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印学资料
论民国印学研究特点及其背景
薛帅杰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期。印学，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范畴，在学术转型中，表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如印学通识的教科书模式、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古玺考辩的多视角创获等。当然，成就民国印学研究以上特点恰恰是民国特有的学术新方法、考古新发现、教育新模式、论艺新途径等学术背景。民国印学研究在这些背景下，与传统印学理论研究逐渐拉开了距离，并蹒跚地走向了印学研究的现代之路，为民国之后印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和著述范式。
关键词：民国印学特点背景范式
地下文物的大量出土，学校美术教育的勃兴，新史学思潮的风行，美术社团的繁荣，美术期刊的发行等为民国印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些特殊机遇催生下，民国印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了以往印学从未有过的显著特点。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印学的突破性成就还缺乏深入地挖掘，这直接影响到对民国印学的客观定位。陈振濂说：“直到民国为止，篆刻的学术研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这不仅是指艺术各领域都在努力完成从古典话语系统(如文论、画论、书论、曲论、乐论)向现代学术话语系统的转型，如从…二十四史?模式转向近现代梁启超…新史学?开其端，王国维、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等继其后的新时代史学学术研究之时，篆刻理论却还基本上停留在古典印论阶段，直到50－60年代以降，研究印学甚至还在使用古汉语及随笔方式而且全然没有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学术逻辑论证力量：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篆刻学术研究的现代思维的养成。”1事实真的如陈先生所说吗？非也。民国印学通史的教科书模式，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古玺考辨的多视角创获都为民国印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民国印学在从传统到现代地转变中并没有像文学、史学、美术、哲学等那么明显，但我们依旧在民国印学理论著述的点滴中触摸到了现代的痕迹。
印学通识的教科书模式
文人印章的兴起，标志着印章艺术的独立。传统文人面对印章艺术，或独对印藏，自我陶醉；或三三两两，品评赏玩；或师徒相授，传承衣钵；或有感而发，诉诸理论。进入民国时期，随着以西方教育模式为标本的新兴高等美术地勃兴以及美术相关学科体系地建立，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一改师徒相授、自我把玩的学习方式，始作为一门课程进入现代美术教学体系当中，面对大众。在新的篆刻教学体系要求下，那些传统的、零散的、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印学理论表现出诸多不足。这就急需要编撰一些具备科学性、学科性、综合性的印学高等教材，以适应班级式地篆刻教学的需要。于是，一本本具有教科书模式的印学通识教材应运而生。
民国教科书式印学通论的第一个特点是适用篆刻高等教学的需要。民国高等美术教育学校蓬勃发展，美术课程设置也丰富多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篆刻自然列在其中。为适应课堂教学之急需，一本本能够反映篆刻全貌的知识性的讲义应运而生，如寿玺（石工）的《篆刻学讲义》、潘天寿的《治印谈丛》、李健的《金石篆刻研究》、的《摹印学》、邓散木的《篆刻学》等。一九一七年，寿玺与陈师曾创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后又担任北京大学篆刻导师多年，可以推断，曾在一九二七年《湖社月刊》上发表的《篆刻学讲义》就是他在这两所学校教授篆刻课程时所使用的教科书。潘天寿在国立艺专开设篆刻课，一九四五年写成的《治印谈丛》则是他为篆刻课而作的讲稿。李健曾在上海美专讲授篆刻课，他的《金石篆刻研究》则是这一时期的讲稿，因为是讲稿，又名曰《金石篆刻研讨篇》。傅抱石的《摹印学》（1926年）、《刻印概论》（1934年）更是他在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科用于篆刻教学的讲义。三十年代邓散木著《篆刻学》虽不是应用于正规的高等美术教育的课堂，但却是为符合课堂模式的徒昌讲授篆刻时的讲义。
民国教科书式印学通识的第二个特点是全面性、普及性。所谓全面性就是这些印学教材内容丰富，涉及印学理论和篆刻技法的各个方面，所谓普及性就是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图文并茂，是篆刻的入门教材。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这类教材的目录和前言中看出大概。寿玺的《篆刻学讲义》计分：宗主、旁通、名式、派别、弃取、选材、著墨、章法、运刀、款识、润色、印人等十二章，凡一万二千字。潘天寿的《治印谈丛》计分：源流、别派、名称、选材、分类、体制、参谱、明篆、布置、着墨、运刀、具款、濡朱、工具、余论等十五部分，凡三万四千余字。李健的《金石篆刻研究》计分三篇，凡二十四章，于篆刻之释名，与金石学关系，及印章制度、刀法、经营位置、边款、印材、印人传及篆刻书目等皆为详列，共一百八十余页。邓散木著《篆刻学》，计分上下编，上编有述篆、述印、别派、款识计四章七节；下编有篆法、章法、刀法、杂识、参考计五章二十八节，约七万字。傅抱石编写的《摹印学》分总论第一、印材第二、印式第三、篆法第四、章法第五、刀法第六、杂识第七七篇。其目的是“述刻印全般之概略，足资初学入门之书”2。1934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他把《摹印学》修改为《刻印概论》。关于傅抱石的两本小册子，郭沫若、马衡分别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曾为《摹印学》作序，称“自有篆刻以来，从无系统的篆刻史论之作，始作俑者，则只有傅抱石”3 。马衡则评价傅抱石的《刻印概论》曰：“其书征引赅博，说解详赡，洵艺林之盛事、后学之津梁。”4事实上，郭沫若、马衡所褒扬的不止是傅抱石，而是如傅抱石一样撰写的一类教科书式的篆刻通识读本。
民国教科书式的篆刻通识读本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些读本所表现的范式效应。所谓范式原指“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5。后由自然科学扩展到人文科学，泛化为一种模式。就今天看来，我们可能对民国教材式的印学通读本不以为然，但是，民国篆刻通识读本作为区别于传统印学理论的一种教材模式成为民国之后大多篆刻入门教材编写的模板，影响深远。关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当代出版的篆刻入门书籍以及大学篆刻教程就一目了然。
印学著述的新方法运用
民国时期正是新史学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期，新史学倡导的科学的学术方法论在整理“国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印学，这门传统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在新史学方法论的触及下得到了科学整理和系统清算。
民国印学的科学整理和系统清算主要反映于新学术方法在印学研究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二重证据法”视野下的印章考辨，科学系统下的印论整理，史学体系下的印史编写等。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等人在结合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与西方新学理的基础上，从历史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方法，是区别与乾嘉囿于经史文献考证的强调“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6相结合的新方法。民国时期，地不爱宝，大量诸如殷墟甲骨、西北汉简、殷周青铜、先秦古玺、砖瓦陶片等地下资料重见天
日。这为印章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印章考证特别是先秦古玺考辨掀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些印玺考证的人物中，以黄宾虹最为代表。黄宾虹早年与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梁启超、邓实、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等一起合办过《国粹学报》，他坚信“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性，他说：“中西学子咸知载籍留传，承伪袭谬，难于尽信，要必征之古物，得有佐证，始为足凭。故凡图腾肖形，以识氏族，古籀文字，以考时代，木石雕刻，以扬政教，丹青图画，以表师承者，皆宜类聚群分，与人共见。7又说：“古铜印章，自来藏书之家附于史部。羽琌山民所谓私印欲其史，官印欲其不史是也。谈彝器者，考阙文字．讫于近今，较为精审。搜集金文，非但稽史．兼以证经。”8还说“古器文字，证据既多，痕迹较明，精华俱存，安得不重？惜言金石学者，向置古印币于彝器之外。”9他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把“二重证据法”灵活运用于自己嗜好的印章领域，并具体化为“以字证印”、“以印证经”、“以印考史”等。他撰写的《古玺用于匋器之文字》、《匋玺合证》，以古陶、古玺文字相互映证，指出古陶文字既可证玺印之用，又足为印学、文字源流之参考，成为20世纪最早对古陶、古印进行对比研究的专门资料。
科学系统下的印论整理也是民国印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民国之前，传统印学研究往往表现附庸性、零散性、感情化。也就是说，被视为雕虫小技的传统印学理论往往附庸于其他文论中，缺乏系统、专门、科学的整理与挖掘。进入民国之后，印学理论在新史学兴起、整理“国故” 呼声、期刊大量发行的多方夹击下，蹒跚地走上了科学、理性的发展轨道。新史学为民国印学地科学整理提供方法论，整理“国故”思潮把本视为雕虫小技的印章艺术放入“国故”的重要内容，而美术期刊地公开发行迫使印学文章远离感情化，追求学理化。民国印学整理的重要成就之一是表现为印论资料的汇辑出版，其内容涉及印制、印史、典故、技法、传记、谱录等方面。这些为印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史料。民国印学科学研究的另外一方面成就表现为印学理论在公开期刊上地系列发表。关于这一点，萧高洪在《篆刻史话》的第七章说的已经非常详细，这里不作赘述。
史学体系下的印史编写可谓民国印学理论的另外一个特点。说到这，不能不提到傅抱石所撰写的《中国篆刻史》。这本今天看来不气眼的小册子，却在新学术方法论地指引下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部现代性篆刻史论著。
首先，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是响应新史学思想下学科分类、提倡专史的结果。中国
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诸类贯通，重视通儒之学。正如钱穆所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10 但是，在西方新学术方法的刺激下，“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1，且认为：“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12在这种新史学思想的触及下，撰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篆刻史》成为傅抱石的愿望。最终，他在“参考资料的过于艰少，遗物谱录的不易集中”13的背景下，“阐析其（篆刻）变迁盛衰的痕迹”14，谱写了一本“系统、全面、科学的篆刻史”15，为中国印学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还贯穿着进化论的新史学史观。在这本小册子中，傅抱石以篆刻作品为蓝本，把篆刻的沿革分为四个时期：即萌芽时期（殷末至周初）、古典时期（晚周至汉代）、沈滞时期（三国至宋元）、昌盛时期（明至清末），描绘出中国篆刻的发展历程。傅抱石的篆刻演变的进化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梁启超的进化历史史观，二是日本的德国派美术史观。在梁启超看来，人类社会如同生物界一样，遵循“天然淘汰，优胜劣败”的原则并无止境地进化着，因此，他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同时，梁氏对历史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他说：“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16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一面旗帜，规定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这些新方法直接成为当时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傅抱石也不例外。此外，据陈振濂教授考证“进化美术史观是德国学派在日本的主要特征”17，而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正是他留日归国后的著作，其影响也不可避免。
总之，傅抱石的《中国篆刻史》作为新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承载着印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梦想，成为印学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古玺考辩的多视角创获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元人吾丘衍有三代无印之说，故元、明至之清前期对古玺知之甚少。清嘉道之后，随着古玺的大量出土，古玺鉴藏方逐渐引入人们的视线。道光十五年（1835年），张廷济在《古印偶存》中称战国玺为古文印；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式芬在《双虞壶斋印存》中称古玺在秦汉印之前；同治十二年（1872年），陈介祺揣测曰：“朱文铜印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光绪七年（1881年），高庆龄《齐鲁古印》据首列举三代铜官玺、三代铜私玺。王懿荣为该书作序，序中称古玺有司徒、司马、司工，皆见《周官》之说。看来，清末金石学家已经对吾丘衍“三代无印”之说提出异议，对先秦印章也有所了解。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清末金石学家对古玺的认定还摸棱两可，缺乏足够的证据，更缺少科学的证明。
民国时期，随着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古玺逐渐世人所熟知，在新史学方法论指引下，科学确定古玺身份的工作逐渐展开。
古玺的确认，当属近代学者王国维，他用他所倡导的新方法“二重证据法”，把先秦古玺与石经古文、战国遗物上铭文、以至古陶金文，货币文字相互参证，发表了对古玺的看法。他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确定古玺为六国之遗物。从此，拉开了古玺科学研究的序幕。此后，黄宾虹更以全面考释先秦印章为癖好，与先秦各类典籍、遗留物相结合，确定先秦古玺的来龙去脉。显然，在大量事实面前，民国学者对古玺的真实存在已不再怀疑。
不仅如此，在先秦古玺身份确定的基础上，一场关于印章渊源新解的论述也相继产生。什么“商代说”、“春秋战国说”、“母范说”，众说纷纭。
“商代说”以黄宾虹、徐中舒、于省吾为代表。1930 年，黄宾虹撰写了《古印概论》，文中说：“三代有印、古人言之凿凿。考其文字，或与殷墟甲骨、周金彝器往往相合。要之玺印之用，创始邃古，盛称晚周（见印拓二）。”1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黄浚《邺中片羽》中著录的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三颗铜质印玺成为“印起商代”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徐中舒在《殷代铜器足征说兼论〈邺中片羽〉》中发表新见，他感叹曰：“即玺印之发现是也。……由字体论之，皆当为殷物。关于印玺，前此仅知其为春秋战国时新起之事物。古籍方面，亦于此时始有记载可徵。然今竞发现于其前一千余年之殷物，使此物而非伪作，则诚惊人之发现矣。”19不久，他在《关于铜器之艺术》(刊《中国艺术论丛》卷上)中再次提到“商代印玺”。1940年，这三颗经印玺再次通过于省吾鉴定被著录在《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明确标为“商玺”。20
“春秋战国说”以马衡为代表。1944年，马衡在在《说文月刊》发表了《谈刻印》一文，他“稽之载籍，征之实物”，指出：“古印之起源，约当春秋战国之世。《周礼》虽有玺节之说，但其书绝非周公所作。春秋时始有玺书，至战国时而盛行。”21
此外，黄宾虹关于印章起源于母范之说可谓发前人之未发。他说：“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昔者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要皆为地名、官名、人名，数端而已。词意简质，形状参差，或有玺字或无玺字，制各不同，或从木金，或从木土，文亦殊异。兹拓古陶，下列古玺，比类齐观，资征引焉。”22又在庚辰版集古印谱《弁言》中曰：“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易莫先于治印，阴款阳识，皆有此出。”23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黄宾虹采用大量古陶与大量古玺对比研究，为印章起源的解释引入了新的角度。
民国印章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古玺文字学的建立。所谓古玺文字学，就是以古玺为主要依据考证古文字谬误、古文字演变、以及古文字意义的学问。提到古玺文字学家，首当其中的就是黄宾虹。黄宾虹嗜印如癖，集印为上海之冠，对古玺的文字学意义全面深入，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黄宾虹曰：“古今文字，嬗变之迹，承先启后，尤得于六国古印中，窥其隐微。”24又言：“以古玺印与卜辞金文、古陶、木简相印证，更能明篆籀嬗变之迹。”25还说：“周秦印文，古今字异。余尝审视异同，辨别通假，于字书所无，及前人从未著录者，务求援据经籍，考订古物，触类引申。偶有儒生谬解，指出原书误写之字，攈摭确证。”26黄宾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古印文字证》、《古印谈》、《陶玺文字合证》均显示了黄宾虹在古玺文字学研究方面的实力。1930年黄宾虹在致俞叔渊的书信中说：“年来古印出土，发现六国文字者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说文》部首分次第，庶或有补于读古书之助，亦未可知。从事于此有年，作辍不常，时虞间断，倘乘余闲，此作可蒇事，亦为前人所未为者。其余新知，当不在甲骨下。甲骨殷商文字为一宗，钟鼎文字为一宗，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亦当成为一宗。”27此信不仅显示古玺作为六国文字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古文字发展中的地位，也表明黄宾虹以古玺为突破口，旁征博引，考释六国文字的方法。黄宾虹去世后，他的夫人整理他的古玺印释遗存，达六大本，其中包括一本较为全面的《六国文字学》专著以及其他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关于古玺文字考证的篇章。黄宾虹之著述，或明察秋毫，辨文字字形发展；或旁征博引，究文字之意义；或提出新意，纠前贤之谬误。黄宾虹的这些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也给予他巨大的自信。他扬言“自诧创获，已逾古人” 27，确不为过。我们说，黄宾虹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古玺印学的系统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古玺文字学研究的流域以及拓宽了古玺文字研究的新方法。这些都成为后人探究古玺领域的重要依据。
当然，民国对于古玺的研究还不止这些。古玺的地域特点以及分析考释、古玺印谱的系统整理等等均为民国古玺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都达到了“前不见古人，后启于来者”的学术高度，为民国印学研究增添了诸多色彩，为整个印学研究填补了空白，为印学的深入研究指引了方向。
注释：
1 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
2 傅抱石：《刻印源流》（《摹印学》的“总论”），《时事新报》（重庆）副刊1940年3月21日。
3 王本兴：《傅抱石篆刻艺术世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4 马衡：《叙言》，傅抱石：《刻印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叙言”2页。
5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人学出版社，2003年。
6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1册，朴社，1933年，第265页。
7 卢辅圣、曹锦炎主编《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411页（原文为1946年某刊发刊词）。
8 卢辅圣、曹锦炎主编《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原文载于1939年5月《古学丛刊》第2期）。
9 18 22 23 24 25 26 27 27《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第79页、第155页、第317页、第133页、第303页、第134页、第292页、第325页。
10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罗联添：《国学论文选》，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
1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
1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10-12页。
13 14 傅抱石：《中国篆刻史述略》，叶宗镐编：《傅抱石美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
15 萧高洪：《篆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00页。
16 梁启超：《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
17 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
《黄宾虹金石篆印丛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19 徐中舒：《殷代铜器足徵说兼论〈邺中片羽〉》，《考古社刊》第二期（1935年）。
20 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北京琉璃厂函雅堂，民国29年（1940年）。
21 马衡：《谈刻印》，《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91页。
（改文入选西泠印社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并发表于《中国书法》）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而在篆刻艺术领域，却是群星璀璨，流派纷呈。民国篆刻精神透视
来楚生作品
罗叔重作品
在民国时期，仅以篆刻名世的职业篆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我们仰观民国篆刻家这个光耀闪亮的族群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篆刻之外，或为金石考据的学者，如罗振玉、王禔、马衡、王献堂；或是学贯中西的哲人，如陈衡恪、李叔同、夏丏尊；或是才艺兼擅的大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此外，南社作为民国著名的文化团体，其社员均为文化领域中才华横溢、造诣精深的各类精英，有不少在篆刻艺术方面颇具成就，如李叔同、黄宾虹、蔡哲夫、邓尔雅、谈月色等。因此，民国篆刻家群体基本上是由文人雅士所构成的艺术群体，他们多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其中尤以金石考据、学者教授、书画家为多，这也是民国篆刻群体的一大特色。
虽然军阀割据、外忧内患的残破局势扰乱了民国秩序，但是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追求，又使得文人对民主、自由的精神情有独钟。他们无不彰显自己的独特个性，或清高狂放、鄙视权贵，或恬淡归隐、避世厌俗……民国造就了多样化的文人情性，基于文人群体的篆刻家同样以个性展示为推重。
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篆刻，得益于大批著名书画名流、古文字学家、金石考据学者的进入，使得篆刻沿着复古之旅向前推进，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所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但是，民国文人个性独立、才情彰显的风格，却是实实在在地波及篆刻艺术的创作与表现之中。虽然，秦汉印章依旧被人们视为正宗，但是，一些勇于创新的民国篆刻家敢为天下先，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研究那些古朴、深邃的古文字。将商周甲骨、金文、秦汉碣石、砖瓦、碑刻，宋元的瘦金、押书等文字大量用于篆刻创作，使篆刻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
印坛巨擘齐白石刻有“不知有汉”，并跋“余之刻印不能工，但脱离汉人窠臼而已，同侣多不称许……”这“脱离汉人窠臼”既是印人逾越陈规，力图创新的精神展现，也是文人力除精神桎梏，挥洒个人才情的心声。
1899年，甲骨文被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随即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前后对甲骨文进行15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甲骨学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也深受书法篆刻家的喜爱，更为篆刻艺术提供出一个新颖的“印外求印”的天地。清末民初，印坛流派纷呈，印人们已基本涉足各种尝试，篆刻探索之途渐趋狭窄。民国篆刻大家简经纶，以其对古文字的钟情与敏感，避开常人大、小篆入印习俗，另辟蹊径，将出现不久的甲骨文字移入篆刻艺术，为当时印坛掀起了标新立异之风。其以古章法的布局，以朴实洗炼的刀法，所创作的甲骨文印“若水”、“处其一”等，均显质朴敦厚、凝练古穆、和谐自然的神韵，达到神形尽得的境界，堪称甲骨文入印的典范。
在民国，还有许多如简经纶这样标新立异、不流从俗的篆刻家，如谈月色、罗叔重、来楚生等。谈月色的瘦金书印，于铁画银钩般的线条中，凸显出遒劲的力感与美感，在视觉上产生出强烈的动势与冲击。罗叔重避开汉印大道，自辟蹊径，以汉魏、六朝文字入印，独步印坛。其所刻“情之所重”“挹彼清芳”，显
露出恣肆飘逸、俊雅雄奇、流动遒劲、狂放孤傲的气度。而这样的艺术表现，也正是其独特的人格展现。来楚生虽然印风以“泼辣”名世，但毕竟是1949年之后的事了。将汉魏画像、古肖形印熔铸一炉，以动物、佛像、成语入印，是来楚生于民国时期为印坛增添的又一新途。其肖形印当时即已称雄印坛，冠绝古今。
西学东渐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认识、新的观念，篆刻家群体，必然也会在个人价值、精神自由上进行追求与实践。然而，篆刻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不可能像音乐、绘画那样吸收西方艺术的滋养而进行改良，但是，篆刻家的这个主体的思想与精神受到西方文明价值的感染，势必反映于艺术的创作之中，由此使得艺术作品产生新的风格、新的面貌。
正是民国那些感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篆刻家们，他们本着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印外求印”，追求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使民国篆刻艺术呈现出独特、奇异、新颖、狷狂的艺术精神。
清王朝的推翻，中华民国的建立，使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轰然倒塌，各种新思想、新学派流入中国，给传统文化以巨大的冲击。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使民主、科学的思想渗入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心中，在学术、艺术界的各个领域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引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似乎对印坛的影响甚小。篆刻艺术遵循着其内在的规律，平稳而不失亮点的向前发展着。
纵观民国时期的印坛，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晚清四家中，吴昌硕所出最晚，他一直生活到民国时期，同时对民国印坛的影响也最大。他的雄强、浑厚的印风，对民国时期的印人予以极大影响，“吴派”篆刻传人在民国印坛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黄牧甫取法三代金文及汉金文入印，其爽利的刀法，在数百年印林之中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他所创立的“黟山”一派，在民国印坛上是可以与“吴派”相抗衡的一宗。吴让之、赵之谦的印章虽未以流派形式流传，但也被各家所吸收；在圆朱文创作上，赵时??、王福厂各领风骚，并能有超越前人之处。晚清四家之外，被陈介琪、潘伯寅等金石家所激赏的王石经，以摹仿秦汉印、无半点时人习气而著称，其后续者，也延绵不绝，在印人之中别开一席。
民国时期的印坛，是“百花齐放”的时期。
与皖、浙二宗“各领风骚数百年”相比，民国印坛是多家并立，风格各样，印人们大多不宥于某家某派的藩篱，而是转益为师，兼容并蓄，后世印学研究者，有时很难把某一位印人归入某家某派之中，马国权在论及近代印人时，就曾感叹道：“印人对印艺的研求，主要来自师承，也有转益为师，形成师承的交叉重叠；私淑同样可以成才，且有泛滥诸家而一炉共冶者，亦有印风前后更迭，判若两人者。类此比比皆是。因此，要把印人归到某一流派去，殊非易事。”（《近代印坛鸟瞰》——《近代印人传》代序）因此，对民国印坛流派的划分，亦是见仁见智。难以一家之言定论。下面，仅将民国印人分为以下四派，以门派为纲，兼述其属下印人。
一摹印派
自明清以来，在吾衍之《印学三十五举》的影响下，印人均以“印宗秦印”相标榜，治印
也几乎可以与“摹印”划上等号。然而或因识见不广博，未得秦汉之遗韵，或各出己意，在印章上另辟蹊径。除明代朱简、汪关之外，能得秦汉遗规者甚为罕见。清末民初的王石经，则是在追摹秦汉上卓有成就的一位大家。
王石经（1833—1918），字君都，号西泉。山东潍县人，与陈介祺（簠斋）同里，并从之游，因此能得见陈氏家藏玺印近万方及各种金石拓本，眼界不可谓不富。所作摹秦汉印，得规矩、清雅之风，端庄大方，与流派印中求新、求变、追求个人风格的主张截然相反，这大概与收藏家兼金石学家陈介祺的影响有关。陈介祺尝言：“至汉印，人止知烂铜，而不知铜原不烂，得其刀法愈久愈去痕迹则自佳，此所常与西泉共论者也。”王石经的印章，力矫浙派的切刀营造破碎而求“古朴”之弊，刀法整饰。在陈氏的眼中，赵之谦印章中的“个性、风格”都在“时人习气”之列，因此他以为“西泉似不让叔也”（《秦前文字之语·致潘祖荫书》）。王石经的印章，最受收藏家、金石家的喜爱，潘祖荫见到王石经自辑印册，“亟推为天下第一。”（《西泉印存》宋书升序）足见在许多金石收藏家的眼中，摹秦汉最为正统。
摹秦汉一路印章，本不应在流派之中，原因有二：一则摹印之印人并不以风格、个性相标榜，而专以得秦汉形神为上，二则此路印人亦不需有师承相授，只要是在治印上的观点相同，便会殊途同归。近代摹印有成就者不乏其人，或各有师承，或参以流派，像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图8），所摹古玺汉印具佳。然而亦参照了赵之谦，也有借吴昌硕印意之作。再如王大炘、丁辅之、马公愚，北京冰社中人丁佛言、姚华、周希丁，罗振玉门下的容庚、商承祚等人，都在镕秦铸汉的摹印一路上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此路的殿军，则应属罗福颐。
罗福颐（1905—1981），大收藏家、金石家罗振玉的后人，家学渊源，少时即摹秦仿汉。稍长即编篡《古玺文字征》（后修订为《古玺文编》）、《汉印文字征》，在印章考证上着力甚多，著述亦富。所摹汉印，取平正、浑厚一路，刻古玺，则取宽边细朱文（图19），罗振玉为其辑成《待世轩仿古印章》一册，王国维作序，称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
摹印一路，使“印宗秦汉”名至实归，为眼光较“老”的收藏家、金石家所钟爱。然而此路摹印家，一则仅得秦汉铸印之端庄平正，殊乏生动、自然之致；二是在刀法上缺乏挺利、爽快，往往是修刮过多，缺少神采。所以此派印章素不为艺林人士所赏。然而印坛之中，各家对印章的理解与认识不同，才造就出各种风格与流派，像王石经的光洁，可矫浙派之破碎，其纯仿古法，可矫流派之习气，而罗氏于印史研究与文字编篡之功大于摹印，对后学之裨益，又何尝让于时贤？
二吴派
在民国印坛上，吴派影响之大，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原因有几点：一是吴昌硕是晚清四家中唯一一位活到民国的大家。从68岁到84岁，在印艺上正是高峰时期，加之被推为西冷印社的社长，可谓印坛上的“执牛耳者”，在印林的地位、影响几乎无人可比；二是他的印章浑厚苍劲，即得汉铸印之妙，又融入了石鼓文的笔意，陶文的厚重。晚清四家中，吴让之、黄牧甫刀法的凌利，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吴昌硕则别出新意（图1），以钝丁治印，营造出一种苍茫的质感。邓石如、吴让之的“印从书出”，在吴氏的钝刀下，出现了一种新的意境，作为一个胆识超人的书画家，他在篆刻艺术上也充分表现出了过人之处，其论印诗中，将其心迹表露无疑：“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刻印长古》）。他的印章，与其书法和写意画风格一致，浑然天成，其书画影响即大，印章也就随之流布，在中国近代的艺术
史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吴派印章的传人极多，形神具似吴昌硕的，有王个簃、诸乐三、楼邨等人，而徐星州、钱瘦铁、赵云壑等亦各得一端，而稍别于吴氏。赵石（古泥）及赵氏弟子邓散木（图13），将仓老的圆转浑朴的笔意化为方折，将汉印封泥的宽边，残破刻意揉入印中，别创“虞山派”，评者多病其造作，是将吴派的某些缺点放大了而已。吴派传人中堪称大家者，当推陈师曾与沙孟海。
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以字行。其父陈三立、弟寅恪均一代鸿儒。幼承家学，喜书画，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先后在江苏、北平等地任教，授课之余寄兴丹青。因喜爱吴昌硕之书画印，室号“染仓室”。印章能得仓老之古拙而去其霸悍，得其厚重而益之清雅（图5、图6）。姚华尝谓：“师曾印学源于吴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陶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陈氏因其学养深见识广博。在晚年印风求变，刀法参牧甫意，爽利光洁，不事修饰，篆法亦归于平正，在汉铜、陶文之间，几将为印林别树一帜。可惜天不假年，仅以48岁之盛年便驾鹤西归，一时艺林乃整个文化界都为之痛惜不已。其友人姚华及门人等集其印成《染仓室印存》8卷流传于世，甚为后世评印者所推重。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书斋榜“兰沙馆”，是仓老晚年的入室弟子，书法篆刻学吴昌硕（图14），能不囿于门户，又拜同里赵时??为师，篆刻取法甚高，面目亦不一，学赵时??能得其静穆而无文弱之嫌，学吴派能得其清劲而无粗犷霸悍之病，学古玺汉印能有朴厚之意而绝不呆板，业师蒋峻斋极为推许，以为仓老弟子中取法乎上者，当代唯沙孟老一人。沙氏1925年辑《兰沙馆印式》一册，1927年撰《印学概论》，1940年撰《沙村印话》，其治学严谨，对篆刻史论多有高见，晚年任西泠印社社长，成为印坛盟主。
吴派印章的出现，是与仓老的写意画及书法相匹配的，此类印为写意画家所钟爱，如果把国画的写意、工笔之论挪到印章中，吴派堪称印坛中的“大写意”。然而在“大写意”的路上，还有一位比吴仓老走得更远，并独立门户，这便是胆识超人的齐白石。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后易名璜，号白石，以号行。其学木工10余年，后学诗文书画。1919年，白石56岁时寓居北京，得陈师曾、徐悲鸿之推重，画遂为世所知，自述其学印历经四变：见丁、黄印谱，得其门径。后数年，得《二金蝶堂印谱》，方知老实为正，疏密自然，乃一变，再后喜《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再后喜《三公山碑》，篆法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白石翁治印（图2），能不落古人窠臼，沉着痛快，纵横自如，霸悍之中，又不失天真烂漫，为数百年印坛中吹入一阵劲风。印人杨仲子评其印云：“齐白石力量有余，若再加书卷味，则为完全无缺之人”是不为挚友讳言之评也，然而若有书卷气、金石味的人，恐怕也没有白石翁的胆识，能创出单刀直入、痛快自然的一派新风来。
白石之印世称“齐派”，于近代书画印最服膺吴昌硕，曾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暮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画属大写意，印亦在大写意。沙孟老《印学史》将其附入吴仓老之后，而未单立一派，自有寓意所在。
三黟山派
黄牧甫早年师法邓石如、吴让之，后取法赵之谦，在赵氏“印外求印”的倡导下，博取三代金文与汉金文入印，加之以凌利无比的刀法，终于自成一家。乔大壮在为《黄牧甫印存》所作《黄先生传》中写道“余观近世印人，转益为师固己，若取材博则病于芜，行气质则伤于野，能事尽矣，而无当于大雅，兼之而尽善者，莫如先生。”黄氏小吴昌硕6岁，却于辛
亥革命前4年去世。然其印风却在民国时期形成与吴派相抗衡的一派，师法者不乏其人。
黟山一派之传人，有弟子李尹桑、易孺、邓尔雅等人，李尹桑（1880——1945），原名茗柯，以字行，为黄氏入室弟子，其治印纯守牧甫家法，为黟山派的薪火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所作古玺，刀法精到，不事修饰（图9）。黄宾虹、赵时??等书画印中高手，亦向李氏求印，足见其印艺之精，深得同行之称许。李氏可惜少有创见，未能自立一家门户。
易孺（1874—1941），初名廷熹，后名熹，又更字孺，号大厂。曾问学于牧甫，于李尹桑相友善，后印风取法封泥将军印及古玺（图4），因曾游学京沪，不免受时风——吴派影响，能有自然率真之趣，却乏严谨朴茂之风，与李氏之严守家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岭南印坛上，与李尹桑、易孺鼎立的黄派传人，还有邓尔雅。邓尔雅（1883——1954）原名溥，又字万岁，以号行。其小学功底即深，又富才情；诗书画印兼擅，印学见识颇高。学牧甫净洁简炼之意，“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其收六朝碑字入印，有似元押者，雄强又不失含蓄，做造像印，规矩而不失生动，实于黄派有发扬光大之功（图10）。其甥容庚先生初从其学书治印，后专治古文字学，成一代学者。
在黟山派的后学中，卓然自立门户，将黟山派印艺推向一个新高峰的，当属华阳乔大壮。
乔大壮（1892—1948），本名曾劬，以字行。幼承家学，博涉经史诗文，又能法文，曾与徐旭生共译《茶花女》，尤长于诗词骈文，被唐圭璋赞为“一代词坛飞将”，有《波外楼诗》、《波外楼乐章》梓行。民国初年，与鲁迅和陈师曾同供职于教育部，其喜好治印，概与陈师曾的影响不无关系。乔公于印艺最推崇黄牧甫，私淑黄氏，却颇能自出机杼，尤其在博取金文入印上最有心得。乔氏治印，自知刀法难比黄牧甫，于是在篆法章法上用功至大，每一条线的曲直俯仰，每个字的倚斜姿态，均能别出新意（图12）。尝语其高足蒋维崧曰:我是“印章设计师”，可见对篆法章法布置的自许。乔氏视治印为余事，一生治印不逾千方，1947年，自沉苏州河后，弟子蒋维崧和曾绍杰出资，友人秦彦冲董事印成《乔大壮印蜕》2册。潘伯鹰为之作序盛赞之：“余爱其所治印，溯乎古初逮于今日，未见有过之者也。”盖其学养与艺术天分，非古代工匠、印人所能比肩之故也。后沙孟海作《印学史》，于近代印人中，仅举乔大壮、齐白石、赵时??和王禔，当是乔派知音。乔派印章，惜其流布不广，弟子中仅蒋维崧能传其衣钵，曾绍杰则另有所成。
蒋维崧（1915—2006），字峻斋，号归网室。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时值乔大壮受徐悲鸿之聘任教于艺术系，遂从壮翁学习篆刻，得壮翁真传（图16）。1936年参加艺术系成绩展，乔大壮和胡小石为之题诗，作品得到时任艺术系主任徐悲鸿的赏识。1937年，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蒋氏的作品是参展的唯一一件篆刻，香港邓昌成君在《印林》中言：“蒋在继承乔大壮之巧思清丽外，更博取金石铭刻，变牧甫之险绝峭拔为洗炼婉畅，形成自我之清峻雅洁作风。”是识者之论。乔门另一弟子曾绍杰，初学壮翁面目，后学宋元朱文，及拟宋元九叠篆入印（图17），最得其神髓，曾氏后入台湾，为台湾印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黟山一派，出入秦汉而富于变化，取金文等金石文字化入印章，古朴而不徒残破，清新而又不失古意，用字讲究，非深究古文字学而又不甘于摹古者所能。故为学者所喜。其中邓尔雅、乔大壮和蒋峻斋，皆精研六书，博通新学，方能出新有成。
四新浙派
以丁敬、黄易为代表的西泠八家，世称西泠印派或浙派，自乾隆后期至清晚期，取代皖派，在印坛之中为主流印派，邓石如一出有称为“新徽派”者，以别于何震等人的“旧皖派”，今所言“新浙派”，亦即有别于以西泠八家为代表的“老浙派”。此派的代表人物赵时??、王福
厂等人皆浙江人，称为“新浙派”是以地分，赵、王等人皆以细朱文名世。沙孟老将他们列入“细朱文名家”之中，亦不失为一种划分方法。
新浙派之中，赵时??年纪最高，其对近代印坛之影响也较大。
赵时??（1874—1945），字叔孺，以字行。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以书画篆刻为业自给。在海上吴缶老雄居艺坛之时，能在印林中别树一帜（图3），实属不易。其印学由赵之谦上溯秦汉，下及宋元朱文，以静穆、温润之风，与吴氏之雄强、粗旷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汉白文印，在赵之谦和黄士陵之间，以平正和典雅取胜，而所刻细朱文，较元代朱文印更加典雅文静，俯仰长短合度，沙孟海曾赞其细朱文“刻画之精，可谓前无古人，韵致潇潇，自辟蹊径。”其篆刻集有《二弩精舍印谱》刊于1941年。其弟子多人，以陈巨来和方介堪对印学贡献最大。
陈巨来（1905—1984），以字行，室名安持精舍。19岁时即师从赵叔孺学印，后幸识画家吴湖帆，得见其所藏书画，犹以所见印谱为多。其所见印拓，以毛笔双勾摹拓成《古印举式》，足见其致力之工。所治圆朱文，秀雅恬静，叔孺许为“近代第一”（图18）。名画家如张大千、溥心畲以及书画收藏家张伯驹等，纷纷延请其治印，为近代能以印艺自给的专业印人，在书画界颇有影响。所治之印亦宜于钤于图书古籍之上，所以甚受书画家、收藏家喜爱。
方介堪（1901—1987），名岩，以字行。12岁习篆，稍长即赴沪拜赵叔孺为师（图15），学习古玺和汉印，也多双勾精摹。汉印之中，长于摹拟玉印及鸟虫书，1931年辑300余方玉印成《古玉印记》。而鸟虫书印更是精妙无比，闻师长在抗战前嘱方介堪治印，其刻鸟虫书印不写印稿，谈笑之间一挥而就。余闻之惊羡不已，其熟练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印谱多部刊行，其弟子韩天衡、林剑丹等人亦以书印名世。
说到新浙派，除赵时??一门外，王禔是另一重要代表人物。
王禔（1880—1960），原名寿祺，号福厂，以字行，10余岁即以书法篆刻闻名。25岁与叶铭、丁仁、吴隐等创设西泠印社。1913年，与唐醉石、冯康侯等任铸印局技正。其治印不宥门户，浙皖二派皆有心得，融汇吴让之、赵之谦的细朱文印为一炉，自成一家，尤精于细朱文多字印，或线条疏密均匀，工致大方，或拟赵之谦之分红布白，自然纯正（图7）。沈禹钟《印人杂咏》云：“法度精严老福厂，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合分天下三。”与王福厂同时的叶铭、丁仁、吴隐、唐醉石等尚存“老浙派”的面貌，但自与王福厂等创办“西泠印社”，此后印学滋有新面目，不可以老浙派视之，亦当纳入新浙派之中。
“新浙派”中以专业篆刻家居多，赵时??和陈巨来俱为专业印人，王福厂和唐醉石都在民初有铸印局任职之经历，此数等印人划为一派。唯赵、陈等人的印章娟秀文雅，王、唐等人的印章工致大方，风格小异，却均以细朱文印逾于前人。
纵观民国印坛，名家辈出，各有所擅，在篆刻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以数千字之文，岂能尽数？其中北平名家寿玺（石工），以刻甲骨文入印的简经纶（琴斋）（图11），治印格调清雅脱俗的弘一法师，以学者兼及治印名世的闻一多、齐燕铭等等，均为一时俊彦。马国权作《近代印人传》收印家125人，孙询著《民国篆刻艺术》收印家128人，本文所论及印人尚不足以上二书十之一二。实是限于篇幅，所议印人，力求公允，虽有见仁见智之论，并无扬此抑彼之意。还望方家不吝指教。
艺海钩沉旧板叙录——高邮宣古愚谈印学（一）
拙著《民国篆刻艺术》一书，1994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刊行问世，两年不到因读者要求又再版，前后计6000册。足以证实印学界朋友们的支持、认同。此书问世后约两年，《民国书法史》正式刊印。于是许多艺友质疑：《民国篆刻艺术》何以不能扩充成史书。余以为“框架”构建尚可，史料缺乏严重，不能忝列史书，以免愧对前贤与后人。然中心一直不能释怀。时时想到有生之年，倘能弥补这一缺憾，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耶？
2006年10月13日至15日，西泠印社假浙江省桐乡市梧桐大酒店召开“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会上邂逅孙向群宗弟，他见我讲话的音质音量、体态举止不似过了古稀之年，又一次提出有关民国篆刻史书专题。君于印学之执着、对老辈治学之关心，颇让余为之感佩。议论再三，草拟《民国篆刻艺术续篇》。思考再三，既不要重炒“冷饭”，且将这几年拾缀之史料补上，与前册在量化理念上“相加”，不就是一部篆刻史的断代论著吗？
六年前，久居北京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年届九十华诞。遂将一部分早年在沪后又赴京华所积存的报刊赠予关门弟子孙向群君。邦达先生为海内外公认的金石书画鉴赏家，见识广博的饱学之士。老人家自己也记不得是个人觅得，还是赵叔孺或吴湖帆抑或其他老师辈所赠。向群为了鼓动、砥砺我治学，风尘仆仆送来《新晨报副刊?日曜画报》等五册。
余迫不及待如睹瑰宝拜读一番，兴奋不已，茫然不知所措。有孩提时见过听过模糊印象者；有听过而未读过文章者；有既未听过又未见过的老前辈与内涵丰厚笃实的大手笔著文……首先要介绍的是大名鼎鼎享誉海内外的金石书画鉴赏家宣古愚。
宣古愚原名宣哲（1866-1942），《艺林年鉴》作（？-1943），字古愚，一字愚公，江苏高邮人。《枫园画友录》评其富收藏，精于鉴别，上世纪30年代与黄宾虹（此老时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结“贞社”（民间书画社团）各出金石（含拓片）书画以相玩赏。写山水，秀雅绝伦。善诗词文赋，传有《寸灰集》（笔者未查见此册，亦可能为手写本）。笔者后生小子，何以得知？因高邮、宝应、兴化、泰州、东台原属扬州府管辖，对外埠可统称扬州人。吾家世居扬州，先大父与此老有交往，故先伯父、先严奉函老人家，敬称乡贤古翁世伯大人台启云云。老人赐函称余父辈为世侄、世讲。虽说这些信件，建国后历次运动，早就荡然无存。但古愚翁的文风，小子是熟谙的。
笔者幼时听老家亲友来南京与先严谈书画时，常称古老为“宣百万”。这个浑号据父辈讲是因宣氏为高邮名绅，家有良田千顷以上；另一说是宣家世代官宦所藏书画印谱为“江北第一家”。抑或二者兼得，遂有“宣百万”之号。著名学者胡小石先生（1888-1962）早年在太老师李瑞清（清道人）上海客寓中，也见过宣古愚，胡先生说他是大学问家。还有一位书画鉴赏家，曾在南京博物院任职的许莘农先生（1912-1998，江苏扬州人），也常与笔者谈起古老，说此老才思敏捷，见多识广，鉴赏时能“立判真伪”。故宣氏生前常往来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之间。
宣古愚《古印谱谈》原载《新晨报副刊?日曜画报》第五十一号，时在民国18年（1929）10月28日。七十多年前的一份旧报，缺印或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者，只好宁缺勿滥。笔者绝不敢造次于前贤，敬请广大读者鉴谅。全文叙录如次：
古印发明，莫盛于今世。鉴赏之家若端匋斋，尽有丹徒刘铁云藏印而无著录，今之印行《匋斋藏印》，实本《铁云藏印》之归，若古玉周印，郾将渠衡等，皆未拓入。此外藏有颇多，印谱恒寡，甚盛传者，有吴子苾双虞壶斋、吴愙斋十六金符斋、周季譻之净砚斋诸谱，于古印均乏考释，并叙文亦无之。陈簠斋十钟山房，号称极博，所作印举，经数十年，讫未装订，近由商馆付影，舛误迭出，著作真意，泯焉不彰，编者荒漏，良可叹恨。
古印著为谱录，始于宋之《宣和印谱》。好事之家，接踵而起，若杨克、王厚之、颜叔夏、姜夔、元吾丘衍、赵孟頫、杨遵，皆有集录。其书不传。洎明代顾从德作《印薮》，其书蒐采颇富，而鉴别未精，且镂版以传，摹写有失，尚未足为善本。后先成谱，有甘旸《印正》、王常《印统》，盛行于时。以印谱传者，当自顾氏始，其中虽多征引故实，编次品类，而真赝杂出，闻见未宏，仅可供为书目之稽考，而无裨于古学之研究，然世代緜远，流传已罕，备述大旨，亦博雅无所不弃也。极录之，亦聊以纪念故人耳。诗曰：…银烛烧残酒半消，月明楼角夜迢迢。天涯扫却家人梦，敞尽南窗看海潮。?其二云：…白云铺水淡如烟，处处秧歌竞种田。错把春游认归骑，桃花红欲上吟鞭。?…其三云：…篆烟缭绕上轻纱，蟹眼初翻泛绿芽，料得有人灯下卜，星河迢递数归槎。?其四云：…把袂神山共琢磨，六年风雨倏经过。今朝又向天涯别，拔剑临风唱醉歌。?桃花吟鞭自是名句。”
上述之文，开门见山，提纲契领。主线是明确的，提到端匋斋方（1861-1911，字午桥，姓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本汉人，姓陶，号匋斋，官两江总督。从政之馀，收置彝器古物甚丰）。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白炼生，江苏丹徒人。著有小说《老残游记》，又喜收藏金石甲骨，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著录——《铁云藏龟》，他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始作俑者）。吴愙斋（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吴县人。精鉴别，喜收藏，尤能审释古文奇字。有《说文古籀补》、《古字说》、《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愙斋集古录》等，为晚清金石研究名家）。
人人尽知，明清篆刻艺术因大批文人介入，流派迭起，内涵与印制发展迅速。然也有很多学人谓印学一道是“雕虫小技壮夫所不为”。宣古愚感叹“……闻见未宏，而无裨于古学之研究”。古学即考古、博古之学，实为国学中一大分支。此老对印学的正视，揭示了七十多年前，老辈学者们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后人而言，也就是“温故而知新”。（待续）
甲骨文字入印的先驱——王雪民先生
天津南开大学朱彦民教授
在书法艺术的大家庭中，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古奥的表现对象，多姿多彩的笔情刀趣，显得格外突出，从而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钟爱和垂青，成为书法艺术中别具一格的重要成员。
以甲骨文字入印，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现殷墟甲骨文之后的新猷，如今在篆刻艺术中则已经司空见惯。甲骨文字进入篆刻艺术，既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也是甲骨文书法艺术中的题内之义，以其边缘性和探索性，备受篆刻家和艺术史家的重视，亟待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探讨。
一、甲骨入印第一人究为何人
但是对于谁是首先将甲骨文字引入印艺者，书法篆刻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首先，世人较多地认为简经纶（琴斋）是甲骨入印第一人。孙洵《民国篆刻艺术》称简经纶“率先以甲骨文字入印”：“简氏以甲骨文字入古玺，以章草治侧款，实是民国印坛开先河者。”[1]马洪先生云：“目前，被公认将甲骨文引进墨书的是罗振玉先生。1921年仲春，他集甲骨文字为联，当是最早的甲骨墨书之作。篆刻家简琴斋又始将甲骨文移植于印苑之中，笔书刀刻，与罗振玉甲骨文墨书构成双璧。”至于简经纶何时“将甲骨文移植于印苑”，马氏称，“以甲骨文入印，印学界普遍认为简琴斋是第一人，然而始于何年、何时，并无详考。大概推断，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字义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辨析，可识文字积累了一定数量以后，估计在罗振玉首创甲骨文墨书前后。”[2]罗振玉是1921年将甲骨文墨书集联的，那么推测简经纶的甲骨文入印，应在1921年前后。
其次，也有人认为杨仲子是首先将甲骨文字刻入印章的。如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杨荫浏”条目下：“字仲子，以字行，别号一粟道人，世居南京……为我国贞卜文自入印之第一人。”[3]但未言明杨氏于何时始将甲骨文字引入印作。又有人如此说：“开甲骨文入印创作之先河有杨仲子、简经纶、易大庵等人，徐悲鸿先生曾曰仲子先生是‘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潘伯鹰先生也说过：‘甲骨晚出，援以入印，直追古初，乃先生所独擅也。’二十年代先生就致力于研究甲骨文，旧京我国最早的画报《北洋画报》就常见他的甲骨文书法、印章作品发表。”[4]则指明杨仲子是二十年代始以甲骨文字入印。
还有人认为王雪民是甲骨文字入印的先驱。如西泠印社社员林乾良先生在《关于二十世纪的篆刻及其篆刻大师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出土文物对于书法篆刻艺术的影响时称：“由于科学考古的发展，古玺、汉印以来的印章实物以及常有铭文的文物在本世纪大量发现。有些东西虽早一两年发现（如甲骨文），但有所研究与引入篆刻还是本世纪的事（王雪民、简经纶、董作宾、潘天寿）。”[5]他将以甲骨入印的早期人物作了排名，把王雪民放在简经纶等人之前。西泠印社理事兼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主任杨鲁安先生云：“最早以甲骨文入印者，当属王襄之弟王雪民。王家收藏甲骨甚富，雪民平时耳濡目染，自清宣统末年已开始以甲骨文入印，到1920年前后日益成熟，并以甲骨文刻边款，迄1942年已臻化境。杨仲子、简经纶用甲骨文刻印远远晚于王氏，约在1930年以后。”[6]明确提出王雪民开始以甲骨文入印的时间是在清宣统末年，即1911年前后。
三说相比，我们认为第三种说法更接近实际。前两种说法，都是不了解甲骨文发现历史的人云，因而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而林乾良先生不仅是江南名医，而且也是西泠印社的资深社员，他于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调查中国近代篆刻艺术大家材料，研究中国近代篆刻艺术史，因此所掌握的情况更为全面。正像《中国书法》杂志在为他的这篇调查报告所作的编者按那样，“林乾良先生对书法篆刻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参照《中国书法》对二十世纪杰出书法家的评选，以个人名义发起了对二十世纪篆刻大师的遴选活动，得到了国内许多篆刻家的支持。其结论虽为一家之言，但作为一种回顾，无疑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与启迪意义。”杨鲁安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而且也是著名收藏家，他本人也曾购藏许多甲骨文实物（1999年捐赠到西泠印社），从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的角度研究甲骨文字，也较早地以甲骨文入印入书，是当代甲骨文书法篆刻艺术的大家。他还是著名甲骨学家王襄先生的入室弟子，对甲骨文发现的早期历史和甲骨文书法艺术史，近水楼台，得天独厚，有着别人无法企及的长期观察和认真思考。所以他对甲骨文入印的历史自然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相信，津门著名篆刻艺术大师王雪民先生是甲骨文字入印第一人。
二、王雪民生平及其篆刻艺术
王雪民（1883—1946），初名衡，又名钊，初字燮民，后称雪民，成人之后以字行，天津人，是著名甲骨学家王襄先生的胞弟，因在家族中排行第六，被人尊称为王六爷。王襄先生博学多闻，收藏颇丰，家学渊源。王雪民先生少年时与胞兄共案切磋，潜心金石，饱览家藏甲骨、铜器、玺印、封泥、砖瓦、钱币等大量文物。因幼年身体羸弱，无法出外就学，在家自修金石之业。因对周秦古玺兴趣颇浓，十几岁开始就以刻刀为铁笔，以石材作纸帛，寄意方寸之间，探索印学奥蕴。王雪民先生一生清贫，好古不倦，执刀刻印，巧夺天工，倜傥不群，当年在津门独领风骚，誉为印坛高手，是北方印坛翘楚。与穆寿山、张穆斋被称为“津门三印人”。生前曾任职于天津市第一图书馆，被天津市美术馆聘请为导师。
王雪民先生的印章篆刻，揣摩周玺，规秦矩汉。其所治印章，用刀稳重，冲切相辅，章法平稳，不出传统矩矱，被世人公认为路子正、学养深、技法精，创出“静、雅、活”三字特色的一派篆印风格。清末民初年间，从南到北出现过一脉相承的“三王”印风。“三王”就是指王石经、王福庵、王雪民三人。王石经（西泉）（1833—1918）是深受陈介祺、王懿荣、吴大澂等著名金石学家推重的晚清篆刻大家，王福庵（褆）(1880—1960)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能与王石经、王福庵并列，可见时人对王雪民的认可。无论在篆刻功力上还是对篆刻艺术的贡献上，王雪民先生都不愧是当时北方篆刻的领袖人物之一。天津著名画家陆文郁（字辛农）先生有诗赞曰：“师古不泥具卓识，追幽探奥成婀娜。天人工巧两称绝，想见游刃如挥戈。”从此诗可知，王雪民先生对传统篆刻艺术的态度是“师古不泥”，风骨自现，正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也。
王雪民先生于印史印论亦多有独到见解和一家之言，如：“传世之古印最著者，为周秦官私玺、汉魏六朝官私印，唐以后无足观焉。此治印学者所宜知也。然周玺之文，与钟鼎款识之文类，秦玺之文，极尽变化，殊形诡制，开印学法门。自汉迄六朝缪篆兴，摹印之学，遂集大成。”又尝云：“近世之印，虽出刻削，与铸金者不同。然周秦汉魏之作，已立轨范，后人无以加之。学者取径于斯，即得本源，至于归趋，则任自择。若皖浙两派，可资参考，不足师法。盖皖浙之印，亦学秦汉，趋彼后尘，何如直宗秦汉为当。”这些理论正与王石经、王福庵二家所宗相同，故三家印风亦大体相近。
王雪民先生对秦玺汉印情有独钟，然而师古不泥，注重变化，所治之印每每能透露出稳重、古朴、温润、雅静之传统韵味。如他仿两汉铸印模式，运用浙派刀法，所刻“王襄私印”、“华世奎印”、“孟定生印”、“鹤年分隶”等白文印，虽路数相近，但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王襄”印朴茂高古，“孟定生”印圆融浑厚，“华世奎”印方刚劲健，“李鹤年”印疏密有致。而他所刻的朱文印，则运用不同的古文字字体，或作商周金文，如“纶阁所乍（作）”；或仿六国古玺，如“北海遗民”；或选秦书八体，如“广慧篆隶”；或学汉魏缪印，如“璧臣”等等。每种书体都能形肖神似，尽态极妍，聚在一处，则多姿多彩，美不胜收。偶尔刻写隶体字印和肖形印，也很古朴精巧，耐人寻味。王雪民先生一生治印，秉承路子正、学养深、技法精的道路，真正体现了“静、雅、活”的高华、典雅的印风。
王雪民先生生平治印甚夥，所钤印拓无虑数千方。为名人嘉士刻章，深受受印者的青睐和珍藏。当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甲骨学家王襄以及天津书法大家华世奎、孟广慧诸公所用之印，多数为王雪民精心力作，堪称绝品。惟经兵灾人祸，散失殆尽。王雪民先生早年曾自辑《雪民印稿》，一函四册，存印百余方。其弟子后人又陆续代为集纂，遂有《燮民先生印谱》、《雪民印谱》、《雪老遗作》、《王雪民印存》、《雪民印存续集》等传世。
王雪民先生在中年后，开馆授徒，义务教授篆刻艺术，在天津篆刻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29年，天津美术馆正式开馆，王雪民先生被聘请为导师。天津美术馆开设篆刻学习班，当时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了天津印坛的中坚力量。在篆刻艺术教育上，他主张法宗秦玺汉印，告诫学生要“取法乎上”；主张“既然是今人印，何必敲边学古人”，遵循历史真实，不作假印；主张治篆刻者必须通金石、习考古、写甲骨金文、懂文字学源流[7]。他的这种思想，对于后辈的天津篆刻人士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弟子中能继承衣钵，传其印艺者，有其哲嗣王强儒及门人周与九、蓝胜青、齐智园、杨鲁安、唐石父、玄乃光、任秉鉴等人，蓝胜青、齐智园、杨鲁安等又薪火再传，桃李天下。如今天津印社社长、西泠印社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孙家潭先生，乃王雪民先生再传弟子，颇能绍继师祖，开宗立派。
三、王雪民与甲骨文入印的机缘
相比简经纶、杨仲子等人来说，王雪民非常早地接触到了甲骨文字这种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有着比他们都优越的甲骨入印的先决条件。
据王襄先生讲，王雪民也曾参与第一批甲骨的鉴定与收购，并在购藏到甲骨文字之后玩赏研习，用于印艺：
殷墟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二君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斯时甲骨之值，字索一金。弟爱之甚，以为有殷之秘文，刀笔之宝迹。资以治印，不在玺印次也。捐金收其易得者数十事，逮后大有所获。弟研玩益深，故题印之款，一仿殷契，殆亦学能致用之一端欤？[8]
参与早期甲骨文发现与鉴定，这是王雪民得天独厚的学术际遇，是其他篆刻家不能企及的。甲骨文开始被发现之时，王雪民先生就有“资以治印”的设想，故能在购藏之后“研玩益深”，故能“题印之款，一仿殷契”。
王雪民生长于天津文物收藏世家，受其父祖辈和胞兄的影响，自幼对金石文字耳濡目染，浸淫溉深。所以王襄称，“弟于契文金文中之奇字，每有的解。余曩述《殷契类纂》，间录其说，惜不自董理，散佚者多。”[9]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是中国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地位很高。而在这部甲骨文字典中，王襄中对王雪民的“契文金文”奇字“的解”，也“间录其说”。如在该书正编“戍”字条下，
，古戍字。吾钊弟云：“伐、戍二字，许书皆训从人持戈，甚难辨别。按伐字，段注：‘戍者，守也。故从人在戈下，入戈部。伐者，外击也。故从人杖戈，入人部。’此字从人在戈下，即戍字。”说甚确，存之[10]。
由此可知，王雪民先生对甲骨文字，不仅仅是出于篆刻家对古文字的好奇和摹绘，而是对古文字学理论及文字形义之学也颇有深究，时有确论。对此，天津著名画家陆辛农先生称，“王雪民先生金石甲骨文字之学，不让乃兄纶阁先生。”不过对于王襄来说，更专注于甲骨文字之学，遂能在甲骨学上著书立说，享有一席之地；而对于酷爱篆刻艺术的王雪民来说，他则更多地是像当年发现和鉴定甲骨文的孟定生先生一样，是将甲骨当做了书法和治印的借鉴。他在刻印中除融会周秦古玺、两汉印章，取资于金文、古陶、封泥、元人私押之外，竭力从甲骨中规貌取神，将甲骨文字形引入到篆刻艺术当中来。
也就是说，王雪民先生能够将甲骨文字引入篆刻艺术，缘于他有难得的人生际遇和深厚的文字学修养的。“治印数将逾万。观其布局结字，浙派皖派之异，未尝杂于笔端，是能远绍玺印绝学，为人所不为者。”[11]“钊弟固精于刀笔，
由殷之甲骨文、两周之金文、玺文与战国先秦之省变异文、汉之缪篆，并蓄而兼收之。至玺印之布局结字，有独悟处，不与时史同趣。”[12]
因此我们说，王雪民先生应是甲骨入印的第一人。至于他将甲骨文字刻入印章的时间，当如杨鲁安先生所云，是在清宣统末年，即1911年前后。
杨先生的主要证据，可能就是在由他于1984年集纂的《王雪民印谱》前面所置之王襄弁言，而根据同书陈邦怀先生序言可知，王襄此弁言实为王襄为王雪民另一本早期所拓印谱所写的弁言。（如下图所示）云：
星北弟欲摹印，嘱拓此册，其中皆吾燮民所制，间有一二钮鄙制者，以备参考。吾兄弟所制各印，纯师周秦古玺汉印等，虽不敢自诩神似，然实窥见古人之堂奥。吾星弟以之为先导，或不至迷于歧途，更望有青蓝之能事也。
宣统三年五月十六日兄王襄记。（朱文印章：庐）
弁言中虽然没有说，王雪民这个早期印谱中有无甲骨文字入印的印蜕，但从王雪民接触甲骨并一直仿契文作边款的时间来看，此集中当有甲骨文字印章。如此说来，杨鲁安先生以王襄写这个弁言的时间（宣统三年即辛亥年，1911年），来推算王雪民甲骨文入印的时间，还是从保守的态度来说的，王雪民实际以甲骨文字刻印的时间当会更早些。
另外，我们从王襄为王雪民另一本印谱所作的序言，也可大致判断王雪民甲骨入印的开始时间。王襄《孙秉箴集钊弟印谱序》云：“安阳所出殷契于玺印之学、契刻之法，均足以师资。弟则心仪手抚，为之不辍，审计时日，阅四十年。”[13]按王襄写此印谱序言之时，在1950年前后，因为王襄五十年代以后所写的题跋、序言，都缀以甲子干支表示写作时间，如“乙未”、“丁酉”、“戊辰”等，因此推测此序言写于王雪民去世（1946年）后几年的1950年前后。那么，由此往前上推40年，正好是1910年，与杨鲁安所云清宣统末年时间大体一致。
王雪民于1910年前后，开始以甲骨文字入印。这比前文所云简经纶的1921年前后刻甲骨文和杨仲子的二十年代刻甲骨文，要早上十年左右。杨鲁安先生称简、杨二氏以甲骨文字刻印的时间是在1930年以后，不知有何证据。如果他的材料更准确的话，那么王雪民刻甲骨文要比他们早二十年。王雪民是当之无愧的甲骨文入印第一人。
但是由于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印坛，主要是南方印人独领风骚，有浙派、皖派等众多流派竞技赛艺，有黄士陵、吴昌硕等这样的大家师传影响，又有西泠印社这样的高层次的印学机构号召活动，所以声势浩大，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相
2016年度重庆图书馆年报 重庆图书馆
目录
重庆图书馆2016年工作总结 一、重点工作亮点纷呈 1. 农民工工作、志愿服务工作荣获嘉奖 2016年2月，我馆荣获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全国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图书馆，也是全市文化系统唯一获奖单位。同时，我馆文化志愿服务工作成效突出，赢得“全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学雷锋志愿服务首批示范单位”光荣称号，视障服务再下一城，摘得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2. 国内首创法律知识产权分馆 2016年4月，由我馆与渝北区法院合作的知识产权法律分馆正式开放。这是我馆第一个专业分馆，也是全国第一家由基层法院与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分馆，是我馆延伸服务半径，实行总分馆制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 3. 文化体制改革探索进入新阶段 2016年3月，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图书馆章程》，正式参与到图书馆决策与监督中，12月召开第二次会议，加强了制度保障，理事会工作步入正轨。另外，8月，我馆被列为全国文创开发试点单位，启动了文创产品开发及文创空间建设规划，探索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融合发展的新道路。 4. “互联网+图书馆”科研成果落地惠民 我馆2015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公共文化服务类大数据分析试验系统与应用示范”通过验收，成果逐步落地：2016年春节，大数据互动体验区开放，通过直观方式科普大数据理念及技术应用；10月，“你阅读我买单 1
智慧阅读服务”在重庆书城上线，市民可到书店去第一时间把新书借回家。一系列惠民措施吸引市民和媒体关注，获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委主任张洪斌批示肯定。 同时，我馆2016年市“两会”信息服务将参考文献送上云端，通过微信共享“两会”专题资料及图书馆资源，还首次举办了无障碍智能手机培训，帮助视障读者享受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成果。 5. 首次承办重庆读书月活动规模空前 2016年，我馆首次在重庆读书月活动中担当联络协调：活动以4月23-24日世界读书日开局，创下2天接待5万市民的新纪录，并动员了全市35家公共图书馆参与，影响力辐射全市。以12月3-4日“行走的图书”活动收官，背包客的新颖形式再掀全民阅读热潮。其间还承办2016年全国“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阅读推广基础理论专题培训班、重庆市全民阅读项目评审、年度十大渝版图书评选、重庆市全民阅读现状调查等，彰显城市中心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示范作用。 6. 完成《巴渝文献总目》的编撰 在市文化委的领导下、在各位专家的指导下，我馆特藏文献中心全力投入，顺利完成了《巴渝文献总目》的编撰工作，以确保明年上半年出版，同时馆里也承担了《巴渝文库》的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二、业务工作稳中有进 1. 免费开放效益持续扩大。全年接待到馆读者2191311 人次，外借350941人次、1055098册次；入藏文献75075种，143982册/件。新办读者证36892个，新建流通点4个，全年流通点交换图书49次，20071册次；参考咨询完成2项主管机构委托咨询项目，48项专题咨询、580余次一般咨询，接待来访学者60余人次。
摘要：陈独秀的国家观主要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本文主要考察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在陈独秀国家观的此次转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陈独秀自身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的素质等也是其实现国家观转变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独秀；国家观；转变；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不断传入，个人对国家的认识也变得复杂多样，因此，通过考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的认识与发展以进一步加深对国家的了解并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是非常有必要的。 “陈独秀作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中最早关注和明确提出国家本质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的代表人物”，[1]其对国家观的贡献尤为重大。陈独秀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 第二，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转变。 第三，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的转变。陈独秀国家观的第二次转变不仅对陈独秀本人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1 转变的表现 陈独秀在经历了由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之后，又逐步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是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的转变。自由主义国家观只是在抽象意义上谈论国家，对于国家的阶级性则毫无涉及。 二是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向劳农阶级专政的转变。陈独秀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极力号召向西方学习，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当陈独秀认清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时，逐步向劳农阶级专政转变。 三是从和平改革向暴力革命转变。陈独秀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改良，然而，在内忧外患的中国，陈独秀逐渐认识到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重要性，实现国家观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1 从抽象的国家向阶级性的国家转变 在五四之前，陈独秀主张抽象的国家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借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从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极度热衷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民众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才能由愚昧走向科学，由保守走向进步。陈独秀主张国家的全民性，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是为全民服务的。然而，他并没有看到西方民主的虚伪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性，使得民众只是抽象地爱国，空喊爱国口号，不知道国为何物，没有理解国家的本质并做出实际的爱国行为。 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逐渐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本质。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一改以前的提法，“意识到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不久，陈独秀又进一步深化了其阶级性的观点，认为国家“就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所有物，谁取得统治权，谁便有权拿国家这一名义做统治全国人民之工具；国家权就是统治权，国家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阶级性的提出是陈独秀国家观转变的重大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因此，陈独秀在认清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国
《明清论丛》第十一辑目录 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开幕辞…………………………………………卜键 在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郑欣淼 辛亥百年祭…………………………………………………………………李文海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报告………………………………………香港胡春惠 清末十年改革与革命述论…………………………………………………赵云田 论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及其理论误区……………………………………喻大华 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王晓秋 载沣与预备立宪……………………………………………………………李学峰 辛亥革命前后宪政在中国的实践与困境…………………………………李光伟 种族、国民与民族 ——辛亥革命时期三种民族主义话语辨析…………………………张晨怡西来说与辨华夷 ——论“晚清国粹派”的国族思想………………………美国韩子奇 辛亥“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李帆 论孙中山通向大同社会之路的构想………………………………………吴丽华 清政府的军械外购与辛亥革命……………………………………………滕德永 清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李喜霞 清廷危局与清帝退位………………………………………………………任万平 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满族活动的考察………………………………………关捷 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王公 ——以喀喇沁右翼旗贡桑诺尔布郡王为例……………日本中见立夫民众素质与陕西辛亥革命的成败…………………………………………岳珑 辛亥革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影响 ——以朴尚镇领导的大韩光复会为中心…………………韩国任桂淳中共创建初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阐释192l一1927 ……………王建伟 辛亥革命与民国司法 ——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 ………………………………江照信论辛亥革命与民初时期婚姻文化的变革…………………………………梁景和 袁世凯与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比评……………………………………李尚英 《涓滴与洪流——清宫国民革命史料汇编》编辑经纬与档案介绍 ………………………………………………………………………………（台湾）冯明珠清宫辛亥革命档案的珍贵价值…………………………………………………………李国荣 从对辛亥革命的表述看《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编纂………………………………赵晨岭
什么是民国文献 “民国时期文献指的是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作为一个刚刚过去的历史时期，中华民国距今时间最近，与当前的现实关联也最为密切。因此，对民国历史的研究、对民国文献的利用向来为各界所重视。 民国时期，中国处在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蜕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内忧外患迭起。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新与旧、中与西、自由与专制、激进与保守、发展与停滞、侵略与反侵略，各种社会潮流在此期间汇聚碰撞，形成了变化万千的特殊历史景观。仅从文化角度考察，一方面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整理继承和批判扬弃，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强烈地冲击和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翻译介绍与传播，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直接导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巨变。 当此之时，社会政治虽然动荡不已、经济脆弱不堪，思想文化却大放异彩。知识界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著述兴盛，流派纷呈。加之出版业和新闻业的飞速发展，使民国的出版发行达到空前的规模。短短的数十年间，积累了包括图书、期刊、报纸以及档案、日记、手稿、票据、传单、海报、图片及声像资料等等大量文献。这些文献作为此一时期思想文化的特殊载体和社会巨变的原始记录，不仅数量巨大，可称海量，蕴涵其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更不在历来为人们所珍视的善本古籍之下。 与学术研究相适应，在既往的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国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也有很大的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利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各级政府档案整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根据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整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根据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满铁密档》，利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整理出版的《民国丛书》，以及湖北所编辛亥革命史料，天津所编北洋军阀史料，西南各省所编西南军阀史料，广东所编孙中山及南方政府史料，东北所编"九一八"和伪满史料，上海所编汪伪史料及民族资本企业经济史料，重庆所编国共关系史料，包括以《国民政府公报》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为代表的民国报纸，以《东方杂志》、《良友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杂志等等的整理出版，都是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成果。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台湾地区也影印出版了以《革命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为代表的大批民国文献，为人们了解民国社会与历史，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令人捧腹的民国军阀轶事 休闲娱乐 07-27 10:22 1916年，陆荣廷到北京办事，段祺瑞在家设宴款待。 酒到半酣时，段祺瑞向众宾客介绍陆荣廷的枪法神准，并请他当众表演。 陆荣廷说：“年轻时练枪法，我可以射水里的游鱼。现在老了，姑且用那老掉牙的枪法来献丑吧。” 说罢，走到庭院中，对着一缸金鱼向众人说：“先打那条凤尾的。” 只听“砰”的一声响，鱼死，缸破。 那缸鱼是段祺瑞的心爱之物，但在客人面前段祺瑞不好说什么，等客人走后，段祺瑞大骂陆荣廷“野性难改”。 第二次东征，张发奎任第一独立旅旅长，在紫金县热汤圩与林虎部万余人相遇，兵力悬殊，军陷绝境。 张遂把帽子一扔，衣服一脱，对部下大喊道：“有前无后，打死罢就，叼你老母，冲！”端起机枪就往前冲。 独立旅官兵见状，遂群起狂呼“叼你老母”发起冲锋，连破林部七处阵地。 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进攻冯玉祥。 冯部总指挥张之江遂集合部属亲自祷告：“主啊，张作霖、吴佩孚发动内战，妄想以武力统一中国。他们好像一只船在大风浪中迷失了方向，愿我主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回头登岸。” 刘湘的“海军”购买了一艘普通小轮船，然后焊上一些铁板做装甲，再装上两门陆军用的小钢炮。 因为吨位小，马力也不足，所以只要打过一炮，船身就要倒退一大截，想开下一炮，还得重新起锚调整位置。
张必果为此写诗道：“好个巴渝大兵船，由渝开万才七天。一切设备都齐整，外有纤藤两大圈；若非拉滩打倒退，几乎盖过柏木船；布告沿江船夫子，浪沉兵船要赔钱。” 韩复榘到高宛视察监狱，见监狱里空空如也，便对县长大加赞许道：“你办得对，案子随到随判，或杀或赦，不要老关着。” 等到了博兴监狱，同样也是空空如也，没有犯人，韩不禁大怒：“妈的个巴子，这么大一个县，连一个犯法的都没有，你是不是把犯人都给卖了！” 直皖战争中，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其间以麻将自娱，当时有家上海报纸对此有篇报道，一时传为笑谈，内容如下：“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阵前督战，其办公处设在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大书‘总司令处’四字，办事者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有烟枪烟盘十四副，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了他个上校副官。 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申请去河南当县长。 吴批示：豫民何辜？然后原件发还。 此公居然不识时务，又梦想着当旅长，请示说：“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解甲归田，以种树自娱。” 吴大笔一挥，批日：且去种树。 张作霖下令：帅府重地，午夜一过，任何人不准出入。 某夜，张晚归，门房以过了时间为由拒绝开门。 张作霖无法，只得绕到后门进入。 第二天，张作霖召见门房，破格升他去当看守所所长。 门房表示自己不识字，做不来官。 张作霖不以为然，说：“那好办，给你找个识字的当秘书。” 张宗昌据鲁之后，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所得多为私人享用。军队士兵久不发饷，渐渐失去信心。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研究 世界书局的教科书不仅种类齐全，有一些教科书则成为经典之作，其《世界书局国语课本》更是至今还作为中小学教材重印发行。则从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的角度，采用一手文献资料，描述了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发展面貌，对其出版物的内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解读其经典的教科书出版物，从而客观再现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面貌，揭示了其教科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标签：世界书局；教科书；编辑出版 民国时期，经济水平低未的社会民众一般知识水平也较低，封建思想的残留使得通俗文学作品仍是这些大众用于阅读消遣的书籍，进步文化还未能深入人心，一些除了通俗文学的其他出版物，未能在民众间广泛传播，而大多局限于精英层。所以，一般出版物的量实则较少，而出版社赖以发展的则是教科书出版，尤其当商务印刷馆于1904年凭借一套《最新教科书》，奠定了在其出版业的元老地位之后。教科书市场成为众多民营出版企业竞相争睹的一块田地。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违曾这么评价教科书在一家出版社中的地位，“教科书是书业中最大的业务，不出教科书，就算不得是大书局。教科书印行数量的高低，往往影响到本公司股票市价的涨跌”[1]。而世界书局较之中华书局和商务印刷馆是一家商业化的书局，依靠融资发展，其凭借商业化的敏锐嗅觉，一举攻下教科书市场，依靠教科书的出版崛起，从一家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的小书局一跃成为以大量出版中小学教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出版企业，成为民国时期的紧随中华和商务书馆后的第三大书局。 一、世界书局教科书出版的演变 近代教科书市场不同于其他出版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变换和政策的引导，由于当时政治形式波澜不定，而政府又迫切需要依靠教育来巩固其政权，所以教科书市场可谓“日新月异”。而世界书局是一家商业化的出版企业，不仅在政府政策上聘请北大校长胡仁源作为教科书审定人，还高薪从中华和商务两大书局挖掘了包括范云六、沈思期、姜子贤在内的一些在教科书科目上专业且资深的编辑精英，直接组成世界书局的编辑发行团队，从而在政策上和内容上一步一步地打进教科书市场。 我们从世界书局这二十年左右的教科书出版的面貌就能够直观地看到其出版地位的演变。首先，其出版的教材的范围和总类随着时代政策的发展而变化。1924年，世界书局在摸索中探入教科书市场，在被商务和中华两大书局划分的教科书市场上，不仅在教科书的内容上精益求精，而且针对政府的审核制度想方设法打破了这一障碍，并使其成为了其出版教科书的机遇，随后多年在教科书市场上的大量投入，使得其在教科书市场慢慢有了一片天地。至1930年，世界书局打破了教科书市场的多年两分的格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对教科书市场垄断，加剧了教科书市场的竞争，也使得近代中国的教科书从编辑、出版到发行有了一次演变，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但价格日益低廉，从而使教师和学生有了更多样的教材选择，阅读到更精致的内容。据上海特别市教育局编的《上海教育》6月刊第十二期施种鹏所撰《市校教科用书统计》一文，对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用书的调查统计显示，当时，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在上海的市立小学中已经达到三分之一的占有率[2]。从范围和总类来看，包括初高小学的教科书，其范围从新主义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国语科补充读物、史地科补充读物，到美术、
中国近代史大年事表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840年—19世纪60年代） 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英国） 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补充条约签订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9世纪40-5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外资经济 1851年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天朝田亩制度》颁布 1856-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定《天津条约》 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进呈《资政新篇》 1860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19世纪60年代—1901年）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60-90年代洋务运动 1883-1885年中法战争 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兴中会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美国檀香山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程度）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就亡政治运动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俄、日、法、德、美、意、奥）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清朝的灭亡（1905年—1912年）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创办《民报》和提出“三民主义”日本东京） 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 1911年黄花岗起义 保路运动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
[文史科学]19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txt假如有一天你想哭打电话给我不能保证逗你笑但我能陪着你一起哭。坚强的基本，就是微笑。面具戴久了丶就成了皮肤≈本书来源互联网，版权归作者和出版社所有，用于读者学习交流。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如喜欢，请购买正版。如作者不同意转载，立即通知网站，网站立即删除。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 平行内战，还有两次 巧事还不止于此！ 这批好战的军阀，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别打了两次内战。这两次战争，也是成双成对，南北同时开火的。面对图表，看图还是不必识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来，华北的三系军阀，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隶今河北为老巢，以曹锟、吴佩孚为领袖，所谓‘曹吴’)和奉系(以奉天今辽宁为根据地，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领袖)，又因分赃不匀，打了起来，是为‘直奉战争’。这记‘曹吴’与‘奉张’之争，死伤好几万人。一共打了两仗：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战场延及长城内外及北京郊区。这次曹吴锋头正健，而奉张准备不足。偷鸡不着蚀把米，入关未成，反被打得头破血流，退回沈阳(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见‘图三’上部) 正当华北的曹吴对奉张在长城各口打得炮声隆隆之时，华南的粤系(刚打平两广的国民党)阵营之内也出了事，孙中山和陈炯明拔刀相见。孙陈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国十一年)四月。粤军因此放弃了广西地盘(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势而起)，孙陈同时回据广州，到六月十六日便发生粤军炮打孙中山总统府的事变了。 在粤军枪炮声中，中山易服出走，几遭不测，而孙夫人宋庆龄受惊过剧，竟至当街小产(见何香凝回忆录)。这次广州事变的过程，不前不后，正与华北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同时发生，又是一记同时平行发展的‘区域内战’。(见同上‘图三’)可是胜败原是兵家常事。这平行发展的两记内战中的胜利者，两年之后，又都变成了输家。原来陈炯明既赶走孙公便独霸了广州，而广州却是当年华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为南中国大小军阀所垂涎。中山既失广州，国民党的主流派乃号召散居邻省并与国民党略有渊源的游离小军阀，入粤勤王。果然各路英雄闻风而起，一致冲向广州，如水之就下。陈炯明孤军不敌，终于一九三一年底败退东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又重返广州执政，改原‘总统府’为‘大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夺回广州地盘之后，中山原是当年华南‘统派’(且用个今日台湾流行的名辞)的领柚，不甘心雌伏于广东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联络逐渐得势的奉张父子，也要争取皖系的残余势力，一致打倒贿选当政，盘据北京的直系曹吴。──所以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领一些大小军阀，不断的搞其‘北伐’，和奉张父子率其奉军精锐，累次‘入关’南下，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当年军阀混战中的主要成员。(见图三) 再者，孙陈之争最后中山转败为胜，卷土重来，其情况与张氏父子在‘直奉战争’中，转败为胜，卷土重来，也是平行发展，一模一样的。原来盘据北京的直系军阀(曹、吴)，在
中国近代史参考书目 通史 理论著作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学术专著 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840-1900年），1955年人民出版社第九版。 2．李侃等：《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新版。3．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2年、1980年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下新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新出各版。 5．肖一山：《清代通史》第一、二、三、四、五卷，中华书局1987年新版。6．（美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二、三卷，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57-1960年出版。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7．（美国）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起陆续出版。 8．（前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9．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年）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年）第一、二、三册，人民出版社 11．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12.冯尔康：《清代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 历史资料 1．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共十二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丛刊续编），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由神州国光出版社、上海出版社等陆续出版。 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修订版。 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4．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上、下册）、第二辑（上、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 庄建平 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史料发掘整理与出版工作,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繁荣的起点和保障。 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思想、教育、社会、民俗诸多方面;形式非常多样,有公文档案、函电、奏议、文集、日记、报刊、当事人回忆录、碑传以及外文资料,还有近代修撰的地方志书等等,数量非常庞大,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公文档案非一般人所能看到,即使文集奏议这类资料,因多系私人刻版刊印,印数极少,流传不广。斯时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发掘整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广大史学工作者身上。现将50年来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出版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第一,编辑出版丛刊资料,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5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会的倡导和支持下,史学工作者开始了大规模的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论其规模与 ? ? 2 1 9
影响,首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①。这部丛刊 由北京等地各大院校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分工协作,通力编纂,先后出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回民起义》、《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专题资料11部,共68册,2758万字。同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期刊也于1954年创刊问世。45年来,该刊已出版100期,还编辑出版专刊22种,总计2700多万字。“丛刊”、期刊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史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始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现在活跃在史学界的一批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学者,就是从研读这些专题史料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前几年有美国学者说,他们利用这套“丛刊”,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其影响与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同一时期,一批经济学家也开始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响较大的有4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共10种,如《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 292?《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①本文所引述的重点史料集的编者、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均可从《中国档案文献辞典》等书中查到,为节省篇幅,一律不作注释。特此说明。
北洋军阀发展简史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 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窃国。 为了支撑危局，清政府于1894年冬天任命淮系官僚胡燏棻到小站训练新式陆军。1895年，清政府派袁世凯接统这支军队，旧例兼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节制，这就是北洋军建立的开始。北洋军按照德国的营制和操典进行训练，与旧式军队不同。北洋军阀就是随着北洋军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的。为了控制北洋军，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注重搜罗党羽，拼凑班底。其中最终要的有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被称为“北洋三杰”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构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的骨干。1898年，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出卖维新派，换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袁世凯和北洋军初露头角。1899年和1900年，袁世凯又依靠北洋军镇压山东义和团，得到中
外反动派的赏识。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后，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利用职权，竭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到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练成，兵力六、七万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的实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一方面迫使清政府交出实权，另一方面又迫使革命党人妥协。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窃国起到1916年毙命。 1912年，袁世凯用武力统一全国，北洋集团由此独占了全国政权。接着，袁通过威胁手段，于10月当选正式大总统。随即解散国会及省议会，用一批官僚政客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等御用机构，建立起个人独裁统治,并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从此开始建立起北洋军阀对中国长达17年的反动统治。1913年，用武力镇压了“二次革命”建立并巩固了专制独裁统治，北洋军阀的势力达到了鼎盛时期。自1915年春开始，他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同年12月12日宣布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义，护国战争爆发，在全国反袁的浪潮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这场战争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具有革命性，势不可挡。袁世凯虽然还想挣扎，但已力不从心，于1916年6月6日病死。袁世凯死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分为直、皖、奉三系，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已。
北洋军阀的统治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5题，每题2分，共50分。在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 目要求。) 1．1912年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主要目的是（）A．组织新内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B．联合各党派扩大同盟会的力量 C．克服同盟会力量分散的特点D．取代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导地位 2．二次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A．缺乏思想准备B．军事指挥失误 C．力量涣散，缺乏统一指挥D．北洋军阀力量强大 3．“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在耶？”是针对（）A．慈禧B．溥仪C．段祺瑞D．袁世凯 4．曾先后领导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是（）A．黄兴B．蔡锷C．李烈均D．唐继尧 5．美国支持黎元洪反对中国参加一战的根本目的是（）A．让大战的双方互相厮杀，坐收渔人之利B．抵制段祺瑞的势力 C．扶植黎元洪当总统D．防止日本独霸中国 6．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帝制的失败说明了（）A．封建军阀垮台B．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C．资产阶级共和制度适合中国D．帝国主义在华寻找代理人的政策破产7．护法运动的失败给孙中山的教训是（）A．利用军阀打军阀革命不会成功B．反封建军阀应与反帝同步进行 C．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胜利D．封建军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 8．二次革命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A．袁世凯排斥异己，建立了完全听命于他的内阁 B．袁世凯搞独裁专制，武力镇压国民党 C．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 D．袁世凯罢免国民党党籍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都督 9．下列对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A．结果都以失败告终B．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C．都是从南方开始的D．都与孙中山有关系 10．下列人物中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的是（）A．魏源B．周学熙C．张謇D．荣氏兄弟 11．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是（）A．纺织业和面粉业 B．造纸业和化工业 C．火柴和榨油D．钢铁和机器制造12．根据一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分析，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的主要原因是（）A．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B．南京政府奖励发展实业 C．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D．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 13．辛亥革命前后，社会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有（） ①抵制外货②收回利权③民主共和④实业救国 A．①②③④B．②③④C．①③④D．①②④ 1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带有半殖地半封建
返回[综合测试] 列表 本套测试试卷共47 题，共100 分。答题得分：77 分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1] 标志着开始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会议是（） A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B 第一次郑州会议 C 第二次郑州会议 D 武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答：B 答案：B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2]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 A 田汉 B 聂耳 C 鲁迅 D 瞿秋白 答：A 答案：A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3] 标志中国延续两千余年封建帝制覆灭的历史事件是（） A 武昌起义爆发 B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C 清帝退位 D 皇族内阁解散 答：C 答案：C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4] 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政令要求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 A 新式海军 B 新式陆军 C 新式炮兵 D 新式骑兵 答：B 答案：B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5]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侵略中国的（） A 九一八事变 B 卢沟桥事变 C 华北事变
D 一二八事变 答：C 答案：C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6]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签订而结束。（） A 《南京条约》 B 《北京条约》 C 《天津条约》 D 《辛丑条约》 答：D 答案：D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7] 中国国民党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文件是( ) A 《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B 《中国土地法大纲》 C 《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D 《新解放区土地革命要点》 答：A 答案：A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0分 [8] 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是（） A 瓦窑堡会议 B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C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D 中共七大 答：A 答案：C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0分 [9]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是（） A 革命 B 国家资本主义 C 个人私有制 D 对民族资本的赎买 答：D 答案：B 【题型：单选】【分数：1分】得分：1分 [10]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 A 没收政策 B 赎买政策 C 改造政策 D 统购统销政策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卷从5水云6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X 贺兴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摘要?5水云6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0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激起/情感0的燃烧?用/抽象抒情0!/情绪体操0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5水云6的这种/偶然?情感0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0模式和/创作模式0?认识这一模式?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沈从文?水云?创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沈从文作品中?我读的遍数最多的是5水云6?每读完一遍?总觉得不能很好理解?于是想再读" 张兆和作总序?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的5沈从文别集6?把5水云6编入5友情集6"金介甫认为它是/沈从文婚外恋情作品0?‘??着重从创作实验!讲述故事的角度去分析它"多数研究家是从了解沈从文的心境和情绪?青岛时期!昆明时期等‰来引用它" 这篇文章写得扑朔迷离?是沈著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如果考虑到特殊文本吐露作家心曲的隐密性以及阅读和批评不可能穷尽原旨!还原文本?谁也不能说自己能终结对它的解释"不过?我们可以从各个侧面对它进行论述?包括考证乃至索引?我们也希冀在批评主体切入作家作品客体的长长的河流中尽可能形成一道绮丽的风景线"正是本着这一点?对5水云6的进一步研讨中?我们需要互相交流!切磋!讨论" 笔者认为?应着重从/创作谈0的角度来研究5水云6"5水云6的副标题是/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0?而且?从作者的许多谈自己创作的文字中?它极为重要?至少不亚于他自认的或向来公认的那些经常提及的篇什"或者说?它是从哲理性!美学性的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人学0模式和/创作0模式作了重要的表述?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5水云6有两个主干部分?一是借助心灵中两个自我对白的方式?论述人的生活和创作是/偶然0和/情感0起重要作用还是/计划0!/必然0!/意志0和/理性0起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的一般看法是?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必然规律的?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形态?特别是具体到每个人的生命表征?又是偶然的!个别的"这个问题表现在艺术创作上?更有它的特殊性?更引起人们的争论"在这篇写于‘?”’年的文章里?沈从文从追述十年前在青岛进入创作旺盛时期开始?当时正是他的创作/生命花朵0/待发展?待开放0?必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0时期‰?述说了5八骏图6和5边城6的写作经过"这其中?尽管有上述两种观念的两个自我在互相辩诘?但从他叙述的创作过程中?表现了/你偶然遇到的几件琐碎事情?在感情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事情?末了就写成了那么一个故事0这样一种相互的描述文学创作的说法?人生和艺术常常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0的意见一直占上风"谈及5边城6这篇作品?人们容易从故事的本身特色作些评论?而作者却提到在他幸福的新婚生活中?之所以写这样一个悲剧故事?是因为/完美的爱情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0?还需要写另一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0?把青岛生活的感受和/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0借这个不幸爱情故事得到/排泄和弥补0"对于这种情感的投入?一般是容易忽略的?作者提到即使是细心的刘西渭先生?在他的关于5边城6的评论文章里?也得不到这种认识和体察" 作者在行文中写到三个/偶然0?它们所指究竟是三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由于写得更为扑朔迷离?我X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贺兴安?‘?“–*‰?男?湖北蒲坼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11课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二次革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二十一条”；维护共和的护国战争；军阀割据 过程与方法 通过了解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所做的努力及其失败的事实，使学生认识到政治上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情感、意志和价值观：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捍卫民主革命屡败屡战的斗争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坚强品质，是今天的青年学生学习的好榜样。军阀割据居面的形成，实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二次革命；护国战争 难点：袁世凯得以实现专制独裁统治，以及其迅速垮台的原因，军阀割据局面的原因。 三、教学方法：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观察上述两幅图片并思考：少了“临时”二字的《中华民国约法》是不是更民主化、制度化些？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临时约法是孙中山颁布的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颁布的，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国政体同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本节课我们来学习，第11课：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的学习。 （二）讲授新课 一、二次革命 1、宋教仁遇刺——导火线 1912年，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组成了国民党，并在随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占据了明显优势，使袁世凯大为惊恐。袁世凯先是以重金收买，但宋教仁不为所动。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火车站遇刺，身中3弹，送往医院后，不治而亡，年仅31岁。这就是“宋案”。后来，经过查证，宋案幕后黑手是袁世凯的亲信。
2、二次革命： （1）背景：“宋案”发生后，袁世凯遭到国内舆论的谴责。袁世凯下令以武力镇压国民党，罢免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并派兵南下。 （2）时间：1913年 （3）过程：孙中山号召兴师讨袁，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 （4）结果：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 二、袁世凯复辟帝制 1、在国内活动： （1）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2）解散国会。 （3）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
补一补民国时军阀混战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清末的状况： 甲午战争，清政府各军均遭受重创，当时袁世凯极力建议组建现代化军队，但上头就是不听，袁世凯很生气。 后来清帝国飘摇欲坠，寻求出路，袁世凯被李鸿章等人联名推荐，成为统领。袁世凯本人极重练兵，主张变法，为革新奔走呼号。练兵时，他直接采用现代
化设备和训练方式，聘请德国军官，从学堂里挑选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培养为亲信，从顺利控制了全军。军队只知效忠于袁大帅，而不知效忠于清帝国。 袁世凯的旗下，有三个学生最为出色：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此三人号称北洋三杰，民间把他们唤作龙、虎、狗。 注意，狗是夸人，不是骂人，并没有骂人是畜生的意思。 王士珍
段祺瑞 冯国璋 在清朝灭亡之前十年，东北奉天有两伙子土匪火拼，那边叫金寿山，这边叫张作霖，张作霖打不过金寿山，便撒丫子跑了。跑了以后他还当土匪头子，不过他深信当土匪成不了大事，于是想入编正规军。于是劫持了清军将领盛京（沈阳）将军增祺……的老婆，跪求将军夫人替他求情，收了兄弟们。
将军被媳妇说动，收编了张作霖，使得张作霖成了大清的地方官。 1904年左右，日俄战争，东北混乱，张作霖从容应对，增强了军队实力，后又遭遇扩编，再去作为朝廷的人去剿匪，再度壮大。 革命爆发时，清帝国东北军的几位领导上书清廷，提议实施责任内阁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革命派的意思。作为清帝国的从良小能手，张作霖奉命去干他们，此时清政府的大权，实际是袁世凯握着的。 张作霖因此夺了东北的最高领导权，张作霖是奉天来的，雅称奉系军阀。 同样回到清朝灭亡十年前，在山西的五台县，有个名叫阎锡山的青年，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后来他从日本留学回来，考上了大清朝的上等军官，凭着出色的表现和学业成绩，他在短时间内连升几级，当上了团长。而他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同盟会有交往。等同盟会起义，他也在山西响应，领军灭了山西巡抚，成立了军政府，阎锡山本人当之无愧地被大家推举为都督。 清朝灭亡后，他顺应时势，立即表示拥戴（臣服）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就是晋系军阀的来源！ 于是我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