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摘要：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本报告认为，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体制定型化混合型体制
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
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1[2]。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 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 come Trap），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中等收
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
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期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在体制的意义上，转
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改革或转型的途中，也不是处在某种中间性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因素的“混合型体制”定型的过程中。对这种新的体制最理论化的概括也许就是“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究竟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仅仅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现有状态。严重者，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旧体制的拥护者与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今天种种令人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维稳会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的措施会常规化体制化，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取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或者说，被利用为形成转型陷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现在中国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过多将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应有的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正在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2[1] 本报告由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组织撰写和发布。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第一份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
安》已于2010年4月10日正式发布。第二份报告《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于2010年9月正式发布。本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对本报告的撰写提
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3[2] World Bank，Ten Years After Asia's Financial Crisis，World Bank 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 2007, pp3, 26. htt p://https://www.doczj.com/doc/df17847957.html,/INTEAPHALFYEARLYUPDAT E/Resources/550192-1175629375615/EAP-Update-April2007-fullreport.pdf
二、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对于近年来社会氛围的沉闷，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议论和研究。如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与上述所谓转型陷阱，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转型陷阱的典型特征是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体制因
素定型化和畸形发展相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症状之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所谓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还是要防止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不错，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确实在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
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制约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许确实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在中国，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由于政府具有的超强行政能力，则可能会将停滞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亢奋的畸形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危机不危机，
该放缓不放缓的现象我们不是经常见到吗？在前两年国际金融
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上述制约因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主导的反应方式决定的。概括地说，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
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其原因，则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促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实，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由转型陷阱造成的，更重要的含义是，转型陷阱形成的脆弱社会基础使得我们只有通过经济的畸形扩张，才能缓解社会中的张力，满足维护现有格局的需求。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的。在文革后期，这种资源基本耗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体制基础实现了一次成功转换，即将意识形态基础转换为绩效即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这样的一个基础，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农民、城市底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体制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这意味着需要对体制基础进行又一次转型，需要将体制的基础从绩效转到公平正义（更准确地说，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应当说，中央是敏感的，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但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这次遇到的不是上一次基础转换时遇到的意识形态阻力，而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因为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即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
续依赖并尽量消耗第一种基础。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已经饥肠辘辘，但现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的一点汤都喝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的真正原因。
症状之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我在2 005年就提出过一个判断：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4[1]。实际上，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改革已经由一个实质性的过程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口号。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促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因为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冲破转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滞性僵局，冲破造就了转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
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其实，现在改革困境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已经改不动了。改革处于停滞状态也不仅仅是因为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遇到了阻力。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
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改革，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尽管这样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问题在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换言之，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阻挠实质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则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从而使得改革走样变形，并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甚至维护转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作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础。也就是说，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制度转型的陷阱是从改革走样变形开始的。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我当时就曾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过程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久削不去。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出发点良好的改革，往往以损害民众利益告终。这意味着，在转型陷阱中，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在2005年的时候，我还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
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5[2]。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当人们还在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市场化改革过头争论不休的时候，要素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如用行政的方式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将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出售。还有比这更有效率的牟利方式吗？当人们还在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争论不休的时候，“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相衔接，已经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用社会主义或国家经济安全的名义将民间财富聚敛到政府手里形成“国有资产”，过一段时间，再用产权改革的名义将其私有化到少数个人的手里，或是利用国有资产和个人控制的民营企业相衔接实现利益输送。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财富聚敛的吗？转型陷阱最大的危
险就是对新旧体制的这种组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左右为难”，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国进民退”的过程，
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利用垄断优势聚敛财富，对国有企业中的腐败，进行了许多批评。在此基础上，有人重提国有企业改革甚至私有化。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谁能够保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不会演变为前些年那种大肆侵吞国有资
产的盛宴？
其实，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这种不足至少有两点是致命的。一是为改革设定的实用主义目标，即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但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条件已经一去不返。
症状之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出来。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贫富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
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不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辈子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在再生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的。1998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三个概念或判断。第一个概念叫“长不大的个体户”。也就是说，改革初期在民间形成的草根式的个体户，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概念叫“不落空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掌握着总体性资本的阶层。无论社会中出现什么样的机会，几乎总是这个阶层捷足先登，而且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垄断这些机会，已经在开始构筑垄断边界。第三个是明确提出了“精英联盟”的概念，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开始结成联盟6[3]。在进入21世纪之后，笔者又正式提出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概念。当时我们从四个方面对这个过程进行了界定：第一，阶层和阶层之间有了边界，不同的阶层之间开始形成布迪厄所说的“区隔”；第二，阶层内部有了认同，即形成了一种“我们”、“你们”、“他们”的集体意识；第三，社会流动的机会在开始减少，经济
生活各个领域的门槛都在加高；第四，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传承，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程开始7[4]。2011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实验班2010级的几位本科生，以清华和北大两个高校为个案，进行了一项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他们通过抽样调查，发现这两所顶级高校的招生中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等。2010年高考，全国六成考生来自农村，而这一年清华的农村生源只占17%，北大也不足两成。两校农村生源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为下降8[5]。一些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这表明，经济社会地位在世代间传承的过程已经开始。
由此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原来称之为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条主要的断裂带。这条主要断裂带是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形成的。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9[6]。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
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并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但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确实还是相当尖锐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判断这些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不稳定幻象”。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
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维稳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与转型陷阱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来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安全感。转型陷阱中固化下来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格局中，财富掠夺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同时，为了维持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损害民众利益的“发展措施”越来越普遍。正是这样的一些转型陷阱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多发甚至激化。而近些年来形成的大维稳模式，不是着力解决造成这些社会矛盾的因素，而是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满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防止和压制。其结果是，不但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反而由于固化甚至强化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这当中，最大误区之一，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
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10[7]。
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大维稳模式，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连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比之上个世纪80年代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所倒退，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于社会，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而维权的负责人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政府“反应过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而维稳则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这种维稳模式的形成，是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社会的一种表现。由此，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社会稳定越来越依赖于强硬的维稳措施。如果有一天这种模式不能维持下去，其结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摘要】中国在经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后，正面临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严峻挑战，即面临所谓的世界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培育与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维视角，论证了培育中产阶层确实非常有必要，而美国、日本、韩国及拉美国家的相关经验教训为此提供了国际证据。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战略三维视角。 一、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 二战以后，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跨越后，一直无法突破10000 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种现象被世界银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从中等收入行列跨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仅有日本和韩国，完成这个跨越，日本花了大约 12 年时间，韩国仅用了 8年时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甚至比韩国更早，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国从贫困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十分成功的。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0 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260 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与风险凸显的阶段，将面临诸多的挑战。林岗等（2011）认为，该阶段存在九大挑战：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科技创新难度增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体制改革更加复杂。与已经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不断增多。孔泾源（2011）指出，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益凸显：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失速风险增大；金融深化不足，风险过于集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严重不均；对低成本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惯性依赖，经济结构调整难度越来越大。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战略性难题。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世界银行指出，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直接原因是：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有效提升价值链和以知识创新、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产业结构制约；对外贸易不平衡；存在金融系统风险。中国学者高世辑、卓贤（2011）、林岗（2011）、陈湘源（2011）、孔泾源（2011）、刘伟（2010）等学者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发展战略错误（包括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包括金融体系脆弱，过度依赖外资）、要素升级迟缓（包括科技创新不足，劳动力素质提高不快）、收入分配不公（包括贫富分化加大，基尼系数过高）、制度创新滞后（包括腐败丛生，政府效率低下）等。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观点评述。 部分学者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战略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转变发展方式（刘伟，2011），第二种观点是提高全社会的人力资本（高世辑、卓贤，2011），第三种观点是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马晓河，2011）。 （一）转变发展方式观点。转变发展方式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体现出阶段式特征。以中国
经济导刊 11 2011 / 04碰 撞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渡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出席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的 表现特征与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其次，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 【关键词】 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 |刘 波 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 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得较为突出。 第三，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与此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上世纪的日本社会曾经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第四，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第五，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行政垄断，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我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我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诱因 目前，我国人均GDP 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区域，我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长期以来 “加快增长”的目标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 “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首先，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低，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弱。另外，我国出现所谓“超 常城市化”现象，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日报：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 2016年06月12日06:14来源：人民日报作者：郑秉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2.48%资金研报]，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
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
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提出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中上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发展被称为“汉江奇迹”。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80分参考答案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从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为（） A.1.64% B.2.64% C.3.64% D.4.64% 2. 王一鸣教授指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 A.46.6% B.47.6% C.48.7% D.49.7% 3. 2008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9.8岁 B.69.8岁 C.79.8岁 D.89.8岁 4. 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多少？ A.8469美元 B.9469美元 C.11469美元
D.21469美元 5.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2001年-2007年，我国外贸的年均增长率为（） A.11.6% B.21.6% C.31.6% D.41.6% 6. 1960年，韩国的预期寿命为多少岁？ A.54.2岁 B.64.2岁 C.74.2岁 D.84.2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二战以后，下列哪些国家和地区是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A.日本 B.韩国 C.新加坡 D.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2. 根据王一鸣教授所讲，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面临下列哪些挑战？ A.高储蓄率正在发生调整 B.劳动力成本上升 C.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D.外部需求的增速放缓、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B.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C.2003年，马来西亚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1%。 D.2003年，阿根廷的R&D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69%。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王一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明显收缩。 正确 错误 2. 据瑞士信贷银行计算，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会占全球的14.1%。 正确 错误 3. 王一鸣教授指出，我国由外需转向内需，不能理解为简单降低进出口的规模，或者简单去压缩投资规模，而是应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正确 错误 4. 王一鸣教授认为，本世纪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上世纪90年代比是上升的。 正确 错误 5. 王一鸣教授指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偏高。 正确 错误 6. 王一鸣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