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法学ＳＪＴＵ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２（２０１３
）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
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黄 韬＊
＊沈 伟＊
＊＊目次
一、利比亚危机与联合国的介入
二、武力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国际法分析
（
一）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边界 （
二）对安理会政治决议进行合法性评判的必要性 （
三）对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中“一切必要措施”措辞的理解三、透过利比亚危机解读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
一）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原则与频繁使用武力的国际社会现实 （
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与不使用武力原则的发展 （
三）前瞻：不使用武力原则是否需要修正四、一些初步的结论
关键词 安理会决议 不使用武力原则 人道主义干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１〕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２〕＊
＊
＊＊＊＊〔１〕〔２〕
本文初稿完成于２０１１年７月。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有益的建议，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东方学者
项目和上海交大校际国际合作资助专项（项目编号：２０１２－１．５．３．２２）的资助。《孙子兵法》计篇。
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一、利比亚危机与联合国的介入
２０１１年年初，弥漫于北非西亚诸多国家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向利比亚扩散。当年２月１６日，利比亚多个城市开始出现抗议活动，要求卡扎菲当局下台，抗议活动随后波及首都的黎波里。在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中，游行示威者与利比亚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２月２２日，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暂停利比亚参加阿盟及其所有附属机构会议的资格，直至其对本国人民的诉求予以回应。鉴于局势动荡，多国开始紧急撤离在利比亚人员。〔３〕
２月２６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４９１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利比亚问题的第１９７０号决议，〔４〕该决议在序言部分使用了如下措辞：
严重关切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局势，谴责暴力和对平民使用武力，
斥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镇压和平示威者，对平民死亡深表关切，并明确反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
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很明显，安理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利比亚的国内局势界定为一种人道主义性质的危机，进而为包括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介入和国际法的适用提供了一种事实认定上的依据。为此，第１９７０号决议要求各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并根据第四十一条采取措施”，具体包括：要求立即停止暴力；〔５〕敦促利比亚当局保持最大克制，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６〕决定把２月１５日以来的利比亚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７〕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庭主要成员出国旅行、冻结卡扎菲和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８〕等。
３月１日，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中止利比亚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中止人权理事会某一成员国的资格。３月１２日，阿盟在开罗召开成员国外长紧急会议，决定促请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３月１７日，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４９８次会议以１０票赞成、５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第１９７３号决议，〔９〕“谴责利比亚当局未遵守第１９７０号决议，严重关切局势恶化、暴力升级和平民伤亡严重，重申利比亚当局有责任保护利比亚民众，重申武装冲突各方负有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平民受到保护的首要责任，谴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即决处决”。决议的核心内容是“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１０〕以及“决定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空禁止一切飞行，以帮助保护平民”。〔１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３〕
〔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参见《背景资料：今年以来利比亚局势大事记》，载新华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ｃ＿１２１２０８３７５．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１９７０（２０１１）．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１．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２．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４．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９－１９．
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１９７３（２０１１）．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４．
Ｉｂｉｄ，ａｔ ｐａｒａ ６．
第１９７３号决议通过的次日，旨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的决议问题会议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阿拉伯国家联盟、欧盟等地区组织负责人及多国领导人与会。与会各方敦促利比亚立刻停火，否则有关各方将动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方式迫使决议得到落实。会议结束之后仅数小时，北约国家即开始以军事打击的方式执行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法国的战机于当地时间１９日晚上开始对卡扎菲军队的一部军车开火，这也使得法国成为第一个对卡扎菲进行军事攻击的国家。〔１２〕此后，当天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军和英军军舰与潜艇至少向利比亚政府军的防空设施发射了１１０枚“战斧”巡航导弹。〔１３〕由此，以武力干预的方式解决利比亚问题已不可避免。在此过程中，参与对利比亚军事打击的国家除了英、美、法之外，还有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卡塔尔、阿联酋等国。〔１４〕
现在看来，虽然利比亚危机以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告终，但毫无疑问的是，联合国的介入，尤其是安理会通过的１９７３号决议，在利比亚局势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１９７３号决议将利比亚国内局势定性为受国际法规制的事件，为安理会实施集体武力干涉（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１５〕提供了依据，可以说１９７３号决议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现行国际法规范和实践。以此为线索，本文第二部分重点讨论１９７３号决议在联合国宪章规制使用武力的制度性框架中的定位，并从国际法角度评价该决议的性质。第三部分则进而讨论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由于利比亚危机不仅触及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而且和在此之前的联合国几次授权使用武力一样对制度设定及现实提出了挑战，为此文章的第三部分将着重探讨这些挑战。
二、武力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国际法分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与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边界
尽管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得以通过，但是观察这一决议的通过过程，期间并非没有出现反对的观点和声音，〔１６〕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五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即是这种分歧的表现。在国际法层面，这一决议的法理基础受到了不少的质疑甚至指责，认为安理会并没有权力针对利比亚这一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授权其他会员国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违反了习惯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原则。〔１７〕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１７〕参见吴辛欣：《法国战机已在利比亚进行４次军事打击行动》，载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见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０８０６２２１４７３９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参见《英美军队向利比亚发射１１０余枚导弹》，载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０５１０２２１４６７６７．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参见《已有１０国确认参与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载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１４４０２２１４８３１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参见《卡塔尔、阿联酋参与针对利比亚军事行动》，载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１日。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ｊ／２０１１／０３－２１／２９２０３１３．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单边和集体使用武力的区别不在于实行武力干涉的国家数目，而在于后者是由一个国际组织出于国际社会的利益而做出的决定。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ｘ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３０９．
Ｊａｍｅｓ Ｂｌｉｔｚ，“Ｗｉｄｅ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ｅ ２１，２０１１，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ｅｚｙａｅｖ，“Ｕ．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７７０ ＆１９７３Ｂｒｅａ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ｔ ｈｔｔｐ：∥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ｖａｌｉｅｎｔｅ．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ｕ－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１７７０－１９７３－ｂｒｅ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ｌｉｂｙａ－ｓｈｏｕｌｄ－ｉｇｎｏｒｅ－ｔｈｅｍ／．
对安理会１９７３号决议的合法性质疑集中体现为这样一种认知和判断：此次利比亚的情势并不涉及该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或非法使用武力（区别于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此后的安理会第６７８号决议）；也不涉及利比亚政府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支持（区别于美国在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之后对阿富汗动武以及安理会当年通过的第１３６８号和第１３７３号决议）；同时也与国际政治活动中部分国家基于“预防性自卫”（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或“先发制人的自卫”（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１８〕的理由而单方面采取武装行动的情况明显不同（区别于美国在２００３年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而对其发动战争）。相反，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针对的在利比亚发生的各种冲突性事件原本均为该国的内部事务，并未对任何国家，包括主张采取和使用武力措施的北约国家自身的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联合国宪章》第２（７）条“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的规定，基于处于国际法核心地位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安理会无权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采取某种强制性措施。〔１９〕
然而，以该“内政说”为基础而对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的法理依据提出的质疑并不能得到现时国际法的支持，同时也与国际法的发展趋势不相容。
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很大程度上是构建于《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不使用武力基本原则之上的。该条款要求“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同于此前的国联《盟约》，〔２０〕《宪章》对于国际争端中武力的使用，持有的是全面且无条件禁止的态度，试图寻求宣告战争为非法，〔２１〕只对该条法律规则留下了有限的例外情形。〔２２〕除了基于自卫而使用武力之外，《宪章》第２（４）条的一项最重要的例外就是安理会可以根据《宪章》第３９条对“任何和平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建议或抉择使用武力，“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法律依据即是《宪章》第４２条的“安全理事会如认第４１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１８〕〔１９〕
〔２０〕〔２１〕
〔２２〕“预防性自卫”或“先发制人的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一项有争议的命题，学者们也莫衷一是。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Ｗｏｒｌｄ（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２３０－２３３．关于这种态度可参见《多国反对西方干涉利比亚内政，呼吁结束军事行动》，载新华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１－０３／２３／ｃ＿１２１２２０８１９．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印度反对多国空袭利比亚，称西方无权干涉利内政》，载中国日报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ｈｑｇｊ／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２１０９８９．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阿尔及利亚执政党总书记声明反对他国干涉利比亚内政》，载网易新闻，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１／０３２５／１０／７００３ＩＨＧＳ０００１４ＪＢ５．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国联并未全面禁止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只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不得从事战争。”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０３页。
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ｋｉｎ，Ｈ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ａｖｅ：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２ｎｄ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ｐ．１３７．大部分的国际法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如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Ｆｏｒｃｅ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２６７；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１８３；Ｏｓｃａｒ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７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８４），６４５－６５０．一些学者认为第２（４）条并不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禁止的是针对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威胁或使用武力。Ｊｕｌｉｕｓ Ｓｔｏｎｅ，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１９５８），ｐ．９５．因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不导致领土征服或政治镇压……认为第２（４）条禁止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曲解”。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ｙｒｅｓ Ｓ．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 Ｉｂｏｓ”，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ｉｌｌｉｃｈ（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１７７．
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当主权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尤其是确认侵略行为的事实发生时，《宪章》第４２条的适用当无任何的疑问。例如在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安理会通过第６７８号决议，明确授权各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帮助科威特政府收复被伊拉克占领的本国领土。〔２３〕然而，《宪章》第４２条属于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的一部分，〔２４〕因而针对此次在利比亚发生的危机事态，是否能够援引《宪章》第４２条的内容对利比亚政府及其政府领导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就难免引发争议，毕竟“人道主义”的理由并非直接出自《宪章》，由此也给“内政说”的存在提供了事实上的空间。
其实，此次针对利比亚国内局势而做出的第１９７３号决议并非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做法。在安理会既往的实践中，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对有关国家做出包含强制性措施的决议并不鲜见。１９７７年，安理会通过第４１８号决议，认定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府获得武器和有关物资将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决定对其采取武器禁运措施，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依据《宪章》第七章而对会员国采取行动，而行动的背后明显带有人权保护的考量。〔２５〕然而，在冷战期间，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的特权，以及主要国家之间的国际势力角力，以通过安理会决议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并不是一种常态的现象。〔２６〕这一局面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了改变。针对伊拉克政府对其境内库尔德人的镇压，安理会于１９９１年通过第６８８号决议，对伊拉克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认定伊拉克政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要求其保证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尊重。此后，美英法三国据此在伊拉克上空建立了“禁飞区”。可以说，第６８８号决议是安理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清楚、明确地表示一侵犯人权的行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联系。〔２７〕此后，安理会在１９９２年针对南斯拉夫做出的第７７０号决议、同年针对索马里做出的第７９４号决议、〔２８〕１９９４年针对卢旺达做出的第９２９号决议〔２９〕和针对海地做出的第９４０号决议、〔３０〕１９９５年针对波黑做出的第１０３１号决议等都在试图传递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信号（如果还不能算作宣告或创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２３〕〔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６７８（１９９０）．
联合国宪章第４２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４１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
之空海陆军行为，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４１８（１９７７），Ｄ．Ｊ．Ｈａｒｒｉｓ，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５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ｅｅ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１９９８），ｐｐ．９６６－９６７．
关于冷战与国际战争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有效地遏制了战争的爆发。这种观点主要由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者所主张。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Ｐｅａｃｅ：Ｉｎｑｕｉｒｅ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２１９－２３７；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７９），ｐｐ．１－１３．这些学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格局有效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却认为，冷战的结束为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创造了新的机会。［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１页。
Ｋｅｌｌｙ Ｐｅａｓ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５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３），２９０－３０３．
安理会第６８８号决议指出“内战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６８８，ＵＮＳＣＯＲ，２９８２ｎｄ ｍｔｇ．，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９９２．
安理会第９２９号决议指出“大屠杀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９２９，ＵＮＳＣＯＲ，３３９２ｎｄ ｍｔｇ．，Ｊｕｎｅ ２２，１９９４．
安理会第９４０号决议指出“海地人权状况的恶化，特别是系统性违反民事权利（ｃｉｖｉｌ ｌｉｂｅｒｔｉｅｓ）的升级构成了对区域内和平的威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９４０，ＵＮＳＣＯＲ，３４１３ｔｈ ｍｔｇ．，Ｊｕｌｙ １１，１９９４．
设这样一个规则的话）：安理会决议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是有一席之地的。由此引申开来的法理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安理会使用武力以结束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纵观安理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武力授权行动，突出的特点就是扩大解释《宪章》第３９条中“和平之威胁”之外延，以便扩大联合国对有关事项干涉的可能性。〔３１〕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做了扩展的解释：授权派遣维和部队前往索马里与饥饿做斗争，对前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制裁反对当地的“种族清洗”，干预阻挠联合国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势力，反对海地的非法镇压和统治，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触及主权和人权关系的最敏感但又是灰色的最核心地带的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法领域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对此问题，科学的学理态度和方法就不应该是下一个言之凿凿的结论，抽象地断定其合法性的有无，而是应当区分两种情形：未得到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因为存在滥用的风险，因而尚未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被充分地承认；〔３２〕而人道主义干涉一旦出自安理会的决议，其合法性基础自然就不能轻易被否认。
在涉及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问题时，《联合国宪章》从未赋予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以绝对的地位。回顾联合国法律体制的建立过程，不难发现《宪章》在确立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还预示了新的国际人权法的出现。〔３３〕这集中表现在《宪章》序言中所阐述的“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以及《宪章》第１（３）条所宣告的宗旨之一“……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可以说，“人权原则”在联合国法律体系内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在二战之后对于类似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那般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与国际和平遭受破坏这两者之间必然联系的一种事实体认和法律确认。有鉴于此，对于一国领域内出现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势，如若以绝对化的“主权”或“内政”观念来看待的话，恐不符合《宪章》的宗旨，也是同近年来安理会的实践不相契合的。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抑或将来，在国际关系中，那种只见“国家”而不见“国人”的处理方式至多被理解为是一种政治立场，很难获得国际法的充分支持。隐藏在“内政”和“主权”背后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行径或政府行为如果可以游离于国际法约束框架之外而被肆意放任的话，那丝毫不是国际法、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幸事，而恰恰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和《宪章》法的公然蔑视。
人道主义干涉问题在当代国际法发展的演进中已经在不断找寻并强化其“制度”和法理依据，并且逐渐摆脱以往的一种形而上的以“观念”形式存在的哲学存在。〔３４〕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日，世界首脑峰会（Ｗｏｒｌｄ Ｓｕｍｍｉｔ）通过一份名为《２００５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法律文件。〔３５〕该份文件的第１３８段和１３９段明确要求各国承担“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即“保护的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ＲｔｏＰ ｏｒＲ２Ｐ），而且“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使用适当的外交、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黄瑶：《论禁止使用武力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法理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版，
第２６０页。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ｙｅｒｌｉ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 Ｒｕｄｏｌ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Ｅ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５），ｐｐ．３１６－３１７．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ｓｍａ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８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０），８６６．
一些学者，如布坎南，仍然主张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合法性以追求国际法上的“政治基础”。Ａｌｌｅｎ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Ｕ．Ｎ．Ｄｏｃ．Ａ／６０／Ｌ．１．
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帮助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在这方面，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我们随时准备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组织合作，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虽然这份文件不构成条约法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其中关于通过联合国机制和安理会的授权，采取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的内容不可谓不是发展中的国际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制度增量”。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自然会将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的内容同“保护的责任”这一处于制度化变迁过程之中的国际法律规则联系起来。决议的第１段“要求立即实行停火，全面停止暴力和对平民的所有袭击和虐待”，第３段“要求利比亚当局遵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为其规定的义务，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平民，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快速、无阻碍地通行”以及第４段“授权……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等内容就反映了“保护的责任”制度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已经逐渐在事实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条款说明，尽管主权国家对是否接受人道主义干预能否成为一个权利仍有很大争论，同伊拉克禁飞区、北约轰炸科索沃一样，１９７３号决议似乎是对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的习惯例外所进行的一种正式化的努力。对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安理会的决定做出之后所指出的那样，“第１９７３号决议明确地且毫不含糊地重申了国际社会决心履行保护的责任，以保护平民不受到他们自己政府施暴行为的侵害”。〔３６〕
（二）对安理会政治决议进行合法性评判的必要性
就在联合国安理会短时间内连续通过针对利比亚问题的第１９７０和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之后，对决议本身的合法性质疑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点。〔３７〕事实上，关于安理会决议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以往的国际司法实践中并非未曾涉及。１９９５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成立之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３８〕中，被告杜思科·塔迪奇（Ｄｕ ｋｏＴａｄｉ＇ｃ）就对前南刑庭设立的合法性提出了抗辩。他的这项主张最终被上诉庭驳回。上诉庭认为，前南刑庭是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特别是第４１条所行使的权力，尽管《宪章》本身没有明确授予安理会以司法权。〔３９〕对此，中国籍法官李浩培提出了个别意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Ｏｐｉｎｉｏｎ），认为前南刑庭只有权审查它自身的管辖权，而决定设立前南刑庭的安理会第８０８号决议是联合国机关对政治问题所做出的判断和决定，法庭是无权审查的。〔４０〕
尽管《联合国宪章》对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以某种方式做出界定，安理会已经承担和行使了出于集体安全目的而推荐或授权范围广泛措施的职责和权力，〔４１〕包括根据宪章第３９条的规定出于维护国际和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３６〕
〔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Ｓｅｅ，ＵＮ Ｂｒｅａｔｈｅｓ Ｌｉｆｅ ｉｎ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ｓｔａｒ．ｃｏｍ／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５７６６４－－ｕｎ－ｂｒｅａｔｈｅｓ－ｌｉｆｅ－ｉｎ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ｅｚｙａｅｖ，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１７〕，Ｕ．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７７０ ＆１９７３Ｂｒｅａ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ＣＴＹ Ｃａｓｅ Ｎｏ．：ＩＴ－９４－１－Ａ．
Ｓ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ｔｙ．ｏｒｇ／ｘ／ｃａｓｅｓ／ｔａｄｉｃ／ａｃｄｅｃ／ｅｎ／５１００２．ｈｔｍ．
Ｓ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ｔｙ．ｏｒｇ／ｘ／ｃａｓｅｓ／ｔａｄｉｃ／ａｃｄｅｃ／ｅｎ／５１００２７２３．ｈｔｍ．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学界对安理会行使权力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安理会行使范围广泛的权力是基于一种自由的对《宪章》第六章的自我解释。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１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１９９７），１－３３．此外，现实主义流派的学者支持安理会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而法律主义流派的学者则主张对安理会行使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司法控制，以确保该制度运行的合理性。Ｊｏｓｅ Ｅ．Ａｌｖａｒｅｚ，“Ｊｕ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９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６），１－３９．
平和安全的目的而授权使用武力。在此背景下，任何安理会决议的通过都应当是安理会行使职权的表现。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宪章是否已明确授权了安理会某种具体的职能权限，而在于安理会各成员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推动决议在安理会得到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决议被通过这一事件本身即是该决议合法性的最大基础。如若不然，安理会的政治决议动辄被某一“法律原因”否定其效力的话，那将会给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运作和合法性带来巨大冲击。正如李浩培法官在前引个案中提出的意见所言，“至于（南斯拉夫的情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以及何种措施应当被采用，这些都是作为联合国政治机构的安理会有充分资格进行决定的政治事项；只受过法律训练，且对于国际政治事务缺乏经验的法庭法官而言，在此问题上确实是无知的（ｉｇｎｏｒａｎｔ）”。
回到利比亚问题，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的事实基础是该国出现“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情况，用耳熟能详的媒体语言来讲，就是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对于这一描述性的情形是不是客观存在，本质上来讲并非法律问题，而是事实问题，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何种情况构成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宪章》中并没有对此做任何的定义或者提供指导原则。具体来讲，一个国家国内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宪章》并未做出规定，取决于安理会的认定，而安理会的认定是相当灵活的。一旦安理会做出定性，就可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采取强制行动，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经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就具备了合法性。〔４２〕由此可见，对安理会决议的合法性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拿温度计去测空气湿度的行为。对于安理会的决议，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其对事实的认定不尽合理，〔４３〕采用的标准带有多重性和歧视性，甚至存在种种幕后的政治利益妥协和交换。但在最为关键的合法性问题上，它是不应被否定的。
如果安理会的决议应当接受某种形式的合法性审查，进而判断其法理基础的有无的话，那么同理，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安理会没有通过某项决议的行为置于国际法的镭射灯下进行审视，进而裁断安理会不作为的合法性缺失呢？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毫无疑问会对以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机制和国际法体系形成冲击和否定，进而对国际秩序带来的破坏性和重塑性后果很有可能是颠覆性的。可以断言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其立场也理所当然的是倾向于主张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机制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处理国际热点问题上的权威与作用。
（三）对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中“一切必要措施”措辞的理解
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一经通过，北约国家旋即从空中展开了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但是这一举动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甚至指责，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并没有明确包含对利比亚使用武力的任何授权，因此北约国家的军事打击行动已经超越了安理会的决议内容，因而是非法的。〔４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４２〕〔４３〕〔４４〕李红云：《人道主义干涉的发展与联合国》，载《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第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１版，第１～２９页。
例如，俄罗斯总理普京就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局势的１９７３号决议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参见《普京反对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政，称１９７３号决议无合理性》，载凤凰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１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ｉｂｉｙ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１＿０３／２１／５２８３００１＿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穆萨２０日批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实施的军事打击“超出了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行动范围”；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认为军事行动“过度夸大解读”，“与联合国决议精神相违背”，参见《国际社会质疑空袭利比亚合法性》，载新浪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见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０３－２２／０２１８２２１５５６５８．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而部分国内学者的代表性观点可参见《张召忠：多国部队空袭利比亚非法》，载中华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５日，见ｈｔｔｐ：∥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２／２３／２０１１０３２５／１６４５０１９７．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纵观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的全文内容，其中对授权其他会员国对利比亚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规定主要是两处，分别是第４段的“授权已通知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和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管有第１９７０（２０１１）号决议第９段的规定，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请有关会员国立即通知秘书长它们根据本段的授权采取的措施，并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措施”；以及第８段的“授权已通知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的会员国视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强制执行上文第６段规定的禁飞，并请有关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与秘书长一起密切协调它们为执行这一禁令正在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一个适当机制来执行上文第６和７段的规定”。这里，最大的争议是如何解释这两段规定中的“一切必要措施”（ａｌｌ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的措辞。换言之，这一短语是否必然包含了对利比亚使用武力的授权。
国际习惯法上有关战争行为的“必要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来源于１８３７年著名的加罗林号事件。时任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Ｄａｎｉｅ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在致英国的一份外交通信中最早阐明了使用武力的先决条件［即“加罗林原则”（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其中要求“必要性”的判断必须符合“刻不容缓的”（ｉｎｓｔａｎｔ）、“压倒一切的”（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没有其他选择手段”（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ｏ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ｓ）等特定情况的要求。〔４５〕
以此为标准，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行动的北约各国很难证明其行为是符合“必要性”的，毕竟解决利比亚危机的手段和方式在理论上可以是多样化和多渠道的，在安理会决议做出之后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但是，这种对“一切必要措施”的解释方式并不能准确地适用于此次的利比亚危机，原因很简单，“加罗林原则”所解释的“必要性”存在严格的适用前提，即一个国家基于行使自卫权而采用战争手段。但是在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上，对利比亚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合法性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固有的自卫权（基于《宪章》第５１条），而是来自安理会的授权（基于《宪章》第４２条）。因此，若要把适用于自卫性质的战争行为的国际习惯法作为分析安理会１９７３号决议内容的理论依据或出发点是很难站住脚的。
从文义上分析，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明确规定了有一种情况是不属于“一切必要措施”的，即第４段所要求的“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因此，从语义逻辑上来分析，既然决议明文禁止的只是“占领利比亚”这一项强制性手段，那么其他形式的武装军事行为就不应当被认为是排除在“一切必要措施”之外的。
更具说服力的是，在安理会的既往实践中，其决议中的“一切必要措施”一词几乎成为了对授权使用武力的一种替代性说法。这样的例子包括：１９９０年针对伊拉克做出的第６８８号决议〔４６〕的第２段；１９９２年针对南斯拉夫做出的第７７０号决议〔４７〕的第２段；１９９２年针对索马里做出的第７９４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４５〕
〔４６〕〔４７〕Ｗｅｒｎｅｒ Ｍｅｎｇ，“Ｔｈｅ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２），５３７－５３８．英文原文为：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ｗａｓ］ｉｎｓｔａｎｔ，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ｌｅａｖｉｎｇ ｎ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ｓ，ａｎｄ ｎｏ ｍｏｍｅｎｔ ｆｏｒ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 ｓｕｐ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ｃｅｓ］ｔｏ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ｔ ａｌｌ，［ｔｈｅｙ］ｄｉｄ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ｒ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ａｔ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ｄ ｋｅｐ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ｅｂｓｔｅｒ，Ｕ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Ｓｔａｔｅ，ｔｏ Ｈｅｎｒｙ Ｆｏｘ，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ｐｒｉｌ ２４，１８４１），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ｏｕｒｎｅ（Ｅｄ．），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Ｓｅｒｉｅｓ ＣＰａｒｔⅠ，（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８６），１５３，１５９．
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６７８（１９９０）．
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７７０（１９９２）．
号决议〔４８〕的第１０段；１９９５年针对波黑的第１０３５号决议〔４９〕的第１６、１７段。国际法院前主席、英籍法官罗莎琳·希金斯教授（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也持这样的观点：联合国安理会第６８８号决议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安理会决议的语境里，就是授权使用武力。〔５０〕
虽然我们在安理会做出的决议中不能直接看到“授权动武”的明确表述，但所有这些决议文本上的“一切必要措施”在之后的各国实践行为中，都毫无疑问地被理解为安理会已经通过决议对其会员国使用武力做出了批准。可见，此次涉及利比亚危机的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中使用“一切必要措施”一词并非首创之举，只不过是因袭旧例罢了。所以，对于决议内容的解释，有必要参照既往的法律实践，而不是孤立地审视该决议本身的文字。
可以说，使用“一切必要措施”的措辞是安理会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一种“策略性模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此中隐含的道理也是清楚的：为了尽可能保证安理会的“团结”，避免出现决议无法通过的情形，在决议的用语上就有必要给予各国一定的空间以阐释各自的政治立场，只要这种阐释不至于影响到决议的顺利执行。〔５１〕在利比亚问题上，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对于是否采用军事打击的方式解决危机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正是考虑到了该国境内所出现的侵犯人权事件对平民的严重伤害，第１７９３号决议才能够被各国所共同接受（一个重要前提是各常任理事国不动用否决权）。当然，对于通过外部军事手段介入利比亚危机的做法，一些国家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所以“一切必要措施”这样的模糊用语显然就要比“授权动武”这样的措辞更能为这些国家所接受（至少不排斥），尽管依照之前的分析，这两个措辞在法律上并无实质差异。
这里还需附带说明的是，北约在进行空中军事打击过程中伤及平民和普通建筑设施的行为，涉及国际法上关于从事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Ｉｕｓ ｉｎ ｂｅｌｌｏ）的合法性问题。这同战争本身是否合法，即国家是否具有诉诸战争的权力（Ｉ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是两个有区别的问题。〔５２〕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战争中某些作战行为的欠法性和失当性就断然宣称动武本身是非法的。同样，动武本身的合法性也并不能排除交战国基于国际人道法而需要承担国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三、透过利比亚危机解读国际法上
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一）不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原则与频繁使用武力的国际社会现实
不使用武力原则主要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的三个条款之中。首先，第２（４）条要求“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４８〕〔４９〕〔５０〕
〔５１〕〔５２〕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７９４（１９９２）．
Ｕ．Ｎ．Ｄｏｃ．Ｓ／ＲＥＳ／１０３５（１９９５）．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Ｕｓｅ Ｉｔ（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２５９．
例如，中国政府对于其在１９７３号决议表决过程中选择弃权的立场所给予的解释是“中方一贯强调，安理会行动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相关国际法准则，尊重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当前危机。我们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对决议中的一些内容是有严重保留的。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和非盟的关切和立场以及利比亚当前的特殊情况，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对决议投了弃权票，没有阻拦决议的通过”。参见《外交部就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答记者问》，载中国政府网，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２０１１－０３／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２８０３８．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２－０６－１７。
此处的“诉诸战争权”有别于习惯国际法上把战争视为实现基于国际法的或基于国际法的权利主张的一种手段。见前注〔２０〕，王铁崖书，第５０１页。
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我们熟悉的修辞学对第２（４）条进行解读可以得出这样的三段论：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根本原则；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是重要保障；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且“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５３〕是终极目标。第２（４）条确立了“以武力威胁或武力”为非法，并且没有规定任何例外的情形。特别是第２（４）条的最后一部分清楚地显示了第２（４）条构成了对所有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一个全面的禁止（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ａｎ），〔５４〕是以最宽泛的用语表述了一个绝对的总体概括性的禁止（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ｌ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５５〕不留任何漏洞。依据第２（４）条，国际和平和国家主权是联合国宪章的最高价值，诸如人权、正义等价值都不能为违反和挑战和平和主权的最高价值提供合理化理由。防止人道主义灾难或清除恐怖主义组织等并不是联合国宪章的文字所直接表述的例外情形。基于第２（４）条的重要性，它已经成为适用于全体国家的习惯国际法（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５６〕其次，《宪章》第３９条赋予安理会在其“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之是否存在”时采取执行措施的权力。第３９条创设了安理会授权国家使用武力的机制，作为“以必要地维护或重塑国际和平和安全”。这为执行和捍卫第２（４）条确立的核心价值和原则和实现集体安全体系创设了集体机制。第３９条确立现代战争法和集体自卫原则：联合国可以授权为抵制侵略和维持和平采取集体行动。第３９条又辅之以第４１和４２条，赋予安理会行使武力的权力。安理会依据第３９条的规定启动《宪章》第七章的机制主要取决于政治而非法律因素。〔５７〕整个机制的启动也绝非自动。〔５８〕一旦安理会启动了集体安全机制，安理会就会根据《宪章》第４１条和４２条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第三，《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确立了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当一个国家遭受袭击的时候，它可以使用武力进行自我防卫。第５１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这个规定显然扩展了国际法上的自卫原则，允许个别国家自卫和集体自卫，适应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习惯国际法上自卫的必要性和比例性等传统规制原则仍然有效。在“９．１１”事件之前，任何宽松或扩展地解释第５１条的努力和尝试都不为国际法学界所认同。
联合国宪章有关不使用武力原则的规定是“周密的”。〔５９〕这三个条款建立起来的“滴水不漏的体系”（ａ ｗａｔｅｒｔｉｇｈｔ ｓｃｈｅｍｅ）〔６０〕表明，联合国的不使用武力原则既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和相互钳制的体系，也是一个绝对限制性和收缩性的法律执行机制。第２（４）条规定了总的原则，第３９条和第５１条提供了两个辅助的机制。〔６１〕第２（４）条规定了被禁止的使用武力，而第５１条规定了被允许的使用武力，而在这个谱系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安理会授权的使用武力。由于不使用武力原则关涉国际和平和国家主权独立这两个神圣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框架和体系在设计之初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５３〕〔５４〕
〔５５〕〔５６〕
〔５７〕
〔５８〕〔５９〕〔６０〕〔６１〕《联合国宪章》第１（１）条。
Ｔｏｍ Ｇｕｙｓ，“Ａｒｍ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１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５７．
ＵＮＣＩＯ，Ｖｏｌ．６，３３４－５．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ＣＪ Ｒｅｐ １９８６，ｐ．１４．
Ｊ．Ｇ．Ｍｅｒｒｉｌ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３ｒｄ 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４５．
Ｊ．Ｇ．Ｍｅｒｒｉｌｌ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７〕，ｐ．２４６．
见前注〔２０〕，王铁崖书，第５０７页。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４０．
Ｔｏｍ Ｇｕｙ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４〕，ｐ．５７．
就不曾预留任何弹性解释和适用的空间。主权国家在加入联合国之际就放弃了它们使用武力的权力，将这种权力授予联合国，并承担起联合国宪章的义务，接受联合国机制的制约。联合国宪章确认的不使用武力原则设定的使用武力的门槛要高出联合国成立之前的国际法使用武力原则。〔６２〕
但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包括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几次战争（或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修正甚至是挑战了习惯国际法关于战争合法性的基本法律原则：自卫原则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原则。
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军事集团的这几次军事行动同冷战时期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的目的截然不同。冷战时期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势力扩张或者保持美国势力范围的稳定。近十年来的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应对新型的国际热点问题和威胁。比如，美国军事打击南斯拉夫联盟是为了阻止在科索沃地区发生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因为控制阿富汗的塔利班集团为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及其恐怖主义活动提供的庇护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执行安理会决议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必然产生不同的法律合法性（或非法性）的理由。科索沃的军事行动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美国行使自卫权，因为阿富汗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场所和庇护；伊拉克战争是打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名义进行的。２００２年９月份出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先评估了美国未来面临的主要危险。传统国家间的战争作为国际武装冲突的主要模式已经落伍，美国面对的主要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流氓国家、地区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泛滥和散播。打击极端主义将会是今后国家面临危险和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些新型风险的特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而提出，应对这些非常规敌对势力和威胁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先发制人的行动以行使自卫权”。〔６３〕美国政府主张，这些新的威胁很难被有效阻却，“在这些威胁抵达我们的边界之前确认和摧毁这些威胁”。〔６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再是“最后手段”（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而是有效的“武器选择”（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由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策略成形于小布什任内，因此该“先发制人的战争学说”被学界称为“小布什主义”或小布什的“单边主义”。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小布什主义应当具有即时国际法惯例的地位。〔６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单边主义，此类先行自卫权理论同习惯国际法上的自卫原则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即使是习惯国际法也清楚地存在着对使用武力的一般禁止，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是平行不悖的。〔６６〕自卫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紧迫的威胁，如可以看见的军队、舰队和空军准备或进行军事袭击的移动。而先发制人原则改变了这个自卫原则适用的前提，也就是说，在紧迫的威胁还没有出现或相当遥远时，一个国家就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技术层面上，这个学说无法对足以导致对方国家采取行动的威胁进行量化。因此，这个理论的实质是一个对没有紧迫的危险进行防御自卫的理论。因为这些瑕疵，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招致了国际法学界的普遍批评，被认为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６２〕
〔６３〕
〔６４〕〔６５〕
〔６６〕［德］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一分册），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１年第
１版，第１０８～１１７页。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ａｔ ６，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ｎｓｃ／ｎｓｓ．ｐｄｆ．
Ｉｂｉｄ．
Ｂ．Ｌａｎｇｉｌｌｅ，“Ｉｔ’ｓ‘Ｉｎｓｔａｎｔ Ｃｕｓｔｏｍ’：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Ｌａ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ｏｆ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２００１”，２６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３），１４５－１５６．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ｘｏ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１５〕，ｐ．３１２．
是违法了国际法核心原则。〔６７〕根据《联合国宪章》，政府有义务控制使用武力。而习惯国际法学者一般公认国家有权在预见到进攻的时候使用武力，但是同时，使用武力只有在进攻紧迫时才具有合理性。这里自卫原则必须区分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针对迫在眉睫进攻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可能是合法的；另外一种是预防性的战争，目的是打击一个具有不断增长的侵略他国能力的国家，这种战争未必合法。《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下的自卫原则上只在武力进攻发生后才能进行。〔６８〕以此为线索，根据国际法上限制性的自卫原则，美国和（或）北约在近十年发动的几场战争（或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都有存疑。科索沃战争是一场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不合法的战争。阿富汗战争勉强可以被解读为针对“９．１１”事件的自卫，即使如此，美国也没有权力仅仅因为塔利班政权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场所而发动一场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和促使政权更迭为使命的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扭曲联合国决议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美国入侵伊拉克，而美国声称的伊拉克的危险充其量仅仅是一个假设、猜测和可能，而不是自卫学说中的紧迫的危险。
（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与不使用武力原则的发展
根据《联合国宪章》，只存在两种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况：经安理会授权的合法的使用武力；自卫情况下使用武力。其余的都可以定性为非法使用武力。规制使用武力的当代国际法从两个方面试图消除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首先，《联合国宪章》确保主权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宪章》第２（４）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作为基本原则，国家之间不使用武力，战争不能被允许作为执行政治利益的工具。尽管如此，国际法原则并不能保证和平。《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是使用法律确保和平，而不使用武力是该宗旨的前提。此外，第２（４）条确定的国际法原则还要求国家之间的冲突应该由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原则在一个国家违反国际法的极端情况下仍然适用。进一步，原则上，即使是合法的国际法也不能使用武力得以执行。关于《宪章》的使用武力的限制，国际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根据条约的一般意思的解释方法，该条的含义可以解读为允许国家在有限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只要发起战争的国家不进行领土侵略、政权更迭或者是为了促进联合国的基本原则。〔６９〕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宪章》第２（４）条的解释不能使用一般意思的解释方法，这样第２（４）条的规定就非常狭窄，除了允许国家为了防止侵略而发动战争之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例外。〔７０〕
其次，《联合国宪章》确立并建立了由五大国主导的安理会制度，只有安理会有权授权使用武力作为维持或重塑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必要手段。〔７１〕在制度设计之初，联合国安理会被设计成集体防卫机制的启动器。为了弥补集体防卫机制的不足，《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认可成员国具有进行自我防卫的权利。一些学者将第５１条狭隘地解读为对国家自卫权的限制，国家只被允许在遭到一个事实上的武力进攻时才能自卫。〔７２〕布朗利教授甚至认为自卫权只能在发生跨境袭击或袭击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６７〕
〔６８〕〔６９〕
〔７０〕〔７１〕〔７２〕“Ａｇｏｒａ：Ｆｕｔｕ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９７（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０３），５５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ＮＡＴＯ’ｓ Ｋｏｓｏｖ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９３（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９），８２４．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６０．
Ｄ．Ｗ．Ｂｏｗｅｔｔ，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ｐ．１５２．
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１〕，ｐｐ．２６５－２６８．
Ｕ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２．
Ｙｏｒａｍ Ｄｉｓｔｅｉｎ，Ｗａｒ，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３ｒｄ 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开始的情况下才能使用。〔７３〕之所以这些学者狭窄地解释《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卫权的行使必须加以限制，否则国家之间的战争仍然能够轻易地发起，一些国家可能会滥用处于灰色地带的先行自卫权，〔７４〕借自卫权的名义行侵略之实。〔７５〕这样，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崇高目标就不能得到实现，国际和平和稳定就非常脆弱。联合国关于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体系完全取代了在此之前的扩张性使用武力的国际规则，具有很强的限制属性。任何扩张或自由的解释方法都会创设《宪章》禁止战争作为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漏洞和空隙。〔７６〕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狭窄的解释方法持批评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第５１条规定的自卫是国家的自然权利，没有对习惯国际法下存在的自卫权设置任何的限制；〔７７〕第５１条规范化的是联合国设立之初的国际习惯法下的自卫原则，而这已经与当代的国际法实践不相适应。正如联合国应对威胁、挑战和变化的高端委员会评估的那样，联合国安理会对第５１条鲜有提供值得信赖的依据。〔７８〕
联合国在武力授权方面总体上持非常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在整个冷战时期，安理会仅仅将五六起武力冲突定性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７９〕一般而言，联合国安理会不会对使用武力给出事前的批准（ｅｘ ａｎｔ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但是却可能做出事后授权（ｅｘ ｐｏ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在“９．１１”之后，安理会谴责恐怖主义袭击“威胁了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且“承认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固有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安理会没有授权对阿富汗使用武力。〔８０〕但是，在阿富汗战争之后，联合国事后批准了阿富汗重建计划。但这有别于事前的批准。尽管国际法学界对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的争论在继续，安理会在战争之后做出了三个决议，认可了美英等国军队对伊拉克的占领。〔８１〕这些决议分别认可了美英军队根据国际法对伊拉克的占领、在伊拉克进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授予伊拉克管理委员会（Ｉｒａｑｉ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权限。
目前国际法学界有一股扩大自卫权使用范围，特别是允许国家行使先行自卫权的势头，也就是国家在另一方武力进攻发生之前就可以采取武力行动，这尤其为部分美国国际法学者所支持，以便为美国政府的几场战争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这些学者特别强调自卫权的内生性，即国家拥有绝对和完全的权力决定何时何地行使自卫权，自卫权的行使不受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约束。〔８２〕相应地，《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就被解读为仅仅是认可而非规范自卫权的条款。〔８３〕这些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７３〕〔７４〕〔７５〕
〔７６〕〔７７〕
〔７８〕〔７９〕
〔８０〕〔８１〕
〔８２〕〔８３〕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１〕，ｐｐ．２７５－２８０．
［美］Ｗ．迈克尔·赖斯曼著，万鄂湘等主编：《国际法：领悟与构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版，第３６４页。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ａｓｓｅｓｅ（Ｅｄ．），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６）ｐ．５０５，ｐｐ．５１５－５１６．
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１〕，ｐｐ．２７２－２７５．
Ｍｙｒｅｓ Ｓ．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Ｃｕｂａｎ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５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６３），５９７－６０４．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４），ａｔ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ｅｃｕｒ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ａｔ ６２．Ｊ．Ｇ．Ｍｅｒｒｉｌ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３ｒｄ 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２４５－２４６．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３６８，Ｓ／ＲＥＳ／１３６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０１）．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４８３（２００３）；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５００（２００３）；Ｕ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５１１（２００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Ｇｌｅｎｎｏｎ，“Ｔｈｅ Ｆｏｇ ｏｆ Ｌａｗ：Ｓｅｌｆ－ｄｅｆｅｎｃｅ，Ｉｎ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Ｉ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１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２５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２），５３９，５５８．
Ｄ．Ｗ．Ｂｏｗｅｔｔ，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６９〕，ｐ．１８２．
学者主张抛弃严格的规则指引的使用武力，倾向建立更加开放和灵活的国际法标准。〔８４〕当然，这些学者也提供了一些现代战争，特别是现代武器所特有的性质，作为理据。那就是，现代武器，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空军、导弹等武器，很有可能使得首先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获得无可比拟的战术优势，而后发制人的自卫国家会处于明显的劣势。〔８５〕可能遭受战争重创的国家没有充裕的时间寻求联合国授权或者坐以待毙。这为先发制人的战争发起理论提供了军事学方面的依据。
那么国际法上是否存在着先发制人的自卫权呢？与先行自卫权相比，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更加宽泛，更容易导致诉诸国际暴力，〔８６〕是一种出于“防患于未然的战略，一种单边的、无需国际事先授权的……主张”。〔８７〕《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是否允许先发制人的自卫权呢？一部分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第５（１）条的规定必须严格地做狭窄的解释，应当将其作为不使用武力规则的一个例外。扩张性的解释可能容易引起滥用，造成严重的后果。“一项先发制人的防御措施通常被认为是严重的或是歇斯底里的对某些事实的错误判断和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８８〕《联合国宪章》处理国际和平的威胁有一套既定的程序。〔８９〕严格遵循第５（１）条的规定要求进攻已经开始。这个观点被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判决所吸收。国际法院这样写道：“（个体自卫权）只能由担心成为军事进攻受害国的国家来行使”；“各国无权对没有构成‘军事侵略’的行为给予‘集体’的武力回应”。〔９０〕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狭窄的解释太过形式化，很难与现实相吻合。要求一个国家等待另一个国家的实际进攻，继而采取自卫是机械的。这种情形下采取的自卫也是没有实际效果的。总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法学界尚无定论，先发制人的自卫权还仅仅是一种“不可操作性的初步发展的主张”。〔９１〕《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另外一个不使用武力原则的例外情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７章的框架，安理会发起的集体行动。第７章规定的是与威胁和平、和平的违反和侵略行动有关的行动。第４２条罗列了军事行动的基础，一旦一个威胁或者违反和平能够根据第３９条的规定被确定，安理会就被授予使用海、陆、空武装力量以“维持或重塑国际和平和安全”。联合国的实践是，安理会可以将执行此类措施的权力授予成员国。
联合国安理会能否授权以人道主义干涉为主要目的的军事行动呢？国际法的核心价值是作为国际体系成员的主权国家的自治性。国家的自治性和国家天然享有的包括独立权和属地最高权在内的基本权利〔９２〕同任何形式的干涉在本质上是天然排斥的。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即意味着主权国家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涉。正因如此，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受别国干涉原则被定性为强行法（ｊｕｓ ｃｏｇｅｎｓ），其位阶处于优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所订立的条约法的地位。〔９３〕尽管大部分的国家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完全的自治和完全的不干涉只能是国家社会的理想和目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不干涉原则又是“软法”，缺乏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适用准则。“不干涉”原则的执行仍然存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８４〕
〔８５〕
〔８６〕〔８７〕〔８８〕〔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Ａｂｒａｈａｍ Ｄ．Ｓｏｆａ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Ｋｏｓｏｖｏ”，３６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００），
１－１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Ｕｎｊｕｓｔ Ｗａｒｓ：Ａ Ｍｏ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１９７７）．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３７１页。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３６８页。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３６８页。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４２．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６〕，ａｔ ｐａｒａｓ １９５，２１１．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３６８页。
见前注〔６２〕，奥本海书，第１９８－２００页。
张潇剑：《国际强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版，第１０１页。
在一定的模糊性。〔９４〕联合国大会于１９７０年通过的《有关根据联合国宪章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合作国际法原则的宣言》以及１９７４年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定》重申了国家不干涉他国国内管辖权下任何内部或外部事务的义务。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判决〔９５〕中也狭窄地限制了合理化实质性干涉的胁迫要素，间接否定了扩张性的作为违反不干涉原则依据而提出的出于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干涉的“勃列日涅夫主义”〔９６〕和出于民主而干涉的“里根主义”。〔９７〕从《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引申开来，任何形式的武力干涉都是非法的，除非有安理会的授权。国际法实践的趋势也肯定和维护安理会在使用武力方面的全权，包括预防性的权力，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这在联合国秘书长于２００５年发表的报告《为了更大的自由：迈向发展、安全和所有人的人权》中得到重申。〔９８〕联合国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所处时代决定了当初的新制度设计者们极力避免任何形式的国家间的武力冲突。《联合国宪章》第２（７）条一般地“禁止联合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有学者认为，就是《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和第５１条也不能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任何法理依据。〔９９〕因此，即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极端恶劣地违反本国国民的人权也不能招致他国以军事行动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但是，现实是联合国确实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授权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东帝汶等地采取不同的干涉行动，尽管这样的授权仍然非常有限。在这些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的理据和解决人道主义干涉与不使用武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和紧张关系的技巧是某一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会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这个技术上的理据最早是安理会在罗得西亚（Ｒｈｏｄｅｓｉａ，现称津巴布韦）事件中首创的，〔１００〕并且在安理会处理伊拉克问题的第６８８号决议〔１０１〕和处理索马里问题的第７９４号决议〔１０２〕中使用并强化。国际法学界形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只要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或授权，出于任何理由和原因，任何国家或集团可以采取单边的军事行动。〔１０３〕但是，很明显，通过安理会为人道主义干涉打开军事行动之门会对联合国执行机制构成重大负担。〔１０４〕即使如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是否可以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９４〕
〔９５〕〔９６〕
〔９７〕〔９８〕〔９９〕
〔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
〔１０３〕〔１０４〕第２（４）条禁止“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方法”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干涉。这是否意味着存在“符合联合
国宗旨”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干涉。联合国宗旨还包括“发展友好关系”，“出于社会和经济之目的的实现国际合作”，等等。以这些原因进行的干涉是否完全非法和禁止呢？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６〕．
“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时，可以进行干涉。这个理论为苏联在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理据。ＩＬＭ ７（１９６８），ｐ．１３２３．
“里根主义”是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为了保存或强加一国民主可以进行武力干涉。但是，“里根主义”在美国对巴拿马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失去了市场，因为联合国大会决议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公然违反国际法。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１９８９，Ａ６．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Ａｌｌ（２００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Ｆｒａｎｋ，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Ｆｏｒｃｅ：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Ａｔｔａｃｋ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３６．
ＳＣ Ｒｅｓ．２３２（１９６６）．
决议的相关表述是：“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决议的相关表述是：“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ｏｕｉｓ Ｈｅｎｋｉｎ，“Ｋｏｓｏｖ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９３（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９），８２４－８２６．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５７．
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一些学者试图将人道主义干涉纳入联合国框架。例如，有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吻合的，即为了维护整体性的人权，这样的军事行动不应被《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所禁止。〔１０５〕此外，这样的干涉并不是为了侵害对方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因为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目的是停止人道主义灾难，而不是征服或改变对方国家的版图。这些理论和分析的落脚点仍然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未经授权的人道主义干预是一个在习惯国际法上既存的习惯权利，〔１０６〕而且联合国的创设“既没有终止也没有削弱”这一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确立的习惯法。〔１０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或鲜有证据证明国际社会已经毫无疑问地承认这个权利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ｏｐｉｎｉｏ ｊｕｒｉｓ ｓｉｖ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ｓ），一个习惯国际法上的必要条件（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１０８〕此外，习惯法上最大的困难是找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并且适应当代国际社会现实的适用标准。〔１０９〕
即使是一些西方学者在承认人权国际性和重要性的同时，也反对这种对人权和人道主义重要性做扩张性和主导性的解释和适用。在他们看来，无论使用武力是如何短暂或有限，绝大多数的使用武力必然侵害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１１０〕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单方面干涉会有被滥用的危险。〔１１１〕此外，人道主义干涉的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道主义干涉甚至不需要证明针对干涉国或国家集团真正的或推测的威胁。”〔１１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主张法律权利或追求经济和社会正义从而使用武力在国际法上是很难获得合法化依据的。〔１１３〕即使是自助〔１１４〕和报复性武力〔１１５〕在国际法上也是得不到支持的，否则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主导的不使用武力原则体系就会事实上（ｄｅｆａｃｔｏ）被修改。〔１１６〕国际外交的实践者和观察者亦反对联合国安全机制从维护和平滑向“寻求”正义。基辛格就认为这会使得共识更加难以达成。〔１１７〕
一些美国国际法学者试图创设一种新的国际法理论和规则，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军事行动进行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７〕〔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ｙｒｅｓ Ｓ．ＭｃＤｏｕｇａｌ，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２〕，ｐｐ．１６７－１７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ｉｌｌｉｃｈ，“Ｆｏｒｃｉｂｌｅ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 ｂ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５３Ｉｏｗ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７），３３４；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Ｌ．Ｆｏｎｔｅｙｎｅ，“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４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４），２０３－２７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Ｂａｚｙｌｅｒ，“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Ｋａｍｐｕｃｈｅａ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２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８７），５４７－６１９．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２〕．
Ｊ．Ｃｈａｒｎｅｙ，“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ｂｊｅｃｔｏｒ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５６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８５），１－２４；Ｇ．Ｄａｎｉｌｅｎｋｏ，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９３），ｐｐ．８１－１０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ｙｅｒｓ，Ｃｕｓｔｏｍ，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ｕ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９－２０３．
一部分学者提出，人道主义干预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或大会的授权，或者必要性相当明显，或者人道目的相当清楚，这样干预行为才能具有合法性。Ｏｓｃａｒ Ｓｃｈａｃｈ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９１），ｐ．１２６．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４０．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５４．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３７１页。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３９．
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ＩＣＪ Ｒｅｐ（１９４９）３．
Ｎａｕｌｉｌａａ Ｃａ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ｙ ｖ．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２ＲＩＡＡ １０１１．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０〕，ｐ．２４０－２４１．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Ｏ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合理化包装和诠释。这些努力集中表现在采用有别于传统国际条约解释方法的道德－政治价值的条约解释，〔１１８〕将道德理性作为高于法律理性之上的标准；或者试图将保护主权的国际法制度体系引领到保护所有人人权的体系范式之中。〔１１９〕另外一种与人道主义干涉存在些许联系的是针对一国政府瓦解或者被暴力的势力或组织所控制而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国或一些国家的军事干预不属于自卫。索马里和阿富汗战事是这种情况的缩影。阿富汗被塔利班集团所掌控，索马里的军阀不仅侵害本国人民的人权而且为非洲的恐怖主义势力提供庇护。一些美国学者也试图为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军事行动寻找合理化的理据。但是，联合国宪章在条文上并没有允许人道主义干涉的内容，尽管安理会已经批准在海地、索马里和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涉。〔１２０〕就这个争论，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判决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国际法院明确写道：“武力的使用不可能成为监控和保障对人权尊重的适当方法”；〔１２１〕“根本就不存在‘为了支持他国反对派的普遍干涉权’”。〔１２２〕尽管国际法院的判决对案件当事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没有约束力，但是，作为“法律规则定义的辅助形式”，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中的裁决仍然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国际法院明确将政治意识形态和民主等因素排除在考量范围之外。〔１２３〕（三）前瞻：不使用武力原则是否需要修正
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包括战争法在内的国际法提出了挑战。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国际法上过于封闭的包括自卫原则在内的使用武力规则是否需要变化和更新。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视角是检视《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使用武力规则是否起到了设计之初的作用和功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变革的需要也就不迫切。联合国的设计者们在设计之初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一切形式的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这也是《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规则的核心目标。〔１２４〕首先，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都曾经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在这个意义上，以《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规定为基础的战争法体系是失败的，〔１２５〕因为联合国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没有得到实现。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内的几次战争，如北约入侵科索沃和美国入侵伊拉克更是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的作用，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的规避。〔１２６〕亦有学者直呼，科索沃战争不仅标志着《联合国宪章》的“死亡”，而且是国际社会将战争置于法制之下的巨大努力的失败。〔１２７〕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后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
〔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７〕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Ｔｅ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２ｎｄ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７），ｐ．１４９．
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ｅｉｓｍａ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８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０），８６９－８７０．
北约轰炸科索沃基本上构成一个“极端情况”的特例。这种特例也可能被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所容忍。但是这种特例无法事前复制或提供标准。这也间接说明国际法或习惯法上很难有规则重塑或改变。ＪａｎｅＳｔｒｏｍｓｅｔｈ，“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Ｊ．Ｌ．Ｈｏｌｚｇｒｅｆｅ 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Ｅｄ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４２－２４３．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６〕，ａｔ ｐａｒａ．２６８．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６〕，ａｔ ｐａｒａ．２０９．
Ｓｅ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５６〕，ａｔ ｐａｒａ．１９４．
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ｌｉｅ，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２１〕，ｐｐ．２６４－２８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Ｆｒａｎｃｋ，“Ｗｈｏ Ｋｉｌｌ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４）Ｏ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Ｎｏｒｍ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ｂｙＳｔａｔｅｓ”，６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７０），８０９，８３６．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Ｆａｌｋ，“Ｋｏｓｏｖｏ，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９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９），８４７，８５４－８５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Ｇｌｅｎｎｏｎ，“Ｗｈ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ａｉｌｅｄ”，８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１６，２４．
果是国家可能不再认为有义务获得联合国的事先授权或者遵守《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则。
其次，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家之间的战争，特别是为了争夺领土的战争，不再是威胁国际安全体系稳定的主要问题。而此类战争正是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联合国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此类战争的重演。而《宪章》确立的不使用武力原则恰恰反映了世界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武力主导世界格局和政治生态的状况的反对。国际社会的成员普遍认同战争和武力不能实现联合国维护和平的目标。〔１２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演进，主权国家国内（种族）战争、人道主义灾难、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日渐成为国际事务中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这类非传统的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势力由于其特有的灵活性和非传统性而比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更具现实和直接的破坏性。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的军事行动本身并不遵循国家法准则，强求主权国家对这类敌对势力采取互惠的战争政策就是变相将国家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就如何应对此类非传统破坏势力、采取有效的集体防御仍然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
国际法是否应当接受或允许人道主义干涉呢？总体而言，国际法体系没有系统性地为任何形式的干涉或干预提供法理依据。〔１２９〕唯一的明文例外是《联合国宪章》第２条第７款，“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但是，对于各种干预的特殊形式及其程度，该条款的适用性是不确定的。〔１３０〕国际法学界一般持这样的观点，干涉和反干涉受到必要性和适当性原则的限制。〔１３１〕
人道主义干涉能否被定性为对《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的良性（或善意）例外呢？这可能取决于一些关键的因素。首先，一国违反人权行为的极端负面性是否对他国造成了损害。〔１３２〕不可否认的是，二战以后，武装冲突导致的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国内武装冲突而不是传统的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之中。二战以后的武装冲突７５％－８０％是国内冲突，而这些冲突导致的人员伤亡占所有（包括国内的和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导致伤亡人数的８０％。〔１３３〕因此，内国的武装冲突对人权的伤害可能要远甚于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其次，人道主义干涉如果被广泛使用，是否会危及国际体系的稳定，因为主权国家会担心无法控制和处理本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的事务。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紧张关系，允许使用武力的国际法框架的目的是使国际安全和和平体系更加稳定，然而人道主义干涉会危及这个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主权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是联合国对人道主义干涉采取犹豫态度的原因。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也早就指出，成员国在是否需要修正不使用武力原则的问题上存在差异，而一个分歧就在于成员国是否应当有权（或有义务）保护性地使用武力以保护他国的国民免于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或类似的反人类的罪行。〔１３４〕但是，至今
黄 韬 沈 伟：利比亚危机与国际法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新近发展
〔１２８〕〔１２９〕
〔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
〔１３３〕〔１３４〕见前注〔２６〕，路易斯·亨金书，第２０７页。
此处的干涉不是指作为国家争端解决方法之一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以后第三国的介入。见前注〔６２〕，
奥本海书，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见前注〔２６〕，路易斯·亨金书，第１９６页。
见前注〔２６〕，路易斯·亨金书，第１９８页。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 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ｈｅｎ（Ｅｄ．），Ｆｏｒ Ｌｏ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ｃｏｎ，１９９６），ｐ．１１１，１１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ｎｅｓ，“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Ｉａｎ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ａｎｄ Ｌｅａ Ｂｒｉｌｍａｙｅｒ（Ｅｄｓ．），Ｎｏｍｏｓ ＸＬＩ：Ｇｌｏｂ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Ｕ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１２５，１４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８５〕．
Ｋ．Ｊ．Ｈｏｌｓｔｉ，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Ｗ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２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 Ｌａｒｇｅ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Ａｌｌ（２００５），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ｌａｒｇｅ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ｈｔｍ，ｐａｒａ １２２．
为止，联合国在这个分歧点上贡献有限。安南仍然将使用武力的授权紧紧限制在安理会手里。而安理会作为唯一的有权国际机构，会在情况严重到足以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第七章的权力授权对反人类罪行采取集体军事行动。〔１３５〕但是，现实困难在于安理会对采取人道主义干涉的军事行动本身缺乏一致。同时，非安理会成员国对安理会的武力授权存在不信任的心理。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主张只有在两种极端情况下人道主义干涉才具有合法性：经安理会授权；剥夺人权的极端情况，如种族灭绝。〔１３６〕
国际法是否应当允许主权国家对此类非传统威胁采取自卫呢？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和解释“紧迫的危险”。一种修正国际法的路径是重新解构和定义自卫原则中的“紧迫的危险”这一成分，考虑一个可能的进攻的潜在后果。传统上，“紧迫的危险”注重的是威胁在时间上的接近性（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时间上的紧迫危险性可能是一个相当高门槛的自卫标准。受害国可能只有在见到进攻发起的时候才能合法地自卫。结果是，自卫可能只有在相当迟的时间点上才能进行。国际法院在匈牙利诉斯洛伐克一案中对“紧迫的威胁”做了一个双维度的解读。〔１３７〕除了时间（ｔｉｍｉｎｇ）上的维度外，国际法院也要求对威胁的可能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做合适的分析。尽管国际法院在此案中将“紧迫的威胁”等同于“即时性”，这个概念的具体操作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１３８〕而国家的实践显示出相当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１３９〕同利比亚有关的一个个案是１９８６年美国为报复利比亚制造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柏林袭击美国军人经常出入的夜总会———而对利比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发起军事行动之前解释说，利比亚正在计划对美国发起一系列的恐怖主义袭击。美国认为其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先行自卫，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的规定。美国还认定这些军事行动是美国在竭尽非军事救济手段之后采取的，符合习惯国际法上的必要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尽管有些国家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美国军事行动的决议，美国连同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和英国成功否决了这一谴责决议。美国显然是将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袭击视为“军事进攻”，并以军事行动回击这类恐怖主义活动。尽管在理论上美国可以争论这类军事行动是自卫，但是这个理由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因为《联合国宪章》第２（４）条禁止了非战争的报复行动，而仅仅允许针对“军事进攻”的武力。
但是，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不赞同对《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禁止单边作战的规定，因为允许国家在认为受到潜在威胁的时候能够单边使用武力会导致一个荒诞的后果（ｒｅｄｕｃｔｉｏ ａｄ ａｂｓｕｒｄｕｍ）。〔１４０〕国际法不能轻易地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在它认为受到他国威胁的时候能够不加限制地诉诸武力。〔１４１〕国际法的现实缺陷在于它的非强制性。习惯国际法对使用武力的限制对美国和北约等军事集团的实际抑制效果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对使用武力的限制是成员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条约义务和国际安全责任。〔１４２〕而国际法体系开始自生出内在的执行机制，特别是国际刑法法庭，其对发起非交大法学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１３５〕
〔１３６〕〔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２〕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４），ａｔ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ｅｃｕｒ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ｐａｒａ ６６．Ｍａｒｔｉｎ Ｄｉｘｏｎ，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１５〕，ｐ．３２４．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ｂｃｉｋｏｖｏ－Ｎａｇｙｍａｒｏ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ｕｎｇａｒｙ／Ｓｌｏｖａｋｉａ），１９９７ＩＣＪ Ｒｅｐ ７，１５－２２，５２，５４，５５－５６．
Ｊａｃｋ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Ｐｏｓｎｅｒ，“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６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１１１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Ｆｒａｎｃｋ，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９９〕，ｐｐ．５－９，ｐｐ．１７１－７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Ｆｒａｎｃｋ，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９９〕，ｐ．９８．
Ｉｂｉｄ．
见前注〔７４〕，Ｗ．迈克尔·赖斯曼书，第４２９页。
简答题 1、简述公海自由的内容。 《公海公约》列举了四项自由：（1）航行自由；（2）捕鱼自由；（3）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4）公海上空的飞行自由。《海洋法公约》增加了两项，即：（5）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6）科学研究自由 2、简述国家管辖权 （1）属地管辖权。指国家对在其所属的领域以内的人和物或者发生的事件，除了国际法规定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外，有权依本国法律实行管辖。（2）属人管辖权。指国家有权对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实行管辖，而不管其居住在国内或国外。在实践中，各国一般均采用犯罪人国籍原则。（3）保护性管辖。国际法承认，为保护一国及其公民的重大利益，国家有权对外国人在该国领域以外所犯的某种罪行实行管辖。保护性管辖适用的范围一般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犯罪行为。（4）普遍性管辖。依国际法规定，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由于其普遍地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利益，所以不论犯罪行为发生于何地和罪犯具有哪国的国籍，各国均有权对其罪行实行管辖。 3、简述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1)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限于国家，任何组织、团体或个人均不得成为诉讼当事人； (2)国际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包括：各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联合国宪章》或现行 条约及协定中所特定的一切事件；关于条约的解释、国际法的任何问题、任何事实的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的性质及其范围等四类争 端，以当事国声明接受强制管辖为前提。 4、当被指称的犯罪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公约国未按第八条的规定将此人引渡给本条 第一款所指的任一国家时，该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犯罪实施管辖权（辅助性管辖）。 《蒙特利尔公》-- 《海牙公约》的基础上增加了犯罪行为发生地国的刑事管辖权 8、什么是国际法上的承认？法律上的承认的效果是什么 概念：承认是既存国家以一定方式对新国家或新政府出现这一事实的确认，并表明愿意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行为。 效果：1 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2 双方可以缔结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条约或协定；3 承认被承认国的法律法令的效力和司法管辖权和行政管辖权；4 承认被承认国在国际法院进行诉讼的权利及其本身或国家财产的司法豁免权；5 一国一旦承认被承认国的新政府，就撤销了对被承认国前政府的承认；6 承认具有溯及的效力。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析利比亚战争的原因 市营（1）班庄倩2010125122 【摘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于“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基本概念的解释与阐述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外国的剥削实施，分析和阐述了此前利比亚战争的内因和外因。认为分别是由其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外部对于其国家资源的虎视眈眈这两个原因而形成了这场战争。 【关键词】利比亚战争社会根本矛盾资本主义 一、事件简介 由于内部的动乱和外部资本主义势力对于利本身的资源窥视已久，2011年3月19日，美军实施“奥德赛黎明”(“Operation Odyssey Dawn”)行动，位于地中海的导弹驱逐舰巴里号向利比亚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军在这次行动共发射了110多枚战斧导弹。一场由利比亚本国人民引发的利比亚骚乱，经过一个多月的演变，自北京时间2011年3月20日0：45，演变成了法英美主导的多国部队与利比亚的利比亚战争。 二、内因分析 众所周知，作为非洲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报告，2010 年利比亚的石油产业占其出口额的95%，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利亚的人均GDP 达到了将近一万五千美元，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并不低，但由于缺乏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利比亚的失业率达到了近30%。由此可见，利比亚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便是失业率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就必然要求改变或变革生产关系。1利比亚石油业的如此发达以及与之相较的其他行业的落后；高GDP以及低就业率的反差，使得其本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高失业率不但影响消费，还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群体事件、以及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信心丧失，使社会产生了动荡。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 社会基本矛盾要通过一定社会的阶层或阶级的矛盾表现出来，或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会导致代表或拥护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第11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1、试述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强行法的关系。P33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且构成国际法基础的法律原则。其特征有：1、各国公认； 2、具有普遍意义。 3、构成国际法的基础，以上特征决定了国际法基本原则还构成了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即属于国际强行法范畴。 国际强行法是国际社会作为整体接受并认为不得背离的法律规则，这样的规则只能由以后具有同样性质的强制性法律规则才能更改。其特征有：1、国际社会全体接受；2、公认为不许损抑；3、唯有以后具有同样强制性质的规则才能予以更改；4、与强行法相抵触的条约均属无效。 对照强行法的概念不难看出，国际法基本原则完全具备强行法的特征，因而国际法基本原则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但不能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基本原则对国际法的一切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有的强行法规范只是某一特定国际法领域的具体规则。 2、论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P54（简答题） 一、国家的基本权利列为四项：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 1、独立权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国事务而不受他国干涉的权利。独立自主和不受干涉是独立权的两个特征。 2、平等权是指各个国家在国际法上地位平等的权利。 3、自卫权是指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和独立而具有的权利。广义的自卫权（又称“自保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国家平时进行国防建设的权利即国防权。2）国家在受到外国武力攻击时，实施单独的或集体的武装自卫行动的权利，这是狭义的自卫权概念。 4、管辖权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国家对特定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 二、国家承担的基本义务有：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真诚履行国际义务、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等等。 3、试述国家豁免原则的发展。P65 （1）国家豁免是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一项国际法规则。由于所有的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主张管辖权，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享有豁免权； （2）19世纪末按照国家豁免原则，国家的一切行为和财产均免受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这称为“绝对豁免原则”。根据该原则，国家在外国法院的诉讼中可以对自己所有的行为援引管辖豁免； （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逐渐采用有限豁免原则。国家传统上所从事的政治、外交以及军事行为可享受豁免，而经济、贸易等原来主要由私人或法人从事的行为则不能享受豁免； （4）200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方式确立了限制豁免原则，随着《公约》的通过和开放签署，限制豁免原则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该原则将成为国家豁免立法的发展趋势。
记者２８日从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获悉，使馆当天发布安全提醒，提醒中国公民不要前往利比亚，并提醒在利比亚中国公民及早撤出。 使馆安全提醒说，利比亚战乱持续，多地有武装冲突，并向油田、港口等重要设施蔓延。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不要前往利比亚，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也应及早撤出。 自今年７月１３日利比亚冲突升级以来，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多次发布安全提醒，要求在利中国公民尽快撤离。１０００多名在利中国公民在使馆积极协助下顺利撤离。 中国在利比亚的撤侨行动标志着一个深远的转变。它让中国达到美国、英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水平，可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保护本国公民。 但它同样是一个证据，证明随着中国更深地卷入遥远（而且有时是不稳定）国度的事务，中国置身事外的能力正逐渐下降。 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专家一直对于不断增多的海外中国公民的脆弱感到担忧。2007年，16名中国石油工人在尼日利亚遭到绑架，9名被埃塞俄比亚叛军杀害。此前，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中国政府曾紧张地关注局势发展，当时瑞典等国家的政府因营救行动而受到批评。在那场危机中，中国派出了一艘货船，而美国出动了第七舰队。
利比亚的事件确实证明了中国的远程行动能力。但同样，它们似乎也表明中国正受到各种事件的冲击。 除了军事因素的问题，还有另一个重要新闻恐怕也是中国这次突然撤侨的原因之一。 利比亚：H5N1禽流感疫情 利比亚卫生部长礼达12月27日发表声明说，该国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已导致4人死亡，其中3人死于首都的黎波里，另外一人死于东部靠近埃及边界的托布鲁克市。在托布鲁克医疗中心，目前还有一名疑似H5N1禽流感患者接受观察治疗。 解放军援利比亚医疗队收治首例埃博拉确诊患者 当地时间12月23日，笔者在利比里亚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获悉，在我军援利医疗队收治的留观者中，出现1例埃博拉病毒检测阳性患者。这是自12月5 日该诊疗中心开诊接收病人以来，出现的首例埃博拉确诊患者。
作者简介:胡晓霞(1979-),女,汉族,四川内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姜世波(1967-),男,汉族,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See al so John H enry M erry m an &Davi d S .C lark ,Co m parative Law:W estern European and Lati n Am erican Legal Syste m s 3(1978). Davi d J .Beder m an ,Recepti on OfTh e C l assicalT rad iti on I n In ternati onalLaw:Groti us 'D e J ure BelliA c Pacis ,10EM ORY I NT L 'L.REV .1, 20-21(1996). 体系化、理论建构和抽象恰恰被认为是民法法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参见 美 约翰 亨利 梅利曼: 大陆法系 (第二版),顾培东等 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法典与法典编纂。 当然,这种理论建构并不说可以任意虚构理论,这种理论建构也必须符合当时国家间的实际需要。 John H enry M erry m an &D avi d S .C lark,Co m parati ve Law:W estern E uropean and Lati n A m erican Legal Syste m s 3(1978),p.3. 例如,巴恩斯的一项研究发现,51个国家采用了普通法,115个国家采用的是民法体系。(W ayn e R . Barnes ,C on t e m p l ati ng a C ivil La w Paradig m for a Future Internati onalC o mm ercialC ode ,65LA .L.REV .677,684(2005)). 论国际法的本质 On Character O f The Internati onal La w 胡晓霞 姜世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1;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内容提要:对混合法制的研究在近几年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无论国际法的产生还是执行都有赖于属于不同法系的各主权国家的接受,因此,洞悉国际法的混合法特征有助于从混合法体系中寻求国际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从国际法的历史和渊源看,还是它的司法制度,公、私法归属等方面都兼具两大法系的特征,具有混合法的本质。 关键词:混合法制 民法法系 普通法系 国际法 一、国际法先后历经两大法系传统的洗礼,已成为一个混合法律体系 国际法 一词虽然是由来自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边沁创造的,但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受过民法法系传统教育的法学家们创造的,如格老秀斯(1583-1645)、维多利亚(1486-1546)、贞提利(A l berico Gentil,i 1552-1608)、苏亚伦兹(F r ancisco Suarez ,1548-1617)和普芬道夫(S a m uel Pufendorf 1632-1694)等。 可以说,国际法最早就产生于早期罗马法的观念。虽然从实质上说国际法产生于国家实践,这些法学家们在理论上也可以创立出独立于其国内法环境的新国际法,但他们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样做,法学家们借鉴和采纳的是他们自己已有的民法体系中的制度和体制,甚至,当他们意识到需要明确拒绝民法概念时有时还会下意识地这样做,他们以民法的图景,或者带着民法的影子 创立国际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另外,我们知道,普通法要求强烈的司法造法,强调 问题的解决高于理论建构。 而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组织者,最初并没有什么法院去造法,国际法总是被视为政治家们的职责,那些政治家们怎么会允许法官来篡夺创造法律的权力?而且,或许允许通过案例来决定法律的观念与国际法也是对立的,因为案例尤其可能是地方性的,可能存在不一致,这就会破坏法律的国际统一性。所以说,在缺乏国际法院的情况下,唯一发展国际法的方法就是通过慢慢地接受理论而加以创立,即依靠理论建 构。 直到今天,人们仍广泛支持民法法系对国际法的影 响,甚至认为国际法实质上是一种民法制度。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民法法系是突出的法律传统,更多国家采用的是民法法系的传统而不是普通法传统,世界上更多的人 生活在民法传统中而不是普通法国家。 而早期的国际法可以说是欧洲列强创制,法学家们阐明的。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也随着欧洲列强们征服和殖民扩张而传播,虽然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在上个世纪中期赢得了政治独立,成为主权国家,但国家作为创立国际法的主体,国际法必
论国际法上构成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 论国际法上构成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就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1]（p.143）。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制定有关国家责任的全球性国际条约。尽管部分国家以前曾经多次倡议就此议题召开外交会议并制定一项国际公约，但该倡议至今没有付诸实践。虽然召开外交会议以制定国际公约的倡议未见响应，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法委员会）仍然承担起对国家责任进行系统研究的任务，并编纂条约草案，希望能够促进相应国际公约的诞生——在国际法委员会诞生的1949年，它就将国家责任列入研究和编纂计划。之后，先后有5位国际法权威学者担任该项计划的特别报告员，主持不同阶段的工作①。作为长达半个世纪不懈努力的结果，《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以下简称《责任草案》）在2001年得以问世。国际法委员会还为其附加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评注》（以下简称《责任草案评注》）。由于研究与编纂者皆是世界顶尖的国际法学者，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反复论证与锤炼，所以《责任草案》毫无争议地成为目前国家责任领域最权威的研究成果。 既然国家责任是国家所实施的国际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而国际不法行为又是国家行为的一种，那么一个行为构成国家行为就成为国家需要为此承担国家责任的前提。然而，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
算构成国家行为在学术界和各国政府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国际社会之所以迟迟无法制定有关国家责任的国际公约，很大程度上就缘于无法解决该分歧。这种分歧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家是一个法律拟制的主体，所以它的行为必须通过自然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然而，并非任何自然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国家行为。换言之，只有符合国际法上构成规则的自然人行为才能上升为国家行为，并由国家承担法律责任，而构成规则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在国际法上酿成国家责任是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任何国家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异常谨慎，对于制定有关国家行为的国际条约更是如此。虽然规则的复杂性和制度的重要性导致了国家之间的较大分歧，但在《责任草案》中，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缜密的分析与严谨的说理，为弥合分歧与达成共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解决思路。以《责任草案》为线索，笔者认为可以将国际本文由收集整理法上构成国家行为的法律制度归纳为四个基本原则。 二、国家整体负责原则 所谓国家整体负责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国家应当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第二，不论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具有何种职能、地位或其他特性，其行为在国际法上都由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承担责任。《责任草案》第4条第1款充分体现了国家整体负责原则。根据该条款的规定，国际法将任何国家机关以该资格做出的行为都视为国家行为，而不论该国家机关的职能、地位或者特
2014年7月国际公法 一、单选题 1、18世纪末首次将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称为国际法的学者是( B)。B．边沁 2、联邦国家属于（B）。B.复合制国家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对于因为(C )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批准，准许在中国居留。C. 政治 4、一国依条约同意为另一国的利益而不在其国境上的特定地点建立军事要塞，这种对领土主权的限制称为（B）。B.国际地役 5、最早把大陆架作为法律概念提出的是(C )。C. 美国总统杜鲁门 6、对于发生在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及船长或其他服务人员的刑事或纪律责任事项，由（C）专属管辖。C.船旗国或有关人员所属国 7、派遣国正式任命食馆（B）需征得接受国的同意。B．武官 8、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有（C）。C.51个 9、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首要的机关是(D)。D．安理会 10、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国际法院法官是( D)。D．倪征（日十奥）（yu三声）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属于排除一国国际行为不当的情况有（ABD）。A.同意 B.不可抗力 D.自卫 2、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ABCD）。A.居民B.领土C.政府D.主权 3、国际法上引渡的程序一般包括（ABC）。A.提出引渡请求 B.被请求国的审查 C.引渡的执行 4、下列选项哪些是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ABCD）A.财产权 B.休息权 C.社会保障权 D.受教育权 5、国际法中合法的领土添附有（ABD）。A.自然形成的新生岛屿 B.河口形成的三角州 D.围海造田或建立人工岛 6、沿海国在其领海内对外国船舶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可以（ABCD）。A.罪行后果及于沿海国时，逮捕船上所犯罪行的有关人员 B.罪行后果及于沿海国时，进行相关调查 C.经外交代表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 D.经船长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 7、毗连区是沿海国对（ABC）。A.海关 B.财政 C.移民 8、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AB）。A.航行自由 B.飞越自由 9、关于《联合国宪章》，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ABC）A.于1945年通过并生效 B.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条约 C.截止2001年它有189个缔约国 10、国际组织的主要机关有（BCD）B.决策机关 C.执行机关 D.行政机关 三、填空题 1、当代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两大类：（个人权利）和（人民自决权）。 2、领土主权所包含的（领土所有权）和（领土管辖区）是统一不可分的。 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划定大陆架的外交界限时，从领海基线量起到大陆架的外缘距离如果超过200海里的，其划定的大陆架宽度不应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米深度各点的等深线（100）海里。 4、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长分为如下等级：大使或教廷大使级馆长、（公使或教廷公使级馆长）以及（代办及馆长）。 5、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两种。 四、名词解释 1、政府承认：是指一国通过某种方式表示认可另一国产生的新政府有代表其国家地位或资格。政府的承认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出现社会革命或叛乱，导致该国发生非宪法程序的政权更迭，建立了新政府。改变了旧政府对外关系的方针、政策和国际关系。因而发生即存国家承
以利比亚战争为例，谈谈你对新干涉主义的理解 摘要：利比亚战争，是以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的一次武装侵略，在这次局部战争中，显示出了“新干涉主义”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干涉主义人权民主利比亚和平 新干涉主义，指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以科索沃危机为契机，新干涉主义正在西方乃至全球日渐抬头。它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的模式，日益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的危害。而且在美国及其盟国的推动下，新干涉主义在理论上日渐完备，在行动上日渐机制化、制度化、模式化。 2011年3月19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发动了名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打击，以武力方式推翻了卡扎菲政权。这场战争成为西方国家强行武力介入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一个新“范例”，“新干涉主义”成为笼罩在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块阴云。 新干涉主义的有两大理论支点： 其一是“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在人权和主权关系上大做文章，提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大力鼓吹所谓“人权外交”和“道德贸易”。这一次的利比亚战争，从一开始，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就极力凸显卡扎菲的独裁统治，在国内犯下了一系列反人类的有违人权、道德的罪行，为其下一步武力出兵，寻找法理依据。 其二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公开宣扬什么人道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维护西方价值观与“被压迫民族”权利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这次的利比亚战争，北约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干涉利比亚内政，表面上看是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实际上是暗度陈仓，以此为掩护，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大量的武器等军事支持。 最近，在西亚北非地区相继发生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了这个地区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西方则借机鼓吹“民主化”，目的是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所设置的所谓的“民主化”轨道。利比亚爆发社会动荡伊始，西方舆论便立即认定这
2011年我最关心的十大热点 日本强烈地震引发海啸及核泄漏事故 １１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９．０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部分环太平洋国家受到影响。日本的宫城县、岩手县和福岛县等地遭受灾难性破坏。受地震和海啸影响，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放射物波及全球许多地区。截至当地时间３１日，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在日本已造成１１５３２人死亡、１６４４１人失踪 多国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 １７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从１９日开始，多国联军对利比亚有关目标实施多轮军事打击。利比亚政府说，军事打击造成利比亚大量平民伤亡，机场、海港等基础设施严重损坏。 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被击毙 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军当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发动“定点”行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击毙。联合国安理会２日通过主席声明，认为这是全球反恐斗争中取得的“决定性进展”。 挪威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 ２２日，在不到两个小时内，一名挪威男子先在奥斯陆市中心政府办公楼附近引爆汽车炸弹，后在奥斯陆以西约４０公里处的于特岛开枪射杀参加挪威工党青年团活动的青少年，共造成７６人死亡、８０多人受伤 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乔布斯逝世 ５日，苹果公司网站宣布，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已经去世。乔布斯去世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欧洲多国政府官员、业界专家和民众纷纷对其表示哀悼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俘身亡 ２０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完全占领卡扎菲武装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执政当局武装抓获，随后因重伤身亡。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２３日宣布利比亚全国解放。联合国安理会２７日一致通过决议，决定于利比亚当地时间１０月３１日２３时５９分终止安理会第１９７３号决议中有关保护平民的规定，以及有关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规定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 ５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ＡＡＡ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ＡＡ＋，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３Ａ主权信用评级 英国多个城市发生骚乱 ６日，英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一些民众在当地警察局附近示威，抗议警方４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男子，示威随后演变为骚乱，并迅速蔓延到伦敦多个区域及利物浦、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曼彻斯特等多个城市。英国政府９日大幅增加警力，骚乱随后逐渐平息。骚乱导致５人死亡，２７００多人被捕，１０００多人面临指控 非洲之角地区旱情严重 １４日，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阿莫斯呼吁全球加大对非洲之角地区，特别是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去年以来，这一地区遭遇６０年一遇大旱，索马里的灾情尤为严重。目前，仅索马里就有３７０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奥巴马宣布从阿富汗撤军计划 ２２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明年夏季结束前从阿富汗撤军３．３万人。目前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总数约１０万人。在持续近十年的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累计超过１５００人
在尼加拉瓜境内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 【案情简介】 从1984年2月开始，在美国的资助和直接参与下，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织在尼加拉瓜几个重要港口布设水雷，这严重威胁到尼加拉瓜的安全和航行，并造成了重大事故和损失。美国还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攻击尼加拉瓜港口、石油设施等。为此，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控告美国在其港口布雷、出动飞机袭击尼加拉瓜石油设施和港口以及进行其他军事和准军事活动。 尼加拉瓜请求法院宣布美国的行为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其内政和侵犯其主权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为及对其本身和其国民所受损害予以赔偿，并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美国则认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因为尼加拉瓜发表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并未发生法律效力。而且，1984年4月6日美国政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对于1946年发表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在两年内不适用于“与任何中美洲国家的争端或由中美洲发生的事件引起或同中美洲事件有关的争端”，该通知立即生效，这也排除了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 【判决】 1984年5月，法院指示了临时保全措施。11月，法院作出初步判决，否定了美国的初步反对意见。法院认为尼加拉瓜1929年发表的接受国际常设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依《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具有法律效力。至于美国1984年的声明，应受其1946年声明中的“6个月后生效”的约束，这是依据诚意原则的结果。因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1985年，美国宣布退出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并中止1956年《美国和尼加拉瓜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美国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接受。法院认为美国的这些行为均发生在法院作出初步判决之后，其管辖权不受影响。根据规约第53条有关当事国一方不出庭的规定，法院决定继续审理此案。 1986年6月，法院对本案的实质问题作出了判决。法院以绝大多数票判决：美国在尼加拉瓜境内的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对尼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美支持尼反政府武装是对尼内政的干涉，明显违反了不干涉原则；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行动违反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原则；美国鼓励了尼反政府武装从事违反人道法原则的行为，美国在尼港口布雷造成第三国船舶及其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也构成了对人道法原则的违反；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并不再采取任何上述违背其国际义务的行为，并对违反行为所
浅谈利比亚局势动荡成因 杨婷婷 1049721103449 资环1103班 摘要 利比亚局势一直是国际关心的重点，虽然最终以前政权领导人卡扎菲的被推翻并身亡为节点，且利比亚的局势也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对于该国动乱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复杂因素的。内有前政府的专制独裁，外有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终归原因是由于它特殊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尽管局势已趋于稳定，在此也就各方面的因素稍作浅谈。 关键词：利比亚武力干涉卡扎菲石油利益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简称利比亚，位于地中海南岸，虽然是北非的一个国家，却靠近北美洲美国、西欧和亚洲的中东、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之间的海运线的必经之路--地中海航路中间，是中东石油运到西欧、美国的必经之路，油轮运输必经之地，东接有苏伊士运河扼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的埃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关乎整个国际的贸易，该国稳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加之利比亚还是石油盛产国，除沿海地区及南部山区外，利国大部分均为沙漠。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植被类型属热带荒漠带。是非洲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但由于缺乏勘探，一半以上的油田都未经开采。利比亚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是欧洲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想这也是法，美，英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原因。 前政权领导人的专制统治 前政权领导人卡扎菲是在1969年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军事政变中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统治，成立了以卡扎菲为首的革命指挥委员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并宣布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以武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迁都至的黎波里，将利比亚的政治重心向西转移。其政权对东部基本上是不管不顾，尽管利比亚的很多石油财富都在那里。他还通过定期改
第一章国际法的性质和基础 1.1 复习笔记 一、国际法的概念和特征 1．国际法的名称和定义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其含义具体阐释如下： （1）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各成员所公认的，而不是经由某个超国家的世界统一立法机关直接产生的。 （2）国际法以国际关系为调整对象，其中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 （3）国际法由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行为规范组成，与适用于国内社会的国内法相对照，国际法是法的一个独立体系。 2．国际法的社会基础 （1）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①国家是国际法产生的前提 只有独立自主的国家才具有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的完全能力。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也都离不开国家的实践这个基本问题。 ②国际法的产生，必须有一个社会基础 当一群独立国家平行并立，而且由于各种交互关系所带来的若干共同利益把它们联系在
一起时，一个以众多主权国家为其成员的社会就会产生。 ③建立国际法律秩序，是世界各国进行交往的一种内在需要 国际社会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各国为了建立、维持和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需在政治、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合作。国际法是以一定的社会目的为根据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各国来往频繁和组织化程度加深的国际社会里，各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影响、彼此补充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国际法在国际组织的影响下，也正在迅速发展之中。 ⑤现代国际法需要适应一种复杂的世界格局 二战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过渡。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各国国家利益和民族传统不尽相同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差异，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增无减。 （2）社会基础论 社会基础论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①独立并存的主权国家以及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国际法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及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②人类的组织化趋势，强化了国际法的地位，当代国际组织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行为体，其作用与影响不容忽视。 ③各国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与矛盾，但也不乏某些共同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是形成国际关系的一根重要纽带，而国际法则是协调各国之间利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国际法既是国家间关系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各国间的关系。 ④国际社会的需要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演变与发展，国际法律秩序的建立又有助于国际社会的进步。国际法的演变同国际社会的演变相伴而行，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的。
第二节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一、国家主权平等原则the equality of sovereignty ?（一）国家主权的概念 ?1、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 ?对内的最高权：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 ?对外的独立性：自主、平等。 “主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在本质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必然随着国际法的变化而变化”。———【美】孔慈 ?2、国家主权的相对性 ?（1）主权的行使范围受到国际法的限制：国内管辖事项范围具有相对性。 ?根本没有本质上保留给国家规定的事件，因为国际法可以对任何客体加以规定。只能有这样的区别：一般的或者特殊的国际法已经规定的事件，以及它尚未规定并且在国际法予以规定以前委诸国内规定的事件。因此，如果“国内事件”这个名词确有意义，那么它只能指第二种事件。 ———菲德罗斯 ?（2）主权的行使方式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一国不受任何限制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国际强行法、条约等 普遍管辖权 管辖权jurisdiction： ?1、领域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海陆空底范围内 ?2、国籍管辖nationality jurisdiction：一切在国内或国外的本国人、本国船舶、本国飞行器行使管辖 ?3、保护性管辖protective jurisdiction：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侵害该国的国家和公民的重大利益的犯罪行为有
权行使管辖。 ?重大犯罪、双重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八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4、普遍管辖universal jurisdiction：对于普遍地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权实行管辖，不论罪行发生地和国籍为何。 ?侵略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种族隔离罪、奴隶制及相关犯罪、酷刑罪、劫持人质罪、海盗罪、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毒品罪、危害环境罪等等 ?普遍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1992年美国《酷刑受害者保护法》 ?1998年皮诺切特案：引渡、国家豁免 ?2000年比利时逮捕令案、2003年巴勒斯坦人诉以色列总理沙龙案 ?西班牙国家高等刑事法院：犯罪嫌疑人在西班牙境内；受害者中 有西班牙国民；相关案件没有其他外国法院审理 ?普遍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阿道夫·艾西曼案 ?2006年比利时法庭对4名卢旺达人的审判 ?国家在行使普遍管辖的问题： ?1、普遍管辖不仅是一项权力，而且也应该成为一项义务。 ?2、国家长臂管辖的冲突；
利比亚“大撤侨”事件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在此次利比亚政局发生动乱，我国共从利比亚撤侨近3万人，其效率和规模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直好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为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敲响了警钟。 利比亚国内政局的动荡致使我国在当地的几十家中资企业的业务活动无法持续，并导致大规模的人员撤离和后续业务的不确定性。由此而产生的实际和潜在的损失不仅对相关的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也引发了我们对我国企业在外直接投资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主要从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区位优势选择、当地化策略和政治风险防范的角度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此次利比亚事件给我们的直接教训是，在决定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方面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在当地投资是否安全；二是能否将区位优势与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内部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总而言之，企业“走出去”必须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进行理性的投资，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优势合理的选择投资区位，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也更有效益。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本土化策略 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本土化”策略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所谓的“本土化”就是尽可能的开发和利用当地的资源来满足企业业务的运营需要，包括在当地融资、雇工，以及聘请当地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可以减少意外风险可能造成的人员费用损失。 第二，可以使当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从投资中获得直接的好处，并给企业带来长期的回报。在对外投资中不仅要遵循市场规律，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且还应当 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治风险防范 利比亚“撤侨”事件所引发的直接反应就是企业应当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避免类似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主要有：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政局动荡、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因素。 企业应当强化风险意识，在投资前应当对当地的政治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应当尽量避免到政治不安定、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比较浓重以及为国际评估机构认为具有潜在政治风险的国家进行投资。 第一，企业应当尽可能到具有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去投资，以便使企业的投资得到必要的保护，从而避免政府没收等极端政策变动风险。
【摘要】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law)是国际法学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国际法何以对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有拘束力。它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要解决与它紧密相连的另一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即国际法是否是法律，国际法是否有法律约束力？国际社会的这种“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单边追求本国利益又会受到其他国家的遏止（国际格局），所以，国际合作又成为每个国家的现实选择。为了规范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国际法作出了法的要求与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随着现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交往越发密切，国际社会无论在内容、内涵层面上都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全球的飞跃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全球问题使得对“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存在与否以及强弱的思考越发深刻。 【论文关键词】：效力依据强制力共同意志 【正文】 一、国际法的概念与产生国际法随着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产生。一般的概念上，国际法是指国家之间的“法”，国际社会上国家的存在是国际法产生的前提，在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范围广泛、内容深刻的联系与关系，为了调整这些关系，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才在交往的实践中以“共同意志为基础、协商为方式”产生了一系列调整这些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国际法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国际社会为基础，而国际社会与一般我们所称的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国”成为了国际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交往主体。除了国家这一必不可少的主体要件外，“际”，即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同样是促使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由此可知，国际法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若干国家同时存在；（2）这些国家进行交往与协作而形成各种国际关系。简言之，就是必须有国、有际。从国际法的概念当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国际法是调整、规范国际行为主体之相互行为。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根源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与对利益最大化追求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选择，因为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财富的增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域的限制使得人类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空间来发展自己的实力，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表现出极强的意识控制力，每个国家为了自我利益的保护与争夺使得国际社会矛盾交结，战争等暴力、不公正的“国与国交往方式”终因矛盾的激化而展开，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严重破坏更严重的是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无续，国际社会的无续就使得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交往缺乏和平、稳定的环境，甚至“国国自危”。例如２０世纪的两次人类世界大战使得人类从血与泪中理解到国际社会有续的重要性，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作用。国际法公正、平等等一系列原则与规范在人类不断发展的理性当中得到强化，逐渐为世界普遍接受。 二、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是指国际法具有法律拘束力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即国际法依据什么对国际行为主体具有约束的效力。按照上述中，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协议、共同同意的结果，无论是以条约或习惯还是其他协议都表现了国家的意志协调，也可以说的国家的同意。下面我以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比较来试分析国际法的效力依据，这样的分析基于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主要组成因素、国内法的效力依据从未受到质疑以及“法”在国内法体系与国际法体系的共同点：强制，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国内法的效力依据 １.法的概念对于法的产生与出现按照一般的传统理论可以理解为：法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依靠公共强制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到必须，将其定义为“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已经在全
2、当某一国际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发生冲突时，通常的原则是（ A ）。 A.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联合国宪章优先 B.联合国宪章优先 C.该条约优先 D.视情况而定，由当事国协商解决 3、国家通过使领馆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叫做（ B ）。 A.国家保护 B.外交保护 C.使馆保护 D.领事保护 4、认为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源于人类良知、理性和法律意识的学派叫做（ D ）。 A.实在法学派 B.规范法学派 C.格老秀斯派 D.自然法学派 1、18世纪末开始，一些国家宣布的领海法令大体上都按照（ B ）确定领海宽度。 A、12海里论 B、大炮射程论 C、200海里论 D、国家管辖论 5、在群岛国的群岛海道上适用（ A ）。 A.通过制度 B.无害通过制度 C.自由航行制度 D.条约规定的制度 7.关于国籍丧失，以下哪项说法是错误的（C ）。 8、联合国正式成立是在（ C ）。 9、国家通过使领馆对在国外的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叫做（B）。 6、蒙特利尔公约中关于"使用中"的界定是（ B ）。
B.从航空器为起飞而启动时起，倒着陆滑跑完毕为止 C.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到降落后24小时止 D.从地面人员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到降落后12小时止 E.从航空器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为止 10、根据1971年《赔偿责任公约》的规定，发射国对其发射的空间实体在( B )造成的损害应负有赔偿的绝对责 任。 11.关于国籍丧失，以下哪项说法是错误的（ C ）。 12.确定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条件之一是（ C ） 13.学者对国家承认的效果的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种主张，其中之一是（ A ） 14. 合法交战者有（A） 15.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只有曲入陆地的海域面积（ B ）以湾口宽度为直径的半圆面积才称为海湾。 16. 国家依法赋予出生国籍的原则之一是（D ）。 17.确立南极法律制度的基本条约是（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