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卷第11期湖北科技学院学报Vol．32，No．11 2012年11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v．2012文章编号：2095－4654（2012）11－0104－04
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20年*?
孟志刚1，熊前莉2
（1．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5；2．上海体育学院新外学院，上海200438）
摘要：综述和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认知翻译学在中国的20年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了国外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在理论本质、关联理论研究、顺应论、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隐喻的翻译、转喻的翻认知翻译等七个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翻译学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基本态势。同时，文章并试图预测21世纪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与应用的三大发展趋势。
关键词：认知;翻译;隐喻;关联理论;顺应论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实现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在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映照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早先预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其间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全新的冲击和提供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一、国外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就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早在1971年，Kussmaul（1995；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认知研究的兴趣。此后，他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解释得还不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意尝试。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 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已经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当前在中国及世界已经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二、我国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与成就
严格说来，我国的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认知语用学中有关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等。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
*收稿日期：2012－09－19
基金项目：2011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11jytq146）阶段研究成果
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方面与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与重要成果。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受语言学研究的启示，吴义诚（2000）将翻译研究分为外在性的翻译研究和内在性的翻译研究：外在性研究即传统的翻译研究，重点在与翻译结果相关的方法、标准及功能上；内在性的翻译研究可称为认知取向的翻译研究，主要从认知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解释，试图建立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翻译模式，并以此揭示翻译的心理机制和思维规律。作者还对Bell的翻译过程模式作了评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知取向的翻译研究有助于建立翻译科学。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修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尝试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同时，萧立明（2005）提出西方兴起的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框架上的语言观，对翻译有更深远的影响。认知语言学经验观、突出观和注意观的三大观点，有利于指导我们探讨翻译的方法。王柳琪、刘绍龙（2009）总结到，翻译不但是一项语言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活动。从此意义上说，翻译上的问题不外乎是译者的心理和所译的文字及其两者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翻译信息转换模型的探索是一项涉及翻译与认知及其两者间关系的交叉性、跨学科研究。文章通过对人类信息转换的认知心理过程和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范式———符号加工范式的分析和探讨，揭示了翻译与认知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翻译信息转换的认知心理模型。
最后，可喜的是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在2009年诞生了。该书作者为谭业升，作者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结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具体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紧接着，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文章最后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的评论。的确，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其中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的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充其量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就是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依据关联理论，并结合英汉翻译实例，试图论述等值翻译的局限性，最后得出结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任何翻译都应以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为导向，明确清晰地传达原文作者的意图。
另外，芮敏（2000）总结到：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和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做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等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原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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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去识别原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有完全的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李平（1999）探索到，认知理论为提升翻译理论解释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和研究对象。人们对翻译在两种语言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诸如直译意译、正译反译、增词减词、词类转换、句型转换、分译合译、功能对等、文化内涵不同处理方式等现象，试图通过人的大脑思维运作，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来加以解释。范畴化和隐喻是认知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和分析手段，范畴化和隐喻同样可运用于翻译过程，从而拓宽翻译理论研究对象，提升翻译理论解释力。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原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原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工具的语言就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映射着人类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大致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这是翻译成为可能，即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原文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于建平（2006）基于Lac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原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那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主要是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或“体验性识解观”透析《枫桥夜泊》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既有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活动中的主要体现，尝试为翻译主观性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翻译
王斌（2002）隐喻结构对翻译的论述虽有局限性，但的确解释了翻译中的某些突显现象。作者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的语（域）的整合分析，再现翻译中意义转换的心理运作过程，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同时指出若将交织作为独立认知运作，则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对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我们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中特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就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可能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同样，常晖（2008）提出现代隐喻理论认为人类的语言和思维都具有隐喻的特点。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反映和思维方式，广泛存在于英语和汉语中。隐喻概念系统根植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中。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语言文化的隐喻有同质性，更具有异质性。翻译是跨文化的认知活动。深入探讨英汉隐喻之间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运用恰当的策略，将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
的确，韦孟芬（2010）总结到，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隐喻翻译不仅要译出原文的形象、喻义，还要译出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作者简单介绍了隐喻的历史和本质，分析了文化与隐喻的关系及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并通过实例讨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隐喻互译作的基本方法，如：直译法、意译法、换喻法、明喻法、直译加注法。
三、我国今后认知翻译学的发展趋势
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发展，今后主要有以下三大趋势。
（1）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翻译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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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从修辞、语用、认知、心理、文化等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全人类普遍有效的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地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与认知与翻译综合研究交叉互补之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中国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老跟在国外学者的后面，那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语言学家与翻译家像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淑湘、刘宓庆等先生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中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强林之列。的确，中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中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或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我国学者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接见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中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
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很有收获的20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20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之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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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期孟志刚，熊前莉中国认知翻译学研究20年
认知翻译法读书笔记 陈友勋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二）模糊的意义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的传达。而然意义概念的界定本身就非常模糊，正是因为意义的虚无飘渺，难以琢磨，从没有任何一个译文敢于宣称自己达到了完美境界。同样的原文，即使前人的译文已经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后人也会继续进行翻译，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更是屡见不鲜。 （三）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语言意义： 1.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如father(父亲)，table(桌子) 2.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体现在语音（如押韵，格律，重读等），词汇（谐音双关，一语双叙），句法（排 比，倒装等），篇章（句式的变化，段落的安排和衔接，粘连等） 3.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表征意义（话语中发讯人的身份、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在交往中 的态度）、表达意义（语言符号表达说话人的感情）、社交意义（语言符号在交 际过程中建立或保持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功能）、祈使意义（指发讯人企图改变 收讯人的行为或心态的意向）和联想意义（附加在指陈意上的意义，是语言符 号唤起收讯人对其他事物的联想） 图一至图二反映了由符号的定义（Peirce符号三角）推论出翻译中的三个语言意义 （四）神经认识语言学：激活扩散模式&认识意义的动静观 符号的转换本身是静态的，而认识是大脑神经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既有静态又有动态。 举例：《二六七号牢房》开头的那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
这个，我很熟悉。” 这句话的静态意义就是“我”很清楚牢房门窗之间的距离是七步。但这句话的动态意 义却是读者看到这句话后大脑中浮现出来的一个人从门走到窗，又转身从窗走到门，来回数着步数在窗门之间走动的场景。这个动态意义已经在读者头脑中生动的模拟 了“我”在监狱中的苦闷彷徨。这里，实际上它比单纯的静态意义更重要。因为这个 动态意义才真正揭示了作者的写作用意和创作苦心。可以类比鲁迅在小说《秋夜》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 （五）认知翻译法的理论支撑 翻译的实质就体现在“原文——意义——译文”这一转换过程当中。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六）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翻译活动是“求同”和“存异”的妥协和平衡。认知体验的共性是构成翻译中可译性的 根本保证；而语言文化的个性是导致不可译性的直接原因。 一些谐音双关词等本身虽不可译，但其作用机制却是可以被人认识并再现于其他语 言之中的。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原文、译文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再大，也不过是初 始输入的语言符号刺激不一样，但译者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语符的输入形式，从而保证最终在读者大脑中达到和原文一致的激活效果。 （七）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为翻译而进行的语言对比必须在英汉语言之间形成差异的最底层展开，即在语言基 本模式的基础上展开，这样找出二者基本的差别，做出本质的解释，才能真正起到“以 比促译”且“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英汉语言共性 事实上，英汉语言中的表达，往往都是基本模式的嵌套和变形。 如：她买了一本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的书。 ——拆分开其实是： 1.她买了一本书She bought a book. 2.书里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The book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因此合并后： She bought a book which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九）形合与意合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谓的“合”就是“组合”，是语言符号由“散”到“集” 的组织手段。 汉语意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悟”字，在形式上是一个“省”字。 英语形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理”字，在形式上是一个“添”字。 例：张三打算进城买驴推磨做豆腐挣钱娶媳妇。 这句话体现了汉语在形式上“能省则省”的特点，而英语的形合结构很强调梳理清楚 各句子成分的彼此关系，重视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意思。在形式上，英语在采 取嵌套模式组句时往往是“能添则添”，而添加的这些词汇，很多都只是表明句子内 部各成分间的逻辑关系，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常见的是加上了冠词、介词、连词、 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等。如上例翻译如下： Zhang San decided to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a donkey, which would help him make bean curd by turning the mill, so as to make enough money to get a wife.
4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年５月Ｍａｙ． ２０１０ 第２１卷第３期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 ２０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度影响不小的“黄皮书”。本文检讨这套书的缘起、目的、选目方式、翻译和出版，最后分析了这套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关键词：“黄皮书”；翻译选择；接受；特殊作用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９６２（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４３－０５ 王友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５１０４２０） 一、文化怪胎“黄皮书”：缘起与目的 “黄皮书”乃中国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产品。因其封面十分简单，常用黄色胶版纸作封面封底，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故俗称“黄皮书”。其中不乏后来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它的存在表明１９６０－７６年的中国一方面拒绝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欧美日外国文学，否认其合法性，拒绝与之公开发生关系，别一方面又有压不住的强烈翻译需要。有趣的是，其中不少译著到８０年代摇身一变“扶正”了，从“内部”到“公开”；其中部分作品给特殊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黄皮书”缘于中苏两党生重大分歧之初。其前身是分歧初起之１９５７年便开始选译的“内部参考”作品，如苏联的《不单单是面包》（１９５７）。与其前身相对应者，是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变为报纸，４开４版。“黄皮书”作为批量翻译的书籍，其正式启动略晚一点，在５９年１２月至６０年１月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启动［１］，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奉命编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陆续出版。“黄皮书”前后历时约１９年，正式启动前的１９５７－５９年可谓预备期，文革初期４年（１９６７－７０）停译，１９７７－７８年是其尾声。其正式批量翻译在６０年代初。最初推出的“黄皮书”并非黄皮裹身。据参与其事的秦顺新回忆，出 了十几本“内部发行”之后，主其事的林默涵找人文社总编韦君宜商量，建议统一采用不显眼的土黄色作封面，人文社照办。后来文化界、读书界袭用“黄皮书”专指６０－７０年代翻译的“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书（不过７０年代始见白皮、灰麻麻的纸作封）。它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上海方面偶尔参与，具体由人文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充任出版者；后期上海方面参与程度高，与人文社共同负责。“黄皮书”仅是皮书系列内的一大类，类似的还有“灰皮书”，译著更多。“灰皮书”指内部翻译的“修正主义”和欧美历史、传记、政治、理论等社科著作，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商务、中央编译局、世界知识出版社参与其事，当时人民社的副牌“三联”亦参与。 出版界资深文化人陈原先生这样描述非常时期的这两类书［２］： 六十年代初，反修的热浪席卷全国，出版了两套很别致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一套用灰色纸作封面封底，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一套用黄色纸作封面封底，叫“黄皮书”。灰皮书收录社会科学论著，包括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等人的著述或评传；黄皮书则收录所谓“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承担“灰皮书”部分任务的原商务负责人陈翰伯先生曾经在文革中一份交代材料里谈及这个任务的缘起：“１９６１年底或１９６２年初钓鱼台反修小组，康生同志通过包之静要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东省“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视野 的文学通化研究》子课题“２０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家翻译群体研究”（项目编号：ＧＤＵＦＳ２１１－２－００２）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友贵，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 国文学，中国２０世纪翻译文学史，翻译史，文学翻译。
本帖最后由清风12 于2011-10-26 13:54 编辑 周作人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有多种译作，多为与其兄鲁迅合译之作。 陈望道浙江省义乌人。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译著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1920年8月），《马克思底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部分内容，1920），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等。 胡适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胡洪，字适之，汉族，安徽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中国现代哲学家、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郭沫若译著有：《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 林语堂我国最优秀的双语作家之一。有十一部中文著作，四十部英文著作和九部翻译作品，数百篇散文小品。 朱光潜中国现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译著有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歌德谈话录》等。 丰子恺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石门镇）人。中国现代漫画家、翻译家、文学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博学多能，著译甚丰，在漫画、文学、美术理论、音乐理论、翻译、书法及艺术教育诸方面有突出成就。尤以富有朴素、细腻、深沉和哲学味的散文和漫画著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董秋斯原名董绍明，笔名秋斯、求思等。河北静海人。三十年代初，出版与蔡泳裳合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士》。抗战期间，译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译著有《先知》(散文诗集)叙利亚凯罗.纪伯伦著，1931，新月、《印度童话集》印度穆.拉.安纳德著，1955，中青、《吉檀迦利》(诗集)印度泰戈尔著...。 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著名文学家、学者。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与翻译家。从20年代到80年代,他以优美的文字翻译了俄、法、英、美、日、德、意、匈牙利、波兰等国作家作品。他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日、苏、英、法、德、匈牙利、波兰、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典等国文字。译著有《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1927）、译文集《父与子》（屠格涅夫著）（1943）、屠格涅夫的《处女地》（1944）、《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1948）、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1950）、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1950）… 戴望舒浙江抗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6年发表魏尔伦的诗。翻译书目：《少女
认知语言学在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大学英语教学是重要的，为提高当代大学生英语能力服务，但现在企业快速发展，企业的用人标准在改变，对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有一定要求。英语翻译不仅是英语能力，同时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有一定认识，专业英语翻译与普通英语翻译是不同，认知语言学在英语翻译中的应用，促使学生能更好的进行翻译，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认知语言学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是丰富，语言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必须科学的应用认知语言学在英语翻译中应用，能快速提高大学英语能力，符合现代企业对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 一、认知语言学简述 1.认知语言学含义。认知语言学已经发展到30多年，现在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尤其在一些语言应用过程中。认知语言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到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学者对认知语言学提出是根据语言天赋，在学习与应用过程中，都需要人类文化知识进行解释，认知能力是学习知识的基础，在英语
翻译中引进认知语言学，对提高学生英语的翻译能力，由于认知语言学是语言的理论总称，对学习语言有促进作用。 2.认知语言学基本原则。 （1）语法性辨别与范畴化。语法性辨别是有一定规律的，具有渐进性特征，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同一个语法与语义、语法环境有一定关系，认知语言学与其它语言的语法有本质区别，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渐进性、可变性的特征，根据认知语言学特征，要实现语法学家的目标是有一定难度，必须科学的应用认知语言学语法性辨别与范畴化，掌握其基本原则，能更好的学习英语翻译。 （2）语言与其他认知。认知是认知语言的功能，必须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进行认知，除了常规的认知，还需要具有特色的认知，以提升认知语言学的特色。认知语言学是要在常规的认知中不断寻找语言现象的类似物。认知语言学家在实际工作中，要积极吸收心理学关于人类范畴化、注意以及记忆性的研究成果来不断完善理论，进而使认知语言学更具有活力。认知语言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其理论水平，能促进其实际应用的效果。 （3）句法的非自主性。句法是一种模式，英语在
两种语言，两种思维：由语言操作驱动的灵活认知处理 摘要 人们通过划分周围的物体和事件为可识别的不同类别来了解它们。语言影响这个过程的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有所不同吗？在这里，我们表明，流利的德语和英语双语根据其操作语言的语法限制自动分类运动事件。首先，正如在运动编码中的跨语言差异所预测的那样，在德语测试环境中运作的双语参与者更愿意在英语完成的基础上比双语参与者更大程度地匹配事件。第二，当双语参与者在英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行为与德语的预测一致；当双语参与者在德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与英语的预测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语言的影响是上下文绑定的和短暂的，揭示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认知的可塑性。 关键词:双语，认知，认知过程，语言，心理语言学 查理是弗朗柯斯国王，自诩为罗马人的皇帝，发现讲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有没有像人类之间能够互相区分的一种基础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在变化的语境中进行转化？语言可以为世界有意义的划分随时提供信息依据（露西，1997；沃尔夫，1956）。例如，在面孔，颜色，事件，和人工刺激上加上特定的语言标签，那么人们就会更快地区分和学习这些概念（罗伯逊，汉利，2008；lupyan& Ward，2013）。接触不同语言的婴儿一旦能说出母语的颜色，就会颜色分类上出现差异（罗伯逊，大卫杜夫，戴维斯，&夏皮罗，2004）。这种影响已经扩展到低层次的感知（蒂埃里，Athanasopoulos，wiggett，绘制，与Kuipers，2009）。在这里，我们通过操纵操作在双语者语言和测量在一个分类任务绩效的方式，探索使用特定语言在认知加工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在两个实验中，我们要求德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视频剪辑三合会描绘目标导向运动事件的相似性判断（例如，一个女人向一辆车走）。先前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人对运动事件的目标或终点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南非语、和瑞典往往提到终点，看看终点，终点在相似性判断和青睐，而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这样一个较小的程度上（athanasopoulos&拜兰，2013；拜兰，Athanasopoulos，&工作，2013；flecken，卡罗尔，和Stutterheim，2014；Stutterheim，Andermann，卡罗尔，flecken，与schmiedtová，2012）。这些跨语言的差异是因为端点偏好语言观方面的差异，一种语法手段，表达的是一个动作，状态，或事件涉及时间的流动：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一个事件的持续期是动词标记（例如，强制性的渐进的-ing形式的英语），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更容易查看事件正在进行，不强调端点。相比之下，德国，南非，瑞典缺乏观点，因此不把注意力转向运动进行性。相反，演讲者采用整体事件的看法，终点也包括在其中（详情见拜兰et al.，2013；冯斯塔特海姆et al.，2012）。 在我们的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得出在英语和德语语境中的德语和英语的单语和双语德语英语事件分类模式。如果不同的语言与事件分类的差异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任务中的性能将根据语言上下文而变化。在第二次实验中，我们打乱了口头介导的分类，要求不同组的双语者在第一和第二语言重复串的数字。发现只要动词一出现，单跨语言的差异在言语之间存在的干扰就会消失。然而，当双语者使用他们的母语语言的时候，其他语言仍然活跃和被充分利用，影响者与之有所关联的话语形式（abutalebi和绿，2007；Boutonnet，Athanasopoulos，&蒂埃里，2012；吴和蒂埃里，2010）。
中国翻译与翻译研究现状反思 【摘要】：本课题的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主体性、主体间性与翻译伦理；翻译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翻译策略与翻译批评；全球化与文化认同。第1章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了初步反思。第2章力图澄清译界关于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的模糊认识，并从观念和评判力两个方面列举实例，指出学人在当前观念转型时期亟待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将常见论文写作模式划分为七种，并抽取典型论文做范例分析。第3章详细论述了目前翻译研究中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问题。第4章将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问题与翻译伦理研究结合探讨，还指出了国内译界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等关键术语的某些错误认识。第5章详细阐述了翻译政治概念及研究范围和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范围，并分别解释了中西观点的差异与分歧。第6章从贴近翻译实践的角度具体探讨了有关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的问题。第7章先概要评点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所牵涉的文化认同问题，接着又结合博奕论对具体译例进行分析，以为论证。本课题的特色，首先在于剖析中国翻译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翻译史分期、学科框架、本土传统、新旧观念冲突等等。其次在于覆盖了翻译实践领域的绝大部分关键论题：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翻译伦理、翻译政治、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文化认同等。本课题研究以批评性反思为主，触及具体问题。既以学术为
主体，也不回避非学术因素，以期能提醒译者在商业氛围中保持职业信念，提醒同行学者在量化学术评价机制的压力下保持头脑清晰。【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实践反思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H059 【目录】：内容摘要3-4Abstract4-5目次5-8引论8-10第1章翻译理论与实践反思10-401.1翻译理论与实践概论10-131.1.1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涵10-121.1.2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特质及其关系12-131.2当前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13-281.2.1理论研究的自律13-171.2.2我国翻译史研究的盲点与误区17-211.2.3本土传统21-281.2.3.1古代、近代、现代、当代22-251.2.3.2“忠实”之于传统25-281.3翻译实践现状反思28-401.3.1语言驾驭及知识储备28-311.3.2文化意识31-40第2章学科研究现状的学理反思40-742.1学科名称与体系框架40-462.1.1学科名称40-432.1.2学科建制的体系框架与课程设置43-462.2观念与判断46-742.2.1观念转变中的困顿46-552.2.2评判力55-592.2.3论文写作模式59-74第3章治学态度与学术规范74-1023.1治学态度74-863.1.1构架疏忽74-753.1.2阐释粗疏75-763.1.3措词不慎76-783.1.4言过其
2008年1月第24卷 第1 期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an.,2008 Vol.24 No.1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其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吴 波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上海 200062) 提 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教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教学的中心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而译者的认知活动和翻译能力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模式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改进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能力;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8)01-0056-05 A Cogn iti ve L i n gu isti c Perspecti ve on Tran sl a ti on and its En li ghtenm en t On the D evelop m en t of Tran sl a ti on Ab iliti es WU B o Abstract: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 pective on translati on p r ovides a ne w outl ook on the relati onshi p bet w een 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teaching:the core of translati on teaching is t o devel op translati on abilities which are cl osely related t o the translat or’s cognitive activities.A translati on teaching mode with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 pective will hopefully facilitate the devel opment of translati on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eli m inati on of p r oble m s in current translati on teaching. Key words:cognitive linguistics;translati on abilities;translati on teaching 一、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583)”。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体验和认知的制约作用,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相比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和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它突出了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这是有关翻译活动的一个本质现象,却一直以来在翻译研究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相比解构主义、阐释学和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等强调译者(即解构者或阐释者)本身的视域、经验和立场等主体性因素在翻译活动中的发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提出要发挥体验和认知对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一方面承认认知活动对翻译的决定作用,即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一方面又指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应受到其它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间互动的制约,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王寅,2007: 581),因而它是一种追求平衡的翻译观。换言之,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承认并描述了认知活动在翻译行为中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提出译者必须尽量重现原文所表达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它既是看待翻译活动的一种新的整合性视角,同时又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翻译活动的标准。鉴于翻译教学的对象是未来的译者,而认知语言学直接关注译者认知活动的过程,强调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认知所产生的结果,笔者认为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将会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和教师在翻译教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上有新的发现,比如课堂教学的具体目标、模式,翻译教材的选择和使用的标准等。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可以为翻译教学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模式和支持。 二、翻译能力:翻译课堂的具体目标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全面介入以及译者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已获得广泛承认。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吴波,2006),笔者认为翻译教学的总体远景目标是培养合格的译者,而翻译课堂的具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的核心是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功能的能力。但需
=5>:C5:8A 5>7B;8<@B856;<>: 15 作者简介：姚振军，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摘 要：目前， 学界对“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价值与潜力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基本确立。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玛格丽特·阿曼的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并且提出认知翻译批评是认知翻译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分支之一，翻译批评中认知机制的引入能使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模范读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4）02－0015－05 1．引言 翻译研究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翻译范式的转变或 “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等。近年来翻译研究界似乎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部分转向， 2001年第三届欧洲翻译研究大会（EST ）将“回归语言学”列为会议主题（张莹，2007）。在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也自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回归语言学”的大趋势，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转向”（孟志刚熊前莉，2012），一门新的“认知翻译研究”逐渐形成（王寅，2012）。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一种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以期进一步丰富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体系。 2．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2．1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可以追溯到Bell （1991）对翻译认知心理的研究。由Danks 等（1997）编辑出版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口笔译认知过 程》 ）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过程中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道路上重要的“中转驿站”（邓志辉， 2011）。Chesterman （1998，2000）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区分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源文本与译本比较）、过程模式（研究译者从接受任务、分析源文本、语码转换、译文重构、修改直至交稿的过程）和因果模式（研究译文形成的原 因、取得效果的原因乃至人类复杂翻译活动如 何得以完成）。切斯特曼（Chesterman ）的这一翻译模式理论对译学研究很有意义，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引起了不同国度译学学者的关注，并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讨论。2000年， Maeve Olohan 编著了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Ｒ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 究模式1：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文集集中了一些有 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从而让读者更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正如该文集副标题所示，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是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文集共收录来自欧、美、澳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16篇，虽然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是都以模式理论为核心，并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研究。 2010年，Shreve 与Angelone 编著的《翻译与认知》的论文集，是《口笔译认知过程》的姊妹篇，文集认为，翻译的未来方向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且在近期将会硕果累累（2010：1，12）。在该文集中，Halverson 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 ）”的概念，并指出必须明确地沿着认知理论向前发展翻译学（2010：353）；西班牙翻译家Martin （2010：169）使用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这一术语，但她认为当前“认知翻译学”作为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属于“前 范式（Pre-paradigm ）”阶段。与该术语类似的英文表达还有：cognitive translation theory 、 cog- DOI:10.13458/https://www.doczj.com/doc/d7756012.html,ki.flatt.003965
2005年3月 第21卷 第2期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 ar.,2005 Vol.21 No.2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 “复译”、“转译”之争 陈 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 提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复译和转译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值得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在复译与转译过程中,一直存在“抢译”、“胡译”、“乱译”、“滥译”甚至是抄袭现象,应把它们与复译、转译区别开来,以促进外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规范翻译市场。 关键词:文学翻译;复译;转译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5)02-0100-05 D eba te on Retran sl a ti on and Tran sl a ti on not fro m the O r i g i n a l Text i n20th Cen tury’s L iterary Tran sl a ti on i n Ch i n a CHEN Yan Abstract:A s cultural phenomena,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are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fr om the devel 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 on in China,which deserves comp licated and syste matic study and objective evaluati on. 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should be differed fr om random translati on t o i m p r ove the translati on of f oreign literature. 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 on;retranslati on;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复译与转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方式类型而展开的论争。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一、复译之争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普遍存在,数量较多。尤其是1930年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多半。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复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复译的出现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翻译方法不断更替的一种表现。晚清时期,翻译家普遍采用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对原作多有增删、改动。五四以后,主张尊重原文的翻译家,使用逐字译和直译的方法重新翻译就成为必然。其次,复译的出现也是现代汉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体现。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30年代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30年代以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这就是30年代前后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这股潮流对翻译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如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引起人们对复译的反感、认识上的分歧及学术上的论争。 邹韬奋指出,复译不太经济,应该翻译那些有价值的未曾译过的书。(邹韬奋,1920)茅盾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 我们以为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主张复译是必要的救济。如果劣译出世,一方加以批评,而一方又能以尚有第二译本行将问世的消息告知读者,这倒真正能够免得读者“浪费”了时间精神和金钱的。(茅 001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摘要：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而对于如何实现翻译，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认知语义学类典型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引言 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汉朝和唐朝时期，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实际上是直译与意译之争；还有清代翻译大师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除了国内的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之外，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雷赛·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里，就提出了翻译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冯庆华2020：P4-5） 对于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和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特稿·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晓烽 （清华大学外文系/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市100084） 2012年9月21日至24日，“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主办，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武汉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协办。来自国内外百余所高校近30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刘军平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冯友梅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潘文国教授为大会致开幕词，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教授、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杜青钢教授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代表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次研讨会以“全球化与语言文化自觉”为主题，旨在探讨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如何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及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经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审稿组遴选，研讨会共接受论文270余篇，涵盖了英汉比较研究、翻译理论研究、文化对比与典籍翻译研究等多个领域。 在大会主旨发言阶段，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福义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Douglas Robinson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Galal Walker教授分别作了题为“语言研究能否放宽到人类之外”、“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On Mencius，the Four Shoots and the Ecologies of Translation”、“Story in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y”的精彩演讲。邢福义教授基于国外对于海豚、黑猩猩的研究以及自己多年来对斑鸠、狗等动物的观察研究，对“动物没有语言能力”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有思维的动物发出的声音即是一种语言，因为它负载信息、传达思想，因此，语言研究者可以将对于人类语言的研究扩展至人类以外，即动物语言的研究；郭齐勇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核心价值观的探解，批评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自觉缺失现象，并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是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思想动力。他还比较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并以两者间的共性论证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和谐世界建构所起到的积极意义；Robinson教授则在发言中对生态翻译学的几个基本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生态翻译学对于达尔文理论的运用限于文本，而非生态层面。另外，生态翻译学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互为矛盾之处，并未实现有机的融合。同时，Robinson教授也肯定了从中国哲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可行性，并以孟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对此加以详尽说明；Walker 教授认为，外语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编辑外语与文化记忆，文化故事是知识的基本单位，因此，学生对外语文化故事了解得越多，在外语母语者看来他们的外语文化程度也就越高。外语文化能力表现基于具体情景的知识掌握，如时间、地点、会话双方角色等等。他以具体的中英文对话为例，分析了日常普通对话里包含的文化信息，或称背后的故事。该教学法综合了听说法和交际功能法的长处，兼顾了语言结构使用的正确性和交际功能的实现。 第26卷1期2013年2月 中国科技翻译 CHINESE SCIENCE＆TECHNOLOGY TRANSLATORS JOURNAL Vol.26.No.1 Feb.2013 *作者电邮：xiaofengzhu9@https://www.doczj.com/doc/d7756012.html,收稿日期：2012-10-30/62
百科知识—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四次翻译高潮： 1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3“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4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以后---当代） 古代佛经翻译（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起步或草创阶段）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 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代表人物支谦 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约三十年间，译出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师。支谦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 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特点 1主要力量：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 2翻译全凭口授 3大多才有直译法 5佛经内容经常采用中国本土道家思想 古代佛经翻译 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末（发展期） 释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释道安，南北朝时高僧，翻译家。本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总结 了汉代以来流行的佛教学说，整理了新译旧译的经典，编纂目录，确立戒规，主 张僧侣以“释”（释迦牟尼）为姓。主要监督翻译了《四阿含》等。主张直译，
不增不减，只做词序调整。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彦琮（557—610年），俗姓李，邢台隆尧县双碑人，隋代著名高僧，他精通梵文， 也是我国佛教史上屈指可数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著作家。《辩正论》里翻译要例八备十条：就是对做翻译人的具体要求和翻译要求。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 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朔城区）人。出生于代州（约代县） 主张直译与意译、音译的结合，著有《三法度序》 真谛（449-569）梁陈时代人，翻译《摄大乘论》 古代佛经翻译（唐朝——全盛期） 古代佛经翻译（续）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近代翻译