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上）
2012年03月07日11:32 来源：《经济纵横》2011年第10期作者：王斌叶康涛等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摘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情况。总体而言，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三大假说在中国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差异、公司控制人属性差异以及制度背景差异等，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私营企业在薪酬契约、融资行为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三大假说不适应中国上市公司的重要原因。在构建中国实证会计的研究假说时，有必要区分国企和民企并分别提出中国国情下的可行性假说，根据市场化发育程度适时调整控制因素，还要考虑依据行业性质、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对企业进行细分讨论。
关键词：实证会计理论，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政治成本假说
基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实证会计研究是西方主流会计研究方法，拥有管理层薪酬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这三大假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西方实证会计研究以来，也有不少研究对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进行了直接或间接检验，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这三大假说是否符合中国会计实践，以及若不符合中国实践，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是什么。本文通过深入分析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情况以及影响其适用性的制度根源，以助于中国会计学者发展出更符合中国实践的实证会计理论。
一、三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整体来看，1997年是中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主要是对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检验，之后的研究内容才更贴近会计问题本身，其中不乏对西方实证会计三大假说的直接或间接的检验。
（一）管理层薪酬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由于中国公司在2005年之前一般不披露具体的管理层薪酬契约，因此，在中国有关管理层薪酬假说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王跃堂研究了企业对三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其中以公司经理是否在公司获取报酬设置虚拟变量来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但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吴东辉在对管理层薪酬假说的检验中，使用了企业投资机会组合和相对业绩水平作为经理人员最大化其薪酬动机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流动性应计项目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资机会越多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同时，管理层有动机根据当期相对业绩水平来调整应计项目。这一结果与管理层薪酬假说相符，但其可靠性所依赖的两个前提并不完全满足，即企业均把相对业绩水平用于薪酬目的以及投资项目越多的企业越可能采用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激励方案。
王克敏和王志超应用线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前三名高管年薪总额的对数作为高管报酬的替代变量，考察了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引入高管控制权影响因素后，公司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的正向关系不再显著。总体来看，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和异质性，中国会计学者在检验管理层薪酬假说时运用了多种替代变量和实证方法，但总体而言管理层薪酬假说未能得到有力支持。
（二）债务契约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虽然研究者们几乎都使用资产负债率作为检验债务契约假说的代理变量，但结论大相径庭。吴东辉的研究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使用增加收益的非正常流动性应计项目。白云霞等对
1996-1999年深沪两市发生控制权转移的130家公司的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大，越可能通过资产处置使报告业绩大于阈值。张然等使用了负债权益比作为代理变量，发现债务比例高的公司倾向计提更少的资产减值准备，而转回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研究成果都支持了债务契约假说。然而，其他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李增泉以199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719家A 股公司和144家外资股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负债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越高，而且这一结果在统计上非常显著。雷光勇和刘慧龙研究发现，对于1999年成功配股的196家公司来说，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进行正向盈余操纵的程度反而越小。这些证据并不支持债务契约假说。另有一些研究并没有得到显著结果。王克敏和王志超对2001-2004年沪深上市公司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高低与盈余管理动机大小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高。王建新研究了2001-200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发现，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进行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可能性偏大，但无论分年度还是全样本的检验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刘峰和王兵选取1998-2000年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217个公司年度样本，以“全部职业判断项目之和与A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值”作为因变量的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可见，债务契约假说也并不能为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提供合理解释。
（三）政治成本假说的适用性检验
在检验政治成本假说时，中国会计学者几乎，都使用企业规模作为代理变量，并多使用企业总资产或滞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征企业规模，但验证结果也并不一致。一些学者给出了规模假说得到支持的证据。如，沈振宇等对1997年和1998年A股公司的检验发现，规模越大的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越大。张然等的研究显示，以减值准备转回数额作为因变量时，以总资产自然对数代表的规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符合规模假说；以当年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作为因变量时，该系数的正负不定，显著性也不定。但更多的研究得出了与政治成本假说相反的结论。李增泉的研究显示，规模越大的企业，其资产减值比率和当期计提比例越低，即当期报告盈余会越高，并在总体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吴东辉研究发现，相对小公司，大公司更有可能夸大盈余。雷光勇和刘慧龙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总之，政治成本假说在中国会计环境下的解释力明显不足。
二、三大假说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
（一）股权融资动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重启股票市场，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融资来源；相应地，中国公司上市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股票融资；而极为低廉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刺激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为了控制及有效监管中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中国证监会在企业上市、退市、配股、增发等标准中均设置了诸多门槛，而且为了便于监管，这些门槛大都与会计盈余密切相关。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强烈股权融资偏好，再加上中国监管机构主要依据会计盈余指标对企业上市、股权融资和退市等进行监管，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股权融资便利。实证研究也表明，有配股、扭亏、保牌等与股权融资相关动机的公司更容易粉饰其盈利能力指标以规避监管。相比之下，由于西方资本市场上股权融资成本一般并不显著低于债权融资成本，西方上市公司并没有如此强烈的股权融资动机。事实上，按照优序融资理论，西方上市公司首先偏好内部留存收益融资，其次是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同样，西方资本市场上，虽然达到分析师预测数和避免亏损也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
动机，但其并非明线监管门槛。这些都决定了股权融资需求只是西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之一，而并非主导性动机。
（二）公司控制人属性与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
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制度前提是成型的市场经济和相对有效的市场，由此形成的实证会计理论直接用于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下的新兴市场时，必然会丧失原有的隐含制度条件，假说不成立在所难免。在中国会计实证研究中，样本主要取自上市公司，而其中70%左右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控股，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平均只有几十家国有企业相比，这一制度层面上的差异是显著的。因此，可从国有与民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差异着手探寻三大假说在中国不适用的根源。
1.对管理层薪酬假说的影响。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总体上仍处于管制状态，这降低了管理层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也直接降低了管理层出于薪酬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而且管理层的持股量偏少，股票期权制度也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施行，这也降低了管理层出于股票期权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薪酬管制的后果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部分报酬表现为隐性的在职消费行为。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在职消费与国企业绩正相关，这也降低了高管出于在职消费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积极性。如，罗宏和黄文华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相对非国有控制公司，国有控制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卢锐等运用2001-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及附注披露的费用信息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正相关，与经营业绩负相关。
从西方传媒集团的发展经验讨论中国传媒集团如何走向世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无论是在理论上、政策上，还是在传播实践领域中，都提出或已经进行了许多的改革。加入WTO似乎又给已经十分火热的新闻改革加了一把火，面对势不可挡的外来媒体集团的挑战，中国的新闻传播媒体不得不作出积极的应对。应该采用怎样的措施才能保证我国媒体在未来世界新闻传播市场上应有的位置，这就是本篇论文讨论的重点。在全球化的传媒环境中，中国的传媒集团无疑处于一种相对弱势地位。要发展中国传媒，推向世界，必须认清全球的传媒环境，并顺应其形势在中国发展成为传媒主流，才能再接再厉走向世界，而这一过程中，中国传媒也需要向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媒业发展经验学习，才能在发展过程中走稳走好。这种要分外部环境和内部改革两个方面来阐述。 发展传媒业需走集团化 20世纪90年代，世界传媒业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通过合并、购并等主要方式称为巨型化的传媒集团。企业大型化、集团化称为当今国际传媒传媒业最显著的发展趋势。 媒介集团是企业集团在媒介领域的一种存在方式。西方企业集团的历史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市场竞争为企业集团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竞争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而生产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产生了带有垄断意义的企业集团。同样，国际的传媒业也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发展的过程。在市场体制下，媒介领域和其他企业集团，这就是媒介集团。最早的媒介集团产生于报业集团，随着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和网络成为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媒介集团的概念也就扩展到了广播影视集团和网络媒介集团的领域。 媒介企业集团最早产生于欧洲，在欧洲言及媒体，必然触及到多元的、跨国的，巨大的媒体企业集团。目前从全球范围来讲，媒介企业集团借由在重要的信息市场的巨大投资，是全球范围内的媒介生产行为日益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媒介企业集团手里，是一个活跃的角色。著名的国际传媒集团——维亚康母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旺迪环球集团，迪尼斯集团，新闻集团和贝塔斯曼集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现在的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大部分都在于他们是以集团化的形式运营，使传媒各部分资源可以得到合理整合和建构。 现在，中国已形成了巨大的媒介市场。据调查，中国占据了全球受众的20%，拥有电视的家庭数量是美国的三倍。媒介集团化同样被认为是我国媒介走向世界的重要措施，“做大做强”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但媒介集团化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还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并没有取得共识。传媒的发展必须遵循新闻传播媒介自身发展规律，新闻集团化的发展在中国面临更大的问题。 由于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政府对于传媒的意识形态管制比较严格，传媒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内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化”和“社会主义化”。所以在走向世界时，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立足于全球化的传媒集团，内容的展现和经营上还依照原来的中国模式，那等待它的必然是失败。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经验与挑战中国过去15年间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传统金融服务提供商极大地拓展了正规金融覆盖面，其中包括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代理模式（中国称为助农取款服务点模式）。中国同样也是金融科技革命的领头羊，技术驱动的服务提供商正在改变中国消费者支付、借贷、储蓄、保险以及投资行为。 中国的账户拥有率（普惠金融的基本衡量指标）显著增长，已经与其他G20国家大致相当。 报告对中国过去15年间普惠金融发展方法和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总结。报告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与其他相近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经验的关键进展和要素。报告也指出了中国普惠金融仍然面临的挑战，并总结了可供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借鉴的经验。该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撰写。 近年来，中国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发生了明显转变。从21世纪初起，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将拓展基础金融服务列为优先发展目标，举措包括加强信用和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拓展面向农村消费者的物理服务点以及支持建立新型金融服务提供者等。 2015年，中国出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正在向更加协调的方式推进。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同样也为数字金融创新预留了空间。中国金融科技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为数以亿计的金融服务不足群体提供一系列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它们通过运用基于网络的线上商业模式将金融服务嵌入了已有的电子商务和社交平台中。 中国持续的金融科技发展也促使传统金融服务提供者积极探索数字驱动的商业模式。 报告指出中国在实现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需要向更为市场导向、更具商业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完善监管框架和工具来有效管理数字金融风险。鉴于很多消费者的数字和金融知识有限，且数字金融可加剧数据风险，金融消费者保护需格外重视并加以解决。
中国人是宏观思维，西方人是微观思维 2014-8-20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科学体系、文化体系和历史形态。 从宏观到微观，决定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不断出现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政治家，象姜子牙、商鞅、秦如皇、李世民等，毛主席自不必说。从微观到宏观，在不同历史时期则会不断出现战术家，很少能出现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象拿破仑、巴顿等，战术家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败给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必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孙子兵法》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看看现在的所谓经济学家因学习西方，基本上都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只顾眼前，那管身后的环境污染、洪水滔天。 从宏观到微观，表现出来的则是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强调集体主义精神，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大到小，整体意识较强，强调的是秩序、和谐。 从微观到宏观，表现出的来的则是强调个体、强调局部，甚至以局部代替整体，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所以就有了狗屁说法，人权大于主权、性自由等等。 用英文写信，地址是从门牌号、县、市、国家，是从小到大，这种书写方式恰好与中国人的书写习惯相反，中国人是从大到小，这能说明什么呢？也能告诉我们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宏观到微观，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由微观到宏观。 中国人的宏观思维决定了考虑问题是从整体入手，比如研究一棵树的生长，中国人主要研究土壤、气候、阳光、周边环境等与整体树相关的等条件等，而西方人的微观思维则是从树的内部构成入手，研究年轮、树根、树叶和树的几个内部构成等等（只是举例说明问题，未必如此）。 这两种思维方式反映在医学上，就是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人是一个整体，没有内科、外科之分，疾病与天气、情志、饮食等密切相关。而西医则把人体拆成一个个局部，分成内科、外科、五官科等等，强调什么病菌导致什么疾病，这个病毒那个病毒的，胆固醇、白血球等等，病毒则导出不穷，发现了基因，然后基因下面是什么呢？一直研究其几个内部构成。 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而西方人一真在研究如何每天取一半，一直分下去，乐此不疲，不断有新发现、新理论出现。所谓的创新，也只是局部创新。所以西医只能成为中医下面的一个手术科。 很多叫嚣取消中医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医，不了解中医的理论基点，只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下所创建起来的医学模型来衡量中医，这样当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的这种行为，就好像一个女人用女性的思维方式，去衡量一个男人的行为一样。这个女人整天唠唠叨叨地说，你这个男人（中医）胸部这么如此扁平，又不能生孩子，头发又不长，又长胡子，又是站着撒尿，根本不是个女人，不科学，要改造、要创新，要与我这个女人（西医）接轨。中国人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大一统，西方人的从微观到宏观则决定了分裂的欧洲。对于中国和欧洲，历史学家有着诸多的比较，其中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大致相同的面积（欧洲总面积是93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中国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且5000年延绵不绝，而欧洲却是小国林立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呢？即便是今天的欧盟，也仅仅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组织，并且矛盾重重，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 历史学家对此有很多解释，如地理决定说：认为欧洲的地形主要是山地，阻碍了欧洲各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影响 姓名孙明珠 班级 13国贸3班 学号 20131401307 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题接近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在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本质、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三个问题的研究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上述三个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趋势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 一、背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出现的独立于马克思学派之外，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很多西方哲学家的理论而形成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有深刻的分析批判，探索西方革命的途径，提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道路设想；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描绘了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蓝图。 二、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本质的认识及影响 当代西方马克思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它不同于流行的正统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从阶级的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分析当代经济的结构特征，揭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的现存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1] 条件。 本文研究了以下主要西方马克思代表人物，阐述他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 1、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中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不发达国家， 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的增长条件，使之不能有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 2、弗兰克在《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展》中，认为资本主义的演变和扩张产生发 展和不发展，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内在矛盾包括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宗主国中心和从属国外围国家[2] 的结构； 3、沙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书中，论述了资本的对外扩 张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的原意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的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至它们仅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实在内在地产生的，它产生于阿明所说的自动集中的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企业中使分工国际化，加深了不平等形式。 4、伊曼鲁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转化 为生产价格理论基础，论证了西方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 他认为，工资是独立的变量，而且决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因此，因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首要的。要通过深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市场和对外扩展
全球視野中的明清市場 岸本美緒 前言 從十六世紀以來，美洲和日本的白銀大量地流入中國－－這一事實很久以前已成為明清史研究者的共識。這十多年來，在「全球歷史 (global history)」的研究潮流中，明清中國的白銀吸收力重新為世界研究者所關注。雖然如此，明清中國為甚麼能夠吸收如此大量的白銀？海外白銀給予中國國內經濟以如何影響？中國國內經濟是否依靠海外白銀的流入？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仍然成為研究者們爭論的對象。之所以然，大概因為研究者們對明清時代「市場」的性質沒有在方法論上進行充分討論，各自採用的理論模式之間欠缺反復琢磨的機會。在本文中，筆者對近年來圍繞明清中國白銀流入而展開的論戰（本文中姑且略稱「白銀論戰」），主要從市場性質這一方面來進行初步整理1，儘量弄清各位論者主張背後的市場觀，來摸索解決問題的線索。 白銀論戰的前史 海外白銀流入中國是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起步以來的重要問題之一。Blair and Robertson編《菲律賓諸島誌》（1905）、H. B. Morse的《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編年誌》（1926-29）等資料性著作中包含大量有關白銀流入的記載。到了1930年代，小竹文夫、百瀨弘、梁方仲等學者使用這些資料開始研究白銀流入中國的具體經過。當時他們對明清經濟的性質有甚麼看法呢？小竹文夫雖然在他有關白銀流入的論文中沒有明確地討論當時的經濟性質問題，但他在另一篇論文中強調近世2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的方面來看並不是「封建社會」。小竹認為近世中國人除了「農民式自足性特徵」外，還有「商人式交易性特徵」，他似乎把白銀流入這一事實結合於近世中國商品經濟的自由發展。百瀨弘在他極其翔實的白銀流入研究中也沒有提到明清經濟性質問題，但他在國民政府幣制改革前夕發表的題為〈中國銀元的沿革〉的論文中使用「封建」一詞來表示中國政治機構的性質。據他認為，只有清代前期大量從海外進口白銀，「日益發展的內地商業和作為封建專制國家的大清帝國的財政才能順利地進展」；其後在十九世紀，外國銀元充溢於中國市場，「清末幣制呈現世界史上罕見的紛亂狀態」；目前雖然有幣制改革的企圖，但除非徹底變革封建性政治機構和平面性、分散性經濟機構，否則中國的幣制統一是不可能實現的。最早關注到白銀流入問題的這兩位日本學者對明清經濟的說法並非矛盾，可是著重的側面各不相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一方面體現了「封建」式限制薄弱、相當自由的中國商品經濟之活躍發展，但從另一 1參加論戰的研究者已經各自對以往的相關研究進行整理，筆者收益良多，但就市場性質這一點來說，似乎還有更加深入討論之餘地。 2在這裡小竹所謂的「近世」是指從唐宋之交到清末乃至現代（1930年代）的時代。參看小竹《近世支那經濟史研究》頁34-36。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解读西方传媒的本质 如今的大众传媒在世界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大众传媒的各类活动及影响，均有着其背后的深层意义，因而西方社会科学将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更加深广的层面，对大众传媒带给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的诸多影响进行了详细研究及 阐述，而其中大部分的力量均本着批判的精神来看待传媒，以揭示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下，大众传媒与个人、社会、文化、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视角看西方传媒 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视角主要重视揭示传媒的文化内涵和传媒作为一种文本的特性。西方社会批评理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媒介帝国 主义等理论流派均从文化视角对大众传媒进行了批判。其中，法 兰克福学派作为传统批判理论的主流，是第一个将批判学说对准传媒，并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的理论流派，该理论流派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及其分析的方法进行对大众传媒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大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涵盖电视报纸广播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所制造出的文化称为 “文化工业”，以文化的标准化生产为主要特征，并在其著作《启蒙辩证法》对文化工业的定义做了详细表述，西方标准文化生产 的背后隐藏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垄断社会中体现的是被异化了的文化，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 务的千篇一律的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性的。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他认为交往行动主 要以语言或符号作为媒介，以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为基础, 相互 以实现理解作为目的的一种潜在解放力，强调以双向理解模式的理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 内容提要：对西方媒介(本文皆略为“媒介”)地位和作用的探讨需要从将其看作单纯的“媒介”中走出来，将其置放到文化发展的生物圈中去考察。如此我们看到，媒介除了给予我们信息和娱乐外，还在媒介着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当前的文化新殖民主义时期，媒介以其强大的话语权曾经并继续构造着殖民地主体。有过被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需要从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非殖民化运动中走出来，在“新国家主义”的胸襟下，进行一番媒介的反话语“文化更新”的修辞运动，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发展从媒介角度找到新的思路。 一、实质：媒介帝国主义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现在的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介入生活的程度日渐深入。媒介进入生活，已经是常识；当自信于自我思想独立性的人群意识到，自己一出口的东西都是媒介的产品或副产品的时候，媒介已经进入思想。除却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各种质素外，它甚至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眼睛——代替你去观察，成为人们的大脑——代替你去思考。尤其是当跨国媒体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一个问题愈加清晰地推到人们面前：究竟媒介在提供给我们信息和知识以及娱乐的同时，它们还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一句话，如何定性这些西方媒介? 关于此问题，早期传播效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报纸上充斥的并非简单的战时简报性信息，而是双方敌对阵营如何为自我寻找合理和合法性以及如何弱化对方阵营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战。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稿总是带有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色调，它以信息的形式隐藏着某种思想，并同时隐藏着某种政治。”而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早在1965年，非洲独立后的加纳第一任总统、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要代表，批评家恩克鲁玛(Nkrumah)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因此，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指出，“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事实上，这些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像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而学者戴维·巴特勒则更是非常形象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媒介的实质，他说，“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1] 当传播学者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媒介所媒介的就是意识形态，那么，另外一系列问题马上就提出来，是谁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媒介是中性的还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争论。 认为现代媒介带来了民主如本雅明。本雅明意识到了媒介的平等主义的推动力。在他看来，“电影把艺术作品带给人民。——在电影中，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媒介原则是这样的，即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而是处于可逆的位置，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艺术维护权威政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电影还提升了一些分析习惯——对本雅明而言，媒介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平等和解放。”[2] 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博士。他在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中承认媒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认为媒介问题只不过是文化发展深层结构过程的外设(类似电脑的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等，服务于电脑，但为电脑的主机所操纵)，用汤林森的话来说，“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种种中介的交互作 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所以，我们不妨将媒介视作现代文化的…再现?面，而且媒介占据了支配的地位。”[3]也正是这种支配的地位，使得“媒介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因此也就是最为公众所熟知。但也正是危险之处，由于媒介是那么触目可及，我们也就可能认为媒介的种种问题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殊不知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4]而且，“文化的…亲身体验?也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过程，也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存活经验：吃·、喝、工作、身强体健、性欲、时间流逝的感觉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评估…帝国主义者?的媒介对于另一个文化所产生的诸般效果，最好不要只狭隘地从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观点看待，——更为适当的做法，很可能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是一个远较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5]总结汤林森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媒介作为社会思想的“外设”只能是推动这个思想变动的诸多因素之一，媒介自身绝非在实践着是什么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如果不小心帮助、促成了什么帝国主义的话，媒介也是“无辜”的，因此，媒介是中性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我们需要透过现象、超越现象看到制造现象的机制。既然汤林森博士把文化帝国主义放到了所谓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从文化变迁人手来分析媒介中性论中存在的悖论。 美国文化理论家伍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当环境的改变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就出现了。”[6]而清华
兰州城市学院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期末考试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 为例 学院名称：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新闻学 学生姓名：刘晶 任课教师：杨棪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查 《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论文评阅表 学生姓名刘晶专业新闻学班级103 论文题目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总分评阅教师 评价指标及权重评语得分选题（10分） 论文结构（40分） 论文创新性（20分） 论证（20分） 语言（10分）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 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2013年12月25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新闻报道，从报道类型、报道篇幅、报道内容、报道视角这四个方面，对两家媒体报道的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新闻受众观、消息来源的处理、新闻传媒的编排特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的结论。通过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比较，认识不同媒介生态下新闻传播的特点，发现我国媒体的不足与弱点，从而有针对地改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运作。 关键词：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新华网《洛杉矶时报》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信息的交互也愈加频繁，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阔，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国家的媒体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但是中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体制、文化差异等不同，中西方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存在差异。 各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节日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传统节日对其国家、民族、甚至平民百姓来说都是历史的馈赠,这些节日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最直接、最形象的反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对彼此国家的传统节日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属于西方传统节日，如今在中国已经备受重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备受欢迎。然而中国人怎样过西方的传统节日，这一话题也无疑会让西方人感兴趣。因此中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颇具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克服不足,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东方人好曲线,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喜欢开门见山;中国人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线性推理”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如“天人合一”、“亦此亦彼”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辨证”为主,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整体思维”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因此犯下“基本归因错误”的几率较低。所以,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都有可取之处,不可片面否定;但在很多事情诸如有关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则可以向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学习。 最耐人寻味的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显示,长期旅居东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东方人,在有关心理实验中的表现都介于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显示西方人“解析思维”或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征。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许会出现新气象[3]。 （2）西方重解析,东方看整体 生活在不同变化下的人们对外界的认识模式存在着差别。季羡林认为:“一言而蔽之,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这样看来,中西思维方式分别属于整体、直觉、具象思维与分析、逻辑抽象思维。 仅举一个例子:德国人做菜放多少盐是需要用天平来称的,而中国是用勺子舀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于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西方人把宇宙看作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基本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因为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故名。他们主要认为资本主义宣扬理性主义和工业，而理性主义和工业却并非给人们带来好处，社会出现了技术危机，人们愈来愈受到科技异化的控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把技术理性批判进一步引向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为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主要有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狄奥多·阿多诺、尤尔根·哈贝马斯，美籍德国犹太人艾里克·弗洛姆等。 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出现的一种企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按照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除法国人让·保罗·萨特外，还有法国的列斐伏尔等。 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政治理论。而这些党派在二战以后，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战后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互助；他们的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进国际民主的“社会主义”，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他们实现的政治手段是民主。代表人物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俄国的梅德维杰夫等。 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它的主要特征是：1）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2）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上卷）自序1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小时候给人帮忙，人家留下吃顿饭。开始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悟出“干活吃饭”是一种在尽责后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尊重别人的劳动，则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用于观察国际事务，我们发现，现在中国成长了，还进了WTO，给世界干了不少活，但结果我们得到的回报却远不足以补偿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支出。我们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西方人表扬中国人“勤劳勇敢”；但当我们的国内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
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贸易”理论就不见“普世性”了。 其实，中国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国家，当年英国就是这么对待美国的。正是英国压迫才造成早期美国那么多有生命力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在美国人又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不公正地对待中国人，教训中国人。说千道万，意思无非是让中国尽量多地在外边干活而尽量少地在外边 吃饭或不吃饭，他们说这样对中国最“安全”。这也是很不讲道理的。因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学者就应当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公平正义说话。 寻求公平正义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与早年美国的经验一样，当代中国也意识到，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能保证稳定的能源进口，中国迫切需要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 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
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政治发展测试题 满分： 100.0分得分：100.0分 一 . 判断(每题10.0分) 得分：40.0 1. 民主最初出现时，是个好的词语。正确 A.正确 B.错误 2. “巴西奇迹”是指1950-1963年之间很短的一段民主时期。正确 A.正确 B.错误 3. 民主的口水战，其原因是公民参与在参与的量、质、层次、范围上有所不同。正确 A.正确 B.错误 4. 基辛格是以研究中国而出名的。正确 A.正确 B.错误 二 . 单选(每题10.0分) 得分：30.0 1. （）是指政治权威是不是行之有效，即政治合法性问题。正确 A.统一问题 B.体系发展问题 C.经济建设问题 D.参与问题 2. 多数政治学家都承认，政治发展的研究难以摆脱研究者（）的影响。正确 A.价值观 B.利益 C.人生观 D.世界观
3. （）给政治发展下的定义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正确 A.派伊 B.亚里士多德 C.亨廷顿 D.阿尔蒙德 三 . 多选(每题10.0分) 得分：30.0 1. 亨廷顿对政治发展的理论阐释中，著名的公式有（）。 正确 A.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 感 B. 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 治参与 C.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 稳定 D.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 2. 当今，政治交谈/协商频繁主要通过（ ）等实现。正确 A.短信平台 B.网络论坛 C.聊天工具 D.微博 3. 关于中国的假设失灵的解释包括：（ ）。正确 A.市场经济导致自由民主 B.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发展的动力 C.多元化导致社会动荡、统治失灵 D.公民社会发展，与国家抗衡 E.
针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异 , 从曲线与直线、解析与整体、模糊与精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 , 指出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有利于我们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特点和原因 , 有利于我们既保持自身好的特性 , 克服不足 , 又能更好地融合到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之中 , 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 , 东西方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 有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在多方面的差异中 , 思维差异是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 , 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提炼出对我们有启迪性的东西 , 使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 (1 东方人好曲线 , 西方人好直线 西方人直线思维 , 喜欢开门见山 ; 中国人曲线思维 , 习惯迂回。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寻求世界的对立,“ 非此即彼” 的推理判断是西方理论家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由此引发的“ 线性推理” 的观念 ,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探寻世界的统一性 ,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本色 , 如“ 天人合一” 、“ 亦此亦彼” 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维习惯。如果说西方的思维方式可以用直线来比喻的话 , 那么中国的思维方式以“ 辨证” 为主 , 即使要以线条来表示也不能只采取直线形的方法。螺旋或波浪式的曲线 , 似乎较能反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中国人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一传统思维导致的做事风格或处事方式 , 至今未尝有根本改变 ! 西方人喜欢更简单的抽象符号 , 对汉字的图形符号识别感到非常头痛 , 因为这不是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 , 所以他们认为汉字是世界是最深奥最难懂的文字。所以 , 他们认定使用这种难懂文字的中国人 , 其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比如 , 面对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观点时 , 美国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观点 , 驳斥他认为不太正确的观点。相反的 , 亚洲人则更加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 , 承认即使不太正确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东方人因“ 整体思维” 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 , 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 , 因此犯下“ 基本归因错误” 的几率较低。所以 , 东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各种事情上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时间:2011年12月20日 09时09分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秀琴 字号：『大字体中字体小字体』我要评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名进入中文语境）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新思潮，在2005年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属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到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简称“外马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话语构成和备受中青年学者青睐的新研究趋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走过了30年的“中国化”之路。 现状之一：对象与主题 今天的“外马研究”对象，已不再仅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20世纪20、30年代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历经法兰克福学派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而是包括如下三大组成部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含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潮和苏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可广义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阵营），以及“当代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包括以福柯和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拉克劳和墨菲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以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和文化主义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及其学界表现形式“马克思学”）。总之，当今中国的“外马研究”拟以“中国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为研究对象。 从“外马研究”对象的三大块构成来看，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由于各大块及其内部的诸流派在具体研究中，大多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由来、形成和演变。因此，如果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为学术地标，“外马研究”的主题，在最一般性的意义上，就应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缘起与流变
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评价的意义及启示 上述介绍和总结表明,“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不仅仅对中国从国际视野中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或经验十分重要,而且对我们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角度认识“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中国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模式”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在国际国内大局交互作用的形势下,处理好自身存在的国内问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欧美媒体中的“中国模式”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其内涵和体系结构仍在发展和调整之中,并没有一个完整而统一的认识或定义,更确切地说,是指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发展中的问题也不少,不宜或还不足以称为“模式”,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更好一些。③然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模式”标准的相对性或不确定性,令人思考世界上的模式都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或问题。有学者因此认为,既然中国现行的发展已持续了30年,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从发展战略到发展方式都有较为成熟的经验,称“模式”也并无不妥。因此,“中国模式”是可以成立的。④也有学者认为,更准确地说,“中国模式”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①目前欧美媒体所评价的中国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标准形式(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系统性和成熟性)和可复制性(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示范性)的发展模式。正如拉莫所说,“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他强调的只是“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②尽管拉莫在《北京共识》中多次提及“中国模式”,但总体上仍然以“北京共识”来称呼,其中应当自有其考虑。詹姆斯·曼也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全然的规模和庞大市场的诱惑力,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比拟。”③因此,目前欧美媒体报道的“中国模式”,准确而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与“华盛顿共识”相比照的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或战略路径的基本概括,“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以经济改革为先导;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能够促进中国在政治稳定中发展且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二)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报道是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总结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首先,它通过“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一兴一衰的对比分析,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局势,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对于“中国模式”,欧美媒体有的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有的则将其发展看成一种威胁,但无论如何,“中国模式”都是现有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无法清楚解释的,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相比之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华盛顿共识的失效,不仅说明西方经济政治治理模式的危机,也是西方意识形态相对衰落、西方各国深入反思全球化时代的自身发展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表现。其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奉行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和政治长期稳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