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军衔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阵营里，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活动极少见诸报端，却飘忽于朝野上下；官职并不显赫，却令达官贵人或拉拢或排挤，或敬畏或厌嫉；其名罕见于正史，却为民间津津乐道……他，就是1946年3月17日在南京郊外坠机身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
关于戴笠的生平，当今比较全面、翔实的记述首推沈醉先生的长篇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而且不少读者关于戴笠生前军衔为“中将”的印象也源出此书——
“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常常在招待外宾的宴会上和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穿上军服，挂起中将领章，佩上五颜六色的小牌牌（勋标）”。
沈醉先生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在戴笠身边工作多年，他的记述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透过以下事例，也可看出戴笠生前拥有“中将”军衔是合情合理的：（1）在戴笠手下，军统局本部的处长、各省站的站长，一般都是少将军衔，他这个老板拥有中将军衔理所当然。（2）“只要他下过手令晋级的特务，铨叙厅在任免时都不能打折扣，他可以将一个上尉一下提升到上校”，如果戴笠自己的军衔不高于上校两、三级，想必难以做到这一点。（3）戴笠为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生前深得蒋的宠信，死后亦由蒋亲择墓地，赏赐区区“中将”军衔何足道哉。
况且，人们也确实在沈美娟所著《孽海枭雄——戴笠新传》中目睹戴笠生前佩戴中将领章的半身照片。
然而，翻开当年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事实——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此令。”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3月8日国民政府令：“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公报》全文刊载的“国民政府令”，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戴笠生前的最后军衔是“少将”，且任期仅一年，而“中将”不过是在他死后追赠的“哀荣”。回顾戴笠近20年的特务生涯，此说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戴笠是南京政府军事特工系统的重要创建者，但他真正担任军统局局长恐怕只有一年光景，大致从1945年3月晋任陆军少将起，到1946年3月遇难身亡止。而在1938年8月成立军统局后的六、七年间，他一直是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因戴笠资历太浅（黄埔军校第6期肄业），不足以担任局长，蒋介石便指定其“侍从室”第一处历任中将主任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先后兼任军统局局长。至于戴笠名声很大，几乎成了“军统”的象征，那是由于历任局长“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去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戴笠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
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此外，按照当时南京政府“追赠”或“追晋”军衔的惯例，假如戴笠生前已是中将军衔，那么，以其对主子的忠实与贡献，死后即使不能追晋为“上将”，至少也会给与“中将加上将衔”的褒赏。
至今，在戴笠生前军衔问题上似可两说并存：“中将”一说出自知情人的记述，并有照片为证；“少将”一说源于当时最高当局明令。孰是孰非，暂无以论定。沈醉先生在上述回忆录中还谈到：戴笠死后，“过去一向不满军统和戴笠”的军政部长陈诚，“不承认军统局自己超升的特务们的军阶”。据此推测，戴笠本人的军衔，莫非也是军统局“自己超升”的？抑或另有什么缘由？
——原载《军事史林》1995年增刊
再说戴笠军衔之谜
伟凡《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读后有同感。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
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
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戡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
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
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春秋中文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d54368476.html,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将领李先念，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
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百八十个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国军
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中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国军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春秋中文社区https://www.doczj.com/doc/d54368476.html,
国军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
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部分）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中，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国军中，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警）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
“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国军中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张灵甫在孟良崮战死的时候都只是正正规规的少将，大家不妨留心一个，在著名革命战争电影中，张大师长戴的就是一枚梅花的少将军衔，这部电影拍摄的比较严谨，主创人员多到当年的南京军事学院找到整７４师的旧部，如当时从参谋长魏振瀛等了解情况，应该不会有张灵甫是中将军衔却服少将军衔的例子。戴笠自诩是黄埔骨干，对老蒋喜欢抠小细节心理颇有研究，断然不会私自佩戴军衔，而且有达人考证过，戴笠从来就没有一张照片是着中将军服滴。
最后一点但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抗战军兴后，军衔也许十分混乱，但国军光复旧都后，军制改革，军衔铨叙，老蒋为了减少开支－－民国将官的薪俸可不低－－，削减军职和高军衔军官，闹出了N 个将官和校官中山陵哭陵的事件，而共方和很多担任伪职的主，都没有再给对应军衔。所以尤其看来，这次铨叙，黄埔系也没有什么特别照顾，很多人都留待４７－４８年以后再慢慢到位，呵呵，这也是外军经验，第一次授军衔，拉低一点以后主动些。
准尉副排长、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上尉连长、大尉副营长、少校营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大校副师长、少将师长、中将军长、上将司令、大将总参谋长、元帅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