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众谋福利的邹式精神养成
——《邹韬奋新闻出版实践与思想研究》读书札记
提到邹韬奋，想必每一位学习新闻的学生都不会陌生。邹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先生原名恩润，韬奋只是他的笔名。而同窗记得他，不少是因嬉笑于“韬奋奖”谐音之趣。而多了解韬奋先生之生平，便容易折服易被先生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韬奋精神”所折服。在他四十九年的短暂生命中，主办过“六刊一报”和生活书店，期间经历的办报与经营的起起落落，包括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无不闪烁着韬奋先生的新闻出版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以及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守的新闻精神，对于当下的新闻出版工作、言论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如何理解，有何作用，那便是因人而异了。
张文明老师的这本《邹韬奋新闻出版实践与思想研究》，是国内首部关于邹韬奋新闻出版实践与思想研究的专著。本书从纵向上研究了邹韬奋一生的新闻出版实践活动及其价值，清晰地展示了其新闻出版实践活动的轨迹及新闻出版思想脉络；从横向上拓展了邹韬奋其他社会活动和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并构建了邹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整体框架和体系。“五报一刊”的办报经历与研究（书中作者提出的新观点：）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邹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与思想，主体分两个部分，六个章节。第一部分是邹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前三章讲的是邹
韬奋的新闻（报刊）实践，主要探讨他接办《生活》周刊，以及创办办其他报刊的活动；第四、五章为邹韬奋创办与经营生活书店的活动。第二部分，即第六章，则是对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的归纳总结。
邹韬奋的新闻（报刊）实践
痴迷新闻的少年
邹韬奋年少求学时就因受到梁启超、黄远生、章士钊等人的影响，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求学时期就立下了日后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志向。邹韬奋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直接进入报界的机会，他只能在曲线就业中继续进行历练。邹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前，虽然没有进入报界，但是在他早年的求学和求职过程当中，却有着大量与报刊接触的机会。
在求学期间，邹韬奋沉迷于国文和报刊阅读，对梁启超、黄远生等人的文章十分痴迷，常常读到深夜，甚至到了“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灯睡去”的地步。同时，学生时代的邹韬奋就有着极为丰富的报刊撰稿实践经验。自1915年起（20岁），到1921年大学毕业（26岁），大量的译著、撰稿，这些实践，为他将来开启真正的新闻出版生涯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想起我的新闻学途，是由名记柴静影响而始的。期间学途坎坷，本科毕业后亦没有直接进入新闻界的机会。所幸，毕业两年后，时来运转，考学终于有了成果。后又托着些关系，找到了新闻采写编评的实践机会。虽然所作成绩不高，好歹我人生新闻路的第一步，也终于
在跌跌撞撞后迈了出来。
坚实的开端——《生活》周刊
1926年，邹韬奋正式接办《生活》周刊（31岁）。《生活》周刊也从第一卷的迷茫逐步走向了繁盛。
《生活》周刊从第2卷困难重重的改进开始，第3卷开始初步转型，第4卷转型成为大众生活的通俗杂志。第6卷起，受时代背景的影响，《生活》周刊开始向新闻评述行杂志过渡转型。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第6卷第1期）说道：“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生活》周刊是邹韬奋办报生涯中存在时间最长，意义最为中大的报刊之一。特别是在《生活》周刊经营后期，邹韬奋形成了注重关注时事政治，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的宗旨。这些在他后来所举办的报刊中都坚持着。
在办报前期，由于稿源稀少，邹韬奋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又得到了系统的报刊业务时间磨炼，培养了他的新闻意识和舆论宣传意识。这位他后来大量的写作和创办其他报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邹韬奋也在这段时间接触到了更多的报人、舆论大咖，这也是他后来的报刊创办工作能够迅速完成的重要原因。
屡“败”屡战的邹式办报
在《生活》周刊停刊之后，邹韬奋流亡海外。1935年归国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邹先后创办了上海《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等进步报刊。有玉珠在前，邹韬奋后来所办的报刊在
报刊栏目、内容、风格等设置上都存在了一定的继承联系。
当时，邹韬奋的这些报刊的编辑队伍实力强劲，大都是当时的精英人士，如胡愈之、张仲实、金仲华等人。另外，冯玉祥、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叶剑英等军界和社会名流也给邹韬奋的报刊供稿。可以说，这些报刊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原因除了有先前邹韬奋个人和《生活》周刊创下的影响力之外，邹韬奋所积累的这些丰厚人脉在稿源、创刊等支持上给了很多的帮助。
另外，邹韬奋本人对于对报刊经营得当，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在这些接连创办的报刊中，邹韬奋对版面和栏目的设置都根据读者需求做到了常更常新。他能根据时代和时事背景，把握读者的信息需求，如在《抗战》三日刊中为抗战设置的新栏目“战局一览”“战事常识”“三日国际”，满足了读者对国内国外的战事局势的信息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在主编《全民抗战》的时候，为了满足前方将士和后方普通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出了战地版和通俗版。他还十分注重吸纳读者的意见，多次在报刊中征求读者的意见，并称“只有读者诸友的不断的指示和批判，不断的提出问题讨论，才能充实本刊的战地版，使它有精神，使它成为战地朋友的一位好朋友。”
这些报刊本身办得都非常成功。但都因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而停刊了，所以存在时间都很短。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也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然，一生三次流亡，一次入狱，他依然坚持办报，永远站于大众立场上宣传抗日救国，矢志不移。
生活书店的创办与经营
邹韬奋在图书出版方面的实践与成就，突出表现在他对生活书店的创办与经营管理上。生活书店创办于1932年7月，脱胎于《生活》周刊社，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是解放前重要的进步文化机构。自生活书店创办以后，邹韬奋的新闻（报刊）实践与图书出版实践便同时交叉进行。
1933年7月8日，生活出版合作社举办第一次社员大会，通过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这个章程体现了生活出版的三项原则规定，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尽管这个版本还比较粗糙，但是也为生活书店规定了发展的宗旨和目标，规定了社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组织内容，它实际上成为生活书店发展的一个纲领性的指导文件。
生活出版合作社是邹韬奋参考苏联的“优点”而兴办的劳动合作组织，它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民主科学的经营管理。这也奠定了生活书店后来发展壮大的组织基础。
在生活书店创办经营之初，正逢邹韬奋被迫流亡，生活书店的店务工作实际上主要由经理徐伯昕负责经营。徐伯昕在经营过程中，在生活书店既定的“促进文化生产”的宗旨和邹韬奋的“事业性和商业性兼顾”的思想指导下，徐的政治家头脑让生活书店在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生意人的精明使它能有创意地闯出一条搞好出版发行工作的新路子。
在抗战前期，也就是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得相对
宽松了，邹韬奋也可以重新开始公开自由活动。一直到流亡香港前，邹韬奋都亲自指导了生活书店的经营管理业务。但由于日军的大规模侵华战争，恶劣的战时环境也更为复杂，邹韬奋也随之进行了许多调整，采取了许多符合展示需要的措施。
除了召开成立总、分管理处，召开社员大会，选举领导机构成员，完善领导机构等内部结构调整外，1938年1月创刊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对加强店内的沟通交流，知道生活书店的工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邹韬奋对《店务通讯》十分重视，他说：“自八一三以来，我们的分店突然加多，干部也突然因事实上的需要而分散到各地上，于是彼此有许多思想难于沟通，我便渐渐感觉到‘店务通讯’的重要。”邹韬奋本人也经常在百忙中为《店务通讯》撰文，指导社务业务
在管理制度上，生活书店有许多先进的管理制度。以人事管理制度来说，邹韬奋领导的人事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用人制度，奠定了“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和传统精神。同时严格客观的考绩制度和先进的薪水福利制度很好的管理、鼓励起了一支团结向上的职工队伍。
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生活书店在抗战前期，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当时的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嫉恨，威逼利诱不成便横加摧残，邹先生再次流亡。
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
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多零散地存在他有关的文章和言论中，作者将其整理起来，大体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新闻出版宗旨；二是言论
（出版）自由思想；三是新闻出版伦理思想；四是编辑业务思想；五是经营管理思想。由于我有限的经历，在这五种思想里，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和新闻出版伦理思想是引起我思考最多的两个部分。在这两部分中，我最大的体会有二：
一是新闻是自由有限而不能无能
在当时的国内动荡局势和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背景下，新闻工作者如何思考新闻自由并为之抗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我认为，这些思考对于今天的新闻自由工作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看邹韬奋的新闻自由观。邹韬奋的新闻自由观是经历了乌托邦式的绝对“言论（出版）自由”到相对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转变过程的。我们不少学习新闻的同学也应该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
邹韬奋的新闻自由观转变的分界线大致是1933年流亡海外。流亡前，也就是他主办《生活》周刊期间，邹韬奋推崇的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也就是约翰·密尔的新闻思想。在1931年《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一文中，邹韬奋认为，不管别人的批评是否正确，都应该让人家提出来，对的虚心接受，错的可解释也可置之不理。这个时期，邹韬奋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解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就是让民众自由的发表各种言论，不论对错都不应受到任何外力的限制和束缚。流亡后，邹游历欧美资本主义诸国，他发现，世界各国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因此，他逐渐对“言论（出版）自由”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为，新闻自由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
但在邹韬奋的心里，“言论（出版）自由”在他追求的“为大众谋福利”思想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邹韬奋认为，“言论（出版）自由”的主要价值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是言论机关反映和引导舆论，二是使言论机关实施舆论监督，三是是言论机关成为民族解放与民主政治的武器和工具。
邹韬奋将言论机关分为反应民意的“民意的言论机关”和反应官意的“官意的言论机关”两种。在邹看来，这两种机关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官意的言论机关”“所享受的言论自由的保证较民意的言论机关为大，甚至占着绝对的便利，民意常在摧残压迫之下挣扎着”。
他还认为，报刊有责任对当局及社会进行舆论监督，他是这样表述的“有眼则这······对当局及社会时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一味歌功颂德不问是非的言论，与民族利益不相容。”
邹韬奋仍然非常重视新闻出版机关的舆论力量，认为这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伟大力量，是要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并希望以此来监督政府。他认为，言论自由要得到合法保障，执政当局也要正确认识舆论机关的合理批评并有正确的对待态度。
邹韬奋一生追求民主进步，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在他的意识当中，言论自由首先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人民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言论自由，记载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国国民应有的权利。……，”“言论自由，在各国民主政治运动史上，都占着最重要的地位，都是由争取民主的人民所必须争得的一种最重要的最基本的
民主权利。”而这种民主权利又是推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工具：“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是人民积极参加国事改进政治的重要工具。”
在新闻自由的抗争中，为保全报格人格，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停刊前一年已经刊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明确表示宁为真理而玉碎，不愿屈服而瓦全的决心：“本刊同人自痛遭无理压迫以来，所始终自勉者：一为必挣扎奋斗至最后一步，二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
在阅读本书时，“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那一份决然，直至现在，依然在笔者的内心中澎湃着。这一份坚守的力量，值得我们每一个新闻人所为之赴汤蹈火。当然，苟活于世也很重要。
二是做报人应有责任精神
报人应负责任，这是邹韬奋新闻出版伦理思想乃至整个新闻出版思想的核心之一。
韬奋精神是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可以体会到，邹韬奋负责的新闻出版伦理思想最集中地就体现在为“大众谋取福利”这一方面，即为大众办报，为大众出版，并最终为大众谋取福利。
他说“我们都是以新闻事业为职业的记者，深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做民众的耳目，民众的喉舌，要把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实际情形，坦白地报告给读者为了国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说民众所必要说的话。”
他认为，报人应该是‘民众喉舌’，这是无可疑的。平时这样，在非常时期更应该这样。要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就必须对大众
负责，以大众利益为中心标准。而许多报人并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所做的言论不痛不痒，无益于大众、国家及民族的利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些大报经常做一些“宴寥数语”、不痛不痒的言论，对此，邹韬奋委婉地提出批评说：“我常觉得有许多人立于可为的地位，对于国家社会可有较大贡献的地位，却辜负了那个地位，未免可惜”。对不关民众利益痛痒，大众读后毫无收获的评论文章，邹韬奋认为大可不必做，因为在他看来：“报纸的评论一方面是代表奥论的，一方面是指导民意的，至少也要给予读者对某问题获得多少知识或卓见。”
回想自己当初选择新闻，就是凭着一腔以新闻改变世界的热血。那一句“铁肩担道义”总让人感觉，那握在手中的笔仿佛一把利剑，划破迷雾，令世界重现阳光。后来发现，我这破剑不大行。好在现在写的新闻评论都是自己想说想表达的意见，也确系推动了一些当地行政管理政策的改善，也算是有所用处吧。
然而，我知道，我们这一代新闻人要做的，还有更多。愿我们都能秉持着真正的韬奋精神，在新闻的道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