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学的职能中心化与区位边缘化现象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between the social-function centralization and the
location-peripherization of university
刘倩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景观设计学
摘要：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大学社会职能中心化与其在城市中地理区位边缘化之矛盾现象的分析，探讨在城市边缘新建大学园区应采取何种有益措施以强化其中心职能的发挥，达到“大学兴城”的目的。
关键词：大学园区职能中心化区位边缘化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between the social-function centralization and the location-peripherization of university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beneficia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social central-function and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when built new college town in the fringe area of city.
Key words:university campus, function-centralization, location-peripherization
引言
大学作为传承文明和孕育科技知识的主要集镇地，也是社会吐旧纳新的动力之源。从构建之始，即以城市为载体，并通过与城市母体的不断碰撞和交融，生生不息。“城市的大学”亦或“大学的城市”？二者血脉相连的博弈发展史会给当今我国的大学建设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国际的大学职能中心化趋势
自中世纪第一所有别于教会学校的大学诞生，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从单一“授业解惑”（教学型）到“学研结合”（科研型）再到“产学研一体”，大学自身的职能体系日趋复杂与多元，并紧随社会发展的步伐调整舵盘。在大学“性格”转型的过程中，其服务社会的属性得到了强化和广泛的认可，这就更加密切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在当今以知识经济和创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城市发展背景下，大学已通过自身职能体系的重组和演变，逐步成为创意经济的智力核，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具体表现在：（1）从服务社会到引领社会
从大学的职能演变分析，继德国教育家洪堡将“研究”引入大学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范·海斯又提出“大学必须以知识创新和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思想，即著名的“威斯康星模式”。从而基本确定了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研，为社会服务。其第三职能的提出，使得大学开始从单纯培养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幕后角色走到社会创新舞台的前沿。
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领域爆发了第二次学术革命，即国际上若干所出色的大学不甘于“技术发生器（generator）”的角色，而是不约而同的承担起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任，通过在大学周边引资创办高技术公司的手段，向创业型大学转轨，从服务社会演变成引领社会的轴心机构，这种更高级的社会服务方式强化了大学社会职能的中心化。
（2）从工业导向到创意导向
从城市的发展趋势分析，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创意经济高速增长，大有赶超服务经济的趋势，预示着创意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意产业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一国（城市）的竞争力将取决于该国（城市）动员，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的能力。
大学是发展创意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以广博，包容，自由之精神，向社会培养和输送大批人才；同时，优秀的大学也为其所在的城市营造出技术创新，兼容并蓄和开放多样的社会环境，对吸引和容纳创意人才，招商引资，提升城市人文品质，促进城市的长期繁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城市已转化成为以创意化为导向的大学城市。
二．我国大学建设的区位边缘化模式
20世纪末，我国政府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十一五计划则进一步把培养德才兼备和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摆在了突出的战略地位，并力争建设若干世界水平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构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大学也以其学术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成为集生产，研发，创新和传承于一体的复杂网络，从城市的边缘走向中心。
但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相比，我国大学的发展历史较短，校园以“主动构建”的模式拓展。大学建设在城市已初具规模或趋于成熟的状况下引入，与西方的“自然生成”模式（即大学在与城市或地区的同步发展中逐渐形成）迥异。
在科教兴国战略和高速城市化的契机下，我国高校自1999年以来连续大规模扩招，致使多数老校面临校舍，设施，资源，用地等的严重不足，处于饱和甚至超负荷状态。校园空
间拓展成必然之势。这些旧校区虽然在人文积淀，空间
认同及城市地缘性等方面占据优势，但其所在城市和地
区的经济发展，对校园空间造成强烈的用地挤压，使之
就地扩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高校合并，异地办学，兴建大学城和创办高
教园区等多种校园延展的途径应运而生，改变了大学与
其依托的城市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主要表现在：新校
区和大学城选址出于对土地商业价值的考量，多位于市
郊或城市边缘地带，甚至出现与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相对
独立的卫星城模式。在不同规模和地域形态的城市中，
均呈现明显的区位边缘化现象。以下仅举几例。
（1）北京受历史因素影响，是典型的以旧城为内核，
同心圆式向外蔓延的特大城市。近年来，城区面
积仍呈扩张之势，城市中心人口密集，用地紧张。
为保证大学发展空间的需求，新建大学城及教学
园区，均位于市郊，如城北昌平区沙河大学城，
城南房山区良乡大学城（见图1）。两者都属于
典型的城市边缘区模式（即大学位于城市的边缘
地区，见图2）①。另一方面，北京固有老校名
校通过合并，整合等多种途径，聚集在海淀中关
村一带，依托市区内部资源形成大学科技园区（见图1），属典型的内城模式①（见
图3）。但其城市区位靠近五环，可类似认为是城市边缘区模式的一种。
（2）深圳是一个在特区政策引领下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
呈东西走向，梯度推进的组团式带状发展格局。深圳
西丽大学城（见图4）始建于2000年，采用政府与名
校合作，异地办学的全新模式，目的是“招才引技”，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科技竞争力。其选址避开了高密
发展的中心区，独踞城市东西长带端头的西南一隅（南
山区北部），亦属于城市边缘区模式。
（见图2）
（3）上海松江大学城，广州番禺大学城等，
则选址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或顺
应城市未来空间拓展方向，另辟奚地，
通过交通引导，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松江大学城位于上海“一城九镇”中
重点建设的松江新城，欲借此形成副
中心，缓解主城压力；广州大学城选
择了自然条件优越但交通区位相对僻
远的番禺小谷围岛，主要考虑了其“承北启南”的优势及城市“南拓”战略。这类
校园主体与城市的关系更趋边缘，可归结为卫星城模式（即大学在地理空间上与其
所依托的城市呈独立关系）①。
三．大学与城市之关系对新建大学园区的启示
鉴于以上分析，大学区位边缘化与职能中心化矛盾已日益显现，如何使地理空间相对边缘的大学，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用，引领城市走向创意时代呢？城市边缘新建的大学园区又应采取哪些有益措施强化其社会核心地位呢？笔者分析如下：
(1). 大尺度区域联合，共生共享。在扩招压力下自然始建的大学城和高教园区受土地供求，经济和建设成本等限制，不得不选址于城市边缘区。单就某个城市而言，这种选址弱化了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单一的交通纽带，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信息的融输。但从更大的区域空间着眼，这种模式引进了远程办学师资，为城市注入了新的科技力量。如深圳西丽大学城，由政府出资引荐名校，北大、清华的百年底蕴，无疑有助于夯实深圳这座年轻新城的文化地基。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应当成为大学拓展的模式之一，借助城际间的融合共生，拉动文化弱势城市的科技振兴步伐。
因此，在城市边缘投巨资创建高教园区时，应结合产业发展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从广阔的区域范围中引进互补或向适应的高教资源，依托市内城外多重力量提升城市发展潜力。
(2). 城市空间拓展与大学区位同向，协同促进。新世纪，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而非“劳动力或资金驱动”。适度合理的大学建设不仅弥补了城市和地区高速发展态势下的巨大人才缺口，为其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且能够大规模集中的高教园区，能够促进城市空间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如上文提到的上海松江大学城，广州番禺大学城，北京昌平沙河大学城等，这些位于城市边缘甚至是飞地发展的高教园区，经过长期建设，将极大地提升其周边土地价值，进而吸引高新产业，房地产，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等的投资，拉动城市振兴。
因此，大学异地建设必须考虑城市的空间拓展方向及产业布局，以城边大学园区建设为契机，促进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使边缘化的大学真正实现其职能中心化。
(3). 密切新旧校区联系，延续文脉。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的建构，要依托悠久的历史积淀；其社会效应和经济价值的体现，要凭借与城市的密切关系。脱离城市主体新建的大学园区在上述两方面均不及经过长期时间浸染并与所在城区建立起亲密地缘关系的老校区。而大学除培养人才，发展科研，服务社会的核心职能之外，还多有“人类的精神家园，良知导向；城市的文化航标”等美誉。
因此，必须考虑边缘化的大学如何维系其校本特色，如何导航地区文化格局，如何重建与城市的地缘属性等问题。从文脉延续的层面密切新旧校区的联系，尽量避免新建大学被现代精神同化，被高新技术僵化，被商业价值取向功利化倾向。
(4). 吸纳城市特色元素，加强融合。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老牌名校，均为“自然生成”模式，即大学在与地区经济的碰撞交融中自然而缓慢的生成。如剑桥大学经八百余年的历练，逐渐在迅速发展和繁荣的地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中心，它与城市间巨大的凝吸力，加速了其自身和城市的崛起。而我国大学“主动构建”的模式，则需要人为引导，需要大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在短时间内强化大学的地缘属性，突出地方特色。只有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大学才能更好的为地方或所在社区服务。
因此，在新建大学园区时，应充分融合其校本特色和地域特色，吸纳城市文化固有要素，主动适应，积极构建，利用校园“软环境”的无形磁力与城市良性接轨，使之真正成为“城市的大学”，达到“大学兴城”的目的。
四．结语
大学职能中心化与区位边缘化这一表层矛盾下，隐含了深层的社会与经济根源。前者是创意时代城市发展的必然，文化发展战略已成为创意时代城市的核心和基本策略，而大学又是创意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是我国大学“主动构建”模式的产物，土地级差地租和经济利益的诱导，使得在城市边缘新建大学园区更为经济可行。但两者的固有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通过精心设计与合理规划，不仅能够保证大学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能够达到“大学兴城，城促学荣”的双赢！
注释：
①王成超，黄民生．我国大学城的空间模式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２００６（５）：４８２－４
８６．
参考文献：
［１］王成超，黄民生．我国大学城的空间模式及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06(5):48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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