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姓名：邹璧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国民经济学
指导教师：张立军
20071113
摘要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该问题的落脚点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湖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村经济改革取得很大成效，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可是大家也要看到，目前湖南农村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使得金融体系整体功能被削弱，金融服务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求，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这也是近几年湖南农民收入水平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诱因。
本文基于湖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现实，来认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职能和作用。本文运用统计方法，从湖南农村储蓄比率、农村金融机构信贷、农村投资水平等方面分析了对湖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经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知道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湖南农民收入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且湖南农村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性因素，但农民收入增长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却被拒绝，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就说明了在湖南农村金融政策传递过程中存在一些制度因素阻碍了收入对金融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之后，进一步细化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在短期内，湖南农村金融反而会对湖南农民收入增长起抑制作用。可是随着农村金融逐步深化，资源配置逐渐合理，在长期湖南农村金融将会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湖南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
Abstract
" 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s i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farmer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ing standards. With Hunan building a well-fixed society, how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peasants is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unan’s a major task. Since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Hunan’s rural economic reform has achieved marked success, which include rapid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But we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the current rural financial inhibition phenomena in Hunan, which has weakened the whole functions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difficult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by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what is an important incentive reason that the income of peasants in recent years at a level of slow growth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 expand in Hu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level of Huna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ant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and role that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Hunan rural financial plays in the growth of the farmers’ income. This paper uses statis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the impact in th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in Hunan from Hunan rural savings rate, the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n rural areas. After unit root test,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we kn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na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growth of farmers, and the Hunan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 facto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but it was rejected that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growth is Granger rea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financial, that is to say that they do not exist two-way Granger causality, indicating that in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financial policies in Hunan rural areas, there are some factors hindered the revenue system to promote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ter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 we found that in the short term, Hunan rural financial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the income of Hunan farmers on the contrary. But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e rural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gradually became reasonable, in the long-term Hunan rural financial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Thus it will provide the empirical basis to Hunan ru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policy options.
Keywords: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ome Growth For Farmers;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插图索引
图3.1 变量一介差分检验图 (18)
图3.2 变量RI对RS单位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曲线 (21)
图3.3 变量RI对RL单位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曲线 (22)
图3.4 变量RI对CAV单位新息冲击的脉冲响应曲线 (22)
图3.5 变量RS的预测误差分解曲线 (23)
图3.6 变量RL的预测误差分解曲线 (24)
图3.7 变量CAV的预测误差分解曲线 (24)
附表索引
表1.1 各种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主要区别 (4)
表2.1 湖南1980-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9)
表2.2 近10年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1)
表2.3 湖南省1995—2005农村金融相关率 (13)
表3.1 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18)
表3.2 协整检验结果 (19)
表3.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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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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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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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
第1章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在全社会引起极大关注。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放到重要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是继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第四年制定的推动“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1]。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收入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无疑是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使得农村贸易条件大为改善，农业产出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村金融剩余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的演变，农村金融体制也出现了变动[2]。
农村金融一般指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总称。农村金融有两层涵义，在广义上是指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部门。狭义上只是指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为主体的传统部门的融资支持，又称农业金融。本文中的农村金融是指所有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金融组织。金融发展就是指金融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方向的发展，而金融结构是指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包括各种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但目前，我国农村领域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如何通过金融深化，消除妨碍农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速度提高的金融抑制，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早期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后增设农业发展银行，不断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有力促进了湖南省农村经济的飞跃。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由综合性向单一性的转变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反复，使湖南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受到削弱，已难以适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回顾湖南1978年以来的农民收入情况，纵向比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横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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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逐步拉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非农产业就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以及湖南的欠发达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等内部原因，农民收入一直在低速增长，全省仍有部分农民在贫困线左右徘徊，农民收入的低水平不仅延缓了农民生活的改善，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之一。
在此背景下，可以发现研究湖南农村金融与湖南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如果除去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和90年代初的粮食提价所带来的集中影响，农户的收入发展是缓慢的。特别到了“九五”期间，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出现了持续增幅减缓的趋势。伴随着湖南农村经济发展的放慢，农村经济出现困境。无疑，此时的农村经济剩余大大减少，国家从农村资源提取的收益下降了，而与此同时国家的控制成本却大为上升。国家开始收缩国有金融组织，并逐步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在国家弱化以直接行政方式扶持湖南农村经济的同时，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支持就显得更为重要。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发达程度与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联系到湖南地区，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中部崛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湖南可以借鉴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大力推进金融发展，并提出湖南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对策和建议，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一种思路。
1.2 文献综述
1.2.1 农村金融理论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农村金融产生原理的传统理论有两种，即农业融资论和农村金融市场论。农业融资论认为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所以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支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社组织将大量低息的政策性资金注入农村。农村金融市场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强调农村金融也有市场机制在运行。他们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在农业融资论和农村金融市场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新的农村金融理念。如哈耶克（Hayak）从信息角度出发，提出了局部知识论[3]。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论[4]。他们的理念对指导现代农村金融发展十分重要。
（1）农业融资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理论的主流学派说是农业融资论。该理论认为，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农业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5]。为此，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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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金，且利率应较其他产业更低，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分配，以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缓解农村贫困。同时低利率政策和农村大量信用合作组织的存在，还可以促使农村金融市场非正规金融（主要是高利贷）活动的消亡。根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广泛实行了相应的农村金融政策，扩大了向农村部门的融资，比如在20世纪60—70年代，亚洲各国都由政府设立了各种专门的农业金融机构，将资金注入农村，以应付随绿色革命普及而增大的农村内部资金需求。此政策在的当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同时许多国家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事实上，即使是贫困农户，也有储蓄需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储蓄的机会和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者会进行储蓄。沃格尔还指出从提供农村贷款看，由于贷款的用途是可替换的，低息贷款很难促进特定的农业活动，低息贷款政策很难实现其促进农业生产和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再分配目标，往往造成低息贷款的主要受益人不是农村穷人，低息贷款的补贴可能被集中转移到使用大笔贷款的较富有农民身上。
（2）农村金融市场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融资论。农村金融市场论是在对农业融资论的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主要理论前提与农业融资论完全相反（张元红、马忠富等，2002）[6]：①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在各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研究表明，只要提供存款机会，即使贫困地区的小农户也可以储蓄相当大数量的存款（Rutherford，1994[7]；Adams，2002[8]），故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②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贷款，抑制了金融发展；③运用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④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农村金融在市场机制的规律下要做到：①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的借贷中介），应以动员储蓄作为其重要职能；②为了实现储蓄动员、平衡资金供求，利率必须由市场机制决定，而且实际存款利率不能成为负数；③判断农村金融是否成功，应根据金融机构的成果（资金中介量）及其经营的自立性和可持续性来进行；
④没有必要实行专向特定目标贷款制度；⑤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应一律取消，应当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结合起来。
由于该理论完全仰仗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仍占主流地位。但是农村金融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运作，有一些社会问题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只有运用政府的职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3）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由于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等市场经济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市场机制也存在着严重缺陷。人们认识到，为培育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就是其中之一，其基本框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放款一方（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不完全信息），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因素[9]。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简单地提高利率水平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Hoff&Stiglitz，1993）。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也为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显然它不同于农业融资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尽管农村金融市场能存在的市场缺陷要求政府和提供贷款的机构介入其中，但必须认识到，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都必须要求具有完善的体制结构[10]。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介入，首先应该关注改革和加强农村金融机构，以及排除阻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这包括消除获得政府优惠贷款方面的垄断局面，随着逐步取消补贴而越来越使优惠贷款集中面向小农户，以及放开利率使其可以完全补偿成本。
概括起来，这三种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表1.1 各种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主要区别
农业融资论农村金融市场论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必要不必要当市场机制失效时是必要的利率管制的必要性低利率管制自由市场利率放松管制
对金融机构管制的必要性必要不必要逐渐放松管制
提高资金回收率的方式指导性贷款利用市场机制强化资
金的自我筹集
灵活运用贷款互助小组等金
融或者非金融手段
贷款资金的筹集由外部注入在内部筹集主要在内部筹集不足部分由政府提供
专项贷款是否有效有效无效方法适当则有效
对非正规金融的评价弊大于利是有效的金融形式政府应适当引导
1.2.2 农民收入理论
在国外经济学界，与“农民收入”问题相关的研究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庇古提出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论等。
庇古和罗宾逊的福利经济学。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和罗宾逊对他的供给理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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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庇古（1920）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成为西方“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主张国家应关心贫穷问题，需要照顾农民等低收入阶层，采取适当措施致力于福利的增加[11]。罗宾逊则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被誉为是当代国际杰出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罗宾逊对不完全市场竞争的状况做了分析，把价格歧视纳入她的理论结构中，对之做了新的阐述和发挥，在分析方法上强调用边际分析法来分析利润的最大化。按照它的观点，农产品面临不完全竞争，经常遭到价格歧视，因而农民收入经常受到市场的影响[12]。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及相关的收入理论。早在17世纪英国的尼古拉·巴贲就提出了商品价值取决于效用的观点。边际效用论的奠基人和直接先驱德国的赫尔曼·戈森（1854）在《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人类行为的规范》一书中，提出了两个规律：一是效用递减规律，二是边际效用相等的规律。1933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表明：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时，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民增收自动掉入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农业生产效率始终无法提高，农民收入难以有根本性提高[13]。
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的消费倾向论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根据这个假说，在一个社会中，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收入中储蓄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个结论和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的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变的统计观察相矛盾。二战以后，为了解决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和库兹涅茨(S.Kuznets)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变的经验统计验证之间的矛盾，先后提出了一些解释性理论，其中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斯密西斯的绝对收入理论相对重要。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以个人消费固定比例于永久性收入来说明长期消费函数的特征，他认为永久性收入是个人拥有的这些财富预期得到的平均收益的总和。按照他的理论，农民永久性收入相当于一生的收入，它是以一个人拥有的真实财产、金融资产和他的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斯密西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当凯恩斯说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时，是假定了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是不变的，是一种参数。如果作为参数的一些因素变化了，那么消费倾向也随着变化了；多种因素的变化和对需求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长期保持消费倾向不变，因此对农产品的消费倾向也可以保持长期不变，农民收入增长势头也就可以保持长期不变。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商业部门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就是工商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不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断萎缩，因此农民收入难以提高[14]。
其他学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研究做出了贡献，如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发现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应实施不同的农业政策[15]；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要重视农村的发展，建立乡村工作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16]；英国学者雷钠分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增长问题，也探讨了世界各国的农民增收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特丽·西库勒研究了自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农业政策，认为中国的农业政策在增加农民收入上不可否认取得了成功[17]。
1.2.3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理论
农民收入增长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特别重要意义，然而，综观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鲜有直接实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文献。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地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Goldsmith，1969[18]；McKinnon，1973[19]；King and Levine，1993[20]）所替代。在已有的文献中，1975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研究人均财富差异（公平问题）与人均财富增长（发展问题）之间关系时，首次提出公平与发展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Greenwood 和 Javanovic(GJ, 1990)在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规范化地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会加剧；而在长期，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发展，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收敛于平等水平；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21]。随后Aghion and Bolton(1997) [22]、Piketty(1997)、Matsuyama(2000)等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下，因此存在财富不平等现象；而到了金融市场有效和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的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就会逐渐收敛于稳定的平等状态。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差异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内在基础。在2003年Townsend和Ueda在GJ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和改进，以更统一的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化路径，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曲线。这些理论模型拓展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空间，为该领域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然而Clark，Xu&Zou(2003)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是负相关的，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许多研究(如Shi,Sicular&Zhao,Yang,1999;李实、魏众,1999[23])认为，农副产品价格、农村不合理的税赋安排、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均很重要.
不过从现有文献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做出实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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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尚不多见。而国内学者在国外相关研究的推动和启发下，对类似问题也进行了探索。
章奇等(2004)首次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金融发展的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24]，然而，陆铭、陈钊(2004)的一篇研究城市化的实证研究文献表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25]。
许崇正，高希武（2004）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考察农民纯收入与农村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农村从业人员的人均信贷投资额、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关系，证实了信贷资金对农民增收的支持作用不够[26]。
姚耀军（2005）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27]。
温涛、冉光和和熊德平(2005)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基础上，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中国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直接替代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28]。
张立军、湛永（2006）通过对1978-2004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重、经济开放程度指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等经济和社会因素指标共同构建VAR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1978-2004年农村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29]。
综合以上研究，大部分均只研究了中国整体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却并不多见[30]。即使是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研究，也只是从我国的整体情况出发来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发展的显著不平衡性，各省经济差距很大，农村金融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还必须深入到地区层面。
1.3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导论。农村金融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也累积了一些文献，本文在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第一部分的文献综述中也从几个方面加以整理了。在这里奠定了本论文涉及的理论基础。除了文献综述外，这一部分也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内容及创新之处做了说明。
第二部分是湖南省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现状与分析。本文的题目是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故首先应从它们的发展历程，在各个历程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回顾，分别从系统和各个机构分析湖南农村金融，指出它们的现状所存在的问题。然后将湖南农民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省内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进行比较。通过以上的比较，本文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下来分析我国湖南农民收入的特性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是对湖南农村金融对湖南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农村金融应该服务于农村经济，研究湖南农村金融发展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增加农民收入做出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证经验上的支持。故首先应分析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说，本章首先采用协整分析来进行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协整分析中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从协整分析的结果来看，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第四部分对改进湖南农村金融的对策进行探讨，认为湖南农村金融应该加强农业银行县以下机构建设，提高农业银行对湖南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按股份制改造湖南农村信用社，使其成为湖南农村的金融主力军，大力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设，引导民间金融组织发展，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业绩评估系统的建设，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1.4 本文的研究创新与局限
本文的创新在于：虽然目前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关系的研究，可是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农村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即使是研究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关系，也大部分是基于国家层面。本文结合实际，对湖南省当前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使得研究更为具体，并从农村金融支持的角度寻找可操作性强的解决湖南省农民增收问题的办法，在国家做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一决策近两年后的今天，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本文的局限在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所以，选择合适的农村金融发展指标是本文的一个难点。而且因个人能力有限，数据收集工作十分困难，部分数据难以收集，有些数据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等原因只能选取粗略的方法估算，这可能会给本文的实证研究带来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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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湖南省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2.1 湖南省农民收入情况与城乡收入差距
2.1.1 湖南省农民收入情况
（1）湖南农民收入成倍增长，但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湖南省农民收入的成倍增长。据统计资料表明，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42.56元增长到2005年的3117.74元，按当年
价格计算，27年累计增长了20.86倍；扣除价格因素，累计增长6.2倍，年均增
长率为6.06%。
表2.1 湖南1980-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份人均纯收入（元）较上年增长率（%）年份人均纯收入（元）较上年增长率（%）1980 219.72 —— 1993851.87 15.20 1981 241.71 10.01 19941155 35.58 1982 284.38 17.65 19951425.16 23.40 1983 315.67 11 19961792.25 25.76 1984 348.2 10.31 19972037.06 13.66 1985 395.26 13.51 19982064.85 1.36 1986 439.66 11.23 19992147.18 3.99 1987 471.3 7.2 20002197.16 2.33 1988 515.35 9.35 20012299.46 4.66 1989 530.52 2.94 20022397.92 4.29 1990 545.69 2.86 20032532.87 5.63 1991 688.91 26.25 20042837.36 12.04 1992 739.42 7.33 20053117.74 9.87
综观26年来湖南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综合起来看，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到1986年，为收入高增长阶段，7
年累计增长了1.56倍，年均增长率为12.46%。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1年，
为收入徘徊阶段，加上价格因素，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1997年，为收入高速增长阶段，年均递增速度均为两
位数。第四阶段是1998年起至2000年呈现出缓慢增长特征。1997年湖南农民人
均纯收入为2037元，2000年为2197元，3年增加169元，增长额低于第二阶段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水平，但因物价因素影响程度小，年均增幅比地二阶段高，达到4.2%。第五阶段是2001年至今，为增速回升阶段。2000年至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197元增加到3117元，5年共增加920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8.37%，增速快于缓慢增长的第四阶段[31]。
（2）湖南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根本转变，来自第一产业收入退出主体地位，其他收入比重显著上升，收入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民生产经营结构相当单一，因而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也十分单一。1978年湖南省农民纯收入中，从事农业生产（含农林牧渔业，下同）的收入比重高达98.1%，人事非农产业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合计只占10.9%。20余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农民就业领域的多元化，形成了多元化的收入格局，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其他收入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湖南省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比重下降到41 %，来自非农产业和非生产性的收入合计已达59%，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为39.4%，家庭非农产业经营收入为14%，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为5.6%。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关键是得益于农业生产以外各种收入的快速增长，其中最突出的又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工资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湖南省农村劳务经济有较大发展，农民外出劳务的人数、时间和工资水平全面增长。拖欠农民工资问题也得到了控制和部分解决。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5年湖南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人数比上年增长7.7%，平均每个外出的劳务人员外出务工时间为7.56个月，外出劳务总时间比上年同期增长1.3%，平均月工资水平为6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32]。
（3）湖南省内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从地区情况看，如果以当年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水平为1，将各地州市农民收入水平与之比较，计算收入比，湖南省各地农民收入状况呈现以下三个基本趋势：一是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若将全省各地农民收入比减1，将其差全部看作正值并相加，然后除以地区个数得其商。这个商就可以综合反映出各地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情况，商越小说明差距越小，商越大，说明差距越大。以此计算，1987年该商为0.12，1998年该商为0.16。二是最高收入地区与最低收入地区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1990年，农民最高收入地区为长沙市，最低收入地区是湘西自治州，两者之间的收入之比
∶。三是从各地收入比的变化为1.911
∶，2005年两地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为2.771
状况看，总体上湘东南各地区呈上升趋势，湘西北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前者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后者要快。
2.1.2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2005年，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2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117.74元，两者相差6406.26元，前者与后者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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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全国2.791
∶的水平。湖南城乡居民内部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3.051
就更大,如在湖南城镇和农村中，最高的城镇与最低的农村比较是8.04倍，最低的城镇与最低的农村比较也达4.23倍，最低的城镇(县城)也比最高的农村高[33]。
（2）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湖南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均较快，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34]。
根据表中可以看出，2005年湖南省农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2.7%，比1997年的39.1%下降了6.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2004年为3.04，2003年为3.03，2002年为2.91，1997年为2.56，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隐性福利等成分，则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还要大，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按照二元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拉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会逐步缩小。可以看出，近十年湖南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35]。
表2.2 近10年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年份农村人均纯收入I（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E（元）城乡收入差距E/I
1996 1792.25 4863.5 2.62
1997 2037.06 5209.7 2.56
1998 2064.85 5434.3 2.63
1999 2147.18 5815.4 2.71
2000 2197.16 6218.7 2.83
2001 2299.46 6780.6 2.95
2002 2397.92 6958.6 2.91
2003 2532.87 7674.2 3.03
2004 2837.76 8617.5 3.04
2005 3117.74 9524.0 3.05 2.2 湖南省农村金融发展
2.2.1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演化
自1979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配合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推动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化的发展，农村金融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农业银行恢复以前，我国农村金融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农村信贷和农村信用社业务组成。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后，改变了传统的运作目标，明确提出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农村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信用合作社也重新恢复了名义上的合作金融组织地位。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但它接受中国农业银行的管理。
80年代后，农户重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村金融市场一下子出现了2亿多个信贷交易对象，原有的计划信贷方式和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经济机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也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大发展。
1994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试图通过该银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中剥离出来，并继续强调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根据国务院1994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计划在1994年基本完成县联社的组建工作，1995年大量组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不过，实际进度大大落后于这一阶段所设计的目标。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就是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督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1997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后，在强调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对金融风险的控制也开始受到重视，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主要体现在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确定到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上，且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政策趋势日益明显且力度不断加大。包括：放宽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限制、加大国家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不良资产问题、推动并深化信用合作社改革试点工作等等。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普及和深入，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自由借贷市场构成的农村金融体制格局[36]。
2.2.2 湖南农村金融现状及存在问题
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早期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后增设农业发展银行，不断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有力促进了省域农村经济的飞跃，到2003年末，全省农村金融机构存款966亿元，比改革前增加近500亿，实现农业总产值1453亿元，比改革前增加1190亿元。改革初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由综合性向单一性的转变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的反复，使得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受到削弱，已难以适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究其原因湖南省金融规模还没达到一定的规模，主要表现为：①在中央银行票据置换和地方政府压力下，现有的农村商业银行为了实现财务账面上的指标要求，在其公司自身治理结构的管理技术短期内无法实现质的飞跃，已经和邮政储蓄并称为农村资金的“抽血机”。据统计，2002年3月份湖南各国有商业银行县级行的存贷比例普遍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建行和中行更是低了20%以上，这使得本来就资金短缺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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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农村经济雪上加霜。②农村信用社—这个支农主力军难以独家满足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自98年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开始，信用社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金融主力军。目前，湖南省90%的农业贷款，80%的中小企业贷款，70%的乡镇企业贷款都来源于农村信用社。但政府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或倾斜，并有太多的行政干预，加上执行国家信贷或者产业政策形成的政策性风险贷款，为农村信用社背负了太大包袱，使得农村信用社发展举步为艰。③湖南乃至于全国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金融压抑现象，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农村从非正规市场得到贷款已经远远超过正规市场，如何放松农村金融管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效率同时促使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并更有效率的发挥作用，将是湖南省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之一。
2.2.3 湖南农村金融发展程度的测度
Goldsmith(1969)提出的用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即金融相关率
（FIR ）来衡量金融发展状况。使用金融相关率用做金融发展研究的实证分析虽然广受诟病，但仍是目前国内比较通用的，可操作性较强的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其衡量公式为：
GDP L S FIR t t /)(+=
其中，FIR 是金融相关比率，t S 为金融机构存款额，t L 为金融机构贷款额，以上述表达式为基础，再把农村有关数据代入，则可计算出湖南农村的FIR ，见下表：
表2.3 湖南省1995—2005农村金融相关率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19992000200120022003 2004 2005金融相关率
（%） 16.05 16.21 21.35 27.6529.8432.3636.7141.9648.16 47.27 49.43根据上表，湖南农村金融发展的FIR 水平从1995年的16.05%提高到2005
年的49.43%。Goldsmith(1969)以金融相关率作为标准，把金融结构划分为三类，其中FIR 在0.2到0.5之间的金融结构处于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金融结构其FIR 约来1左右。若以此为标准衡量，从1995年到2005年的情况来看，湖南农村金融一直呈递增趋势，但尚未突破初级阶段。（注：本文和姚耀军（2004）的研究结论不同，按照他们的研究，在FIR 计算中，由于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过程，故金融资产含重复计算的成分，所以计算数值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