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入户抢劫
张明楷
【摘要】入户抢劫的加重法定刑，决定了对入户抢劫的成立条件必须进行限制解释；成立入户抢劫，要求行为人认识自己所侵入的是“户”；入户的目的仅限于为了抢劫；入户方式应限定为携带凶器入户或者使用暴力、胁迫方式入户；户内成员教唆、帮助他人进入户内抢劫的，虽然他人可能成立入户抢劫，但户内成员仅承担普通抢劫罪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入户抢劫；入户认识；入户目的；入户方式；入户主体
《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情形（加重构成要件）之一，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显然，如果不对此规定进行限制解释，仅按照法条的字面含义适用该规定，必然导致诸多判决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
例一：2000年2月11日，被告人呼国友、肖奎伙同齐乃君（在逃）窜至辽源市电机厂舞厅内，由齐乃君将被害人展某骗出，呼国友、肖奎尾随其后，齐乃君进入展某家中，呼国友、肖奎在外等候。齐乃君用呼国友提供的事先准备好的溶有“三唑仑”药物的巧克力糖将展某麻醉后，抢走皮夹克一件、BP机一个、电话子机一个、半导体一个、香烟、身份证及人民币90元。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的既遂，判处呼国友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判处肖奎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从形式上看，这样的判决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如果一个法律形式主义法官遵循制定法的平白文义，那么可能会损害制法者的意图，甚至与其背道而驰。这就是所谓‘草率的’或者‘机械’法学。”{1}质言之，如果根据《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评判上述判决，不能不认为法院量刑畸重。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都是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能因为某个判决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就可以不过问其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换言之，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必须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能认为，只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就可以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反之亦然。当对一个案件的定罪看似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量刑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即量刑畸重）时，一个重要的处理办法，就是对相关法条进行限制解释，使较轻行为排除在重罪之外。[1]成文刑法是正义的文字表述。“正义的理想，并非要法官扑灭心中的法感，也不是要他在那种错误的忠诚观念下，放弃所有对制定法做出评断的机会。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把扑灭法官心中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完全无主体性以及将自身主体性完全托付给制定法这些现象，看作正义理念的胜利。诸位先生们，这个时代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因为，我们发觉到，在所有的生活关系里，死板的规则并不能取代人类；世界并不是被抽象的规则统治，而是被人格统治。”{2}显然，如果认为上述量刑畸重的判决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就需要通过对入户抢劫的限制解释，使对入户抢劫的量刑合理化。
不可否认的是，对“户”的限制解释，或许有利于入户抢劫的量刑合理化。但是，一方面，由于对“户”的限制解释需要大量篇幅，只能另行撰文探讨。另一方面，对“户”进行过度的限制解释，可能违反平等保护被害人法益的原则，因而有损刑法的正义性。[2]本文以限制解释的态度，从入户认识、入户目的、入户方式、入户主体四个方面展开讨论。[3]
一、入户认识
例二：2003年1月16日晚上，被告人徐军与马继中、宋献东、徐洛、葛大旭等人酒后途经某村王家国大院时，听到院内有狗叫，徐军即建议将狗偷走。在砸门以为无人后，徐军与携带砍刀的马继中、携带铁棍的宋献东翻入院内，在先药狗未成的情况下，徐军提议将狗打死。徐军与马继中等人打狗惊醒了被害人王家国，王家国遂起床持铁锹站在门口吆喝不准打狗。徐军即上前夺锹并谎称狗咬人。此时马继中持刀砍向被害人并对被害人辱骂，不准王家国反抗。在三人与王家国纠缠之际，徐洛和葛大旭翻入院内将狗扔到墙外，后徐军等被告相继翻出墙外，将狗拖走卖掉。另查明，被害人的院落原为废旧工厂，面积约两亩，被害人王家国于1994年买下，作为夫妻共同生活居住的场所。
法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裁判要旨如下：“当行为人实际进入的是‘户’时，对于入户的评价是否仅限于纯客观的评价，还是同时包含主观的评价在内，刑法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应该认为：入户抢劫中的‘户’是客观存在的，行为人对‘户’的主观评价，不影响对‘户’的确认。本案中，被告人入户的目的即偷狗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管被告人是否承认其对‘户’具有明知的意识，已不影响其行为构成入户抢劫。”{3}
在本文看来，这一裁判要旨明显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换言之，由于被告人没有认识到进入的场所属于“户”，故被告人不应承担人户抢劫的刑事责任，只能承担普通抢劫罪的刑事责任。
“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责任主义），这是近代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亦即，不具备责任就不成立犯罪（责任是犯罪成立条件），刑罚的量不能超出责任的程度（责任是量刑的基准）。根据责任主义的观点，成立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具有认识。广义的责任主义包括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两项原则。责任主义中的主观责任，是指只有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结果具有责任能力以及故意、过失、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时，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我国刑法明文将故意、过失规定为责任要素，所以，没有故意、过失的行为，不可能成立犯罪。由于刑法明文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故意犯罪，所以，只有对入户抢劫的构成要件事实具有故意（其中包括对入“户”的认识）时，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
要求行为人对入“户”具有认识，也是刑罚目的的基本要求。因为刑法以较重的法定刑处罚入户抢劫，就是为了预防入户抢劫。当行为人缺乏对入“户”的认识时，也以入户抢劫论处，就不可能抑止在将来的同样状况下发生相同的犯罪行为（不存在预防犯罪的效果）。详言之，刑罚是以痛苦为本质内容的，但单纯的痛苦并不是
刑罚的目的，包含在刑罚中的对行为的否定评价，由刑罚传达给行为人与一般人，从而抑止未然的犯罪。因此，对在刑罚不可能产生影响的心理状态下实施的行为处以刑罚，就收不到刑罚的效果。换言之，刑法通过对入户抢劫行为的预告、制裁，使国民产生不入户抢劫的动机（反对动机）。但是，只有当行为人认识到“户”时，才会产生不入户抢劫的动机，对入户抢劫的预防才是有效的。
从构成要件的机能的角度来说，结论也完全相同。构成要件具有故意的规制机能，亦即，构成要件的内容同时也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其中的“构成要件”既包括基本的构成要件，也包括加重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理论历来将犯罪构成要件分为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减轻构成要件，所以，加重、减轻构成要件不同于基本构成要件。事实上，加重构成要件总是在基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增加违法加重要素。“构成要件是刑罚法规规定的行为类型，其具体内容是通过刑罚法规的解释决定的。因此，构成要件并不一定等同于刑罚法规的文言。”换言之，“并不是使行为成为犯罪的当罚的、可罚的要素，都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只有某犯罪中所固有的、类型的可罚的要素，才是构成要件要素。”{4}根据违法类型说的观点，只有能够表明违法行为类型的特征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详言之，刑法分则条文因为行为、对象等构成要件要素的特殊性使行为类型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违法性增加，并加重法定刑时，属于加重的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与普通抢劫相比，入户抢劫增加了“入户”的违法要素，从而使得入户抢劫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抢劫。所以，入户抢劫属于加重构成要件。在此加重构成要件中，“户”是行为对象之一，是加重构成要件的要素，只有当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进入的是“户”时，才能承担入户抢劫的刑事责任。所以，如果例二中的徐军等被告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所进入的是“户”，就不得认定为入户抢劫。
即使认为入户抢劫不是加重的构成要件，而是量刑规则[4]，也要求行为人对“户”有认识。换言之，就故意犯而言，即便是量刑规则而不是加重构成要件，行为人也必须对此具有认识。这是因为，不管是加重构成要件还是量刑规则，其共同点都是因为违法加重而加重了法定刑，只是前者发生了行为类型的变化，后者没有发生行为类型的变化。[5]但是，根据责任主义的要求，既然适用加重法定刑，就需要行为人对加重事实具有认识。当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加重事实时，便只能按普通犯罪处理。正因为如此，在行为人发生认识错误时，刑法分则中的量刑规则规定的加重要素，是被当作构成要件要素对待的。亦即，在行为人对法条所列举的量刑规则中的加重要素缺乏认识时，按照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例如，在德国，当行为人误将服务于宗教崇敬的物品当作具有艺术意义的物品而盗窃时，或者误将服务于宗教崇敬的物品当作普通物品而盗窃时[6]，就作为构成要件的错误来处理。[7]换言之，就故意犯而言，即使认为入户抢劫只是量刑规则中的加重要素而不是加重构成要件，行为人也必须对入“户”有认识。这是对责任主义的坚持与贯彻。
首先，入户是客观要素，并且是为加重的违法性提供根据的要素。根据责任主义原理，只有当行为人对违法事实具有非难可能性时，才能承担责任。基于同样的理由，只有当行为人对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非难可能性时，才能承担加重的责任。就故意
犯而言，只有当行为人对违法事实或者加重的违法事实具有认识时，才具有故意犯或故意的加重犯的非难可能性。所以，即便将入户抢劫视为量刑规则，行为人也必须对此有认识。例二中的被告人误以为自己是进入废旧工厂而不是“入户”抢劫时，即使客观上属于入户抢劫，也不能适用入户抢劫的规定。
其次，在行为客观上触犯重罪，但行为人仅有犯轻罪的故意时，仅以轻罪论处，不仅是责任主义的要求，也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唐律·名例律》规定：“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这里的“本”实际上是指犯罪客观事实。据此，犯罪的客观事实构成重罪，但行为人没有认识到重罪的客观事实时，以一般犯罪即轻罪论处；如果犯罪的客观事实是轻罪，则不问行为人认识到的是轻罪事实还是重罪事实，都依轻罪论处。这也符合责任主义的规定，在当今许多国家的刑法中也能见到。[8]所以，当被告人误以为自己只是进入废旧工厂抢劫（轻罪）时，因为没有认识到入户抢劫（重罪），就不能以入户抢劫论处。
最后，即使认为入户抢劫是量刑规则，对量刑规则也不应当采取结果加重犯的模式。一种观点认为，对量刑规则应当采取结果加重犯的模式，亦即，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犯罪有故意，对法定刑升格条件有认识可能性就可以了。[9]据此，即使行为人没有认识到“户”，但只要有可能认识到“户”，就可以认定为入户抢劫。但本文认为，当刑法把致人重伤、死亡以外的事实作为法定刑的具体升格条件时，明显不能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亦即，不能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实施抢劫的故意，对“户”缺乏认识时，也可以适用入户抢劫的法定刑。一方面，入户抢劫与结果加重犯在基本构造上存在重大区别，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处理入户抢劫，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况且，结果加重犯本身就是结果责任的残余，不得任意套用其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国外的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一般仅限于致人伤亡，而过失致人伤亡的行为原本成立犯罪。但是，入户抢劫中的“入户”不是加重结果，与之相关的非法侵入住宅罪也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可能由过失构成。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套用结果加重犯的模式。
例二的判决不仅明显违反了责任主义，而且其裁判要旨也存在逻辑缺陷。首先，“户”的客观存在，不等于被告人认识到自己进入了“户”。一个外观上属于废旧工厂的建筑物，的确会影响行为人对“户”的认识。其次，不可否认，“户”具有规范的性质，是需要根据社会一般人的价值观念进行评价的要素（社会的评价要素）。但是，成立故意犯罪的前提，是行为人认识到行为的社会意义。例如，根本不识外文的人客观上贩卖了淫秽的外文小说时，如果他没有被告知为淫秽物品，自身也没有认识到是淫秽物品，则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而不能认定其行为成立故意犯罪。关于社会的评价要素的认识，德国学者麦茨格尔（Mezger）在宾丁（Binding）之后发展和完善的“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一直得到普遍承认和适用。该理论认为，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场合，不要求行为人了解规范概念的法律定义，只要行为人以自己的认识水平理解了具体化在规范概念中的立法者的评价即可。[10]据此，当一般人将刑法上的淫秽物品理解为不能公开的黄色物品时，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贩卖的是黄色物品，那么，行为人就具有
贩卖淫秽物品的故意。或者，当一般人使用“毛片”表述淫秽光盘时，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贩卖的是“毛片”，就可以肯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所贩卖的是淫秽光盘，因而成立故意犯罪。但是，一般人不可能认识到废旧厂房属于“户”，故不能认为例二中的被告人对“户”的主观评价存在缺陷或者对“户”的主观评价不当。而且，裁判要旨中所称的对“户”的“主观评价”，并不是指被告人在认识到“户”的基本要素前提下的主观评价，而是指被告人对“户”的主观认识。所谓被告人对“户”的主观评价存在缺陷，实际上是指被告人没有认识到“户”。既然如此，就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入户抢劫的故意。再次，法官应当意识到，刑法的适用，不是对刑法的某个特定法条的适用，而是对刑法典的整体适用；适用刑法分则法条时，不能忽视刑法总则的原则性、指导性规定。《刑法》第263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必须认识到“户”，但是，《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明显要求行为人对入户抢劫的行为与结果具有认识。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具体运用于入户抢劫时，就是“明知自己入户抢劫的行为会发生侵害他人住宅安宁、人身与财产法益的结果”，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入“户”以及人户结果的认识。显然，在被告人没有认识“户”的情况下，不能以所谓“刑法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为由，放弃行为人必须认识到“户”的要求而认定为入户抢劫。最后，不能因为行为人具有偷狗这种非法占有目的，就断言其对“户”是否明知不影响其行为成立入户抢劫。这是因为，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自己进入的是“户”，与行为人以何种目的进入，是两种不同的主观要素。前者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后者是故意之外的主观的超过要素。不能因为后者的存在，就直接肯定前者的存在。
总之，无论是从责任主义角度还是从刑罚目的角度，不管入户抢劫是加重构成要件还是量刑规则，只有当行为人对入“户”具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入户抢劫的法定刑。行为虽然客观上符合入户抢劫的条件，但行为人对入“户”没有认识的，只能适用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
二、入户目的
在行为人认识到“户”的前提下，对以什么样的不法目的入户进而实施抢劫的，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入户抢劫与在户内抢劫的区别仅仅在于抢劫故意产生的早晚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危害程度，故二者没有本质区别。所以，“至于怎样进入户内、以什么目的或名义进入户内，不是法律关注的内容。司法实践中，只要查明是在户内实施的抢劫行为，就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完全没有必要再用一个特定的目的对‘入户’加以限定。”{5}根据这种观点，即使是合法入户后临时产生抢劫故意进而实施抢劫行为的，也成立入户抢劫。本文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入户抢劫的法定刑加重，首先是因为该行为的违法性加重。但是，单纯在户内抢劫，只是意味着抢劫地点发生在户内，而不足以使违法性加重。户内杀人、户内伤害、户内强奸、户内诈骗等，都没有成为法定刑加重的事由，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入户抢劫比普通抢劫的违法性加重，首先在于除抢劫之外另有“入户”的
违法事实。亦即，入户的违法与普通抢劫的违法性的结合，使得入户抢劫的违法性明显重于普通抢劫的违法性。可是，合法入户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既然如此，合法入户后实施抢劫行为的，就没有使违法性加重，因而不得认定为入户抢劫。
在此涉及的另一问题是，故意产生的早晚不同是否影响对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程度或者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的评价。英美普通法上就存在特别故意与一般故意之分。谋杀罪（恶意蓄谋）、夜盗罪（进入住宅实施重罪的意图）属于特别故意的犯罪，对其处罚明显重于仅有一般故意的犯罪{6}。这种特别故意虽然不等同于预谋故意，但至少包括了部分预谋故意。在英美普通法上，一般故意与特别故意都属于犯罪心理（mensrea）。“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犯罪心理’被定义为‘一种普通的不道德动机’，‘邪恶的意念’或‘一种罪恶的思想’。尽管每种表述在内涵上都存在细微的差别，但这里所使用的‘犯罪心理’都暗示了一种道德非难的概念，即被告人是在一种道德上应受谴责的心理状态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就现在的用途而言，可以被定义为犯罪心理的有责性。”{7}根据这种观念，为了抢劫入户（可谓特别故意）与合法入户后抢劫，在犯罪心理的有责性上就存在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故意区分为预谋故意与突发故意（单纯故意、偶然故意、非预谋故意），并且认为，预谋故意的主观责任重于突发故意。[11]根据这一观点，入户前产生抢劫故意（基本上都属于预谋故意）的，其主观责任通常明显重于合法入户后才产生抢劫故意的情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预谋故意的主观责任重于突发故意的主观责任。事实上，在旧中国，对将故意区分为预防故意与单纯故意的观点与做法就存在非议。例如，王觐先生指出：“人生智愚不同，故不能以考虑时间之长短，定深思熟虑之有无。”“就外国立法例观之，有以预谋单纯为刑罚加重减轻之原因者，有于法典中设谋杀故杀之规定，标明谋杀重于故杀者，谋杀罪大，预谋加刑，是以预谋故意与单纯故意之区别。颇为重要，旧刑法（暂行新刑律）不认此无谓之分类，所以不以预谋之有无为定刑轻重之原因，亦不别设谋杀之规定。现行刑法（指1935年刑法—引者注），仿照外国立法例，区分谋杀故杀，以定罚则，余以为深思熟虑，既未足为犯罪人重大恶性之表明，犯罪人犯罪，经过熟考与否，尤难得正确之准据，预谋故意与单纯故意，在刑法上无区别之实益，而立法者不加考察，竟尔盲从，是不可谓非立法上之失当也。”{8}王觐先生的观点显然只是从定罪角度而言的。
本文的看法是，就定罪而言，区分预谋故意与突发故意确实没有实质意义。因为当犯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时，只是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具有认识，并且对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但不管是预谋故意还是突发故意，行为人都具备了这种认识要素与意志要素。就此而言，二者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就对抢劫这一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事实本身来说，预谋故意与突发故意对定罪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行为人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大小是影响刑罚轻重的重要要素。在预谋故意的场合，行为人有足够的时间产生不入户抢劫的动机（反对动机）却没有产生，而且行为人在预谋过程中通常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被刑法所禁止（已经认识
到违法性，而不只是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却依然预谋犯罪，足以表明行为人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大。在突发故意的场合，行为人产生反对动机的时间较短，虽然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但不一定认识到了行为的违法性，因而特殊预防的必要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故意产生时间的早晚，虽然不会影响定罪，但仍然会影响量刑。既然如此，上述第一种观点就难以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出于抢劫、盗窃、诈骗、抢夺目的入户之外，“出于其他动机、目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例如，为报复泄愤毁坏他人财物，或者为进行流氓滋扰，在进行非法活动过程中或之后临时起意进行抢劫的”，也属于入户抢劫。理由是，“敢于闯入私宅为非作歹，并且在住宅中进行了抢劫，从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上看，表明其整个过程构成了对他人住宅、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的严重危害，与先有抢劫故意而入户抢劫没有重大区别。”{9}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
首先，单纯的非法侵入住宅与普通抢劫的结合，不至于使其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的程度。在我国，当行为人为报复泄愤毁坏他人财物，或者为进行流氓滋扰而侵入他人住宅时，如果在户内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其侵入住宅的行为未必一定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12]即使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也只有三年有期徒刑。可是，三年有期徒刑与普通抢劫罪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相加，不至于形成“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与死刑”的法定刑。换言之，单纯的非法侵入住宅与普通抢劫的相加，并没有达到入户抢劫所要求的违法程度。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单纯的非法侵入罪的责任与一个普通抢劫的责任相加，充其量只能使其责任达到值得科处13年徒刑程度。可是，这与入户抢劫的法定刑并不相当。
其次，上述观点没有充分考虑法定刑的轻重对构成要件解释的制约关系，因而明显扩大了入户抢劫的成立范围，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局面。“如果认为只要是以非法目的入户而后抢劫的都属于入户抢劫，那么下列情形都应属于入户抢劫：以赌博、嫖娼、通奸等为目的入户而后临时起意抢劫。”{10}这显然不合适。
最后，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指出，出于其他目的非法侵入住宅后抢劫“与先有抢劫故意而入户抢劫没有重大区别”。言下之意，二者仍然存在区别。既然如此，就不能忽略这种区别。
第三种观点以司法解释为代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指出：“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最高人民法院2005
年6月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进入他人住所须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抢劫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抢劫的，不属于‘入户抢劫’。”
《解释》与《意见》的表述不完全一致，但实质内容相同。一方面，《解释》认为，为了盗窃而入户后转化为抢劫的，也成立入户抢劫。在此意义上说，《解释》并没有严格地将入户目的限定为抢劫目的。另一方面，《意见》采用“为了实施抢劫等犯罪”的表述，旨在“包括为了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11}，而不是包括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而入户的情形。尽管《解释》与《意见》限制了入户抢劫的范围，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
其一，当行为人为了盗窃、诈骗、抢夺，而不是为了抢劫而入户时，只是因为事后符合《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就认定入户抢劫，与为了杀人、伤害、强奸等而入户，然后在户内实施抢劫的不成立入户抢劫，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之处。行为人为了盗窃等入户与事后的抢劫，仅有一种客观的关联，并不存在主观的关联性。同样，行为人为了杀人、伤害、强奸等而入户，与事后在户内实施抢劫，也只具有客观的关联性，并不具有主观的关联性。既然认为“行为人为实施其他犯罪如杀人、伤害等犯罪目的侵入住所的……均不符合‘入户的非法性’的要件”{11}，就没有理由认为为了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的就符合“入户的非法性”的要件。
其二，诚然，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入户盗窃成为盗窃的一种特殊类型，如果行为人为了入户盗窃数额较大的财物，进而符合《刑法》第269条规定的，其违法性与有责性似乎达到了与入户抢劫的法定刑相适应的程度。但是，刑法并没有将入户诈骗、入户抢夺规定为特殊的诈骗类型与抢夺类型。易言之，在刑法上，入户诈骗、入户抢夺的违法性、有责性明显轻于入户盗窃的违法性、有责性。既然如此，将为了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认定为入户抢劫，也明显不协调。
其三，为了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但入户后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269条的规定，而是直接实施普通抢劫的情形，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如果认为这种情形也属于入户抢劫，那么，与为了敲诈勒索入户但入户后直接实施普通抢劫的行为不成立入户抢劫相比较，也是不协调的。
本文主张，只有以抢劫故入户后实施抢劫的，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首先，“入户抢劫”的法条表述，就意味着行为人入户是为了抢劫。入户是一个动态过程，表明入户就是为了抢劫，入户后立即实施抢劫。例如，根据“入户抢劫”的表述，为了强奸而入户后改为实施抢劫的，明显不属于“入户抢劫”。换言之，“入户抢劫”与“入户后抢劫”不是等同的表述。如果说从“入户后抢劫”的表述读不出入户就是为了抢劫的意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入户抢劫”的表述中读出入户就是为了抢劫的含义。其次，以抢劫为目的入户进而实施抢劫，使得入户的违法性与抢劫的违法性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有机的结合。这种有机的结合，使得行为人在入户前就做好抢劫的各种准备，如准备了抢劫工具，共犯人之间有明确的分工，抢劫行为按周密的计划进行等，由此使入户抢劫的违法性明显增大。最后，以抢劫为目的入户进而实施抢劫，说明行为人主观上预谋抢劫。如前所述，这种预谋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的必要性更大。
以抢劫为目的人户，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其一，入户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其二，入户时具有能盗窃就盗窃、不能盗窃就抢劫的目的。具有这种目的时，如果入户后实施抢劫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13]其三，入户时具有事后抢劫的目的。即入户时打算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同时具有被人发现时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意思，进而成立事后抢劫的，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概言之，入户时具有实施准抢劫罪的目的，也属于以抢劫为目的入户。
诚然，如何判断行为人入户时是否具有抢劫目的，可能是一个难题。但是，一方面，这一难题同样存在于前述第二、三种观点中。所以，不能以此为由肯定第二、三种观点，而否认本文的观点。其次，事实上，完全可能通过入户的方式（如是否携带凶器、在明知户内有人时是否强行进入等）、入户后的行为等来判断行为人入户时具有抢劫的目的。如果确实难以下结论，则根据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
三、入户方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即使对“户”进行限定，且要求行为人对“户”有认识，并且要求入户时具有抢劫目的，对前述例一的被告人也只能认定为入户抢劫，所判刑罚依然过重。由此看来，仅从主观方面限定入户，并不能完全达到限制解释人户抢劫的目的，因而有必要从入户方式上予以限制。
表面上看，《刑法》第263条使用的是“入户”，而没有使用“非法侵入住宅”的表述，似乎入户并无方式上的限定。但是，非法侵入住宅与普通抢劫的结合，尚未达到值得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违法与责任程度。另一方面，从抢劫本身的角度限定入户抢劫，也不现实。例如，普通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必须达到足以压制他人反抗的程度，这已经是最狭义的暴力与胁迫，不可能对入户抢劫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样，也不可能要求入户抢劫数额巨大或者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因为《刑法》第263条第（3）项与第（5）项已经将这两种情形规定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所以，要使入户抢劫的违法性、有责性与其法定刑相适应，只能从入户方式上进一步限制解释“入户”。
有人主张：“从‘入户’的整体行为特征上作考量和限定，将‘入户行为的非法侵入性’作为认定入户抢劫时应当把握的重要特征。从实际情况看，其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非法闯入或潜入他人的住所实施抢劫犯罪，入户行为具有显见的非法侵入性；另一种是行为人故意隐瞒自己的违法犯罪意图，凭借谎言或伪饰骗得应允进入他人的住宅后实施抢劫犯罪，入户行为具有欺骗性和隐藏的非法侵入性。”{12}这种观点表面上对入户方式进行了限定，实际上却囊括了非法侵入住宅的所有情形，与其初衷并不符合。
入户抢劫是违法加重类型。“户”是户内成员最安全的场所，只有提升入户行为的违法性，才可能使入户抢劫的违法性与其法定刑相当。据此，只有具备下面两种情形之一的，才能认定为入户：
其一，违反被害人的意志，携带凶器入户的。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携带凶器盗窃与入户盗窃，分别成为盗窃罪的特殊类型，这意味着二者的违法性分别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当行为人以抢劫的故意携带凶器入户时，可以认为其抢劫行为的违法性、有责性达到了与入户抢劫的法定刑相适应的程度。
其二，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以暴力、胁迫方式入户的。以暴力、胁迫方式入户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以对物暴力方式入户，典型的是砸坏门窗进入户内；二是以对人暴力或胁迫方式入户，亦即，在户内成员不允许行为人入户时，行为人对户内成员实施暴力或者胁迫进而入户。由于行为人以破坏门窗的方式入户，或者入户时就对被害人实施了暴力或者胁迫行为，所以，这种入户后的抢劫行为，可以与入户抢劫的法定刑相适应。
根据本文的观点，单纯尾随被害人入户后抢劫的，因为门未锁而乘机溜入户内后抢劫的，利用偷配的钥匙或者所谓万能钥匙入户后抢劫的，通过欺骗方式入户后抢劫的，不宜认定为入户抢劫。
例三：2011年5月28日13时30分许，被告人向某行至某市雪松路458弄288号二楼，见204室房门未锁遂溜进室内，在该室厨房的灶台上拿了一把菜刀后进入卧室，向坐在床上的被害人马某索取钱财遭拒绝后，被告人向某强行拉开被害人马某的床头柜抽屉翻找财物未果，后从卧室内的柜子上劫得一只内有现金人民币50元等物的零钱包后逃逸。法院认为，被告人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的方法，入户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14]但是，这一量刑明显过重。按照本文的观点，由于向某没有携带凶器入户，也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入户，只能认定为普通抢劫，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例四：被告人张桂顺、梁丽红、杨素琴经合谋，于2009年5月7日0时许，携带由梁丽红提供的“蓝精灵”迷药，到广州市黄埔大道“单行道”酒吧内，主动搭讪被害人刘某忠，然后由张桂顺吸引刘某忠将其带到刘某忠位于广州市东晓南路爱都小区C1栋703房的住处。再由张桂顺秘密将“蓝精灵”迷药混入红酒中让被害人刘某忠饮用，致刘昏睡。张桂顺则趁机取走刘某忠的戴尔牌R5109ORB黑色1330型笔记本电脑1台（价值人民币7489元）、杂牌无线移动电话1台、交通银行信用卡1张、现金人民币300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桂顺、梁丽红、杨素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使用药物麻醉的方法，使被害人不知抗拒，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属于入户抢劫，构成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张桂顺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15]这一量刑也明显过重，但不可能通过对“户”、入户的认识与入户的目的，否认其行为属于入户抢劫。只有通过对入户方式的限定，才能对张桂顺等人的行为以普通抢劫罪论处，从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
根据对入户方式的限制，对前述例一中的被告人，也宜认定为普通抢劫罪，从而实现量刑的合理化。
不可否认，本文对入户方式的限制解释，缺乏文理根据。但是，限制解释本身并不需要文理根据，只是需要论理根据。换言之，限制解释的目的，要么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要么是为了限制处罚程度。只要限制解释的目的本身是合理的，那么，这种限制解释的结论就是可取的。换言之，限制解释只是一种解释技巧，而不是解释理由{13}。能否进行限制解释，并不是取决于有无文理根据（如果有文理根据则不一定是限制解释），而是取决于有无限制解释的理由。法律解释的实质理由当是解释结论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符合法条目的。对入户抢劫的方式进行限制解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也不违背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反而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反之，如果不对入户方式进行限制解释，虽然并不一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平等适用刑法原则，也不违背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却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对入户方式进行限制解释。
四、入户主体
能否从入户主体方面进一步限制解释入户抢劫，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同居一室的儿子抢劫父母财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入户抢劫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户内成员甲与他人乙、丙等人共同抢劫户内其他成员财物的案件，对乙、丙等人的行为以入户抢劫论处，或许没有疑问，但是，对于户内成员甲能否认定为入户抢劫，就值得讨论。
例五：被告人包胜芹为了打消其妻陈女（长年在外打工，仅春节期间回家）的离婚念头，且使其不能外出打工，于2000年1月26日上午找到被告人程健，唆使程健找人将陈女手指剁下两个或者将陈女的耳朵割下一个，并将陈女带回的值钱物品抢走，以制造假象，防止引起陈女的怀疑，同时以抢走的钱物许诺作为程健等人的报酬。程健于当天找到被告人严善辉，告知详情。严善辉答应与其一同作案。当日晚，程健携带杀猪刀等作案工具与严善辉一同前往包胜芹家附近潜伏，并于次日凌晨1时许，在包胜芹家院墙上挖开一洞，进入包胜芹与陈女居住的卧室。严善辉按住陈女头部，程健向陈女要钱，陈女告知钱放在衣橱里。程健抢得陈女外出打工带回的人民币700元，以及手机一部和充电器一只，后又抢劫陈女的金项链一条、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4000余元。之后，程健使用其携带的杀猪刀将陈女耳朵上部割下（重伤），随即逃离现场。
除故意伤害罪外，法院根据刑法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以抢劫罪判处包胜芹有期徒刑十年。基本理由是，“由于包胜芹教唆的是‘入户抢劫’，共同犯罪人即被告人程健、严善辉实际实施的也是‘入户抢劫’，所以对上述各被告人应当按《刑法》第263条第（一）项规定量刑。”[16]
程健、严善辉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可能没有争议，[17]但对包胜芹的行为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并不妥当。
可以肯定的是，从《刑法》第263条的表述上看，入户抢劫不是身份犯，亦即，任何人都可能实施入户抢劫犯罪。所以，不能从身份犯的角度否认包胜芹的行为属于入户抢劫。
能够肯定的是，尽管责任是个别的，而且不可能连带，但入户并不是单纯的责任加重，所以，不能从入户属于责任加重要素的角度，否认包胜芹的行为属于入户抢劫。应当肯定的是，入户是违法加重要素。于是，是否承认共犯的违法性的相对性，质言之，如何理解共犯的处罚根据，就成为解决上述案件的关键。
已经被各国刑法理论彻底否认的责任共犯说认为，由于共犯者将正犯者引诱至责任与刑罚中，或者说由于共犯使正犯者堕落，所以共犯者也应受处罚。其经典表述是，“正犯实行了杀人行为，教唆犯制造了杀人犯。”于是，当教唆犯制造了入户抢劫的正犯时，教唆犯也要对入户抢劫承担责任。上述判决或许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责任共犯论为根据的。但是，责任共犯论并不可取。一方面，根据责任共犯论，共犯的成立以正犯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为前提（极端从属性说）。这会不当缩小共犯的处罚范围。另一方面，根据责任共犯论，甲唆使乙重伤甲的身体的，乙成立故意伤害罪，甲成立故意伤害罪的教唆犯。这会不当扩大共犯的处罚范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责任共犯论将与法益保护没有直接关系的正犯堕落这一伦理要素作为处罚根据，而没有将法益侵害作为处罚根据。
不法共犯说（违法共犯论）认为，由于共犯者诱使正犯者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以某种援助行为促进了违法的正犯行为（行为无价值），因而应受处罚。根据不法共犯论，共犯的成立只要求正犯的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如果正犯行为是违法的，共犯行为（只要不存在固有的违法阻却事由）也就是违法的，因而承认违法的连带性。不法共犯论容易说明对真正身份犯的共犯的处罚根据。但是，即使根据不法共犯论，例五中的包胜芹的行为，也不成立入户抢劫。因为如后所述，一个人对自己的法益不存在违法侵害问题。
当下，作为通说的惹起说（因果共犯论）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通过介入正犯的行为引起了法益侵害（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据此，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正犯，介入正犯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共犯，正犯与共犯的差异在于引起法益侵害的样态不同{14}。本文赞同惹起说。与单个人犯罪一样，共同犯罪的本质也是侵害法益。单独正犯是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犯罪类型，共同正犯是共同引起法益侵害的犯罪类型，间接正犯是通过支配他人的行为引起法益侵害的犯罪类型，教唆犯与帮助犯则是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犯罪类型。换言之，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共犯通过正犯者间接地侵害了法益，即处罚共犯者，是因为其诱使、促成了正犯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侵害行为。共犯的违法性由来于共犯行为自身的违法性和正犯行为的违法性。共犯行为自身的违法性，并不是指共犯行为本身具有行为无价值，而是指共犯本身的行为间接地引起了法益侵害，而且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其一，“正犯”必须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否则，不能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其二，在正犯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时，只要共犯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必须肯定共犯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换言之，如果正犯侵犯的法益，不是教唆者、帮助者必须保护的法益（共犯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则只有正犯的行为成立犯罪，教唆者、帮助者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例如，A按照被害人X的请求对X实施重大伤害行为的，A的行为违法，X的教唆行为不违法。同样，在例
五中，当包胜芹唆使程健等人入户抢劫时，程健等人的行为虽然具备入户抢劫的违法性，但由于《刑法》第263条有关“入户”的规定旨在保护户内成员的安全，而包胜芹本身就是户内成员，就包胜芹的行为而言，不存在“入户”的违法性。所以，包胜芹的行为只具有普通抢劫的违法性，而不具有入户抢劫的违法性。
从正犯与教唆犯的关系上说，也能得出包胜芹的行为不成立入户抢劫的结论。正犯行为直接引起法益侵害，教唆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当一个人不可能成立某罪的正犯时，自然也不可能成立某罪的教唆犯。例如，当事人教唆第三者为自己（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第三者接受教唆实施了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第三者成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但当事人不成立本罪的教唆犯。这是因为，就对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的妨害而言，犯罪人毁灭、伪造证据与他人帮助犯罪人毁灭、伪造证据，并没有实质区别。既然犯罪人直接毁灭、伪造证据不成立犯罪，那么，教唆他人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更不应成立犯罪。基于同样的理由，既然包胜芹直接抢劫其妻子的财物的行为，不成立入户抢劫，那么，包胜芹唆使他人抢劫其妻子财物的行为，就更不可能成立入户抢劫。
或许有人认为，例五中的正犯行为相对于包胜芹的妻子而言属于入户抢劫，故包胜芹的行为相对于其妻子而言，也成立入户抢劫。其实，正是因为考虑到正犯抢劫的是包胜芹妻子占有的财物，所以，才可能认定正犯成立入户抢劫。倘若例五中只有包胜芹生活在其中，包胜芹同意程健、严善辉入户后，程健、严善辉的行为也不成立入户抢劫。
例六：被告人张荷芬与被害人张根新系朋友关系，被害人张根新来京鉴定文物，受邀暂住被告人张荷芬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教场口9号院3号楼1006房间的家中。被告人张荷芬伙同被告人张杰、崔雷达、崔国忠经预谋，于2007年6月20日17时许，在张根新所住房间内，对张进行殴打并抢走其藏传佛教唐卡一轴（经鉴定价值人民币6500元）。判决指出：“被告人张荷芬与被告人张杰、崔雷达、崔国忠内外勾结，以抢劫为目的进人共同居住在被告人张荷芬家中的被害人张根新所住房屋内，实施暴力殴打、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户’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位于本市西城区教场口9号院3号楼的1006房间系供被告人张荷芬家庭生活的且与外界相隔离的场所，故对被告人张荷芬、张杰提出自己不构成入户抢劫的辩解，本院均不予采纳；对各辩护人提出的关于四被告人不构成入户抢劫的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17]
该判决没有说明张荷芬是否一人生活在1006房间。假定如此，则张杰、崔雷达、崔国忠等人的行为并不成立入户抢劫。因为当张荷芬同意乃至邀约张杰等人“入户”时，由于张荷芬对“入户”的同意是有效的，因而，张杰等人的行为不具备“入户”的违法性。所以，即使抢劫了被害人张根新的财物，也只是具备普通抢劫的违法性，而不具备入户抢劫的违法性。[18]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
[1]其实，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前者实际上限制了司法机关的量刑权。正因为如此，国外刑法理论将罪刑相适应视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具体内容。亦即，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包括形式侧面，而且包含两个实质侧面：一是刑罚法规的明确性；二是刑罚法规内容的适正。前者要求刑罚法规的内容必须明确、不得含混；后者包含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和禁止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罪刑相适应）两个内容。（参见：内藤谦．刑法讲义总论（上）[M]．东京：有斐阁，1983:36以下．）倘若将罪刑相适应视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那么，适用刑法时就不能因为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内容而违反该原则的另一个内容。例如，不能因为遵守了不溯及既住的原则，就可以类推解释；也不能因为遵守了禁止类推解释的原则，就施行残虐的、不均衡的刑罚。概言之，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要求或者内容。如果认定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此要求，但量刑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彼要求，就必须想方设法使量刑合理化。据此，仅仅依据刑法第263条第1项的字面含义认定犯罪，虽然可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实际上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因而不可取。
[2]例如，一位有财力的博士生在某居民楼租用一套两居室，长期学习生活在其中。倘若行为人侵入其中抢劫，一般会认定为入户抢劫。但是，另一位没有财力的博士生长期住在学校宿舍（即使是单身宿舍）时，如果行为人侵入其中抢劫，则不可能构成入户抢劫。这样的结论让人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受刑法保护的程度就不同。
[3]需要说明的是，对入户抢劫进行限制解释，不意味对入户盗窃也要进行限制解释。这是因为，入户抢劫属于加重类型的抢劫，法定刑较重，而入户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为了扩大盗窃罪的处罚范围而增设的犯罪类型，且法定刑较轻。罪刑相适应原则决定了法定刑的轻重必然制约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所以，不得以“入户”的用语相同为由，对入户抢劫与入户盗窃中的“入户”进行完全相同的解释。换言之，应当承认刑法用语的相对性。
关于抢劫罪加重情节的几点思考 论文关键词：抢劫罪加重情节转化型论文摘要：抢劫罪是一种常见多发罪。本论文对抢劫罪司法认定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抢劫罪八种加重处罚情节、对携带凶器抢夺和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转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犯和转化型抢劫犯类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加重构成的抢劫罪有下列几种情形：⑴入户抢劫；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⑶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⑷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⑹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⑺持枪抢劫的；⑻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加重构成的抢劫罪又可分为结果加重和情节加重两种情形，抢劫罪的结果加重，是指因抢劫而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情况，即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⑸项的犯罪情况。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则是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除第⑸项以外其他7项加重处罚的情况。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前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引言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情节，它们既有因情节加重的，也有因结果加重的。对于这些加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比一般的抢劫犯罪处罚更加严厉，体现了这八种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依法惩处的重要性。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八种情节的具体认定。并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进行了论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05]8号 抢劫、抢夺是多发性的侵犯财产犯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为了更好地指导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和《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夺解释》）。但是，抢劫、抢夺犯罪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为准确、统一适用法律，现对审理抢劫、抢夺犯罪案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意见如下： 一、关于“入户抢劫”的认定 根据《抢劫解释》第一条规定，认定“入户抢劫”时，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户”的范围。“户”在这里是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但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确实具有上述两个特征的，也可以认定为“户”。二是“入户”目的的非法性。进入他人住所须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抢劫行为虽然发生在户内，但行为人不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而是在户内临时起意实施抢劫的，不属于“入户抢劫”。三是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入户实施盗窃被发现，行为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如果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发生在户内，可以认定为“入户抢劫”；如果发生在户外，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 二、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 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旅客具有不特定多数人的特点。根据《抢劫解释》第二条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指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在未运营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针对司售、乘务人员抢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车上抢劫的，不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三、关于“多次抢劫”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中的“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已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对于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意实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点同时对在场的多人实施抢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点实施连续抢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点连续地对途经此地的多人进行抢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对一栋居民楼房中的几户居民连续实施入户抢劫的，一般应认定为一次犯罪。 四、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 《抢劫解释》第六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抢夺，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行为人将随身携带凶器有意加以显示、能为被害人察觉到的，直接适用刑法第二
刑法案例分析题整理 一、“一问一答”类型解题步骤 １.先读问题后案例,心中有数。 2。读题做准备：把案例中出现的三大要素“主体、行为、情节”全部用笔划下来。 ３。开始做题: (1）看每一个主体、每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罪名。 (２)看每一个主体的几个犯罪行为之间是否有转化、吸收等问题。（一罪和数罪的关系) （3）再看不同主体之间是否有共犯问题,是否属于“部分犯罪共同说”。 (４）看是否有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中止、未遂、既遂)。 (5)看有没有法定的从重或从轻量刑情节。(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主犯从犯，结果加重等情况;还有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 4．检查 考生看到自己熟悉的点会很兴奋，容易忽视一些细节之处,检查很重要,重新把问题和案例对照一遍,查漏补缺、修正错误. 检查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看前后问题之间是否有矛盾之处,如果前后回答有矛盾,很可能基本判断是有错误的,需要重新思考.不能已经写到答题纸上了又想改就来不及了。 5.开始在答题纸上答题 （1)一定按照问题的序号写，如果每个问题有几个要点,那么就在这个标题下分出相应小点，序号级别一定清晰,便利老师阅读,会增加感情分.随意打乱答案顺序,每一问少给一分,就会丢掉四五分,不可冒险！ (2）问什么答什么，不用过多阐述，不要旁逸斜出、画蛇添足。 (3)说明理由一定有，但是只需要直接说明,不需要深入分析。 二、笼统式案例 如果遇到笼统式案例，就按照上述第3步的顺序来分析,然后安排回答。 但是回答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先对共同犯罪部分所有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对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或者先出现的主体犯罪行为进行回答。 第三，最后对起次要作用的或者后出现的主体犯罪行为进行回答。 第四,在每一主体下面,就是按照行为发生的时间顺序来作答。 总结笼统式案例,应该体现的答题顺序和结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 答: (Ⅰ）甲乙不构成共犯,因为……(如:缺乏主观方面) (Ⅱ）构成共犯 1。甲乙共同实施了……行为（第1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2.甲乙共同实施了……行为（第2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3。总结特殊问题1:犯罪形态问题(既遂、中止、未遂），如甲构成抢劫罪中止,在外放风的乙构成抢劫罪未遂。对于中止、未遂犯罪,应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总结特殊问题2:看有没有法定的从重或从轻量刑情节。(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主犯从犯,结果加重等情况;还有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 （二）关于甲单独犯罪部分分析如下： １．甲实施了……行为（第1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２。甲实施了……行为（第2个行为），构成……罪，因为…… 3.看是否有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中止、未遂、既遂)。 ４．看有没有法定的从重或从轻量刑情节。（自首、立功,重大立功，主犯从犯，结果加重等情况；还有责任年龄、精神状态等。)
李某被指控抢劫、盗窃案 案情简介： 2015年10月20日20时许，李某与同伙李某杰（未归案） 到茂名市茂南区文明北路2号林某尧家内实施盗窃时，被林某尧、林某芳发现。李某为抗拒抓捕，持钢筋撬笔威胁以及用脚 踢林某尧、林某芳，后李某被当场抓获。经法医鉴定，林某尧 的损伤程度属轻微伤。李某在归案后，又交代了其伙同李某杰 多次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无视国法，多次入户盗窃，盗窃数额 较大；入户盗窃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其行为已分别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抢劫罪（转化型入户抢劫未遂）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护过程：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入户抢劫的 法定量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虽李某具 有犯罪未遂情节，但其还有多宗入户盗窃犯罪事实，假如公诉 机关指控成立，李某数罪并罚后极有可能面临有期徒刑十年以 上刑罚。邓明毅律师、陈韵律师担任李某辩护人后，经会见李 某本人、阅读本案卷宗材料以及进行必要性调查后认为，李某 本人实施多宗入户盗窃犯罪行为以及在2015年10月20日20 时企图实施盗窃时被发现而抗拒抓捕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经征得当事人 同意后为当事人作有罪辩护，并提出李某抗拒抓捕的地点不应 认定为刑法上的“户内”，依法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而且是 主动交代盗窃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等较为中肯的辩护意见。 判决结果：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采纳了辩护律 师的大部分辩护观点，认定李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十一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总和刑二年十 个月，决定执行二年六个月。辩护人律师的工作得到充分肯定。
案例1:1999年11月15日，史某伙同吕某、赵某（均另案处理），窜至朝阳区陈某家。史某撬开防盗门，吕某、赵某撬开房门后，2人入室行窃。赵某窃得人民币6000元。适逢陈某外出归来，吕某持刀威胁并刺中陈某背部，赵某用撬棍将陈打晕，3人逃离现场，后将赃款瓜分。在预审及庭审中，被告人史某称自己在盗窃时只负责撬防盗门，撬房门及切断电话线由其他同伙负责。而且自己撬完防盗门后就下楼了，没入户也没有参与殴打事主，不构成抢劫罪。 案例分析：（陈晓彪老师） 此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史某是否转化为抢劫罪？ 1.控方可能会以三人共同构成转化型抢劫起诉，认为史某逃离并瓜分了赃款。 2.辩方则会助长史某只构成盗窃罪的从犯，而不转化为抢劫罪，转化抢劫系吕某和赵某所为，属于盗窃罪的共犯中的实行过限，对于超出共同盗窃故意之外的抢劫行为应该由吕某和赵某自负。 3.从案情来看，如无特别证据证明，史某宣称自己撬完后即下楼，应该对此后发生的转化抢劫并不知情且未参与，故史某应该仅仅为盗窃，且，其只是撬门并未进入房间盗窃财物，故在共同盗窃中处于从犯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从犯论文。 案例2：2002年4月10日下午,被告人陈新上厕所时将女儿放在外面靠篱笆站着,出来时见女儿倒地,便怀疑是站在女儿身后的杨红(4岁)推倒的,就抓住杨的左肩使劲一推一转,杨被推倒在地,头部碰到石头上.陈将女儿脸上擦干净后转身一看,见杨仍扑倒在地,就将杨抱起,发现地上,石头上都是血,并听见杨的喉咙里象打鼾一样响了起来,且脸色苍白,四肢瘫软,不哭不哼.陈怕承担责任,就将杨抱进自己的猪屋,出来清洗血迹,陈第二次进猪屋,见杨仍躺着不动,即将稻草盖在杨身上,而后出屋张望,见无人影,又第三次进猪屋,看见稻草好像动了一下,怕杨活过来,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砸向杨的头部,并用一块石磨压在杨的身上,三天后将杨的尸体藏在河边涵洞里.经法医鉴定,被告用石块砸杨之前,杨已经死亡。 案例分析： 此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某行为的定性，是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是一罪还是数罪？
吴某团伙多次抢劫100多万一审判死缓！ 吴某没有工作，在平时生活中结交了许多江湖朋友。2007年至2010年8月开始吴某伙同朋友邓某、熊某、唐某、艾某、吕某、李某、肖某等人相互纠集，通过踩点等方式持器械专门抢劫有保险柜的超市、加油站、金铺等作案目标。从案卷详情可知，吴某在有些案件作案过程中，系凌晨作案，在此时间内根本没有被害人，应当是盗窃罪，并非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抢劫罪。然后，在被告人吴某参与的几次抢劫过程中，并非出于自己的自愿，仅在邓某等人的撺掇下才与邓某等人抢劫的，在共同犯罪行为中依法应当属于从犯。从案件的性质、吴某的人身危险性等方面，辩护人在吴某的行为哪些构成抢劫行为，哪些构成盗窃，在多起犯罪行为中，吴某起何种作用。经两位律师向侦查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书，再经庭审，最终吴某被判死缓。 控方意见、法庭争议焦点、律师办案 被告人邓某、吴某、熊某、唐某、艾某、吕某、李某、肖某共抢劫19次，抢得现金人民币、手机、黄金、铂金、钯金首饰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061534元，其中邓某抢劫作案14次，抢劫财物共计人民币382531元；被告人吴某参与抢劫作案13此，共计财物人民币240451元；被告人熊某作案17此，抢劫财物共计人民币438912元；被告人唐某作案7次，抢劫财物共计人民币828183元；被告人艾某抢劫作案9次，抢劫财物共计人民币160725元；被告人吕某抢劫作案4次，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48081元；李某抢劫作案1次，抢劫财物共计人民币142080元；被告人肖某作案2次，抢劫财物人民币15800元。公诉机关以邓某、吴某等人涉嫌抢劫罪提起公诉，情节为多次抢劫，抢劫数额巨大。 1、关于被告人吴某在多次抢劫中所起作用是主要作用还是次要作用； 2、在公诉机关认定抢劫的行为中，被告人吴某在凌晨潜入作案目标获得财物的行为中，依法构成抢劫罪还是盗窃罪； 3、关于被告人吴某主观恶性是否恶劣。这些对于吴某最终的定罪量刑起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律师向公诉机关提交了律师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中认定的关于抢劫和盗窃的部分事实不确凿，有待进一步核实。 经会见得知，吴某从未去过重庆，更不可能参与重庆的盗窃案。可见，要么是吴某在说谎，要么是公安机关未查清事实的真相。公安机关若没有在查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下，仅因吴某曾与其它犯罪嫌疑人共同实施过犯罪行为，就主观臆断吴某参与抢劫第13、14宗。关于吴某从未去过重庆，很容易引起冤假错案的发生。 因此，希望贵院能全面查清楚事实，以确定吴某是否参 与抢劫第13、14宗案件事实。关于盗窃案第4宗案件事实中，吴某是否知情，有没有参与。这有利于贵院公正指控吴某。
八大银行抢劫的经典案例 1.要选对银行 你一定不想犯下与加州阿纳罕的这个家伙相同的错误，他抢的是一家倒闭了很久的银行。 要找对出纳员 2.在加州有一名劫匪把他的纸条递给出纳员，该出纳员的父亲那时正站在旁边，看了火冒三丈。 结果那名劫匪被她老爸过肩摔还坐在他身上直到警察赶到为止。 3.不要在取款条上签名 匹兹堡的一名劫匪在传票背后写了要抢银行的字眼还签上自己的大名，信封上还写着住在底特 律、哈佛东部及康乃迪克洲同伙的住址，而在取款条后 面还写着劫匪的银行账号。 4.不要过分伪装 有个化装成女人的劫匪带着一脸的化妆品，撞上了一道玻璃门。他是第一个成功地以唇印被指证 的罪犯。 5.要有时间观念 这是马萨诸塞州某个劫匪胸口永远的痛：他在4：30时抢银行，然后想要穿过北亚当斯市中心逃 逸，却在巅峰时间阻塞的交通中动弹不得，警方到达时， 他依然在那里进退不得。 6.下一个工作也许会更好 抢银行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一名不安的生手劫匪，在急着将抢来的横财塞进衬衫口袋时，开枪打中自己的头当场死亡。 7.要有优良的心理素质 麻州天鹅湖的这名劫匪，他在听到出纳员说没有钱时，昏倒了。直到警方抵达现场时，他还昏迷 不醒。他准备用来逃亡的车子，停在附近，钥匙还没拨下来。 8.要注意环境，该撤就撤 纽约的两个劫匪打劫时碰上FBI发工资。刚说了一句"抢劫"，就听见身后十几把枪在上膛。 <一> 甲：你在看什么？ 乙：在看电视。 甲：什么电视？ 乙：彩色电视。 甲：我问你电视名字。 乙：××牌电视。 <二> 一位农村姑娘站在立交桥上数高楼的层数，一位骗子走过来：“数了几层了？罚款，一层五块。”姑娘说：“数了十五层。”交了钱，一位旁观者说：“你怎么这么
“2009.6.4”双牌入户抢劫杀人案纪实 009年6月4日，永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快速反应，多警合成作战，充分发挥刑事技术的杀手锏作用，缜密侦查，仅用6个小时快速破获一起重大入户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吴某（男，14岁）、谭某某（男，14岁）落入法网。一时间，双牌县城万人空巷，人们奔走相告，庆贺永州市、县二级警方破案神速，高呼：公安机关简直神了！ 闹市中心，杀人抢劫 2009年6月4日上午9时34分，双牌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电话急促的响起，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带着绝望的哭喊：“我母亲被人杀害了，你们快来啊！”接警员急问：“在哪里？”“在县政府正后门。”对方电话“哐”的挂了。 警情就是命令。双牌县公安局局长夏红兵、政委谢孝平立即率领副局长蒋琼、邓知才、秦学君、副政委毛先奇、刑侦大队长何德传和侦查民警赶到现场，一边保护好现场，疏散围观群众，做好死者家属的稳控工作，开展现场访问；一边向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沈林松报告。当日上午10时30分，市公安局副局长沈林松率领刑侦支队副支队长陈云生及刑事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参加案件侦破工作。 受害人名叫陈X云，女，76岁，系烟摊店主。6月4日上午8时许，经常到烟摊买烟的陈XX到烟摊店敲门无人应答，大门紧闭，陈XX低头一看，发现门下有大量的血迹，他感觉可能出事了，便赶紧去找陈X云的儿媳开门。当日上午9时30分许，陈的二儿媳持钥匙打开店门，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狭仄的小卖部里一片狼藉，被害老人倒在店中沙发旁的血泊中，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陈的儿媳回过神后，立即拨打“110”报警。 双牌县是全省的治安绿洲，民风淳朴，社会治安秩序素来良好，突然在县政府旁边的繁华地段、闹市中心发生这样的恶性杀人案，消息飞快地在该县干部群众中传播，引起强烈震撼，围观的人群将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一时间各种猜测、议论声四起：“住在县政府旁边都被人杀了，其他地方还不更危险！”；“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都那么残忍，那对待一般人会怎样！”；“人杀了，人跑了，案发在晚上，公安局难破了！”……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股恐怖的气息笼罩着小小的双牌县城。 群众的期盼也是党委、政府的期盼，接到案情报告的各级领导迅速作出重要指示。永州市政府市长助理、市公安局局长刘建宽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保证案件侦破！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县长蒋千红指示：要不遗余力，快速侦破，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答复。 有条不紊，细之又细 沈林松副局长等一行人赶到现场后，立即组织召开简单的临场碰头会。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沈林松副局长对案件侦破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迅速成立专案组，由沈林松副局长任总指挥，双牌县公安局局长夏红兵任专案组组长，从市、县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集中办案，分成5个小组开展工作。他要求各组人员迅速进入状态开展工作，要全面细致勘查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要全面走访调查，不放过任何线索；要全面清查，不放过任何死角。要求所有工作要全面细致，所有参战民警要一丝不苟，细之又细，争取尽快破案，给死者和双牌人民一个交待。 案情碰头会后，各小组迅速分头开展工作。当日中午，现场访问组民警获知：6月3日晚22时左右，一群众看到两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在现场附近逗留过，其中一人身高1.6米左右，穿白色长袖衬衣、白色波鞋，头发较长。 捕捉灵感，信手拈来 案发现场出现了两个形迹可疑、身高1.6米左右的年轻人，离现场1000米左右正好有一所学校。莫非是学生作案？市局沈林松副局长和双牌县局夏红兵局长决定，先以某中学为
抢劫罪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规则大汇总 文/吴才木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 转自：无讼阅读 注： ?本文内容整理自《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撰》（下卷）/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裁判要旨编号按书目顺序排列，缺失编号内容为非抢劫罪的裁判要旨，故未予列入。 NO.5-263-2 抢劫国家二级以上文物的，应当认定为抢劫数额巨大。 NO.5-263-3 抢劫罪加重处罚情节中抢劫数额巨大，应以实际抢得的财物数额认定。 NO.5-263-5 以实施抢劫为目的，只要其入户实施了暴力行为，即使劫财行为发生在户外，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NO.5-263-7 入室盗窃后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NO.5-263-8 为消灭债务而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强行索回债权凭证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9 将出租车作为犯罪工具而不直接对出租车上的人员实施抢劫的，不能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NO.5-263-10 劫持并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抢走被害人随身携带物品的，不构成绑架罪，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11 在抢劫过程中已经开始实施暴力威胁等方法行为的，应认定为抢劫罪的着手。 NO.5-263-12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抢劫预备行为，不以犯罪论处。NO.5-263-13 入户前即具有犯罪动机，入户后实施抢劫，不论入户是否合法，均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NO.5-263-14 未实际通过第三人对被绑架者安危的忧虑而索取财物的，不构成绑架罪，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15 利用暴力而非讹诈取得他人财物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16 劫持他人后，迫使其向亲友筹借钱款，其亲友对被劫持事实并不知情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17 在抢劫过程中导致财物所有人以外的第三人死亡的，不能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 NO.5-263-18 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以实际上是否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抢劫为标准，而以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否受到威胁为标准。 NO.5-263-19 租用的房屋，如果是作为家庭生活场所且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中的户。 NO.5-263-20 同时符合具有家庭生活的功能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特征的，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中的户。 NO.5-263-21 实施抢劫行为并劫得财物后，在逃跑过程中为抗拒被害人抓捕而将其杀死的，应以抢劫罪一罪论处。 NO.5-263-22 借条作为债权凭证，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NO.5-263-23 为毁灭债务，使用暴力手段当场劫取债权人借条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24 债务人以外的其他人抢劫借条的，不构成抢劫罪。 NO.5-263-25 在非营业期间，对既为商铺又为居所的处所进行抢劫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NO.5-263-28 财产共有人以共有财产为犯罪对象进行抢劫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NO.5-263-29 进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住所实施抢劫的。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NO.5-263-30 犯罪以后不是以投案为目的而是为了解案情而到公安机关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NO.5-263-31 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准确认定入户抢劫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者】李肯修订后的刑法将入户抢劫作为构成抢劫犯罪情节严重的行为之一加以规定，旨在加重打击入户抢劫行为。审判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入户抢劫？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理解“户”的含义。正确理解“户”的含义，即“户”的地理范围，是准确认定入户抢劫的前提。修订后的刑法颁布后，人们通常将“户”的含义解释为既包括公民的住宅和院落，也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院落和办公室，还包括以船为家的渔民的渔船和旅客在旅店、饭店居住的客房，并认为立法机关一改过去司法实践中通称的“入室”为“入户”，意在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力度。我认为，“户”的含义应指公民的住宅和院落等一定的生活区域，包括以船为家的渔民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等，但不应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院落和办公室以及旅客在旅店、饭店居住的客房。这是由加重打击入户抢劫的立法本意决定的。入户抢劫之所以被规定为情节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原因是：第一，入户抢劫在通常情况下（即违法入户抢劫的情况下）是抢劫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竞合犯罪。竞合犯罪要择一重罪而从重处罚。第二，入户抢劫加大了被害人的危险性。在“户”中，被害人孤立无援，不易与外界联系。上述两点情况，在进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院落和办公室以及旅店客房实施抢劫犯罪中是不存在的。立法机关之所以改“入室”为“入户”，不是为了单纯扩大保护范围，而是为了区别办公场所与公民的生活场所。“室”可以理解为房屋等空间范围，包括办公室等公共场所，而“户”只能理解为公民家庭的生活区域。公民在自己的住房中开办食杂店、修理店等，有的是在上述场所中白天经营，夜晚全家住宿。在这些场所中发生的抢劫犯罪是否按入户抢劫处理呢？我认为应从经营时间来区分。在上述场所为经营时间时，其用途已不是公民的住宅，而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而在关业后，其用途已从营业场所转化为公民住宿的场所，此时行抢就构成入户抢劫。二、关于违法入户与合法入户问题。在户中进行抢劫犯罪的不一定都构成入户抢劫，关键要看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违法入户抢劫的情况比较简单，均构成入户抢劫，如破门而入、冒充军警人员入户、用欺骗等手段入户等。合法入户抢劫的情况比较复杂，如为追讨债务未果，激愤之下，将被害人抢劫；亲属之间到家借钱未成，实施抢劫。我认为对合法入户后抢劫的，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入户时就有抢劫犯罪动机的，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定入户抢劫，如利用债务关系，事前预谋好入户行抢的；利用水电、煤气等物业管理维修人员身份作掩护有预谋入户抢劫的等。因为上述情况虽然表面上看属合法入户，但因其入户抢劫前就有犯罪动机，因此应定入户抢劫。另一种是合法入户时没有抢劫犯罪动机，临时起意抢劫，即以合法行为开始，以犯罪行为告终的，这种情况不宜定入户抢劫，如上述因讨债不成在激愤之下的抢劫以及亲属之间临时起意抢劫等，应按一般抢劫犯罪处理。三、关于转化犯罪问题。一些入户抢劫犯罪是由其他犯罪转化而来的。因抢劫犯罪本身是转化而来的，是否再定入户抢劫加以重罚，不应一概而论。刑法第269 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 条抢劫罪规定处罚。实践中，涉及转化为入户抢劫犯罪的主要是入户盗窃犯罪。对入户盗窃中被人发现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是否构成入户抢劫，要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审查分析：一是
赖忠等故意伤害案的案例分析 ——从财产罪保护法益、非法占有目的入手 一、案例引入引入 （一）基本案情 2002年2月20日中午，被告人赖忠与被害人谢春生及夏慈秀等人于沙河镇东坑村一荒山上赌博，被告人赖忠在赌博中输给被害人谢春生9500元，赖忠怀疑谢春生在赌博中作弊，遂回城邀请同伙，携带砍刀返回赌博地。下午三时许，赖忠等人在沙河镇公路上与被害人谢春生、夏慈秀等人相遇。赖忠要求谢春生退回输掉的9500元，遭到谢春生拒绝，赖忠等人遂持刀朝谢春生的头部、肩部、腿部砍，夏慈秀等人见状遂凑足9500元交于赖忠一伙，赖忠收钱后即逃离现场，经鉴定，被害人谢春生的损伤是轻伤甲级，伤残八级。 一、二审判决认为，根据上述事实肯定了被告人对于砍伤被害人成立故意伤害罪，但否认成立抢劫罪。因被告人赖忠等“索回的财物仅是自己输掉的赌资，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裁判要旨认为，“使用暴力手段抢回所输赌资的，不构成抢劫罪，暴力行为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应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理由是：1.被告人未侵犯任何人的财产所有权。因赌博是违法行为，被害人对赌资没有所有权，而国家在没收赃款之前对赌资也无所有权。2.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被告人认为被害人采取作弊手段赌博，赌资仍归自己所有。而且因被告人未侵犯任何人的所有权，没有非法占有目的。3.从量刑平衡看应该只认定故意伤害罪。从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看，被告人强行索回赌资的行为与典型抢劫罪差明显，处以抢劫罪对被告人量刑过重。 （二）判决问题 可以看出，法院判决和裁判要旨的思路是：赌资作为赃物，被害人没有所有权，国家在没收前也无所有权，所以被告人抢劫赌资的行为没有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即不存在被侵害的财产罪保护法益。被告人既然没有侵害所有权，并且仍认为自己是赌资的所有权人，因此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抢劫罪的主观要件。因此只评价抢劫赌资的手段违法，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该思路在财产罪的保护法益上坚持所有权说，并且在此基础上宽泛理解非法占有目的，按照此思路，所有权人侵犯他人非法占有的自己的财物，直接以不存在财产法益否定财产犯罪；所有权人侵犯他人合法占有的自己的财物，则以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否定财产犯罪。这与现代社会重视保护财产秩序的现实不相符合，该立场值得质疑。 其次，从案件事实看，被告人通过自愿赌博输掉赌资，而且抢劫赌资的行为距离输掉赌资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不在同一地点，且抢回的赌资并不是被害人谢春生所有，而是谢春生的朋友凑的。因此本案与典型的赌博过程中强行取回赌资的行为存在差异，能否直接适用《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值得考虑。
一、案例 法院对一起共同抢劫犯罪案件的罪犯进行宣判。主犯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主犯余某被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2万元人民币；从犯邱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自案发被羁押至判决生效已过去6个月，邱某剩余2个月有期徒刑刑期；从犯邹某被判处管制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问：对本案四名罪犯的刑罚应当由哪些执行机关执行？如何执行？ 二、就以上案例本人分析如下： （一）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实施犯罪的人数上来看，犯罪可分为单独犯罪和共同犯罪，上述案例所涉及的，就是共同犯罪。根据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到的作用和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可分为主犯、从犯和胁从犯，并引用刑法总则有关于共同犯罪之规定加以定罪量刑。依照各共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和犯罪后的认错态度不同，实行区别对待。凡具备从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予以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各共同犯罪人都是主犯，他们之间的量刑也会各有不同，有时候甚至主犯的处罚比从犯还要轻。案例中所涉及的抢劫罪就经常会出现共同犯罪情形。不过从四名犯罪人的量刑情况来看，主、从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犯罪行为的影响，皆属于正常情况，故主犯郑某和余某所受到的处罚相较于从犯而言，都比较重。 （二） 1.对于四名罪犯罚的执行主体和执行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以内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第二百六十九条，“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同时，人民法院负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510378695.html, 警察抢劫的司法认定 作者：牛庆辉 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12期 本文案例启示：警察抢劫的法律适用关键是行为人实质上是否冒用警察的名义。如果警察在非履行职务过程中抢劫，对于未显露其警察身份的，不应当认定为冒充警察抢劫，对于故意显露其警察身份的，应当认定为冒充警察抢劫；如果警察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抢劫，应当认定为冒充警察抢劫。 [基本案情]2011年6月22日，被告人A、B、C预谋去抢吸毒人员牛某的毒品和现金。为保证犯罪顺利实施，A、B、C联系警察王某加入，王某遂与其友李某一起加入。后王某着警 服并携带手铐，与李某、B、C一同到达牛某居住的旅馆，告诉旅馆老板他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警察，进入房间后，给牛某戴手铐，搜查房间，仅得少量毒品后，用衣服蒙上牛某的头部，将牛某带至A的家中。在A的家中，王某与A、B以警察身份“讯问”牛某，并向牛索要现金五万元。期间B、C多次持橡胶棒或以拳脚殴打牛某，B、C与李某将抢得的毒品吸食。当日下午五时许，牛某通知其朋友送交2000元现金后被释放。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冒充警察抢劫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对真警察抢劫如何处理法律没有规定。在此情形下，如何准确定性与适用法律，做到罚当其罪、公平公正是司法难点。 在我国，警察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是一方平安的守护神。行为人冒充警察抢劫，既对被害人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强制和恐吓，又毁坏了警察的职业声誉，甚至会造成更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危害程度与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等相当。那么，对于警察抢劫，应当以冒充警察抢劫定罪量刑呢，还是仅作为一般抢劫案件定案呢？笔者认为，应当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 一、警察单独抢劫 警察既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个体，也是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个体，其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其必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天职，以保护一方平安为已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个体，其触犯法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一）警察在非履行职务过程中单独抢劫 在非履行职务过程中，警察抢劫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警察身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抢劫；另一种情形是专门显露自己的警察身份抢劫。 1.对于第一种情形，不应当认定为冒充警察抢劫
刑法案例分析 一、案情 甲将存折及印章交给好友乙，请乙到银行代取存款中的5万元，结果当乙发现甲的存折中有50万元存款即将其中的45万元提出据为己有后逃逸。不久，甲获知乙的住所后，在某日夜里与另一友人丙一同前往找乙要钱。由于乙正巧外出，于是两人用螺丝起子撬开乙住处大门后进入，搜寻值钱的财物。此时乙正好返回住处，甲丙未能取得财物。 二、对甲、丙行为的定性 1、甲在获知乙住所后携丙要钱的行为是一种私力救济。在乙将甲的45万元存款非法占有以后，甲获知乙的住所，此时甲完全可以报警，告知警察乙的地址以寻求公力救济。而甲选择了自己携好有前往要钱，所以这是一种私力救济行为。 2、得知乙外出，甲、丙撬门而入，搜寻财物的行为分别成立盗窃罪（未遂），且甲、丙两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认定一个行为是犯罪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发生了违法事实，也即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二，该违法事实具有非难可能性。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包括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甲、丙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盗窃的行为，所以甲、丙两人的行为均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盗窃罪。 甲、丙成立盗窃未遂是因为两人入户以后开始搜寻财物，这时甲、丙的行为已使乙的财物受到紧迫的危险，两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盗窃罪的实行行为，但是因为乙回来了这一两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获取财物，所以甲、丙成立盗窃罪未遂。 甲、丙两人一起撬门搜财，这表明甲和丙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盗窃的行为，主观上两人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所以甲、丙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 三、案例延伸 本案中甲由于被乙非法提走存款45万元而携丙一同前往找乙要钱，引发一个可探讨的空间就是，当自己所有的财物被他人非法占有时，被害人采取自行取回的行为是定性。也即取回他人非法占有之本人财物的行为的定性。 首先，得强调他人的占有是一种非法占有。如果财物被国家机关依法没收、收缴，或者占有人基于合法原因占有财物的，则不存在行为人采取取回行为不违法的问题，因为此类情况下无论是针对第三人还是原所有人，刑法都保护这种占有。 其次，我认为这种取回行为区别于刑法上违法阻却事由中的自救行为。自救行为是指法益受到侵害的人，在通过法律程序、依靠国家机关不可能或者明显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救济法益的行为。自救行为的一个成立条件是通过法律程序，依靠国家机关不可能或者明显难以恢复受侵害的法益，也即如果通过公力救济得以恢复法益时，不成立刑法上的自救。而上述取得行为是被他人盗窃、诈骗、抢劫等等之后，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和国家机关恢复财产法益但行为人自行取回的情形。 最后，这种取回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我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分取回手
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的认定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条文进行了修改，在1997年刑法规定的“多次盗窃”基础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三种特殊盗窃行为类型。相对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普通盗窃行为类型而言，成立特殊类型的盗窃罪，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这意味着，在盗窃未达数额较大时，是否认定为“入户盗窃”，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区分(不考虑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及扒窃的情形)。此外，刑法第263条将“入户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之一，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是否认定为“入户抢劫”，直接影响到是适用抢劫罪的基本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抢劫罪的加重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刑法理论与实务普遍关注“入户抢劫”的适用，最高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但迄今仍然纷争不断。“入户盗窃”入罪后，有不少论着主张参照“入户抢劫”的相关司法解释认定“入户盗窃”。[1]不过也有人认为，“入户盗窃”中的“户”的认定应比“入户抢劫”中“户”的范围宽泛一些。[2]2013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盗窃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看来，司法解释完全沿用入户抢劫的相关规定。可是，入户盗窃只是盗窃罪的基本犯，入户抢劫则是抢劫罪的情节加重犯，而且“盗窃”明显不同于“抢劫”，在同一部法典内，刑法用语的含义固然具有统一性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相对性的一面。“为了使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都置于刑法的规制之下，以免形成不公平的遗漏;为了使刑法整体协调，以免自相矛盾，不得不对相同用语做出不同的解释。”[3]因而，对于“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的含义，必须根据立法目的，考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要求，做出合理的解释。 一、立法目的 入户盗窃与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同为特殊盗窃类型，成立犯罪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相对于普通盗窃单纯着眼于被盗物品的数额，即财产法益侵害性的大小而言，必然存在其他因素的考量，才使得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大致可以认为，多次盗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一是多次盗窃所形成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性较大，二是多次盗窃行为彰显行为人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即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大;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是，相对于未携带凶器的盗窃而言，携带凶器对被害人身体、生命安全形成的危险性较大;扒窃入罪的主要考量因素是，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一方面造成民众的安全感下降，另一方面，丢失出门所随身携带的财物，
案例分析一 案例详情： 被告人王甲，男，18周岁，汉族，工人。 被告人罗某，男，21周岁，汉族，工人。 被告人王乙，男，21周岁，汉族，农民。 1994午6月7日中午，被告人王甲、罗某、王乙共谋抢劫。当晚7时许，被告人王甲提出抢劫出租车司机的钱财，被告人罗某、王乙均表示赞同。当晚深夜11时许，三被告人携带事先准备好的锯齿刀、手术刀、剪刀各一把、尼龙绳一根、不干胶带纸一卷等作案工具，乘上钟某驾驶的出租车。王甲、罗某先后对钟某谎称到西门车站和九眼桥，企图找个偏僻之处抢劫钟某的钱财。钟某察觉到三被告人的行为可疑，遂将三被告人载到某出租车检查站，将可疑情况报告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当即将三被告人捕获，并从王甲身上搜出作案凶器。案例详析：分析这个案例我觉得三个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理由如下：本案中三被告人事先预谋抢劫出租车司机并携带刀、绳等作案工具上了出租车，在行车途中三被告人既没有对司机进行语言威胁，也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侵犯被害人人身的手段行为，因此三被告人还未“着手”实施抢劫犯罪的实行行为，而是处于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接近犯罪对象的犯罪预备形态，应认定为抢劫（预备）。我国现行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根据这一规定，并
结合枪劫罪的内容和我国刑法的有关原理，抢劫罪的犯罪预备形态，是指已经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进行犯罪预备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抢劫罪的实行行为的犯罪形态；抢劫罪的犯罪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抢劫罪的实行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达到枪劫罪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犯罪形态。由此可见，区分抢劫罪的犯罪预备形态与犯罪未遂形态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着手实施枪劫罪的实行行为。在本案中，三被告人为了抢劫出租车司机而携带刀、绳等作案工具并乘上被害人张某的出租车，但在着手实施“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之前，因为司机觉得三个被告人可疑就立刻告诉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当即将三被告人捕获，因此，三被告人的行为应定性为犯罪预备形态。
2019年最新抢劫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2017年1月19日，我国最高法针对当前在审理抢劫案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制定了审理抢劫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我们也可以当做是抢劫罪的司法解释。接下来，律师365小编带来这个知道意见的具体内容，帮助你了解相关知识。 2016年1月19日，我国最高法针对当前在审理抢劫案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制定了审理抢劫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我们也可以当做是抢劫罪的司法解释。接下来，小编带来这个知道意见的具体内容，帮助你了解相关知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抢劫犯罪是多发性的侵犯财产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抢劫解释》)和《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抢意见》)，对抢劫案件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规范，发挥了
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抢劫犯罪案件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各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为统一适用法律，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抢劫案件的经验，现对审理抢劫犯罪案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和刑事政策把握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的基本要求 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多次结伙抢劫，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实施抢劫，在抢劫中实施强奸等暴力犯罪的，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判处。 对于罪行严重或者具有累犯情节的抢劫犯罪分子，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严格控制减刑的幅度和频度。对因家庭成员就医等特定原因初次实施抢劫，主观恶性和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要与多次抢劫以及为了挥霍、赌博、吸毒等实施抢劫的案件在量刑上有所区分。对于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坚持依法从宽处理。 确保案件审判质量。审理抢劫刑事案件，要严格遵守证据裁判原则，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特别是对因抢劫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更要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严格依法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坚决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