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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

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
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定稿)

目录

引言 (1)

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 (1)

(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 (1)

(二)、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繁荣 (5)

三、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原因 (7)

(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话体传统 (7)

(二)、宽松的文艺政策 (7)

1、解放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 (8)

2、“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结束 (8)

3、“右派批评家”重返文坛 (8)

(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9)

1、被“文革”搁置的文论问题需要解决 (9)

2、多数批评家自觉使用对话体形式 (9)

(四)、对话精神的建立 (10)

四、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影响 (10)

(一)、对新世纪对话体批评发展的影响 (11)

(二)、对批评者的影响 (12)

(三)、对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12)

(四)、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 (13)

结语 (13)

参考文献 (15)

致谢................................................... 错误!未定义书签。

论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

引言

对话体文学批评文体是一种以对话为呈现形态的批评方式,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话者对某种文学现象、某一文学思潮或者某个作家、某部文学作品进行共同批评讨论和对话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批评文体。

巴赫金说:“对话关系无疑绝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要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①因此,我认为对话体批评从形式上来说,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批评主体,这是对话展开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必须要有讨论和对话的焦点,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有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最后,从批评文共同的特征来说,在对话体批评中,批评主体围绕话题展开讨论,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必须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呈现的。

事实上,对话体批评并不是新时期的产物,相反,它是一种古老的文艺批评体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对话体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交锋与对话使对话体批评出现在了大量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论语》实际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以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形式编撰而成。在古代西方,最典型的对话体文艺批评莫过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文集——《文艺对话录》。

纵观中国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史,对话体批评样式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绽露头角。例如徐可在《谈谈<落花生>的评论特色》一文中提到:“茅盾在写《落花生论》时,假借主客体对话,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而成。”②

而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真正走向兴盛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文将对20世纪末中国对话体批评兴盛的状况、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

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

(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

对话体批评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在批评界形成一种气势是到新时期以后。

①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继“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后的第三个文学时期。因此,这里的“新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标示着中国当代文艺新的精神走向,包含着打破束缚、推陈出新的意味。在新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更迭愈加频繁,文艺争鸣愈演愈烈。

1981一1984年前后,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杂志、大学学报以及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商榷性的文章。如曾繁仁的《论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与薛涌、王瑞生同志商榷》, 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鲁子涛的《我对列宁讲的“自由的文学"的理解——与杜书瀛、李中岳二同志商榷》,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以及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沈敏特《批评不能靠臆测——与刘金同志商榷》,吴国琳、王新民《究竟谁离真理更远——答刘金同志》等等。这类商榷性文章大多发表在著名的文艺类杂志上,如《读书》、《文艺理论研究》等,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向更多的读者和作者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在文艺界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讨论。同时这种商榷的方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商榷的各方态度是平和的,地位是平等的 ,更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者们文艺、文学理论领域各种问题发表的观点被尊重和关注,他们获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对促进新时期真正的对话体批评文的出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商榷性文章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商榷性文章往往是对另一文章即目标文章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对象往往就是目标文章的作者,而目标文章的作家往往是在其他文本中答复商榷者提出的问题。(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和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而对话体批评最常见的形式是讨论双方或多方观点集中呈献在一篇文章里。另外,商榷性文章在学术上的讨论多是“单向质疑”,鲜有“双向交流,对话体批评是对话双方无阻碍地自由交流的呈现。这也是商榷性文章和对话体批评主要的不同之处。

那么新时期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文是什么呢?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提到:“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

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①这篇对话体批评文记录了一个新艺术家与他的一位友人在初夏的某天傍晚在公园的长椅上又谈起了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艺术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辩与探讨。如果说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商榷性文章为新时期的对话体批评奏响了前奏,那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正式拉开了新时期对话体批评的序幕。在大多数批评者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对话体这一批评体式的作用和意义时,吴亮又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呈现对话双方的观点的呢?吴亮在《答友人问》中如是说:“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②确实,对话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交流,在对话双方的平等交流、言语交锋中碰撞出的思想的火花蕴含着极大的价值。正如吴亮所说,这种对话或者没有一个十分明朗的结果,但是这种未成结论的思想最逼近真实,也非常吸引接受者,它驱使着批评者自觉地记录下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体批评应运而生。

虽然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文艺批评家的注意,甚至已经有不少批评家认识到对话、交流在文艺批评领域的重要性,但是20世纪80 年代的前半期,直接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出的批评文很少,也就是说,批评家很少直接将对话内容写进文本。很多批评家还是倾向于一些商榷性的批评文体。随着讨论问题的增多和讨论话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意识到商榷性文体的弊端。商榷性文体讨论的双方在不同的文本中,而且往往发表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导致沟通交流上的诸多不便,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拖延了文艺界争论、解决的进程。商榷性文体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当时文艺论争的需要。

从1981年到1985年,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关注成为文艺界的热点问题。波特莱尔、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名字逐步被国内文艺界熟悉并接受。大量新潮文学、电影、音

①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61页。

乐等也涌入大陆。1983年周扬在几年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很多批评家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在这场讨论中,西方的许多文论、哲学思潮被引进。

这一时期,文艺争鸣的焦点也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围绕具体作品转向纯粹的理论性问题。如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批评方法问题,这样就引发了“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文艺界的这些讨论的广泛性和迫切性使批评家们急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比商榷性文体更便于争论的批评体式。同时,1985年、1986年这两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又成为了评论界的热点问题。批评家们将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文体。对话式的批评文体也重新登上了评论界的舞台并大放异彩。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的对话体批评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方面是由于这三位作家当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比较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观念上的现代性和文体形式的新颖性吸引了大批读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这样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篇对话体批评带有浓郁的‘新’与‘现代’的色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话体以众多声音的差异、交流、互补构成一种合力的姿态,显示出了这一思想观念的长久酝酿与分量。反过来,这篇对话体也提高了对话体批评的地位和魅力。”①参与讨论的三位著名学者以平等的方式,心平气和的态度发表个自的观点,围绕“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整篇对话体批评文完整地展现了新的观点在对话、交流、碰撞中产生的全过程,让读者仿佛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即了解了三位学者的观点,又参与了批评的进程,感受到了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学术魅力。这篇对话体批评让更多的批评家、学者看到了对话体批评问题在现实批评领域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从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批评家参与其中,尝试运用对话式文体进行文学批评,并且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从此,对话体批评文便迅速发展起来,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批评体式。庆西、钟本康的《关于新笔记体小说的对谈》在1986年第2期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 《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在《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上发表,《文学的与艺术的情思—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对话》发表在988年4月12日的《人

民日报》上,吴方、黄子平的《关于小说主体学》发表在《北京文艺》1989第2期上。王干、王蒙《感觉与境界》发表于《光明日报》1989年4月25日第三版。1988年初,年青的批评家李劫在京沪等地连续与许多批评家、作家对话。新时期对话体批评的先驱——吴亮更是将1981年起陆续写的系列“对话”结集为《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百家争鸣的局面蔚为大观,而对话式批评文体更是成为了众多学者的宠儿,参与其中,热衷于创作对话体批评文的即有当时刚刚在批评界崭露头角的新鲜面孔,陶东风、陈晓明等,也不乏批评界的元老如贾植芳、钱谷融等。在批评所涉及的内容上有基础理论的研究、古代文论的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等传统问题的探讨,又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文学新问题的论争。众多批评者尝试对话体批评文体更使这一批评体式的地位迅速上升,它在处理文艺争论上的文体优势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从本质上看,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学者接受并赞同茨坦·托多洛夫根据巴赫金的一个理论观点——“对话”提出的“对话的批评”。

(二)、 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繁盛

如果说,对话体批评20世纪80年代犹如一颗新星,逐步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起来,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话批评己成了最基本、最引人注目的批评范式之一,它的流行达到了高潮。

中国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所谓后新时期之说。这标志着与80年代文学相比,90年代文学又有了巨大的差异。可以说9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转型年代,也是诸多文学思潮涌现、碰撞的年代,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写实主义思潮、新生代文学思潮??在90年代文学思潮中,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思潮、讨论事件最初大多是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的。1993年6月,《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王晓明和他的几个研究生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对于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读书》杂志专门为这场讨论刊发了一组“寻思录”。在这场大讨论中,许多作家、学者参与进了对话体批评,如张汝伦、吴炫王干、费振钟、王彬彬等。据统计,仅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发表在全国著名文艺类刊物上的对话体批评文就有几十篇。如朱向前、陈骏涛《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与互补》,蒋孔阳等《立足高标准,反对平庸》(《文论报》1993年1月2日)。一些国内知名文学杂志在这一时期更是成为了对话体批评的主要阵地。《上海文学》上有王晓明主持的《旷野上的废墟——文

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陈思和主持的《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第7期)、谢冕主持的《理论的文学史框架》(《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陈平原主持的《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印国明主持的《话说正统文学的消解》(《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沈乔主持的《文学和它所处的时代》。《读书》杂志上刊发了张汝伦、王晓明等人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钟山》有陈晓明主持的《新“十批判书”》、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等。《作家》上也频频出现著名文学家、批评家的对话录。潘凯雄、朱晖等人在1993年12月11日下午的谈话被整理成文《对话录:批评号脉》发表在《作家》1994年第3期。王晓明、陈思和、等大家也以《作家》为阵地,主持了《精神废墟的标记》(《作家》1994年2期)、《关于世纪末小说多种可能性的对话》等影响深远的对话体批评。特别是陈思和主持的《关于世纪末小说多种可能性的对话》分别在《作家》杂志1994年第4期、第6期、第8期第10期刊发了4篇系列对话体批评。刘振云、李振声、郜元宝、余华等知名作家均有参与。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广对于一种古老的批评文体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学理论研究》等刊物也都有专门的对话批评专栏, 影响比较大的对话体批评文有:王干等《“新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傅杰、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性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王光明等《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15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可以说在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而新颖的批评体式在20世纪九十年代如同枯木逢春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作了概括:“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

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①

三、20世纪末中国对话体批评发展、兴盛的原因

(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话体传统

笔者在上文就提到过,对话体批评并不是在中国新时期以来产生的新的批评文体式,相反,它是一种古老的批评文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话体批评的传统。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下,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思想的交锋与对话达到了空前的繁盛。这直接促进了对话体这一形式的发展并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为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先哲们就已经用对话体创作了一系列著作。例如《论语》实际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以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形式编撰而成的,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崇文尚儒的国策使北宋的文人群体不断壮大,文人自发组织的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也逐渐增大。集会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便是谈论古今诗文,评鉴诗作。这种文艺批评是在群体讨论中产生的,它有别于一般的文艺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对话体批评。参与对话的文人一般具有同样水准的文艺修养,由于个人的审美角度和能力的不同,从而针对同一作品发表不同的评论,甚至是展开争论,形成了一种对话体文艺批评。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叶致远、苏轼与毕仲游都展开过此类的文艺批评对话。

袁济喜在论文《从先秦诸子的对话体看汉语批评》中提到:“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汉语批评的母体。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形成组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②因此,可以说,对话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生、发展,得以传承的重要工具。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对话体充分体现了“包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对话、交流、“和而不同”的思想早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所以,新时期以来,对话体批评的异军突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二)、宽松的文艺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将近30年的时间中,中国文学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两个阶段。对于文学界和文艺批评界来说是一个束缚不断加剧的时期。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在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的状态。事实上,早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确定了①陈思和、杨扬:《90年代批评文选》,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月,第10页。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是在批判、斗争中进行的。而文艺界的批判、斗争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完成的。权威话语权对文艺进行了过多的政治干预,使批评界噤若寒蝉、如履薄冰, 或不敢开口,或只是迎合上层政策和指示,批评界缺乏宽容精神和必要的言论自由。比如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为一篇社论的发表,批评界一致批判电影的“反动性”,从而进一步强调了文艺将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再比如文艺界集体对胡风文艺思想以及胡风本人的批判,最终上升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批判。在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将近30年里,文艺工作已俨然成为一项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文艺评论界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只是一味地对政治风向的迎合,连实事求是的评论都不多见,更谈不上对话和争鸣。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批评家们对文艺界的敏感问题噤若寒蝉。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对话体批评基本上已经被无形的禁止。

1、解放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

“文革”结束后, 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从否定过去尤其是10年“文革”中所推行的文艺政策、文艺观念起步的。国家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文艺政策。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①这无疑更加推动了新时期文艺复苏和文艺争鸣。

2、“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结束

在宽松的文艺政策下,人们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而引发了新的辨识和争鸣,在这场大讨论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0年7月26日)。“两为”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文艺丛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批评界终于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大量商榷性的文章蜂拥而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话体批评才得以复苏并逐渐被广泛运识和争鸣,以至于迅速流行起来。因此,可以说宽松的文艺政策为对话体批评的新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3、“右派批评家”重返文坛

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一批作

家、批评家重新获得了应有的权利,重返文坛,成为“重放的鲜花”如吴祖光、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高晓声等等。一些批评家、作家在历经挫折后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在推动文艺争鸣和文学思潮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王蒙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投入到对话体批评的创作中,与一批青年批评家的对话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提携了年轻学者的同时也推动了对话体批评的发展。

(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1、被“文革”搁置的文论问题需要解决

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很多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被压制、搁浅,在新时期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于此同时,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的介绍和讨论成为了文艺界的热点,西方的许多文论、哲学思潮被引进。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现象学等等。之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即“三论”)等被引进并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高潮。新时期,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对朦胧诗、文艺心理学、复杂性格、文学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在这样一个旧问题急待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外国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蜂拥而至,各种理论研究推陈出新的时代,在中西方文化、理论交流碰撞的时代,对话交流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多元文化的交流促使对话体批评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走向繁盛。

2、多数批评家自觉使用对话体形式

被从批评主体来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结束前,文学批评只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附庸,甚至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很多批评家被迫丧失了自我,一味迎合政治风向,成为了“传声筒”。所谓的文艺评论往往代表少数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批评家的观点,并且是不可讨论、不可质疑的权威性定论。绝大多数评论家、批评家们在当时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被剥夺了发表言论的自由。在经受过这样的重压之后,这些批评家、评论家们突然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流,在宽松的政策下,曾经被束缚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各种思想、言论、话语冲破压抑和束缚,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他们更加迫切需要同行之间的交流,无阻碍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而对话体批评恰好是能够满足他们这些需求的最好的批评体式。

同时,对话体批评这一批评体式象征着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这对于长期被权威话语压制着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很快被众多批评家接受并自觉使

用。这直接推动了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四)、对话精神的建立推动对话体批评的兴盛

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体式在沉寂了千百年以后,在20世纪末突然兴盛起来,除了得宜于宽松的政治气氛,顺应文学争鸣的需要外,我认为还与对话精神的建立密不可分。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巴赫金和哈贝马斯。巴赫金是前苏联著名的美学家,在他的众多美学思想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他的“对话理论”。巴赫金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巴赫金还认为,人的存在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存在。思想的存在是对话的前提。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建立了“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相互理解的行为,理解过程则是语言过程,即是一种交谈和对语。哈贝马斯说过:“纯粹的主体问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主体间性才会存在。”①

80年代以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并传入中国,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托多洛夫在其的《批评的批评一教育小说》在中国有了译本并被学术界发现和关注。这些都促成了对话精神在90年代的中国建立起来。1999年钱中文先生出版了其专著《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并提出文学理论已经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使对话与交往成为必然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对话主义已被广泛接受,对话精神的建立成为了90年代的一种主要的精神走向。正是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为对话式文学批评的兴盛创造了可能。对话精神的建立,对话理论的传播为对话体批评的兴盛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四、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影响

对话体文学批评就是批评家之间、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或作家之间的交流对话。中国新时期以来对话体文学批评的兴盛必定会对批评者自身、文学接受者、作家以及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一)、对新世纪对话体批评发展的影响

对话体批评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一个高潮,到了21世纪,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虽然,那种随意自由发表观点,争论不休的情况较20世纪末有了明显减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钱文中在《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一书中充分论证了文学理论研究中交往、对话的重要性。钱文中早在1994年就在著作《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中预言:“面对21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将会怎样发展?在我看来,未来的时代将是一个中外文学理论与方法不断自新,相互之间不断对话、不断创新、不断综合的时代。”①

由此可见,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对话体批评的兴盛为21世纪对话体批评的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话体批评如一股大潮,在上世纪末轰轰烈烈地席卷了整个文坛之后,在新世纪依旧活跃在批评界的舞台上。苏州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9月就出版的一系列对话录:《王蒙郜元宝对话录》、《莫言王尧对话录》、《韩少功王尧对话录》、《李锐王尧对话录》、《苏童王宏图对话录》、《李欧梵季进对话录》、《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张炜王光东对话录》等,丛书主编王尧与林建法在丛书的总序中这样说道:“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②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有一批包括作家、批评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不断地反省自身的精神处境,在对话中期待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飞翔,同时也在推动着对话体的发展。我想这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20世纪末的一系列文化大讨论有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盛使很多人文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对话体的优势,极力地在新世纪中推动着它的发展。

当然,除了以丛书的形式出现外,新时期的对话体批评更多的则是以网络为媒介。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对话体批评不单纯是指纸质的文本形式的出现的文学批评文本。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21世纪,对话体批评自然而然地将主阵地移向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互联网。通过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发表观点,畅所欲言,就连普通的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发表评论,甚至可以与书的作者进行直接的交流。

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对话体批评的兴盛并①钱文中:《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不是昙花一现,它对新世纪对话体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话体批评正在以另一种面貌蓬勃发展着,呈现出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宽泛、参与人数更加庞大的发展趋势。

(二)、对批评者的影响

批评家在完成对话体批评时,与批评者或作家对话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我认知和精神自叙的过程。王尧和林建法在《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总序中说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在平等的对话交流中,批评者也会发现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不断地充实自己,帮助自己打开思路,从不同的角度研讨同一个问题。陈美兰等在《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中这样说道:“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对话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评界的动向和发展,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做出自己的努力。”①

我们不难发现,在对话体批评迅速发展的潮流中出现了很多新鲜面孔,如陶东风、陈晓明等,他们作为文艺评论界的新锐,开始崭露头角。在他们的成长、成熟过程中,他们与学者们的对话、交流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一辈学者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帮助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在90年代文化大讨论中特别活跃的陶东风就曾多次与王蒙、金元浦、林白等大家合作完成了对话体批评并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再比如,王晓明与他所带的研究生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在当时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这对于刚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来说,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批评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对其理论体系的建立、成熟以及影响的扩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对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话体批评对于作家和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影响。王德领在论文《对话体批评:一种挖掘文学现场的工作》中认为:“现在文学批评的弊端在于脱离了真正的文学现场,批评变得轻浮、不真实。只有再现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才是真切的。”②而在众多再现文学现场的方式中,王德领更倾向于对话体批评。“因为对话是作家的灵魂连同提问

①陈美兰等:《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上海文学》,1994年第7期,第15页。

者一道和读者赤裸着相见了。”①总而言之,我认为,批评者与作家直接的对话而产生的对话体批评还能表达出作者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认识。因此,这类批评更加贴近于作家创作,直接减少了外界受某些文艺批评的影响而对作家作品产生的误读现象。使外界能够很好的解读作家作品,从而实现文学作品以及创造者本身的意义。

同时,在对话的过程中,批评者可以将自己对作品或作家写作风格的评价拿出来与作家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双方直接地、真诚地交换意见,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开诚布公的进行探讨。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更容易接受批评者的意见和建议,弥补自身创作中的不足。作家与批评者的对话,或者是媒体对作家的访谈,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作家以及作品的知名度。

(四)、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

独白式文论具有逻辑严密、结构严谨等特点。而与独白式文论相比,客观地说,对话体批评本身不以逻辑严密性和结构严谨性见长,这是对话体批评的一个局限性。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对话体批评的这一特点,才吸引了大批普通的文学接受者(读者)也参与到文学批评中。这就使得文学批评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精英们,而能够普及到一般的文学接受者(读者)中,特别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播客、论坛、BBS等形式吸引着更多的普通大众参与到对话中来,无形中降低了对话体批评的门槛,使文学接受者也有了发表自己观点的空间,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在现实的阅读中,即便是读者没有成为对话体批评的主体,而是以一位局外人的身份阅读文学评论作品,很多读者也更倾向于选择对话体批评文而不是那些由文学精英们创作的“大作”。因为这类批评文不是将批评家研究的成果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他们被动接受,而是让他们看到了由问题的提出到讨论到最后得到结论的全过程,感受到了思想碰撞出火花的快感,使他们仿佛身临其境,共同参与了讨论,这也使得文学评论的阅读者们不会对其观点产生抵制的情绪,而更易于接受批评家的观点。

结语

对话体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古老的批评文体,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如枯木逢春般历经了从兴起到繁盛的历程,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的精神文化环境、政治氛围、理论与现实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透过对话体批评走向兴盛的现象,我们看到了

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自由、平等、公正等等观念,曾经激励着、推动着社会变革和文化演进。

对话体批评的发展与兴盛,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真切地反映着新时期文学思潮地涌动,文艺批评地转型和对话精神的建立, 它处处彰显着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现代理性精神。可以它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多元化发展,文学争论频繁发生的一面镜子。对话体批评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体式,也使文学批评的发展注入了空前的对话精神。

虽然,对话体批评还有着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它对批评者、文学接受者、作家以及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话体批评的发展是符合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批评界种不可或缺的批评样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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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版。

[15]熊海英:《一种对话批评:关于诗歌的阐释与接收、观念的认同与传播、宋调的形成和发展》,《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6]陈美兰等:《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发展的可能性》,《上海文学》,1994年第7期。

致谢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四年前,我带着对大学生活的无限憧憬来到了常熟理工学院。我很庆幸人生的这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个美丽、宁静的校园。在这离别之际,前言万语都表达不了我对这所学校的依恋,对所有老师、朋友的感激。

我要特别感谢我敬爱的导师——李春红老师。大三那年,人文学院在我校首创了“导师制”。从那时起,李春红老师便成为了我的导师,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关怀和帮助。这篇论文的顺利完成也是得益于李老师的悉心指导。从论文选题到思路设计、初稿修改,乃至于最后格式的调整,每一个环节,李老师都不厌其烦地辅导我们扎扎实实地完成。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足以影响我一生的好导师。

我要感谢季玢老师和周海平老师。他们虽然不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但总是从百忙之中抽空关心我的论文写作情况,给予我适当的指导和建议,令我非常感动。谢谢您们的帮助和抬爱!

我也要感谢身边的同学、朋友。特别是刘咪咪同学,在我离校实习期间,帮我借阅资料、下载文献,在我论文写作遇到瓶颈时,给我支持和鼓励,才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人,他们竭尽所能为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给我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愿他们永远健康、幸福!

最后,衷心感谢答辩委员会的各位老师们,您们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审阅论文,为我指点迷津。谢谢您们的关心、指导!

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办法0001

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办法 第一条为了加强公路桥梁保护,保障公路桥梁安全、完好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公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活动。 第三条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工作应当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动、预防为主、安全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公路桥梁安全保护范围如下: (一)公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二)公路桥梁用地和桥下空间;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公路桥梁安全保护范围。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非法占用或者非法利用公路桥梁、公路桥梁用地和公路桥梁附属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爱护公路桥梁、公路桥梁用地和公路桥梁附属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和控告破坏、损坏公路桥梁、公路桥梁用地、公路桥梁附属设施和影响公路桥梁安全的行为。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政府负责、部门联动、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公路桥梁桥下空间治理等重大问题,依法履行公路桥梁保护职责。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公路桥梁安全保护工作。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负责依法查处破坏、损坏公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行为。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单位负责公路桥梁的养护和运营管理。航运管理单位负责船舶通过公路桥梁的安全通行管理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开展公路桥梁安全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有关部门及单位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公路桥梁的安全保护水平。 第十条禁止利用公路桥梁进行牵拉、吊装等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施工作业。 禁止利用公路桥梁(含桥下空间)堆放物品,搭建设施以及铺设高压电线和输送易燃、易爆或者其他有毒有害气体、液体的管道。

2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1、兴起: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2、参与者北京大学、蔡元培、《新青年》、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 3、提倡 抨击旧文化(传统文化)输入新文明(西方文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 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打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 在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广泛引进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人权,平等,自由,“人道主义”“,科学民主”的思想。 4、历史评价 中国的文艺复兴、价值重估、中国现代化助推器全盘西化、传统断裂、激进主义等 二、五四文学革命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1、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至北京。 2、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立下首倡之功,成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3、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打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4、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 刘半农:提出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破旧韵造新韵,运用新式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 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五四时期抨击旧文学的流行用语。 5、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的“人的文学”的观念。 6、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 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月刊,致力于提倡白话文,建设新文学,同时也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 7、1918年初,《新青年》编辑部扩大,钱玄同,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刘半农民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1918年底,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新文学阵营。影响遍及全国。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

浅析公路桥梁建设的现状及安全对策初探(最新版)

浅析公路桥梁建设的现状及安全对策初探(最新版) Safety work has only a starting point and no end. Only the leadership can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it, measures are implemented, and assessments are in place. ( 安全管理 )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号:AQ-SN-0654

浅析公路桥梁建设的现状及安全对策初探 (最新版)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蓬勃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作为当代经济发展枢纽的交通业也随之迅速发展。而公路桥梁建设日益凸显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公路桥梁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对目前我国公路桥梁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预防对策。 关键词:公路桥梁;建设现状;安全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使得在总体上经济水平并不高。经济的发展促使公路建设的繁荣,修建公路必定会建架桥梁,现代公路运输的车辆加重化和加大化给公路桥梁造成了不同程度损失,也大大损害了桥梁的使用。为了使公路桥梁稳

固保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公路桥梁建设所存在问题。 一、我国公路桥梁建设的现状 1.公路桥梁的建设质量普遍不高。由于匆忙的设计周期和施工时限,公路桥梁的建设一般比较短暂,因此也为桥梁的总体质量埋下了安全隐患。比如承包价格过低,施工单位为了不致于亏本,时常把工程分散承包给一些缺乏建设经验的工程队去施工。这样逐级分包便产生了偷工减料的现象发生,最后导致了工程质量下降。此外材料市场中也普遍存在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使用违规基础建筑材料等问题,虽然公路桥梁建设有相关的质监制度和施工监督管理部门,据上述问题及工程中的不正之风,依旧难以做到在工程上严格把控和高度负责。 2.桥面经常超出规定承载量,使桥梁负荷增大。我国公路桥梁大多数修建于上个世纪中后期,由于当时技术的落后和设计负荷量不高,已无法承载现代大型车辆及重型车辆的重量,造成桥梁长期超负荷工作,没有及时加固修补而成为危桥。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资格考证:EMCI)等。 发展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早些时候,国际上诸所大学院所中开设工程管理这门专业的也是寥寥无几,只是侧重于某些重点方面进行专门的专业教育,

高,将对工程管理专业及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如何使工程建筑在质量、监理的水平以及创意上有所突破,都需要工程管理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在建筑施工组织和技术、工程开发和经营、财务的滚动和回收、整体规划的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工程管理的升级和同步发展,以适应发展变化的需要。业等等。 就业状况 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中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北京招聘外地人才细则》等政策,使外地专业人才留京之路进一步拓宽。享受政策优惠的人才包括

第7章: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七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概况、文学潮流、文艺论争。 【教学重点、难点】: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文学潮流。 【课时】:1学时 【教学内容】: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1.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4月5日(清明前后),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歌颂和怀念周总理,具有极强的现实功利性和战斗性。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的末日,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 2.政治的拨乱反正 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定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两个“凡是”,要求“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 1977年至1979年,政治的拨乱反正也贯彻到文艺领域。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二)文艺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置疑。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1980年“二为”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作好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廓清了一直以来对现实主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方向。 二.20世纪80年代前期文学思潮: (一)文学潮流 1.伤痕文学: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伤痕文学走出了文革的假大空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

论述公路桥梁施工的安全管理

论述公路桥梁施工的安全管理 发表时间:2018-01-29T14:44:41.703Z 来源:《建筑学研究前沿》2017年第25期作者:吴瑞琨 [导读] 公路桥梁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公路桥梁施工安全管理技术关乎整个施工过程。 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化湛管理处 524000 摘要:随着国内经济和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公路建设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各种各样的公路工程也愈来愈多,针对公路桥梁而言,其不但要要对大型车行驶所带来的负荷压力,也要对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并考虑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威胁。因此,公路桥梁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公路桥梁施工安全管理技术关乎整个施工过程。 关键词:公路桥梁施工;安全管理 引言 随着我国公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公路桥梁建设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已成为目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尤其是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问题。为此,施工期间务必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紧抓严抓公路上施工的各种安全问题。从大方面考虑,小方面做起,提高施工中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减少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 一、影响公路桥梁施工安全因素 1.1环境因素 由于桥梁施工属于露天作业,容易受到不可抗性环境的影响,如强风、暴雨、暴雪、雷电等恶劣自然条件。影响工程安全管理的主要环境因素来自施工单位没有对施工现场进行有效检测,不了解现场的水文、天气情况,也没有针对这些情况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当发生安全事故,不能进行及时处理。 1.2人为因素 公路桥梁施工的安全事故多数都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抓好人员管理是保证公路桥梁施工有效进行的重中之重。影响公路桥梁施工安全的人为因素包括以下方面:(1)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淡薄,施工过程中太随意,直接造成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存留,最终酿成安全事故。(2)施工人员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行业标准及合同、图纸的相关规定进行实际操作,导致出现施工问题。(3)施工人员技术有限,无力承担难度较大的工程部分,直接导致工程质量不过关。 1.3技术因素 工程在启动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部门都会对工程的施工工艺、施工方法及相关数据进行全面审核,技术因素所引起的安全事故非常少,但“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绝不能放过任何能够导致安全事故的因素。由于技术原因所导致的安全事故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施工操作不当,例如在清孔时,若排水过快,将会出现孔桩坍塌的情况;(2)施工技术落后,例如对基坑处理不得法,出现坑塌;(3)施工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例如支架设备的承载力不强,会导致安全事故等。 二、公路桥梁建设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 2.1指派专业工作人员实地调研 一定要指派一名有责任心的专业人员,到公路桥梁施工地点实地勘察。调研人员不但要深入施工场地,更应深入当地群众,采用走访等方式,全面细致的了解当地的地质情况和地理安全隐患。然后根据当地交通情况、本次桥梁施工具体要求及实地调研事实,书写全面调研报告。 2.2组建安全责任小组,制定详细安全准则 桥梁建设施工前,必须有专门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组建安全责任小组。安全责任小组成员根据以往桥梁建设经验及实地调研结果,制定适合此次施工项目的详细安全准则。然后在施工前,对施工场地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安全知识培训,包括相应的公路桥梁安全管理法规和此次安全管理准则。确保每个人都全面了解所有安全准则,避免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安全问题。 三、公路桥梁施工中的安全管理措施 3.1规范健全安全准则 在施工过程中,要根据实地工作需要和现有安全隐患,不断总结和调整安全准则,并能有效落实和切实执行安全规章。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没有预见性的问题,若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可能就会为日后桥梁出现问题埋下隐患,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建设更加耐用实用的公路桥梁,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规范健全安全准则,防微杜渐。 3.2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会议召开 施工开展的过程中,一定也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安全会议的召开,就是要把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消除,同时注意施工场所的安全,消除火灾隐患,有效健全消防器材,责任到人。施工场所往往较偏远,很有可能会出现各种东西胡乱丢弃的情况。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会议一定要解决各种出现的没有预见性的问题,保证安全准则的实施和施工现场的人员作业安全。施工安全会议可以灵活召开,但应在问题还没有扩大,没有切实造成人员伤害时避免伤害。 3.3警示标牌 警示标牌起到警醒、提醒的作用,是施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标语性信息。健全完善的警示标牌能时刻提醒施工人员注意施工安全,一旦警示标牌出现不全或是毁坏,就有可能酿成安全隐患。警示标牌的树立或书写,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管理准则制度。而且对警示标牌的树立或书写一定要清楚明了。并要有专人不定期检查警示标牌是否完成,是否有人为损毁迹象,若发现警示标牌损毁或不全,应立刻进行整改维修,更换全新标志标牌。 3.4安全管理的监督和自我监督 公路桥梁正式施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忽披露,为了能够及时矫枉过正,安全责任小组应不定期对施工作业现场,及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场所进行有效全面督促。目的是确保每一名施工人员都能严格遵守相关安全准则。严把质量关,从公路桥梁设计的工艺到建筑施工的用料,确保桥体质量和桥梁规格,避免日后出现开裂等影响使用寿命的情况。安全责任小组成员不但要做现场监督,也要做好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大陆文坛出现的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反思”一词是哲学上的一个术语,含有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怀疑以往既成的结论等多层意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他们视野更加阔大、思考更加深入,反思文学从而应运而生。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深化。较之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不再限于表现“文革”十年的历史现实,而是把目光投向1957年以来甚至是更早的历史阶段。重新探究历史是非,对过去一贯以为正确而在实践中证明是错了的政策、路线、事件提出怀疑,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充分而深刻的表现,这就是反思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反思文学兴起的初期,“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一个个事件的历史真实不断在文学中得到展示,而这些,也就构成了反思文学的主要题材。这一时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悲剧性的,作家们在悲剧中倾诉了人民的苦难,贯注着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思考。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等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新时期作家主体意识的加强,从王蒙写作《蝴蝶》开始,作家们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就将展示历史的进程与探索人生的真谛结合了起来。在反思文学的这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完成了它的一次重要的跨跃——由侧重于表现时代精神到注重于张扬人 的主体,由展示历史沿革到致力于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反思文学开阔了新时期文学的视野,使新时期文学具有了更丰厚的容量与更深刻的蕴含。 背景社会条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家条件:“右派”作家归来;青年作家涌现思想条件:文学不再满足于暴露揭示伤痕,而试图对历史作纵深整体性思考。 类型 反思内容:对共和国初期至“文革”时期历史、社会、个体命运进行批判性思考。反思对象:较广泛,干部、右派、知青、农村、军营生活、商人、“内奸”等在文革中命运。思考触角,追索从左到极左的深层历史原因。 反思主体:复出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作家可与“伤痕文学”相比较。特征 1.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从文革上溯到四清、大跃进、反右。再现反思社会灾难和人生悲剧。 2.反思历史,同时文学反思,作家主体、文体意识觉醒。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及对策(2020新版)

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及对 策(2020新版) Safet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efficiency. Pay attention to safety at all times. ( 安全论文)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档文字可以自由修改

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及对策(2020新 版) 摘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公路桥梁建设事业以令世人惊叹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在祖国的江、河、湖、海上,不同类型、不同跨径的高速公路、桥梁,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展示着我国公路桥梁建设的辉煌。但快速、高效的建设使工程本身存在有许多质量问题。本论文通过对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的分析,寻找改善这一现状的对策。 关键词 公路桥梁现状安全病害对策 前言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对公路桥梁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已经建立了一张巨大的高速公路网,并逐步将这张网更细化、完善。随处可见的高速公路、立交桥、高架桥、高速铁路桥、海峡大桥等这些新型桥梁,犹如一条地上的彩虹,将城市装扮的格外美丽。 近几年以来,我国公路桥梁的建设始终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之中,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交通基础运输保障。虽然我国在新桥型、新结构、新工艺,设计理论和计算方面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部分成果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在施工控制及安全控制等领域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对工程的建设、正常的运行都构成了极大的影响。深入对公路桥梁建设工程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安全策略,是现代化公路桥梁建设企业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第一章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和病害 1、我国公路桥梁的安全现状

80年代文学

论80年代文学 ——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12汉本2班鲁国霞 120302099 【内容摘要】文革结束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在文革中“损毁”的文学体制的修复、重建。成为构建“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在8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涌现出各具特征的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成为20世纪末中国小说家热情最高涨、态度最积极的、成绩较为突出的十年。 【关键字】黄金时代 80年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实践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提出中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次重大“转折”。 让我们从当时的政治氛围、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看80年代文学这一当代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政治氛围 1980年代,当代文学在“文革”后迎来了“复苏”,大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一度占据着社会话语的中心,并有效地策应着中国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 80年代中后期,这时以追求创新为总体特征。经过难得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环境里,也在海外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认识成果。这时现代文学教学、科研队伍也比“17年”有了很大发展,老中青三代汇聚成一股思想活跃又看重严谨学风的学术力量。于是出现

20世纪8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问题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倡导的社区服务在全国普遍展开。90年代初期,民政部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大地探讨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社区的渊源及内涵 一、社区的产生 社区概念的提出,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社区是指相对立的一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此后,美国社会学家罗密斯第一次在译文中划分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提出社区和社会是有区别的。认为社区是自生的,而社会是结合的;社区是同质的或异质共生的,而社会则是异质的;社区是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而社会则是相对开放的,相互依存的;社区 往往是单一价值取向的,而社会则是多元价值取向的;社区是人们感情和身份的重要源泉,而社会则是人们理性和角色的大舞台。 二、社区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社区的概念理解各有侧重,对社区的定义也是人人言殊,但对社区的地域性却是基本认同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社区成为多学科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学者表述为“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部分社会学家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还有的认为:社区是由聚集在某一地域内按一定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人口特征的地域生活共同体。可见,人们在概念的理解、定义的确定上各有不同,但大都同意在地域意义上使用社区一词。因此,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第二节社区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一、社区的特征 社区的概念既然是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那末它必然具有 以下几个特征。 1.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由于社区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基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活动是在本社区内进行的,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消费各种生活资料,解决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需求,以此建立了多种社会人际关系,通过社区,共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难题。因此,社区不仅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而且包括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不

道路桥梁的安全保障措施通用版

解决方案编号:YTO-FS-PD602 道路桥梁的安全保障措施通用版 The Problems, Defects, Requirements, Etc.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Or Can Be Expected, And A Solution Proposed T o Solve The Overall Problem Can Ensure The Rapid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标准/ 权威/ 规范/ 实用 Authoritative And Practical Standards

道路桥梁的安全保障措施通用版 使用提示:本解决方案文件可用于已经体现出的,或者可以预期的问题、不足、缺陷、需求等等,所提出的一个解决整体问题的方案(建议书、计划表),同时能够确保加以快速有效的执行。文件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 1.1.1安全保证体系 1.项目部建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项目经理安全管理保证体系。 2.对作业人员的安全要求是: (1)没有安全技术措施,不经安全交底不准作业。 (2)没有有效的安全措施不准作业。 (3)发现事故隐患未及时排除不准作业。 (4)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劳动保护用品不准作业。 (5)非特种作业人员不准从事特种作业。 (6)机械、电器设备安全防护装置不齐全不准作业。 (7)新工人不经培训,或培训考试不合格不准上岗作业。 (8)下列情况职工有拒绝上岗操作权:即安排施工生产任务时,不安排安全生产措施;现场条件发生变化,安全措施跟不上;设备安全保护装置不安全;干部违章指挥等。 3.安全教育措施: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

1.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 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上半期欧美诸多具有反传统特征的文学流派的总称,同时也涉及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是20世纪一种很有影响的文艺思潮。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等。 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20世纪上半期动荡不安的欧美之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述。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欧美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的看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尤其是科学作为生产力,大大的推动了西方现代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后,形成了强大的经济联合体。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人的自由度反而降低,异化程度则加深,西方人在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加剧。而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稳定性,也加速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毁灭,俄国的十月革命既给被压迫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又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危机感。总之,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动摇了现代西方人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与焦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一时间在社会中普遍流行。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正是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伯格森的直觉主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理论和学说,使现代主义文学染上了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 叔本华的唯意志哲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世界由盲目的意志统治着,人生永远受意志的驱使,追逐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人生注定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类历史也是人与人直径一场无止境的互相残杀。德国哲学家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了“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重估”的口号,为现代主义文学怀疑一切和反传统这一总的创作倾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权力意志论”认为,权利是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意志是无目的的,超人是权力意志

公路桥梁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工程 ××××阶段 安全风险评价报告 承担单位名称 评价报告完成日期 ××××工程 ××××阶段 安全风险评价报告 单位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主要参加人员: 承担单位名称及用章 承担单位资质证书名称及编号 平交报告完成日期 目录 第一章概述 (1) 一、评估目得 (1) 二、编制依据 (1) 第二章工程概述 (2) 一、工程概况 (2) 二、设计标准 (2)

四、地形、地貌 (4) 五、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 (4) 六、不良地质 (4) 七、主要工程数量 (4) 第三章风险评估程序与评估方法 (5) 一、风险评估过程 (5) 二、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6) (一)桥梁工程评估方法 (6) (二)高边坡工程评估方法 (14) 第四章总体风险评估 (32) 一、桥梁工程总体风险评估 (32) (一)xxxxxxxxxxxxxxxx桥总体风险评估 (32) (二)xxxxxxxxxxxxx桥总体风险评估 (34) (三)xxxxxxxxxxxxxx桥总体风险评估 (36) (四)xxxxxxxxxxxx道桥总体风险评估 (37) (五)xxx体风险评估 (39) (六)xxxxxxxxxxxxx桥总体风险评估 (41) (七)xxxxxxxxxxx总体风险评估 (42) (八)xxxxxxxxxxx道桥总体风险评估 (44) 二、xxxxxxxxxxxx总体风险评估 (46) 三、XXXXXXXXXXXXXX总体风险评估 (47) (一)xxxxxxxxxxxxxx段路堑边坡总体风险评估 (48) (二)Kxxxxxxxxxxxxxxxxx路堑边坡总体风险评估 (49) (三)xxxxxxxxxxxxxx段路堑边坡总体风险评估 (51) (四)xxxxxxxxxxxx路堑边坡总体风险评估 (52) 四、隧道工程总体风险评估 (54) 五、总体风险评估等级统计 (57) 第五章 xxxxxxxxxx专项风险评估 (58) 一、风险源辨识 (58) 二、风险分析 (60) 三、风险分类 (70) 四、重大风险源风险估测 (78) (一)深基坑施工风险估测 (78) (二)高墩施工风险估测 (80) (三)梁架设风险估测 (81) (四)人工挖孔(钻孔灌注)桩风险估测 (82) (五)现浇箱梁风险估测 (84) (六)xxxxxxx施工重大风险源风险等级 (85) 第六章 xxxxxxxxxxxxxx路堑边坡专项风险评估 (86)

与信仰对话

“与信仰对话” “与人生对话” “彩虹人生” 主题班会 班 级 总 结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5060301班 2016年06月25日

活动背景: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对新形势下一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劳动群众、广大青年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对青年大学生提出了“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做有担当、有作为的大学生做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生”的明确要求。 活动目的:班级委员会要迅速行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讲话精神的热潮。班委会要提高认识,组织广大同学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的内涵和实质。并进行广泛宣传,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爱和期望传递到每一位同学。 活动时间:2016年6月24日 活动地点:综合楼108 参与人员:15060301全体同学 活动主办方:15060301团支部 活动流程: 1.班委会成员提前布置会场,等待全班到齐。 2.主持人项庚,徐艺纳宣布班会开始,引出班会主题。 3.徐岩同学播放视频,让同学更加深入了解班会目的。 4.团支书李柏森讲解此次活动的目的。 5.同学们自由畅谈。 6.演讲环节王震同学,吕梓豪同学进行演讲,对本次活动意义进行升华。 7.辩论环节环节

8.进行游戏环节,。王益雨同学组织大家你演我猜,将同学们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派两名代表作为演员,用肢体语言表演题目提及的信息,其余组员通过讨论派代表回答。此环节将班会气氛推向高潮。 9.班长王浩宇讲话,做总结。 活动总结: 1.班委会成员提前布置会场,等待全班到齐。 2.主持人项庚,徐艺纳宣布班会开始,引出班会主题。 3.徐岩同学播放视频,让同学更加深入了解班会目的。 4.团支书李柏森讲解此次活动的目的。 5.同学们自由畅谈。 6.演讲环节王震同学,吕梓豪同学进行演讲,对本次活动意义进行升华。 7.辩论环节环节 8.进行游戏环节,。王益雨同学组织大家你演我猜,将同学们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派两名代表作为演员,用肢体语言表演题目提及的信息,其余组员通过讨论派代表回答。此环节将班会气氛推向高潮。 9.班长王浩宇讲话,做总结。 活动意义及效果: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并将讲话精神与“勤学、修得,明辨、笃实”“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等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学生的重要要求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八十年代文学特征概述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王尧 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 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知识界少有较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情形下,2006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新版《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出版,给原本进行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工作推波助澜,一时呼声鹊起、应者云集,蔚为思潮。但在短促爆发后又很快趋于平静,此情形和九十年代以后的一些讨论、思潮和事件一样。这个时代已经长久没有那种相对耐心持久、饱满结实的思想收获期。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浪潮逐渐回落时,我们在学理和问题的层面上讨论“八十年代”以及重返“八十年代”也许更有意义。 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因此,无论是八十年代行进中的及时评论,抑或八十年代之后的不断阐释(种种阐释不能都视为“重返”),关于八十年代的论述始终是当代文学界一个持续的话题。在八十年代,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史学发挥了“先锋”的作用,这也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已经迅速发展,但有明确“重返八十年代”意识的还是以人文学者居多,其中,文学研究界的重返已有不少系统的成果问世。我们还注意到,在九十年代末期,不少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开始“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岁末,韩少功的一篇谈话录《反思八十年代》触及到的一些话题也是近两年来文学研究界“重返八十年代”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不少作家都不同程度对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所反思。相对于许多学科在“重返”中的缺席,文学界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表现得更为活跃,“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事实上是重返八十年代这个事件中的主要部分。“重返八十年代”这一巨大的任务显然不是文学界能够独立完成的,但文学的敏锐,恰恰又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我们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如果“重返八十年代”只是“反思”和“再解读”八十年代文学本身,那么这样的重返不仅局促而且也缺少洞察历史变革的宏阔视野和支点。因此,我以为需要尝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重返八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新时期”。有争议的“新时期”曾被分割成“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部分,也有以“后新时期”终结“新时期”的命名。我想,我们可以暂时搁置这些概念的争议,就表述的内容来说,“八十年代”作为“新时期”的一部分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与“新时期”紧密关联的则是“文革”,当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势必牵涉到“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无疑会连带到“十七年文学”。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也正是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叙述和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八十年代文学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八十年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写作的变化以及文学批评的分歧,其实仍然没有能够避开“新时期”与“文革”相关联的若干重要问题,新世纪关于“纯文学”的争论,既是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也是回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的基本问题上。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张芳同学写了一篇关于“西藏今昔巨变”的主题论文,下列史实与之无关的是()

A青藏铁路通车 B 西藏和平解放C西藏民主改革D设立经济特区2.这一握,穿越了60年的历史风雨。60年前,国共两党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曾有过两次成功的“握手”,即() ①北伐战争②辛亥革命③抗日战争④解放战争 A①②③ B ①③④ C ①③D②④ 3.我国的经济特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区别是()A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B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C社会制度不同D各自的权限不同 4.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之所以迅速发展,最根本的一点是() A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一脉相承 B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引 C国际形式变化的影响 D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共同促进 5.探究问题: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①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多少周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 想基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②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③接合所学知识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是什么? ④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变化很大,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⑤从改革开放的变化中你得出了怎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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