世界眼光的良苦用心。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人们更多的看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签下了近代中国的多个不平等条约。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运动虽被现代历史课本看做人民反抗的正面运动，其实为愚昧的农民暴动，对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其的镇压实数利国利民之事；晚清能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和谈，能够有资格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的所为正反映了他对历史负责，为担大义甘受辱骂的磅礴大气。人们很少看到李鸿章是开明派，他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中，创办新式海军。日本人对他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明锐的手腕。当然我对李鸿章的了解还是非常少，不能有真正客观的评价，我希望能够在以后能够查阅更多的资料，能够更深入了解这个人物。总之，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在李鸿章的一手操办下，大清派遣留美幼童计划终于成行。 同治年间，在陈腐封闭的满蒙大院中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清醒的看到，
中国近代衰弱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我要提的是1840年的清朝的落后挨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人每个王朝到到了他的末期,发展都不行,清王朝的情况可以理解，清王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挨打，到他灭亡的1912年，有72年的时间，这说明当时的清王朝还没有到他没落的时候。 前面说的中国各朝代的没落时期对外战争都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外国对他们来说还是拱手称臣。这说明什么？ 前面说的这些朝代到了后期的确都很没落，贪污腐败都很严重。例如，东汉后期买官买爵，明王朝的腐败更不用说。 但为什么他们对外战争能取得胜利呢？因为这些朝代虽然没落，但中国并不落后，中国的生产力，文化科技程度世界第一。周围的外族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亡于本国国内人民的起义运动。 而清王朝在1840年的落后挨打到他灭亡的1912年有70年的时间，说明当时的清王朝还没有到他没落的时候，他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到了没落的后期。 那么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文明衰落了。以前的朝代到了后期虽然贪污腐败，但中国的文明依然先进，有外族无法比拟的先进条件，如先进的武器，人员组织，遍布全国驿站，烽火台……所以他们亡于内部打击。而清王朝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文明落后于西方，对外战争所以屡屡失败，造成本国人民的失望，在到了后期贪污腐败一流行，汉民族民族主义的觉醒，清朝灭亡了。 缺乏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 要找到如何让中国持续复兴的奥秘，必须先知道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到底差在哪里？这不仅仅是经济走下坡路的问题，而是支撑整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出了很大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现代化教育的缺失。19世纪末英国教育大普及；日本建立学区，提出全民教育；而中国当时还是私塾为主，依然四书五经。教育没有跟上时代趋势，决定了中国国民素质不足以支撑清末中国持续强大 二、国家没有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英国全球扩张，不惜使用武力。日本也搞殖产兴业建立市场，并牢牢由国家主导整个国民经济命脉。而满清朝廷却几乎无所作为，发展工业基本是以军工为导向，结果到20世纪初国民经济几乎全部受列强控制。 三、没有保证政府良性运作的政治制度。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很早就以近代民主制度保障了其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革除了幕府统治的弊端，而清廷却死抱封建政体不放，甲午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多半与其有关，如官员腐败、海军不统一、事权分歧，等等。 四、没有融入国家体系，也没有把握时代脉搏和观念。17世纪，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兴起。1863年“国际法”译为《万国公法》一书介绍给中国官员时，“主权”这一核心思想却没有被中国人所接纳。当法国殖民者通过签约声称帮助越南“独立”时，清政府的官员还在坚持对越南的“宗主权”。《万国公法》1865年传入日本并经历广泛讨论后，日本主动与英国在1894年订立《通商航海条约》，基本实现自主权。观念的落后造成清政府一再面临国际危机，步步被动。最终，到20世纪初，中国从一个GDP强国变成一个公认的弱国。 衰弱史的现代启示 通过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衰弱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现代启示： 首先，应该尽量减少甚至放弃以GDP、军力为核心的国力衡量标准，既要减少媒体对GDP的“宣传崇拜”，也要弱化中国各地政府考核中的“GDP指标”，以此，可以避免国民因GDP增长产生的“复兴将持续的幻象”。 其次，扎实地履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理念。中国发展能否再高速持续30年，取决于有没有支撑高速发展的人才。以当前人才外流、教育功利化的诸多现象看，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忧。 再次，反思当前中国经济命脉的国家控制率。有权威机构研究显示，中国28个主要行业，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占了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控制。当前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呈现这种状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盛。
试论晚清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学院: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班级： 2010级研究生班 学生姓名:庞媛 学号： 1201000830
试论晚清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 摘要: 留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 并随着变革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派遣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虽然是中途而废,但是清政府的这一壮举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留学生以其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特有的才能, 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促进中国近代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留学生历史影响 19世纪40年代,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大清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清政府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酷事实,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些务实开明的封疆大吏也逐渐对当前的形势和西方列强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从19世纪60 年代起掀起了一场以“求富”、“求强”为主要内容,以“中华两用”为主要纲领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洋务派在发展洋务运动时深感急需具有一定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传统旧教育却难以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因而洋务教育应运而生。所谓洋务教育,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兴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两个方面。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冲破樊篱不可阻挡地流入中国的时候,洋务派深感科技人才的缺乏。一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考虑派遣留学生,以便更直接、更迅速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最早提倡留学教育的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容闳自幼受西方教育,抱有借西方文明以改良东方文化的理想。他曾于1860年会见太平天国王洪仁上陈七事,其中特别重视学校教育。但未被采纳。1867 年,容闳又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到赞许。后又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并由曾国藩等四大臣联衔奏,1871 年冬奉旨照准。这时的洋务派认为“选募学生肄业西学、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本”,并把选送学生出洋学习,看成是“当务之急”。这里所谓肄业西学,就是到国外留学。另外,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于了解列强和御侮图强的愿望,于1866 年奏派斌椿率员出洋“游历”。次年又派志刚等赴各国考察。这些出洋考察的官员真切感受到西方的文化教育,也极力主张“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在近代大教育家容闳的努力下，加上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外交条件已经具备：1868 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确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
近代中国落后的反思 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教育不够完善，经济发展部全国面，官场上的腐败等一系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清政府软弱无能，管事者为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安危。封建思想的传承。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促使了它的落后，我认为它存在了几个方面,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对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反思. <一>.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关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教育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可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注重的是"升学率",每天就是做题,为了考一个好大学,埋首于纸堆之间,奋斗着从小灌输的思想"要考上大学才有出息....." 只知道按部就班,而且资源也分不布均. 现在的教学都成了商业化了,有的学校就就利用教学来"发家致富",更可笑的是教育这门行业被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学费高的要命,呈现出古代时期的模样了,富家子弟读得起书,穷人家的孩子没书读.封建 时代已离我们而去,为何还会出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二十一世纪不应该是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使少数的人很潇洒,城里的孩子拼命的做题,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与乡村的教育区别很大,城市的孩子,从二三岁就开始学习,似乎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读书<读书是好事，但也太早了吧〉。就这样在她们不适合的年龄接受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过早承担了负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前进着，似乎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一个快乐的童年都没有，虽然变得聪明了，但他们的心理也随着知识的增长成熟了
么？我想没有吧？在来看看，乡村的孩子，他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虽然没有城市的孩子学得多，但他们更懂得如何关爱自己的家人、懂得珍惜、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她们敢放手一搏等等。 还有就是重知识的传授不重如何做人。由于教师注重升学率,老师也不管学生到底能不能接受他所传授的知识,就一味的将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学生,有时还会有误区,认为只要老师说的,就是对的.敢问这种惯性从何而来,这就是从小所接受的思想.而大部分的老师也存在这样的想法学习成绩好的,就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就是坏的,就单单凭学习成绩就断定人的好坏,这也太武断了.就拿十六岁的天才博士来说吧.虽然小小年纪就成了博士,在他人眼里前途无量啊,但实质上呢?结果却让人深思.表面的成熟却不能代表内心的成熟,不是嘛.在教育的过程中有谁为孩子想过,他们是否能接受这些,是不是喜欢学这些.也有注意人品的教育,有时候成绩不能代表一切,而人品却能注定什么.学习这事,首先就是如何做人,只有这样才能谈学习,连基本的都不会,还谈什么是好是坏.大部分的传统思想,都来于封建制度和传统延续下来的. 最后来谈谈,高考!现在有这种说法"没有高考,你斗得过富二代嘛?"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社会腐,你觉得呢?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高考,也许真的没有机会看外面的世界了.不过高考就像古时候的清.明时期.那样专制,无法创新. 在回到闭关锁国时期,因为抵制其他国家来侵犯,就弄出这个来,你看日本虽然也有闭关锁国时期,但后来呢?人家懂得变革,最有名的就是"明治维新"运动,这场运动使日本的闭国走向了开国.我国也有变革,那就是"变法",但最终没有成功.相必这应该与教育有关吧.封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是使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无论身份与地位，无论贫富与国籍，一概可以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纵观历史，其实不然，直至近代，女性教育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人类教育中的一半比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圣人的时代，只空有“无类”的主张，却做不到真正的无差别教育，这从女性教育权利的被剥夺中可窥见一斑。 中国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便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生产能力的低下以及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使得女子在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劣势，其对于自身低下地位的反抗通常也不了了之。儒家礼教提倡男尊女卑，对女性的行为作出了“三从四德”的要求，这更进一步加强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权利的剥夺力度和对女性身份的贬低。由此，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教育也对女性关上了大门，中国产生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虽然历史上不乏著名的才女，但她们与古代发达的男性社会相比，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罢了，她们的卓越才华经常得不到表现，不能获得深造的地位，更有甚者，受到男性的打压。而在古代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大多分为两类——名门之后与青楼女子。前者因家庭环境良好，故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后者因生活环境较为无束缚，常与骚客迁人往来，杯盏之间才情毕露。但绝大部分的古代中国女子，还是被困于“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生活之中，纵是钟灵毓秀，也只眼看他起朱楼。 世事变迁，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权利，这为中国女性教育开辟了新道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开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先进女性亦为谋求自身受教育权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海外留学。中国早期的女性留学生主要有两类，举家迁徙海外并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以及受在华传教士资助外出留学的女性。无论是教会学校或是海外留学，都为闭塞的中国以及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带来了一丝曙光，中国女性的教育权也开始有了希望。 清末郑观应曾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表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重视女性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经撰写《论女学》一文，尝试在女性教育方面有所发展，与维新运动相辅相成，以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二十世纪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率先创办女子师范学校，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使西方先进的女性教育与中国文明将结合，为我所用。虽然这所女子师范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与尝试。 中国近代女性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戊戌变法激起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女学的愿望，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三民主义的提出，推动了女
《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晚清出版的外国女杰传中,明治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其中由著名作家德富芦花编辑、1898年印行的《世界古今名妇鉴》比较特殊,属于隐身文本,不为中国译者提及,却有多篇传记经过反复译介,广泛流传,因此值得重视。本文从介绍《世界古今名妇鉴》的原文本入手,分三节作了探讨:将最早由梁启超译述、并一向被视为梁著的《罗兰夫人传》放在女性语境中,揭示其与晚清流行的“女子为国民之母”说法的关联;考察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如何经由有意识的改写与添加,使传主因切合晚清国情,成为中国女性寻求独立、 解放取法的楷模;最后再就《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三个晚清女报的“传记”栏,分 析其选取、隐括的译文同各自杂志宗旨的密切呼应———从而呈现具有“百变身”的《世界古今名妇鉴》参与晚清“女界革命”的实绩。 关键词:《世界古今名妇鉴》;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晚清女报 中图分类号:I2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9)022******* 收稿日期:2008210206 作者简介:夏晓虹,女,安徽省和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为作者提交给2008年8月28—29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明清文学文化中的秩序与失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① 参见 木仙太郎、田中幸二郎编:《年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四编《德富 峰集》,东京:改造社1930年版, 第570—571页。另见[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李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第10页。 ② 冯自由:《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革命逸史》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2页。 明治时期的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强大影响,在学界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具体到女性史,因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仍有许多课题未及深入。本文拟加讨论的《世界古今名妇鉴》,便是这样一部尚未受到应有重视的文本。考察晚清妇女思想变迁史时,该书本为不可逾越的文献。而其在翻译与流传过程中的选择性接受,也成为笔者关注的重心。 德富芦花与《世界古今名妇鉴》 《世界古今名妇鉴》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德富芦花(本名健次郎,1868—1927)所编,明治三十一年即1898年4月由东京的民友社出版。按照编者撰写的《例言》可知,其所收各文多半采自《家庭杂志》与《国民之友》。因而,此处有必要先从德富芦花之兄德富苏峰(本名猪一郎,1863—1957)说起。 明治二十(1887)年二月,由于所撰《将来之日本》印行而名声大噪的德富苏峰,趁热打铁,迅速创办了民友社,同时发刊了《国民之友》。这份杂志的创刊号居然销售了数万份,使德富苏峰大受鼓舞。于是,三年后的2月1日,日报《国民新闻》也开始发行。再经过两年,1892年9月,《家庭杂志》接续面世。①如此密集的出版动作,足以显示德富苏峰在此时期日本舆论界如日中天的号召力。 与报刊相辅佐,民友社出版的各种图书也受到读者的追捧。1881年出生于日本的冯自由曾忆述,当时“各书店所刊各类小丛书以民友社为最风行”②。而且,不只在日本读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广有好评,其出版物在居留日本的中国知识者中同样有口皆碑。《新民丛报》的说法可为代表:“民友社著译之书,其论断常有特识,其文体为 第46卷第2期2009年3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 ) V ol.46,N o.2Mar.2009
成绩：论文题目：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及教训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授课教师： 院（系）： 年级、班： 学号： 姓名：
论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及教训 内容摘要：一个拥有过数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一个拥有着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历经过繁荣鼎盛的天朝盛世之后，为何会在近代沦为一个受尽欺辱的国家。这巨大的落差使人不得不深思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进步国家的原因，痛定思痛，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经济政治文化 一、经济 （一）、中国的状态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封建土地所有制。长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土地为封建主所占有，封建主将其租给或分给农民耕种，并通过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且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根源，也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直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该制度才被彻底废除。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农抑商”基本政策。一方面，农业作为当时经济的主要部门，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从商人员社会地位极低，流动性大，不便于统治者的管理，自然备受压制。而这种经济政策导致中国在数百年内工商业受到极大地压制，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导致中国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近代的中国遭受了重创，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在数年之中倒塌瓦解了。 （二）、中西对比 与此同时，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早已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工业革命的兴起更是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在我们还拎着锄头耕地，踩着纺纱机纺纱，迈着力气划桨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已然开始解放双手，用机器代替。当工业革命带领着西方国家走进了现代化的大门，我们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中国对工商业的大力
留美幼童与中国近代教育的探究 看完全部写一份两三百字的研究体会视频感兴趣的看看研究过程中的红字部分要是能改能添加的改一改其他地方要是有错误的或者有什么好的想法的用红字标在旁边就行或者用qq与我联系谢谢合作 前言: 早期留美幼童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的有8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有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总办蔡绍基；新式学堂校长3人，有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北洋医学堂（今河北医科大学前身）第一任总办（校长）林联辉，唐山铁路学堂（今西南大学前身）总办周长龄和监督方伯梁；曾担任教职的有三人，有程大器、黄有章、容尚勤；此外，还有一批从事政治、外交、实业的留美幼童也间接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如容开、梁诚、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詹天佑等。这些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学校教育：破旧立新，造就新人才 回国后一些留美幼童已开始认识到近代教育对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中国倡导新式教育，造就大批新式人才，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当时的危机。 唐国安就是如此。唐国安，第二批留美幼童，1873年抵美。他先入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就读一年，被召回国。回国后先在唐山机械采煤公司，后参加修建京沈铁路。1907年，他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1908年秋，他作为译员随清政府军机大臣毓朗、留美幼童出身的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1908年，外务部，学部两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唐国安开始担负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头一件事是考选学生赴美留学。作为主考官之一的唐国安，认真严格录取了一批优秀学生，送美后学有所成。这些留美学生学成回国
中国人在近代史中的责任与正确反思 摘要：当代中国人受现今许多历史书籍的影响，对近代史的认识具有片面性与不完全性。而深入分析中国近代史发现，导致这样一段历史的发生，其责任不完全归于列强，中国民众自大的心态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真正的爱国者在面对历史现实的同时，须正确地认识，并对其进行正确反思。 关键词：民众自大心态;民众责任;历史现实;历史反思 正文： 现在，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包公再生断案，中国人为一方，西方烈强为一方，在包公的眼里，我们应该是受害者。灾难的起因就是列强贪心无度，以强凌弱；光这一条就足以让大家信服，可是我总觉得在认识近代史上，中国人对外责难得太多，对自己反思尤其是正确的反思太少。比如鸦片战争，英国人贩卖鸦片，榨取中国人之钱财，后又以武力制服中国，使中国蒙受耻辱，这是事实，可是中国人在这前后有无责任呢？ 1840年以前，广州地区的清朝官员的自大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很难找到踪迹的，1860年英法联军北京之役本完全可以避免，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在这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交涉当中的言行是颇能代表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态度的，值得我们仔细研究，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传布并不广泛。在大街上随便抓住一个学生你问他园明园是谁烧的，他可能会说是英国人、法国人；你再问他为什么烧，他可能会说他们侵略我们，再问他叶铭琛在这当中有什么责任，他可能会说叶名琛是谁？像蒋廷黻先生这样的人一辈子跟着国民党，他的政治立场是有争议的，但他是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的权威，在中国对外关系上他能够据实说话，得出的结论也相当客观，他的《中国近代史》不亚于建国后的任何一部同类著作；看他们的分析再结合人所共知的史实，我可以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有其必然性，这里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要负相当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读了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编的《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对义和团这一事件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可是看一下公开出版的各种著作对义和团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真是让人触目惊心，说歪曲可能过了些，但片面是大量存
精心整理 近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教育是使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便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无论身份与地位，无论贫富与国籍，一概可以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纵观历史，其实不然，直至近代，女性教育才开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了人类教育中的一半比重，其地位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圣人的时代，只空有“无类”她两类，无论教育权也开始有了希望。 清末郑观应曾于1892年发表《女教》一文，表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重视女性教育。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经撰写《论女学》一文，尝试在女性教育方面有所发展，与维新运动相辅相成，以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二十世纪初，状元实业家张謇率先创办女子师范学校，采用“中体西用”的思想，使西方先进的女性教育与中国文明将结合，为我所用。虽然这所女子师范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不可谓不是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与尝试。
精心整理 中国近代女性教育真正的发展，是在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的。戊戌变法激起了中国人自己兴办女学的愿望，而辛亥革命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三民主义的提出，推动了女子教育的普及。 1898年，经元善等官员开办经正女学堂，梁启超为其起草《倡设女学堂启》及《女学堂试办略章》，可惜不久后关闭。1902年，蔡元培开办上海爱国女学。此时的女性学堂多为私人兴办，未获统治者的直接肯定。 至1906年，慈禧太后下令“振兴女学”，次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意味着中国女性教育正式被纳入中国教育制度的范畴，中国女性的教育权终于获得 至1920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