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风险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师索
2012-11-20 16:04:41 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5期
【摘要】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风险社会；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犯罪治理
一、引言
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通往另一种现代之路》之后，社会风险问题逐渐为人们所接受、采纳、重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带来了潜在的未来危险的可能性，促使人们不安全感的增加。在其之后，风险社会的研究已经扩宽至环境风险、犯罪风险、政治风险、健康风险、传媒风险、核风险以及风险的监管、评估、测量等领域。并且这些风险以各种形式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全球化使得风险超越了地理界线。以“福建南平”案件拉开的系列弑幼惨案正悄然告知人们，发生在美国的校园惨案同样可能发生在中国。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敲击着中国社会的风险感知能力，也对政府提出了新的风险交流能力要求。毒奶粉、瘦肉精不知何时已经囤积在自己体内。放射性物质可以漂洋过海地追寻人
类的脚步。许多新生风险已经完全逃离了人们的直接感知能力，来的是那么突然，那么不可预测。犯罪由此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同核泄漏、全球性污染、金融危机等同的日常风险产物。
按吉登斯的话来说，风险社会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世界，焦虑本身是不适当的。由于与客体世界的建构性的特征相关的自我知觉变得模糊不清，正在发展的焦虑会威胁自我认同的知觉，[1]人们将会深受模糊恐惧感的折磨。风险社会已让传统犯罪控制的情景因素变得不确定，犯罪控制结构与生成结构的不一致将引起犯罪控制的疲软无力。在高度不可预测性的风险社会中应从什么视角重新认识犯罪、风险是如何影响犯罪，如何形成犯罪自身与风险相契合的特殊影像，以及如何有效治理犯罪值得探讨。
二、风险社会的犯罪视角：风险引导犯罪运行
金融、保险、投资几乎占据了人们平日所言风险的话语比例，风险功能已被内化为与经济利益获取的不确定性排除。在以往犯罪学研究中，与风险有关的即为理性选择理论、犯罪情境理论中行为人自身的经济分析与博弈选择。
不同时代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犯罪。长时期沉迷于对犯罪原因的深挖已经形成了诸多“片面而深刻”的原因学说，但也阻碍了犯罪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变幻莫测的风险社会将迫使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动态发展的犯罪现象上。在以风险为支撑的理论基础上看待犯罪现象的最佳切入点就是犯罪运行，一种规律与非规律性同在的运行方式似乎成了整体犯罪现象与风险结合后的最佳影像。由于社会整体解构所带来的个体私利化，社会行为已分散为以风险导向为行进模式。
犯罪是在运动的，但是却存在同风险无关与接受并改造风险的两种不同运行方式。英国学者Andrew D. Newton通过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犯罪描述提出了静止的（static）犯罪与运动的（non-static or moving）犯罪。他认为静止的犯罪代表的是唯一的时空点，而运动的犯罪则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时空点，并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基础之上连接各个时空点，刻画出了犯罪发展地图。这样就清晰的展示了犯罪如何运行，它的轨迹如何变化。[2]但这样的运行方式只是显示了时空轨迹变化，并未反映整个犯罪现象意识层面的风险改变。而犯罪转移、犯罪聚集、犯罪演进、犯罪网络化等则是犯罪接受风险后并对风险加以改造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加速还是匀速运行的物体，自身都带有一定的能量。孔德所提出的社会物理学旨在促进社会学研究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美国社会学家特纳则延续孔德的脚步提出了“社会宏观动力学”学说，人口规模、生产、分配以及权力成为了决定人类组织的动力源。[3]同理，犯罪运行也同样需要来自社会互动体系结构所给予的动力源。一方面，动力源的本质在于风险社会中同犯罪的社会负性价值呈正相关的系列风险因子，亦可称为犯罪的风险源，即能够加剧一个人由正常人向犯罪人转变的不确定性，促使部分比例的社会事件向犯罪事件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动力源使得犯罪运行轨迹从高风险的时空向低风险的时空流动。最后，在社会总能量守恒的假定下，犯罪运行的能量过强也就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运行减弱，犯罪现象由此获得排斥其他社会现象的架构基础，从而维持一个高犯罪率。我们可以在此预设一个治理犯罪的新思路，即是否消除了为犯罪提供运行动力的风险源就能让犯罪运行停止或者减缓运行速度，从而削减犯罪现象的生命力。
三、风险社会中的犯罪风险源
有必要说明的是犯罪风险源并不同于犯罪原因。犯罪原因侧重于解释犯罪生成过程，而犯罪风险源在性质上类似于犯因性，侧重于犯罪与被害相结合的结构性说明。所谓犯因性，在英文中的解释为criminogenic，一般是指“犯罪原因性的”、“具有犯罪原因性质的”、“起犯罪原因作用的”。[4]即是说，犯罪的生成可以用“犯罪风险源→犯罪原因→犯罪”来表示。因此，针对具有更为前阶段的风险源头采取治理措施将会比针对犯罪原因采取的措施在防控犯罪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人造风险—犯罪风险的技术源
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绝大时间里，外部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难、大范围疾病、贫穷等不确定因素构成了吉登斯所言的“外部风险”。后现代环境中，遗传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核技术总是同人类的健康紧密相连。人类知识大量进入到物质世界以及专业知识的局限性使得人们眼前总是陌生事物，大量被制造出来的新型风险令人生畏。人类对于高科技的加倍依赖让人类对于有能力预见的风险变得漠然更是加剧了技术性风险的承担极限。这样的人造风险同样也会影响犯罪。种族之间对相互基因密码的破解注定了未来的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坏结果便是某个种族的非武力性灭绝。一些缩短妇女孕期的药物已经造就了美国成千上万个天生缺腿少手的残疾儿。据纽约时报消息，一个正在巴拉圭境内延伸的网络中介已经找到了通过官方收养程序处理被绑架儿童的途径，这些儿童正在被无形之手与器具所撕裂，医学技术与全球市场正在挖尽他们的器官。[5]更重要的是，人造风险加速了社会个体、社会制度的风险文化意识进程，加深了风险的交流沟通。掌握高科技的犯罪人在发展具有自身风险特色犯罪意识时也会通过
技术操纵风险的分配，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已经形成。
（二）激发性风险—犯罪风险的实践源
激发性风险具有内部关系属性的本质。所谓内部关系，可以简单界定为犯罪在运行过程之中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三者所组成的主体结构。行为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彼此之间都接受了风险对个体化的重塑，但三者之间对风险的认知起点以及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各自对相应所重构的权利与义务出现了实践偏差。行为人总能从社会制度风险中为犯罪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衡量风险后实施犯罪并将犯罪视为人性的延伸。国家总是千方百计的打击犯罪以证明自身合法性，同时避免风险扩散。被害人并未从传统安全感丧失的困境中走出而始终迷茫在自身努力与国家支持的烟雾中。简单的说，三者由于并非是在同一时期、同一方向用尽自身最大的力气，导致了缺乏系统内部的信任。[6]那么在实践中，这种“以暴制暴”与“以眼还眼”的交相呼应增加了激发系统内外复杂性风险的可能性，为关系的不安定打下了不确定性烙印。
（三）发展性风险—犯罪风险的制度源
风险总是在发展中完善自我，技术的变革意味着制造业不再能保持大量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与非熟练的工人职业的稳定性，劳动力市场的革新增加了弱势群体风险。妇女已经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获得巨大进步，她们正要求更多平等的机会同男性竞争。人口结构的老化让传统家庭结构面临解构。受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正在打破官僚垄断制，越来越多的外包合同让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私营服务扩张，“顾客”理念一次又一次的挑逗传统道德的底线。在新的福利型国家尚未建立之前，新的风险将产生新的利益群体，
打破之前制度所固化的利益格局。发展中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转嫁到了社会边缘群体身上，成为引起各种犯罪的制度性风险。
（四）人性风险（隐性风险）—犯罪风险的个体源
个体性风险即因社会个体的犯罪风险处于爆发临界点而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因为两个原因而携带个体性风险：人性失范与“污名”。人性失范是人类个体风险意识化后呈现私利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瑞典社会学家罗杰·E·卡斯帕森认为，一些社会风险由于其自身的属性得以隐蔽于社会严密的监控和管理之外。具体来说，隐蔽风险包括了全球性莫测风险、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风险、边缘风险、被放大的风险以及威胁价值观的风险。隐蔽的风险既是有意识的又是偶然的，在威胁生命的同时又维系了机制，既是按计划进行又是伴随而来。[7]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弥散导致了个体经验构成的知识非经验性。风险意识由此是后生型而非自发型。即是说，人类越是关注外在风险，越是远离对个体风险的认知。人是社会理性人，风险社会中人性的社会属性也即会由稳定转为易变、突变，因人性弱点在风险沟通中可能导致道德失范甚至违法犯罪而形成人类特有的人性风险。这个意义上，犯罪运行离不开人性风险的引导和推动。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则将“污名”定义为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社会评价系统也由此可以分为荣誉系统与污名系统。彻底而明显的蒙受污名者必须承受特别的侮辱，他们拥有的缺点几乎让他们的所有社会情境都紧张不安。[8]在形成自我概念之后作出回应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继发性越轨也就在所难免。由此可知，个体性风险的产生也是集多方位原因所生。国外研究普遍将长时期的贫困、滥用酒精、缺乏儿童家长监督、逃学以及邻里间的焦虑环境视为个体性风险的生成原因。
四、犯罪与风险之关系
犯罪在风险社会中的运行是由风险作为导向的属性决定了犯罪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关系，并呈现出由风险形态差异所决定的不同犯罪形态。风险在犯罪学语境中已不再局限在个体上，而是在努力构建一套宏观的能够阐释犯罪与风险关系的新话语体系。
（一）风险感知与犯罪人“理性”
风险的客观存在而非虚化决定了风险可被现实所感知并作出反应。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安全需要作为人类发展的缺失性需要，以至于人类趋利避害之本性在遇到警告时要释放更多的荷尔蒙。国家会从政治的角度不定时的选择特定的风险为公众所感知以吸引足够的社会注意力分解社会能量。社会个体则由于其受限于过去经验、知识体系、认知结构、归因程式等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风险感知等级。因此风险感知并非价值中立的心理活动，不同专业的人所感知的风险亦完全不同。在这种语境下，犯罪人是否犯罪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感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行为决策。但首要环节即不能完全掌控的所谓“理性”实质只是“有限理性”的代称。犯罪行为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破绽。在侦查中，基于犯罪人的有限理性就可对犯罪人的反侦查行为加以利用。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有限理性”导致自愿行为总是比非自愿行为要承受更高的但不易察觉的风险。大量的“约会强奸”即是证例。
（二）风险分配与犯罪分布
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社会分配受到阶级、财富等影响。贝克认为，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或早或晚，“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由于风险的分配与增长，某些人与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这些现象伴随的是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9]另一方面，不平等也体现在风险信息的时空获得度，越早接受信息的人越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而悄无声息的决定了风险的再次分配。由此，社会上等阶层可以使用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以及雇请私人保安等防范措施以强化安保，导致形成了以排斥性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壁垒城市”—能够出更多钱的人离开了“受威胁的区域”，其余的人则要用相对少的资源去应对更大的风险。
[10]
相关数据显示，2002年在芝加哥富有的北部富人区，杀人率为0％，而在高度贫困的南部地区，杀人率则高达0.7‰，暴力犯罪在美国总是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转移，最终聚集在穷人区，这和美国特殊的社会背景，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种族歧视等等是分不开的。我国推行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以来，在享受市场充分激活后的改革成果时，也因与竞争体制相配套的其他的体制不健全而必然承受竞争起点不平、竞争过程不明、竞争结果不公所带来的竞争性风险。城市农民工聚集在“城中村”、大城市毕业的大学生聚集在“蚁巢”，底层阶级正在被“风险精算”工具贴上“高危”、“高风险”标签。
（三）风险沟通与犯罪“虚化”
日本海啸大地震后引发核电站核泄漏后，由于政府并未及时就核辐射所带之风险以及规避与公众交流而导致了贻笑大方的“抢盐”风波。风险沟通是现代政府治理社会的必要善治手段，构筑社会信任体系不能缺少政府、公众与传媒的共
同参与。但是风险沟通往往都是以最终责任的分担为结果，考验着政府合法性的犯罪问题很难让政府就此主动同公众进行交流。专家体系与平民体系之间的隔阂也很难达成真正平等的沟通。于是乎对于犯罪风险的沟通在绝大时间内就成为了公众之间或者公众与传媒之间的互动。这样不完整的风险沟通必然带来风险性弊端。
一般来说，犯罪的风险＝被害率*后果，被害率通常是实际测量而无法改变的，但后果的体验一方面由被害人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由其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处理构成。当一个被害人产生后，其风险经验就会通过归因于该犯罪事件的有形伤害与形成对该事件的解读的社会与个体的互动传送给其他潜在被害人。其他个体可能会在一个仅遭受抢劫的被害人那里交流到自己还可能被杀害或强奸的虚像，犯罪在这个意义上仿佛越来越得以恶化，每种犯罪行为都在公众的印象层面得以极端化的扩大。事实上，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呈现分散化、细小化、低伤害化的发展趋势，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全球性大规模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对人身、财产的侵害方式与受损结果总是控制在一定的框架以内。即便网络犯罪也是更多的对人们财产侵犯的方式多样化了。一种被“虚化”了的“被害意识”与“犯罪恐惧”实际上增加了不必要的焦虑，并不利于人们有效的进行被害预防。公众对虚化犯罪风险特定时期所保持较高的警惕也就决定了在其他时期被害可能性的增加。
（四）风险放大与犯罪进化
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学和决策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提出一种新的框架，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理论。卡斯帕森注意到，被行业专家们评定为较小的风险事件往往引起巨大的公共反应，伴随着对经
济社会的重大冲击。心理、社会、文化之间的风险互动进程将会强化公众对风险的反应，进而形成风险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所产生的次级社会效应也将增加自身的实体风险。风险的社会放大也需要通过对风险信号的过滤：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放大站→个体放大站→机构与社会行为→涟漪效应。[11]因此，传统的传媒，网络上的个体传播者以及专家对于风险评估的争论都有可能造成风险放大。
对于人们的行为而言，风险放大机制将会增大与犯罪有关的两种风险：一是犯罪人可能在该环境中得到的风险信息更多而放大了犯罪风险；二是潜在被害人在该环境中可能承受更大的风险压力而放大了被害风险。对于犯罪人来说，风险放大将直接刺激其风险感知能力，实质是能够为犯罪思维提供选择的信息增多，从而在传媒失范、网络监管不力，大量犯罪信息汇集的环境中进行犯罪知识体系的更新与犯罪能力的提升。与之相对的是，潜在被害人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关注的是与自身专业相关的领域，对于正在逼近的被害风险只能被动承受。双方实力对比在不断拉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由于风险放大导致了风险的蔓延过快，犯罪的全球化交流正在日趋成熟，犯罪风险也打破地域限制而成为全球性风险之一。
五、通过风险治理的犯罪治理
国家单方对突发危机风险管理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犯罪运行具有非常复杂的运行机制，涉及许多共生体的衍化与互动。风险已跨越了专业局限之间的界限而无孔不入，这只会加大运行的复杂性。那么为更好的掌控风险，只有阻断风险所能进入的领域，构筑低缝隙的社会架构。治理理念的提出则正是为弥补此单方局限性，强调的是政府与民间、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不限于政府的多主体、多中心风险管控机制。同时也应转变一种话语体系即改变传统的犯罪预控为对犯罪发生有关联的风险进行治理，由宏观虚幻的语境向务实具细的语境进化。
（一）犯罪运行治理
1．起点控制：要建立犯罪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在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公共卫生、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经逐渐建立起风险预警。在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是一项长期效应过程，一旦预防措施完成，人的能动性在体系中的作用就会弱化，并不具备预警的功能。而预警则是从风险的角度将可能引发的损失与不确定性后果放在可控范围之内，人的能动性与对事物的控制力充分体现。从近来的一系列个体反社会型极端暴力犯罪来看，犯罪风险的预警要优先考察社会总体情绪的稳定程度，这需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的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社会紧张情绪的等级，对于等级较高的地区要及时做好对突发事件，极端犯罪的控制工作，对于被列为危险阶层的人群要进行跟踪管理，让犯罪不能爆发。
当然，社会思想的稳定性也至关重要。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已将阵地转移至互联网，利用网络特工在各大门户网站，权威论坛散发各种不利于政党权威、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谣言，通过网络的风险放大功能，极大的影响青年群体的思想稳定性，为现代化进程增加了许多阻碍。为了不让青少年卷入到犯罪运行主体之中，有必要对社会整体思想稳定性，网络言论影响进行预警，发现事态有恶性扩大倾向时，应通过国家安全部门、网络管理部门及时消除负面言论，作出澄清。
2．过程控制：通过市民社会的结构优化
社会结构之间的失衡与冲突酝酿着巨大的体制风险，犯罪根据其特有的风险性引导路径穿行于社会结构之间。也可简单的认为，犯罪通常会聚集在社会政策漏洞较多、风险较低的领域。就风险抵御的能力来说，一个内部结构分化合理，对外一致性强的实体显然会强于内部结构单一、对外无凝聚力的实体。传统的社会结构由国家与人民的二元结构组成，但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组织将在其中发挥维系两者关系纽带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以及非政府性，在国家与人民冲突过程中成为了增加沟通渠道、发挥诉求机制的缓冲带，这将有效预防极端的个体反社会型犯罪的能量爆发和生发路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人民将与国家形成强大的权力对立极，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就目前实践来看，民间针对反腐败的社会自治组织已经逐渐形成气候，但专门针对预防犯罪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气候。公安机关也可考虑动员一些退休民警自愿的形成该类组织。
市民社会同样也将以完善法律体系以外的社会自我控制的方式来强化社会控制。桑本谦博士提出，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源”（即由私人监控与私人惩罚来维持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12]当人性风险在法律不被普遍信仰的环境中作为犯罪运行动力时，法律的可预期性与可操作性的震慑并不能消除人性风险。恰恰相反，国人对于道德，对于“面子”，对于他人对自身的评价所形成的特殊认知却和人性保持零距离而阻碍风险爆发。若人与人之间能够自发的形成巨大的监控网络，那么犯罪运行的社会空间与人际空间的缝隙将不再宽松。
3．终点控制：控制犯罪转移的下一站落脚点
各地公安机关已逐步采用视频监控技术以及空间定位技术覆盖城市所有街
道，通过加强街面执法力量打击“看得见”的犯罪。但只要国家的控制过于强大，犯罪就会转移。街面犯罪消失后，这些犯罪人又会在哪些领域开始新的犯罪？在犯罪人数量恒定的假定下，治理犯罪必须通过对犯罪进行风险分析，对当前社会环境、社会制度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将犯罪转移的下一站找到。对犯罪要形成前追后堵的局势，然后将其困在其中无所适从。国家在这个时候务必及时提供社会保障来结束其犯罪生命。这样，在监狱以外的现实环境中也能顺利的进行“犯罪改造”。
（二）犯罪风险源治理
1．人造性风险治理：通过法律的过程规制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进步必不可少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违背人的尊严的一些做法，如用克隆技术繁殖人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纷纷出台法律禁止克隆人研究，但实际上克隆人研究仍在秘密进行。科技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自身发展的“市场”。这种市场环境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这样的机制越具有全球性，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尽管存在着全球化机制提供的高水准安全，但事物的另一面是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机制作为一个整体动摇了，因而影响着每一个使用它的人。[13]
对于法律调控领域具有负面效应的新生事物进行严刑规制是行不通的。法律功能的最佳发挥在于对客体的全过程规范以达到在过程之中全面消除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风险的意义在于探寻结果发生之前的可能性，而对结果的严密管控并不能达到风险管理效应。所以对待高科技犯罪，重点不应放在为这些现
象专门修改刑法典，增设专门罪名，而是要对整个导致犯罪风险实现的技术过程通过进行立法达到流程图式的处理。技术研究审批、技术产业化、技术产品的市场化与应用领域的法律规制是急需完善的。整个法律应要达到双重“有利于”标准，即既不阻碍技术发展，也要保护人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立法也应在国际法层面充分展开，发挥全人类的智慧，实现国际化合作。
2．激发性风险治理：重构信任关系
犯罪运行主体间的关系从未是以信任而告终，风险社会则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猜忌达到极致而变成信任危机。一个动荡中的国家最终还得依靠政权与民众的协调与信任才能解决危机。三方同时激化危机，则能量恶性循环的增强；而一方主动减弱自身能量，由于三方不存在弱肉强食关系，所以另外两方能量自然也就减弱。最终在一个心平气和的平台上达成信任。国家作为社会掌控者，应首先放低姿态，主动反思自身的形势政策。、美国学者William L. Holahan对犯罪打击度、刑期与犯罪率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缩短刑期能在短时间降低犯罪率但不是长效的；社会已有犯罪率所消耗的成本能被增加刑期带来的制度所减少，同时将剩余的钱奖励拥有良好行为的市民。[14]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对某些常发犯罪增长刑期，对于某些泯灭人性的犯罪人要判处死刑，减少社会的犯罪流存因子载体；废除刑法中的短期刑以及可有可无的罪名，采取其他非罪型替代规范来治理，避免增加行为人因被贴“标签”而加入犯罪运行主体之中。
也有论者支持通过实施“零容忍”警务来将与犯罪的促成、实施等相关风险降到最低。美国纽约警察局通过实施零容忍成功的降低了犯罪率。但Silverman 并不认为这是零容忍的结果，纽约犯罪控制的成功在于警察组织机构的改变，包括扩充12000名警官；提高与COMPSTAT相关的犯罪信息分析技术；改变命令与
控制系统。[15]零容忍在当下看来更像是“严打”的精编版，长期以往会带来与严打同样的效应。主体关系的实质就是“弹簧效应”，要增加三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国家必须把握好一个度：既要最大可能的减少犯罪人的数量和隔绝犯罪继承的机会性，同样也要增加被害人对于国家的信任，最终达到全民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信任。鉴于此，笔者更倾向于零容忍的“相对合理”，推行警察执法的“适度容忍”。作为社会纠纷与冲突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对于街头涂鸦、“办证”、“黑枪”、“迷药”等犯罪链条要一网打尽。但针对具体相对人，警察执法应当兼顾民众的传统道德认知，实行人性化执法，弥补法律的僵化与冰冷带来的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要逐渐的让犯罪人的社会总量降低，呈现一个无限接近于消灭的曲线。
3．制度性风险治理：警务改革与社会福利
（1）必须进行全新的警务改革
警务改革不能再以地方特色为突破理念，而是如何考虑制定全国性的公众参与性的改革方案，打破警察部门对社会安全的完全垄断境况。很多学者目前热衷由警务社会化，论证了警务公私伙伴关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但笔者不敢苟同这种未经社会主义改造的西方产物。根据美国的民意测验，超过2/3的公民认为，联邦政府“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美国公共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的倾向。韦尔菲尔德在对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丑闻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6]在我国其他配套社会制度尚未达到理想标准时，这只能增加新的市场性风险。
所谓打破传统安全垄断，并非是要把治安对外承包，也并非形成“民警阴凉
坝里喝茶、协勤太阳坝里执法”的丑陋局面，而是要让公众参与到体制之中，实现自身的参政功能。而不是让公众站在社会安全体制大门外去充当“过客”与“愤青”。因此，在警务政策制定、社区警务创新上积极吸收治安积极分子，听取、采纳意见；由基层民主推选适当人员为人民警务监督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实现警民角色的互换，让双方都有一个将心比心的体验，逐渐促成改革。这样的警民联合体占据了大量的社会空间，排挤了犯罪运行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犯罪带给社会的风险。
（2）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善提前结束犯罪生命
社会变化、后工业化过渡使某些群体增加了新的需求。在国外学者看来，这种需求对于社会是一种新的风险，伴随的是人口层级混乱、传统的家庭模式解构与劳动力市场的失序。陈刚博士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控制住“非法”与“合法”工资以及失业率等变量后，地方政府无论是增加救济费支出还是社会保障支出都可以显著的降低犯罪率，总体而言，人均社会支出每增加1％大约可以使犯罪率降低0.19％。[17]这些都需要福利国家的改革来实现。北欧国家的公民享受福利的目的在于国家为其提供防范社会风险的高水平全民保护，注重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德国则是根据社会层级的不同享受不同的福利；英国则在自由主义倡导下鼓励公民积极进入市场，国家提供保障。
我国目前竞争体制的公平内质尚还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竞争制度与诸多社会制度的准入机制挂钩。换句话说，如果在我国人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工作，能适得其所；在市场中竞争失败的人能消除后顾之忧；底层人民能够获得国家的就业培训，失业保障，重拾自身价值认同感，那么长期困扰社会的底层性质的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将急剧下降，前赴后继参加犯罪的人群数量也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犯罪
生命。但同样的担忧也会出现，在底层犯罪消失后，白领犯罪必然将大幅增加。鉴于此，在福利保障之后，国家的监督体制也必须在评估体制发展风险后得以改革与创新。
4．个体性风险治理：管控而非排斥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各种关于犯罪风险管理的分析工具已经开始更新换代。从最初的普通心理学人格测量工具（比如MMPI、 16PF、 SDS、 SAS等）发展到以统计数据精算为特色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评估（比如Offender Group Reconviction Score、 Offender AssessmentSystem等）。该类工具的使用精确的区分了不同程度的分类需要，改变了对犯罪人一以贯之的态度，取代的是更加理性、多样、透明的看待犯罪。
就我国实践而言，个体性风险成员主要包括无正当职业人员、涉毒人员、具有多重身份人员、情绪紧张人员、前科人员、再犯经历人员等。但这些分类的来源并未使用具有说服力的风险工具，而仅仅是刑事司法经验的长期经验所致，很容易遭致国内外的非议。个体性风险成员的聚集则将构成犯罪风险因子群，加大风险的易变性。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因子群聚集程度越高。作为犯罪运行的主体，各种行为人具有客观存在的数量衡定性，采取驱逐异地或者停止福利都不能降低客观常数，其实质是做无用功。那么面对已被定义的“高危”人群，则只能在管控机制下逐渐的化解其所带风险。一是要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测量工具，二是在平等基础之上采取道德控制、信仰塑造、精神培育等方式逐渐消除风险。
（三）犯罪风险关系治理
犯罪与风险关系的宏观总结可以梳理出关系的变迁。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而引发的犯罪与被害是后续关系的始因。风险的逻辑性分配是社会阶层抵御风险实力对比的必然结果显现。风险的沟通是人们对待犯罪的合理反映。而随着社会进步，犯罪也会在风险放大中寻求自身的进步。所以应采取以下措施阻断犯罪与风险的紧密联系。
第一，在通信无障碍的社会里要隔绝人们对犯罪可能性的感知是不太可能的。国家应该通过风险调控让犯罪人能够超越感知极限而出现感知错误，误以为风险过高而始终保持“有限理性”状态，让潜在被害人能够对于被害风险保持完全理性状态。具体的方式可以是在评估犯罪智能总体水平基础之上摸清犯罪心理动态和犯罪认知过程来进行风险的人工导向。“宽”与“严”的打击政策同时出台，“红脸”与“白脸”交相辉映让犯罪群体无以适从。也可以是对A行业加强打击，对B行业放松打击，迫使犯罪由A向B转移后再同时加强力度。
第二，犯罪风险的分配由于国家未能及时介入而已经导致了“市场失灵”。自由走势并未延续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则而走向了对立面。对于犯罪风险的自由抵御已经在地理上划出了阶层图块。此时国家应及时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对立危机，通过社区对犯罪风险的自我抵御已成为政治议程争议的重要背景。尽管不能阻止高档小区、富人区的形成，但可以在城市范围内消除城中村、“蚁巢”、流动人员聚集区，改造成与富人区具有同样空间防卫机制的公租房小区，通过环境的提升以达到人群自信心的提升，犯罪情境所能够起到的催化作用也会相应减弱。国家也要加强对普通公众的价值、身份、形象等相关包装来为其提供力争上游的广泛机会。
第三，现有的犯罪风险沟通体制因缺乏国家的积极参与而并不完善。价值取
向的不同决定了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不成功的。而政府在当小道消息、谣言被广为流传时再出面沟通则只会给伤口上撒盐。政府不应再把控制犯罪当作是神秘不可估量的事物，治理理论的提出也正是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在犯罪问题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政府应当保证的是最大多数的人能够在完整的沟通体制中受益。“多安全的社会环境才是安全的”？“谁是风险沟通的受益者”？是需要政府思考的首要问题。哪些风险是公众自愿接受的，哪些风险是公众有能力规避的，哪些风险是必须在政府参与下规避的是沟通的目的。而风险沟通的技术则是尝试构建广泛公众参与犯罪政策的长期过程。
第四，风险的放大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放大站主要包括传媒、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的风险顺变能力。个体放大站则包括个体认知结构、过往经验等。风险放大之所以能够促使犯罪进化就在于被放大的风险也加大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量。在风险放大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就只能对放大的过程进行过滤。所以传媒出版的严格审核、网络的无缝隙管控以及知识更新的主流引导就成为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师索，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
【注释】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0页。
[2]Andrew D. Newton Crime on Public Transport:‘Static’and‘Non-static’（Moving）Crime Events[J]Western Criminology Review 2004（3）,p25-42
[3][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宏观动力学—探求人类组织的理论》，林聚任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吴宗宪：《罪犯改造论—犯罪改造的犯因性差异初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2页。
[5]Barbara adam, Ulrich beckand Joost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5,3rd,p 136-137.
[6]我们可以用严打来说明三方实力出现短暂失衡，一方由此强化的结果。我国在1981年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犯罪高峰，发案率达到了0.9‰。在1983年严打之后，发案率显著下降。但随着严打服刑人员的逐渐重归社会，犯罪率在1991年再次达到顶峰，全年发案达到236. 5万起，发案率高达2‰。由于严打期间重典滥用，造成了轻罪重判的普遍现象，被判刑人员普遍带着自身的怨气和社会仇视感，服刑过程中交叉感染严重，导致了在出狱后报复社会，升级犯罪的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
[7][美]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上）：公众、风险沟通与风险的社会放大》，童蕴芝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版，第93-110页。
[8][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2页。
[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
[10]Peter Taylor-Gooby, Jens O. Zinn. Risk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York, Oxford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 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现代风险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 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并认为他的观点从特定的角度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并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 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使人类社会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这种对社会的看法可以称为一种“常态社会”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前进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种“常态”社会的观点已经日益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这一事实。 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并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在人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f8557168.html, 浅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作者：吴小霞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6年第25期 摘要：社会危害性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学界对其已做了深刻的探 讨与批判。传统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在刑事司法中被认为是认定犯罪的主要标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刑事立法的深入认知，传统的社会危害性理论遭到了学界的抨击，学者开始对其进行了反思。而本文不再讨论社会危害性的理论内涵，而是转移到其背后，通过一些例子说明侵害不同法益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有可比性，值得我们去探讨。 关键词：犯罪社会危害性法益贪污 社会危害性是某一犯罪侵犯了刑法规定的某种法益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明确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有利于处罚犯罪并对其在法定刑的范围来进行合理的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好多看似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的犯罪却被判处比那些实际给国家造成一定损害的犯罪更重的刑罚。因此，对社会危害性的讨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犯罪的处罚是否适当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犯罪的法律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某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即对《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各类法益的侵犯。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它符合某一犯罪构成就认为它一定是犯罪行为。所以只有当某种行为对刑法所规定的某一法益造成了危害或者有危害的危险时，该行为才可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并非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只有当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认定为犯罪行为。如刑法也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有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较稳定，如杀人、抢劫、强奸等。而有些犯罪行为由于时间、地点、对象、条件等的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就有可能相对比较严重。造成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是客观的，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会从行为的本身出发去考虑行为人自身的情况以及其主观心理、行为造成的结果与社会发展相背的程度和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等因素来认定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程度的高低。明确以上要点，有利于在本上区别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对理解和使用刑法具有一定的意义，也有利于如何正确认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犯罪行为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因其所侵害的法益不同而对一些犯罪行为处以不同的刑罚。但在某一程度上来看，这种处罚貌似有所不公正。以贪污罪与盗窃罪来说明这一点①，刑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权，但被害人的利益也要得到一定的保障。有些犯罪行为所涉及的被害人不只是表面的，我们应该深层的去挖掘这一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虽说人权第一，但有些贪污行为所涉及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同样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生活方面也是其权
5 3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公共危机安全管理系统研究” (项目编号:03J ZD002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09201211 [作者简介]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研究;陈占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研究;谢一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研究。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3 张成福,陈占锋,谢一帆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关键词] 风险;风险社会;风险治理 [摘 要] 风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风险社会 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应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在政府和全社会培育和建立风险治 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保障条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2826(2009)0520005207 突发公共事件不断发生,危机常态化已现端倪。实践一再证明,认识危机,解决危机,局限于危机本身就显得捉襟见肘。危机的内核是风险,将着眼点从危机转向风险,从如何预防和处置危机转向如何理解和管理风险,是认识危机的更高境界,也是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尤其在风险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风险因素异常活跃,风险局面纷繁复杂,只有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危机频发的严峻态势,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对风险的基本认识 风险的典型定义可界定为影响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后果的某种不确定性,也可用函数表示为事件发生的概率与后果的乘积。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只要具 有不确定性,就会存在风险。实际上,任何事情和行为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亦都存在风险。 作为一个复杂概念,风险具有一系列的双重属性:(1)客观性与主观性。一方面,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风险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相伴随,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与各种风险共存和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风险又是高度主观的。风险不仅仅在于风险本身,也在于风险附着的对象。任何事情本身都不是风险,任何事情也都能成为风险,这有赖于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人类运用知识和经验做出风险决定,确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和容忍度,甚至于建构风险,因此风险又是主观的。(2)潜在性与现实性。一方面,风险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从可能变为现实尚有一段距离,还有赖于其他相关条件,这就是风险的潜在性。正是这一特征使得人类可以利用相关方法和技
社会视野
社会视野 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经典新闻。大家好，这里是给您天下资讯的《社会视野》我是。。。我是。。。 1．大病保险新政出百姓看病有保障。8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监会正式公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业内人士认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是对基本医保的有益补充，可以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负担。《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以后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会得到大幅的减轻。 看病难，看病贵是很多人面临的困难，根据《意见》规定，将 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余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的地区，在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金来源，逐步完善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多渠道筹资机制。《意见》出台有利于缓解这一问题，减轻人们看病负担，是一项从国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作出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正确决定。 2.投入市场、群众满意是衡量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展好坏最 重要的标准。８月３１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考察保障房建设时强调，衡量安居 工程进展好坏、水平高低，不能只看开工数，也不能只看 竣工数，而要看是否及时投入市场，解决群众的迫切需 求，质量和服务群众是否满意。 一直以来，围绕保障房建设所引发的争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做好保障房工作是稳定房价、巩固房地产市 场调控成果的重要支撑。而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保 障房是否能够正常的投入市场，是否能够达到群众满意的 要求。高度重视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分配几个关 键环节。建设环节最重要的是保障质量。要把质量作为安 居工程的生命线。第二，分配和管理环节，必须建立严格 的制度和规范的程序，体现公开、公正和透明。申请、受 理、审核、公示每个过程都要做到公平，才能保障结果的 公平。第三，布局和配套设施必须摆在重要位置。保障性 住房规划选址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配套设施和保障房要 同步规划、同步建设要满足群众的需求，要让群众实实在 在感到生活方便。 3.均衡义务教育资源，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日前，首届中 国贫困地区小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54位来自贵州、云 南、四川等地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小学校长一起，接受了 有关学校管理的培训。来自贵州赫章的校长郭昌举感慨： “我们村离县城至少差20年，县城离北京又差了50年。”另
犯罪者给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 犯罪者的子女普遍受到社会歧视。某单位的一位领导说：“碰到一些敏感的事情，像晋级、调资、下岗、待岗呀，你总要综合考虑吧。如果大家表现差不多，你说怎么办呢？他的老子是劳改犯，就只有委屈他一点吧。”谁又认为他这种貌似“公道”的话其实不是“株连”呢？ 另一方面，犯罪者给子女带来的更多是心灵的伤害。有一个30岁的湖南籍犯人聂志军，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今年10岁，上小学四年级，成绩很好。原本活泼可爱，爱说爱跳爱唱，但自从父亲被捕入狱后，整个变了，从早到晚一声不吭，一放学就朝家跑。一个人闷在房里，就是打猪草也从不跟人结伴，总是一人独来独往。有一次，聂志军给她打电话，但她只喊了一声“爸爸”，就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哭。 在南京市郊区某中学，初二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说：“犯人子女的心理很敏感，一不小心，正常的批评就变成了‘歧视’，而正常的关心又会被他们视为‘看不起’。就说我们班的一个学生吧，他父亲坐牢，家庭条件不好。那天他没做值日，班干部讲他，他硬是拿着笤帚追着人家打，还在路上拦截，一连几天，放学后我都要找几个大个子男生陪着那个班干部回家。实际上，哪是别人对他有什么，是他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罪犯还给家庭带来经济困难。今年40岁因犯抢劫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骆仁是一个农民。为了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法院对
其财产进行了强制拍卖。现在，家里除了几件生活必需品外，满屋破破烂烂的东西合在一起也值不了几个钱。两个孩子一个刚上初中，另一个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 一名淮阴籍盗窃犯在回答提问时，一开始总是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直到问到他的儿子是哪年生的，长得怎么样时，他才突然哽咽起来说：“眼睁睁看着孩子的一辈子就毁在自己的手里，自己什么劲也使不出来，干着急。今天你们来问这问那的，都是朝我痛处戳啊！” 犯罪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受害者、罪犯本人及其家庭，进而是整个社会。面对这种代价，但愿大墙内外的人都能明白：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为了社会，一定要远离犯罪！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及治理 摘要：风险社会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提出的。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中国社会风险的对策。 标签：风险；治理；中国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学界对“风险”问题较早地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当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卢曼和英国的吉登斯。在贝克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即体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他们认为风险不是人们的主观预期，也不是人们在认识中附加给它的主观成分，而是事物客观关系在人们认识中的主观反映，是对事物固有属性的揭示，因而具有不容否认的客观根据，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风险 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均收入水平也在3 000美元之下，也就是国外学者所说的“动荡阶段”。目前我国社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中的风险、生态破坏的风险和全球化的风险等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贫富冲突风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建设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已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风险因素。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关键性指标。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种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反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和行业之间。贫富悬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必然增大不同利益主体的碰撞几率和摩擦系数，增加了矛盾激化与表达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群体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进而会产生与社会的对抗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与冲突，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生成。 （二）生态破坏的环境风险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的现象。水体、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据国家环保部统计: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空气质量达标城市的人口比例仅占统计城市人口总数的26.3%，暴露于未达标空气质量的城市人口占统计城市人口的近3/4。再加上近年来全国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都给我国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和社会风险。
公众参与是实现环境治理与低碳发展的重要内容 2012年10月18日，浙江省召开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现场推进会，意欲将公众参与环保常态化，强调应保障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对环评规划等决策权以及环保执法的参与权。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称，推进公众参与环保工作意在建立最广泛的环保统一战线。此前，该省刚刚出台《关于切实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 “浙江已经处在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期，环境保护进入了克难攻坚的关键阶段，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和广泛参与。”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在会上表示，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保障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和推进环境质量改善的现实需要。 而环境信息的公开显然是公众参与环保的基础。 根据现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公众对环保规划、环境质量状况、环境统计和环境调查信息、建设项目环评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超标企业名单等多项内容均拥有知情权。 但公众对环境的信息获知并不尽如人意。 去年2月，江苏响水曾发生令人骇然的万人大逃亡事件，事件起因是有人误传该地区“一化工厂要爆炸”。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今天在推进会上表示，信息的不透明是这起事件中民众恐慌的直接原因。 公开环境信息目前已是浙江推进公众参与环保的首项任务。
据徐震介绍，浙江已通过政府官网、媒体、论坛甚至微博等，逐步将有关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污染事故、环境立法等信息向社会公开。 今年3月25日起，浙江杭州、宁波等多地正式公布PM2.5数值，明年上半年开始，PM2.5监测点将覆盖省内所有县级城市。 浙江今天还特别强调公众应参与环境决策。依据新修订的《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要加大公众参与决策的力度，可采用调查问卷或者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公众调查。 目前，浙江省环境准入制度不仅包括空间、总量、项目准入和专家评价，也包括公众评价。 记者获悉，2011年，浙江各级环保部门共受理环保信访案件53587件，而以往高点时曾达到每年七八万件的数额。 作为环保厅长，徐震认为，目前民众对环境诉求已经空前高涨，而现实是环境风险隐患仍然存在，环境事故高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环境形成了高压。 除“12369”环保举报热线等公众参与环保的常规平台外，目前，浙江嘉兴、台州、舟山等多地环保部门通过公开招募环保监督员参与现场环境执法检查。 浙江嘉兴市已经首创“市民环保检查团”模式，公众可参与重点整治污染企业“摘帽”验收，并全程跟踪环保执法行动。
浅论我国刑法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摘要]社会危害性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时也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一个概念。我国前后两部刑法典都在犯罪概念中规定有社会危害性内容，社会危害性也一直是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而在犯罪概念的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新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后，社会危害性概念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诘难。批评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学者，其主要理由是担心作为犯罪本质特征而存在的社会危害性由于缺乏规范质量，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而单独成为认定犯罪的标准从而在司法实践中任意出入人罪的危险。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本质特征 首先，要明确几个概念。“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实际造成的损害或可能造成的损害。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刑法》第13条规定的各项法益中：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公民私人所有财产，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国刑法上的犯罪”，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刑法典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也包含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既指刑法分则中明确细致确定的犯罪形态，也指刑法总则中精炼概括的犯罪定义；既有已被删改的犯罪表现，也有将会被吸纳的犯罪形式；刑法是不断修订变化的，刑法上犯罪的范畴也应是随之不断变化的。而要判断社会危害性是否是刑法上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用开阔的、发展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它的本质特征是要能够充分说明A行为之所以为犯罪行为，乃至B行为之所以曾经为犯罪行为，乃至C行为之所以后来为犯罪行为的共同特质所在。至于“本质特征”，有学者提出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提法，本质和特征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组合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语法上的构词理论，仅从我们一般的理解来看，“本质特征”应是指犯罪最为基本、最为重要、最能区别于其他行为的较深层次的特点。 一、笔者赞同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视为我国刑法上犯罪的本质特征 但和目前通说一样，需将社会危害性定性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一般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为了与其相区别，需要将其修订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立法层面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个行为之所以为犯罪的出发点。当立法者在制定、修改刑法时，需要将何种行为囊括为犯罪行为，又将何种行为剔除出去，一个重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传统法律文化摘要：植根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为构建古代社会的和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但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广泛，本文仅在宏观上以礼仪文化、契约文化和诉讼文化为视角，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礼仪文化契约文化诉讼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绵延了五千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影响深远。但是自清末修律后，我国开始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中华法系逐渐瓦解，传统法律文化也就被视为糟粕而被摈弃。然而，经过一百余年的实践证明，法律的移植必须考虑具体的传统文化背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仍然影响、制约着广大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法律文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本文仅在宏观上以礼仪文化、契约文化、诉讼文化为视角来进行初步分析。 一、礼仪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所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源于祭祀的礼仪文化，在西周时发展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软性规则，即积极性的引导规则，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规定国家基本制度的内容，规范天子、诸侯、百姓行为的内容，强化民众道德修养的内容等。 礼对于国家制度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周礼》是当代研究西周礼制的著作之一，成书于春秋时期，是人们对其所向往的西周礼治社会的一种追溯，主要记载在礼的指导下的西周的行政体制及各部门官员的职责。从这部文献可以看到，周天子统治下的国家行政体制分为六个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每一个系统之下又都有详细的具体部门划分，每一个官员都有具体的执掌，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比如其中天官系统共有六十三职官，其中大宰既是天官之长，又是六官之首。天官系统的官，属于“治官”，即治理国政之官，仅上治官就有大宰、小宰、宰夫等十一官，其他诸官的执掌可分为掌饮食的官、掌服装的官、医官、掌寝舍的官、宫官、妇官、掌妇功的官等七类，其中每一类别的官又都有具体的职责划分，如掌饮食的官还分为负责烹煮或制作食物者、膳夫、庖人等七种职位。同时，《周礼》具体规定了每一名官员的职责，如：“大宰的职责，掌管建立和颁行王国的六种法典，
社会风险治理 做好源头防控 五位一体经济建设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 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 风险研判机制 社会风险清单 风险运行态势电子地图 跨地域联动 高位介入果断出手 决策风险评估机制 重大决策 重大项目、环保项目、重大活动 风险防控协同机制 风险防控责任机制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城 乡社区建设要跟上，资源下倾、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 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负责、居民业主委员会、驻 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公民家庭多元 治理机制 构 建基层单位和谐人际关系，医患关系、师生关 系、教育关系、劳动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 领导干部要学会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 心中装着群众，走进群众了解群众 学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拉近感情 做 群众工作要有耐心，不能通不通三分钟，简单 粗暴 更 加关心终点群众、重点地区、重点 领域 大学生群体——就业问题、生活困难问题 困难群众下岗失业问题 离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退休知识分子 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分裂活动 特 大城市：发展任务、稳定任务、社会融合、阶 层融合、利益分配 资源枯竭型地区：前后历史对比差异大 经 济领域：金融房地产、中小微企业、僵尸企 业、环境保护 社 会方面：社会保障、食药品安全、社会治安、 公共安全 服务与打击并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落 实保安全保稳定各项措施，下大力气解决好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 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 房市场调控，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保障合法权益和打击违法犯罪、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科学编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领导干部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摘要我们在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全面综合各个主客观情况，而且还要透过行为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真正地正确把握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关键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复杂；易变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一系列特征。 关于犯罪的特征有几个及这些特征是什么，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但没有一位刑法学者否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特征。如：马克昌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①何秉松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简称社会危害性”②张明楷曾明确指出“传统的三特征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特征密切联系，其中社会危害性是最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两个特征都是社会危害性的派生与延伸”③从立法上说，“严重到需要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是犯罪。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犯罪基本特征的社会危害性，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④按照陈光良的理解，“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中犯罪的犯罪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⑤由此可见，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有意义的特征，体现了犯罪的实质内容，这也是决定是否成立犯罪的最重要基准。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无太大争议，但是如何理解刑法上成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诚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不需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人的认识范围，但是，由于环境惊人的复杂，能够把握这些真理的人仅仅是各国和各世纪的少数思想家。”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刑法学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的厘定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社会关系）的侵害性。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具体说，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刑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只有当某种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现实的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时，该行为才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某行为根本没有侵害或不可能威胁到法益时，不管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多么邪恶，也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 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分类 （一）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指社会危害行为已经造成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各类犯罪，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其二是指社会危害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例如，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犯罪预备行为等等。这种情况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才认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⑦ （二）根据危害的表现形态把危害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物质性危害是指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它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非物质性危害是指抽象的、无形的和不能具体测量的，诸如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机关的威望、公司企业的信誉、公民的人格和名誉等等。我们应该看到，这两种形态的危害并非对立的，两者有时候会因同一个犯罪行为而同时
浅谈和谐社会视野下伦理道德建设的意义 浅谈和谐社会视野下伦理道德建设的意义 从古至今，伦理道德已成为人们价值观形成的思想道德基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离不开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 一、传统和谐社会伦理道德建设 （一）传统和谐精神的公平正义观 针对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追求公平正义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核心内容。《管子·形势解》中记载：“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管子·牧民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上述这些观点，带有强烈的平等色彩。历代农民起义，所喊出的口号也是追求平等，如“均贫富”、“等贵贱”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狭隘的平等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上升到法权意义上的权利平等来认识，肯定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古人之所以对公平正义如此重视，一方面说明公平正义对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理想，公平正义是社会和个人的普遍追求。任何社会时代，只有公平得到体现，正义得到伸张，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繁荣进步。 在当代，公平正义观念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它要求党和政府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逻辑起点必须恪守公平正义的原则，必须使公平正义在社会每个阶层、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公平正义成为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取向。这里我们必须清楚，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公平体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平等，公平是公民的社会回报与付出相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总体水平的限制，社会的公平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越是这样，越应该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因为公平与正义是人民的希望。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社会的文明进步，来自于社会自身创建的公平正义的架构，以及生活在这一架构下的社会公民伦理道德意识中对公平正义的主张和实践。现实中，每个人都需要公平正义，希望自己获得公平正义，但是公平正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需要每个人共同遵守，我们不能仅仅希望自己享受公平或者正义只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不做 公平正义的实践者，只有每个公民都为公平正义不懈努力的时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理想才能变为现实。 （二）传统和谐精神的明礼诚信观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论文 一、政府应成为公众参与的积极倡导者广大的公民是环境问题的直接承受者，出于对 自身环境利益的追求，他们往往会有意识地发现环境问题，并加以影响，控制环境污染等 不利影响。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团体的真正介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对 于环境问题而言，仅仅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完全不够的。在如今社会，政府单纯地强 制管理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应该明白，加强公众参与不仅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的要求，实 际上，公众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 境的重要性与意义，从而成为个人和企业积极参与环境管理的或者响应政府号召的倡导者。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公众参与机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家 环保总局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也对公众参与的某些方面做了一些规定。但是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远未健全。企业仍然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源头，解决这个问题 单靠政府凭借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调动企业自身进行环境管理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加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公众参与程度，贯彻公众参与原则，更好地促进我国环境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参与是必不 可少的。除此之外，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政策上，政府应该给予环 保非政府组织良好的发展条件。第一要消除对非政府组织的压抑，取消过多的限制条件。 明确非政府组织的产生条件，简化产生程序;第二要有针对性的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一方 面是要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制定法律规范和行为标准，另一方面是要以法律形式确定其地 位来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第三要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资金问题，加大政府资金投入，鼓励非政府组织完善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来吸引捐款投资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手段。 二、政府应成为环境治理区域合作的积极推进者由于地方政府往往拥有实际权力去治理当 地环境事务，因此受各个地区自身利益或政治因素影响，对于环境问题，区域间只着眼于 本地事务，很少主动进行合作交流。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环境资源的分割和环境信息的缺乏。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环境资源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意义，打破地域分割状态，积极交流 合作，分享环境保护或污染防治的经验。这个区域不仅包括国内范围，也包括国际区域。 因此政府应该成为环境治理国内外合作的积极推进者。作者：宋瑛璐单位：吉林建筑大 学
毒品社会危害性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摘要：近代以来，毒品问题一直困扰中国，毒品在极大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近年来，以冰毒、摇头丸、K粉等苯丙胺类的新型毒品犯罪愈演愈烈，毒品种类不断推陈出新，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隐蔽化和武装化，犯罪区域也由东部沿海、西南边境扩大到整个内陆地区，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本文试图分析毒品犯罪的现状和趋势，为将来打击毒品犯罪的工作提供对策和借鉴。 关键词：毒品、社会危害、趋势 一、毒品的概念 “毒品”在国外则被称之为药物滥用。在我国，根据《刑法》第357条的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一规定一方面列举了6种常见的毒品。并指出了毒品的范围包括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而另一方面也从内涵上指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是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目前在传统毒品久禁不绝的同时，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所谓的新型毒品，即相对于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传统毒品而言，由人工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直接作用
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兴奋或抑制，具有成瘾性的精神药品。因其人工合成的属性和易于隐藏在娱乐场所等特点，新型毒品也被称作“实验室毒品”、“俱乐部毒品”。 无论是传统毒品还是新型毒品，都引发了大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多种疾病的扩散传播，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更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因此，深入分析毒品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大致预测其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对采取防范与打击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毒品的危害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吸毒贩毒现象又死灰复燃。对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贩毒活动，制止吸毒活动蔓延。但是，毒品滥用的势头没有明显减弱，境外毒源有增无减，国内吸毒人数不断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4年４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已达258万人，①据时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介绍，在这些吸毒人员中，阿片类138万人，占53％；合成毒品117万人，占45％；其他３万人，占2％。特别是合成毒品，因其兴奋、致幻等特殊功效越来越受到吸毒者的青睐和追捧，滥用人数年均增长36％。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75％。这还仅仅是统计出来的数据，实际情况还远不止于此。因此，我们面临的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一）毒品是严重的人类公害。当今的西方世界，吸毒
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发的基本纬度之一，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理论容量。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发展阶段里，对人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 马克思风险社会思想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人类实践活动的二重分裂性是风险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实践是联系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其自身具有二重分裂的性质，包含着创造与异化的双重内容。其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介入，打破了实践发展给予人类的自由与实践所导致的风险之间的张力的相对平衡，实践的破坏性方面被片面突显，由此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其三，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是风险社会的实质。全球风险社会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扩张和转化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裂与对抗的最高表现。其四，消灭资本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根本出路。要消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抗，就要消灭其最高表现形式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作资本失去合理性而趋于消亡时，全球风险社会也将逐渐消亡，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不仅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而且为全面透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当代中国己经出现了“风险社会”的诸多症候。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为转型期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 (一)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 以知识、技术和信息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作逻辑，而相对于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风险社会是指由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可能引致人类毁灭性损失的社会发展形态，其中现代化和全球化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本质之源。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一:现代化。现代化从根本上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即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俗权力合法化;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的推进;社会上，传统秩序的衰落和社会高度分;文化上，神化宗教衰微和世俗文化兴起。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就是源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首先，我们处在一个反思性现代化的风险时代。“反思性现代化”①是英国现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首创之词，他将纷繁复杂而又深邃隐蔽的风险理论置于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基质之上，风险社会理论是他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副产品”，在其庞大的结构化理论和反思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并不具独立性，而是紧密穿插与交错在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区别于古典工业社会的“外部风险”，被称为现代社会的“人造风险”。前者是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不确定性，后者则源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贝克也开门见山地指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②他认为，风险是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化和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而这其中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是不可见、不可计算、不可预测风险的最主要原因，风险自然成为人类追求财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并伴随着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科技急剧膨胀。因此，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是源于人类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判断、分析、比较和论证基础上的。其次组织科层化，尤其是组织和制度本身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可能。因社会系统理论久负盛名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于1993年出版的《风险:一 个社会学理论》一书，将风险理论融于其庞大的社会系统理论之中其中风险成为其诊断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不断分化的社会日趋复杂，降低风险的组织制度在合法化和理性化原则指引下不断扩张，其本身具有风险性，为此以差异理论为风险分析切入点的卢曼认为，在一重偶现性上(空间)基础上，不同的个体会关注一个方面而不关注另一方面本身是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选择，即风险是一种“偶然图式”，①进一步引入时间维度，在二重偶现性上(空间和时间)指出风险是未来指涉。阿方索·莫拉莱斯随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为该书发表的书评中开门见山地将其主题归结为“源于人类技术变迁的制度风险渗透于公众生活的众多领域，是现代社会的中心特征”②。 2.风险社会的本质之源之二:全球化 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的强化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③跨越区域界限、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潮流，当代社会的风险已是全球性风险。 首先，全球化使得风险扩散效应加剧。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过程，其结果也往往难以预料和控制。全球化意味着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紧密相连，风险以跨越时空的方式进行传播，缺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来犹如在场，从而使此时此地的风险演绎建构为彼时彼地的风险。因此贝克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风险时代，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风险，④因为在时间、地域和影响群体上具有非特定
公众参与是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请结合相关案例，从参与机制、参与人员组成以及公平与效率等方面，谈谈你对公众参与的看法，并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相关案例:广东省建设项目环保管理公众参与实施意见 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长田镇油茶工业园，工业园紧邻206国道，园区入口距离国道不足20米，距离镇中心约2公里，距离梅州市区约30公里，交通非常便利。本项目在原有厂房、设备基础上，增加年处理量达4000吨茶籽压榨生产线、年处理量达1.5万吨茶饼浸出生产线、年产2000吨精炼茶油生产线以及年产1000吨山茶籽洗发水系列生产线各一条 参与机制、覆盖范围为项目评价区内环境关注点 参与人员组成:位于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的个人,位于项目环境（含风险事故）的影响范围内的个人数量 长田镇30 官仁村30 长安村10 禾礤村10 长江村8 单位（5）长田镇人民政府5 以及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公众的环保意识较强，他们希望建设单位保护好环境生态，建设好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包括大气、水、噪声等，减少环境污染。项目所在地政府和公众非常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希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群众的意见都比较合理，因此，建设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在生产过程中要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加强废水和废气治理的管理，杜绝事故排放，更不允许偷拍。综上所述，项目所在地政府和公众支持本项目的建设，希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建议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采取一定措施消除或减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谈谈你对公众参与的看法: 我认为公众参与有助于环境的开发与保护。任何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参与调查，是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影响区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公众参与建议 （1）项目规划和设计时，要将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来考虑，既尽量避免和减缓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不利影响，又可以在公众面前树立本项目重视环境保护的公益形象，从而使项目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2）加强区内拟建项目污染防治措施的宣传，积极和周围居民进行沟通，减少居民对项目的顾虑，尽可能多的得到周围居民的支持。（3）从调查内容来看，有部分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不够，说明本项目对公众的宣传力度尚不够，建议今后宣传力度要加大、加强。（4）加强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增强处理突发性和应急事故处理的能力，确保本项目有序地发展。建设项目在规划和设计阶段应认真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一些好的意见及建议应予以采纳，使开发项目对周围居民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同时，对于公众参与调查要始终贯彻于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中，通过定期回访、积极宣传，使得区内企业、企业管理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