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遥不可及的寓言还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试论《阿飞正传》的现实背景和终极意义
内容提要：结合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思想状况，本文试图证明电影《阿飞正传》的现实意义，及其内容、主题的普适性。
主要观点：1、王家卫的个人经历是他创作《阿飞正传》的心理依据，同时，相当数量的香港市民也有和他类似的经历。
2、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与六十年代的香港的诸多相似之处，使得《阿飞正传》应运而生，回望的同时也暗喻现实。
关键词：移民城市经济增涨局势不稳归属感
1990年12月，王家卫执导的第二部作品——《阿飞正传》上映，它毫无疑问地标志着王家卫创作风格的形成。
有人说，王家卫的电影很欧洲，独立制片，强调导演个人风格，MTV式的镜头语言，奇特的镜头轨迹，非常规的构图比例，浓重又灰暗的色彩，后现代式对白方式等等，这固然不错，但同时，王家卫的电影也很香港，人物、语言、思维都实实在在成长于香港、加之独到的用景，如《阿飞正传》的皇后餐厅，《重庆森林》的重庆大厦、半山电梯，《堕落天使》的大球场、观塘地铁站、三六九饭店，《花样年华》的金雀餐厅，一起造出浓浓的香港味的气场，王家卫的电影并非是与现实无关的寓言，而是运用抽象的主题试图表达香港人灵魂和命运。
《阿飞正传》的故事发生于60年代的香港，讲着一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一个孤傲又自卑，自怜又自残的男子，渴望爱又怀疑爱，怕被束缚又想找到自己的归属，在无数次拒绝别人之后，仍然无法逃脱被拒绝的命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否定，“以前一直以为有种鸟一开始飞就会飞到死亡那一天才落地，其实它什么地方也没去过，那鸟一开始便已经死了。”此刻我们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绝望，同旭仔一道陷入无法自拔的虚无。
《阿飞正传》以六十年代初期为背景，折射的却是九十年代人们疲惫的灵魂。阿飞(旭仔)是上海移民，他从未见过生母，自小由养母养大，因此长大后他对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他先后与售票员苏丽珍和舞女咪咪同居，但后来又相继抛弃了
她们。阿飞决计找到生母，为此他只身前往南洋。一直暗恋苏丽珍的警察(刘德华)目睹了苏丽珍与阿飞的决裂后，决定改行去跑船。在菲律宾，他又见到了阿飞，此时的阿飞已在一场欧斗中身负重伤。他守着阿飞死在一列返乡的火车上。
像王家卫的其他电影一样，故事讲着一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永远不要寄望从他的电影里得到情节的满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起承转合，电影一开头，没有给观众任何交代，就开始自说自话，旭仔走入小店，买汽水，付钱，交谈，如同随意截取的生活片段，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如此。王家卫的电影，绝不是用来讲故事的。如果你所抱的期望是它能同其他香港电影一样，利用各种电影技巧讲述一个精彩并高潮迭起的故事，那你注定会失望。它们往往是一种情绪的渲泄和人生观的表达。所以在那些电影里，情节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更普遍意义上的“香港电影”里，情节也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这表现在他们经常性地没有剧本，而是通过一种“集体创作”的方式，碰撞出整部电影中最好的桥段和搞笑或煽情场面。至于如何将这些场面和桥段连接起来，则不在他们的重点考虑范围之内，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驾轻就熟的电影技巧甚至就是生拉硬扯也不会有丝毫的担心和脸红，因为在他们眼中，那些精心设计的华彩段落已完全可以满足大众娱乐，成为票房的基本保证。王家卫不过是把这种创作方法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惟一的区别是他“志”不在娱乐，而在表达。而表达往往是一种很私人化的情感所引发的行为，所以王家卫的个人爱好是在片场进行即时创作，演员往往和那些道具一样，成为触发他灵感，并为他所利用的一种工具。
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一部“成品”的王家卫电影中，所看到的角色，即使是主角面目亦经常模糊不清，但他的个性却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在影片中从始至终纠葛缠绕不清，这些主角所起到的作用，传递情绪更多于塑造人物。
影片的主人公旭仔是一个孤傲又自卑，自怜又自残的男子，他渴望爱又怀疑爱，怕被束缚又想找到自己的归属，在无数次拒绝别人之后，仍然无法逃脱被拒绝的命运。
影片中有一场，旭仔从床上起来，对镜独舞，这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这场没有对白的戏在于浮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及那段“无脚鸟”的著名对白，显示了角色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如果欠缺了这些场景便很难解释角色的自我。很多影评人都非常欣赏他那独舞的一段，也唯独是张国荣能表演出这样姿态，非常沉醉的形态。很多时跳舞都会有一位舞伴，但旭仔他独舞，他不是痛苦的、不是发泄、挥汗的形态，而是在享受中，他共舞的对象是镜中的自己，这是用了高度风格化的场面设计去清晰浮现角色的极度自恋。这状况也导致他不会爱别人，包括张曼玉的角色、刘嘉玲的角色、养母、生母，他只会爱自己，这世界上没有其它人也不重要，他还有镜中的自己共舞，这画面将角色的内心世界用风格化的场面深化了出
来，当观众掌握到这点的时候，便能解释到为何旭仔会有那些的决定、行为、说话。“无脚鸟”的故事是旭仔给自己设计的浪漫化自我形象，电影结局时，这个设定是给打破了。王家卫在这方面其实是在揭露人性的特质，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些特定设计的形象，以为自己是一类，其实并不是。旭仔的问题是将自己神话化了，以为自己就是“无脚鸟”，结局是给刘德华的角色一语道破，“你那个部份似鸟？你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刘德华所扮角色，则正是人性中的另一面，旭仔是放纵，他是压抑；旭仔是背叛，他就是维护。就像《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他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克制，他出现的时候，永远是晚上，大大的警察帽，遮住了他的眼睛，也遮住了他的欲望，他默默地听苏丽珍对她倾诉，也默默地爱着她，但在将要分别的时候，很随意地说苏丽珍以后可以打那个公用电话找他，而他此后每晚巡岗，经过那个电话，都会等很久。这是电影中唯一一处表达他的情感的地方，更多地则是他对别人的规劝。他的这个角色所要传达的东西，在以后的电影中分别被黎耀辉（《春光乍泄》）、周暮云（《花样年华》）等人物取代。
王家卫的电影，更多的意义上是男人的电影，影片表达的更多是男人的内心，而女人则用来诠释爱情，虽然有女性角色，但没有绝对的女主角，苏丽珍和梁凤英（露露）一个安静如水，一个热情似火，一个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她的爱情要有一个明确的前途。另一个则要抓住眼前，为爱付出一切。所以苏丽珍在两人确定关系时说“我怎么跟家里人说？”分手的时候说“你有没有喜欢过我？”而露露在与旭仔同居后，过得很开心，甚至提出要由她养家，旭仔失踪之后，她卖掉车，义无反顾地去菲律宾找他。
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故事碎片，配合全片淡蓝淡绿、散光水影的摄影调子，不是黑夜便是阴天或室内的场景（刘德华与张曼玉通宵漫步，却于黎明前分手；张国荣死前最后的独白道出“天开始亮了”——对日出代表光明与希望的反讽），成功营造出一种惆怅的氛围。缘分的无常，人生的无奈，带着自恋的情绪，优美地随着片尾如同叹息一般的《何去何从》，深深地植入了观影者的心中。
《阿飞正传》拍于1990年，却选择60年代作为背景，又一反香港电影娱乐大众的特点，试图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这在新武侠、黑帮片盛行的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异数，与时代主流相背离的主题和背景，也注定了该片在票房上的失败。
然而，这部影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
首先，这与王家卫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1958年，王家卫出生于上海，五岁时随家人来到香港，时值1963年，对于一个敏感的小孩，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最初印象总是很难磨灭的，同时，语言的不通，习惯的迥异，母亲的孤独，亦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而，60年代的香港，带着一些上海的味道，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使他有着强烈的表达的欲望。而这样的心理并不是王家卫所独有的，香港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就像片中的旭仔和他的养母，他们来自上海，虽然已经在香港居住了几十年而且很可能继续住下去，但他们始终觉得这是个暂时的容身之地，客居的心态，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而六十年代的香港，又是大陆向香港移民的高峰之一，因此，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并不是他的自说自话，并不是他要无中生有地讲述一个非普适性人物的生活、情绪。而是一个真实的反映和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家卫电影是有相当现实意义的，虽然我们不能确认他的这种表达是出于自发还是出于自觉。
从宏观上看，《阿飞正传》所在的六十年代的香港，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1949年中国的内战以共党的胜利宣告结束，相当一批资产者从大陆逃往香港，他们的到来为香港注入了新的资源与活力，成为香港飞速发展的一大动力，香港的1960年代跟随过去十年的步伐，继续发展与扩张制造业。强劲的经济增长令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新加坡、韩国、台湾齐名。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加上政府也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及公共房屋，香港居民的生活质素有相当的改善。但随著中国大陆的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新移民涌入，注定了香港的繁荣现象是不健康的。香港此时的局势也仍不稳定。虽然国民政府在香港的影响力较1950年代为少，但由于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香港变得动荡不安。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刚刚感到些许安全感的香港人，这种起伏只能加重他们不安全感，让他们敏感的神经绷得更紧。
因为香港长期的殖民地身份，使得香港人虽能享有更好物质条件却缺乏根本的归属感，无论是香港的土著居民还是外来移民，都会很轻易地陷入一种惶惑和恐惧，他们否认自己的现实归属，又被内心的归属抛弃，他们的灵魂像浮萍一样永远处于漂浮的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同样的动荡在香港人那里会有更为强烈的反应，在他们的眼中一切都显得那样飘忽不定，人们产生了种种疑问，什么是可信的？我能够拥有什么？什么又值得我永远拥有？旭仔始终不能向任何一个女人承诺，他的理由是，不到最后，他不会知道自己最喜欢哪个，这不是浪子的借口，而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因为漂泊，所以更渴望归宿，因为珍视归宿，所以不敢轻易停止漂泊，因为害怕错过而最终错过。这是一个让人心生凄凉的悖论，但它的确抽象地概括了港人的心声。
而创作《阿飞正传》的年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与六十年代的香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978年内地的改革开放，将香港作为与外界交流的中介，这大大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的金融，工业等在十年间实现了前所未有跨越，在此影响之下，电影工业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王家卫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最丰盛的电影工业下培育出来的精英。
然而，在这些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在过渡期内，由于中、英双方为着政改问题而斗争执不下，虚耗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以致很多民生、社会及经济等问题被忽略了。另一方面，由于两国关系恶劣，很多与回归及新机场计划有关的重大事务安排，也因意气之争而被窒碍或拖慢，香港的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
《阿飞正传》的票房又一次验证了王家卫在电影中对香港人心态的准确描述，旭仔于无奈之下醉生梦死，港人亦大都如是。因而《赌侠》在当时战胜了《阿飞正传》，但《阿飞正传》最终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王家卫拍出了《阿飞正传》，站在一个时代，我们冷眼旁观另一个时代，发现历史和灵魂在反复走着同一个轨迹，因此，《重庆森林》、《花样年华》、《东邪西毒》、《2046》……也在反复讲着同一个故事，前进和求索都是虚妄，我们所能做的，不是苦寻出路，不是一味逃避，而是感受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参考书目：[1] 郑宏泰，黄绍伦.《香港股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
[2] 潘国灵，李照兴.《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