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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枪、放藏獒、泼粪—— “广场舞”纠纷频发如何化解?

编辑殷曾宏/校对周兵樊朋展新华社北京11月8日专电(记者涂铭)因不堪忍受邻居跳广场舞所放音乐声音太大,56岁北京市民施某持猎枪朝天鸣枪,并放出所养藏獒驱赶跳舞人群,逞一时之快却让自己身陷囹圄。记者8日获悉,施某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目前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受审。

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指控称,施某1994年至2013年8月间,在其位于昌平区的家中,藏匿双筒猎枪一支。2013年8月30日晚上8点左右,施某与邻居因跳舞放音乐音量大发生争吵,后持其藏匿的猎枪朝天鸣枪。经鉴定,该猎枪为制式枪支。检方认为,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施某表示,他睡眠不好,原本住在五环边,后来嫌路边过车太吵,就在昌平区一个废弃的老水泥厂附近租了一块地盖了个小院,没想到“这里更吵”。施某称院子旁边有个小广场,每天早晚都有一帮人在这里跳广场舞,“他们

放的音乐低音很吵,震得我脑袋直疼,吵

得我根本睡不了觉”。

记者了解到,事发广场位于原昌平水泥厂附近,南侧是大片的居民小区。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事发前,逢早晚确实有不少人相约到广场上练习舞蹈。“都是吃完饭没啥事的,凑到一起跳跳舞,锻炼身体还能认识不少朋友,挺热闹的。”这位居民表示,一般晚上八九点跳舞的人就散了,有时候晚点大家也不会太介意。

但爱好清静的施某无法忍受广场舞的音乐,因为休息不好,施某曾多次和组织跳广场舞的郭某交涉,但是并未奏效,隐忍的他终于爆发。

施某表示,8月30日晚,自己喝了酒,晚上8点多,听到广场上又开始放音乐,气不打一处来,抄起家中的那把双筒猎枪走出家门朝天放了一枪。

今年31岁的郭某是广场舞爱好者,平日喜欢张罗大家一起跳。他在作证时

表示,事发当天,施某先是拿枪吓唬他,二人吵了几句,施某于是回到家里,后来他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朝天鸣枪之后,施某又放出自己饲养的三只藏獒冲进跳舞人群,跳舞的人吓得四散而逃。

据了解,郭某等人报警后,民警到施某的家中将其抓获,在起获枪支的同时,还起获了多发未用的子弹。

性格冲动易怒的施某已是“二进宫”。检方的起诉书显示,2006年7月,施某曾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昌平区法院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的刑罚。

在被问及为何在人群前朝天鸣枪时,施某说,是因为积怨已久,找不到发泄的出口,“这就跟人急了要摔锅砸碗一样,就想拿些东西出气”。

公诉机关认为,施某存在坦白情节,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至9个月。施某的辩护人认为,施某的认罪悔罪态度好,而且已经年过半百,希望法院能够对他适用缓刑。

吵得人气不打一处来,操起猎枪就朝天一枪——

男子鸣枪放藏獒驱赶广场舞人群被追刑责

最近中国大妈再次走红,这次是因为“广场舞”扰民。先有武汉大妈被人从楼上泼粪便;后有北京大妈遭遇朝天鸣猎枪和放藏獒驱散;有人扔成都大妈水弹;苏州大妈的“根据地”被人铺满碎玻璃和砖石……大妈们要去哪儿跳舞?

不知何时起,中国大妈们学会了跳广场舞,并迅速占领了各大城市的广场、公园甚至是街道。记者在武汉、襄阳等城市的江边大堤、公园、街道和广场,早晚都能免费听到《最炫民族风》等舞曲,免费观看大妈们伴着节奏跳舞或舞剑,有的广场还能看到大妈们甩着清脆、响亮的皮鞭,击打陀螺,公园里还能听到大妈们一展歌喉,吹拉弹唱跳。

广场舞之争,在记者看来,很大程度

上是一种代际之间私人生活习惯的不对等,年轻人抱怨大妈们起得早、跳的早、唱的早,噪音影响了休息;大妈们睡得早,也会抱怨年轻人夜生活太晚,尤其是家住小区附近有烧烤、有KTV 娱乐场所的大妈们,怨声载道。代际之间的这种互相嫌弃,看似不可调和,中国大妈的遭遇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还能去哪儿跳舞?

大妈们要跳舞,要唱歌,但尴尬是我们的城市并没有给大妈们留一个合理、合适的去处,大妈们只能见缝插针。记者曾有一次看到五六个大妈在背街小巷的人行街道上,用一个播放器跳着舞,时

而还得避让行人,感慨大妈们的坚持跳

舞精神之外,心中也略含凄凉。

要解决广场舞之争,首要得给大妈们一块“立足之地”,解决空间上的问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能忽略大妈们的跳舞需求,全民健身是一种风尚,城市的设计者要作出更加人性的空间规划、调整。代际之间私人生活的变革,需要彼此理解,难道代际之间不能共存?答案显然不是。一味的“泼粪”“放狗”,简单粗暴,非文明人所为,大妈们如也能换位思考,理解一下居民的烦恼,做出时间、空间的调整,我想定会换来皆大欢喜。

新华社武汉11月8日专电

中国大妈们要去哪儿跳舞?

因不满邻居跳广场舞噪音而鸣

枪泄愤的北京市民施某,日前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出庭受审,再次引发人们对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的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围绕广场舞噪音产生的纠纷,最后往往陷入协商未果、投诉无效的尴尬境地。如何解开矛盾双方的“死结”,避免极端事件再次发生,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广场舞”噪音纠纷

愈演愈烈

今年56岁的施某家住北京市昌平区。据北京市检察机关指控,施某1994年至2013年8月间,在其位于昌平区的家中,藏匿双筒猎枪一支。2013年8月30日晚上8点左右,施某因跳舞放音乐音量大之事与邻居发生争吵,后持其藏匿的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经鉴定该猎枪为制式枪支,检察机关认为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了解,施某原本住在北京市

五环边,后因感觉路边过车太吵,就

搬到一个独立小院居住。没想到隔壁院子里有二十几个人每天早上和夜里跳舞,吵得施某根本睡不了觉。事发当天,喝多酒的施某听到隔壁院子里又开始放音乐,一怒之下选择了朝天鸣枪的过激行为。

进入2013年以来,一些地方围绕广场舞噪声的纠纷呈现激化趋势。4月,成都市一小区几家临街住户由于长期受楼下广场舞音乐困扰,一气之下向楼下跳舞的人群扔水弹;进入10月份,武汉市一小区内正在跳广场舞的人群遭到楼上业主泼粪。

对于许多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广场舞已经成为影响正常生活的噪音来源。在一些城市环保部门接到的噪声污染投诉中,对“广场舞”的噪声投诉名列前茅。

租住在西安文艺路某小区的张林说,他们家的窗户正对着小区广场舞爱好者们的活动区域,每天早晨和傍晚,高亢而快节奏的音乐声总是让他心情烦躁,“我是要上夜班的,现在总是休息不好,长期这么下去都快神经衰弱了。”张林说,“我已经考虑房租到期就搬家。”

协调无果、投诉无效——广场舞噪音成“无解之题”?

鸣枪、泼粪等针对广场舞的极端事件,折射出广场舞爱好者和普通居民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一些深受广场舞噪音之害的市民认为,类似施某这样的行为虽然有点极端,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广场舞噪音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解之题”。

出现广场舞噪音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与跳舞者当面协调解决,但这种办法很难见效。据了解,北京的施某因为广场舞噪音鸣枪泄愤之前,也曾多次与跳舞的邻居当面协商,但都没有起到效果;在武汉广场舞人群被泼粪事件中,楼上的住户也是不堪噪音长期干扰,加上多次交涉未果,才采取了过激行为。

当面交涉不起作用,很多人想到了政府部门介入,但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向谁投诉。对此西安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各个职能部门对噪音的管理范围不同,环保部门管理的是施工噪声,公安部门管理

社会噪声,城管部门则负责管理商

业噪声,广场舞噪音属于公安部门管理范围。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实际执行中,相关职能部门往往将广场舞等噪声污染定义为民间纠纷,对产生的纠纷采取调解的办法。但是,这种劝导和说服的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记者在西安采访的一些小区物业部门也表示,他们对于主要是由业主组织进行的广场舞只能采取劝说的办法,并没有强制管理的权力。而且纠纷双方都是业主,一方要锻炼,一方要休息,两边都不敢得罪。

监管要到位,动静才能两相宜

相关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广场舞爱好者过亿人,主体人群是40岁到65岁的中老年妇女。对于广场舞的噪音问题,一些舞友也有自己的苦衷。“跳舞要是听不清音乐,动作难以投入,也就起不到锻炼的目的,而且跳舞的人里面不少都上了年

纪,有些人听力也不好,声音太小根本听不清。”家住西安北郊名都城小区的相玉琴说。

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洪认为,我国目前对于噪音治理有着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对于广场舞噪声扰民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应依法进行实质性管理。另一方面,受噪音干扰的居民不应采取过激行为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除向相关部门投诉外,还可以诉诸法律,对广场舞组织者提起诉讼,维护自己正当的休息权。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纠纷,反映出当前城市建设中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居民户外锻炼和公共娱乐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使得一部分居民不得不利用小区的公共空间跳舞,从而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对于这一问题,除了当事双方要互相体谅和理解外,政府部门也应开辟更多的公共娱乐设施和文化广场供有相应需求的市民使用,同时对广场舞队采取划定区域等办法进行引导和管理,以达到“舞照跳,不扰民”的效果。

新华社西安11月8日电

鸣枪、放藏獒、泼粪——

“广场舞”纠纷频发如何化解?

瑞士绿十字会和美国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近日发布2013年环境毒素报告,列出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地点,分属阿根廷、孟加拉国、加纳、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俄罗斯、赞比亚和乌克兰8个国家。

最新报告列举的十大污染地没有一个属于中国,这令人关注。瑞士绿十字会专家解释说,一方面中国一些城市治理环境污染确已初见成效,移出十大污染地名单;另一方面,报告所评估只是环境污染因素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面的环境质量。

据介绍,今年的报告是根据相关机构在过去6年中对70多个国家的近3000个地方进行监控或搜集相关信息完成的。上榜的地点中,有的是因为严重污染对当地造成的健康危害,另一些则是因为特定的污染问题而作为“反面典型”入选,例如电子垃圾、个体金矿开采等。

绿十字会污染防控专家斯蒂芬·罗宾森博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报告着重指出的是工业点源性污染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健康风险,交通等因素造成的面源性污染并不在考察的范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公众关注的城市雾霾等污染问题并未在报告中涉及。

该机构曾在其2006年、2007年报告中列出当时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其中包括了中国山西省的临汾和安徽省界首市的田营镇。在今年的最新报告中,临汾和田营已因“重大改善”而被移出“前十”榜单。

临汾此前因为煤矿开采

造成当地空气严重污染、严重影响当地居民健康而上榜。最新报告认为,2007年以来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关闭了数千家中小型工厂、改造了锅炉、煤窑等设备、对数十种主要污染物建立了监控体系,当地平均空气质量明显提高。

田营拥有大型铅生产基地,因技术落后、非法开采、欠缺污染控制措施导致空气和土壤污染大幅超过国际标准,严重影响当地居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但在当地政府建立工业园区规范开采和污染防控后,受影响人群数量已显著下降。

罗宾森认为,近年来中国在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也正因此,上述两个地区的污染防控才取得了相应的成绩。

罗宾森说,环境毒素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过去几年间刚刚浮出水面,还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份最新报告只是全世界最严重污染问题的一部分,类似报告中列出的污染问题使全世界2亿多人的健康受到威胁,报告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是通过列出最为严重的情形引起大家对这个经常被忽略的公共健康问题的关注。

他说,榜单只是列举了10个污染最严重的地点,不在“前十名”之列是个好消息,但也是相对容易的,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继续坚持现有(防控和治理)工作,否则可能前功尽弃”。

据新华社11月7日电

专家解读

“全球十大污染地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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