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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

理论研究

2004年夏天,我作为美国富布莱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有关美国媒体公共新闻传播的研究。在2003年为此作准备工作时,偶然从国外文献中发现了美国新闻界近十几年围绕“公共新闻”的一场争议,于是就所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梳理,并撰文介绍给国内同行。[1]未料有关“公共新闻”的文章立即引起了国内新闻界的注意,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播出一周年的纪念研讨会受此启发,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是“公共新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传播学课程也组织了有关美国“公共新闻” 能否引入中国的专题讨论;许多地方电视台纷纷开设了“公共新闻”栏目;还有一些媒体的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我进行越洋采访,询问有关“公共新闻”在中国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等问题……国内不断传来的信息和疑问,促使我加快了该项目研究的进程。跨出国门后的实地考察和比较,更使我对美国的“公共新闻”实践、对中国如何做好公共新闻传播有了更多的思考。

“公共新闻”在美国:

已经结束的运动和尚待深入的研究

“公共新闻”为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一场波及全美、影响世界的浪潮?为什么在美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不只是一场局限于学术界的学术论

争,而是一场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

我认为,这场运动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所

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远高于它所获得的学术

价值。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新闻传播

研究者、新闻职业从事者、新闻教育工

作者联合行动,新闻媒体、新闻院校、

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等多种力量共同投

入,这些媒介和新闻院校遍及美国47个

州。何以如此?这与该运动拥有众多的

支持者和组织者有关。比较突出的有:

1993年凯特灵基金会(the Kettering

Foundation)资助最早提出“公共新

闻”理论的纽约大学新闻学系Jay Rosen

教授展开“公共生活与新闻媒体”(the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

研究项目;美国奈特基金会(the Knight

Foundation)也拿出了一百万美元资助

公共新闻改革及其研究;皮尤公益信托

基金(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还

设立了一个鼓励新闻媒体开展“公共新

闻”实践活动的奖项 “詹姆斯?巴顿优

秀公共新闻奖”( James K. Batten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Civic Journalism),每

年奖金额25000美元,并成立了管理这个

奖项的皮尤中心(Pew Center),开设

了专门的网站。该中心宣告自己的职责

是:作为公共新闻实践的培育中心,促

进新闻媒体改进自己的报道,使更多的

民众加入到公共生活中。该中心的工作

内容包括八个方面:评选与奖励优秀公

共新闻报道;资助公共新闻项目;开设

公共新闻实验工场(Workshops);建立

公共新闻档案,对所有重要活动记录存

档;出版有关公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

系列著作;制作出版公共新闻的视频产

品;编辑出版季刊《公民催化剂通讯》

(Civic Catalyst Newsletter),报道公

共新闻最新进展;为公共新闻的重要论

述提供展示平台。

上述八个方面的工作成果都非常丰

富,至今仍然能在这个网站上看到相关

的资料,虽然这个中心随着“优秀公共

新闻奖” (1993—2002年)的结束,

2003年后已经不再存在。在这场运动开

展的十多年内,美国有226家新闻媒体的

公共新闻报道获得了“优秀公共新闻

奖”,有120多项公共新闻计划获得资

助,有3520多名新闻记者参加了49个

“公共新闻实验工场”,有10000多个新

闻工作者和公民领袖阅读皮尤中心的季

刊。

运动结束了,但相关研究还在继

续。一些新闻学教授组建了“公共新闻

兴趣小组” (Civic Journalism Interest

Group),作为“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

教育协会”(AEJMC)下属的一个分支

机构,一直都在开展活动。一些学者正

在从更基础的学术理论层面上探索公共新

闻的理论框架,因为前十几年的学术论

争使他们认识到公共新闻的学术理论研究

还有缺陷,比如对公共新闻的定义就一

直没有形成定论,对反对者的质疑也没

有找到最有说服力的反驳论据。我到美

国后,看到一本新近出版的专著,书名

是《新闻学的两个W——公共事件报道

试论中美两国公共新闻传播的现实差异

蔡 雯

今传媒2005.6

理论研究

的为什么与是什么》(The Two W's ofJournalism The Why and What ofPublic Affairs Reporting) ,作者是国内同行都谙熟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建人之一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教授。这本专著以相当多的篇幅论及“公共新闻”。为什么这个世界知名的学者在该运动结束后才关注这个问题?我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说,“公共新闻是新闻研究中一个具有丰富研究内容的领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进行的研究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性的研究,通常是对特定的公共新闻报道的案例研究。这类研究现在减少了,但是有关新闻的角色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有待回答。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关于新闻和受众的基础性的、理论性的研究。”

更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在美国最早倡导公共新闻学的一批新闻学者已经把“公共新闻”理念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自己投身进去,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他们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公共新闻”已经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进入到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最早提出“公共新闻”、被美国新闻界认为是“公共新闻”运动学术领袖的纽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Jay Rosen教授,不但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他自己已经成为实践这一理论的“博客”。他的个人网站“新闻思考”(Press Think),在美国2004年大选活动中影响很大,2004年美国民主党大会召开时,他就以“博客”身份列席会议并进行了采访报道,他的评论文章更是通过自己的网站流传甚广,被一些传统媒体转载。而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有一大批“博客”参与了新闻传播,这在美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现任“公共新闻兴趣小组”负责人的Leonard Witt教授在2004年该兴趣小组的会议上还提出,鉴于“公共新闻”在美国的现实发展,是否要考虑将“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与“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相结合,改称为“公共与参与式新闻”(Public andParticipatory Journalism)。[2]

由此看来,美国学者迄今还没有将“公共新闻”从学术理论上建构好,这方面的实践也还在发展变化中。“公共新闻”到底是什么?通过对美国“公共

新闻”十几年来所取得的代表性成果的

了解和分析,我认为,“公共新闻”有

两个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报道对象是公

共事件或问题,二是报道方法以发动公

众参与、共同讨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为主。它在美国引起争议,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它与美国的新闻传统一贯强调

“客观”、记者不能介入报道客体的要

求相违背。而“公共新闻”的实践者恰

恰是要通过主动地“介入”、发动、组

织,来完成对公共事件或问题的报道,

其目标已经从单纯的“告知”转向了寻

求对策、促进问题的解决。

中美两国的“公共新闻”有什么

差异?

如果以“公共新闻”的上述两个特

征为据来考察中国的新闻传播,应该承

认,中国的新闻报道早已经涉及了公共

事件与公共问题,中国的新闻传媒也早

已经有发动公众参与、共同讨论对策的

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新闻”

在中国早已存在,只是没有以这样一个

名称来标榜而已。我在多年前研究“新

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时,就已经讨论

过新闻媒体对报道客体的介入、“参与

式新闻报道”等内容,我在博士论文中

列举的新闻报道案例也不乏公共新闻报

道。所以,当我听说中国越来越多的新

闻媒体宣称自己的一些栏目或节目是

“公共新闻”,或者说由“民生新闻”

发展成“公共新闻”的时候,并不感到

奇怪。我认为,“公共新闻”本身是一

个中性的概念,它不应该被视为西方国

家专有的东西,正如“现代化”、“市

场经济”这些概念,欧美国家早就有

了,中国也同样能用。需要研究的问题

是,我们要建设和发展“公共新闻”,

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想

要达到什么目的?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美国“公共新闻”的目的性很强,

那就是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服

务。斯坦福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

Theodore L. Glasser在总结“公共新

闻”的行动及目标时提出,“公共新闻

是一种每天都在运行的新闻传播活动,

它号召记者(1)将受众作为公民,作

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

是(公共事件的)牺牲者或旁观者;

(2)帮助解决社会问题;(3)改善公

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

种环境越变越坏;以及(4)帮助公共

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因此它值得我

们去关注。如果新闻记者能够找到一种

途径来做到这些,他们将能够及时地重

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介的信赖,重

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

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在更加

坚实的基础上,去健全美国的民主——

正是这种民主,给了美国记者以权利和

保护。”[3]这番话,很真实地表达了美国

新闻界热衷于“公共新闻”的理由和目

的。我认为,“公共新闻”在美国的兴

起,还与美国这十几年来国内、国际形

势的变化有关,面对国内经济出现的种

种问题和国际冲突的不断加剧,美国新

闻工作者比普通民众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危

机的存在,他们要通过唤醒公众投入公

共领域,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最终保持

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媒体自身赢得更

大的市场。美国2004年总统大选的公民

投票率走上新高,除了与美国当前的特

殊局势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

“公共新闻”十几年辛苦劳作的成果。

紧随美国的这场运动,已经有几十个国

家的新闻媒体在积极发展“公共新

闻”,其目的也都是各为自己的国家发

展和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稳

定、改革、发展、创新是这个时代的主

旋律。面对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各类问

题,如何进行疏导和化解?通过加强公

共新闻传播,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沟

通和引导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的新闻传播体制,

决定了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的历史使命。

我们要建立和发展的“公共新闻”必须

是适合本国国情的、有利于国家发展及

社会和谐的“公共新闻”,而不是对西

方媒体的全盘照搬或盲目仿效。

考察中美两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我

们可以看到,“公共新闻”的报道领域

因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的差异,有着

不同的起点和侧重。美国“公共新闻”

最早关注的是政治选举,发动公众参与

投票是“公共新闻”的重要目标之一。

而中国的“公共新闻”更多地是从“民

生”做起,即从关注老百姓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着手,让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

见。其实“民生新闻”有些本身就是

“公共新闻”的一部分,美国“公共新

闻”后来并不局限于政治选举报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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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包括了大量的“民生”话题。而中国的“公共新闻”现在也开始涉及政治选举这样的主题,如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后来就围绕本省在全国率先推行的省管干部“公推公选”改革,推出了“投我一票——关注公推公选”的连续报道,除了部分直播外,所有参选者的演说都做了录播,并在每天的节目中摘要播出,同时在观众中展开调查,由观众对其现场表现和演说内容进行评判。我认为,中国公共新闻传播实践正在出现的变化,说明了我们国家民主进程的加快,也意味着公共领域和“公共新闻”在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倡导和发展“公共新闻”,将有助于向国际展示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新形象。

中美两国“公共新闻”还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差异,就是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行动规范。在美国,“公共新闻”的理论依据是“民主”、“自由”、“公民权利”、媒体的“社会责任”等,美国新闻界自认为是一种独立于政府的力量,虽然他们搞的“公共新闻”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的忙(美国学者认为“公共新闻”与传统新闻的一个很大差异是,传统新闻大多是报道“坏消息”,而“公共新闻”出发点是要解决问题,产生“好新闻”)。而在中国,我们从不讳言新闻媒介的政治倾向性,与执政党保持一致、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主流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这样的理念决定了我们发展“公共新闻”的行动规范,那就是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保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方向。

如何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新闻”?

如果以美国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国不可能有“公共新闻”,因为他们认为“公共新闻”只能出现在像美国这样所谓的“民主”国家。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 “公共新闻”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很大。一方面,我国媒体长期以来就有宣传报道的传统,一贯重视参与公共生活、组织公益活动,可能比美国的新闻业氛围更能支持“公共新闻”实践;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我们正在逐步建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需要“公共新闻”。

2004年9月,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

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新闻媒体在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比以往更有责任去促

进党同人民的联系,更有责任发动公众

关心和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发展“公共

新闻”,是一件于政府、于人民、于媒

体都有益的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新闻

媒体开始重视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

“公共新闻”受到政府和普通百姓的欢

迎,本身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记得我离开

中国的时候,国内媒体正接连刊播各类

“听证会”的新闻;我到美国之后,又看到

中国派出的政府代表团在美国现场观摩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些事实都在证

明,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加速发展,我们

有理由对新闻媒介在这场改革中的促进作

用抱有更多期待。

然而,我们也要防止在公共新闻传

播中出现偏差和问题。如何处理好借鉴

与创新,如何把握好时机与分寸,是亟

待我们思考的问题。对此,我有如下建

议:

一、公共新闻传播应该坚持“公益、公

正、公开、建设性”的原则。“公益”,

是“公共新闻”的基本属性,任何媒体

不应为自己的私利滥用媒介权力,借

“公共新闻”之名进行自我炒作,更不

能抱着赢利、促销的目的搞“公共新

闻”,否则就难以保证不为一些别有用

心的社会势力或利益组织所利用,最终

损害公共利益。“公开、公正”是“公

共新闻”实践中的基本行动准则,包括

信息公开、报道公正、让公民平等表达

自己的意见。“建设性”是“公共新

闻”的社会效果准则,即公共新闻传播

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公开讨论和协商,

促进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的进步,而

不是仅仅暴露问题,更不是进行负面炒

作。

二、借鉴国外有益的新闻业务技巧,

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共新闻传播水平。“公

共新闻”在西方国家的新闻实践中形成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对问题的

深入调查手段、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

公民会议与活动的组织、新闻发布与媒

介合作等。美国前十几年的“公共新

闻”实践不但形成了整套的操作规范和

业务程序,而且一些新闻院系已经将这

些业务内容纳入了新闻学教学中,开设

了相关课程,这方面业务的相关软件和

工具也有出版发行。相比之下,我国媒

介目前所做的“公共新闻”在报道策略

和业务技巧上都还有待改进,可以借鉴

发达国家这些新闻业务范畴中的成果,

全面提高我国公共新闻传播水平。

三、正确处理好“公共新闻”与常规

新闻报道的关系。“公共新闻”从本质上

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它是

媒介公共关系(发动与组织公民开展公

益性活动)与新闻报道的结合。因此,

它比常规性的新闻报道需要更多财力、

人力和时间的投入。美国“公共新闻”

获得的公益基金会资助高达数百万美金。

而目前我国媒介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

社会公益基金所能提供的支持也很有限,

如果不加选择地推广“公共新闻”,一

方面可能会因为客观条件所限不能保证传

播质量,另一方面还可能会因此影响常

规性的新闻报道活动。应该看到,“公

共新闻”只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种特

殊类型,并不是所有公共领域中的问题

或事件都适宜作为“公共新闻”的议

题,所以,我们要慎重选择,谨慎操

作,防止一轰而上,只有形式没有质

量,更要防止因为操作不当造成不良的

社会影响。

我们衷心希望新闻媒体、新闻院校

及研究机构和广大社会公众能够共同努

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新

闻,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05年4月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文:

[1]参见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

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

新闻”及其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04、

1;《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

与争论》,载《新闻战线》2004.4。

[2]Leonard Witt, "Do we need a name

change?" Civic Journalism Interest Group

News, Winter 2004

[3]Theodore L. Glasser、 James S. Ettema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3-18 in

Theodore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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