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制度创新与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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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2005-5-18 15:36:05 997}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相关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目前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景观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相脱节的现象，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性更为突显。实际上，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约束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农民市民化相关的制度变迁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内容，而是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贯穿其中；不仅如此，相关的制度创新更引发了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相应转变。本文试图在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关注空间维度的分析，从社会空间格局、社会空间流动和社会空间治理等三个方面，着重探讨在相关制度创新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目前，随着我国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一些地区已经部分地出现了片面追求空间景观城市化的倾向，相对忽视了地域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城市化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对此，有学者提出“假性城市化”的概念，强调应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的积极效应，以克服这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误区①。但有的甚至进而认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是分离的，或者说两者并不相关。
诚然，农民市民化与空间景观的城市化可能具有时序先后的差别，一味追求空间景观的建设未必就能直接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转型。但倘若将两者某些相脱离的表象错当相分离的实质，误以为地域空间的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不相关，恐怕颇为不妥。且不说上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已经充分认识到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空间景观的密切关系，现今中国城市中所存在的为数众多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独特景观。再有，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共同构成了当前城乡一体化的丰富内容，而地域空间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性正体现为一系列崭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农民市民化作为城市化整体进程中最为深刻的层面，相关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而这一制度安排并不局限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内容。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约束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农民市民化始终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贯穿其中，并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中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将空间维度的分析引入相关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更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注入更为丰富的社会发展内容，从而提升我国城市化的品质。
一、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
在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使大中城市郊外的农村与城市，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有机的空间联系，致使集镇与集镇之间未能形成与城市相衔接的资源合理配置的空间体系，乡村社会的空间格局反而呈现出相当分散的空间布局状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建制乡、建制镇更使这种分散状态获得了行政区划的体制支撑。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当时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农村非农经济的快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与地域背景下展开的。的确，乡镇企业在当时的积极贡献尽人皆知，1978至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2％，年均就业总量为670多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但乡镇企业自身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特征，以及乡、镇政府的深度介入，致使我国不自觉地走上了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道路②。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村村像镇，镇镇像村”可谓是这种分散工业化和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形象表述。而与此相关的正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不同程度地受阻：一是农民向非农产业进一步转移发生了困难，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集聚效应，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吸纳就业能力
下降的趋势，1992年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平均每年仅260万人左右，此时，农民不仅兼业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原来已经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口甚至出现回潮的趋势。二是分散城市化又导致了作为城镇重要作用的规模效应未能形成，1997年的统计表明，从已形成的小城镇来看，平均建成面积0.39平方公里，非农人口城关镇2.6万人，建制镇2700人。加之资源配置的城乡落差，城镇的生活环境未能形成重大的根本性改变，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转变尚难以形成③。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不少大中城市在原有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的郊区化趋势，并逐步有计划、有步骤地构筑城镇体系，从而大力推进城市空间形态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首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其次是各城市之间横向和纵向联系的加强，再次是各城市群体在中心城市辐射的地域范围内与中心镇、小城镇乃至广大农村构成一个经济综合体，从而逐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职能分工的地域体系，而城镇在整个地域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和补充功能。与此同时，围绕城镇建设进行乡镇区划调整，适度扩大中心镇的政区规模，并适时推进土地、户籍、就业、规划、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创新，确保城镇体系有序、快速地形成。实际上，城镇体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地域组合形式；也正是依托这一城镇体系的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将逐步得以形成。
就农民市民化进程而言，城镇体系的构筑这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农民职业构成模式的转变。城镇体系所需要的产业支撑，是由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和原乡村积累转向对非农产业的投入两者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故而城镇的新型产业不仅已经超越了原有乡镇非农产业的范畴，而且具有现代城市工业乃至服务业的内涵；这不仅意味着农民就业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更意味着农民将在大量的新型产业寻求就业空间，形成职业构成模式的多样化，从而融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与此同时，目前原有城乡分割状态下限制农民就业范围的所谓“自然就业”政策已被突破，进一步扩大农民就业范围的制度创新正逐步形成。不仅如此，新型产业不再是分散布局，而是以强有力的政策导向推进城镇工业园区集聚，这又将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空间体系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产业空间基础。二是农民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缩小城乡差别并不是将城市与农村生活条件低水平地“拉平”，而是通过多层次城镇体系的建立，带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而促进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传播具有层次性的鲜明特征，与城市经济辐射的基本路径相似，是通过有机组合的城镇体系，由大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小城市一中心镇一小城镇逐层地影响农村的。城乡融合的新型生活方式将率先出现在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域社会实体——城镇之中。小城市或中心镇将成为新型城镇社会空间体系的“龙头”，而小城镇将构成其主体，至于那些工业化或贸工农一体化的超级村庄则成为其重要组成部份。当然，这种城镇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同样是在土地利用、户籍管理、城镇规划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中，在城镇体系日臻完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构筑城镇体系进一步的制席安排中，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的衔接、城镇综合服务功能的提升等等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内容。
二、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
如果说，职业分化使农民离土离农，是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前提，生活方式的变革构成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基础，那么，社会空间流动则是促进农民认同城市文明、共享城市文明、融入城市文明的关键环节。倘若缺乏这一关键环节，即便是那些犹如镶嵌在都市汪洋大海中一座座孤岛的“城中村”，村民们已经没有了耕地，也大多不在村落中就业，但周围的都市世界却似乎依然是陌生的，他们在心理认同、生活情感上对自己的村落仍然拥有相当强的依赖感，仍然“坚守”着村落共同体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④。
尽管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已关注到具有一定系统性的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或基层集镇（standard town）作为传统农村基本功能单位的空间纽带作用⑤，但是，长期的城乡之间的二元分割状态以及城镇的分散布
局，致使城郊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多局限于社区内部空间，即所谓“熟人社会”，从而产生社会交往中特有的地域凝固，难以形成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以乡镇企业为核心力量的非农经济发展，曾极大地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它们长期在农民基层行政体制的约束中，难以使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地域凝固状态得以根本改变。乡镇企业大多是在乡村两级组织深度介入下形成的，乡镇企业在资金方面主要来自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也包括本地农民的部分集资，初期很少有外来资金；在经营方面，厂地选择一般不考虑原材料产地、消费者所在地等空间因素，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主要以本地域为建厂地址，乡办企业建在乡，村办企业建在村；产品营销则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主；而劳动力吸收则以本地为主，当本地劳动力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时，才会适当吸收外来人员。至于乡镇个体企业，则具有独户和联户两种形式，在劳动力方面更是以家族成员为核心，有限的雇工多是亲属、朋友，具有明显的家族亲缘特征，在企业的选址上有些企业甚至将生产用房和家庭生活用房合为一体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在“家庭一乡村”的地域单元中展开的。加之村落管理制度、集体产权的作用以及当时对“农民工”的体制排斥，更强化农民社会空间流动的凝固状态。
然而，城乡一体化发展正逐步使农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向空间开放悄然转变，并集中体现在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变化上。对于活动空间来说，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农民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与城区的交往联系活动日趋频繁。据笔者关于上海的相关调查表明，上海郊区农民活动的空间范围已突破所居住的乡村或县城的局限，向城区不断扩展。在上海远郊抽样调查的500人中，2003年农民出访城区的频率较1998年提高了5倍；而上海近郊抽样调查的500人中，2003年较1998年提高了8倍⑦。不仅如此，当前上海郊区农民出访城区正逐步由节庆型向日常型转变，其中城乡交通系统的完善是促使上海郊区农民活动空间扩展加速的重要因素，而农民活动空间的城乡一体化趋向无疑直接有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加快。
对于居住空间来说，一方面，农村居民逐渐摆脱原有依附父系家庭、村落集中居住的格局，呈现出从集中到分散，再向城镇集中的流动变化趋势。城镇新型工业化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业生产方式代替以家庭或逐步乡村地域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它不仅促使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社会的行业和职业趋于复杂。而与之相伴的是个人收入独立，家庭控制逐步削弱，家庭成员就业提供大量机会，自主选择生活方式以及居住空间；家庭结构模式逐步以空巢、核心和主干家庭结构为主，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又有利于城市化。更应该指出的是，其中以乡镇企业的改制和转制为主要内容的城镇企业制度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海郊区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为例，1980年代上海农村劳动力的迅速非农化大转移，很大程度上是以乡镇集体为单位，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渠道的单一性转移。1980至1986年，上海郊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平均每年仅上升不到1个百分点，1986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仅1990年平均每户新建住房0.31间，但基本上仍然是非城镇化集中的分散建房；而1990年至1996年平均每年上升达1.7个百分点，1996至1998年年均上升幅度则达2.2个百分点，此后逐年快速提升。正是1992
年以来上海郊区以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乡镇企业的改制和转制；同时率先在郊区建立“私营经济区”，促进非公经济加速发展。到1997年，全郊1.9万多家乡镇企业已有73％完成改制，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达10.9万和6.2万户，非公经济日益成为郊区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此外，三资企业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郊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7年郊区集体经济、外资经济、私营经济产值比例已由1992年的86：12：2转变为60：25：15，基本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不仅近郊地区如此，而且远郊地区城镇集中的进程也在加快。城镇人口机械增长与乡村人口机械变动减少的相对比值，已由1980—1986年的63.8％上升到1986—1990年的79.3％和1990—1996年的85.7％，说明远郊地区乡村人口向远郊地区本身城镇集中的进程正趋于加速⑧。与之相关的是，城镇土地制度等的创新诱发了农民在购房置业的积极性，也相应拓宽了城镇建设的投资渠道。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颁布以后，更加快了这一进程。
另一方面，城区居民向郊区流动、扩散也正在逐步加强郊区居住空间的开放性，从而改变郊区居民以本地农民为主的单一性格局。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在上海近郊地区的不少城镇，吸收来自市区的人口已经占到相当高的比重。例如，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在宝山区的月浦、盛桥和杨行三个镇的人口中，1985年时常住地为城市街道的人口所占比重达45％，奉贤西渡小区，1996年已有8300多套住房被市区居民购买，占购房总数的70％；入住家庭6500多户，占总数的50％以上。宝山顾村、嘉定江桥、闵行莘庄等地新建居住小区内，来自市区的普通居民也已占4成以上⑨。据统计，城郊已售出的别墅和公寓房中，有近三成买主来自城区。随着城区人口的不断导入，原有城镇居民的构成发生变化，城市生活方式也被带入城镇社会，社区风尚将相应产生一系列转变；而农民与市民在特定空间的社会整合过程，也正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逐步融合的进程。近些年来上海城乡居住出现明显的双向流动趋势，农村人口进城住商品房，城区人下乡购小别墅。实际上，城乡居民这种双向流动的趋势，在全国不少大中城市已经相当明显，而在它的催化下所形成的居住空间的开放性，其本身不仅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生活环境等逐步趋于均衡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居民双向认同的重要反映，更是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关键途径之一。
三、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
既然社会空间格局的变化引发农民的职业分化及其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空间流动又促进城乡文明的融合，那么，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整体进程来说，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势必要求社会空间治理模式产生相应的转变，而现代社会空间治理的基本特征正是突破行政区域的狭隘局限，形成跨区域的协调与互动，其转变的基本前提之一则在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以及各种新型社会公共或私人部门的产生。
在这里，我们应先考察现代行政体制在我国乡村社会的确立状况。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以专业化为基本标志，以现代财政制度为保障，是适应社会专业化事务的不断涌现而形成的。我国虽然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集权制官僚国家体系，但在乡村基层却是“皇权不下县”⑩，其县令既是行政首长，又是法庭判官，往往一身多任，权力相当集中。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行政体制可能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确立起来。建国以后，县级政府建立了大量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各种机构，不仅有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分设，而且行政机关内部还设立了大量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委办局，这些专业分工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在县以下的乡镇相应设立各种代理机构，即后来发展为乡镇一级“七站八所”的那些机构。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农业型地区现代行政体制努力的成果并不明显（11）。究其原因，一是在行政体制形成的基础上，以农户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事务相对简单，现代行政体制所需要的专业化分工尚未真正形成；二是在行政体制运行的成本上，承包经营的小农经济收入有限，而以之为来源的相应有限的基层政府财政，难以支撑昂贵的现代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行政成本。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地区，社会事务不断趋向复杂与细化，财税收入也相应扩大，现代行政体制确立的迫切性和实效性日益突出。但乡镇企业的地缘性特征使之与乡、村两级组织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而乡、村两级组织的经济来源又多依赖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时排斥可能来自其他行政区域内乡镇企业的竞争（12）；加之社会空间流动的地域凝结，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管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自身的发展视野投向其他行政区域，故而长期以来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以行政区划为空间分割的鲜明特征。至于村级组织作为行政村区域内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更具有类似的空间分割特征。不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正不断地促使乡村社会治理突破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联动转变。
近年来，农村乡村治理的研究日渐引起重视，并已取得众多重要成果。大致地讲，目前的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这样的认识前提，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促使农村经济社会秩序解构一重组的主要力量，一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推进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13）。诚然，上述两种力量的决定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乡村治理进程的加快更在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正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及相关的制度创新，导致
了产业多元化、居民多样化、建设集约化等一系列重大转变，进一步催化农村社会关系与网络发生新的调整，进而全面催生乡村社会资本的更新，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家族关系及家庭功能的变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随着城镇新型产业的发展，农民逐步融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个人选择职业、配偶及生活方式的自主空间将不断扩大。目前农村的家族婚姻正向城市的个人婚姻转变，亲属关系交往的比例已经呈现出城镇小于农村的状况。很明显，家庭亲属的作用正在减弱，许多家庭功能逐步被新型社会组织所代替，这将为各种社会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产生提供广阔的空间。
其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并集中体现在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的变化上。原有村级组织网络关系大多仅涉及行政村内部成员的这一闭合性特征是众所周知的（14），但随着企业改制及现代产权制度的逐步确立，当前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大致说来，已经形成三种新的基本关系类型：一是附生型关系，即由村级自治组织直接行使管理决策权与生产经营权的，包括村办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股份合作企业、村办合作基金会等等，在现有体制背景下，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等三个正规组织的活动是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该合作经济组织兼具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和社区稳定等多重职能，它基本上由行政村内部成员所构成。二是衍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与生产经营权归属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非自然人，这类组织在乡镇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成立的农村基金会以及依托政府的农技推广部门所建立的专业协会中普遍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管理决策的行政控制性，往往根据政府意志而非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利益进行管理决策。它具有两个双重性，第一个是在管理决策与成员利益上既有统一又有冲突，第二个是在组织构建与参与广度上既开放又相对封闭，表面上对组织成员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定，具有一定的乡村社会公共部门的色彩，但实际上仍未脱开原有村庄关系及行政区域的限制。三是新生型关系，即管理决策权和生产经营权集中于大股东或专业大户。在这类村级合作经济组织中原有的村庄关系已产生相当大程度的改变，大股东或专业大户的角色作用已不在于村庄内部关系网络中的辈份与资历，而在于新生经济组织网络中的实际地位，还在于个人的才干、声望及与之相关的个人权威等无形资产；至于这类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有的村庄关系而处于动态的伸缩变化之中。对于社会公共部门的催生来说，这类组织的作用将最为直接。尽管上述关系类型的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已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对其最终走向尚难作出明确判断，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的实质正是社会资本的更新，众多社会公共部门将孕育其中，它必然使基层社会空间治理逐步突破行政村的政区分割，进而向区域性联动迈进（15）。当然，在村级自治组织中，部分农民转为居民户口以后，原有村民自治由于选民性质的变化，使选举的合法性基础发生相应的变更（16）。不仅如此，目前在不少大中城市的近郊，许多村民委员会已转为居民委员会，并逐步融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
再次是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的变化。政社分设以后，乡镇作为一级政权组织，自成体系；作为一级财政，长期以来是镇属经济为财政收入来源，除了上缴部分利税之外，均用于本镇范围相关的行政支出，圆融自足；因此，作为一级管理主体，加之原有村级组织网络关系的闭合性特征，乡镇管理的空间是相对封闭的（17）。但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已使乡镇组织网络关系及功能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从镇属经济到镇域经济的转变，笔者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市抽样调查的30个镇级工业园区中外来企业户数均占30％以上，有的高达80％，而原镇属企业外迁者也屡见不鲜；目前乡镇财政收入也已不再是通过政府深度介入来获得镇属企业产值利润的上缴，而是依靠镇域经济的利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8）；与此同时，在镇域范围内也已相继出现相当数量的行业协会、专业基金会等各种民间组织，而这些民间组织中有不少是跨镇域、跨县域甚至是跨市域的区域性组织，仅仅拘泥于镇级政区内部的管理明显难以适应新的需要。不仅如此，目前镇域发展的实际绩效也已不再仅仅取决于镇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是与周边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联。今后在我国不少地区即将试行的，乡镇一级由政权型组织向代理型机构的
转变，正是为了适应乡镇治理新要求而作出的努力。
简言之，从家族关系网络到村级组织的关系网络，再到乡镇组织的关系网络，这一层层递进的乡村社会的关系链正处于重大的变化调整之中；而乡村社会资本更新的同时，已使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这一模式转换的主线日渐明朗。应该说，在制度创新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与农民市民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社会空间格局、社会空间流动和社会空间治理这几个方面，但他们却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方面。实际上，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更是相关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倘若没有制度创新，难以引发社会进步与相关的空间形态变迁；倘若没有社会进步，相关的空间形态也无从谈起；倘若缺乏必要的空间基础，社会进步也将相应变得迟缓。
作者简介：林柘，博士后，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大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对策措施 （1）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身份壁垒，让农民进得来现行户籍制度是导致农民与市民分割的根本原因。必须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实现身份转变扫清障碍。一是改革附加在户籍上的就业、社保、教育等功能，让农民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待遇。二是对入户主城区、6 个区域中心城市、区县城、中心集镇的农民，实行分类指导，降低学历和收入等入户门槛。在此基础上采取梯级推进方式，逐步放开小城镇、县城、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户口自由迁徙，最终实现在全市范围内的户口自由迁徙。 （2）完善教育和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让农民留得下要切实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提高潜在转移群体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有效整合劳务、教育、劳动等部门农民工培训项目和资金，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学校提供培训资源、农民自主选择培训”的培训机制; 针对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就业意向等，量身订做培训方案，变短期培训为中长期培训，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转移就业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真正让农民有一技之长，在城镇能稳定就业。 （3）健全社会保障及救济机制，推行以承包地换社会保障，让农民稳得住建立完善的、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救济制度，消除转移农民的后顾之忧，促使他们自愿放弃在农村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资源，自愿转为城镇居民。一是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村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实行以经济补偿或换取社会保障的形式，鼓励进城农民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鼓励支持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农村土地流转集中利用和以土地入股、合资合作的形式流转土地; 探索在农村征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集体资产，用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期发展权和公共建设需要;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置处分权的统分结合机制; 建立农村土地荒芜处置办法，收取荒芜费，提高农村土地闲置成本，促进土地的退出、流转和利用。二是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期权制度。参照重庆市国有土地级别规定，将全市各区域农村宅基地合理确定级别参数，并以此将全市宅基地面积折算为全市流通使用、不改变原有用途的土地使用期权指标。 （4）改革现行住房政策制度，推行以宅基地和农房换城镇住房，让农民住得起建立有利于农民进城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实现农民住有所居的重要途径。安居才能乐业，也才能自觉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城镇的一员。①固定住所既可是一定面积的自购房，也可是一定面积、租赁一定年限以上的租赁房。②探索建立农民宅基地及住房处置机制，增强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解决住房的能力。③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按规定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廉租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等待遇。 （5）推进立法进程，创造公平法制环境，让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有法可依加快立法进程，是推进农民成为城镇居民的重要保障。在立法指导思想上，要树立城乡一体的观念，不能有人为的歧视和政策障碍。要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及时制订和出台推进农民成为城镇居民的法规和政策。要针对农民进城后的社会保障和各项经济、政治权利保障，以及农民宅基地、农房、承包地等问题制订相关政策法规，规范各项保障措施和行为，明确农民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的具体处置程序，以及农民个体、集体、区县乡镇政府以及相关单位的权利、义务和关系 三、政策思考 虽然广州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 年1 月21 日）上走
论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以省市为例 【容提要】最近几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农业土地被大批量的征购，运用到建设方面，这就导致了很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我国目前大概有4000多万的农民没有土地，“十一五”这期间每年都有大概2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而且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人数在“十二五”期间还在不断的增加，到2020年，估计将会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失去土地。为了更好的了解到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措施，本文对市失地农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土地补偿标准偏低、失地农民就业困难、老龄化工作量大，信息更新慢难度大、征地速度过快等，加剧失地农民保障是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的主要问题。为此应当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及健全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最终使政府及社会更加注重农民的社会保障。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 Abstract：Since the 1990 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has brought the change the wa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al land is bulk purchase, applied to construction, which leads to a lot of farmers lost their land.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current Chinese farmers have more than 40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of land-lost farmers around 2 mill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welfth five-year\" the scale of the land-lost farmers continued to increase, by 2020, farmers will break through one hundred million, bee a huge special group.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厦门市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厦门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加快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不断创新突破、先行先试，初步建立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厦门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许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举措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或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的制度优势逐步显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厦门模式”已现雏形。进入新世纪，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海西建设的新机遇，继续保持厦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优势，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必将为厦门经济特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再次腾飞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和重要的社会支撑。 一、厦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历程与动因 (一）厦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历程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和“窗口”，如何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探索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贯穿经济特区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厦门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在积极实施特殊优惠政策，积累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自觉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优势。厦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政策突进（1984-1997年） 1981年底厦门经济特区正式动工建设，经过三年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显得极为迫切。1984年，厦门从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起步，尝试建立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揭开了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序幕。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旧的国家保障观念和养老退休制度，促进了现代社会保障观念的树立。1986年，厦门社会劳动保险公司成立，成为独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此后，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新险种，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性住房保障（经济适用房、解困房）制度一一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探索建立。1994年，《厦门职工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出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规范。1997年，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统一并轨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试水。至此，厦门初步建立起了要素基本齐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2、制度整合（1998-2003年）
作者 考试批次 学籍批次 学习中心 层次 专业 完成时间 题目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论文摘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分析了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客观要求。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农民是公民成员，依法享有宪法赋予的享受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农村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和体现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客观要求。 2.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稳定的重要保障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村不稳，则国家难定”。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还是通过个体的家庭保障来实现“积谷防饥，育儿养老”这般的观念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土地保障为主的农村家庭保障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弱化，完全依靠家庭养老，风险很大。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受到严重挑战，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也受到严重威胁，“城乡二元制”的社会保障制度种种弊端不断显现，农民要求建立社会保障的呼声口趋强烈，都要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势在必行。通过社会保障代替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无疑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缓解农村贫困，增加农民福利，维持社会稳定。
硕士学位论文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姓名：于乾顺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行政管理 指导教师：杨文健 20070301 摘要 农民工市民化，狭义是指城市农民工在身份上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 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广义是指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必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农民工在城市里的边缘化现象依然突出，而且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和各种观念制约，以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体制藩篱的阻碍，未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遭遇的种种困境，本文深入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应对策。对策要求必须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彻底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积极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实现其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必须加强就业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和谐平等的就业体制，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同时要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实现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必须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落实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下；必须落实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深化义务教育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必须推进城市化发展，拓展农民工市民化的居留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必须统一社会各阶层思想认识，建立正确的市民化观念，优化农民工市民化舆论环境。文章最后以江苏省苏南地区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力图通过这一典型的实证，来证明前述解决对策在突破农民工市民化困境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对策 Abstract Peasants engineering citizcns，in a narrow Sell∞，means the process for them to get the same and equal social rights and identities as urban citizens．In a broad sense， it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status，value，rights and producing and lifestyles to the urban citizens in an all-round way,which helps to realiz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m urban civilization．Peasant workers engineering urban citizens will help to benefit the income of peasants，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improve the peasants in an all-round way,solve the present
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调研报告 Research Report o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far mers 汇报人：JinTai College
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调研报告 前言：调研报告是以研究为目的，根据社会或工作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调研 计划，即将被动的适应变为有计划的、积极主动的写作实践，从明确的追求出发， 经常深入到社会第一线，不断了解新情况、新问题，有意识地探索和研究，写出有 价值的调研报告。本文档根据调研报告内容要求展开说明，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便 于学习和使用，本文档下载后内容可按需编辑修改及打印。 区委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了全区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的决定，制定了我区力争两个率先的时间表，沿江街道作为全区的经济重镇，要在两个率先的征程中，争做企业创新的先行街道、xx北大门建设的示范 街道、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特色街道。 沿江街道地处长江之滨，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以北1公里处，东邻长江，西与盘城镇接壤，南连泰山街道，北靠南京钢铁集团，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人，下辖五个村、二个居委会，农业人口8754人。辖区内有南京xx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xxx大学xx校区、xxx大学xxx学院等大单位。104、宁连、宁扬公路在辖区内交汇而过，交通十分便捷。 20xx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5759万元，完成工商税收40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600元。
新的xx区成立以后，区委、区政府把沿江街道作为江北主城区的一部分来建设。沿江街道为呼应新市区建设，在着力加大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农民市民化步伐，响亮地提出建设城市化的新沿江，培育市民化的沿江人，并在六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以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为手段，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移步伐 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市民转移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而要农民脱离土地，洗脚进城的最快方法就是加快建设发展步伐，走征地带动之路。 多年来，随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大xx校区、南钢等大单位的建设发展，已经使一批农民通过征地带动转变成城市居民。随着江北新市区和沿江大开发速度的加快，沿江街道再一次成为开发的热土。截止到8月初，先后有浦东房地产征下大外江3500亩土地建设威尼斯水城；京新、复兴4500亩被苏宁公司摘牌，用于房地产开发，同时苏宁公司还拿下了航海仪器二厂以南的170亩和复兴七组复兴路以北的160亩土地；金飞成集团联通公司的160亩土地、农科所30亩土地均被摘牌。另外，xxx学院征地手续已完成，已进入拆迁补偿程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 法学本科调查报告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 指导教师： 论文作者：王萌 学校：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法学 学号： 年级： 完成时间：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报告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影响面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民生问题，是涉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为了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作者在汇总了诸多资料后，归纳了诸多方面，形成此调查报告。 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浙江和四川等地的调查，在征地或变相征地的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大的，甚至面临生计断绝的尴尬境地。举一现实例子，四川省蓬安县一位58岁的老农算了这样一笔账：过去因为住得靠近县城，包了城里几家机关食堂的潲水来养猪、养鸡，老俩口一年收入可达上万元。现在土地被征，得了个“城镇居民”的虚名，付出的代价却是不能养猪、养鸡了。虽然得到一万多元的各种补偿，但仅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收入。年龄大了，就业根本就没有指望，日常生活还不敢动用这笔补偿款，因为万一有个病痛还全指着它。所以，现在生活的窘迫就可想而知了。农民土地被征最早可追溯到10年前，因征地产生的问题一直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失地农民大多只能得到一个“城镇居民”的虚名，再加上依照政府的传统思维，农民失地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的认识误区导致征地成为对这部分农民的“最后的剥夺”。 就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而言，具权威性且统一性的文件仅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各地政府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各有不同，根据某省某县地方政府的调研，归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模式有以下四种： 集体养老保障。大部分农转非村和城郊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快,管理比较规范,集体出资发放基本养老生活费。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大部分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如养老金交纳人均每月30元左右。一些村给予一定补助,但是有补助的村,农民参保积极性普遍较高,无补助的村,农民参保积极性普遍较低。有的村因经济困难等中途停止了补
我国农村养老及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一、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的现状用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农村土地养老保障不断弱化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目前，我国有1/3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有660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已经接近或低于联合国测算的、土地对人类生存最低保障警戒线0.8亩。这意味着，减少了农作物播种面积，加大了农业生产继续增长的难度[1]。加上农业天生弱质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低下，生产经营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非常巨大，绝对收益越来越低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难以承载农民的养老需要。 (二)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挑战 我国农民的养老一直是以家庭为主。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日渐增多。 首先，家庭养老投入受到制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在农村，农民用在子女身上的花费，远远高于所支付的养老费用。农民家庭的财富由父母向子女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重幼轻老”的社会现象。 其次，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农民子女凸显养老负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规模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家庭户均规模3.65人。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 再次，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上升。子女不赡养，或者只提供很低的养老保障，老年农民只有自养。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拖累农民改善养老状况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97%。同时，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2]。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重家庭养老负担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
浅谈中国农村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当前形势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的60年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让我们铭记中国农民的贡献：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国家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建立了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期间尽管有种种波澜曲折，但除3年困难时期外，农业生产总体上保持稳定，各类农产品产量有小幅增长，农民收入也不断增加。为了尽快建立国家工业体系，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特别是针对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获取了巨额的积累。 但是，事实证明，农村现代化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一、社会结构问题。 中国目前之所以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农业劳动者太多，农村人口太多。发达国家之所以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则是因为它们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非常小，只占全体劳动者的10%以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25%。相比之下，中国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虽然从1978年的82%下降到目前的53%左右，城市化率从19%上升到36%左右，但其现有比例本身仍然过大，距现代化对社会结构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还是非常滞后，国家在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化上没有明晰的政策导向，也进一步影响了这种变迁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表现为一、农村社会一步分化，但是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越来越多。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问题。三、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四、产业缺陷越来越严重。从弥补产业缺陷的角度出发，农民只有根据比较优势寻找自身的非农化出路,才会形成比较持久、比较灵活的就业格局,从而农村的分工和专业化才会逐渐自发演化,农村的市场秩序才会自发拓展,才会尽可能实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相一致,其经济水平的发展才具有持续性和自发演进性,其物质生活的改善也才具有制度意义下保障。进一步的,对于农村长期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状态,也必须是身在其中的农民,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渐改进以及小农经济的不断改造,从而在文化精神层面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内生在农业组织方式改进这个进程之中的,这个过程不能由其他人取代农民来完成,也不能通过外在力量进行强制性的移植,否则往往就不能使农业现代化与弥补产业缺陷相对应。 二、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常常听到农民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遵循市场规律。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明确分开，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了质疑。但需要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民工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臵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素质问题，尤其针对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
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经济学08-2班孙涵我国农民工问题上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即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变老，退出城市，“第二代农民工”悄然出现在城市舞台上，并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由于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反映出许多独特的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使得这一群体成为我们特别值得研究的对象，成为政府、媒体和学界近几年倍加关注的热点。 市民化问题应当来说是一个综合性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思路。因此学术界对这一研究比较集中一些。其中，武汉大学刘传江教授的研究及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等文中，对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界定、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重要性与进程、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挑战与对策等作了系统的学术研究。当然，也有不少论文直接探讨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当中的一些具体性问题，如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距离、城市适应与融合问题、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问题。 第一，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及界定。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源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主要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以及经典的教科书理论上的“一步转移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城乡人口转移的“中国路径”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此，需要我们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从实践层面来看，“农民工
市民化”命题的提出是基于进城农民工现实的生存状况及其对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他把农民工市民化界定为“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化。” 第二，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重要性与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第二代农民工是市民化意愿越来越强烈、市民化过程最为迫切，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他们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积累到一定时期、发展到一定程度极易成为“问题农民工”，进而引发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如何来评价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刘传江、徐建玲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指数定义为留城意愿率(W)与留城能力指数(A)乘积的平方根。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反映农民工市民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和农民工个体市民化进程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有详细的二级指标和具体的量化计算方式。运用该指标体系并结合相关调查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处于市民化的初步阶段或称之为低市民化进程阶，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
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调研报告 区委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了全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的决定，制定了我区力争两个率先的时间表，沿江街道作为全区的经济重镇，要在两个率先的征程中，争做企业创新的先行街道、xx北大门建设的示范街道、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特色街道。 沿江街道地处长江之滨，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以北1公里处，东邻长江，西与盘城镇接壤，南连泰山街道，北靠南京钢铁集团，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人，下辖五个村、二个居委会，农业人口8754人。辖区内有南京xx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大学xx校区、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等大单位。104、宁连、宁扬公路在辖区内交汇而过，交通十分便捷。20xx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5759万元，完成工商税收40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600元。 新的xx区成立以后，区委、区政府把沿江街道作为江北主城区的一部分来建设。沿江街道为呼应新市区建设，在着力加大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农民市民化步伐，响亮地提出建设城市化的新沿江，培育市民化的沿江人，并在六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以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为手段，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移步伐
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市民转移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而要农民脱离土地，洗脚进城的最快方法就是加快建设发展步伐，走征地带动之路。 多年来，随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大xx校区、南钢等大单位的建设发展，已经使一批农民通过征地带动转变成城市居民。随着江北新市区和沿江大开发速度的加快，沿江街道再一次成为开发的热土。截止到8月初，先后有浦东房地产征下大外江3500亩土地建设威尼斯水城；京新、复兴4500亩被苏宁公司摘牌，用于房地产开发，同时苏宁公司还拿下了航海仪器二厂以南的170亩和复兴七组复兴路以北的160亩土地；金飞成集团联通公司的160亩土地、农科所30亩土地均被摘牌。另外，浦江学院征地手续已完成，已进入拆迁补偿程序，这一系列的土地开发将一次性让4516名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市民。 沿江街道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将街道行政中心迁至农业人口较为聚集的洲区，以推动洲区的发展，并对还未挂牌的土地，由街道拿出资金来进行土地储备，以尽快实现街道辖区内的农民在两年内全部转移为城市市民的目标。同时，积极推动房地产企业的早日开工建设，让离土离地的农民，尽快集中居住到设施完善、功能完备的小区中，改善人居环境，实现农民身份和生活方式市民化的真正转变。 二、构筑经济发展平台，增加农民转移为城市市民后的收入
论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07级金融3班 杨波 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民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依靠后代供给的养老模式。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后代负担的加重和养老风险的增加。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丧失了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物无疑将进一步增大养老的风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将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通过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统筹层次暂以县级为宜；通过个人从安置补助费中列支的资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同时，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或财政部门设立专门从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首先，要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能力。其次，要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同时，为确保失地农民困难户的生活保障，在征地总额中确定一定比例建立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 关键词失地农民政府购地退耕还林国企房价社会保障 随着城镇化建设,失地农民不断增加,失地农民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农民的社会保障没有着落,现有的医疗和养老制度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再加上失地农民就业受阻,不仅使失地农民生活困难,而且使子女受教育问题成为其面临的新的危机。特别是新近出现的失地农民的就业环境的恶劣和居住生态环境的变化,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层面建立关于失地农民法律保障措施,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土地征用预测和评估制度,全方位的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1、失地农民的就业困难。从失地农民的实际就业情况来看，客观上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现代企业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工人，失地农民大多缺乏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竞争意识，思想观念落后保守，大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收入微薄的工作。尽管政府在征地之前与企业签订了一定比例的失地农民用功协议，但是多数农民还是无法适应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技能的要求，只好下岗。就业不稳定，缺乏就业政策，再加上金融危机，就业环境受到很大影响，对失地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2、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面临困境。失地农民已经丧失了土地所带来的保障，但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医疗等生活保障问题都是由农民自己解决的，效果往往很不理想。虽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不断的改进，但是对于失地和半失地农民来说，现有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仍然解决不了失地农民的医疗问题。政府尽管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但是由于起点低，大病医疗仅报30%。这对于几万元的住院费来说是九牛一毛。 3、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我国土地征用普遍实行政府行为，往往群众利益得不到维护，失地农民的土地使用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失地农民所得赔偿、补偿不但要解决当前的生活，还要解决今后的养老问题。失地农民中只有极少数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4、失地农民将面临的新问题——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失去土地，大部分失地农民住在城市边缘。由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失地农民的子女将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享受相同的教育资源，而这是以高昂的教育费用为前提的。当今社会发展客观要求高素质人才，因此上大学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必然。失地农民随着而来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困难重重。 二，我国政府购地实现退耕还林，现代化、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略）在维护公民基本生存权益、缩小贫富差距（略）建设方面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在这一阶段曾经出现的社会矛盾,在我国表现也非常突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恢复和（略）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略）保障体制暴露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加上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不足、立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实施效果,为确保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略）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障碍,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了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现状综述、文章结构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城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及相关...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ket economy, the social secu （omitted）m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maintening citizens’basic survival rights, reducing （omitted）gap and increas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2012-07-26 17:07:33) 转载▼ 标签： 杂谈 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王静云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农民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且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加，因此，无论是基于权利与公平的观点，还是从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所谓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全体国民因各种原因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由于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相对薄弱，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尤为迫切。本文主要论述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构建和谐社会；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现行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长期滞后。总的说来，农村的养老保险情况并不理想，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也非常低。由于我国农民基数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能一蹴而就，以及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成为当前城乡社会保障差异的人为历史性因素。城市居民享受的国家给予的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住房、粮食和副食补贴等待遇，而这些农民都没有。经过多年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截至2008年底，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面，参保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有财政补贴的约为1000万人。在农村低保方面，全国农村低保对象有4291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5.9％，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222.3亿元，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82元。在农村五保供养方面，全国有543
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认识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①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还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世界农业发展的实践显示：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从传统农业发展和过渡到现代农业，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正面临哪些困难，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迫切且现实的问题。 （一）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 中国现在是一个人口接近十四亿的大国，而耕地总量约为13000万公顷，人均耕地小于0.1公顷。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地方有只搞经济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现象，农业中土地、人力、农业资源等大量流失。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措施，使得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提升。当前中国的粮食问题，使得市场上出现了有的地方过剩而有的地方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当前整个农业生产面临着一个矛盾，从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在总体上持续低，因此，农民要增加收入很困难。 （二）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首先，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农家庭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家庭农业生产经营分散、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农业经济，所以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生产方式上回到了中国以前传统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落后、停滞不前。其次，自给自足、很少依赖外界提供物资和服务的传统，使得农业经济很难具有现代化的条件。再次，集约型的劳动生产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不愿意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去进行农业活动。而且，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对科技知识缺少认识也是制约农业增产的因素。最后，农业生产规模小，加上资源的不足，投入过多但收益甚少，缺少技术支持和资金来源，也是一大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研究 王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本文引入了马克思生存人性论的研究假设，为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提供了一个主体的视角。在考察中外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可资借鉴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支持体系处理农民工的相关问题。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d Marx to survive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research supposition,has provided a main body angle of view for the peasant laborer resident research.In inspects in the empirical base which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farmer resident process may the capital use for reference,proposed the peasant laborer resident policy support system deals with peasant laborer's related issue.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支持 Key word:Peasant laborer Resident Policy support 作者简介：王一（1986—），女，吉林省榆树市，硕士研究生，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项目“’十二五’期间吉林省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21-02 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步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轨道，但是由此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并没有与农民向工人的转化、村民向市民的转化同速进行，从而出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规模庞大的新生社会阶层—— —农民工。作为农民，他们获得了进步和发展的机会，可以说他们比中国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自主；但作为工人，他们似乎比中国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困惑。因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已经在城市劳动和生活了近三十年，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城市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却与之相去甚远。因此，工作和生活地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市民化的完成，农民工的市民化需要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做支撑，只有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使之成为一种主动的自愿性选择，才能够说农民工完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市民化。 一、政策支持的视角：从制度变迁到人的发展 当前国内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大多出于四种视角：其一是现代性视角，探讨农民工从传统向现代、从乡村到城市、从封闭到开放转变的过程；其二是农民工社会化的视角，即农民工应该从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来适应城市生活；其三是农民工—— —城市互动视角，认为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社会距离正逐步加大，导致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不足；其四是社会网络的视角，主要探讨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如何进行社会网络的建设以支持其城市生活1。而这些视角最后不约而同地将制度变迁作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对策依据，主张农民工要实现市民化，就必须进行包括农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其中尤以强调户籍制度改革的观点较为突出。但是这种思路存在着没有从研究对象—— —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视角去看待农民工市民化的缺陷，这直接导致了当前大量农民工研究先天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思路，没有将农民工的发展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难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的具体操作方法。 鉴于此，本文从研究对象内部出发，用“人的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问题。“人的发展”视角的理念来源于马克思的生存人性论，即：物的生产是人的生产的条件。人类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形成一个人的自由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一方面通过物的生产解除了自然对人的强制，一方面也通过改革与社会变革废除了社会对人的强制。人的发展的视角认为人都是一种面向自然的社会化生存，人就是中心，人的需要的满足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出发，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是农民工、政策与市民化的有机统一，结合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环境，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处理农民工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政策，二是处理农民工自身在市民化中的政策，三是处理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关系的政策，四是处理农民工生存的城乡地域矛盾的政策。对此，本文将在考察中外可资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具体的论述。 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支持的中外启示 主要考察较为典型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性非农化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一）英国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最早开始于11—12世纪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持续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穷人，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距离也比较长。在15—17世纪，英国又出现了第二次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的浪潮。这一时期迁移的对象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人，迁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途和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而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前两阶段虽然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但到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80%以上，而此后的圈地运动使英国的农业人口骤降到总人口的25%。从转移模式来看，英国农村人口非农化主要是以圈地运动为核心的强制性转移模式。英国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也是通过暴力的方式从本国农村强制性转移出去的2。 （二）日本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日本是一个山地多、耕地少、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但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约为54.2%，属于典型的“传统型”产业结构国家。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1955年为40.2%，1975年为13.9%，1998年为5.2%。日本农村劳动力能够顺利转移出去，首先得益于其就业容量较大的非农产业，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是其根本原因。另外，迅速发展的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产业大量吸收了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日本政府在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本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特点，对 和谐社会社会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