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新年好！
今天，按照市局的安排，要求讲一讲执法办案的有关知识，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在学习过程之中，只能说借此机会，把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下，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工商部门职能转型以来，面对行政执法任务加重，案件数量增多，类型复杂，查案的领域不断拓宽，加上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执法风险越来越大，对执法办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里，我从法制的角度，从接触到的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的行政纠纷中，结合涉及到的行政执法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希望能对从事执法工作或即将从事执法工作的同志，有所借鉴。
（下面分几个专题来讲。）
第一个专题关于证据规则的应用
处理复议案件，一般不直接收集证据，主要是根据对证据的审查认定，查明事实，得出结论。但是往往由于案卷中调取的证据本身，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模糊状态，一但行政处罚作出之后，新的证据又出现，并且这些证据材料对原有的证据形成对抗，我们对这些新的证据要不要采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执法工作通常会出现一些尴尬。
（这里有一个案例）：某县工商局认定王某无照从事钢材经营，对其予以没收违法所得2800、罚款3000。王某不服,申请了复议。申请人主张：他的经营行为是合法的，并向复议机关提交的了经营者本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执照的经营范围及方式为钢材零售，有效期是2004年7月25日至2008年10月19日。被申请人某县工商局在复议答复中，也向复议机关提供了他们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包括：1、2008年5月9日所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内容为当事人陈述其自2008年2月起开始销售钢材，获利2800元，尚未办理营业执照；2、现场检查笔录一份，内容为当事人经营场所情况及未能出示营业执照；3、照片两张，内容为当事人经营场所情况。（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经营场所照片）
这是一个常见的无照经营案件，查处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所依据的证据可以说是清楚的，没有争议的。但是当事人此后，不仅否认了自己当时的陈述，而且向复议机关提交了真实有效的营业执照。在这种情况下，复议机关对行政处罚之后提供的这份证据是采纳还是不
采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申请人王某在复议中提交的营业执照与其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所作的陈述相互矛盾，并且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没提交该证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九条，复议机关可以不予采纳。（《若干规定》是关于诉讼证据方面的一部，比较有权威的司法解释。第五十九条是这么说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那么，作为营业执照的持有人，明知自已持有营业执照，但在询问中却称未办理执照，这种行为应当认定为申请人王某已经自认违法。如果在复议中采信了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就会纵容申请人欺骗国家机关并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这种观点就是认为：当事人开始不提供，后来提供的证据，应当不予认可。）第二种观点认为，申请人王某在复议中提交的营业执照，虽然与其在处罚中的陈述不一致，但该营业执照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复议机关应当予以采纳。并且，由于当事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没有证明自己行为合法的义务，那么他在行政处罚中也就不负有提交营业执照的义务，并且工商机关本身作为营业执照的发放机关，这一证据应当属于工商机关不须要当事人举证就能查明、取得的证据。因此，不能简单的参照《若干规定》作出判断，而应当认定申请人王某已经办理了营业执照。如果不采纳申请人在复议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不仅有违客观事实，而且可能会纵容行政机关肆意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供述。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个案子，复议机关可能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复议决定。但不管复议决定如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行法律，申请人在复议案件中不负有举证责任，但他有举证的权利。就是说，申请人在复议中提供的证据，只要是符合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要求，就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采纳；对于该证据证明的事实，应当按照证明力大小的规则，平等地与行政处罚机关提供的证据相比较，谁的证据证明力大，就按谁的来认定案件事实。在复议案件中，查明事实的重要性远远要大于法律本身的适用。复议机关通常把“审查证据、查明事实”作为复议决定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时候，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并且抓住最主要的、最直接的证据，反映客观事实，才是规避复议、诉讼风险的关键。
（这是关于证据规则的应用）
（接着讲第二个专题）证据的证明标准
什么是证据的证明标准呢？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案子，什么情况下才叫证据收集到位
了。《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使用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项措辞来规定行政复议的维持或者撤销。因此，从规范上讲，“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就构成了行政复议案件应当达到的证明标准。但事实上，什么才叫证据确凿充分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复议机关主观判断的问题。作为一个最严格的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大诉讼共同遵守的证明标准，也是唯一的一个标准。从理论上讲，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在实际中又往往达不到，其中，有效率的原因，有人员素质的原因，还有调查取证手段不够等等原因，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些行政处罚不可能件件“高标准、严要求”，在很多情况下都会遵行较低的证明标准收集证据。但是如果立足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就行政处罚这一损害相对人利益的行政行为，复议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就要求遵行较高的证明标准，来审查案件。因此，复议机关通常要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做出权衡。
（有这么一个案例）：杨某不服某县工商局对其作出的，商标侵权的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杨某在复议中称，该县工商局仅凭A公司出具的一份鉴定结论，这份鉴定结论是证明杨某销售的使用该公司商标的产品为假冒产品，工商局凭这份鉴定结论，即认定杨某构成商标侵权并予以罚款。杨某不服，称他销售的商品是从A公司的折扣店购进的，不是商标侵权产品，不过杨某没有提供相关的进货凭证。复议机关对以A公司的鉴定结论证明杨某构成商标侵权行为是否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产生了争议。
商标注册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其本质是一种证人证言。虽然杨某并无相反的证据可以证实商品来源合法，但仅凭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是否足以认定杨某的违法行为，这就是证明标准的问题。对证明标准的选择，其实也是对效率或公正的选择：一种是仅凭商标注册人的鉴定结论认定案件事实；另一种是不能仅凭商标注册人的鉴定结论，而应该再调取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案件事实。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大多数商标侵权案件的认定，都是仅凭商标注册人的证人证言，来认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特别是销售商标侵权产品的案件。如果不认同这种较低的证明标准，显然，工商机关打击商标侵权违法行为的力度与效率会大大降低，但如果认同了这种较低的证明标准，又会留下不公正的隐患。
那么，如何把握证明标准呢？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对行政处罚还是应当要求较高的证明标准。这个较高的证明标准可以是不同的标准，但这不是由执法人员自由裁量，而应该由规范来界定。目前理论界通行的观点就是：分三个界限。第一，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适用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个要求比较高）；第二，对吊销营业执照、大额罚款等适用低于刑事诉讼，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第三，对一些日常的行政管理事项，比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金额不大的行政处罚，可以适用民事诉讼里的“盖然性优势证据标准”，所谓“盖然性优势证据标准”，就是在当事人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办案机关调取的“有限证据”来认定事实，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我们在处理外地虚假宣传案件的时候，不适用盖然性优势证据标准。比如：不能够仅凭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认定违法事实，而应该同时调查当事人，或者调取其他证据，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条后定案。近年来，由于查处外地案件案源广、效率高，所以一些县市很喜欢办这类案子。但是由于调查取证成本高、难度大，案子的证据材料往往不充分，这样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大。去年，市局受理了7件复议申请，其中6件为外地虚假宣传案，申请人几乎都提出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争议。其中有这么一个案子，含包装上的虚假宣传。当事人不服的理由很简单：他说你们查处的违法产品不是我公司生产和销售的；而办案机关提出来：虽然没有从当事人那里调取证据，但其他的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产品及宣传品的来源。那么这些“证据链”有哪些呢：经销商的授权委托书（传真件）、产品经销协议书（协议书上盖的是一个虚拟单位的公章）、供货凭证（没有公司印章）、托运单（托运人不祥）、另外就是经销商的询问笔录。在这个“证据链”里，除了询问笔录，其它证据的证明效力都是不能确定的，为此，复议机关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作出复议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并责令重做。
***以上讲的是复议机关在处理复议案件的时候，审查证据的一些规则和认识。讲这些，主要是希望对办案机构在查处案件时，如何更好地把握“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有所帮助。
（下面讲第三个专题）关于抽样取证
抽样取证是个操作层面的问题。是个老话题，但总有新问题。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是目前工商部门负担比较重的职责之一，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取证工作量大，要求高。其中抽样取证就比较麻烦，实践中，引起争议也比较多。那么，如何抽样取证呢？不同的物品，抽样要求不同。
（我们还是通过案例来分析）
基本案情。 2008年5月16日，某公司购得直径为10毫米HRB335型号钢筋19.5吨，在
运回途中，被市公安局交警队检查发现，该批货货物无任何手续，遂移交市工商部门查处，工商部门按规定依法立案。同日，对上述公司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确认事实后，依据《产品质量法》，对涉案货物予以扣押，并与其公司的代理人赵某，共同从上述物品中，以随机抽样方式，抽样三根，每根1.2米，其中一根留样，两根送检。赵某在抽样取证记录上签名并注明“对抽样无异议”。5月19日，工商部门委托某质检所进行检验， 20日，该质检所出具检验报告，结论为“样品经检验，纵肋高、间距、重量偏差三项，不符合规定标准，判该样品不合格”。同时注明“本所仅对来样负责，检验结果供委托者了解样品品质之用”。 21日，工商部门将检验报告送达上述公司，该公司的代理人朱某签收，并注明“无异议”。5月22日，工商部门对上述货物进行封存，其后履行处罚前的告知程序。7月15日，工商部门以上述公司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违反《产品质量法》为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被封存的货物，并处罚款。上述公司不服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法院认为：工商局抽样鉴定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上述事实，从表面上看，工商部门因某公司所购钢材无进货发票及质检报告，进行立案，后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对钢材进行抽样送检，依据检验结论在履行了告知程序后对原告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应该说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经严格审查，就会发现，工商部门在抽样取证上存在如下3个问题：
第一：对鉴定物的抽样取证应由哪个部门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条：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抽样机构或者方式有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委托相关机构或者按规定方式抽取样品。根据《产品质量法》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测办法》的规定，可由承检单位抽样人员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执法人员进行，工商部门也可以单独进行。但如果工商部门所抽的样品不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那么对该样品做出的鉴定结论，其证明力就有限了。因此，一般来说，对于产品质量问题的抽样，还是应当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进行。
第二个问题：该工商部门抽样程序、方法、数量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该型号钢筋标准，对尺寸、表面的取样、试样方法为逐支检验，对重量偏差的测量，试样数量不少于10只，试样总长度不小于60米。而本案中，该工商部门仅取样2支送检，其长度只有2.4米，这说明工商部门非专门的检验机构，可能是对抽样送检的程序不熟悉，也可能是熟悉程序而没有按程序进行，总之工商部门抽样的程序、方法、数量不符合该钢筋取样标准的规定，导致工商
部门认定事实方面出现错误，主要证据存在问题，从而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第三个问题：该工商部门处罚所依据的检验报告不能作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定案依据。虽然上述公司的代理人注明了“对抽样无异议”、“对检验报告无异议”。那是不是当事人认可了，证据就有效了呢？不是这样。当事人的签字只能证明当事人参与了、收到了，或者放弃复检的权利，但证据本身的证明效力不是由当事人决定的。质验所的检验报告也“仅对来样负责”，并不对上述货物的性质、质量作出法律上的判断，检验报告只是定案的参考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2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一）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
（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三）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
鉴定结论一但不予采纳，那么这个案子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了。
因此，抽样取证是工商执法办案的一把利器，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以第三方客观公正的鉴定结论，来判定违法事实，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如果我们在抽样送检程序上存有问题，有时反而会成为，当事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突破口。因此，将抽样取证工作做得细致些，确保程序合法，会更有利于查办案件。
关于抽样取证，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抽样的启动。应该是在接到举报、投诉、上级交办或者日常检查发现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形下，可以抽样取证，否则，不得随意进行。
2、应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是单位的，应当通知其单位领导，并有其单位领导或者相关的物品保管员、管理员、销售人员在场；当事人在场，但拒绝签字盖章的，应当由办事人员在抽样清单上注明情况。经通知，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无法找到当事人的，可以请质检机构派人抽样，也可以邀请有关人员（比如：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当事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消费者协会、当事人所在的行业协会人员）作为见证人到场见证，并在抽样清单上签章。
3、应该当场制作抽样笔录。抽样笔录要记录被抽物品的总体情况、抽样的过程步骤和方法、样品加封情况以及样品的数量、代表数量等；
4、备份。以备复检的样品，可以由承检单位带回，也可以封存在被抽样人处保管。
5、送检。除了要审查检验机构的检验资格（如：检验室认证或省以上计量认证）外，对一些特殊商品还要考虑地区回避问题。样品送检，可由承检单位办理，也可以由工商执法人员和被抽样人共同送检。
6、告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检验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被抽样人。
7、费用承担。
（1）抽取的样品。一般按进货价格购买。如果检验不进行破坏性的测试，经被抽样人同意，可以由被抽样人无偿提供。
（2）检验费用。由工商部门承担。但是如果复检结果与初次检验结果不一致的，复检费由原承检单位承担。
8、样品处理。无偿提供的样品，检验合格的，退回被抽样人；检验不合格的，由工商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 这里有几种常见商品的抽样规范（复合肥、水泥、铝合金型材、油漆涂料、普通胶合板……等商品的取样方法，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同志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从网上发给大家看一看。
第四个专题关于案件的定性问题
中间人垫资是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还是抽逃出资？
基本案情
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办理公司登记时，在公司股东只实际缴纳150万元出资额的情况下，通过向某中间人（另案处理）支付5000元资金使用费，由中间人以公司股东的名义，存入该公司设立的临时帐户50万，随后以银行进帐单取得了200万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并以此于6月27日取得公司营业执照。按照公司和中间人达成的资金使用协议，中间人存入银行的50万资金，在取得银行进帐单后立即全额转回，后因出现特殊情况， 6月30日，也就是公司已取得营业执照以后，中间人才将这笔资金转回。
本案争议焦点
在调查处理这起案件时，对当事人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如何定性处理，产生了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应按虚报注册资本定性。理由是，公司在登记时，股东只实际认缴了150万资金，另外50万是中间人假借股东名义出的资，且不久后即转回，构成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册资本的违法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按虚假出资定性。理由是，公司的注册资本应为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而该公司在办理登记时，股东实际未缴付50万，这是股东的个人行为，应按照虚假出资进行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按抽逃出资定性。理由是，公司办理登记和取得公司营业执照时，其临时帐户上确实存在200万资金，银行的进帐单和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都是真实的，转移其中50万资金，不是发生在登记之前，而是之后，这符合抽逃出资的时间要件。
案件分析
“二虚一逃”案件近年来查处的比较多，但对于这三种案件的定性一直都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目前比较明确的界线有以下3条：1、虚报注册资本必须是有全体股东合谋，损害的是公司登记秩序，虚假出资则是部分股东未真实履行出资义务，既损害了公司登记秩序，也损害了其他股东的权益。２、股东抽逃出资应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后。３、股东借钱注册、股东向公司借钱均不违反法律规定。
那么，对于中间人垫资用于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后又将该笔款抽出的行为到底该怎么定性？《公司法》199条、200条、201条，对虚报、虚假、抽逃三种行为作了规定，但不是很明确。由于这三种违法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一些方面存在交叉竞合，很容易混淆。从本案当事人的行为来看，三种特征都具备，但认真分析一下，我们认为按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定性，比较妥当。理由如下：
1、从行为人主观故意看，虚报的目的是获取公司登记；虚假出资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公司的股份；抽逃出资的目的是将出资抽回，动机往往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挪作他用。从本案事实看，当事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取得公司登记而不是骗取公司股份或者逃避债务。其次，对虚报行为，其他股东往往是知情的，而虚假、抽逃行为相对于其他股
东而言往往是隐蔽的。从本案事实看，实际出资人是公司股东，中间人未出资，只是将款项借给公司作注册资金，该行为实际上是股东的整体意志。
2、中间人存入银行资金并非公司股东合法出资。股东可以用自己拥有的资金出资，也可以用自己合法取得使用权的资金出资，包括借款，但该案中间人代股东存入银行的50万，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合法的借贷关系，股东对其既不具有所有权，也不具有合法的使用权，而是中间人为获得非法的高额使用费、公司为骗取200万的公司登记而合作实施的违法行为。
3、违法行为并非发生在公司成立之后。该案尽管转移资金的行为是发生在公司成立后，但在该行为之前，公司就已经利用了中间人的资金，骗取银行进帐单、验资报告，并以此骗取公司登记。
转移资金属于虚报行为的组成部分。该案从开始由中间人代股东假出资，到后来骗取公司营业执照，再到后来将50万转回，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多步骤骗取200万注册资本公司登记的行为。从全过程看，开始的虚报出资是案件的实质，后面的转移资金是案件的最后一个步骤。从逻辑上分析，正因为开始出资是虚假的，所以后来必定要将其转移；既然开始出资就不合法，就谈不上后来的抽逃。如果按照抽逃出资定性，则等于承认前面中间人代股东出资合法，否认了当事人整个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不仅不能使当事人的全部违法行为得到制止和处理，中间人的违法行为也将难以给予追究。
最后讲一讲关于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近年来，行政机关的执法工作，来自外部的监督比较厉害。
报纸、报刊、网络媒体，记者、公益举报人，这些名词我们应该慎重对待。
最早的监督是对行政处罚案件的监督，表现得比较突出，后来是行政许可，再往后是告行政机关不作为。尤其是现在信访条例、政务公开条例出来了以后。我们局目前好象还没有不作为的复议和诉讼，但在有的市州、包括我们的上级局，告不作为的案子逐年增加。去年有一个律师盯上国家总局，总局一年16份复议案件，其中他就提了11件，都是关于不作为的。什么垃圾短信不处理、虚假广告查处不力、查了又不反馈等等。去年省局收到的复议
案件，也有近60%是不作为引起的。
行政不作为，一般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违反规定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关于不作为的判断标准，以及作为往下走走到什么程度？这个还需要多方的研究确定。但在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些职业打假人的申诉举报。作为一名公民，发现涉嫌违法现象，积极向行政机关举报，其行为值得提倡。但由于有的职业打假人往往目的在于获取双倍的赔偿金和举报奖，如果达不到目的，就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复议诉讼的理由一般有三种：一是作为消费者，申诉没得到调解处理；二是对被举报人没查处；三是处理结果没反馈。
（我们省局就遇到过这么一个案子。）
2009年11月，职业打假人刘某向某市工商局举报某珠宝公司发布虚假广告，说该公司生产的黄金首饰获得“中国名牌”称号，却在广告中将其生产的所有首饰宣传为中国名牌，并受广告误导在该公司购买了铂金戒指一枚。市工商局收到刘某的举报信后转交区工商局调查处理。
区工商局接到市局转办的举报信后，予以立案。2010年1月7日，区工商局以被举报人能够主动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作出了销案决定，并于1月16日，由区工商局下属的工商所工作人员以电话方式将案件处理情况告知了刘某。刘某对该处理结果不服，并以市工商局为被申请人，向省工商局提起行政复议。
双方争议的焦点：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举报的做法是否合法适当？本案的被申请人是否适格？
申请人刘某称：1.被申请人的处理程序不合法。申请人受虚假广告误导购买了铂金戒指，因此申请人的投诉既是申诉，又是举报，被申请人却没有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的规定受理申诉和组织调解。
2.珠宝公司的行为导致了申请人购买铂金产品，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危害后果，被申请人应当依法对其进行查处。
3.申请人是向市工商局投诉的，应当以市工商局为被申请人。
针对刘某的说法，被申请人答复称：
1.被申请人的处理程序合法。因为刘某无法提供购货发票，购买铂金戒指、权益受到损
害等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因此无法证明申请人是申诉人，不适用《消费者暂行办法》组织调解。
2、被申请人收到举报信后，即转交下属区工商局查办，区局经调查后作出了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履行了告知义务。
3.申请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主体不适格。因为对举报的实际处理是区工商局，因此不应以市局为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经过审理后认为，被申请人收到举报后，转交区工商局查办。区局依据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作出销案的决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其下属的工商所工作人员将案件处理结果及时告知申请人，符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申请人作为一名公民，其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侵害，因而不具备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另一方面，区工商局作为行政分局，具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复议申请所指向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该区局的行为，不是被申请人市工商局的行为，因此，以市工商局为被申请人，主体也不适格。依据《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收到该复议决定后没有提起行政诉讼。
这个案子虽然以驳回复议申请告一段落。但从这个案子里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由于公益举报人（也就是职业打假人）特殊的举报目的，因此，我们对这一类的举报要慎重对待，针对不同的诉求，可以按照申诉案件的处理程序，或者举报案件的处罚程序，妥善处理。当然，在实践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职业打假人往往将申诉和举报一并进行，在在我们工商机关内部，申诉和举报适用不同的处理程序，也不是一个执法机构承办，那么如何统筹考虑，还需要从立法的角度进一步理顺，使执法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被职业打假人利用。
我的讲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